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藤湖南的中国学》钱婉约著|(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内藤湖南的中国学》

【作　者】钱婉约著

【页 数】 422

【出版社】 北京：九州出版社 , 2020.03

【ISBN号】978-7-5108-8883-0

【分 类】中国学-研究

【参考文献】 钱婉约著. 内藤湖南的中国学.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20.03.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内藤湖南的中国学》内容提要：

本书是作者对内藤湖南尤其是其中国学方面的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学术梳理和学术解析的专门性学术著作。本书对于内藤湖南一生与中国至为密切的关联以及此种关联与学术的关系作了精细的解读。在日本“中国学”领域中，本书是首次由一个中国学者全面审视一个具有相当权威意义的日本学者的学术。

《内藤湖南的中国学》内容试读

导论中国学研究视野中的内藤湖南

一、汉学、东洋学、支那学及中国学

一般地，我们把国外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专门学问称为“汉学”。在世界汉学的学术领域中，日本的“汉学”，有其独特的

一面。因为日本与中国在地域上同处于东亚，从文化发生的角度

看，几乎可以说日本文化是在对于邻邦中国文化的吸收、扬弃和再造下发展起来的，它是属于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的

一员。由于历史上的这种特殊关系，使得日本对于中国文化的关注与研究与其他国家相比，不仅起源早、规模大、影响深远，而且还表现出与日本本国文化更为贴近甚至血肉相连的特性。即日本汉学不仅反映了日本人在文化、学术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而且这种研究就其思想本质而言，在价值观念、道德标准、行为模式等方面往往都主动与中国文化趋同，甚至把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作为日本文化意识形态的主体。

日本汉学以中国典籍的东传为物质基础，经历了漫长的发展

阶段，在6世纪中期圣德太子的时代及江户时代的三百年间，这种以中国文化为自己国家的意识形态的特性表现得尤为突出。圣德太子悉心学习儒家经典，并将儒家思想运用到他的政治活动中，相传由他制定的著名的《宪法十七条》就是依据《诗》《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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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的中国学

语》《孟子》等书的精神写成的。作为一种自觉的学术活动，日本汉学在江户时代臻于成熟。德川幕府把汉学中的朱子学推尊为“国家学术”“官方哲学”，除此以外，还有阳明学派、古学派等颇具实力和特色的学派也活跃于汉学领域。这是近代以前日本汉学的

基本情况。

明治维新以来，由于近代思潮的冲击，传统的价值观日益崩

溃，与国家意识形态密切相连的日本汉学也发生了重大转折。对

中国文化的研究不再以追随、趋同的方式作价值上的认同，而是

以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的理念和方法为其学术向导。从这一意义上讲，这种研究与以往的“汉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它真正成了

一种对国外文化的学术性研究，构成了近代日本对于世界文化研

究的一部分。因而，学术界便也出现新的名称，来指称近代以来对于中国文化的研究，以取代昔日的“汉学”一词，这就是“东洋学”或“支那学”之称谓。“东洋学”或“支那学”代表了在明

治近代文化的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新型的中国文化研究。

一般地，“东洋”一词与“西洋”相对应，产生于西洋文化影

响力渐次增大的幕府末期，本指与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西洋相对

应的东亚地域，如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即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汉字文化圈内的国家。而“东洋学”之成为一种学术门类和学科名称，大概要比“东洋”这一概念的流行通用稍稍晚些，大致是以那珂通世的倡议设立“东洋史学”为前提的。明治以前，日本关于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内容是包含在传统学术格局的经、史、子、集中的史部的。1894年，由于那珂通世等人的提议，在日本中学课程中设置了“东洋史”一门，将它与“西洋史”相对应，组成“世界史”教学的新理念。不久，“东洋史”又先后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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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中国学研究视野中的内藤湖南

京都大学、东京大学史学科的学科门类，与此前后，出现了一批以“东洋史”为名称的历史教科书和著作。要之，“东洋史”（后亦广泛称为“东洋学”）的建立，反映了近代日本摆脱对中国文化的顶礼膜拜，把中国文化作为世界文化的一分子而作理性研究的学术转折。虽然，“东洋史”“东洋学”这样的名称，尚是一个不够明确的、宽泛的学术概念，其研究范围除了对于中国文化历史，包括满蒙藏语言、历史、地理的研究外，还包括对于印度史、印度哲学、西域史、西域文化史、蒙古史、塞外史等的研究内容，四可以说是以中国文化为中心的、不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洋”各国、各民族诸种文化现象的综合研究。作为一个历史性的特定学术概念，它的兴起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还反映了日本在明治二十年代以后，民族意识、近代国家意识急剧上升，主张东洋思想要独立于西洋求发展，并与西洋相抗衡的思想状态。甲午战争以后，这种民族主义思想进一步膨胀，渐次变成为国权扩张主义思想。1890年陆军大臣山县有朋提出了“国界线”和“利益线”的理论，提出要确保“国界线”，开发“利益线”，而满洲、台湾、朝鲜就首先被划在此“利益线”范围内。在这种现实政治的要求下，日本各界对东亚大陆的关心不断高涨。“东洋学”学科的确立并受到重视，就是以这样的社会政治背景为依托的。

在东洋史、东洋学成立的同时，一段时间内，中国历史又被称为“支那史”，有关中国的学问，被称为“支那学”。这是因为，众所周知，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支那”一词被广泛地作为中国的别称而使用。另一方面，学术界同时并存“东洋史”与

[1]参见江上波夫《东洋学的系谱·序》，大修馆出版社，1992年

内藤湖南的中国学

“支那史”、“东洋学”与“支那学”的概念，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在研究中国的学术圈内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学术理念：大致而言，称“东洋史”者，主张世界史分为东洋史和西洋史，中国史作为东洋史的中心，是世界史的一部分，这派学者以白鸟库吉、桑原隲藏、矢野仁一、羽田亨等为代表；称“支那史”者，主张中国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不应分开来研究，三位一体构成支那学，中国史研究是支那学的一部分。支那学相当于当时欧美学界的

Sinology。这派学者以京都支那学会的成员为代表，有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富冈谦藏、冈崎文夫等人。稍后，由这些人的学生辈所创刊的《支那学》杂志，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这一时期支那学研究的成果。

总之，东洋学、支那学作为日本明治以后成长起来的近代文化学术，在世界研究中国文化的领域中，创造了与西方中国学性质相近的近代学术，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的研究业绩。

战后，日本思想学术界普遍开展对于扩张主义思想的清理和反省，“东洋学”由于与那场大东亚战争的内在牵连也开始进行反省；另一方面，1949年以来，日本接受了新中国关于放弃用“支那”一词来指称中国的要求，同年12月，在日本成立了“日本中国学会”，“支那学”遂逐渐成为死语。近十几年来，中、日学术界开始较多地使用“中国学”这一更具有严格学科意义的学术概念来指称具有近代性质的对于中国及中国文化的研究。这样，在日本近代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学术发展过程中自然生成的“东洋学”与“支那学”之实体及名称，被后人在作学术史回顾和总结时，归纳为“中国学”这一概念范畴。

笔者认为，这是学术史研究不断进步、趋于科学性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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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中国学研究视野中的内藤湖南

用“中国学”取代“东洋学”或“支那学”等历史名称，一则便于从横向把关于中国的研究与“东洋学”中关于其他地域的研究区别开来；一则也从纵向划出了具有近代性质的中国研究与明治以前传统中国研究的汉学的界限。

本书即在这种横向与纵向的定位上使用“中国学”这一概念，来探讨日本中国学视野中的内藤湖南。

二、作为学者的内藤湖南

内藤湖南(1866-1934)，本名内藤虎次郎，今日本秋田县人，

因故乡毛马内町位于本州北部十和田湖之南，而号湖南。在日本

近代思想学术史上，他历经明治、大正、昭和初年，是那个时代具有开创性和代表性的中国学家。

内藤湖南的前半生为记者，在东京、大阪的主要报纸、杂志上任重要执笔人，以其对中国事务的精通和酣畅淋漓的文笔，成为明治中晚期日本新闻舆论界有名的文化及时政评论家。他对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的改革、中日两国间的关系等，抱有毕生的关注，对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都有过作为同时代人的敏锐洞察和作为历史学家的深刻分析。

1907年，年过四十的内藤湖南，由新闻界转入学术界，受聘于新成立的京都帝国大学文科大学，以一名没有大学文凭的非科班出身人员，担当起建立甫始的京大东洋史学科的学术带头人。

[]京都帝国大学早期分设法科大学、医科大学、理工科大学、文科大学等，以后这些分科大学先后分别改为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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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藤湖南的中国学

内藤湖南与狩野直喜等京都支那学家一起，创建了名震遐迩的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20世纪的20、30年代，是京大中国学的全盛时期，也是京都学派三世同堂的鼎盛时期。创设者的狩野直喜、内藤湖南、小川琢治是第一代元老，他们还在执教或刚刚退休；继后的武内义雄、本田成之、青木正儿、小岛祐马等人已经羽翼丰满，以支那学会和《支那学》杂志显示着第二代的声音；而吉川幸次郎、贝塚茂树等年轻一代，正在第一、二代导师的教育或引领下，纷纷踏上中国本土，做实地的考察和进修。在这一时期，中国学是京都大学引人注目的显学，吸引了大批大学生中的聪颖有志者投身进来，而在京大中国学的学术氛围中，内藤湖南正是令人景仰、望之弥高的导师，是研究领域、治学方法的引领者，对京都中国学的成长，起着关键性的示范和指导作用。具体地说，他的以“宋代近世说”为核心的中国历史分期学说，他的以“文化中心移动说”为代表的中日文化史论，他所开拓的中国边疆史地、满蒙史地、清朝史等研究领域，以及他所提倡的经世致用，注重原典实证等治学态度和方法，奠定了中国学京都学派的治学方向和学术特征，形成了影响深远的一代学风。

战后，情况发生改变。日本思想学术界普遍进行战争反思和清算，内藤中国学，特别是其中《支那论》《新支那论》等关于中国时政论述的部分，遭到了严厉的批判，被指斥为“用学术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助言”，其学术影响自然大大减弱。但是，同时及此后，仍不乏中国学研究者秉承其学统，进行着新时代下的中国学研究，也有部分学者为内藤湖南的学术思想辩护。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内藤湖南似乎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课题，以内藤湖南为中心的学术同人研究班和相关研究著述相继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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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