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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评论：

讲述一个城市从传统生活过渡到现代生活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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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成都是一个自治社会，市民自己组织日常生活。然而，晚清以来的城市改革改变了城市管理，也影响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公共空间的重组，人们传统上对公共空间的自由使用受到限制。本书以此为名，细化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讲述了一个城市从传统生活走向现代的故事。由此可见，现代化对成都的影响：日常生活方式的变化，日常生活空间向政治空间的演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

本书的作者王迪是中国城市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代表人物。生于四川成都，出版了《茶馆》等多部关于18、19世纪成都社会文化发展的著作。诠释茶馆，充满成都特色的公共空间，探讨《街头文化》中下层与地方政治的关系。这部《消失的古城》是王棣对清末民初成都社会各方面所迎来的一些创新和巨变的新颖而细致的论述。

在这本书中，我们还看到了穷人、三教九流——乞丐、妓女、苦力、小贩、工匠、挑水者、算命者、歹徒、理发师等为创造一个住在城市里。城中的庙会、节日、街头政治、改革革命等各种事件，在本书中都有生动的描述。

本书运用通俗的语言和生动的历史叙述，为我们了解一个中国内陆城市、城市文化和城市历史提供了一本通俗易懂、发人深省的历史读物。

简介

“以前喜欢大慈寺后面和尚街的味道，现在变成了太古里。”百余年的现代化和城市变革，带来了便利，也带走了成都古城的风采和风土人情。文化的消失是不可逆转的趋势。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书写历史来找回这座城市的记忆。

《失落的古城》提供了人们日常生活的丰富细节，讲述了成都从传统生活走向现代的故事。精心描绘了听戏、茶馆、逛庙会、节日庆典、街头政治、改革革命的活动，以及乞丐、妓女、苦力、小贩、工匠、挑水、算命、理发师等各种身份。等在这​​个城市努力谋生的人们。

本书从微观历史的角度，用通俗生动的语言，让我们看到成都的历史、文化和日常生活的变迁，留下深刻的反思。

关于作者

王迪，四川成都人，历史学家。现任澳门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系主任、英文学术季刊Frontiers of Chinese History（FHC）联合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消失的古城pdf预览

目录

成都还有味道吗？ ——序列1成都——三城之城

2 中国城市的自治传统

3 旧成都的邻里关系

4 小商贩和小贩的自由世界

5 让穷人有出路

6老成都的“红灯区”与妓女的改造

老成都7街娱乐

8 20世纪初都市女性的行为与形象

9 女性挑战男性世界

1000年前的春节怎么过

11 城市底层穷人与“弱者起义”

12 小商贩为城市带来活力

13 新旧交织的“改良时代”

14 20世纪初的城市“现代文明”

13 新旧交织的“改良时代”

历史是由精英书写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人物，也只能通过精英的眼光来看待。 20世纪初，当中国人开始“开明”的时候，精英们是如何描述大众的？

在精英眼中，老百姓是“乌合之众”，他们的行为、思想、信仰都存在严重的问题。

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讨论的不是20世纪初人们的真实面目，因为这么短的文章无法说清楚。我想谈的是精英眼中的人民形象，精英们是如何描述人民的。

晚清时期，一场由新的西化社会改革者领导的旨在攻击大众文化和大众宗教的激进运动蓬勃发展。

20 世纪初的中国城市经历了一个“改善时代”。但这些改革者究竟是如何理解“改进”和“更新”这两个词的呢？他们的标准和模式是什么？

1909年成都《大众日报》一篇题为《说新话》的文章部分回答了这个问题。文章写道，“新”是“旧”的反义词，作者认为基于过去的事物代表“旧”，指向现在的事物代表“新”，因此现有的传统和习俗是旧的。不靠谱和不靠谱，需要改革，改革的结果是“新”的。

根据这篇文章，所有的传统都是愚蠢和落后的，因为它们都是旧事物。 “文明”一词在晚清流行，但主要是指西方的观念和行为，由改革者传入成都。这种看法反映了改革者追求西方的紧迫性。

精英们留下的描述和批评公共行为的记录是我们检验他们对普通民众和流行文化的态度的极好来源。他们总是对普通人和流行文化持批评态度，他们攻击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从他们的穿着到行为举止。

在他们眼中，普通公民是卑微的、无知的、空虚的、不诚实的。

他们还批评行为不端的“街头小孩”留着长发、与狗玩耍、酗酒和赌博以及与妓女交朋友。街头儿童经常聚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比如皇家河岸边。因此，他们诚恳地说：“不要上王河，成为一群追逐气味的人。”

20世纪初，精英们总是把老百姓比作西方的“文明人”，批评的语气达到了新的高度。看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老百姓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老人在茶馆里造谣，年轻人躲在城墙上偷看妓女（妓女集中在靠近城墙的新华街，你可以看城墙上妓院的动向），女人被算命或胡说八道欺骗。命运之类的。

精英们连细枝末节都看得很重，1914年《国家公报》的“时事评论”栏目有一篇题为“可恨”的短文，谴责那些断枝的人。笔者称，在上海的公园里，外国人张贴“中国人和狗不准进入”的标语，不是为了鄙视和羞辱中国人，只是为了防止中国人破坏树苗。

这样的说法虽然牵强，但说明他们对所谓民众的落后行为是蓄意的。文章还提到了“文明”的概念，指出攀爬、折断树枝的行为与动物无异。

我们知道，“中国人和狗不准进入”这个牌子一直被中国革命者拿来作为例子，证明外国人如何利用一切来污名化和歧视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