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中医医家医著对中医理论的贡献》胡建鹏主编|(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历代中医医家医著对中医理论的贡献》

【作　者】胡建鹏主编

【页 数】 242

【出版社】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 2018.03

【ISBN号】978-7-312-04369-7

【价 格】42.00

【分 类】中医医学基础-研究

【参考文献】 胡建鹏主编. 历代中医医家医著对中医理论的贡献.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8.03.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历代中医医家医著对中医理论的贡献》内容提要：

本专著内容为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医理论体系框架结构研究项目-中医理论起源、形成与发展的内在规律研究（2013CB532001）中的内容。专著作为研究成果一部分,首次编辑出版，是对973计划项目重要研究内容集体总结，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研究的重要成果。专著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从中医学理论角度谈中医理论的发展；再总结提炼了百位医家医著对中医理论的贡献；最后列举了中医专著对中医理论的贡献。

《历代中医医家医著对中医理论的贡献》内容试读

绪论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是具有原始创新性与内在逻辑性的知识体系，其形成不仅需要医疗实践经验的不断积累、总结和提高，而且与社会历史、科学文化以及传统思想等密切相关。中医学理论体系是由中医学基本概念与原理以及按照中医学逻辑演绎程序从基本原理推导出来的科学结论构成的，受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以气一元论和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以整体、动态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生理和病因病机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独特医学理论体系。

一、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条件

春秋战国至秦汉是我国历史上一个重大的变革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此时，气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等学说逐渐发展成熟并被广泛应用于解释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物候、天文、术数、心理学等也有较大进步。哲学、社会文化和自然科学等的发展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以《黄帝内经》为代表的四大医学经典著作，表明从先秦至东汉末年之间，中医从基础医学到临床医学以及药物学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1.古代哲学思想的影响

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哲学，尤其在古代社会，哲学与自然科学尚未完全分开，两者显得尤为密切。中医理论体系是在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想的影响与指导下，与人的生命体相结合的产物，其形成具有深刻的哲学渊源。中医学借用气、阴阳五行、形神合一、天人合一等重要的哲学概念和思想来阐释医学理论与临床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并使之成为中医学的重要概念和理论。同时中国古代哲学为中医学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确立了中医学注重整体和辨证的研究方法，使中医学得以用联系的、发展的、动态的、较为全面的观点，去认识自然与生命及两者间的关系，去认识健康与疾病等。从而把散在的医疗经验、零碎的医学理论，通过总结归纳和分析研究，使其逐步系统化和完整化，并最终上升为理性认识，进而成为一个比较完整的医学理论体系。

2.社会自然科学的渗透

自然科学的发展，不同学科领域从来都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从春秋战国到秦汉这

一历史时期，中华民族在学术上呈现出“诸子百家”和“学术争鸣”的繁荣景象，深厚的中华民族科学文化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与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是分不开的，中医学广泛地吸收和融合了当时自然科学和社

历代中医医家医著对中医理论的贡献

会文化领域的学术观点、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如中国古代高度发展的天文、历法、气象、物候、术数、心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不断地对中医学进行渗透和影响，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社会文化与自然科学基础。

3.长期医疗经验的积累

长期医疗实践经验的积累，使人们对疾病的认识逐步提高。中医学的起源可追溯到远古时期，殷代甲骨文考证发现大多疾病是按人体的患病部位命名的，如疾首、疾目、疾耳、疾鼻等，并分析了部分疾病的原因。西周及春秋战国时代，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又得到进一步的提高。《山海经》中记载了38种疾病，以专用病名来命名的有23种，以症状为病名的有12种，书中明确记载了100多种药物。《吕氏春秋·古乐》曰：“昔陶唐之始（尧帝时）…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五十二病方》中，除载有病证52种以外，文中还提到不少病名，约103个，所用药物就有247种之多。《韩非子》日：“上古之世…民食果就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礼纬·含文嘉》也说：“燧人氏始钻木取火，炮生而熟，令人无腹疾。”《周礼·天官》对当时宫廷医生的分工、医政组织措施和医疗考核制度等作了描述。秦·医和提出了六气致病学说。以上说明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从而为医学规律的总结和理论体系的梳理奠定了基础。经过长期反复的医疗实践，再从反复的医学认识中得出正确的理论，运用于临床实践，最终逐步得以升华而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体系。

二、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标志

《黄帝内经》等四大医学经典著作的出现，标志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确立，即理、法、方、药体系的基本形成，也是中医学初步发展成熟的最重要标志之一。

1.《黄帝内经》《难经》奠定了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黄帝内经》是现在仅存的一部先秦两汉时期医学的集大成之作，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标志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该书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医学成就和临床经验，吸收了秦汉以前的自然科学及古代哲学等多学科的成果。在天人合一、形神合一、气一元论、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下，该书确定了中医学的主要理论原则，详细地阐述了人体解剖、生理、经络，疾病的病因病机、诊疗、预防等问题，初步建立了比较系统且独特的中医学理论体系并成为其发展的基础和理论源泉。《黄帝内经》以医学内容为中心，把自然科学与哲学理论有意识地结合起来，以当时先进的哲学思想为指导，阐发医学基本理论，进行多学科的统一考察和研究，标志着中医学基本理论的确立。

《难经》全书涉及的内容不仅是从生理、病因病机、诊疗等方面解释了《黄帝内经》中的疑难问题，而且还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尤其在脉诊和针灸治疗方面，其内容较《黄帝内经》更为详细，如在针灸学方面确立了奇经八脉理论，完善了特定穴理论、配穴法及刺灸理论，是一部在当时可与《黄帝内经》媲美的古典医著。因此认为，这两本书为中医学的独特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

2

绪论—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2.《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理论体系的基础

《伤寒杂病论》中对外感疾病和内伤杂病，运用六经辨证和脏腑辨证的方法进行了辨证论治，创立了中医临床诊治的辨证论治体系和理、法、方、药的运用法则，为后世中医临床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晋·王叔和将《伤寒杂病论》进行归纳分类，编纂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本书。《伤寒论》着重探讨外感疾病的诊治问题，归纳了外感疾病发生发展的大致规律，分析了疾病不同阶段的变化特点及诊断要点，提出了外感疾病的六经辨证纲领，记载了113首方剂。《金匮要略》着重探讨内伤杂病的诊治问题，书中以病分篇，论述了40多种疾病的病证特点，分析它们的病变机制，指明了诊断要点。全书贯穿着内伤杂病的脏腑辨证方法，涉及方剂262首。书中提出三因致病说，“千般疢难，不越三条”给后世病因病机学的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伤寒杂病论》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中临床医学部分的基石，并使中医理论和临床融为一体

3.《神农本草经》为中医学理论体系提供了较系统的药物学知识

《神农本草经》是中药学的奠基性著作，系统总结了秦汉以来医家和民间的用药经验，对后世影响很大。书中根据药物性能功效不同，分为上、中、下三品，概括出一些药物学理论如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阴阳配伍，辨证用药，配伍宜忌等，初步奠定了中医用药的基本理论，确定了中医辨证的用药准则，所载药物大多疗效比较确切可靠，如麻黄治喘、常山截疟、黄连止痢、海藻疗瘿、雷丸杀虫等。此书的问世，为中医学术体系提供了较系统的药物学知识。

总之，秦汉时期出现的这些医著，分别从中医学基础理论、临床医学和药物学知识等诸方面，总结了以往的成就，使之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中医学在人体结构、生理、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疗、方剂和中药等各方面，都形成了相对完整的理论，为后世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发展

中医学理论体系在理论与临床、分化与综合、传统与创新中不断地发展。上自晋、唐，下迄明、清的许多医家，基于《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著作，在中医药理论与临床经验方面，提出诸多创新性观点与学说，总结出许多有价值的临证经验，从不同角度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体系。

1.魏晋隋唐时期

魏晋隋唐时期，中医学在病因、病机、病证认识，病证诊断、创制新方、发现新药及临床各科实践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出现了一批专科性著作。晋·王叔和著有《脉经》，该书总结了汉以前有关脉学之成就，记载脉象24种，又论述了三部九候、寸口脉等，丰富了脉学的基本知识和理论，把脉、症、治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使脉学诊断理论与方法系统化。晋·皇甫谧所著的《针灸甲乙经》是一部针灸学专著，被后世称为“中医针灸学之祖”，该书系统整理了人体腧穴，理论联系实际。晋·葛洪所著《肘后方》对急性传染病有较高认识。隋·巢元方所著的《诸病源候论》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系统总结疾病的病因病机和证候学的专著，对后世影响深远。唐·蔺道人所著的《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

历代中医医家医著对中医理论的贡献

伤科专著，书中介绍了常见伤科疾患的诊断问题。唐·孙思邈所著的《千金要方》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千金要方》与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均被认为是集唐以前中医学之大成，在理论和临床方面均有新的发展。南齐·龚庆宣著有《刘涓子鬼遗方》，该书总结了外科和皮肤科的诊治经验及方法。唐·昝殷著有《经效产宝》，该书论述了妇科和产科常见病证的诊治和急救方法等。南梁·陶弘景提出了药物相须、相使、相畏、相恶、相反、相杀之说。此外，有关儿科、五官科和按摩等也都相继出现专著或有关文献资料。这一时期内科的进展尤其显著，是临床医学大发展的时期。

2.宋金元时期

自宋以后，医家们在学习和总结前代医学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阅历和经验体会，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在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气氛中，中医学的理论体系产生了突破性的进展。宋·陈言著《三因极一病证方论》，提出了“三因学说”，充实和提高了中医病因学，一直被后世病因著述所遵循。宋·钱乙所著的《小儿药证直诀》系统论述小儿生理、病理特点，丰富了脏腑辨证论治的内容。金元四大家对中医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刘完素从运气角度出发，阐述亢害承制理论，精研火热之气，探讨火热病机，认为风、湿、燥、寒诸气与火热相关，提出“六气皆从火化”和“五志过极皆能生火”，临证善用寒凉药物，被称为“寒凉派”。张从正认为病由邪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主张“邪留则正伤”和“邪去则正安”，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并指出“三法可兼众法”，所以被称为“攻下派”。李东垣提出了“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病机学说，并逐渐形成独创性的脾胃论学说，治疗重在升发脾之阳气，强调升发脾胃之气，被称为“补土派”。朱丹溪重视相火妄动，耗伤真阴，提出“相火论”，认为“其所以恒于动，皆相火之为也”，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论”的人体阴阳观，把滋阴降火作为重要的治疗方法，因此被称为“滋阴派”，同时提出“攻击宜详审，正气须保护”的观点。金元四大家在理论与临床上的创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理论，促进了理论和临床实践的发展。张元素则发展了药物归经和升降浮沉的理论。王好古创立阴证学说，注重温肾阳。这些医家的学术观点尽管不同，但都以一定的实践经验为基础，能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指导临床实践。这些学说极大地推动了医学理论的发展，丰富了中医学术内容，对后世医家，包括国外医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外，金元医家指出“古方今病，不相能也”的质疑与创新精神，激发了大批医家创立新说。

3.明清时期

明清时期出现了对前期理论学说的分析评价，综合汇通，这一时期的医家提出许多创见，大大提高了中医对正常人体和疾病的认识水平，使中医理论体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中医学术发展史上，由于明代部分医家用药偏执于苦寒，形成了苦寒时弊，因而这一时期针对时弊，温补学派逐渐发展起来，其代表性医家薛己、孙一奎、赵献可、张介宾、李中梓等强调脾胃和肾命阳气，善用甘温之味，重视温补。赵献可、张介宾认为命门之阴阳水火是生命活动的根蒂和原动力，对“命门学说”作出了贡献。李中梓在总结前人对脏腑认识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的论断。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出了当时最先进的药物分类法，系统记述了各种药物知识。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是中医学术发展的又突出成就。吴有性著有《温疫论》，其创立了瘟疫病因学的“戾气学说”和表里分消治法，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叶桂创立卫气营血辨证和瘟疫邪伏募原之说，著有《温热论》。

绪论一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吴瑭提出三焦辨证和清热养阴法，著成《温病条辨》。薛雪著《湿热病篇》，书中指出“湿热两分，其病轻而缓；湿热两合，其病重而速”，对湿热病的病因病机和证治进行了详细阐述。王士雄著有《温热经纬》，提出“以《黄帝内经》、仲景之说为经，叶桂、薛雪等诸家之辨为纬”，集其大成，并重视六气研究。以上这些温病大家创新性突破“温病不越伤寒”的传统观念，创立了以卫气营血、三焦辨证为核心的温病辨证论治的理论和方法，进而使温病学在证因脉治方面形成了较为成熟与完整的理论体系。张介宾提出“阳非有余”“真阴不足”“人体虚多实少”，主张温补肾阴肾阳。汪昂明确提出“暑必兼湿”说和“清暑化湿”的治则。郑梅涧提出白喉病“热邪伏少阴，盗其母气”的病因病机，确立“总要养阴清润，兼辛凉而散为主”的养阴清润法治疗感染性疫病的基本治则。此外，王清任重视解剖，改正了古代有关“内景图说”中的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著成《医林改错》，他致力于人体气血运行的研究，发展了瘀血致病的理论，倡导用活血祛瘀的治疗方法，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4.近代和现代

鸦片战争后，西方科学技术与人文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尤其是西方医学的进入，对中医学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在长期发展与不断争论的过程中，医学界产生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影响较大，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恽树钰、张锡纯等。恽树钰认为中西医互有所长，各有优劣，可以殊途同归，强调“治医者不应以《内经》为止境”，应吸取西医之长，发展中医。张锡纯所著的《医学衷中参西录》就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中西医学汇通的专著。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加上当时两大医学体系还不具备真正汇通的可能性，在研究方法上又缺乏切实的科学手段，故中西医汇通的成就很有限。20世纪30年代由曹炳章主编的《中国医学大成》，是古今中医学集成的巨著。成书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国高等中医院校试用教材《中医学基础》，为中医理论体系的系统化和规范化打下了基础。近代以来，坚持中西医结合成为国家卫生事业大计方针，继而倡导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这使中医的理论体系得到较快的发展。沈自尹院士提出“辨病与辨证相结合”“微观辨证与辨证微观化”“肾与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密切相关”：张伯礼院士提出创建基于组效关系的组分配伍研制现代中药的理论模式和相关技术体系；王永炎院士提出脑中风“毒损脑络”病机；陈可冀院士提出现代血瘀证的诊断和疗效评估标准，将血瘀证的研究从定性水平推向定量水平；石学敏院士提出脑中风“醒脑开窍”治法；国医大师王琦提出体质的基本原理，即过程论、心身构成论、环境制约论、禀赋遗传论，提出体质构成的四要素，即特征性、反应性、倾向性和遗传性，他发现国人的9种基本体质类型并建立中医体质分类标准，编制中医体质量表，对中医体质理论体系作出了重要贡献。近30多年来，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中医的工作，在藏象学说领域内，尤其是对于肺、肝、肾和脾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展，特别是“国家重点基础理论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中医理论基础研究专项”于2005年实施以来，中医理论研究在脏腑、经络、病因病机、中药药性、方剂配伍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新的突破。目前，这些研究还在继续进行中。

(胡建鹏)

第一章中医理论体系框架专论

第一节中医病因病机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中医病因病机理论体系是中医基础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天人相应、阴阳五行等哲学理论为指导，以藏象、经络、精气血津等理论为基础，以临床观察为依据，研究疾病发生、发展变化的规律和机制，并诠释这些变化和临床辨证论治的关系。中医病因病机理论包括病因、病机和发病三个部分。中医病因病机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和整个中医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是人们在长期生产劳动、生活实践中与疾病作斗争的智慧结晶，其发展历程标志着人们对中医病因病机理论认识的不断加深。中医病因病机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六个时期：远古至春秋、先秦两汉、两晋隋唐、宋金元、明清和近现代。

一、远古至春秋中医病因病机理论萌芽期

关于病因的认识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了。我们的祖先当时为求保护自己不受天灾和野兽的侵害，为求生存，栖身树木，以木为巢，这就是有巢氏时代。《庄子·盗环》有载：“古者禽兽多而人民少，于是民皆巢居以避之。”随后，人们学会建房居住，以使自己的身体较少发生疾病。《墨子·辞过》有言：“为宫宝之法，日：高足以避潮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这表明那时人们已经意识到，自然界气候的变化会影响人体健康，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必须设法预防。最早有文字记载病因和疾病的是甲骨文，作为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约有16万片，记载疾病的有323片，415个词，关于疾病的名称其中记载了20余种，如疾首、疾目、疾耳、疾腹、疾子、疾盲等；根据特征命名的病症有疟、疥、蛊、龋等，蛊即腹中寄生虫，龋即龋齿。这些记载都比世界其他文明古国提前700到1000年。甲骨文中“疾年”的记载是指疾病多发之年，即指流行病。西周时期，在《诗经》《尚书》和《周易》等古典著作中出现了热病、昏迷、浮肿、顺产、逆产、不孕等病名；《山海经》记载了瘕疾、瘿、痔、痈、疽、疥、痹、风、疟、狂、疫等32种疾病，其中以症状命名的有嗌、呕、聋、痛等，这比甲骨文中仅以部位命名显然已有了很大的进步。当时，农业、天文历法都有一定的发展，因此人们已注意到天象、季节与气候的变化以及某地区特殊的自然条件与人体疾病的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周礼》说：“春时有猜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而《礼记》曰：“孟春行秋令，则民大疫。”又曰：“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说明气候反常、太过与不及皆可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