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与环境》（英）丽塔·弗洛伊德（Rita Floyd）著；张良主译|(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安全与环境》

【作　者】（英）丽塔·弗洛伊德（Rita Floyd）著；张良主译

【页 数】 144

【出版社】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 2020.09

【ISBN号】978-7-5628-4958-2

【价 格】78.00

【分 类】环境管理-研究

【参考文献】 （英）丽塔·弗洛伊德（Rita Floyd）著；张良主译. 安全与环境.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0.09.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安全与环境》内容提要：

近年来，环境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领域面临的重大挑战，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本书综合了环境安全主题的演化及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理论，对从克林顿政府到布什政府执政期间美国环境安全政策的变化做了详细分析，同时对造成美国环境政策变化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此基础上，本书提出了一个修正的安全化理论，这一理论既能洞察安全化主体的行为意图，也能经得起环境安全领域的道德评价。本书的分析过程和主要结论对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关注安全方面的政治人士，以及学习国际环境政策和美国政策制定过程的学生等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安全与环境》内容试读

第一章安全化理论的本质

在奥利·维夫有关安全化理论的著作中，有三个一再出现并令人费解的问题，尽管每个问题都对我们全面理解安全化理论至关重要，但它们仍未得到解释。首先，有一种说法认为，哥本哈根学派智慧的先驱们是不同理论

家的非常规组合。根据奥利·维夫的说法，这些学者除了约翰·L.奥斯汀、

雅克·德里达之外，还有卡尔·施密特和肯尼思·华尔兹。①但是，除了从某个或某几个学者那里找到一些零星的参考资料外，我们究竟能从他们那里确切地得到什么，以及反过来这些参考资料又对安全化理论的研究领域有何意义，这些都还不清楚。因此，安全化研究者在关于安全化理论是否和这些学者的理论相关的问题上，仍持有不同的意见。传统观点认为，华尔兹对哥本哈根学派地域安全复合体理论和主体概念方面的影响至关重要，但是对安全化理论的影响就不那么深刻了。关于这一点是很有争议的。接下来，我会引出并证明华尔兹理论中对安全化理论有重要影响的一些观点。

其次，维夫对他的另外一个身份一“后结构现实主义者”一从未做出过令人满意的解释（最起码在其出版的著作中是如此）。由于安全化研究者未对安全化理论的哲学基础进行解释，因而读者也许会好奇“后结构现实主义者”是否只是一种标签式的结合罢了。毕竟“后结构现实主义”是一个很有争议的提法，因为它将两个在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上立场对立的后结构主义与现实主义统一起来了。

最后，我们要讨论的问题是，维夫在安全问题研究中对国家角色的认识发生了转变。1995年，他明确地提出了“有关国家的安全概念”②（这个安全

D Ole Waever,"Aberystwyth,Paris,Copenhagen:New Schools in Security Theory and the

Origins between Core and Periphery",unpublished paper,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s 45th Annual Convention in Montreal,Canada (2004),p.13.

2 Ole Waever,"Securitization and Desecuritization",in Ronnie D.Lipschutz,On Security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p.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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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是指国家安全)，但在1998年，他与哥本哈根学派的其他成员共同出版了《安全：一个新的研究框架》，这本书列举了包含各种安全指涉对象的例子，其中包括个人安全在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转变是否会构成其理论上的根本矛盾，或者这是否与他之前的理论相一致？

这一章将对这些不清晰的疑问进行说明。我阅读了大量维夫未发表的论文，这些论文都在国际性学术会议（如国际学术组织年会）上被宣读过。值得一提的是，这些未发表的论文与已发表的论文在观，点上并不存在矛盾，使用这些未发表的论文只是为了能够更好和更全面地理解安全化理论，以及安全化理论的发展对维夫思想的影响。总之，这一章分析了关于安全化理论的四个重点：第一，分析了运用安全化理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第二，突出了安全化理论的优势和劣势；第三，解释了安全化理论包含什么及为什么；第四，预测了安全化理论的发展趋向。

第一节安全化理论思想的先驱者

约翰·L奥斯汀

安全是一种言语行为，更精确地说是一种“言外行为”。当掌权者需要用他们的特殊权力来阻止某些发展时，就会以国家安全的借口提出国家安全（或政治秩序）的议题。这是一种超出日常政治范畴的特别权力，一种植根于现代国家形象的特殊权力，即把提供安全与稳定作为现代国家的首要任务。①

这是最早将安全作为一种言语行为的观点之一。要理解言语行为的意

义，就有必要解释约翰·L.奥斯汀的相关著作，他在言语行为方面的观点是

维夫思想的基础。在奥斯汀去世后出版的讲稿《如何以言行事》(1962)中，关于言语行为理论的阐述极为详细。由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关于语言游戏的论述得到启发，奥斯汀认为，到他那个时期为止，哲学家一直关注于描述某一个说法是对还是错（奥斯汀将它称为记述式），而忽略了不在对与错范围内的用来表达某种行为的说法。奥斯汀将这些称为行为式语言或

①这一引用来自维夫的论文《稳定的意识形态》，这作为他1997年博士论文《安全的概念》的一部分出版（哥本哈根政治科学院，哥本哈根大学，1997年，第1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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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安全化理论的本质

施为性言语行为。该名称是根据动词“表现”以及名词“行为”衍生而来，这表明言语不仅是说了什么，也是一种行为的表现。①换句话说，行为式语言(施为)是描述某件事情被说出来，然后被实践的这种言语行为。奥斯汀常常举结婚仪式的例子来说明言语行为。他认为新郎和新娘在法定结婚仪式上说的“我愿意”是一种言语行为，说了“我愿意”，就达成了婚姻，说这句话就是一种行动（或行动的一部分）。②另一个常用的例子是打赌，一旦说出“我打赌”，打赌的这种行为就形成了。

奥斯汀将言语行为分为三种类型：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最基础的是言内行为，即说出的某句话有一个特定意思。比如，他跟我说“射击她”，意思是“射击”，对象是“她”。③言外行为是在此之外增加了行为压力。比如，他命令（或者建议说）我射击她。①言后行为是指带来某种非常规影响的行为。比如，他劝说我射击她。⑤也许可以用一个简单的方式区分这三种行为，从“我们可以…”区别于言内行为的“他说…”、言外行为的“他命令说…”和言后行为的“他劝说我…”。⑥安全化理论只运用言外行为。

前文提到行为式语言可以不分对错，它们需要在适当情况下依照适当规则实行，奥斯汀把这些称为合适条件。在话语中，会有“事情…可能会变好或变坏”的说法，虽然这一说法表达的言语行为并没有不符合事实，但是却不恰当。⑦奥斯汀列出了言语行为的六个合适条件：第一，必须存在一个被接受的惯例程序，该程序包括说出的一定的话语⑧；第二，在一个给定的场合，特定的人和情景必须适合所诉求的特定程序的要求⑨；第三，这个程序必须能够被所有参加者正确地执行；第四，这个程序必须能够被所有参加者完全地执行⑩；第五，参与这个程序的人说出的话语必须是真诚的；第六，言语行为的施动者必须随后确实据此而行。需要注意的是，这六个合适条

D John 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New York:A Galaxy Boo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p.6-7.

2 John 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New York:A Galaxy Boo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5.

35 John 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New York:A Galaxy Boo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01.

6 John 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New York:A Galaxy Boo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02.

8 John 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New York:A Galaxy Boo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4.

John 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New York:A Galaxy Boo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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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与环境

件并不是同等重要的，前四个条件比后两个条件更为重要。因为违反前四个条件中的任何一个都将会导致言语行为的失败。①换句话说，如果没有遵守前四个条件，言语行为将是无效的。奥斯汀这样说：“一个重婚者不会真的结两次婚，他只是走了两次婚姻的形式；如果我没有被授权给船命名的话，我就不会去命名一艘船；我无法为企鹅完成洗礼，因为这些生物几乎不会被这种行为所影响。”②

对于言语行为来说，违反第五和第六个条件，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因为，如果不考虑言语行为过程中的虚假话语或者之后违背言语行为中的承诺，这一惯例程序还是会继续运行，并且言语行为还是有效的。因此，对于言语行为的滥用，仅仅会导致言语行为的不合适，并不会导致其无效。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人在缺乏深思熟虑、没有感情基础的情况下同另一个人结婚，一旦进行了婚姻宣誓，婚姻关系形成，那么他的言语行为就是不合适的，但婚姻仍然有效，婚姻只能通过法律上的离婚手续而被取消。

根据奥斯汀所提出的合适条件，维夫将安全化中言语行为的便利条件总结如下：

1.要求言语行为内在地遵循安全语法，根据现有威胁、极限，点和一个可能的出路建立其结构。

2.施动者（也就是安全化主体）需要有一定的社会资本，这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但这种权力不必是官方权力，也不需要绝对保证言语行为能够成功。

3.从历史上来看，与威胁相关的条件是：如果有特定的目标（这些目标通常都是人们认为有威胁性的)指向，人们就更容易将它与安全化威胁相联系，比如坦克、有敌意的言论或者水污染等。这些安全威胁本身并不是必要的安全化条件，但是它们确实构成了安全化言语行为的便利条件。③

D John 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New York:A Galaxy Boo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5),p.16.

2 John L.Austin,"Speech Acts and Convention:Performative and Constative",in Susana

Nuccetelli and Gary Seay (eds.),Philosophy of Language:The Central Topics (Lanham MD:

Rowman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8),p.330.

Ole Waever,"Securitisation:Taking Stock of a Research Programme in Security Studies",unpublished manuscript (2003),pp.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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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安全化理论的本质

值得注意的是，奥斯汀在区分言语行为失效的合适条件（也就是条件

一、二、三、四)和导致言语行为不合适的条件（也就是条件五、六）时，并没有考虑到“便利条件”这一问题。事实上，不管是“真实”条件还是“一致”条件，都没有清晰地反映出安全化理论的特点，但是在下一章的最后我会提到，其实哥本哈根学派已经含蓄地假设了这两个条件，这对于回答“为什么安全化主体要进行安全化”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影响。

雅克·德里达

法国著名思想家雅克·德里达在西方哲学的解构研究方面负有盛名，他在1982年的论文《事件说明语境》中对奥斯汀的施为性言语行为理论进行了细致分析。德里达认为，奥斯汀的施为性言语行为理论尽管具有开创性，但仍然在关键方面存在缺陷。比如，奥斯汀将语境作为一个不变量，而德里达认为，恒定语境是不可能存在的，每句话和每个语境传播的意义都是不同的，这是一个初始语境不断变化的过程。德里达用“不可化简的多义性”这个术语来描述语境。①因此，语境不可能保持不变，而是永远处于变化中。这意味着我们无法用经验来判断言语行为的成功或失败，因为语境永远在变化，那么原有的经验就不相关了。维夫意识到了这点并得出了安全化理论中的以下观，点：

我们要意识到，即使一种言语行为之前是被成功地运用了，并且有合适的资源和状态，但是它仍然可能失败，反之，新的主体可能会采取预想之外的言语行为（环境改变）…因此，“谁可以进行安全化”或者“这是不是一个安全化问题”等只能通过事后来判断…这些都不是简单地通过之前有限的成功标准可以判断的。@

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的观点也符合之前提到的便利条件。举个例子来说，便利条件中的条件二明确地指出言语行为的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同时仔

D Jacques Derrida,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p.322.2 Ole Waever,"Security Agendas Old and New-And How to Survive Them",unpublishedpaper,presented at the workshop on "The Traditional and the New Security Agenda:Inferencesfor the Third World",Universidad Torcuato di Tella,Buenos Aires,11-12 September 2000,

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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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界定了条件三中指向德里达的后结构影响，使其必须避免因果关系、本质主义和自然主义。

另外，安全化理论所认可的文本分析，以及维夫提出将安全化主体的意图进行理论化的主张是不可能的，甚至是不受欢迎的。德里达认为：

合理地说，阅读不会合理地超出文本原有的含义，而变成一种所指对象（一种作为抽象的现实、历史、个人经历等的存在），或者变成文本外所指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内容，也就是说，不会超出我们在文本中所赋予这个词的含义。①

对此，政治思想史学家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给出了一种包含分析结果的浅显易懂的解释，他说：

至今为止，对文本解释最有影响力的是雅克·德里达在20世纪六

七十年代提出的观，点。他认为，文本解释是一个错误，因为阅读者不可能完全正确地理解文本，或许只有误读才是百分之百存在的。因此，那种认为我们能够清晰、无误地理解文本意义的说法本身就是错误的。②

为举例说明文本解释的限制，斯金纳转述了德里达对尼采(Nietzsche)的一句话—“我忘了我的伞”—所做的分析：

德里达承认理解这句话本身没有难度，但这并不代表我们能够百分之百地知道尼采真正想要说什么。他仅仅是告诉谁他忘了伞？他是想警告他们，安慰他们，还是在解释、道歉，或者指责自己，或者只是哀叹记忆力的流逝？可能像德里达所说的，“对于他，我一无所知”。德里达的意思就是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尼采说这句话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固

D Jacques Derrida,Of Grammatology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8),

p.158.

2 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 I.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91.

3 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 I.Regarding Metho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p.121 (emphasis ad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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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