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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新日本理论 作者李永靖在日本生活了十年。他是博士学位。东京大学博士，新一代日本研究代表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世界政治研究中心研究员。学术兴趣的主要领域是现代社会理论、现代国家关系史和古典政治哲学。

简介

李永靖《日本三部曲》开篇，博士。东京大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日本研究新秀

21世纪日本论，聚焦近代日本精神史，继黄遵宪《日本国史》、戴继韬《日本论》之后，中国人对日本人认知的第三次更新

百年日本精神变迁的壮丽画卷：尊王降夷、明治维新、争夺亚洲、战胜西方、世界革命理想、民主重生、民族-国家和世界主义

了解日本的关键是了解近代以来日本的成长扩张、毁灭与重生，了解近代日本的精神故事。因此，重构现代日本的精神历史，也是为了发现中国的另一个“自我”。

徐吉林、刘素日、刘青、施展点赞推荐——

徐吉林：作者从精神历史的高度令人信服地说明，日本的成长是从中国借来的。

刘苏日：“新日本论”是在“日本之路”对世界的启蒙中铺陈开来的。它的崛起、疯狂、毁灭和重生，不再是一个政治共同体死而复生的简单例子。

刘青：本书呈现了日本精神史演进过程中的巨大爆发力、自我冲突与纠葛、悲剧性的失败和最终的救赎。

表现：本书对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深刻而全面的呈现，对我们了解中国的历史命运和未来走向具有重要价值。

为什么选择日本？为什么日本是中国的另一面？

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斗争并最终融入世界主义的惊心动魄的道路。

在东亚的现代世界历史中，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对文明的热情。人类这种与生俱来的天赋和能量，让我们重新确认了东亚文明迄今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地位，以及它将在未来世界文明进程中发挥的作用。本书的重点不是复述日本近代史上著名的重大事件，如明治维新、日俄战争、参加一战和二战等，而是分析其背后的精神机制。这些事件，同时揭示了这种精神机制与东亚乃至世界历史的关系。

目录

介绍认识日本，认识自己

简介 什么是日本 - 我们的方法和观点

1、日本：一种精神现象

2、国家的精神分析：方法和问题

3、阿凡达：东亚世界体系的视角

第一章：敬王击夷：中国世界的投影

1、东亚儒家：“日本就是中国！”

2、尊王击夷：时代的水户研究

三个。世界帝国：现代日本的国家目标

第二章：争亚洲，面向世界

1、想象亚洲：日本帝国意识的成长

2、亚洲主义的三重精神结构

3、东亚内战：从亚洲主义到民族主义

4、文明使命：亚洲主义未完的叙事

附加：甲午战争与现代日本世界认识的变化

第 3 章超越西方：宇宙世界的创造

1、现代混沌：世界革命理论

2、京都学派：世界历史的先知

三个。天命的循环：现代东亚的世界主义

附加：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秩序：国家和帝国的视角

第四章世界革命：日本马克思主义的激情

1、从明治到昭和：日本马克思主义史

2、昭和维新：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变迁

3、民族与世界：对东亚世界的新认识

4、东亚世界历史中的日本马克思主义

附加：大正民主：人民觉醒的光与影

第五章民主：旧国与新国的历史意识

1、东亚王权：老少皆宜的和平

2、不断革命：民主作为现代混沌

三个。战后民主与历史理解

4、战争与民主：东亚世界历史的反思

附加：军事暴力：现代日本精神史上的污点

第六章日本宪法：从民族国家到世界主义

1、日本宪法的世界性

2、隐藏的立法者：重新思考日本的宪法争议

日本宪法的真相：民族国家的世界化

4、世界主义：日本宪法的时代精神

附加：鹤见俊介的生平：作为战后日本精神史的个人历史

第7章明治维新：东亚世界历史的精神秘密

1、明治维新的真相与意义

2、英雄、现状与历史精髓

3、改革者与东亚世界的古典传统

4、作为古典精神事件的明治维新

附加：日本转向：东亚古典精神的相遇与终结

结论青年东亚：对现代日本精神史的重新审视

1、重述近代日本精神史的意义

2、方法论回顾：我们的难点和方法

3、新世界主义与世界历史叙事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的书摘

这是一个需要日本新理论的时代。这本关于日本的书，以“分离”命名，讲述了现代东亚国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故事；这个故事是关于“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你为什么这么说？让我们先来看一些随处可见的现象。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掀起了一股“日本热”，这从日本书籍的翻译和出版就可以看出。以“发现日本”、“读日本”、“日本历史”为名的各类书籍陆续出版。这种现象，可以概括为“重新发现日本”，包罗万象，包括插花、茶道、园林、建筑、文学、艺术、汉字、政治、历史、心理学、宗教等主题。这不禁让人思考：这场“日本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世界上有那么多国家，为什么中国人对日本有这么大的兴趣？有读者可能会说，因为对我们来说，日本一直是个“谜”。这个答案不能说是错误的，但它仍然只是一个转换，并没有真正回答问题。我们需要进一步问，为什么日本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谜”？

中日两国日益高涨的相互关注热情是一种自我肯定的渴望的结果。寻找他们的前世今生，观察彼此“分离”的同行，不就是一条捷径吗？当然，“克隆人”是一个隐喻，它想要揭示的，是中日之间的深厚渊源。所谓“深层关系”，就是表面上容易观察到的各种政治、经济、文化互动的对立面，我们只能通过努力去解读来揭示它。这种深厚的关系在更广泛和深远的范围内塑造了彼此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

日本到底是什么？在这里，我不打算列出关于“日本”的各种客观描述和大数据，也不打算提供关于日本的新百科全书。我想讲的是日本近代以来的成长和精神进化的故事。这个故事或叙述，在“反照率”的意义上，是关于我们自己的。无论如何，我们都要面对这个存在。那么，这就是我们现代中国人的命运吗？如果是这样，我们未来的命运将如何？这也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这个叙述本身就是我想和你分享的“日本”。现在，我们可以暂时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阅读日本是一个寻找自己的分身，探索自己命运的过程。

为什么日本在东亚世界的现代史上扮演了如此重要的角色？为什么“日本”是现代中国的特殊存在？现代中国在精神层面有哪些独特的属性？东亚世界在未来世界文明演进中可能扮演什么角色？在这些问题的驱使下，我从精神进化的角度重述日本的现代历程，实际上是对现代日本的重新诠释。

从文明演进的角度看，现代日本处于传统东亚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的交汇点；这种边缘状况对日本的自我意识和世界意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重要的一点是，与东亚大陆其他国家不同，这种情况让日本对两种文明的长度保持高度敏感，从而获得了独特而强烈的自我意识。本书精神史叙述的起点是江户时代的日本。在这个时代，形成于宋代的朱子学被确立为主流意识形态。在儒学的普世精神和话语空间中，日本经过200多年的发展，终于构建了面向世界的普世文明意识和民族理性。我在书中将这个过程描述为“精神帝国”的创建。

由于现代日本为自己准备的普遍主义文明意识，其精神发展和政治实践从一开始就指向了世界面临的普遍性问题。在“世界”、“文明”、“东方”、“西方”、“现代”等话语建构的自我意识中，同时确立了一种普遍主义的精神格局。这种高度的自我意识和世界认识，源于日本对传统东亚共同文明和现代西欧共同文明的吸收和融合。当19世纪迅猛的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文明体系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生产能力时，东亚世界秩序所创造的精神帝国开始尝试实现自身，即将自身转变为真正的“政治帝国”。 ”。日本的民族精神开始显现，它想“统治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也就是说，它想成为东亚和世界的中心。

现代日本本身也是它参与创造的现代世界的产物，但由于其不言自明的性质而常常被忽视。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指出的，无论是作为现代日本开端的明治维新，还是作为现代日本的完整形式的日本宪法，都充分展现了它所生活的世界的面貌。本书之所以最终将这种现代日本精神的核心和完整形式概括为“世界主义”，就是要说明二战后形成的世界新秩序的本质精神是世界主义。我们重新讨论日本的目的是肯定东亚文明在人类走向世界主义进程中的作用。

李永靖：“克隆人”视角下的现代日本精神史解读

迄今为止，大多数注意力都集中在现代西方的影响上，而现代日本对东亚世界的影响却被忽略了。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的一大难题，双方在认知和情感上都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关系。为了理解这一现实，我们需要从东亚世界体系中获得一个额外的视角。那么，东亚世界演化的动力机制是什么？

一般的观点是，东亚世界在现代世界体系中的变化，是一个复杂机制的结果，从相似性到从视角分析，可以变化多端。但是，由于问题背后的特殊心理结构还没有被触及，这些解释仍然不尽人意，人们仍然不了解对方的行为。

产生这种“不理解”的原因，首先是从一个完全在中国之外的他者的角度来看日本，但事实是，两国在历史上有着相同的东亚世界秩序，几乎相同的欲望和自我意识。这就是我所说的“分裂”。正是对这种相似性，或者说“分离”的无知，导致了中国对日本的误解。 19世纪中后期，一个迅速西化的日本，作为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非常突兀地出现在中国学者的眼前。在日本看来，中国一直存在于日本民族想象和构想的框架内。甚至可以说，日本的“分离”意识更强。

日本在东亚世界秩序中形成的这种“欲望”在政治进程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构成了我们观察现代东亚世界国际关系的一种特殊方式。这种效果发生的精神方式在于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承认”一词。

我引用了科耶夫的“历史终结”理论，用黑格尔的思想解释人类起源时，解释了“欲望”的本质。他写道：“所有欲望都倾向于通过同化欲望对象的行为来满足。满足欲望就是将对象扬弃为他者，使对象成为自己的对象。”占有物为自己，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不难理解，但这些只是普通的动物欲望，仿佛饥渴引发了对食物的渴望。那么，人类特有的欲望是什么？对于人格而言，欲望意味着“被认可”，即被对象认可。而这种对“认可”的渴望，就是对对方“渴望”的渴望，“只有在一场‘认可’的殊死搏斗中，才能实现。”

对方也有“认”的欲望，所以欲望的满足必然会变成个性之间的斗争。这种对科耶夫的诠释给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发。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怕类比，我们会发现欲望在国家的起源中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也就是说，国家希望得到"承认"。这种欲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国家自我意识的强弱。由于日本长期参与东亚世界体系，形成了与该体系的核心国家（中国）同类型的欲望，以及基于这种欲望的自觉和精神。由于双方欲望的同质性，双方为“承认”和“把对方变成自己的东西”的特点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当条件成熟时，这种“欲望”就变成了“死斗”。国际公法制定并生效后，当国家行为受到法律限制时，争取“承认”的斗争转化为政治法律行为。不幸的是，现代东亚世界的进化史证实了这种国家间的精神现象。

现代东亚世界的演变史，是一部赢得西方列强“认可”的历史，也是一部期待列强“平等相待”的斗争史。这一过程不仅表现在国家间的激烈战争，也表现在西方国家实施国际法新秩序的过程中。在东亚世界，近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史，就是日本为实现自己的愿望而奋斗的历史。知道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为什么明治日本在 1870 年与清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以及随后与朝鲜的外交关系，都涉及到建立日本自身与中国之间的平等（或“平行”“对等”）关系的核心问题。

当然，还有另一面，我们至今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那就是现代中国渴望获得日本“认可”的愿望。具体来说，近代日本之所以成为晚清以来中国改革（如“1918年维新”）的蓝图或革命的源头（如“辛亥革命”），也与“欲”有关。留在日本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在明治日本看到了中国的影子。这可以说是中国近代精神史的一个重要特征。

这里只是要指出，“中国”一直是日本人渴望的对象。现代日本的“民族理性”或民族目的在于吸收和克服“中国”（或“中国世界”）。这是国家承认的最初动机。这种情况源于日本处于中华文明的外围，长期接受中华文明的影响，长期脱离中华世界体系。这种与中国的疏离关系造就了日本自我意识的特殊性。中国是日本的特殊他者；当日本想到中国时，它想到的是自己，因为中国就在日本自己之内。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日本是传统中国的分身。

日本的地理和文化边缘地位，为其成为华人世界的分身创造了条件。与日本相反，中国历代朝代，因为处于东亚世界体系的中心，实际上并没有认识到日本的自我意识和心理结构的特殊属性，所以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创造了另一个“自我”。 .

不难理解为什么日本的存在不能得到中国传统朝代的有效认可。从东亚世界秩序和文明中心的角度来看，日本并不是中国王朝认知秩序中优先考虑的特殊对象。一方面，在世人对传统中国的理解中，没有一个对象是儒家普遍话语和世界秩序所不能容纳的，因此需要特别把握；北方草原的农耕和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冲突。日本在海外独树一帜，自然无法进入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认知。

但中国很快就付出了代价。 1870年9月30日，明治日本特使柳田前光抵达天津，以极具侵略性的外交姿态出现在中华帝国面前，要求与中国签订与欧洲列强相同的贸易条约。当时，中国的士大夫对此根本不了解，因此高估了这个陌生邻居的自我意识和世界意识的发达程度。在当时的统治者眼中，“今日日本是明朝倭寇”已成为主流认识，日本被视为明朝时期扰乱东南沿海的倭寇。他们没有意识到，无论从智慧文明的发展，还是从国力的发展，日本正在成为它自己追求的目标，成为“中国”世界的核心国家。

我在这里指出传统中国对日本缺乏了解，当然不是再次指出中国王朝的傲慢和自负。事实上，这样的批评往往没有抓住重点。作为东亚世界秩序和安全的提供者，作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作为一个庞大的帝国，中国传统王朝固有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必须与其制度相辅相成。

我想指出的是，现代日本的异军突起给中国世界带来的挑战，从人类的普世历史来看，倒是一个新文明的机遇。受日本“分身”的启发，这个具有相同精神和愿望的“他我”，近代中国开始了重新认识和发现自己，重建与世界关系的过程。这一过程尚未完成，但无疑构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文明自我更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重新认识日本其实是一种重新认识自己的方法和手段，因为这个特殊的对象也是中国自身的镜像。从东亚世界秩序的角度看，中日两国互为镜像。

简单地说，“分离”一词用来表示以下关系：当今人们观念中的“中国”和“日本”同源的古典世界秩序和东亚的古典文明，双方有深刻的意识。具有相似的结构，因此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彼此不同的“他者”。中日关系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如果我们暂时搁置目前相互分离、界限清晰的“民族国家”概念，我们将看到两者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精神和愿望的相似性，表现为对普遍文明和对世界秩序的渴望。作为传统东亚世界文明和意识形态的载体，儒家思想是这种共性的基础。而这种共性，即世界主义，植根于普遍适用的儒家哲学概念。

对东亚世界国家关系的简要描述，需要我们从整体结构的角度重新审视东亚世界的演化过程。这种整体结构首先是指一种共享的心理认知结构，它出现在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的东亚世界秩序中。目前我们还没有触及到这个结构的起源机制，但是如上所述，这个结构的某种精神表现在历史进程中已经显示出独特的力量。因此，对这一结构进行描述、表征和分析，是我们探索日本民族特色、分析中日关系的必然对象和有效路径。

从这个角度看，重构和分析现代日本精神史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中国的另一个“自我”进行精神分析。我们需要分析这个“自我”曾经拥有的世界历史的愿景和愿望，它的自我意识的萌芽、成长和毁灭，以及它最终自我诞生的历史路径。只有在这种对外部“自我”的关注中，我们才能认识和理解现代日本的民族特征，民族思想和政治行动的逻辑和心理基础。

当然，我们可以做进一步的扩展。当前中日关系的巨大差异和中日相互看待的视角，源于现代国家宪法的原则，尤其是精神秩序的对立和冲突；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在本质上具有异质性。而这种对立和冲突，可以概括为特殊的“民族国家”和普遍的“世界主义”在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对立阶段。从传统的东亚世界秩序到现代帝国，到现代民族国家，再到现在的后民族国家时代，中日两国在这个演进序列中的位置差异，强化了各自的错位。别人的认知。

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在于，国家存在方式的错位导致了心理认知的错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惊叹和钦佩。

正如“日本”是中国的情结一样，“中国”也是日本的情结。这是一种古老的心理创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派曾指出，只有了解这种创伤形成的历史，对这种创伤进行精神分析，才有可能找到克服它的方法。相反，任何以现实的强权政治观念来加强安全感的尝试都会产生相反的效果。因为这种做法会强化双方共有的心理结构，每增加一次对方的实力，都会同样程度地增加自己的焦虑。这是1990年代以来中日关系面临困境的根本症结所在。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日本问题”远远超出了一般国际关系中的经济合作和安全等具体问题。如何认识“日本”，也是一个如何认识自己的问题。例如，中华文明的特点是什么？它在历史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在当前的中国—世界格局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在思考这些问题时，日本近代以来的民族演变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替代的历史经验。

当然，要这样理解和思考，我们必须面对各种困难。障碍之一是我们现在用来了解自己和世界的各种概念具有明显的明治日本属性。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这些主要从近代日本引进的观念和观念，可能会流行一时，也可能会产生长期影响，但它们对近代以来中国人的世界观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这种共享的语言结构意味着双方在对现代世界的理解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出现了某种同质化的主体。由于这句话包含了日本特有的世界知识，所以今天我们重新审视和分析这种世界知识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这是“克隆人”视角下的新日本论的出发点。

《分离：新日本》的读者首先是中国读者，但对于日本读者，我也希望这本书能帮助他们转变自己的历史认识。因为我采取的是普遍主义和普遍适用的观点，我们都需要在普遍文明的视野中重新审视自己的道路，在文明史中重新定位。

在当前的自我历史认知中，日本深受“民族国家”框架的束缚，不仅无法与自己和解，更无法与侵略的亚洲国家和解。只有将过去的行为载入人类文明史，重新审视自己的历史，日本才能摆脱民族国家的历史包袱。归根结底，日本自身在近代的奋斗和失败，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成长过程中付出的惨痛代价，但如果日本不能在人类文明史的进程中重新思考自己的历史和道路，面对自己的光荣从容，屈辱和犯罪，永远得不到它渴望的意义和认可。

这就是所谓的“新世界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然而，对近代日本精神史的重新叙述，将把我们带入文明发展的真实历史境地。回到历史语境，努力理解历史主体的精神世界和意义世界，是我们不可回避的责任，因为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就是这个主体活动的结果。因此，这种新的历史叙事将为我们注定要生活的历史构建一个不可或缺的意义世界。

这个意义世界，归根结底，决定了我们人类尊严的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