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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评论：将历史视为纯技术性的东西

我们可以将历史视为纯技术性的东西，与我们自己的生活状态完全无关。但是，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离开这样的背景。我们会被一百年甚至更久远的事件所触动，尤其是对那些对历史研究感兴趣的人。我不反对以历史研究为生，但历史学家以自己的价值观看待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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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本书是已故著名学者高华教授的文章合集，包括专文、演讲、书评、时事观察、论文评论、讲义等。历史对于读者来说，也能读到一个好的历史学家对现实世界的独特把握。人们在评论龙应台等人的著作时，看到读者高华很少倾诉大感，用敏锐的洞察力表达对时代洪流中个人生活的酸甜苦辣的感同身受，用悲伤的心情读着。 .高华教授曾到台湾讲学。虽然时间不长，但他还是发现了一些深深的暗流。他对当地社会的观察和分析在今天仍然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在评价学术著作和论文时，他犀利直爽，往往能准确把握重点，而这些看似零散的文字，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他的学术精髓。高华教授借助历史，展现了他广阔的视野、家国情怀和历史文化意识。如果说个人生命对历史的体验和理解是历史的最高境界，那么毫无疑问，他用自己的作品和生命历程为我们提供了具体的诠释。

目录

革命、内战和民族主义

在中国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论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和民族主义

蒋介石民族主义观的得失

关于抗战史的几个问题

论国民党的军事失败

阅读

过去60年，国家陷入困境

他为什么选择离开

一个学者在冷战时​​期的尴尬和坚持

“想”的疲惫和痛苦

读毛泽东的诗《人生病了，天知道吗？》

海峡对岸

台北228《手拉手》实景拍摄

不要让选举干扰正常的社会生活

绿蓝营在竞选中的动员形式

2004 年“3 月 2 日”后台湾的选举冲击

近距离感受“台岛心态”

重新思考激进主义——来自台湾的谈话

历史的技巧和概念

近年来民间当代史写作

评张明《我的现代中国教育观》

评周晓红论文《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

统计文本和图像的重构

与研究生谈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和研究生谈几部著名的历史著作

评论

回答问题

一位学生：“王世伟叙事”是如何产生的？

回答“时代周刊”：将历史研究作为一种职业

答《亚洲周刊》：回顾中国共产党60年

关于作者

高华（1954-2011），著名历史学家。现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席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兼职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当代史研究。 2007年患肝癌，2011年12月在南京逝世，享年57岁。代表作有《红日如何升起》、《革命时代》等。

优秀的试读

近年来民间当代史写作

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在中国大陆，“文字”和“民间”都是“新词”。 “民语”的“民语”后来被徐晓等人主编，文字界出现了“民”字。

然后是“写作”这个词，现在是一个平淡的词，过去被称为“写作”。 “文革”前的“文字团”非常神圣，最权威的应该是钓鱼台的反修文团。还有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动力：上海市紫丁香园市委写作组。 “文革”开始后，中央“文革”组织了一个“大批判组”，反对刘少奇的“黑六论”，每个省也有一个由地方省革委会牵头的“大批判组”，其中可能需要风雨。当时，参与者被称为“笔筒”和“学者”。虽然他们也是来来往往的“文仆”，但大部分人还是自我感觉良好。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学者”中最为突出的，都是政治局委员，甚至是常委。

过去的历史写作是历史学家的专利。在正式的历史写作中，一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另一个是强调历史的教育功能，当然还有司马迁这样的好历史。

这三个方面相互关联，相互矛盾。最重要的是自我论证。这些似乎与普通人无关。

然而，随着科技革命的兴起，在19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21世纪，电脑和打印机开始普及，个人博客兴起，现在写作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原本神圣的文字变得平淡无奇。 .

“民间”一个对应“庙”，一个对应“书院制”。与“庙”相对应的民俗自古就有，即“正史”以外的非正史。与“学院制”的对应比较复杂。近代以来，政治和社会对人的约束逐渐放松，私人写作和出版方兴未艾，私人写作史与学术史没有明确的界限，评价体系也单一。较大的变化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字被国有化，历史著作被视为一种国家行为。社会治安完全纳入国家指定的轨道，没有私人史料。

1949年后出现了另一种历史写作，即大型个人自传的写作，但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写作：一是用于领导审查干部或个人；第二，不公开，不进入大众阅读的境界。郭小川几年前出版的《评论书》就有这样的内容。

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认知刻板印象：历史是由官员书写的，尤其体现在通史和一些重大工程的年代史书写中。历史也可以由个人书写，但必须体现官员的意志。在此背景下，形成了历史读物制作、出版、推广、评价的系统体系。再加上政府办的历史学会和省社协等机构，有几位大佬在看管这个项目。获奖与颁奖与作者利益挂钩，形成产业链。这就是我们在过去六十年的历史写作中所看到的总体情况。遗憾的是，很多获奖官史的学术价值很低，但余英石先生是对的：“人文作品尤其需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大片未必能真正经得住。”

民间文学的兴起有其背景：冤案的平反，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厌恶;对外开放，引进国外读物带来的刺激；社会空间的扩大、市场化……这些都是对一元体系下长达数十年的国有化历史写作的反弹。

然而，民间历史写作是否是历史值得怀疑。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问，什么是历史？我们说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历史也是历史学家的工作。克罗齐认为，人们通常认为历史的一部分并不是真正的历史。与其他倾向于强调历史事实的人不同，克里希纳认为只有陈述的历史才能成为历史。为什么有的表达有的省略，一定是有选择的。换言之，正如葛建雄所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它的主观性”，他说：历史不仅指过去，事实本身指的是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的、选择性的记录。

说到民间写作，这里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有些是历史学家写的，有些只是普通人的作品。其中大部分是回忆录，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当然，注释不多，也不符合学术标准。

第二，谁来书写历史？学院的人可以写，但私营部门的人可以写吗？而且书院里的人要写成官家的意志吗？什么是“平民”？是在学院外吗，都是人吗？在我看来，区分正史和民俗史，是看有没有民间视角和民间价值取向：

1、正史都是从统治者的角度出发，用宏大的话语来解释历史规律。从这个角度看，人是偶然的、从属的，不是观察和研究的中心。民间的定位是跳出这个框框，“自辩”，但仍然继承了中国“学以致用”的优良历史传统。

2、正史有一个忌讳谈近代，需要遮盖。说远古要好得多，因为它与现实的关联性较小，人们也不会回避这个禁忌。也就是正如唐德纲先生所说：“谁说历史学家不能与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当然我可以与现实说话。我的观点可能是错误的，对吧？考试需要时间……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波三折，有起有落，还有很多历史，恐怕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判断。”[1]< /p>

3、官史家看人的地位，分等级；民间取向看人看重多少方面，底层也是多方面的。没有神圣的大人物，也没有神圣的劳动人民。最近看了一本书，张生写了他父亲张爱萍的书《从战场上来：两代人的对话》，是一本难得的民俗好书。这本书将领袖神化和成圣。 1958年，领导召见身着泳装的张爱萍谈苏豫问题。张爱萍回家表达对妻子的不满，实属罕见。

以上仅举几例。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史坚持民族化的历史写作是可以理解的。几个月前，我在看电视剧《热血坚毅》。拍摄非常好。向影的刻画有了很大的突破，陈毅的刻画也更加真实，但还是有一些失败的地方。比如，陈毅多次被要求说他想念毛泽东同志，他还说向英也想念毛泽东，这些都是无中生有的。当然，这是一部影视作品，可以进行艺术处理，但也不能太离谱。所以，民族化的历史叙事就是这样。只希望除了民族化的叙事，还有一段民俗史。几年前我参加了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生的答辩。他的论文题目是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恢复和安排。这是一个可以与国有化叙事对比的严肃研究。

我觉得学历史，读历史，记住余英石先生的一段话，是很重要的。他说：“学历史的好处不只是看到历史的教训，历史的教训也很少被人接受。不管前面犯了多少错误，以后还会继续。因为人性是权力还是利益在手上，但很难放弃，权力和利益都在手里历史是为了让我们了解人性。”[2]

在过去的 30 年里，民间写作有几种类型：

第一类：一些关注“文革”期间名人与普通人相遇的出版物。

例如：冯骥才的《十年百人》（1986），于希光的《牛逼不忘国：致“文革”的书信集》等。现在，到了80年代，当权者、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达成共识，就是要牢记历史上极“左”的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因此，讨论的作品很多。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1990年代以后，此类出版物的数量大大减少。在赫鲁晓夫（1954-1964）十年期间，苏联出现了一批“反思文学”，但勃列日涅夫即位不久就失踪了，被认为不妥。几年前，上海的《丰收》杂志设立专栏，从文学的角度发表对“文革”的回忆和研究文章，记录我们民族应有的历史。不是佛得到。真诚感人。 《体验史》收录了张先良、杨宪1、蓝英年、王蒙等17个人的回忆。其中最为珍贵的是叶昭妍、费振中、万方、晏平的账目。因为“文革”开始时，最大的只有十三岁，最小的还不到九岁。 “那个时代”的孩子，以及“文革”对孩子的影响，确实是以前很少提及的。他们的回忆说明了阶级斗争教育对幼儿发展的严重影响。

第二章作品——张立凡主编的《回忆：往事不归红尘》、张义和的《往事非烟》等系列作品。这两本书可以归类为文学书籍，但我把它们当作历史来读，我把它们当作民史，去官化是这两本书的共同特点。当然，可以归入民俗史范畴的书籍有很多，但能达到这两本书的层次和境界的并不多。

张一和一再强调这本书的真实性：“过去，最珍贵、最难得的个人活动是记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信件更安全的保存社会现实的方式。”运动人士可能对这句话没有刻骨铭心的认同感。 1957年运动的残酷程度超出了普通人的想象。被囚禁下放的人数如此之多，所使用的各种策略和手段在和平繁荣的时代的普通人眼中是荒谬的。 .但在当时，这些难以想象的手段被视为公平的上述行为。与《往事非烟》一样，《记忆：往事不归红尘》也是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强调历史的真实还原，强调那些悲惨经历的真实反映。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

第二类：一些研究书籍。

例：谢勇的部分作品，王学泰的《发现另一个中国——流浪文化与中国社会》，杨天士的《寻找真实的蒋介石》，根据最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由美国胡佛研究所出品，揭示了蒋的早期思想、性格和发展以及他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分析了现代中国许多政治内幕。作者是著名的蒋介石研究专家，但他并不保守。他七十多岁去了美国，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两次抄写蒋介石的日记。蒋介石大陆时代几大事件的起源，已经逐渐接近真正的蒋介石。本书对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具有重要意义。

胡文辉的《陈寅恪诗注》，背景是1983年至1985年，于英石教授在海外发表文章，认为陈寅恪晚年的诗歌中有一套“暗码”系统（即借助古典诗词和现代诗词，表达诗人的心声），这个理论一出，惊天动地。不过，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于英石的评注虽然有砸路的力量，但他只是解读了陈寅恪晚年的部分诗作。胡文辉的书，一句不留一句地解读陈诗文，阐述了方方面面的丰富性，研究的精髓，令人惊叹。 [3] 陈寅恪处于革命、内乱、外敌入侵的20世纪。他看到传统文化和道德的花朵和果实消失，在上世纪中叶开始的前所未有的一体化国家体系下担心民族意识时，将他的耳语写在诗稿中，“证据历史与诗”。几十年后，作者破译了它的“密码”，让我们了解了这座文化泰山的核心和他的惊心动魄的历史。

《吴密日记续》收录了建国后吴先生的详细个人日记，对于了解1950、1970年代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第三类：自印。

一些前右派和知识分子的作品。这种阅读材料的数量比较多。前右派长期生活在底层。他们对社会和制度的短板和弊端有深入的体验和观察。他们也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一般都有很强的反思能力，比如赵文韬的《伤害》等等。还有一些海外知识分子写的回忆录。其中，刘光华的《烈日下》非常珍贵。作者是南京理工大学建筑系教授。书中全面介绍了他工作和生活的南京工学院（原名中央大学）。 （后称东南大学）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及其对高层知识分子的影响，本书为美国华人历史学会印制的文本。

还有一些是前高官的一些不符合主旋律的作品，比如苏羽夫人的楚青的《慰问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