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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评论：21 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

下一章是《政治秩序的起源》，用组织理论探索现代国家建设的奥秘，揭示不发达世界陷入贫困落后陷阱的根本原因。

编辑推荐

★ 下一部作品如《政治秩序的起源》，以国家为镜，探索新世纪人类的兴衰。随着21世纪的到来，人类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正是在这个历史关头，福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国家建设的意义上。此后，他先后以广阔的视野撰写了两部关于国家建设的历史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

★ 结合组织理论和公共管理理论，剖析国家弱基因和制度弊病的病态 基于各国的国家职能层面，以组织理论为基础，很容易理解失败的原因制度和构建高效组织体系的难度。

★ 以热切的现实关怀和福山式的历史视角，贴近世界时事和近代史，从人类社会面临的贫困、毒品、艾滋病、恐怖主义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出发，围绕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阐述了国家建设的理论，同时不忘回顾二战以来的相关经典历史案例，兼顾迫切的现实需要和深入的历史回顾。

★北京大学李强教授建议对福山状态理论十年来的研究思路进行全面回顾。李强教授不仅详细解读了本书的主旨，还在《政治秩序的起源》等后续著作中总结了作者进一步的工作。所阐述的国家建设理论，有助于读者从宽广宏大的比较政治视角，对作者概述的“世界国家建设史”有深入、全面的认识。

简介

贫困、毒品、艾滋病、恐怖主义——当今世界面临着许多棘手而复杂的问题，不仅困扰着生活在问题源头的人们，也威胁着整个人类文明的安全。学者们对这些问题的起源存在分歧。曾提出“历史的终结”的弗朗西斯·福山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国家软弱或失败。解决它们的方法是国家建设。

本书围绕国家建设的命题，从国家治理水平和世界秩序两方面进行论述。作者认为，软弱或失败的国家已成为当今世界许多严重问题的根源。为了克服这些问题，应该在精简国家功能区的同时加强国家功能区的能力。作者从国家概念入手，结合组织理论和当代政治现实，提出了在发展中国家建立强大国家体系的途径，以及国际社会在干预时应注意的国家建设手段。其他国家，最后指出，无论是民族国家建设，还是国际援助和干预，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建设小而强的国家。

关于作者

Francis Fukuyama，日裔美国学者，博士。他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兹高等研究院和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学院任教。着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信任》、《政治秩序的起源》等。住在加利福尼亚。

关于译者

郭华，牛津大学教育硕士，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社会学博士。目前居住在英国。他在国内外媒体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英国文化和教育的专栏文章，还翻译了福山的著作《信任：社会美德和创造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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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政治秩序中的中国建设/李强

2005年版序言

第一版前言

第 1 章状态缺失

关于国家角色的争议

范围和强度

范围、优势和解决方案开发

新传统智慧

系统的供给

对机构的需求

伤害

第2章弱国与公共行政黑洞

制度经济学和组织理论

目标的模糊性

委托人、代理人和激励措施

去中心化和自由裁量权

再次捡起废弃的轮子

组织模糊下的能力建设：对政策的影响

第 3 章弱国家和国际合法性

新帝国

主权的侵蚀

乡村建设

国际层面的民主合法性

媒体评论

弗朗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是当代事务分析领域的领军人物，他为我们理解当今复杂世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做出了杰出而深刻的贡献。

——塞缪尔·亨廷顿

福山令人信服地指出，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从贫困到艾滋病，从毒品到恐怖主义——并不是国家过度统治的结果，而是许多国家多年软弱或完全失败的结果。 1990 年代，国家的崩溃或软弱在索马里、海地、柬埔寨、波斯尼亚、科索沃和东帝汶造成了重大的人道主义和人权灾难。美国人曾经以为只要给钱或派维和人员就可以应对这些灾难，但 9/11 证明，即使是一个富强的国家，仍然无法免受这些遥远而混乱的土地所孕育的灾难的影响。

——巴尔的摩太阳报

福山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处理大主题，冒险，在一章中总结了发展理论的历史，在另一章中总结了组织理论的历史。他不需要诉诸技术术语来明确问题，以便读者可以跟随他的思路。

——华盛顿邮报

这本小书非常有用，来自政治思想领域的领军人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本书探讨了恐怖主义时代的一个核心问题：“国家建设”对脆弱、失败的国家的危险（有时是必要性）。希望这本书能成为国务院决策者的必读之书。

——国评

去中心化和自由裁量权

组织设计模糊的第三个原因不在于如何控制代理，而在于应在层次结构的不同级别授予的自由裁量权的程度。权力下放的适度有一些经验法则，但不是正式的理论。例如，在层次结构中的特定级别委派的职责应该对应于该级别特定的问题。这在政治学中被称为辅助性原则，即决策不应在执行特定职能的政府级别之上做出。换言之，工厂经理或项目管理员可以对其工厂或项目做出适当的决策，但无权就公司工厂之间或国际组织项目之间的资源调度做出决策。

可以合理地假设功能适当的许可级别取决于技术，因此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例如，铁路、燃煤能源、钢铁和重型制造业等 19 世纪后期的新技术受益于规模经济，因此鼓励了集中化。 [1 相比之下，Malone、Yates 等人。 （1989）根据科斯关于交易成本与等级关系的理论推测，随着廉价信息技术时代的到来，交易成本将全面下降，等级结构要么逐渐让位于市场，要么成为更加分散的组织形式，其中合作伙伴没有等级关系。信息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为许多企业实施管理扁平化、生产外包或结构“虚花”提供了理论依据。

早在当代信息革命到来之前，哈耶克 (1945) 继 von Mises (1981) 之后指出，现代经济日益复杂的技术要求经济决策的去中心化程度更高。他指出，一个经济体使用的信息绝大多数是本地的，与当地的特殊情况密切相关，只有当地人知道。哈耶克认为，这就是为什么社会主义中央计划无法在技术成熟的情况下发挥作用：任何计划者都不可能吸收和处理现代经济中出现的所有地方知识。在市场上互动的去中心化决策者可以做得更好。

同样的思路也适用于微型组织：发现供应商的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的人更有可能是正在将螺栓固定在底盘上的车间工人，而不是坐在公司总部的副总裁。近年来，许多引入精益生产（又称“准时生产”）和扁平化组织等实践的组织创新都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即需要授权本地代理根据本地知识采取行动，从而避免之间的转移上层和下层 所有信息成本（Fukuyama 1999）。

降低决策权并更接近本地信息来源，使公司能够更快地响应外部环境的某些变化。如果一个组织想要在快速的技术变革时期保持敏捷和适应能力，这种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变化相对较小或微妙时，分散的组织通常能够更好地调整其行为，因为较低级别的单位较小并且不太可能坚持某种做事方式。在去中心化的组织中，创新的速度也更快，因为子单位组织有权承担风险并尝试新技术或开展业务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