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自己作为方法与项飙谈话电子版免费版高清版|百度网盘下载

编者语：人类学家项飚以亲身经历回应当今年轻人的精神困境，为80年代、阶级流动、大学教育、民族与民粹主义、中国意识等社会问题寻求新答案<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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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TOP4热门访谈类书籍，以自己为方法pdf免费版，主要讲述吴起与向飚、人类学家向飚的访谈和对话，开始从个人经验出发，回应当今年轻人的精神困境，对1980年代、阶级流动、大学教育、民族与民粹主义、中国意识等社会问题寻求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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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重建对话精神的程序

前言 自我是一种方式

北京专访

面试前

童年照片

1980 年代

北大青年的焦虑

“浙江村”研究

年轻人的悲哀

边缘和中心

个人危机

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用80后批评80后

什么是批评

认识的知识

牛津采访

面试前

牛津记忆

距离和即时性

人类学圈

非小说类写作

学术不是职业

民族与民粹主义

新加坡启蒙运动

“拥挤的”社区

跨国自洽的小世界

大学应该寻找例外

有问题的个人经历

新研究

共同理想

Squire 作为一种方法

温州采访

面试前

人类的繁殖

阶级流动的悖论

找新词

作为中介的人类学

让我们再谈谈侍从

结束

附录

向彪著作目录

索引

简介

北京、牛津、温州、杭州、上海两代学者，用三年时间完成了这场对话。他从向飚教授的亲身经历出发，追寻一系列超越自身的问题，包括对半个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知识共同体、全球化与民粹主义、人类学方法论的反思。本书提供了对话记录，也提供了审视问题和思考的方法——如何在自我增殖的潮流中定位自己，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创造性地打造身边的小孩子。在一个陷入思想的社会中，世界如何回答宏大的命题。

作者介绍

向飚，1972年生于浙江温州，1995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毕业，1998年获硕士学位，获博士学位。 2003年获英国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博士学位。现任牛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着有《跨界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全球“猎尸”：世界信息产业与印度技术劳工》等。

吴奇，《单读》主编，原《跨界》、《南方人物周刊》记者，毕业于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下一次会火》译者。

作者声明

没想到这本书真的出版了。从一开始就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当编辑罗丹妮和我的朋友郭玉洁介绍我去见向彪先生，甚至在这三年的每一次谈话中，直到最后，在消除的过程中在出版过程中遇到困难和前进，我一直都心存疑虑。如今，这种怀疑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日常的、普遍的时代心态。对人和事的期望不是太高。机会非常脆弱，也充满风险。希望经常因各种原因而失败，而且失败的次数更多。放弃之前。按预期完成一个计划，这已经成为一件特别出人意料的事情。

但我经常想象如果这本书真的完成了我会有什么感觉。就像我之前写毕业论文的时候一样，我挣扎着写完课文，迫不及待地想写一个后记。这种本末倒置也很有症状。人们急于下结论，急于情绪的表达和情感，而忽略了一切都有其特定的劳动和不可预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的情绪时而愤怒，时而悲观，时而感受到这本书的重要性，时而觉得它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我用多种不同的语气思考了这篇文章。最后，当所有的工作都快完成了，我终于需要坐在电脑前回到过去时，我发现我的大脑停留在一个惊人的平静节点——我可以客观地对待这本书，就像对待他人的工作。过去的自己也可能是某种他者，我们曾经付出的智力活动、文字工作、时间和旅程都变得自足，开始自我解释。这让我想起了向彪先生在人类学研究和生活经历中经常强调的一点。相比知识分子、学者、教师的头衔，他说自己更像是一个温州人做打火机，发表自己的看法，在发表评论之前，最重要的是先做打火机。现在这个“打火机”就在你面前。

如果还有什么需要制作人提前解释的，可能是一个小导游的工作来解释为什么以及如何发生了这个长篇大论。这也可能延续口述历史的精神，它在社会学话语中仍然保持着一种主观的观点。一个更实用的用途是希望向阅读它的人解释这本书的样子。一方面是有意识的工作，编辑、提问者、回答者的观点不同，但都有明确的目标，不断地纠正和统一。另一方面，这也是一个参与者必须先交出自我，再放开自我的过程，共同探索，直到最终发现，让我们碰撞的正是“自我”的工具。带着超越自己的问题。 .

最早的想法是用一本书的体积来策划一场长谈，打破一般媒体在时间、风格和议程设置上的限制，深入讨论问题，广泛推广，更重要的是，谈论脱离现实的生活。我们都同意这个方向，但不知道如何实现。那个时候的项彪先生大概还没有准备好审视自己的人生，谈起自己也颇为谨慎；丹妮担心如何说服公司和同事打破僵化的出版惯例，接受这种国内没有多少先例的尝试；而我也只能顺着最初的陌生和直接的好奇，硬着头皮问第一个问题。

第一次谈话是在北京机场附近的一家“国际酒店”，向彪先生在此中转，停留时间有限。在所谓的“国际化”酒店里，陈设很土，没有公共的交谈空间，只有大堂的一小块区域用玻璃隔开作为茶水间，没有人打理生意。我们从下午到凌晨都在这里。第二天一早，我又上了班车，继续在机场的咖啡厅。谈话完全超出了原本准备的大纲，脱离了学术访谈中常见的抽象和普遍的概念，甚至在观点上也没有做太多的质疑和澄清。想象一下遇到两个还比较陌生的朋友。在他们弄清楚对方是谁，经历了什么之前，任何陈述似乎都太仓促了。于是我们按照日常的逻辑，盘旋在一些基本的甚至是闲聊的问题上，比如他是怎么在温州长大的，他在北大的大学时光除了研究“浙江村”是怎么度过的。虽然充满了个人记忆，但与其他主动感性记忆不同的是，提问者出于诱惑，回答者出于礼貌和严谨。回忆回忆，推敲背后的问题。所以有时谈话似乎离题很远，最后又回到了起点，一些我们本来想讨论的问题或理论，比如乡绅、知识精英、80年代的反思、教育问题等，比如沙滩上的贝壳，在这潮水的来回中逐渐浮现。

出乎意料的是，这决定了我们说话的方式，并为一首长音乐找到了和弦。既符合向飚老师偏重散漫的叙述习惯，又自然地突破了采访的局限，为新音乐提供了新的契机。准备结构和更大的容量。它也成为我们有意识的工作方式，摒弃概念框架，尊重对话的流动，使其真正成为一种漫无边际的东西。

第二次，我们在英国牛津见面。这是向彪先生工作和生活了20多年的地方。他带我参观了这个千年古镇，影响历史进程的学者和政治家出没，我们走得轻快，没有在那些故事中徘徊，他们参与制造的神话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这次谈话希望克服和重新审视一些事情。陌生的牛津风景已经失去了一些魔力，甚至在了解被访者的意义上，也没有提供太多的辅助信息。因为我惊讶地发现，当谈到我们关心的关于一个人的思维过程的问题时，物质生活的转变并不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我只记得那些阳光明媚，风不停吹草的日子。我们在他的办公室和他的家之间来回走动，随时停下来坐在户外，谈话还在继续。中途去超市买菜，去书店看看，都只是小插曲。城里有一块田地，他累了就去散散步。激烈的思考体现在生活中，有时只剩下一点点回味和痕迹。毕业离开中国后，向彪先生在这样一个轻松、开放、全球化的环境中工作，过着持续、紧张、自律的精神生活。他还谈到了新加坡的学习访问，这可能比牛津、北京大学等光荣的名字更令人大开眼界。这是一个在大国纷繁复杂的政治中寻找一席之地的故事，提醒着所有追逐中心梦想的人，在寂静中到处都能听到声音，在边缘找到边缘。

这次演讲还让我意识到了一个缺点，即遵循个人“流动”轨迹的叙述可能会导致对特定研究的短暂停留。虽然介绍研究成果不是本书的目的，但作为学者，专业研究中的沉思和实践是“自我”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向飚先生对此表示赞同，我们下次再谈。等有机会在温州见面，那是四个月后。在寻找新课题的同时，我们在近几年开始增加他的研究。除了《浙江村》和《环球体猎》这两部著名的研究之外，还有他在留学、养老、祭祀等方面的研究。探讨经济学等话题，对“人类繁衍”概念感兴趣，关注香港、北京、民族问题等公共事务。在温州，我还见到了项彪先生的父母和亲戚，包括对他童年影响很大的三叔。三叔比较健谈。他讲述了1930年代和1940年代在温州沿海闹事的海盗，从附近突然飞来的子弹，温州的内部差异和家族历史，并详细解释了餐桌上的每一道地方菜。做菜的步骤。他以一种自然且更直接的方式肯定了我们为本书建立的对话精神，直接从生活经验中汲取历史知识，而无需理论框架和参考资料。这或许就是向彪先生一直强调的温州风味的来源。这次我们在温州逗留了很短的时间，直到我们一起在车里，在出租车里，在迟到的候机厅，甚至在飞机的轰鸣声中，才有了大把的空闲时间说话。在这一点上，我准备保持头脑和录音机的开放，以捕捉一路上的思想风暴。这已经成为我们常见的工作场景，各种移动车辆和中转节点短暂相遇，从不同的地方，然后到不同的地方，就像一个高速集成商，集中交换大时代、小世界的信息。这个过程本身也像是一个比喻。在信息和利益加速流动的时代，人与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和对话显得如此缺乏和紧迫。这符合他的牛津校友、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信条，他始终相信“语言与思想齐头并进”，正如柏林钦佩的法国知识分子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所说，“社会对话是人类的关键”。以会话为载体，以人类学为中介，以乡绅为思想资源，以自我为方法，这些整体线索也清晰起来，一本书的骨架终于接近成型。直飞的向彪老师在夜航中第一次表现出疲惫。

三年来的几次主要对话都是这种情况（不包括其他补充采访），还有一个小的“回忆”。对于我来说，这确实已成为一种有纪律的方式来解决情绪的洪流，直面我们的努力和可能的不足。此外，在其他会议和邮件交流中，我们密切讨论了稿件的内容和风格，具体到标题、小节、注释、索引、设计等文字细节，也谈到了他们的现状和新世界.事物。对于个人而言，这当然是一次愉快、和谐、丰富的对话，但更重要的是，它帮助我们理清了原本模糊的方向，找到了观察和反思的地方。 “自我”不再是一个自成一体的概念，而是一个可以检验的命题，在不同的层次和权重上有着不同的尺度和距离，而不是一些抒情或模糊的词。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们的原则是尽量保持对话的原貌，尊重聊天的原语感和流畅性，不去处理一些口头表达的特点。我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恢复一定的场景感。很多问题都是临时提出来的，随着周围的环境和所见所闻的变化，也融入了我在不同阶段的感受和困惑。向飚老师也立即回应，没有提前准备，抓住一个话题快速进入分析，重新提出一些我们习惯的概念和现象，整理思路后又放回经验抽屉。它充满了偶然的发现和共同的探索，很少有沉默的时间，我第一次意识到有些沉默只是令人心烦意乱。最后，我们根据谈话的时间和地点来组织本书的结构，也是因为在时间和空间的意义上，它是最接近实际情况的。

因此，“自我”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突出，包括我们有意识地表现出来的部分，以及无意识表现出来的部分。多对话基础供读者讨论和批评。但自我呈现从来都不是目标，甚至相反，本书的目标之一是把这个概念从利己主义的泥潭中解放出来，揭示已经依附于它的历史背景和社会关系。本书更具体、更内在的对话对象是一般知识分子，如学者、艺术家、学生，以及从事其他职业但始终保持阅读和思考习惯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因为我们的话题之一一直是知识如何更有效地干预社会，而向飚先生的学术风格和行为，他对人类学的创造性运用，以及他对1980年代“文化热潮”的批判都是基于知识分子护理是基于对这一传统的积极反思。在新的技术条件和社会结构下，他释放的转型信号是新一代知识分子发挥想象力和行动力的起点。

和向彪先生一样，我也在北京大学接受了大学教育，之后在媒体、出版、书店工作。我一直秉承写作的传统，相信宣传的精神。努力跟上谈话的节奏对我来说是一种如饥似渴的学习经历。向飚老师展示了孜孜不倦的思考过程和对一路上遇到的问题的狩猎般的决心和精准，我也相应地训练自己在思考和实践之间来回穿梭，参与到周围小世界的创造中。1、具体到工作，这次采访更新甚至重塑了我对媒体工作的想象。它终于突破了虚荣和短视的本质，摆脱了非此即彼的思维习惯，找到了一种平衡而持续的热情。

对本书的编辑 Rodani 的特别提及不仅仅是致谢。她完全超越了普通编辑对一本书的投入和奉献，不仅为一本书找到了最合适的出版形式，还将自己对当代社会和公共话语的思考加入到对话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并没有有意识地打破对学者、记者和编辑既定专业身份的单一理解。当界限被打破时，就会产生新的想法。应该说，这本书是我们三人共同的作品。

希望这本书能接触到更广泛的读者，这可能是我们喋喋不休地谈论“自我”的最基本动力，对话将继续下去。无论是在我们熟悉的知识渊博的人范围内，还是在比较陌生的人当中，如果你也愿意结交陌生的朋友，以思考为乐，以思考为生，本书愿意被视为一份善意启动通信。就像我们三个刚刚开始这段对话一样，就像在丛林中打水，在直觉中反省直觉，在变化中确认相对不变。你会发现，在开诚布公的谈话中，现成的观点和预设会失效，价值观需要重新确定，精神会焕然一新，困扰和挫败我们的问题会变少绝望。 “方法”首先是一种勇气。不用遵守那么多约定俗成，不用听所谓的主流意见，不用做自己想做的事，和你同行的人都没有被抛在后面。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可能。问题可以一点一点的明确，工作可以一步一步完成，狭隘的自我会一点一点拉长。在看似封闭的世界结构中，可以做出真正的改变。就这样发生了。向飚先生的生平和研究表明了这种可能性。这本书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很荣幸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并证明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