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农学会研究》（中国大陆）杨瑞|(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中华农学会研究》

【作　者】（中国大陆）杨瑞

【丛书名】近代中国的知识与制度转型丛书

【页 数】 603

【出版社】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 2018.05

【ISBN号】978-7-108-06052-5

【分 类】农民协会－研究－中国－1916～1937

【参考文献】 （中国大陆）杨瑞. 中华农学会研究.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8.05.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中华农学会研究》内容提要：

中华农学会是近代以来历史较久、组织较稳固的全国性农学团体，本书引用大量未刊档案，结合报刊、方志、文集、日记、书信以及当事人回忆等资料，全景式重建中华农学会发展演变的历史，深入探讨其组织源流、人脉联系以及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揭示其不同时段的历史特质和时代影响。通过梳理近代农业知识与农业制度转型的内涵和过程，本书对农业如何由技术问题演化为社会改造问题，对变革农村旧式生产关系、陈腐社会制度，建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启示。

《中华农学会研究》内容试读

绪论

选题缘由

中国自古为农耕社会，古老的农耕文明曾经孕育并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化，但近代以还它在内外多重压力的逼迫下，不仅失去以往的活力和优势，而且渐至衰败破产边缘，从而引发一系列农业、农村问题。复因西方工业文明浪潮冲击，以及西方强权政治压制，中国农业、农村日益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从而步入一个亘古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其结果是，中国农业渐次脱出中古时代相对封闭和守成状态，日益与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接触，趋向全新的生产经营模式和农村组织样式。探寻中国农业、农村问题出路，无不受此时代大势之影响和制约。近代历史演进表明，单纯以“科学化”改善生产条件，难以寻得农业的真正出路。反而，整体改造农村社会，根本变革农村生产关系，转变土地私有制度和分散的小作农样式，实现农业社会主义，全面建成现代新农村，是为农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由此而言，这也是近代改造中国社会的主要取向与表现样态。

本课题通过中华农学会的具体史事，致力于近代中国接引域外现代农业知识及制度体系，用以解决本土农业、农村问题的取径

2中华农学会研究

及变化研究，再现其由技术问题演化为社会改造问题，以及与变革社会制度相联系的历史过程。有人认为近代农业相比于古代农业有以下三种特质：一是进取的，不是退步的；二是革新的，不是守旧的；三是科学化的，不是信鬼神的。具体而言：“是由顺天稼穑，进而为科学的种植；是由粗放的农作，渐进而为集约的农作；是由自然的生长，渐进而为人工的栽培：生产方面，乃由少量而增至多量；品质方面，乃由恶劣而改为优良，病虫害的程度渐次而消灭了；工作的效率，渐次而增加了。”质言之，“近代的农业，处处象征着农业的科学化，惟其如此，所以近代农业的进步，大有一日千里之势，远非古代保守性的农业所可比拟”。此论以“科学化”为准判分世界农业之性质与特征，进而揭示科学化是中国农业获得新生的必然选择。

近代农业科学化诉求的产生，既是西学潮流激荡使然，同时缘于对农业问题及其解决之道的特定认知。1891年，孙中山有感于西人“农功有专学，朝得一法，暮已遍行于民间”的实际效果，呼吁清廷“委员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畜牧、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泐为专书，必简必赅，使人易晓”。21896年，陈炽刊刻《续富国策》，专辟一节详陈欧洲诸国“讲求农学”情形：英国“农民亦大富，足以与工商相敌”；法国“田少功勤，国亦大富”；德意志诸邦，“略与法同，国中聚集讲求，各有农学之会，则田主不富，不用新机，而亦可以自收大利”。由此主张“兼

〔1)林松年：《近代农业的科学化》，《中央日报》1934年7月4日第3张第3版。〔2〕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

年，第4一5页。关于此篇的作者历有不同看法：《孙中山全集》编者认为，它由孙中山执笔，经郑观应修改，所以亦被辑入《盛世危言》：更有学者将其直接归为郑氏所作，参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绪论3

收并采，择善而从”，将中国旧农书“删繁就简”，择其精要刊行，更为重要的是“翻译各国农学，取其宜于中国凿凿可行者”，“散给生童，转教农人之识字者”。们孙中山、郑观应、陈炽等趋新人士，皆表达了移植西方农学知识，借以改良中国传统农业，实现国富民强的宏愿。

晚清时期是中国运用现代科学知识对固有农业进行变革的历史起点，集中体现为对域外农学知识的移植、应用以及农作物新品种的引入、试种与推广。在认知层面，时人把农业问题看作生产问题来解决；在实践层面，这与海通以来农业所面临的国内和国际形势有关。中国农村腹地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广阔原料产地后，其农产品逐步融入国际农产品市场体系，整体而言，大宗农产品因生产技术落伍、生产效率低下而价格高昂，加之品质低劣，在国际竞争中日处不利地位。“土不抵洋”窘境激发朝野“兴农抵洋”，以堵塞漏卮挽回利权的“农战”观念。在具体应对上，他们期于将中古式的“经验”农业臻于西方式的“学理”农业，借此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农产品质量，以扭转国际贸易之恶局。在中西竞争而西方明显占优的情势下，“科学化”成为时人寻求农业出路的唯

一选项，因为，18世纪以来，西方世界的农业与科学“一天一天的接近起来”，而收获量与生产品质均较前有“充分的进步”；而“我国农民生活简单，经营方法，还是因袭着几千年以来的古法，与近世科学差不多还不曾接触着”，所以，中国应以近世“科学的农业”，撤换“古代式的农业”，以增进农民的“工作能力”。2

〔1)赵树贵、曾丽雅编：《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173一174页。〔2〕吴觉农：《中国的农民问题》，陈翰笙等编：《解放前的中国农村》第2辑，北京：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第29一30页。

中华农学会研究

正如沈宗瀚所言，“中国采用外国科学新法谋改良农业者，初由学校教育入手”。晚清农业“科学化”乃因袭西人做法的产物，纯从农业学校和农事试验场着手。2清季设立农业学堂和农事试验场，旨在移植域外的农学知识体系，所以，“学堂”与“试验场”是农业科学化在中国的原初样式。此外，农学会和农会是晚清以来引入、研究与推广域外农学知识的重要管道，它们皆是外来的新事物。农学会是清季众多专门学会之一种。追根溯源，中国本无现代意义上的“学会”，3)其相关观念首先由清季来华西方传教土引入中土，而后为趋新士大夫所接受；次为清廷外派使节和游历官绅的直接观察和迎受；海外留学生继起鼓吹并创建学会组织。这三种不同身份的人士在不同时段充当了引入或实践域外观念的要角，他们的认知、思想和活动不甚相同，导致农学会在中国的缘起及进展未必与此完全对应。今人追溯农学会起源，或言广州

〔1)沈宗瀚：《中国农业科学化的初期》，《沈宗瀚晚年文录》，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79年，第84页。

〔2]1923年钱天鹤言及，19世纪以来，西方各国执政者对于劝农之职“莫敢旷弃”，着

手兴办农业学校及农事试验场。世界上最古老的农业学校是法国于1763年设立于

La Rochette的地方农科大学；农事试验场滥觞于I843年英国Rothemsted地方农业试验场。钱天鹤：《近世文明与农业》，《钱天鹤文集》，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1997年，第163一164页。

〔3]有人认为，中国“现代性之学会，防于清光绪甲午、戊戌之间，实袭西洋体制，尤

仿英美教士在华之广学会。其异于往古者，盖为客观化之社团组织，循一定规章以为会员行为之约指，有固定宗旨及专门性之旨趣，会友须负担一定量之会费及年费，为宣扬某种理想，有机关发行之报章书刊，并由选举以组织执行中枢”（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11页)；亦有人认为，清代学者潘曾沂在家乡江苏吴县丰豫庄组织的学习研讨农业知识组织“课耕会”，类似现代农学会（王永厚：《潘曾沂及其〈丰豫庄本书）》，《古今农业》1992年第1期)；还有人认为，1834年潘曾沂创立的丰豫庄课耕会，是“我国第个具有农学会性质的早期民间团体”（林庆元：《林则徐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42页)。

绪论5

的农学会，或主上海农学会，均各有理据。比照中外学理及事实，发现中国的农学会虽是模仿西人成例的产物，相比其他专业学会，其复杂性是农会一系与之关联。)

孙中山的新知识体系主要源自欧美，其对农学及农学会的认知亦然。1890年，他提出关于“兴蚕桑之利”三条建议：一是“鼓励农民，如泰西兴农之会，为之先导”；二是立会劝诫鸦片；三是“学校之设”，“先立一兴学之会”，逐渐于邑城设“大学馆”。2)无论动机若何，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首创农学会是历史事实。是年10月6日，他在广州《中西日报》发表《拟创立农学会书》，明言：

某也，农家子也，生于畎亩，早知稼穑之艰难。弱冠负

〔1门近代中国古今中西时空交错，时人亦好用比附，指称同一事物实则概念背后渊源有

自，系统各异；看似彼此矛盾的思想、观念及行为，因内在关联而又具同一性。清季“农学会”与“农会”之关系，尤近于前者，须前后左右兼而顾之，贯通史事联系，方可明其本末和来龙去脉。清季农学会的知识主要来源于日本，而且时常将其与农会相提并论，甚至互相借用，难分彼此。戊戌年前后，维新人士所言“农学会”多属“农会”一系。或可言，它是各取农学会和农会部分功能，重新拼装起来的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概念或组织。时人未有严加区分，认识模糊、笼统，终不免附会之弊。在日本，两者界限明晰，各有统系。明治以来的日本，把组织农会视为国家农政要项，列为劝农政策之一而厉行之，按照国家法律自下而上逐级创立，层次明晰，组织严密。首先由农民组织市町村农会，为最下级的基层农会，在此基础上再依次设立上一层级组织，即郡和县府道农会，直至其最高机关大日本农会。明治

十四年(1881)，“大日本农会”在各级农会组织基础上成立。1897年，该会附设东京农业专门学校，主持农学教育。日本农会由国家主导，受政府监督，为其提供“助成金”。此外有法定之外而“出于协同主旨”，联系其他部门（不限于农业部门）人士，设立的自主性组织（大限重信：《日本开国五十年史》下册，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第947页)。农学会则为农学专业人士创立的专门学术团体，是研究农学学术的社群，如日本1890年成立的农学会，由东京帝国大学农科农学士组成，农科教授横井时敬任干事长。晚清之际中国将二者混合使用的情况，普遍见于戊戌前后各类诏令、奏章以及时论。

〔2〕孙中山：《致郑藻如书》，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

卷，第1一2页。

6中华农学会研究

笈外洋，洞悉西欧政教，近世新学靡不博览研求。至于耕植

一门，更为致方〔力〕。诚以中华自古养民之政，首重农桑，非如边外以游牧及西欧以商贾强国可比。且国中户口甲于五洲，倘不于农务大加整顿，举行新法，必至民食日艰，哀鸿遍野，其弊可预决者。故于去春，子身数万里，重历各国，亲察治田垦地新法，以增识见，定意出己所学，以提倡斯民。伏念我粤东一省，于泰西各种新学闻之最先，缙绅先生不少留心当世之务，同志者定不乏人，今特创立农学会于省城，以收集思广益之实效。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即于会中设立学堂，以教授俊秀，造就其为农学之师。且以化学详核各处土产物质，闸明相生相克之理，著成专书，以教农民，照法耕植。再开设博览会，出重赏以励农民。又劝纠集资本，以开垦荒地，此皆本会之要举也。们

以上陈述似与事实出入不小。2孙中山此前已表明有志于农，郑观应荐函称其“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植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谓：“孙逸仙医生拟自备斧资，先游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而后返中国，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荐函本受人之托，未必可尽信。但孙中山对欧洲各国的农学及农学会确

〔1〕此文由兴中会会员区凤墀（基督教会牧师，曾任教于德国柏林大学）执笔。时孙中

山筹备武装起义，农学会主要用于掩护革命活动。参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4一25页。

〔2〕如果据其发表时间推算，应为1894年春。但实际上，至是年6月，孙中山始得郑

观应致盛宣怀荐函，7月拿到护照，又游历京津汉等地，而后出国游历。“去春”应是其在广州筹备时间，而非出国时间。

〔3)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72一73页。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