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神学论战史 第1卷》（美）安德鲁·迪克森·怀特著；鲁旭东译|(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科学-神学论战史 第1卷》

【作　者】（美）安德鲁·迪克森·怀特著；鲁旭东译

【页 数】 679

【出版社】 北京：商务印书馆 , 2011.08

【ISBN号】7-100-08495-6

【价 格】90.00（全两卷）

【分 类】科学-关系-宗教-研究

【参考文献】 （美）安德鲁·迪克森·怀特著；鲁旭东译. 科学-神学论战史 第1卷.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08.

图书目录：

《科学-神学论战史 第1卷》内容提要：

《科学-神学论战史 第1卷》内容试读

导

言

这部著作已经准备付梓；当我动笔撰写这篇序言时，我的目光落在了我的窗外一一群在涅瓦河畔干活的俄国农民的身上。他们拿着鹤嘴锄和铁铲，把四月的阳光送入厚厚的冰层之中一正是这巨大的屏障，把现代码头与安葬着罗曼诺夫王朝历代沙皇的古老的花岗岩堡垒锁在了一起。

这一屏障业已被动摇了；它已出现了大规模的裂痕，许多地方脆弱不堪，到处岌岌可危；但是，从整体上看，它如此广袤，把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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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老的巨砾封冻得那么牢；它嵌入浅滩，楔入了两岸的裂缝之中，因此它仍然有着巨大的危险。来自上游数以千计上涨的溪流所汇集的洪水，在后面挤压着它；漂流物和垃圾向它堆去；每个人都知道，它必定会融化。但是仍然存在着这样的危险：它可能会因抵抗这种压力的时间过长而突然崩溃，以致会从其基础处把那些花岗岩码头冲垮，这样，不仅会导致泛滥成灾、哀鸿遍野，而且，在大潮退去之后，还会留下大量污泥，从而成为繁殖各种病菌的温床。

不过，有耐心的俄国农夫们(nujiks)正在做着有益的事。通过他们刨出的一道道沟，这个屏障越来越多地暴露在春天的暖流之中，它会逐渐地消融，从而，河水将会以仁爱的方式和优美的姿态缓缓流过。

科学一神学论战史（第一卷）

在本书中，我的工作与涅瓦河畔的俄国农夫所做的是类似的。只不过，我在尝试着帮助把历史真理之光送入一大堆正在腐烂的过时的思想之中，这些思想要把中世纪的基督教观念与现代世界ⅵ捆在一起，而且它们仍会在我们之中徘徊一它们是对宗教和伦理道德最严重的障碍，而且是对社会总体的正常发展的一种威胁。

在这一屏障后面也有迅速上涨的大潮一已增长的知识和新的思想的大潮；这一屏障尽管是千疮百孔，并且在许多地方已经变得脆弱不堪，但它仍会造成某种危险一它会突然崩溃，给人们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灾难，不仅会使业已过时的信条和有害的教条遭到荡涤，而且也会使一些人们所珍爱的原则和理想受到冲击，甚至会把整个社会和政治大厦最宝贵的宗教和道德基础都冲垮。

我所希望的是，为以渐进的和有益的方式消除大量非理性的危险提供帮助（即使这种帮助是微不足道的），从而使得“纯粹的和未被玷污的宗教”的大河舒畅而有序地流向四面八方，这对人类是有益的。

现在，我想简单谈一下本书的成书。

我和埃兹拉·康奈尔(Ezra Cornell))一起同甘共苦创办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学，这件事已经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了。

我们的目的是要在纽约州建立一所高等教育和研究机构，在这里，纯科学和应用科学应当与文学研究具有同等的地位；在这里，无论是古典还是现代的文学研究都应当尽可能摆脱那种学究式的风气；而学校则应当摆脱各种无益的束缚和有害的方法，因为在那时，这些东西在美国妨碍了即使不是大部分也是很多高等院校的发展。

导言

我们特别决定，这所机构不要受任何政党或单一的某个教派的控制，根据康奈尔先生的建议，我把一些涵盖这些意思的严格的规定，写入了学校的章程之中。

当然，我们两个人谁也不想在做这一切时有什么亵读宗教或违背基督教的行为。康奈尔先生被培养成了公谊会(the Societyof Friends)的一名会员；他慷慨解囊，为他所看到的他周围正在进行的各种基督教的活动提供资助，他创办了一个公共图书馆，他提ⅶ名担任图书馆的常任理事的人，都是这个城市的天主教和新教的牧师。至于我自己，我也被培养成为了一名教徒，最近被选为一所教会学校的理事并担任了另一所教会学校的教授；我最亲近的那些人都是虔诚的教徒；如果允许我谈点对我自己来说非常私人化的问题，我要说，我与那些笃信宗教的善男信女保持着我最珍重的友谊，我的快乐的最大来源就是教会建筑、宗教音乐和各种形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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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虔诚的诗歌。因此，我们两个人绝不希望伤害基督教；相反，我们都希望促进它的发展；但是我们没有把宗教与宗派主义混为

一谈，我们看到了美国的高等院校总体上具有的宗派特征，这是当时它们当中的许多学校在高等教育方面空泛的一个原因。

不需要非常敏锐就可以看出，如果一个管理体制，在选择某个数学教授、语言学教授、修辞学教授、物理学教授或化学教授时，首先并且主要的是问这个人属于哪个教派甚至哪个支派或分支，那么它恐怕难以在推进人类的道德、宗教和知识的发展方面有很大作为。

因此，在我们看来，新的基本原则的理由是相当充分的，我们希望与所有善良的公民合作，并且预计不会受到任何的反对。

科学一神学论战史（第一卷）

当回顾那些神权干预的岁月时，我不知道，对我们的单纯更多感到的是惊讶还是开心。

反对之声马上就出现了。在州议会，我们处处遇到了反对，而且没过多久，全州上下群情激愤一从主教到教士，从牧师到部长；一位虔诚的新教主教声称，所有教授都应当有圣职，因为“教化万民”的命令只下达给了教会；一位热诚的教士在公开出版物中指责笃信基督教的学者戈尔德温·史密斯(Goldwin Smith)到康奈尔大学是为了向人们反复灌输“《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缺乏宗教信仰”；有一位著名的牧师从一个城市来到另一个城市，谴责我们所提倡的教育的“无神论和泛神论的倾向”；一位非常热心的部长告诉某教派的宗教会议，路易·阿加西(Lousviii Agassiz),一位虔诚的有神论者和达尔文最后的劲敌，在这所新的机构中“宣传达尔文主义和无神论”。

随着斗争的深人，敌对的决议传到了不同的教会组织，一些受人尊敬的教士严肃地警告他们的教友首先要反对这所大学的“无神论”，其次要反对它“缺乏宗教信仰”，最后要反对它“对宗教的冷淡态度”，一些虔敬的牧师们竭力劝说年轻人不要参加我们的入学考试，在这种情况下，我开始了辩护，在回答来自讲道坛和宗教报纸的各种攻击时，我试图减少公众的担心。我充分尝试采取“善意的通情达理的态度”。在这所大学里，已经建立或有人捐建了一些也许是当时的美国最有成效的基督教讲道坛，并且建立了当时的美国基督教协会(the Christian Association)最有活力的一个分支机构；但是所有这些并没有使学校免遭攻击。学校章程中禁止给任何教派的学说以特权的条款，尤其是大力突出各个科学学科的

导言

教学这一事实，似乎妨碍了任何和解，而且这一点很快就变得明朗了：采取守势只会使问题变得更遭。我的头脑中突然产生了一种意识一关于大学和与之相关的教育的神学观点与科学观点之间的对立，的确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接受了去纽约的库珀学院(the

Cooper Institute)的报告大厅做一次讲演的邀请之后，我把我的讲演题目定为：《科学的战场》(The Battlefields of Science),我坚持了以下论点：

在所有现代史中，为了假设的宗教的利益而对科学的干预，无论这种干预的用意多么善良，都给宗教和科学带来了最可怕的灾难，而且这是不可避免的；反之，所有无拘无束的科学研究，无论其某些进程在一段时间内似乎会对宗教有多么大的威胁，它始终产生的都是对宗教和科学最有益的东西。·

这一讲演应霍勒斯·格里利(Horace Greeley)的请求发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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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的《纽约论坛》(New York Tribune)上，它的编辑亦即格里利本人，也是康奈尔大学的一位理事。由于这个讲演得以广泛传播，并且引来了各种各样的攻击，结果，我又被邀请到不同大学的x社团和人文俱乐部阐述我的论点；我将始终感激并且不会忘记，在那些站在我一边和在讲台上用赞许和鼓励的词语介绍我的人中，有我尊敬的老师一当时任耶鲁学院(Yale College)院长的牧师西奥多·德怀特·伍尔西(Theodore Dwight Woolsey)博士。

我的讲演扩充了，第一次扩充为杂志上的一组文章，后来又扩充成题为《科学之战》(The Warfare of Science)的一本小册子，当该书在英国重印时，约翰·廷德耳教授(John Tyndall)为它写了

一篇前言。

科学一神学论战史（第一卷）

这本小书的多种译本出版了，而在它的历史上最奇怪的是这

一事实：路德派的一位主教为它的瑞典文译本撰写了一篇非常友好的导言。

与此同时，约翰·W.德雷伯(John W.Draper)出版了他的著作《宗教与科学的冲突史》(A History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Re-ligion and Science),这是一部才华横溢的著作，就我对这个问题更进一步的了解而言，我当时以为这部著作给它画上了句号。

但是，有两个因素导致我要把我自己关于这个领域的著作继续写下去：第一，我对这个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抑制不住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考察和研究；第二，尽管我非常钦佩德雷伯对所涉及的那些问题的探讨，但他看待历史的观点和方法与我不同。

他认为，这是一场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而我当时认为而且现在依然确信，这是一场科学与教条主义的神学之间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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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越来越发现，这是人类思想发展的两个时代—神学时代与科学时代的冲突。

因此，我继续我的工作，不时地在《大众科学月刊》(The Pop-ular Science Monthly)发表《科学之战新的篇章》(New Chaptersin the Warfare of Science)的系列论文。这样做有许多困难。在20年的时间里，作为康奈尔大学的校长和这个机构的历史学教授，我要投身于这个学校初期的发展工作。即使不做这方面的工作，我也无法使自己完全避开公共事物，我曾三度被美国政府派到x国外担任公职：第一次是1870年被派往圣多明各担任高级代表；随后于1879年被派往德国担任公使；最后又于1892年被派往俄国担任公使；而且应纽约州的要求，我做了许多与费城和巴黎的世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