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 第4集》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办|(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国学 第4集》

【作　者】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办

【页 数】 587

【出版社】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17.06

【ISBN号】978-7-220-10243-1

【价 格】76.00

【分 类】国学-文集

【参考文献】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主办. 国学 第4集.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7.06.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国学 第4集》内容提要：

本书为国学研究之大型学术集刊，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的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探求真知的学术态度、远大广博的学术视野，收录了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问题、中国文化与历史问题考证、文史公案评议、历史文献研究、国学运动史及国学家研究等研究论文。

《国学 第4集》内容试读

孫以昭

宋學簡論

宋學的起始

宋學是中國經學史上的一支突起異軍，是變古派。因爲無論是注重微言大義的西漢今文學派，還是注重訓詁考證的東漢古文學派，都很講究學術源流和師承，有所謂“師法”“家法”之說，唐代雕也有少數經學家不因注迷經、因疏迷注，然而經學的主流爲義疏之學，它仍是古文學派的支流。及至宋代，經學則一反漢學的師承和訓詁傳統，大膽懷疑，抛開傳注，直接從經文中尋求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由於宋儒治經多以闡釋義理，兼談性命爲主，故又稱“理學”。又因它以繼承孔孟道統自居，亦稱“道學”。一般就經學而論，稱“宋學”，自哲學而言，稱“理學”。儒家首先談性命關係的是子思，孟子曾受業於子思之門人，對子思的學說加以闡發，因此儒學中有思孟一派。宋學從思想淵源來說，它繼承了儒學思孟學派的學說，但它又受有佛家與道家的影響，尤其是佛學的本體論與方法論給予了不小的刺激，因此宋學的建立，實是以儒學倫理思想爲核心，而又糅合了佛、道二家思想的結果。

宋學的興起，有以下幾點原因。從政治上看，自唐代安史之亂到唐末五代，長期處於割據、分裂和混戰的局面，倫理關係尤其是君臣一倫完全被破壞，宋王朝要想鞏固自己的政權，需要建立嚴格的儒家的綱常倫理和一套社會哲學理論來維繁和强化封建統治，因而極其尊崇經學。趙匡胤不但下令增修國子監學舍，修飾先聖十哲像，畫七十二賢及先儒二十一人像於東西廊之板壁，親自爲孔子、顏淵撰寫贊詞，詔用一品禮，立十六戟於文宣王廟門，而且自己還喜款讀儒家經典，手不釋卷，他的宰相趙普還是個“論語通”。因此宋學雖然高談心、性、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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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但重點還是在倫常方面。從宗教文化方面看，魏晉以來，佛教盛行，文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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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夫頗受佛教思想的影響，雖然佛教思想有麻醉性，統治者也需要它；但是講出

家，背君棄父，又同儒家的倫理綱常發生矛盾，因此統治階級和文人士大夫在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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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經學來重整綱常倫理時，也必然和必須要對佛教思想的有用成分加以吸收和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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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宋學高談的心、性，其中就有很大的佛教禁欲主義成分。道學思想當然也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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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學的興起助了一臂之力。雖然張載、程頤、朱熹都曾批評過莊子，但是莊子的

有關思想和提法都曾被他們利用和改造，莊子在《大宗師》中描述真人的神通，

要求人們摒除物欲回歸自然，從而達到“無己”的“絶對自由”境界時說的“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就被利用改造爲“明天理，减人性”的思想而大得程頤

的稱贊。從經學本身看，漢學從西漢末年的今文、古文之爭到西晉時的鄭學、王學之辯，到南北朝時的南學北學之分，已逐渐由思想的闡發流入於語言文字的訓

詁，及至隋唐，義疏派實乃古文派之支流，其研究領域已愈趨窄隘，無可發展，

而進人末路，士大夫中的才識之士自不得不别求途徑，以與佛道結合的方式重新

激起思想的火花。宋學的起始，其遠源除了啖助、趙匡、陸淳等的《春秋》學外

還有韓愈的“五原”：《原道》《原性》《原毁》《原人》《原鬼》，其弟子李翱的

《復性書》以及韓、李的《論語筆解》，其近緒則是劉敞的《七經小傳》、王安石

的《三經新義》、歌陽修的《毛詩本義》和《易童子問》，而“宋初三先生”之説

則是其椎輪和離形了。

啖助、趙匡、陸淳等的《春秋》學研究開啟了宋學捨傳求經、大膽懷疑、探求本源的風氣，韓愈、李翱等則主要是通過“道”與“性”的研究，提倡倫理綱常。韓愈的《原道》主要提出、論述與佛教、道教的“道”相對立的“道”以及與佛教祖統相抗衡的道統。認爲儒教的仁義即道德，指斥釋、老之“道”“去仁與義”，“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毁减倫理綱常。提倡“有爲”，强調《大學》中儒家的修齊治平思想，批駁釋、老的“虚無”，並且構造了堯、舜、禹、湯、武、周公、孔子至孟子的所謂“道統”。《原性》則提出“性情三品説”，認爲

“性”與“情”各有上中下三品，對“性”，贊揚上品而引導中品；對“情”，主張“求合其中者”，以符合封建倫理的基本原理，爲封建倫理和等級制度提供理

論依據。李翱的《復性書》，認爲“性”和“情”（情欲）是對立的，“性”善而“情”惡。主張用“齋戒其心”的辦法去减“情”。他所說“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此齋戒其生者也，猶未離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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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焉”…“方静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静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這裹很明顯是儒道佛相結合，雖然要求達到的是儒家“至誠”的最高境界，是以《中庸》爲根據的，但它受到莊子“心齋”“坐忘”體“道”途徑的影響與佛家“寂减”思想的

影響也是顯而易見的。韓愈、李翱都不是經學家，但有時也講點經學。但他們同注的《論語筆解》，牽强附會之處很多，學術價值不高，如釋“宰予晝寝”，將“晝寢”說成是“畫寢”之誤，釋“六十而耳順”，認爲“‘耳’當爲‘爾’，猶言如此，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這些都是很難講得通的。但它對宋學疑經、改經之風，卻有先導作用，而且個别的解釋也頗有見地，如釋《論語·先進》篇“浴乎沂”之“浴”字爲“沿”字之誤，就得到俞樾的肯定。

劉敞，字原父，世稱公是先生。北宋慶曆進士，官至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其學識淵博，篇志經術，猶長於《春秋》學，著有《七經小傳》《春秋權衡》等。劉敞治經，與漢唐經學家依據古注對經典進行闡釋大不相同，好以己意釋經，開宋儒擺脱傳注束縛，評議漢儒的先聲。《七經小傳》(“七經”指《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公羊傳》《論語》)是劉敞的代表作，也是宋學的發端作之一，其優點和特色是重義理輕注疏，發義新奇、不拘古訓。如對於《論語·里仁》“君子懷德，小人懷土”二句釋爲：“君子在上位者也，言君子懷於爲德，導之以德，則小人乃懷土重遷；如君子懷於用刑，導之以政，則小人不復懷土，將懷惠己者以歸之矣，所謂免而無恥也。此言小人之性無常，在上導之而已。”這裹明顯在於義理之發揮，與向之注疏迥異，就文理看，也有增字解經之嫌。劉氏於闡發義理外，有時亦兼及考證，如《論語·泰伯》篇“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釋爲“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舊說婦人即父母，予謂子無臣母之理。或云古文無臣字，如此則不成文。按武王即位已八十餘，未知父母猶存乎？以義推之，此亂臣蓋邑姜必非文母也；武王使九人者治外而邑姜始也，故得以同之亂臣。”這是好的方面。但劉氏治經，好穿鑿臆斷，甚至不惜改經。這類例子頗多，如將《尚書·無逸》“此厥不聽”作“此厥不德”，改“聽”字爲“德”字，將《詩經·小雅·常棣》“烝也無戎”作“烝也無戍”，改‘戎’字爲‘戍’字，都是明顯錯誤的例子。後世學者每致譏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便批評爲：“好以己意改經，變先儒淳實之風者，實自敞始。”

王安石曾著《三經新義》，對《書》《詩》《周禮》作了新的解說，擺脱繁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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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訓詁，用來作爲變法的理論根據。熙寧變法，考試用經義論策，規定無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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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義》之說。原書已失，清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周官新義》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收入《經苑》。今人邱漢生又輯校《詩義鉤沉》一册，198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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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書局出版。從上述二書中看，王氏藉經義以重事功、正法度的思想是十分明顯的。他在《周官新義》中說：“天地四時之官，各以象類名之，其義甚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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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所能盡，觀乎天地四時，則知名官之意矣。蓋治所不能及，然後教；教所不能化，然後禮；禮所不能服，然後政；政所不能正，然後刑；刑所不能勝，則有事焉；刑之而能勝，則無事矣，事終則有始，不可窮也，故以邦事終焉。”於《詩》，則認爲：“或曰：‘《國風》之次，學士大夫辨之多矣，然世儒猶以爲惑。今子獨刺美序之，何也？’曰：‘昔者聖人之於《詩》，既取其合於禮義之言以爲

經；又以序天子諸侯之善惡，而垂萬世之法。其禮天子諸侯，位雕有殊，語其善

惡，則同而已矣。故余言之甚詳，而十有五國之序，不無微意也。’嗚呼！惟其序善惡，以示萬世，不以尊卑小大之爲後先，而取禮之言以爲經，此所以亂臣賊子知懼，而天下勒焉。”(《臨川先生文集·臨川集補遺》)另外，《周官新義》還附會《周禮》經義，提出理財、整軍等改革。其訓詁亦時有割裂經義、牽强附會

之處。

劉敞的《七經小傳》和王安石的《三經新義》，對宋學疑經之風的真正形成

影響較大，王應麟在《困學紀聞·經説》中說：“《七經小傳》出，而稍尚新奇矣；至《三經義》行，視漢儒之學如土梗。”事實上宋儒第一個突破舊唐注疏束

縛，大膽辨僞糾謬，發抒己見，從而開創了宋學疑古惑經，闡發義理的時代風氣

的是歐陽修，他的《毛詩本義》問世於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其子在《先公

事略》中說：“其於經術，務明其大本，而本於情性…先儒注疏有所不通，務在勇断不惑。平生辨明十數事，皆前世人未有說者…其於《詩》《易》多所發

明。”歐陽修主張，《詩經》研究應以探求《詩》之本義爲宗旨，要從蕪雜的漢唐注疏中解脱出來，直接從《詩》之原文出發，還詩人作詩、“聖人”定詩的本來面目。他辨詰毛、鄭，對毛《傳》、鄭《箋》脱離《詩經》原文的“臆說”“衍說”“妄說”“曲說”，予以批評。他指出應該“必因其信，據其義以爲說”，否則便是“臆說”(《詩本義》卷八《何人斯論》)，而毛、鄭之失就在於“以衍說害

義”(《詩本義》卷一三《一義解》)，“妄意詩人而委屈爲説，故失《詩》之義愈遠”(《詩本義》卷一二《有秘論》)如《詩·風·静女》，他認爲是“情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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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求義是言静女有所待於城隅，不見而彷徨爾，其文顯而義明，灼然易見，而毛、鄭乃謂貞静之女，自防如城隅，則是捨其一章，但取‘城隅’二字以自申其臆說耳”。這是很有見地的。尤爲難得的是，他還反對改字釋經，這在宋學中可稱絶無僅有。另外，歐陽修的易學著作除了著名的《易童子問》外，還有《易或問》《明用》《張令注周易序》《傳易圖序》《送王陶序》（一作《刚說》）、《繫辭說》多種。概括而言，其中表現了主張義理的易學傾向，而反對卜筮，反對河圖洛書，也反對以心性說《易》，認爲《繁辭》《文言》以下都非孔子所作，强調《易》主於明人事，與天道無關。歐陽修在易學疑古之風方面也有開散之功，但他反對河圖洛書卻並不正確。①

“宋初三先生”指胡瑗、孫復、石介三人。胡瑗，字翼之，因世居陕西路的安定堡，學者稱安定先生。他和孫復、石介“以仁義禮樂爲學”，曾於蘇、湖二州主教二十餘年，從學者甚衆，程頤亦出其門下。講“明體達用之學”，“體”是封建道德的準則，“用”爲準則的應用，注重封建道德的體用結合。對性與命亦有所闡述，認爲：“命者禀之於天，性者命之在我，在我者修之，在天者順之。”(《論語說》)開宋儒性命之學的先聲。孫復，字明復。曾舉進士不第，退隱泰山，聚徒講學，世稱泰山先生。以講《春秋》著稱，提出“尊王”爲本，著《春秋尊王發微》，認爲孔子著《春秋》之目的在於“尊王”，對擅專的諸侯“正以王法”。又著《睢陽子集》，推尊儒家道統人物，謂自漢至唐，唯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乃“始終仁義，不叛不雜”，使“聖道晦而復明”。反對佛、老“虚無報應之事”和“去君臣之禮”。石介，字守道。因隱居徂徠，世稱“徂徠先生”。官至太子中允。長期從事教育，門人衆多。著有《石守道先生集》《徂徠集》。從儒家立場出發反對佛、老，標榜王權，爲宋初加强中央集權提供論據。所作《辨惑論》，

指斥佛、老，謂“天地間必然無有者三：無神仙、無黄金術、無佛”，並對宋初的浮華文風進行了抨擊。三人之中，胡瑗、孫復之影響尤大，全祖望在《宋元學案叙録》中對他們的學術個性作了評價與說明：“宋世學術之盛，安定、泰山二先生爲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爲然。安定沉潜，泰山高明；安定篤實，泰山剛健，各得其性禀之所近，而其力肩斯道之傳則一也。”又說：“泰山與安定同學

十年，而所造各有不同。安定，冬日之日也；泰山，夏日之日也。”

宋學簡論

①關於“河圖洛書”的重新評價，可参看《易學研究的突破性進展一千古〈河圖〉與八卦關係的解釋》，戴《光明日報》1996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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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學的主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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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學的主幹是“濂”（周敦頤）、“洛”（程顥、程頤）、“關”（張載）、“閩”

(朱熹)四派。而閩派朱熹是宋學（即“理學”）的集大成者。

集

周敦頤(1017~1073)，字茂叔。道州營道（今湖南道縣）人。曾官郴州郴縣令、大理寺丞、知洪州、國子博士、通判虔州、廣南東路轉運判官等。因其築室於廬山蓮花峰下十溪旁，以營道故居之濂溪名其堂，故學者又稱“濂溪先生”。後追謚元公。周敦頤的主要著作是《太極圖說》和《通書》。《太極圖説》中“說”的部分，雖只有二百五十餘字，但卻很重要，它言簡意賅援道入儒，依據陰陽之學的原理，提出與闡發了一個與佛教相抗衡的宇宙生成論，使之成爲宋學(即“理學”)的經典文献，周氏也就成爲了宋學的開山人物。其文甚短，全引如下：

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静，静而生陰。静極復動，一勤一静，互爲其根，分陰分陽，雨儀立焉。陽度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顺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度化無第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恶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静（無欲故静），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

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兇。故日：立天之

道，日陰與陽；立地之道，日柔與刚；立人之道，日仁與義。又日：原

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此“锐”可分爲三個層次，第一層言“太極”，第二層論“人極”，最後一層引《周易·説卦》之文，以“大哉《易》也”作結，説明《太極圖說》的思想是完全以《周易》爲依據的。周“說”的理論意義和價值有以下幾點：一是它與佛教的勢力自南北朝迅速擴大，以其特有的精微的思辨哲學和心性論向道學、儒學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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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