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研究》吴兆路，（日本）甲斐胜二，（韩国）林俊相编|(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中国学研究》

【作　者】吴兆路，（日本）甲斐胜二，（韩国）林俊相编

【页 数】 377

【出版社】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22.03

【ISBN号】978-7-309-16040-6

【价 格】98.00

【分 类】中国学-文集

【参考文献】 吴兆路，（日本）甲斐胜二，（韩国）林俊相编. 中国学研究.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03.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中国学研究》内容提要：

本书所收录的论文稿件，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化交流等。本专辑倡导学术自由，鼓励创新，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旨在为繁花似锦的学术园地增添一道亮丽的色彩。

《中国学研究》内容试读

南朝文论与伦理

《文心雕龙》和《诗品》对爱情伦理观发展之贡献①

⊙甲斐胜二（日本）

绪

论

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老师们都知道中国南朝时代是文学理论批评极为发达的时期，此时产生了两种著名的著作，即刘勰的《文心雕龙》（以后简称《文心》）》和锺嵘的《诗品》。《文心雕龙》是对当时文学现象的广泛领域而论，而《诗品》

中

却是限于五言诗而讲的。这两种书个别发挥其独特的观点，于后世皆受到很高的

国

评价。

学

这两种书，详论的方面虽然各自不同，而两位作者都生活在齐梁时代，所以他们所面对的文学情况应该差不多相同，因而里面有些地方是针对当时同样的文学现象而讲论的。至今已有很多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可说已经非常详细，也得到极为丰硕的成果。不过，管见所及，好像还没有从伦理学方面来研究的论著。伦理学史的专门书本上，也似乎尚没有通过六朝文学批评来讲述有关士人伦理观的发展②。

本来文学作品，特别是吟咏情性的诗文，和其时代的爱情伦理观应该有较大的关系。因为诗文本来即有表达个人各种不同心情的能力，而爱情又是心情的主要因素。但是，如果其表现方法不适合该时代的伦理观点（这可以说道德观点)，那么则无可吟咏发挥之处。南朝时代也是一样。例如，晋代谢石饮酒后唱吴歌，而受到王恭的批评(《晋书·王恭传》)。吴歌的内容不少是吟唱爱情的歌曲。我们可以说，什么时代产生什么样的文学作品，更具体地说，在什么地方可以写作什么样的作品，也就是说，这和其时代的伦理观有密切的关系。

下面，笔者将从这两本书对乐府诗的观点来谈一谈他们对中国爱情伦理发展上的贡献。

首先，我们根据王运熙先生的《六朝乐府与民歌·吴声西曲的产生时代》

①这篇文章根据2018年7月在日本北九州市召开的国际文学伦理批评研究会上报告的稿子而修改。

②例如，陈少峰《中国伦理学史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主要注目个人的伦理思想而论，未论及文论方面。研究这方面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要注意，是道德(morals)和伦理(ethics)本来不是一样的。道德是属于社会，伦理是属于个人。可是，什么时代的道德也根据个人的伦理观而成立，并且我们可以将其时代看为一个人，所以在此让我将道德和伦理看作差不多一样的观点来讲。

来看看南朝时期乐府逐渐受到贵族喜爱，特别是他们喜欢创作吟唱有关男女爱情的吴声西曲之社会情况①。这些吴声西曲经常被批评为“郑卫淫俗”。

王运熙先生云：

东晋后期，吴声歌曲更普遍地得到上层阶级的喜爱。…除掉采撷民歌入乐外，东晋后期的贵族文士，自己创制新歌，也较以前踊跃。他们的作品，现在可以考知的，有孙绰的《碧玉歌》、王献之的《桃叶歌》、王麽的《长史变歌》。

到了刘宋，贵族阶级又新制《丁督歌》《读曲歌》等吴声歌曲，吴地民歌《华山畿》也被采入乐。在吴声歌曲的影响之下，一些出镇西方的贵族，根据或仿效西部地区的民歌，又制作了不少新乐曲一西曲，例如臧质的

【2

《石城乐》、刘义庆的《乌夜啼》、刘铄的《寿阳乐》等等。…这段文字说

中

明，被好古者目为“雅乐正色”《三调相和歌辞》，在贵族文娱生活中的地

国

位，已经为新起的吴声、西曲所代替了。…

学

贸

刘宋是吴声西曲的黄金时代，产生于南方的新乐曲一吴声西曲，至此在统治阶层中完全确立了地位。…

谢石在会稽王府酒后唱吴歌，被王恭斥为有失体统，这说明吴声歌曲在东晋时代尚未在上层社会中取得正统地位。刘宋以后，便不同了，吟唱吴声、西曲，已成为上层阶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王运熙先生讲述“刘宋以后，吟唱吴声、西曲，已成为上层阶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原因如下：

数百首的吴声、西曲歌辞、内容流连于情爱，而且表现得非常大胆、泼辣，跟汉乐府相和歌辞相比，它委实是“淫哇”。六朝市民阶级的丰富叛逆精神的情歌为什么能够大量地流入上层统治阶级的乐府呢？六朝的统治者们，为什么不但喜爱采撷民间的歌谣而且大量地仿作呢？

首先，得从整个上层社会的风气来解释。魏晋以后，老庄思想流行，士大夫往往蔑弃礼法，崇尚放诞，其影响及于整个六朝。儒教礼法在这个时代对上层阶级的约束力量非常薄弱，这就为“淫哇”的“委巷风谣”敞开了大门，使它们能够大量地涌入乐府。

其次必须指出南朝许多统治者的出身情况。赵翼《廿二史札记》说：“江左诸帝，皆出自素族。…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亦皆出于寒人。”寒微的出身，使南朝的统治者们一方面容易喜爱产生于民间的歌谣，

一方面又容易不受礼法的束缚而把它们大胆地引入乐府。

由此可知当时士人的文学趣味从东晋时代到刘宋时代逐渐有所改变，不仅已经可以吟唱男女爱情，并且还出现了喜爱欣赏此类有关男女爱情诗歌的现象。即使这样的情况，只局限于贵族文学领域内，可是贵族本身位居当时的上层社会，而下层的很多文士们也很有可能会根据贵族文学趣味来创作自己的作品，因此可推测贵族的文学趣味肯定会影响到其士人社会的伦理思想。

①《乐府诗述论》增补本所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三

对这样的情况，刘勰《文心》分别以《明诗》和《乐府》两篇分篇论述。在《明诗》里主要论述萧子显所说的第一派、第二派诗文，在《乐府》里主要讲述第三派诗文①

《明诗》日：

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故铺观列代，而情变之数可监，撮举同异，而纲领之要可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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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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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于晋世，则傅玄晓音，创定雅歌，以咏祖宗，张华新篇，亦充庭《万》。然杜夔调律，音奏舒雅，荀勖改悬，声节哀急，故阮咸讥其离声。

学

后人验其铜尺，和乐精妙，固表里而相资矣。故知诗为乐心，声为乐体，乐体在声，瞽师务调其器，乐心在诗，君子宜正其文。“好乐无荒”，晋风所以称远，“伊其相谑”，郑国所以云亡，故知季札观辞，不直听声而已。若夫艳歌婉娈，怨志诀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然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凡乐辞曰诗，诗声曰歌，声来被辞，辞繁杂节

《文心》提到将诗和乐府分篇而讲的缘故如下：“昔子政品文，诗与歌别，故略具乐篇，以标区界。”这些文字虽看似简单，但却说明了《文心》的一个特征。《文心》的基本思想亦即处处“宗经”，刘勰认为所有的文章创作皆需尊奉儒家经学理论。以他将自《诗经》传统以来到汉代以后成为士人必须写作的“言志”诗放在《明诗》里详论，将模仿民间歌谣配上音乐吟唱的乐府诗放在《乐府》里讲述。这样分开论述，表现了以文士“言志诗”为主的思想。在此我们要注意的是，有关乐府诗，刘勰曾日：“若夫艳歌婉娈，怨志决绝，淫辞在曲，正响焉生”，“俗听飞驰，职竞新异，雅咏温恭，必欠伸鱼睨，奇辞切至，则拊髀雀跃，诗声俱郑，自此阶矣”。这些字句都可以视为刘勰针对当时一部分乐府诗的评论。而如此所产生出的乐府诗与萧子显所说的第三派的风格极为类似。萧子显所说的第一派也“宜登公宴”，虽然能看作为乐府诗的一部分，可是它们具有“典正可采”的性格，所以应该和刘勰所批评的乐府诗有所不同。

其实，刘勰很敏感地批评带有郑声的乐府诗。《明诗》里评价较高的魏代诗人，在《乐府》里却也受到他的批评。

《文心·明诗》曰：

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造怀指事，不求纤密之巧，驱辞逐貌，唯取昭晰之能，此其所同也。…若夫四

①《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

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华实异用，惟才所安。《文心·乐府》曰：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

刘勰似乎以为魏代的诗文好是好，可是对于他们诗文中包含“淫荡”志向和“哀思”辞语的乐府诗，却未给予较好的评价。我们看“北上”众引，“秋风”列篇等诗文的话，便可知道这个“淫荡”只不过是妇人思念爱人的爱情心理。虽然或许有人会从这儿妄想到“淫荡”，可是男女之间的情爱是我们一般不能缺少的现象，因此以现在的观点来看，刘勰的批评可以说似乎过于强烈。由此可推测刘勰似乎还未超出晋代谢石饮酒后吟唱吴歌而受到王恭批评的伦理水平。

5

此外，在此顺便提一下，我推测：刘勰以四言诗为“正体”，而以五言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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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调”的评语，虽然是就五言诗是后来出现的情况所论，但是这恐怕也和对乐

学

府诗的评价有关。因为从魏代以后，乐府和五言诗的关系很大。建安曹氏父子推行五言诗，使其得以流行，其作品中即包含着很多乐府诗。南朝时代也经常用五言句子创作乐府诗，可以说士人经常创作五言诗的现象和五言乐府诗的流行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暂且不论五言诗这种诗体是如何产生的，可是从推行五言诗的曹家父子诗文看来，就可以看出以五言作乐府诗的习惯是从那时候开始，然后到了南朝时代，吟唱情歌的乐府诗和五言诗互相影响而有所发展。而经常吟唱爱情的吴声西曲歌的诗文也是五言诗。王运熙先生云：“吴声、西曲歌词的句式绝大多数为纯粹的五言、这当是由于当时五言诗最昌盛的时期之故。”①我以为因为当时存在如此流行创作五言诗的情况，所以刘勰可能特意将四言诗和五言诗分开论述，而未能给予五言诗正体的评论。

四

锺嵘的《诗品》则和刘勰的观点不同。他对五言诗的评价很高，只选择五言诗而论。不过，锺嵘也知悉五言诗比起四言诗来，比较属于“流调”的观点。《诗品·序》曰②：

夫四言，文约易③广，取效风骚，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习焉。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会于流俗。岂不以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者耶？

不过，这里所说的“流俗”就是“世俗人”的意思。我们可以理解锺嵘是站在世俗一般的情感上来看五言诗的写作。他首先提到五言诗诞生的历史，主张其世俗一般的情感在士人传统思想上的正当性和正统性。

①《乐府诗述论》增补本所收。

②《诗品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③易，原作意，据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校改。

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照烛三才，辉丽万有，灵祇待之以致飨，幽微藉之以昭告，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昔南风之词，卿云之颂，厥义复矣。夏歌曰，“郁陶乎予心”，楚谣曰，“名余曰正则”，虽诗体未全，然是五言之滥觞也，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矣。古诗眇邈，人世难详，推其文体，固是炎汉之制，非衰周之倡也。

这段话前面所说的是根据《毛诗序》的思想，后面所提的“夏歌”(《古文尚书》)和“楚谣”(《离骚》)也是就五言诗来论述的，这些皆是具有传统权威性的历史典籍。然后锺嵘对五言诗的功能有如下的叙述：

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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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

中

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

学

哭

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故词人作者，罔不爱好。

从这段《序》来看，锺嵘评价的好像是徒诗，可是《序》里提到的几个例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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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了乐府诗。例如，他对当时的作诗情况曰：

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次有轻薄之徒，笑曹、刘为古拙，谓鲍照羲皇上人，谢朓今古独步，而师鲍照，终不及“日中市朝满”，学谢跳，劣得“黄鸟度青枝”，徒自弃于高明，无涉于文流矣。

这里所说的鲍照诗是《代结客少年场行》，谢朓诗（虞炎诗）是《玉阶怨》，都算是乐府诗。由此我们能理解锺嵘不同于刘勰将乐府诗和言志诗分篇而论的态度，其所说的五言诗里也包含着五言乐府诗。从上面所说的“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等句子看，可推测锺嵘对和所谓“郑卫淫俗相关的“咏情”乐府诗是抱持肯定的态度的。从这个视角来看，我想《诗品》里面虽然没有直接评论的文字，但却能看出锺嵘心里亦有意图保护创作“郑卫淫俗”的乐府作者。因为序文提到：“（锺）嵘所录，止乎五言。虽然，网罗今古，词文殆集。轻欲辨彰清浊，掎摭利病，凡百二十人。预此总流者，便称才子。”这里所提到的“才子”，也出现在萧统《文选》中，《文选·序》里亦曰“词人才子，则名溢于缥囊。飞文染翰，则卷盈乎缃帙”，这里的才子，可以理解为“具有作文章（诗文）能力之人”的意思。不过，锺嵘选择诗人的时候，似乎不仅依靠诗才，对诗人风格方面也极为重视。例如对于任防，其曰：“晚节爱好既笃，文亦遒变，善铨事理，拓体渊雅，得国士之风，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物，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所以，这个“才子”有可能包含为人风格的观点。如果说锺嵘《诗品》里所提的诗人都是“才子”的话，那么《诗品》所评论的鲍照、惠休上人和鲍令晖也都可算为“才子”。而鲍照“善制形状写物之辞。得景阳之淑诡，含茂先之靡嫚，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总四家而擅美，跨两代而孤出。…然贵尚巧似，不避危仄，颇伤清雅之调。故言险俗者，多以附照”(中品)，“惠休淫靡，情过其才，世逐匹之鲍照，恐商周矣”（下品）。看样子，当时世俗以为鲍照带有一些“淫靡”的因素。“淫靡”是浮华艳丽的意思。因此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