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ca考试大纲，大家看了么？很多报名ca考试的同学现在还停留在不知考试大纲的阶段。目前，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简章已经公布，里面有2022年考试大纲的内容。小编已经做了整理，同学们看一看吧。一、2022年ca考试大纲，大家看了么？专业阶段考试科目：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经济法、税法。专业阶段考试报名人员可以同时报考6个科目，也可以选择报考部分科目。综合阶段考试科目：职业能力综合测试(试卷一、试卷二)。考试范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专业阶段考试(2022年)》和《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大纲——综合阶段考试(2022年)》确定的考试范围。二、如何利用好题库中的历年真题？按照年份顺序做题因为出题思路以及考查重点在不断变化中，所以考题都是距离现在越近的年份越具有参考价值。大家可以在做题时，把距离较久远的题目进行常规联系，而近三年的题目要进行细致的分析。按照考试规定时间完成很多考生做真题的时候容易陷入的误区是丢失做题节奏，一套试卷可能要分好几个阶段才能做完，这样就浪费了以真题当模拟题的机会，考试考查的不仅是你对知识记忆理解的程度，还要考查你提取这些知识的速度，所以一定要严格按照考试时间来完成真题。认真研究分析真题做注会真题，一定要对每道题都仔细琢磨，分析自己是如何在做题过程中得出答案的。并且要注意对比正确选项和错误选项，分析出题人所给出的选项是否是为了迷惑考生，错在哪里，在什么情况下是可以成立的，尤其是对于自己不会做的题目，更要做好标记，对应相关的知识点，找到解题思路。不知道怎么备考的同学看过来，东奥官网的注册会计师辅导课带你备战注册会计师考试。三、注册会计师备考需要大量刷题吗？很多同学讨论虽然已经将教材中的知识悉数掌握了，但答题的时候就做错，很多考生就开始进行刷题。但“题海战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大家在复习时候也要注重习题质量。学生们通过做一些经典习题，模拟题以及历年考试题，去发现知识点之间的共通性，逐渐摸索出得分技巧及答题技巧。说明：因考试政策与内容不断的变化与调整，东奥会计在线注册会计师频道提供的关于注册会计师考试时间等相关信息仅供大家参考，如果有异议，请大家以权威部门公布的内容为准。...

2022-04-03 注册会计师2022年报名时间 注册会计师2022年考试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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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2

作者：陈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试读：版权信息书名：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作者：陈润排版：辛萌哒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5ISBN：9787568009249本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序言中国1984一1948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此生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将1948最后两个数字调换位置，以《1984》为小说命名。这位穿着破衣烂衫，像流浪乞丐一样寄身贫民窟的中年人，以辛辣生猛的笔法，预言一个他从未到过的社会主义世界，在令人窒息、恐怖的极权主义统治之下，“无知即力量，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一年后，小说出版，大西洋两岸反响强烈。又一年，奥威尔因肺结核恶化导致肺部大出血而去世，年仅47岁。他终于从不如意的潦倒生活中永远解脱。没有史料表明邓小平是否读过《1984》，但可以确定的是，在198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曾饱受极权主义的折磨和煎熬，“文革”的“十年浩劫”将这个国家摧残得千疮百孔、伤痕累累。经过1978年以来的7年耕耘，改革开放事业一直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和政策摇摆中艰难推进。当1984年刚刚到来时，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担当起“扳道工”的角色，悄然南下，倾尽80岁余力将中国这列缓慢摇摆的火车扳上正轨。回到北京，他又坐回“驾驶员”的位置，吹响号角，宣布改革开放全面提速。1984年初，邓小平南行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春潮涌动，万象更新。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期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在珠海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在广州补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评语。邓小平对特区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态度明确而坚定，低调南行被新闻媒体在全国高调传播，此后，围绕“是否办特区”的争论悄无声息。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序言：中国1984值得重点提及的是，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尽管他早已提出“改革”和“开放”，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政策，但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组合起来，此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改革开放”这个词汇。1987年之后，“改革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党章和宪法，至今仍然是重大国策和国人共识，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说，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开端。跨越不只体现在词语表达上的改变。1984年有一次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全面改革的序幕在秋天拉开，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等石破天惊的表述振奋人心，此时距离年初“邓小平南行”已过去9个月，春风正吹遍大江南北。中国的改革重点由此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全面改革。国际舆论高度评价，美国合众社将“中国宣布经济改革”排在年度十大国际新闻的第五名，日本的《国际贸易》则声称“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商品经济”四个字已然充满保守气息，但在当时已是不敢想象的理论大突破。1980年代，中国还处在经济有所放松、政治高度紧张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被“市场”之类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字眼占领。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商品经济”实质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以前者之名行后者之实，此后经过8年的争论、反复，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正式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将1978年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那么1984年就是全面达成共识的破局之年。当改革事业遭遇停滞摇摆，“商品经济”、“姓资姓社”等意识形态层面的突破和共识就很有必要，而制度创新更为关键，承包制和双轨制就是在1984年前后建立的两大基石。改革的本质是利益重新分配。改革旧体制就意味着切割、剥离背后的利益集团，用更市场化的办法取而代之，其风险可想而知。承包制和双轨制的指导思想，是将存量改革转向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保守过渡方案。以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将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容冻结、封存，让它逐步衰落、消亡、更替，实现平稳过渡，将风险降到最低。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无前例，没有成功先例可供参考借鉴，也无理论知识支撑，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务实主义——这是改革开放的唯一理论，才能让改革过程变成一场可控的巨大试验。承包制发端于农村，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在饥寒交迫中签下“大包干”的“生死文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中国农民压抑已久的能量彻底释放。1984年，农村改革经验被复制到城市，“包字进城”让承包制的威力在城市改革中得以显现，在“放权让利”中没有被激活的国有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四通、联想、万科、三九等公司横空出世。价格双轨制1982年由物资部提出，这场物价改革最终演变成全面经济改革。双轨制试图通过对原材料和终端商品的价格调控以牵住改革的“牛鼻子”，岂料各种权力寻租、倒买倒卖滋长蔓延，权贵资本兴起的同时，体制外的商业活动也因此获取资源而蓬勃兴盛，万向、美的、希望等民营企业乘虚而入。在供不应求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因为资源短缺而危机深重，市场机制倒逼国企深化改革。承包制和双轨制是1984年创业者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阳光雨露下，百花齐放的春天生机勃勃，群星闪耀的时刻璀璨辉煌。二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满怀深情地描述：“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值得纪念的伟大年份。这一年柳传志40岁，在北京的寒风中“脚踏两只船”，以中科院计算所的名义和资金，在不到20平方米的传达室内创办联想，每天带着同事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卖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后来还因为倒卖彩电被骗走20万元资本金中的14万元，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在青岛，市二轻局科级干部张瑞敏被排挤，下放到荒芜安静如坟场的破落工厂，“8点钟来上班，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一年后的“大锤砸冰箱”事件，更像是与旧体制、老思想决裂宣言的愤怒表达。这一年，33岁的王石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依托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下属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说白了就是倒卖外汇留提成。……这些教父级企业家和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无疑为“1984年——中国现代商业元年”的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这些人虽然拥有鲜亮的身份和地位，甚至红色后代的背景，却无法否认自己城市边缘角色的尴尬事实。对个人前途命运的焦虑与迷茫，演化成对体制内机会的失望与绝望，他们本该拥有与能力和野心相匹配的舞台，既然组织给不了，只能另起炉灶，从头搭建。不过，他们还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创业者。1968年前后，比改革开放还要早十年，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年广久等农村能人就已经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创业。1965年，鲁冠球借3000元钱办起米面加工厂，四年后又办农机厂生产农具。1968年，何享健集资5000元创办“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生产塑料小瓶盖。1969年，吴仁宝抽调20个村民办起小五金厂，白天当农民，晚上当工人。年广久在1960年代开始贩鱼、卖水果、炒板栗，后来因“傻子瓜子”名震天下。在那个商业活动被禁止、被打击的年代，他们的企业即便戴上“红帽子”依然难以存活，只能在地下悄然生长，唯一的个体户年广久因“投机倒把”、被打成“牛鬼蛇神”两度被抓，失去自由。到1984年，这些野蛮生长的公司已初成气候，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总产值突破一亿元，何享健的美的已进军空调行业，鲁冠球的万向做起外国人的汽车零配件生意。1984年是充满意外与惊喜的年份，农村呈现出比城市更开放、更活跃的蓬勃景象，邓小平曾把乡镇企业称作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是如此“异军突起”，激动人心。与1968年的“乡镇一代”不同，1984年的“乡镇二代”的农民身份有所淡化，退伍军人、“下海”干部、返城知青、高中毕业生等城镇边缘人成为主力。在四川新津，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脱公服”回农村养鸡的消息在小县城炸了天，1984年差点因为货款拖欠血本无归。32岁的朱新礼承包村里的解放牌汽车，不到两年积累几十万财富，1984年他却“放着大汽车不开”，回到穷山沟当村主任，带着村里人种葡萄，一年后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在浙江台州，李书福因皮鞋漏水临时去一户家庭鞋厂订做，却意外发现做冰箱元器件异型铁片很赚钱，兴奋得连订做鞋子都忘了，回家就开始捣鼓。福建的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被司机责骂之后了解到汽车玻璃大有可为，如拿到藏宝图一般喜出望外。李经纬的健力宝在8月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大放异彩，这种橙黄色饮料的味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潘宁用手锤、锉刀、万能表等简陋工具手工打造出容声冰箱，成功后悲喜交加地独自冲进雷雨中号啕大哭。无论是做官还是辞官，侥幸还是偶然，草根创业者发家致富的消息到处流传。1984年，乡镇企业无疑是这个国家创业浪潮中的一朵奇葩。无论柳传志、王石还是鲁冠球、何享健，或者刘永好、李经纬，在1984年，这些体制外的创业者都还不是中国最耀眼的企业家。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打破“大锅饭”，实行“联产计酬制”，成为家喻户晓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在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马胜利毛遂自荐当厂长，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机制，“马承包”举国闻名，“一包就灵”的奇迹吸引成百上千家国有造纸厂前来请求被承包。除“南步北马”两大明星之外，云南的褚时健在当地声名鹊起，这一年，他豪赌2300万美元引进国外先进卷烟设备，而玉溪卷烟厂的固定资产当时只有7000万元，这次搏命的冒险成为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的命运转折，“红塔山”从此风靡大江南北。在1984年，还有一群不能被遗忘的青年人——大学生。虽然他们身处校园，只是创业的见证者与旁观者，但当时的经商氛围和市场环境足以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这年6月，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月薪46元。冯仑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主动要求下放到武汉锻炼。史玉柱离开浙大回到故乡，进入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工作。张近东告别南京师大，到国企豪威集团当文员。尽管他们因分配进入体制，但创业之火始终未灭，在1992年的下海潮到来时，他们奋不顾身，傲立潮头。毕业生豪情满怀，新同学满眼期待，无论归去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气息，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1984年9月，马云经过三次高考终于走进杭州师范学院，每天激情澎湃地东奔西跑。东莞的王志东考入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熊晓鸽从湖南大学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梦想成为新华社知名新闻记者。等互联网时代到来，这些人将成为新的商界领袖。属于老中青三代企业家的荣耀，从1984年开始缓缓绽放光芒。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而1984年，正是从无到有的“元年”。据《中国1978—2008》一书统计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达到590万户，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加133.4%。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表明，1984年之前该指标长期维持在10%左右，到1984年增长19.4%，一年后增长达31.1%。“下海”潮不仅让1984年成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还引发全民创业之风，重商主义和市场经济得以复苏，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值得说明的是，1984年之前诞生的企业，包括许多后来名噪一时的民营企业在内，创业之初几乎全都是集体或国有身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公私合营”成为建国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1957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甚至到1984年，27年间私营经济几乎绝种，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政策动荡起伏时，创业者戴上“红帽子”无疑是最稳妥、安全的选择，尽管由此获得的便利和支持今天看来轻如鸿毛，但在当年却重如泰山，有些人还从政府手中拿到原始资金、厂房设备、销售渠道等，昔时恩惠在将来的产权改制中却成为负累和羁绊，许多知名企业因此衰落、消亡。赵新先、李经纬、潘宁等人皆受创于此，能躲过牢狱之苦、全身而退者算是万幸。难得的是，更多人依靠这点可怜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迅速成长，并利用市场机制、政策机遇、资本运作逐步明晰产权，最终成为命运的掌控者。1984年，从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南行讲话到下半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一直在给政策松绑，鼓励创业者大胆探索，经商热潮席卷全国，“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据《中国青年报》调查表明，这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名前三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三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正如当年流传的顺口溜所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与6年前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局面和市场经济形势，无论从广度、深度、力度还是活跃度来看，都显得更名副其实。从商业史的角度看，1984年也是最重要的年份，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由此分野：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等“史前创业家”完成从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型；以刘永好、曹德旺、李书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家开始野蛮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赵新先等体制内边缘人下海创业；马云、史玉柱、俞敏洪等第二代企业家在大学校园待时而飞。舞台边缘，大幕之后，未来的主角令人期待，他们将在互联网时代各领风骚；李彦宏、雷军、马化腾、刘强东等1970年前后出生的第三代企业家正在成长；李想（1981年）、戴志康（1981年）、茅侃侃（1983年）、陈欧（1983年）等“80后”刚刚出生。时势造英雄，这些人注定为了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既然立意源于“1984年”，那么对那些这一年中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者，我都力图无一遗漏地作记述。1984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明确提出：“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受惠于此，以胡金林为首的“温州八大王”陆续被释放回家。1月24日，邓小平在深圳登顶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时，王石停下自行车驻足围观，得知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后“噢”了一声继续赶路。4月6日，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海南岛开发建设提速，冼笃信跳入倒卖汽车的热潮之中，并在后来的地产热中成为最早的海南首富。8月洛杉矶奥运会中，李宁一战成名，“体操王子”享誉全球，他后来的恩师、伯乐李经纬凭健力宝如日中天。10月国庆阅兵，北大游行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的画面成为时代记忆。策划、书写和举横幅者都是陈九霖的同学，他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当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两天后邓小平点名提及年广久，市委来人告诉他：“‘傻子’你不得了啦，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11月1日，邓小平号令“百万大裁军”，王健林因此脱去军装，转业到大连西岗区政府担任办公室主任。12月19日，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香港观礼团嘉宾，李嘉诚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当然，我并没有把视野仅局限于1984年，而是拉长到前后各30年的跨度，这既是全面交代创业者生平的客观需要，更是准确评判1984年历史意义的严谨方法。通过这些商业主角的枯荣起落、喜乐悲欢，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状态，这些故事充分证明：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也是一部草根创业史。所有的沉浮与激荡，光荣与梦想，无不证明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前进的方向。2014年，改革开放的号角重新吹响，1984年的故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成功者固然值得学习，失败者更值得铭记。在这本书中，你会读到孙大午、褚时健、黄光裕、牟其中、陈九霖、年广久等商界大佬身陷囹圄的前因后果；了解史玉柱、吴炳新、冼笃信、王志东、赵新先、陈春先等企业家大败局的来龙去脉。在1984年，他们几乎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除牟其中和年广久在监牢几进几出外，其他人根本不会想到此生会有如此惨痛的经历，甚至苍凉的结局。包括李海仓被枪杀事件在内，这些人入狱、失败时对商业界、司法界乃至整个国家造成的影响，无不轰动一时，引人深思。他们是中国商业史写作无法绕过的活标本。在呼唤改革重启的同时，我也呼吁这个国家给予企业家、创业者更多的宽容和尊敬。正是数以千万计的创业者奋勇争先，经过几代人拼搏进取，才成就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成就，让大国崛起的理想变成现实。当我们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追忆1984年的那个春天，一定会被思想解放与创业精神的浪潮所感动，30年弹指一挥间，历史浩然远去，却又如在眼前。30年并不漫长，如今又到改革重启的时刻，尽管出发的口号与仪式似曾相识，可局面已千差万别，深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并未减少，争论与博弈仍未平息。历史虽远去，1984年依然镜鉴当今，检验改革真伪的标准，在于市场是否起决定作用，是否解放人的思想。而1984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情怀，对今天的改革者依然是巨大激励。陈润2015年3月于北京第一章南国之春朱新礼：一个人富起来不算什么本事1984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冰河尚未解冻，春风乍暖还寒。在山东沂源县东里镇东里东村，32岁的农民朱新礼像平常一样，驾驶满载苹果的解放牌汽车一路往南，运往南京、上海销售，每车能赚几百元运费。1982年承包村里汽车的当年，他缴纳承包费之后净赚5万多元，而那年头“万元户”还是凤毛麟角。第二年他又添置两辆解放牌汽车，带着四名徒弟轮流开三辆车拉货、跑运输，年底一盘算赚了20多万元，成为沂蒙老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富豪。眼看着运输生意越跑越红火，村里人却动员朱新礼回去当村主任，带着大家共同富裕。东里东村位于沂蒙山腹地，离县城约有几十公里，偏僻落后，是中国典型的革命老区贫困山村。全村800多户、3000多人只有1000亩地，人均不足四分地，靠天吃饭，自新中国成立后每年靠领国家救济粮度日。朱新礼出生于1952年5月，在父母六个儿子中排行老二，因为人口多，家境窘困清贫。朱家老屋至今尚存——沿着羊肠小道上山，一排石块和黄泥垒砌、屋顶铺满红瓦的六间房，歪斜的门框由木条镶成。朱新礼曾诗情画意地将家乡描述为“背靠大山，面朝沂河，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童年记忆却写满艰苦辛酸。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爆发大饥荒，满目凄凉，饿殍遍野，朱新礼记得青黄不接的时节，身边很多人只能吃玉米芯、槐花、槐树叶，“饿得眼睛都浮肿了”。父亲读过私塾，当过村会计，勤劳又有远见，灾荒之前已开垦房前屋后的空地，挖出战壕似的深沟，再挑回肥沃的土壤倒进沟里，上面铺一层羊粪、鸡粪，一层土一层粪填平。春天种下的南瓜，秋收时一个有几十斤重，放在通风的屋子里能储存很久，足够一家人熬过饥荒。少年朱新礼是个懂事的孩子，父母出门干农活，他在家照顾弟弟做家务。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他不再向家里要学费，每年暑假到山上挖草药，翻石头抓蝎子，爬树捉蝉蜕，送到供销社能卖几元钱，足够当时一年的学费。朱新礼还是山野间的“孩子王”，他也很享受发号施令的权力游戏，多年后作为汇源果汁创始人和领导者，他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当头儿的好处就是可以凝聚身边人的力量，发挥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想法，不仅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还可以让别人跟着你干你想干的事。”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第一章南国之春10岁那年，朱新礼遵照父命前往江西九江修水县给膝下无儿女的伯父做继子，一年多后他因思乡心切回到山东，15岁时又回到伯父身边，直到17岁才重回沂蒙山。20多岁时，已结婚成家的朱新礼进入临沂市一所机械技校学习开车、修车，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就对汽车了如指掌，他后来经常志得意满地说：“我当时可以把整个拖拉机拆卸开，然后再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安装起来。”正因如此，19世纪80年代初，东里东村买回沂源县农村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之后，朱新礼当仁不让地承包下来，并因此迅速暴富，面对放下生意回乡当村主任的劝说，验证“当头儿的好处”，刚刚开始的1984年，朱新礼该如何抉择？现在已很难考证朱新礼是否阅读过1984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这一天刊载的内容应该会让他激动兴奋，人生选择也会明晰简单。这份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题为《勇于开创新局面》的元旦社论中鼓舞说：“中国人民是有远大抱负的。我们不会满足于过去的成就。我们的眼光总是向着明天。”文中还言辞坚定地评论：“我们对经济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不过，当天报纸上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在当时的影响更为深远。《通知》在论述大政方针时指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在谈论人才培养时提到：“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提高干部的素质，培养农村建设人才……我们既需要合格的领导者，又需要大量的具有新素质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要从今年开始在全国有计划地普训人才。”党中央对农村带头人、好干部的殷切之情通过这份报纸传遍大江南北的山野乡村。1984年，朱新礼在上级领导和村民的信任中当选东里东村村委会主任，家人和亲戚朋友都抱怨：“放着大汽车不开，在这个穷山沟当个村主任能有什么前途呢？”朱新礼却看得长远通透，“中国农民种地种了五千年了，哪个农民真正种地发大财？也可能发小财，但是发不了大财。”他说，“一个人富起来不算什么本事，让周围的乡亲们都跟着沾光，那才叫有能耐！”东里东村世代以玉米、地瓜、小麦为主要农作物，除此之外山前屋后道旁都是苹果树，沂源是中国苹果主要产地之一。可是朱新礼上任没多久，却石破天惊地号召大家改种葡萄，还要求所有村民将土地交出来集中经营。分田到户还没捂热的土地又要拿出去玩新花样，村子顿时炸了天，勤扒苦做的乡亲不像朱新礼那样见多识广，也无法理解他背后的精明算盘：按照当时市价计算，一亩地种玉米收入只有一二百元，种葡萄能赚五千多元。朱新礼软硬兼施以推行计划。他对乡亲们承诺：按人头计算，改种葡萄每户人家每人每年免费发放500斤面粉。村民掐指一算，4分地一年再怎么刨食也出不了500斤面粉，非常合算。他又召集党员、干部开会，要大家带头把地交出来，勒令党员、干部要么交土地，要么受处分。为了进一步动员，朱新礼开着大客车带党员、干部到胶东平度市大泽山参观考察，解放思想，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影《喜盈门》就在此地拍摄，当地农民正是靠种葡萄发家致富。回村之后，朱新礼发自肺腑地向众人发问：“同样是农村，大家都看到了，同样是地不多，同样是农民，同样是以土地为生。看看人家吃的、穿的，再看看我们吃的、穿的，咱们就甘心过穷日子吗？难道我们天生就该是穷命吗？”全场沉默之后，党员、干部带头上交土地，村民踊跃参加，朱新礼将土地集中起来，交给40个专业户承包经营。他经常外出考察葡萄栽种管理技术和市场行情变化，回村后再教会大家，他曾经一个月内8次驾驶大客车带村民出去考察学习。一年过后，东里东村的千亩葡萄喜获丰收，成为远近闻名的葡萄村，每亩收入达到5000多元，村民不再领国家救济粮。第三年每亩收入达到一万元，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缴税上百万元，富起来的村民都赶时髦安电话，东里东村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公社武装部长甚至焦虑紧张地疑问：“在农民家里装电话，与台湾联系怎么办？”这些“万元户”有一部分已实现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变。在朱新礼担任村主任的三年间，他先后创办面粉厂、橡胶厂、皮鞋厂、皮毛厂、砖瓦厂、轧钢厂等27家村办企业。富裕起来的东里东村福利制度比城市还好：村民按人头每年发500斤面粉；60岁以上的老人可领取养老金；大学生由村里负担学费。1986年，朱新礼被推选为山东省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经常收到各级政府的邀请去做交流报告。就在朱新礼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人却整理材料贴上8分钱的邮票把他告到国务院，北京派人下来调查，给他的判词是：“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地，叫做不务正业。”在1986年的全县农村工作大会上，县领导不点名批评他：“我们有些人，有的省级劳动模范，在农村搞什么土地改革，居然不让农民种粮食。”风波过后，朱新礼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被刷掉了。多年后朱新礼回忆说：“那阵子，我没有吃到大家的一颗葡萄，我吃到的是上级的批评和村民们的议论，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个人的名利是次要的，提高农民收入才是重要的。”尽管1984年已是改革开放的第6个年头，但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摸索试验阶段，经济上有所放松，政治上却高度紧张，一切都尚未明朗，冒险者随时可能“踩雷”牺牲，成为“先烈”。时隔多年，朱新礼仍然对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充满怀念，他说：“长时间以来，我们感觉自己的智慧受到压抑，在改革开放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出来，那就不得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由村支书、队长或农村能人组成，从田间地头的劳作者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拓荒者。1987年，朱新礼将村办企业整合重组，组建山东省沂源县东里工业集团，朱新礼兼任总经理。因政绩突出，1988年，朱新礼被送到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脱产进修三年，从此离开东里东村，但乡亲们从未忘记这位带头人，后来每隔四年换届选举时，总有人张贴“强烈要求朱新礼回来当村长”的口号。大学毕业之后，朱新礼出任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负责招商引资和出口贸易，过着上班看报喝茶，下班喝酒的舒适日子，亲朋好友都羡慕他把“泥饭碗”换成了“铁饭碗”。可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一周之后，朱新礼却迫不及待地找县委书记陈传玉，请求到企业去，说：“哪怕给我一个全县最差的企业也行。”最终他还真如愿以偿，县里把负债1000多万元、三年发不出工资的罐头厂交到他手上，这正是汇源集团的前身，十多年后这家破败的罐头厂已发展成中国最著名的饮料公司之一，朱新礼被誉为“果汁大王”。遗憾的是，傲立巅峰的朱新礼竟有些英雄气短，在2008年经济危机蔓延的艰险时期，他整年都忙着将汇源卖给可口可乐，179亿元港币的收购合同披露之后，举国反对浪潮汹涌澎湃，激进者骂他“卖国”，他却无奈倾诉“企业要当儿子养当猪卖”，悲凉心酸情状令许多企业家心有戚戚焉。然而，2009年3月18日，商务部以形成行业垄断为由否决并购方案，朱新礼还得继续把“猪”养下去。此后数年，朱新礼并购失败的创伤久未痊愈，还几度经历生死攸关的考验。2013年7月15日，朱新礼正式隐退，仅保留集团执行董事及主席职务，“空降兵”苏盈福接任行政总裁。朱新礼曾憧憬过退休生活，找一个农村去当村长：“当一个村几百户人家，三五年之内，在我的帮助下富裕起来的时候，这对我就是一种幸福。”或许只有这种生活，才能让朱新礼重回1984。那个32岁的青年人，与命运抗争，向理想挥手，将豪情壮志播撒漫山遍野，让苍茫大地，见证创业者的青春。孙大午：“爱的感召”1984年1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当年的第一份文件，在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地位，这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以推动农村深化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力为指导思想，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为加快农业市场化、发展乡镇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直接推动改革开放，这是万里作为分管农业副总理时期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一号文件”首次发布后的1982年底，中国有80%左右的农民实行包干到户，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已土崩瓦解。到1984年，全国包干到户的生产队总数已接近100%。1985年，最后的249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这意味着人民公社及生产队在神州大地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61766个乡镇政府和847894个村委会。这不只是简单的称谓变更和组织变革，而是从根本上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禁锢和体制枷锁，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提到包干到户和万里的贡献，自然绕不开当年他主政安徽时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20名农民围聚一间小屋，面色凝重地签订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手写契约中有段话令人不禁动容落泪：“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文字下方是一片血红的指印和三方图章。在那个年代，包产到户就是背叛人民公社体制，坐牢、杀头是他们可预见的结局，之所以冒险“造反”，只因不想饿死。小岗村民签订生死契约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为什么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在曾担任万里秘书的吴象整理的谈话记录中，万里认为：“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的缘由。因为亿万农民在僵化的体制下受害最深，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而广大农村又恰恰是旧体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正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不仅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而且成为农村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改革成功的关键。35年后，当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新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时候，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依然是破冰的第一步。以史鉴今，万里当年的观点依然具有现实意义。1984年的“一号文件”不只改变了朱新礼一个人的命运。在河北省徐水县，农村妇女刘慧茹的创业之心蠢蠢欲动，“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这句话让她坐不住了。刘慧茹的丈夫孙大午是“公家人”，在徐水县农业银行负责人事工作，她自己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在老家郎五庄种地。那个年代这种工农结合的家庭有很多，通常丈夫都会动用关系将家人户口“农转非”，但孙大午却不以为然，他还说文解字道：“比如‘马’加‘户’，就是驴，本来自由自在的马，一旦被安上户口，就成了拉磨的驴！”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因为有一纸农村户口，刘慧茹才得以承包荒地建造果园，孙大午的人生命运也由此改变，最后竟成为中国改革史上富含悲剧色彩的标志性人物。孙大午生于1954年农历六月初六，甲午年，他是家中长子，前面有两个姐姐，故得名“大午”，随后出世的两个弟弟依排行取名“二午”“三午”。1970年，16岁的农家子弟孙大午应征入伍，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跳出农门只有两条路：要么考大学，要么当兵。然而受“文革”影响，高考在1966年被废止，直到1977年才恢复，他只能选择当兵。尽管他当时并没想到军营生活会对日后管理企业有重大影响，可是当他日后总结时，便会发现所有的成败荣辱与军人性格密不可分。1978年，经过8年戎马生涯历练，孙大午已被提拔为营级干部，但他却主动要求转业回乡，分配到徐水县农业银行。两个姐姐出嫁之后，孙大午也娶妻生子，开始担负起大小家庭的生活重任，仅靠每月工资显然不够。孙大午在八九岁时就提篮子到赌场卖香烟、瓜子，十三四岁就敢徒步二百里地到北京倒腾自行车，显然不缺赚钱的胆识和手段。在农行工作时，他私下与人合伙贩猪，每回都和执法人员兜圈子，以躲避围追堵截，脱手后一车猪能赚回一年的工资，他回忆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分钱的时候，和我一块贩猪的那个家伙，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住票子！”1984年，孙大午的兼职生意属于典型的“投机倒把”，甚至整个20世纪80年代，“投机倒把”都是笼罩在每位创业者头顶的蔽日阴云，因此罪被枪毙者并不鲜见。1985年，由一片荒废果园、一座破败砖窑和数十个坟包地组成的3000亩荒地，在村里的大喇叭呜啦叫卖三个月之后，终于被刘慧茹以每亩6元的价格接手，她与另四户农民共出资2万元，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办起养殖场，饲养1000只鸡、54头猪，还配套建立一家小型饲料加工厂。因当地粮食富余，原材料成本不高，创业初期生意十分红火。然而一年之后，由于创业者各怀心思，彼此不服气，饲料质量直线下降，当年亏损1.6万元。其他人合伙人此时都纷纷要求撤资退出，刘惠茹却孤身一人咬牙坚持，将合伙人的股份悉数接收。首次股份制合作失败令孙大午夫妇在此后的经营中十分警惕，从不答应别人入股。原来五户人家的事业突然撂给一个女人，其劳碌程度和压力可想而知，随着养殖场和饲料厂的规模越来越大，即使请工人帮忙都忙不过来，孙大午每天下班后还得急匆匆回去帮忙打理。两年之后，孙大午开始给组织写辞职报告，打算帮妻子创业，辞职请求拖到1989年才被通过，他受“爱的感召”而正式下海。孙大午和妻子的创业故事颇像黄梅戏《天仙配》中“寒窟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的意味：买不起果苗，他们就买三毛钱一根的嫩芽；农药没效果，他们就用双手给果树捉虫；没有降温设备，他们把仅有的一台电扇放在鸡舍。忙碌和节俭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到1995年时，孙大午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河北省养鸡状元”，同时与3000多家养殖户合作，养殖场已发展成为贯穿种鸡选育、孵化产业、饲料销售整条产业链的企业集团，紧追四川刘氏兄弟的新希望集团之步伐。孙大午在闲暇时曾写了一条广告嫌疑十足的致富秘诀：“农民致富、养鸡起步！一万只鸡十万元户，国家支持不拿税赋，养猪养鸡大午帮助。”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孙大午也越来越赢得乡亲们的信任和尊敬，一些人愿意将余粮卖给孙大午用于解决饲料问题，而孙大午因为资金不充足、贷款困难，只能给农户打借条，半年后等新粮收获后再还给村民，按国家规定的最高收购价每斤0.8元结算现金，如果不急于提现还可以暂存并按期计息。这样既缓解了孙大午的资金压力，也方便了农户卖粮和储蓄，大家都亲切地称这种方式为“粮食银行”，夸孙大午办得好，没人觉得存在不妥之处。恐怕孙大午做梦都不会想到，受人拥戴的“粮食银行”会给他引来牢狱之灾，为企业带来灭顶之祸。2003年5月27日上午10点，孙大午被便衣警察秘密带走，两天后被拘留，37天后被正式批捕，四个月之后，被起诉审判。2003年10月30日上午10点半，持续6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法官宣判：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30万元；被告人孙大午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10万元。虽然孙大午表示不再上诉，却并不心服：“有很多人找我谈话，有的人甚至给我写好认罪书，说只要我签名，就可以放我出去，我说我不签。我的态度是我没有罪，但是我服从法律。”自2000年以后我国国有银行实施商业化改造以来，被认为运营成本高、盈利能力差的乡镇市场被逐渐遗弃。到孙大午出事的2003年，我国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占银行全部贷款的14.4%，融资难的困境令“地下钱庄”“标会”等各类民间融资机构死灰复燃，孙大午的“粮食银行”也属于这一范畴，是政府重拳取缔和打击的对象。但是，从1995年兴起到2003年，孙大午的“粮食银行”已扩大到上亿元规模，涉及几千家农户。尽管如此，大午集团从未发生一起信用纠纷，即便“孙大午事件”发生后也未出现大规模农户挤兑现象。在这个“金融互助社”中，孙大午开出的年利息高达3.3%，是当时存款基准利率的两倍，而且不扣利息税，深受农户欢迎，学界也持赞许态度。自始至终，“孙大午案”都引起了企业界和经济界的广泛关注。柳传志在写给孙大午的慰问信中鼓励道：“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在当年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都挺了过来。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渡过难关。”经济学家茅于轼呼吁说：“既符合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社会的标准，又符合传统社会主义的追求，与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也高度契合，但他却违了法，犯了罪，这实在是尴尬之极。”他还将此次事件定义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2003年11月的第一天，前后被羁押158天的孙大午走出看守所，恢复自由。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孙大午被释放不久，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改革和创新县乡级金融体制，鼓励发展农村中小企业信贷。在这一年河北省的“一号文件”中也出现“赦免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的内容，并引起广泛关注。而“孙大午案”引发的学界和官方关于民间集资合法性的大讨论，在此后的十来年间从未间断。当然，我们不能将政府关怀民营企业家和重视农村融资渠道的推动力归结为“孙大午案”的直接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为有千万个像孙大午那样的探路者默默地承担和付出，才换来中国有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前进。即便到2003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与“孙大午案”类似的“法罪错位”的争论，深刻影响甚至左右市场经济发展的路径。而在20年前的1984年，各种意识形态之争既在庙堂上显现，亦在江湖间流传，争论所指皆为“雷区”或“高压线”，已严重影响改革开放的步伐。人们思想混乱，心有顾虑，行事观望，改革动力不强。为了闯出“地雷阵”，剪断“高压线”，1984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邓小平轻车简从，秘密启程，一路往南。王石：“空手道”生意历史终将铭记1984年的这个春天，它不仅温暖整个中国，还将改变全世界的气候。原本波澜不惊的改革局面，因为1月底的邓小平南行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春潮涌动，万象更新。此时，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仅四个年头，南国春意盎然，北国却阴晴不定，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对经济特区的态度仍有争论。1983年夏天，北方一家有影响力的大报刊登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长文，将深圳特区隐喻为新的“租界”。此后又有文章批判洋务运动的失败教训，并提醒人们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一位从没到过深圳的老干部闻言竟趴在床头涕泪泗流：“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一些前往深圳参观的老干部对于改革带来的变化批评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日趋激烈的质疑和争论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深圳更加牵挂，1984年春节前夕，他提议亲自到广东去看一看。1月24日上午，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人陪同下抵达广州火车站，匆匆接见前来迎接的广东省领导之后，还顾不上旅途劳顿，他就坚持先去深圳：“办特区是我的主张，至于办得行不行，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令所有人都有些意外的是，邓小平此行一言不发，只看不说，此后几天在深圳和珠海、蛇口视察时亦惜字如金，面对各级政府陪同人员在汇报和请示时或明或暗地请他表态都不露声色。虽然邓小平在行动上已表明态度，却在言论上给人留有无限遐想。1月24日下午4时50分，邓小平一行登上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22层的顶楼天台，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正拔地而起，工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时近黄昏，寒风乍起，随从几次要为邓小平披上大衣都被他推挡，眼前的景象似乎将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感染得热血滚烫。看完后他平静地说：“我都看清楚了。”邓小平在广东中山时入住“中山温泉宾馆”，每天早上由港商霍英东陪同登罗三妹山，有一天临近登顶时随从提醒时间不早，下山路不好走，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不容置辩地拒绝道：“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这些意味深长的小插曲足以说明邓小平对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态度，只是行程中从未明朗。直到1月27日邓小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时，他才刚劲有力地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2月1日他又在广州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特意把落款时间写成“1984年1月26日”，以表明在深圳时就早有此评价。邓小平一锤定音，低调南行被新闻媒体高调传播全国，围绕“是否办特区”的争论此后悄无声息。十分巧合的是，邓小平登顶商业大厦那天，整天忙着倒腾玉米的王石正骑着自行车从商业大厦楼下经过。望见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王石好奇地停下来看热闹，正好碰到自己公司的副总经理，得知小平同志视察深圳，他在陪公安局同志执行安保任务。王石只是“噢”了一声，就继续骑车赶路。一天前，他刚过完33岁生日。一年前，他意气风发地来到深圳。王石第一次来深圳是1978年4月，他在自传中描述道：“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那时他大学毕业不久，在广州铁路局参与铁路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工作环境非常艰苦，王石写道：“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住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表，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欺负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工程结束后，王石重新回归到在铁路沿线穿梭的生活状态，可他并不喜欢。1980年，王石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常驻广州，直到1983年5月入职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简称“特发”），他才重回深圳。特发拥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等同于政府重要部门，是深圳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公司没有划定主营业务，全凭个人关系或偶然机会做进出口生意。王石选的是饲料业务，有一次他在蛇口码头无意中打听到，深圳的饲料厂所需原料都是从香港高价买进，而东北地区粮食遍地，他就胸有成竹地把生意谈了下来。在自传中，王石描述过经商第一仗的惊心动魄。1983年8月，香港媒体报道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夜之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珠三角出口香港的肉鸡瞬间失去市场，而饲养主也不再购买饲料养鸡，王石的玉米随之滞销，不仅把辛苦赚到的40万搭进去，还负债70万。但王石不相信香港人永不吃鸡，他下注豪赌：一次性从东北低价收购3万吨玉米。就在到货前两天，香港媒体澄清之前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风波化解后，王石不仅补亏，还猛赚300多万元。多年后他曾和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开玩笑说：“如果当年坚持做饲料生意，中国的饲料大王应该是我啊。”不过，王石的过人胆识和眼光仍然无法遮蔽一个关键问题：倒运玉米的成败在于能否拿到火车皮，没有过硬关系根本无法办到。虽然王石自称“两条三五烟的贿赂”被货运主任拒绝，对方反而被他干事业的精神打动：“别说2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但这个说法有些牵强。再加上王石特殊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难免不让人有所联想。王石祖籍安徽金寨，1951年生于广西柳州，父亲从老家大别山地区参加红四方面军，解放初期已是处级干部，后来转业到郑州铁路局任职。王石从小就调皮，小学和初中时成绩并不好，但非常喜欢读书，对《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欧洲文学作品手不释卷。1968年初中毕业，王石遵从父母意愿参军入伍，先在江苏徐州当运输兵，半年后随部队换防到新疆吐鲁番盆地，常年在荒无人烟的茫茫戈壁上开车穿行。服役五年之后，他不顾母亲劝阻，毅然要求复员回郑州，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锅炉大修车间当工人。1974年，他获得段里唯一的推荐工人上大学名额，就读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由于工农兵学员4年学制被压缩到3年，1977年毕业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当给排水技术员。工作稳定后，王石与王江穗结婚，其岳父王宁也是老革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兼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这段时间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深圳特区的变化日新月异，王石创办万科并迅速崛起。关于家庭背景对王石商业人生的影响，既不能回避抹杀，亦不可附会夸大。特殊出身并不影响王石在中国商界备受尊敬。他倒卖玉米起家，从“除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无所不做到专注房地产，万科成为中国第一家年销售额破千亿的房企，即便功成身退爬山游学，没有王石的万科仍稳步发展，他被称作“中国地产教父”当之无愧。何况，王石的影响力不只在地产行业内，在中国做企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不行贿”很难做大甚至无法存活，而他30年来坚持“不行贿”。他积极倡导低碳环保的绿色地产模式，关注全球气候变暖，当企业家权益受到侵害时敢于发声，并施以援手。王石这种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正是中国商界最稀缺的企业家基因。不过，1984年的王石并未意识到这种基因日后将裂变出巨大能量，也没有从邓小平南行中洞察时势，只是应付似的“噢”了一声。在东风浩荡的历史时刻，他不过是天时的顺应者而已，但这艰难一步也需要很大勇气。为了规避“进口产品不能销到特区外”的政策，1984年5月，特发公司成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9月21日正式开张，王石任经理，彻底脱离广东省外经委的“官身”。展销中心设在罗湖区建设路南口一座多层建筑的二楼，陈列着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但经营业务却另有门道，说白了就是倒卖外汇留提成。王石在自传中介绍说：“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收到款再付给供货商。关键是收取买家的是人民币，而付给香港的通常是美金或者港币。展销中心的业务之一就是把人民币兑换为外汇，其开展业务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换取外币的能力。”不过，“如果一家企业需要同外商进行贸易往来并用外汇结算，不仅需要具有进口许可证，还需要联系到具有外汇出口创汇份额的单位。”王石还举例说明这种比倒卖玉米更容易的“空手道”生意。1984年秋天，北京新时代公司的王春堂声称有3000万美金的“配额指标”，汇价是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比市场汇价4.2元便宜0.5元。深圳特发公司通过关系拿到3000万美金的指标，王石的展销中心又从特发公司预订1000万美金，然后凭此到中国银行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加账上现金，凑足3700万元汇给北京新时代，倒手之后，轻松净赚500万元。此后，随着外汇管制收紧，公安机关加大侦查打击力度，许多人被问询、拘留甚至判刑，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卷入一起“4000万美金调汇案”，属于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来自中纪委和军纪委的两个调查组赶到深圳查办，特发公司的领导被提请立案审查，包括王石在内的参与者被询问，当时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再掀波澜，王石“第一次感觉到个人的命运同特区的命运以及北京决策者的态度是如此密切相关”。后来因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出面保护，此事未予追究，并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淡化。不只是王石，也不只是外汇领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群被称作“倒爷”的人以灰色方式从官方手中拿到各种“配额指标”，利用各种手段将“指标”勾兑成流通差价一夜暴富。今日许多享誉盛名的商界领袖和著名企业，当年正是以这种见不得光的方式迅速在阴暗角落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以致日后总有人被“原罪”的流弹击中，轮番上演“大败局”的悲剧，有些富豪还因此落马入狱。当然，王石还算坦诚，即便遭受指责、饱受诟病，他也并未刻意洗白早年发家史，更何况他并非出自私利。而且，正因为深刻认识到倒卖外汇潜藏的风险，王石积极推动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转型和变革，引入西方治理观念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1988，王石将企业更名为“万科”，通过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事业从此蒸蒸日上。这一年，万科进军房地产，王石开始书写“中国地产教父”的“道路与梦想”。任正非：栽过跟头，被人骗过任正非同样崛起于深圳，而且与王石具有十分相似的成长经历，但是在1984年，他的运气却要差得多。任正非的女儿孟晓舟曾在《华为人》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风筝》的回忆文章，文中写道：“父母响应党的号召，在深圳艰苦工作，他们住在漏雨的环境里，深圳是多雨地区，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四面透风的屋子里，隔壁邻居说话都能听见。”1984年，已是任正非从部队转业到深圳南油集团工作两年之后，他把孟晚舟和任平（任正非的儿子）接到身边，尽管条件艰苦，但一家人总算团聚。孟晓舟的名字是16岁时自己为跟随母姓而更改的。任正非的妻子名叫孟军，岳父孟东波是一名老革命，“文革”后曾官至四川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任正非曾评价说：“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德自豪，他们从牛棚中一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他无疑从岳父身上继承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并将这些品质融进了华为的企业文化。1984年之前，任正非的人生一直如同在苦水中浸泡。任正非的文采在企业界人尽皆知，他曾亲自撰写过一篇怀念长文《我的父亲母亲》，据说发表前还叮嘱下属不准擅自改动一字。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山区，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是当地名胜。父亲任摩逊在抗战时期是一名热血青年，后来进入广州一家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任会计，为躲避战乱随厂迁至贵州。在此期间，任摩逊与程远昭结婚，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家中长子。新中国成立后，任摩逊长期在一所专科学校担任校长，程远昭自学成才担任中学数学老师，仅靠夫妻二人当老师的微薄薪水养活全家9口人何其艰难，任正非回忆道：“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三五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临近高考时，任正非在家中复习备考，饿得受不了就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母亲心疼他，早上经常塞给他一块小小的玉米饼，让他安心复习，“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回想起从父母与弟妹口中抠出来的小小玉米饼，他感慨道：“我无以报答他们。”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上大学时母亲一次送他两件，他直想掉泪，因为弟妹们会更艰难。当时家里两三口人合用一床被盖，破旧的被单下铺着稻草，任正非上大学后，必须得单独拿走一条去学校，可那时布票、棉花票还实行管制，没有被单，母亲只好捡毕业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补洗净，这条被单任正非用了五年。1967年，按学制任正非应该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毕业，但当时重庆武斗非常激烈，一切陷入混乱，听说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批斗得很厉害，他扒火车赶回贵州，父亲怕他受到牵连，让他第二天早上赶回学校，离别时脱下一双旧皮鞋送给他，并再三嘱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回到重庆后，任正非在政治运动的喧嚣和浮躁中静心学习，苦修高等数学、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第二年6月，1967届大学毕业生才开始分配，刚刚成立两年的基建工程兵急需技术人才，任正非因刻苦好学脱颖而出，此时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定论，他没有受到影响，顺利穿上军装。参军不久他就随部队参加了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工程，这是为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进行三线备战的重点工程之一，地点就在贵州安顺。“文革”对于国家是一场灾难，任正非却将此视为“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山区环境艰苦，在绵延400多公里的大山里，任正非和战友们先后完成总装厂、飞机洞库、试验场地等几十个建设项目，但是在“文革”中，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文革”过后，一切天翻地覆，各种荣誉纷至沓来，“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他出人意料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希望通过108个重点科研项目攻关实现“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这次大会被称作“科学的春天”。在台下6000名参会者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多人，时年33岁的任正非就是其中一位，他因为获得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成为解放军派来的代表。“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任正非说，“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似的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2022-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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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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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4-04 杭州市徐志新 杭州徐志成

2022年注册入口在哪里？你需要提前预览吗？考生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一些非常引人注目。有类似问题的学生可以在本节中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这也将有助于下一阶段的考试。2022年注册入口在哪里？2022年注册入口在哪里？注册会计师考试有两个入口，一个在电脑上，一个在手机上。电脑上的注册要求考生登录注册会计师考试的网报系统。htt://caexam.cica.org.c，该网站也将在以后的考试阶段使用。手机注册要求考生进入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微信官方账号。考生需要填写信息并上传一些信息。对于考生来说，上传的信息需要按照考试的相关规定设置，否则很难通过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报名期间，考生最好在电脑上操作，这样会更顺利。二、需要提前预习吗？需要提前预习吗？CPA备考还是比较困难的，教材的内容对每个考生来说都比较重要，很多考生在学习教材时都会有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有预习阶段。CPA考试预习阶段可以通过一些大学阶段的课程来实现。许多大学教科书的内容对考生的入门学习非常有帮助。考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专业词汇，学习教科书的内容会更简单，理解许多关键知识点会更容易。CPA考试预习阶段可以在报名前开始，这就要求考生在报名前设置自己的科目，并对这些科目进行一些预习。三、备考阶段该如何学习？基础阶段：这一阶段是每个人奠定良好基础的重要阶段。首先，我们应该跟随老师的讲座过程，不要忘记在学习的同时做同步练习。我们需要提醒你的是，你不能单独做讲义上的问题。你必须做一些容易通过的问题。只有看到更多的问题，你才能在考场上不害怕。改进阶段：在学习了所有的基本知识点后，您可以根据教师描述的章节框架来消化和总结知识点，并制作章节框架。当然，问题不能少，此时错误的问题率可能相对较高，但我们不怕，这是我们检查和填补空白的阶段。冲刺阶段：忘记以前学到的知识是正常的。反复复习和理解。在冲刺阶段，教师将帮助您沿着课程主线串联知识点，最后做模拟问题，脚踏实地。如果方法正确，它将被整合。...

2022-04-04 2022年知识点解读 2022年知识点三年级数学手抄报

20-20-20-2-2-2-2-2-2-2-2-2-20-20-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022年湖北省注会报名时间清楚吗？-29全天均可报名。-28一些科目分为两批考试。二、湖北省注会应届毕业生能考吗？如何进行资格考试？毕业生可在2022年8月5日通过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认证。外国学历毕业生应于2022年7月25日至8月5日(每日8:00:0-20:00)注册并补充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中注协、省注协向教育部注册服务中心颁发的学历证书编号。湖北省注会证书含金量有多高？注册会计师是指取得注册会计师证书并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人员。注册会计师是指从事社会或中介审计或独立审计的专业注册会计师。注册会计师一般与专业有关，毕业后可以参加考试，申请注册的要求不是很高。但注册会计师考试是所有会计考试中最困难的，主要是以审计师为中心的考试，也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证书。现在湖北省注会备考还来得及吗？注册会计师考试结束时，注册会计师注册时间不到10天，注册会计师时间不到6个月。许多考生问小现在准备考试是不是太晚了？小边认为准备考试还不算太晚。为了确保通关的顺利进行，我们应该选择自己的学习方法。合理吸收他人的考试准备材料，使用各种考试准备材料，通过考试并不难！...

2022-04-05 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 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官网

2022年河南ca报名时间开始了吗？2022年河南ca考试每个学生都知道报名时间吗，尤其是那些认真准备考试的学生，不能忘记，记住注册时间。高顿军把注册时间放在下面，看看答案。2022年河南河南ca报名时间开始了么？ca报名时间还没开始，同学们不用担心。但其实报名时间快到了，2022年河南ca报名时间为4月6日-29报名时间为24小时。ca6月15日交费时间-30日。不要忘记报名和收费。很多学生注册后会忘记交费，千万不要忘记，因为意味着注册不会成功。二、河南ca报名不交费会影响个人征信吗？目前，中注协对报名但未支付费用的考生，并未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但是如果考生们只登记，不支付费用，就会浪费通过注册会计师考试的机会。因此，如果您选择报名参加考试，或者应尽量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付款。三、河南ca报名考试需要准备哪些照片？所有需要上传照片的人都知道，那么照片的具体规格是什么呢？这在最新的手册中有规定，请参考：申请人必须上传所需的免冠白色背景照片(jg或jeg格式，文件大小2-20k，102像素x126像素)。上传的照片将同时用作门票和考试证书。如果上传的照片格式和尺寸不符合规定，审核不合格，则无法下载打印的门票，无法顺利参加考试。已经过去了。四、河南ca妈妈级考生备考容易遇到什么困难？母亲已经准备好了，所以他们不得不同时面对工作压力和亲爱的家庭需求，并且很容易产生负面情绪。因此，在准备考试之前，最好得到支持，有效地完成日常工作，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准备考试。让自己保持轻松愉快的学习状态，坚持准备考试。...

2022-03-31

中级会计职称2022年考试大纲发生了哪些变化？是备考中级会计考试的考生们最关心的问题，下面小编将为大家详细解读。一、中级会计职称2022年考试大纲发生了哪些变化?2022年中级会计三个科目的考试大纲发生了以下变化：1.《中级会计实务》：删除第一章总论，新增加6个章节，分别为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债务重组租赁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止经营企业合并公允价值计量。2.《财务管理》：无删除章节，无新增章节，仅各章具体内容有新增。3.《经济法》：删除税法两章内容，增加信托法律制度一章内容，物权法律制度单独成章。建议各位考生尽快抓紧一切时间进行备考，做好计划，不要偏科，稳扎稳打，学习效率才会更高。二、取得中级会计师资格证有哪些好处?1.就业优势。财会行业基层人数多、高端人才少、从业人数多，证书就是对自身能力最好的证明。很多招聘条件中明确表明需要具备中级会计师资格证，所以靠下此证就多了一份竞争力。2.薪资待遇。考取此证后，不仅福利待遇增多，也会有相应的证书补贴，辛苦考下的证书，它可是终身受益的呀。如果想要跳槽，此证也可以作为跳板给自己贴金，从而增加工资提高生活质量。考取中级会计师资格证是一场不亏的买卖，有了它，晋升跳槽成财务经理更有底气，月薪年薪翻番的可能性增加。多一个证书，就意味着多一份工作的选择!三、2022年中级会计考试成绩有效期是多久?参加2022年中级会计考试的考生，应该在连续2个考试的年度内通过所有科目的考试，才能取得中级会计师资格证。考试科目分别为《中级会计实务》《财务管理》《经济法》。...

2022-04-04 企业会计师实务中级 中级会计职称会计实务

作者：陈润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试读：版权信息书名：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作者：陈润排版：辛萌哒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5ISBN：9787568009249本书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序言中国1984一1948年，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开始写作此生最重要的一部小说，他将1948最后两个数字调换位置，以《1984》为小说命名。这位穿着破衣烂衫，像流浪乞丐一样寄身贫民窟的中年人，以辛辣生猛的笔法，预言一个他从未到过的社会主义世界，在令人窒息、恐怖的极权主义统治之下，“无知即力量，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一年后，小说出版，大西洋两岸反响强烈。又一年，奥威尔因肺结核恶化导致肺部大出血而去世，年仅47岁。他终于从不如意的潦倒生活中永远解脱。没有史料表明邓小平是否读过《1984》，但可以确定的是，在1984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中国人，都曾饱受极权主义的折磨和煎熬，“文革”的“十年浩劫”将这个国家摧残得千疮百孔、伤痕累累。经过1978年以来的7年耕耘，改革开放事业一直在“姓资姓社”的争论和政策摇摆中艰难推进。当1984年刚刚到来时，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担当起“扳道工”的角色，悄然南下，倾尽80岁余力将中国这列缓慢摇摆的火车扳上正轨。回到北京，他又坐回“驾驶员”的位置，吹响号角，宣布改革开放全面提速。1984年初，邓小平南行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春潮涌动，万象更新。1984年1月22日至2月17日期间，邓小平视察深圳、珠海、厦门经济特区和上海。在珠海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在广州补写“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的评语。邓小平对特区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态度明确而坚定，低调南行被新闻媒体在全国高调传播，此后，围绕“是否办特区”的争论悄无声息。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序言：中国1984值得重点提及的是，2月9日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指出：“改革开放后，侨务工作很重要。”尽管他早已提出“改革”和“开放”，并将其作为国家经济政策，但这是他第一次公开提出和使用“改革开放”一词，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最早把“改革”和“开放”两个词组合起来，此后报刊上开始出现“改革开放”这个词汇。1987年之后，“改革开放”一词先后写入党的基本路线、党章和宪法，至今仍然是重大国策和国人共识，历史意义不言而喻。从这个意义上说，1984年是“改革开放”的开端。跨越不只体现在词语表达上的改变。1984年有一次会见外宾时，邓小平说：6年前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这次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要转移到城市进行改革，这将是一场全面的改革。全面改革的序幕在秋天拉开，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等石破天惊的表述振奋人心，此时距离年初“邓小平南行”已过去9个月，春风正吹遍大江南北。中国的改革重点由此从农村转向城市，开始全面改革。国际舆论高度评价，美国合众社将“中国宣布经济改革”排在年度十大国际新闻的第五名，日本的《国际贸易》则声称“中国进入真正的商品经济时代”。以今天的视角来看，“商品经济”四个字已然充满保守气息，但在当时已是不敢想象的理论大突破。1980年代，中国还处在经济有所放松、政治高度紧张的时期，意识形态领域不允许被“市场”之类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字眼占领。对于当时的中国经济改革者来说，“商品经济”实质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以前者之名行后者之实，此后经过8年的争论、反复，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才正式将改革目标确定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将1978年定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肇始之年，那么1984年就是全面达成共识的破局之年。当改革事业遭遇停滞摇摆，“商品经济”、“姓资姓社”等意识形态层面的突破和共识就很有必要，而制度创新更为关键，承包制和双轨制就是在1984年前后建立的两大基石。改革的本质是利益重新分配。改革旧体制就意味着切割、剥离背后的利益集团，用更市场化的办法取而代之，其风险可想而知。承包制和双轨制的指导思想，是将存量改革转向增量改革、以增量改革带动存量改革的保守过渡方案。以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将计划经济体制的内容冻结、封存，让它逐步衰落、消亡、更替，实现平稳过渡，将风险降到最低。毕竟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无前例，没有成功先例可供参考借鉴，也无理论知识支撑，只有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坚持务实主义——这是改革开放的唯一理论，才能让改革过程变成一场可控的巨大试验。承包制发端于农村，1978年小岗村18户村民在饥寒交迫中签下“大包干”的“生死文书”，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将中国农民压抑已久的能量彻底释放。1984年，农村改革经验被复制到城市，“包字进城”让承包制的威力在城市改革中得以显现，在“放权让利”中没有被激活的国有企业重新焕发活力，四通、联想、万科、三九等公司横空出世。价格双轨制1982年由物资部提出，这场物价改革最终演变成全面经济改革。双轨制试图通过对原材料和终端商品的价格调控以牵住改革的“牛鼻子”，岂料各种权力寻租、倒买倒卖滋长蔓延，权贵资本兴起的同时，体制外的商业活动也因此获取资源而蓬勃兴盛，万向、美的、希望等民营企业乘虚而入。在供不应求的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因为资源短缺而危机深重，市场机制倒逼国企深化改革。承包制和双轨制是1984年创业者风起云涌的时代背景，阳光雨露下，百花齐放的春天生机勃勃，群星闪耀的时刻璀璨辉煌。二斯蒂芬·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中满怀深情地描述：“一个真正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刻——一个人类的群星闪耀时刻出现以前，必然会有漫长的岁月无谓地流逝而去，在这种关键的时刻，那些平时慢慢悠悠顺序发生和并列发生的事，都压缩在这样一个决定一切的短暂时刻表现出来。这一时刻对世世代代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它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死、一个民族的存亡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在中国商业史上，1984年就是这样的关键时刻，也是值得纪念的伟大年份。这一年柳传志40岁，在北京的寒风中“脚踏两只船”，以中科院计算所的名义和资金，在不到20平方米的传达室内创办联想，每天带着同事像无头苍蝇一样倒卖冰箱、电子表、旱冰鞋甚至运动裤衩。后来还因为倒卖彩电被骗走20万元资本金中的14万元，这简直就是灭顶之灾。在青岛，市二轻局科级干部张瑞敏被排挤，下放到荒芜安静如坟场的破落工厂，“8点钟来上班，9点钟就走人，10点钟时随便在大院里扔一个手榴弹也炸不死人”。一年后的“大锤砸冰箱”事件，更像是与旧体制、老思想决裂宣言的愤怒表达。这一年，33岁的王石还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愣头青，依托着深圳经济特区发展公司下属的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经营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说白了就是倒卖外汇留提成。……这些教父级企业家和世界级企业的诞生，无疑为“1984年——中国现代商业元年”的论断提供了最有力的论据。这些人虽然拥有鲜亮的身份和地位，甚至红色后代的背景，却无法否认自己城市边缘角色的尴尬事实。对个人前途命运的焦虑与迷茫，演化成对体制内机会的失望与绝望，他们本该拥有与能力和野心相匹配的舞台，既然组织给不了，只能另起炉灶，从头搭建。不过，他们还不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创业者。1968年前后，比改革开放还要早十年，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年广久等农村能人就已经冒着“杀头”的危险偷偷创业。1965年，鲁冠球借3000元钱办起米面加工厂，四年后又办农机厂生产农具。1968年，何享健集资5000元创办“北滘街办塑料生产组”，生产塑料小瓶盖。1969年，吴仁宝抽调20个村民办起小五金厂，白天当农民，晚上当工人。年广久在1960年代开始贩鱼、卖水果、炒板栗，后来因“傻子瓜子”名震天下。在那个商业活动被禁止、被打击的年代，他们的企业即便戴上“红帽子”依然难以存活，只能在地下悄然生长，唯一的个体户年广久因“投机倒把”、被打成“牛鬼蛇神”两度被抓，失去自由。到1984年，这些野蛮生长的公司已初成气候，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总产值突破一亿元，何享健的美的已进军空调行业，鲁冠球的万向做起外国人的汽车零配件生意。1984年是充满意外与惊喜的年份，农村呈现出比城市更开放、更活跃的蓬勃景象，邓小平曾把乡镇企业称作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是如此“异军突起”，激动人心。与1968年的“乡镇一代”不同，1984年的“乡镇二代”的农民身份有所淡化，退伍军人、“下海”干部、返城知青、高中毕业生等城镇边缘人成为主力。在四川新津，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陈育新）、刘永好四兄弟“脱公服”回农村养鸡的消息在小县城炸了天，1984年差点因为货款拖欠血本无归。32岁的朱新礼承包村里的解放牌汽车，不到两年积累几十万财富，1984年他却“放着大汽车不开”，回到穷山沟当村主任，带着村里人种葡萄，一年后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在浙江台州，李书福因皮鞋漏水临时去一户家庭鞋厂订做，却意外发现做冰箱元器件异型铁片很赚钱，兴奋得连订做鞋子都忘了，回家就开始捣鼓。福建的曹德旺去武夷山游玩，被司机责骂之后了解到汽车玻璃大有可为，如拿到藏宝图一般喜出望外。李经纬的健力宝在8月的洛杉矶奥运会上大放异彩，这种橙黄色饮料的味道几乎成为一代人的集体记忆。潘宁用手锤、锉刀、万能表等简陋工具手工打造出容声冰箱，成功后悲喜交加地独自冲进雷雨中号啕大哭。无论是做官还是辞官，侥幸还是偶然，草根创业者发家致富的消息到处流传。1984年，乡镇企业无疑是这个国家创业浪潮中的一朵奇葩。无论柳传志、王石还是鲁冠球、何享健，或者刘永好、李经纬，在1984年，这些体制外的创业者都还不是中国最耀眼的企业家。浙江海盐衬衫总厂厂长步鑫生打破“大锅饭”，实行“联产计酬制”，成为家喻户晓的“具有独创精神”的厂长；在河北，石家庄造纸厂的业务科长马胜利毛遂自荐当厂长，推行“层层承包，责任到人”的管理机制，“马承包”举国闻名，“一包就灵”的奇迹吸引成百上千家国有造纸厂前来请求被承包。除“南步北马”两大明星之外，云南的褚时健在当地声名鹊起，这一年，他豪赌2300万美元引进国外先进卷烟设备，而玉溪卷烟厂的固定资产当时只有7000万元，这次搏命的冒险成为褚时健和玉溪卷烟厂的命运转折，“红塔山”从此风靡大江南北。在1984年，还有一群不能被遗忘的青年人——大学生。虽然他们身处校园，只是创业的见证者与旁观者，但当时的经商氛围和市场环境足以影响他们的人生选择。这年6月，潘石屹被分配到河北廊坊的石油部管道局，月薪46元。冯仑从中央党校研究生毕业，主动要求下放到武汉锻炼。史玉柱离开浙大回到故乡，进入安徽省统计局农村抽样调查队工作。张近东告别南京师大，到国企豪威集团当文员。尽管他们因分配进入体制，但创业之火始终未灭，在1992年的下海潮到来时，他们奋不顾身，傲立潮头。毕业生豪情满怀，新同学满眼期待，无论归去来，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青春气息，那真是个激情燃烧的年代。1984年9月，马云经过三次高考终于走进杭州师范学院，每天激情澎湃地东奔西跑。东莞的王志东考入北大无线电电子学系，第一次接触到计算机。熊晓鸽从湖南大学考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梦想成为新华社知名新闻记者。等互联网时代到来，这些人将成为新的商界领袖。属于老中青三代企业家的荣耀，从1984年开始缓缓绽放光芒。三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最大的进步就是企业家阶层的崛起。而1984年，正是从无到有的“元年”。据《中国1978—2008》一书统计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达到590万户，比上年增长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加133.4%。关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数据表明，1984年之前该指标长期维持在10%左右，到1984年增长19.4%，一年后增长达31.1%。“下海”潮不仅让1984年成为中国现代公司元年，还引发全民创业之风，重商主义和市场经济得以复苏，整个社会的商业活动空前活跃。值得说明的是，1984年之前诞生的企业，包括许多后来名噪一时的民营企业在内，创业之初几乎全都是集体或国有身份。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公私合营”成为建国初期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1957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到1978年改革开放大幕初启，甚至到1984年，27年间私营经济几乎绝种，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政策动荡起伏时，创业者戴上“红帽子”无疑是最稳妥、安全的选择，尽管由此获得的便利和支持今天看来轻如鸿毛，但在当年却重如泰山，有些人还从政府手中拿到原始资金、厂房设备、销售渠道等，昔时恩惠在将来的产权改制中却成为负累和羁绊，许多知名企业因此衰落、消亡。赵新先、李经纬、潘宁等人皆受创于此，能躲过牢狱之苦、全身而退者算是万幸。难得的是，更多人依靠这点可怜的自主权和自由度，在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迅速成长，并利用市场机制、政策机遇、资本运作逐步明晰产权，最终成为命运的掌控者。1984年，从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南行讲话到下半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邓小平一直在给政策松绑，鼓励创业者大胆探索，经商热潮席卷全国，“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据《中国青年报》调查表明，这一年最受欢迎的职业排名前三位是出租车司机、个体户、厨师，最后三位是科学家、医生、教师，正如当年流传的顺口溜所说：“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与6年前相比，1984年的改革开放局面和市场经济形势，无论从广度、深度、力度还是活跃度来看，都显得更名副其实。从商业史的角度看，1984年也是最重要的年份，企业家群体的形成由此分野：鲁冠球、何享健、吴仁宝等“史前创业家”完成从农民向企业家的转型；以刘永好、曹德旺、李书福为代表的乡镇企业家开始野蛮生长；柳传志、张瑞敏、王石、赵新先等体制内边缘人下海创业；马云、史玉柱、俞敏洪等第二代企业家在大学校园待时而飞。舞台边缘，大幕之后，未来的主角令人期待，他们将在互联网时代各领风骚；李彦宏、雷军、马化腾、刘强东等1970年前后出生的第三代企业家正在成长；李想（1981年）、戴志康（1981年）、茅侃侃（1983年）、陈欧（1983年）等“80后”刚刚出生。时势造英雄，这些人注定为了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既然立意源于“1984年”，那么对那些这一年中重大事件的亲历者或见证者，我都力图无一遗漏地作记述。1984年1月1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明确提出：“不可把政策允许的经济活动同不正之风混同起来，不可把农民一般性偏离经济政策的行为同经济犯罪混同起来。”受惠于此，以胡金林为首的“温州八大王”陆续被释放回家。1月24日，邓小平在深圳登顶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时，王石停下自行车驻足围观，得知小平同志视察深圳后“噢”了一声继续赶路。4月6日，大连、秦皇岛、天津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海南岛开发建设提速，冼笃信跳入倒卖汽车的热潮之中，并在后来的地产热中成为最早的海南首富。8月洛杉矶奥运会中，李宁一战成名，“体操王子”享誉全球，他后来的恩师、伯乐李经纬凭健力宝如日中天。10月国庆阅兵，北大游行学生高举“小平您好”横幅的画面成为时代记忆。策划、书写和举横幅者都是陈九霖的同学，他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当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两天后邓小平点名提及年广久，市委来人告诉他：“‘傻子’你不得了啦，看来以后没人敢动你了！”11月1日，邓小平号令“百万大裁军”，王健林因此脱去军装，转业到大连西岗区政府担任办公室主任。12月19日，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作为香港观礼团嘉宾，李嘉诚亲眼见证这一历史时刻。当然，我并没有把视野仅局限于1984年，而是拉长到前后各30年的跨度，这既是全面交代创业者生平的客观需要，更是准确评判1984年历史意义的严谨方法。通过这些商业主角的枯荣起落、喜乐悲欢，可以清晰看到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的经济生活状态，这些故事充分证明：改革开放的历史其实就是一部思想解放史，也是一部草根创业史。所有的沉浮与激荡，光荣与梦想，无不证明市场化改革才是中国前进的方向。2014年，改革开放的号角重新吹响，1984年的故事依然具有现实意义。成功者固然值得学习，失败者更值得铭记。在这本书中，你会读到孙大午、褚时健、黄光裕、牟其中、陈九霖、年广久等商界大佬身陷囹圄的前因后果；了解史玉柱、吴炳新、冼笃信、王志东、赵新先、陈春先等企业家大败局的来龙去脉。在1984年，他们几乎都意气风发，踌躇满志，除牟其中和年广久在监牢几进几出外，其他人根本不会想到此生会有如此惨痛的经历，甚至苍凉的结局。包括李海仓被枪杀事件在内，这些人入狱、失败时对商业界、司法界乃至整个国家造成的影响，无不轰动一时，引人深思。他们是中国商业史写作无法绕过的活标本。在呼唤改革重启的同时，我也呼吁这个国家给予企业家、创业者更多的宽容和尊敬。正是数以千万计的创业者奋勇争先，经过几代人拼搏进取，才成就中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辉煌成就，让大国崛起的理想变成现实。当我们回望波澜壮阔的中国改革开放史，追忆1984年的那个春天，一定会被思想解放与创业精神的浪潮所感动，30年弹指一挥间，历史浩然远去，却又如在眼前。30年并不漫长，如今又到改革重启的时刻，尽管出发的口号与仪式似曾相识，可局面已千差万别，深化改革的难度和风险并未减少，争论与博弈仍未平息。历史虽远去，1984年依然镜鉴当今，检验改革真伪的标准，在于市场是否起决定作用，是否解放人的思想。而1984年的英雄主义和理想情怀，对今天的改革者依然是巨大激励。陈润2015年3月于北京第一章南国之春朱新礼：一个人富起来不算什么本事1984年1月1日，新年第一天，冰河尚未解冻，春风乍暖还寒。在山东沂源县东里镇东里东村，32岁的农民朱新礼像平常一样，驾驶满载苹果的解放牌汽车一路往南，运往南京、上海销售，每车能赚几百元运费。1982年承包村里汽车的当年，他缴纳承包费之后净赚5万多元，而那年头“万元户”还是凤毛麟角。第二年他又添置两辆解放牌汽车，带着四名徒弟轮流开三辆车拉货、跑运输，年底一盘算赚了20多万元，成为沂蒙老区第一个在家里装电话的富豪。眼看着运输生意越跑越红火，村里人却动员朱新礼回去当村主任，带着大家共同富裕。东里东村位于沂蒙山腹地，离县城约有几十公里，偏僻落后，是中国典型的革命老区贫困山村。全村800多户、3000多人只有1000亩地，人均不足四分地，靠天吃饭，自新中国成立后每年靠领国家救济粮度日。朱新礼出生于1952年5月，在父母六个儿子中排行老二，因为人口多，家境窘困清贫。朱家老屋至今尚存——沿着羊肠小道上山，一排石块和黄泥垒砌、屋顶铺满红瓦的六间房，歪斜的门框由木条镶成。朱新礼曾诗情画意地将家乡描述为“背靠大山，面朝沂河，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但童年记忆却写满艰苦辛酸。1959年至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爆发大饥荒，满目凄凉，饿殍遍野，朱新礼记得青黄不接的时节，身边很多人只能吃玉米芯、槐花、槐树叶，“饿得眼睛都浮肿了”。父亲读过私塾，当过村会计，勤劳又有远见，灾荒之前已开垦房前屋后的空地，挖出战壕似的深沟，再挑回肥沃的土壤倒进沟里，上面铺一层羊粪、鸡粪，一层土一层粪填平。春天种下的南瓜，秋收时一个有几十斤重，放在通风的屋子里能储存很久，足够一家人熬过饥荒。少年朱新礼是个懂事的孩子，父母出门干农活，他在家照顾弟弟做家务。从小学二年级开始，他不再向家里要学费，每年暑假到山上挖草药，翻石头抓蝎子，爬树捉蝉蜕，送到供销社能卖几元钱，足够当时一年的学费。朱新礼还是山野间的“孩子王”，他也很享受发号施令的权力游戏，多年后作为汇源果汁创始人和领导者，他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当头儿的好处就是可以凝聚身边人的力量，发挥自己的意志，实现自己的想法，不仅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还可以让别人跟着你干你想干的事。”创始人1984：中国商业教父的时代命运与崛起重生第一章南国之春10岁那年，朱新礼遵照父命前往江西九江修水县给膝下无儿女的伯父做继子，一年多后他因思乡心切回到山东，15岁时又回到伯父身边，直到17岁才重回沂蒙山。20多岁时，已结婚成家的朱新礼进入临沂市一所机械技校学习开车、修车，没有花费太多时间就对汽车了如指掌，他后来经常志得意满地说：“我当时可以把整个拖拉机拆卸开，然后再一个部件一个部件地安装起来。”正因如此，19世纪80年代初，东里东村买回沂源县农村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之后，朱新礼当仁不让地承包下来，并因此迅速暴富，面对放下生意回乡当村主任的劝说，验证“当头儿的好处”，刚刚开始的1984年，朱新礼该如何抉择？现在已很难考证朱新礼是否阅读过1984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这一天刊载的内容应该会让他激动兴奋，人生选择也会明晰简单。这份全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在题为《勇于开创新局面》的元旦社论中鼓舞说：“中国人民是有远大抱负的。我们不会满足于过去的成就。我们的眼光总是向着明天。”文中还言辞坚定地评论：“我们对经济建设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不过，当天报纸上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在当时的影响更为深远。《通知》在论述大政方针时指出：“今年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在稳定和完善生产责任制的基础上，提高生产力水平，疏理流通渠道，发展商品生产……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在谈论人才培养时提到：“加强对农村工作的领导，提高干部的素质，培养农村建设人才……我们既需要合格的领导者，又需要大量的具有新素质的生产者和经营者。要从今年开始在全国有计划地普训人才。”党中央对农村带头人、好干部的殷切之情通过这份报纸传遍大江南北的山野乡村。1984年，朱新礼在上级领导和村民的信任中当选东里东村村委会主任，家人和亲戚朋友都抱怨：“放着大汽车不开，在这个穷山沟当个村主任能有什么前途呢？”朱新礼却看得长远通透，“中国农民种地种了五千年了，哪个农民真正种地发大财？也可能发小财，但是发不了大财。”他说，“一个人富起来不算什么本事，让周围的乡亲们都跟着沾光，那才叫有能耐！”东里东村世代以玉米、地瓜、小麦为主要农作物，除此之外山前屋后道旁都是苹果树，沂源是中国苹果主要产地之一。可是朱新礼上任没多久，却石破天惊地号召大家改种葡萄，还要求所有村民将土地交出来集中经营。分田到户还没捂热的土地又要拿出去玩新花样，村子顿时炸了天，勤扒苦做的乡亲不像朱新礼那样见多识广，也无法理解他背后的精明算盘：按照当时市价计算，一亩地种玉米收入只有一二百元，种葡萄能赚五千多元。朱新礼软硬兼施以推行计划。他对乡亲们承诺：按人头计算，改种葡萄每户人家每人每年免费发放500斤面粉。村民掐指一算，4分地一年再怎么刨食也出不了500斤面粉，非常合算。他又召集党员、干部开会，要大家带头把地交出来，勒令党员、干部要么交土地，要么受处分。为了进一步动员，朱新礼开着大客车带党员、干部到胶东平度市大泽山参观考察，解放思想，20世纪80年代风靡一时的电影《喜盈门》就在此地拍摄，当地农民正是靠种葡萄发家致富。回村之后，朱新礼发自肺腑地向众人发问：“同样是农村，大家都看到了，同样是地不多，同样是农民，同样是以土地为生。看看人家吃的、穿的，再看看我们吃的、穿的，咱们就甘心过穷日子吗？难道我们天生就该是穷命吗？”全场沉默之后，党员、干部带头上交土地，村民踊跃参加，朱新礼将土地集中起来，交给40个专业户承包经营。他经常外出考察葡萄栽种管理技术和市场行情变化，回村后再教会大家，他曾经一个月内8次驾驶大客车带村民出去考察学习。一年过后，东里东村的千亩葡萄喜获丰收，成为远近闻名的葡萄村，每亩收入达到5000多元，村民不再领国家救济粮。第三年每亩收入达到一万元，村里涌现400多个“万元户”，缴税上百万元，富起来的村民都赶时髦安电话，东里东村成为山东省第一个电话村，公社武装部长甚至焦虑紧张地疑问：“在农民家里装电话，与台湾联系怎么办？”这些“万元户”有一部分已实现从农民到工人的身份转变。在朱新礼担任村主任的三年间，他先后创办面粉厂、橡胶厂、皮鞋厂、皮毛厂、砖瓦厂、轧钢厂等27家村办企业。富裕起来的东里东村福利制度比城市还好：村民按人头每年发500斤面粉；60岁以上的老人可领取养老金；大学生由村里负担学费。1986年，朱新礼被推选为山东省劳动模范、优秀共产党员，经常收到各级政府的邀请去做交流报告。就在朱新礼春风得意的时候，有人却整理材料贴上8分钱的邮票把他告到国务院，北京派人下来调查，给他的判词是：“民以食为天，农民不种地，叫做不务正业。”在1986年的全县农村工作大会上，县领导不点名批评他：“我们有些人，有的省级劳动模范，在农村搞什么土地改革，居然不让农民种粮食。”风波过后，朱新礼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资格被刷掉了。多年后朱新礼回忆说：“那阵子，我没有吃到大家的一颗葡萄，我吃到的是上级的批评和村民们的议论，不过，这些都无所谓……个人的名利是次要的，提高农民收入才是重要的。”尽管1984年已是改革开放的第6个年头，但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摸索试验阶段，经济上有所放松，政治上却高度紧张，一切都尚未明朗，冒险者随时可能“踩雷”牺牲，成为“先烈”。时隔多年，朱新礼仍然对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充满怀念，他说：“长时间以来，我们感觉自己的智慧受到压抑，在改革开放这种情况下，一旦爆发出来，那就不得了。”中国第一代企业家群体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大多由村支书、队长或农村能人组成，从田间地头的劳作者转变为市场经济的拓荒者。1987年，朱新礼将村办企业整合重组，组建山东省沂源县东里工业集团，朱新礼兼任总经理。因政绩突出，1988年，朱新礼被送到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脱产进修三年，从此离开东里东村，但乡亲们从未忘记这位带头人，后来每隔四年换届选举时，总有人张贴“强烈要求朱新礼回来当村长”的口号。大学毕业之后，朱新礼出任沂源县外经委副主任，负责招商引资和出口贸易，过着上班看报喝茶，下班喝酒的舒适日子，亲朋好友都羡慕他把“泥饭碗”换成了“铁饭碗”。可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一周之后，朱新礼却迫不及待地找县委书记陈传玉，请求到企业去，说：“哪怕给我一个全县最差的企业也行。”最终他还真如愿以偿，县里把负债1000多万元、三年发不出工资的罐头厂交到他手上，这正是汇源集团的前身，十多年后这家破败的罐头厂已发展成中国最著名的饮料公司之一，朱新礼被誉为“果汁大王”。遗憾的是，傲立巅峰的朱新礼竟有些英雄气短，在2008年经济危机蔓延的艰险时期，他整年都忙着将汇源卖给可口可乐，179亿元港币的收购合同披露之后，举国反对浪潮汹涌澎湃，激进者骂他“卖国”，他却无奈倾诉“企业要当儿子养当猪卖”，悲凉心酸情状令许多企业家心有戚戚焉。然而，2009年3月18日，商务部以形成行业垄断为由否决并购方案，朱新礼还得继续把“猪”养下去。此后数年，朱新礼并购失败的创伤久未痊愈，还几度经历生死攸关的考验。2013年7月15日，朱新礼正式隐退，仅保留集团执行董事及主席职务，“空降兵”苏盈福接任行政总裁。朱新礼曾憧憬过退休生活，找一个农村去当村长：“当一个村几百户人家，三五年之内，在我的帮助下富裕起来的时候，这对我就是一种幸福。”或许只有这种生活，才能让朱新礼重回1984。那个32岁的青年人，与命运抗争，向理想挥手，将豪情壮志播撒漫山遍野，让苍茫大地，见证创业者的青春。孙大午：“爱的感召”1984年1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即第三个“一号文件”。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当年的第一份文件，在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地位，这五个重要的“一号文件”以推动农村深化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力为指导思想，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为加快农业市场化、发展乡镇企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直接推动改革开放，这是万里作为分管农业副总理时期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在“一号文件”首次发布后的1982年底，中国有80%左右的农民实行包干到户，原有的人民公社体制已土崩瓦解。到1984年，全国包干到户的生产队总数已接近100%。1985年，最后的249个人民公社宣布解体，这意味着人民公社及生产队在神州大地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61766个乡镇政府和847894个村委会。这不只是简单的称谓变更和组织变革，而是从根本上解放思想，打破思想禁锢和体制枷锁，激发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力，让中国农村的面貌焕然一新。提到包干到户和万里的贡献，自然绕不开当年他主政安徽时发生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1978年12月的一个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的20名农民围聚一间小屋，面色凝重地签订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手写契约中有段话令人不禁动容落泪：“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文字下方是一片血红的指印和三方图章。在那个年代，包产到户就是背叛人民公社体制，坐牢、杀头是他们可预见的结局，之所以冒险“造反”，只因不想饿死。小岗村民签订生死契约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是中国改革的一个起点。为什么中国改革首先从农村突破？在曾担任万里秘书的吴象整理的谈话记录中，万里认为：“我认为这不是偶然的，而有其历史的缘由。因为亿万农民在僵化的体制下受害最深，改革的要求最强烈、最迫切，而广大农村又恰恰是旧体制中比较薄弱的环节，正好成为改革的突破口。”农村改革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让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不仅为后来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创造了条件，而且成为农村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城镇化的重要途径，是改革成功的关键。35年后，当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重新吹响改革开放号角的时候，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依然是破冰的第一步。以史鉴今，万里当年的观点依然具有现实意义。1984年的“一号文件”不只改变了朱新礼一个人的命运。在河北省徐水县，农村妇女刘慧茹的创业之心蠢蠢欲动，“土地承包期一般应在十五年以上”这句话让她坐不住了。刘慧茹的丈夫孙大午是“公家人”，在徐水县农业银行负责人事工作，她自己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在老家郎五庄种地。那个年代这种工农结合的家庭有很多，通常丈夫都会动用关系将家人户口“农转非”，但孙大午却不以为然，他还说文解字道：“比如‘马’加‘户’，就是驴，本来自由自在的马，一旦被安上户口，就成了拉磨的驴！”后来的事实证明，正因为有一纸农村户口，刘慧茹才得以承包荒地建造果园，孙大午的人生命运也由此改变，最后竟成为中国改革史上富含悲剧色彩的标志性人物。孙大午生于1954年农历六月初六，甲午年，他是家中长子，前面有两个姐姐，故得名“大午”，随后出世的两个弟弟依排行取名“二午”“三午”。1970年，16岁的农家子弟孙大午应征入伍，那个年代的农村孩子跳出农门只有两条路：要么考大学，要么当兵。然而受“文革”影响，高考在1966年被废止，直到1977年才恢复，他只能选择当兵。尽管他当时并没想到军营生活会对日后管理企业有重大影响，可是当他日后总结时，便会发现所有的成败荣辱与军人性格密不可分。1978年，经过8年戎马生涯历练，孙大午已被提拔为营级干部，但他却主动要求转业回乡，分配到徐水县农业银行。两个姐姐出嫁之后，孙大午也娶妻生子，开始担负起大小家庭的生活重任，仅靠每月工资显然不够。孙大午在八九岁时就提篮子到赌场卖香烟、瓜子，十三四岁就敢徒步二百里地到北京倒腾自行车，显然不缺赚钱的胆识和手段。在农行工作时，他私下与人合伙贩猪，每回都和执法人员兜圈子，以躲避围追堵截，脱手后一车猪能赚回一年的工资，他回忆说：“我记得特别清楚，分钱的时候，和我一块贩猪的那个家伙，手抖得厉害，几乎拿不住票子！”1984年，孙大午的兼职生意属于典型的“投机倒把”，甚至整个20世纪80年代，“投机倒把”都是笼罩在每位创业者头顶的蔽日阴云，因此罪被枪毙者并不鲜见。1985年，由一片荒废果园、一座破败砖窑和数十个坟包地组成的3000亩荒地，在村里的大喇叭呜啦叫卖三个月之后，终于被刘慧茹以每亩6元的价格接手，她与另四户农民共出资2万元，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办起养殖场，饲养1000只鸡、54头猪，还配套建立一家小型饲料加工厂。因当地粮食富余，原材料成本不高，创业初期生意十分红火。然而一年之后，由于创业者各怀心思，彼此不服气，饲料质量直线下降，当年亏损1.6万元。其他人合伙人此时都纷纷要求撤资退出，刘惠茹却孤身一人咬牙坚持，将合伙人的股份悉数接收。首次股份制合作失败令孙大午夫妇在此后的经营中十分警惕，从不答应别人入股。原来五户人家的事业突然撂给一个女人，其劳碌程度和压力可想而知，随着养殖场和饲料厂的规模越来越大，即使请工人帮忙都忙不过来，孙大午每天下班后还得急匆匆回去帮忙打理。两年之后，孙大午开始给组织写辞职报告，打算帮妻子创业，辞职请求拖到1989年才被通过，他受“爱的感召”而正式下海。孙大午和妻子的创业故事颇像黄梅戏《天仙配》中“寒窟虽破能避风雨，夫妻恩爱苦也甜”的意味：买不起果苗，他们就买三毛钱一根的嫩芽；农药没效果，他们就用双手给果树捉虫；没有降温设备，他们把仅有的一台电扇放在鸡舍。忙碌和节俭终于换来了丰厚的回报，到1995年时，孙大午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河北省养鸡状元”，同时与3000多家养殖户合作，养殖场已发展成为贯穿种鸡选育、孵化产业、饲料销售整条产业链的企业集团，紧追四川刘氏兄弟的新希望集团之步伐。孙大午在闲暇时曾写了一条广告嫌疑十足的致富秘诀：“农民致富、养鸡起步！一万只鸡十万元户，国家支持不拿税赋，养猪养鸡大午帮助。”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孙大午也越来越赢得乡亲们的信任和尊敬，一些人愿意将余粮卖给孙大午用于解决饲料问题，而孙大午因为资金不充足、贷款困难，只能给农户打借条，半年后等新粮收获后再还给村民，按国家规定的最高收购价每斤0.8元结算现金，如果不急于提现还可以暂存并按期计息。这样既缓解了孙大午的资金压力，也方便了农户卖粮和储蓄，大家都亲切地称这种方式为“粮食银行”，夸孙大午办得好，没人觉得存在不妥之处。恐怕孙大午做梦都不会想到，受人拥戴的“粮食银行”会给他引来牢狱之灾，为企业带来灭顶之祸。2003年5月27日上午10点，孙大午被便衣警察秘密带走，两天后被拘留，37天后被正式批捕，四个月之后，被起诉审判。2003年10月30日上午10点半，持续6个小时的庭审结束后法官宣判：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罚金30万元；被告人孙大午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罚金10万元。虽然孙大午表示不再上诉，却并不心服：“有很多人找我谈话，有的人甚至给我写好认罪书，说只要我签名，就可以放我出去，我说我不签。我的态度是我没有罪，但是我服从法律。”自2000年以后我国国有银行实施商业化改造以来，被认为运营成本高、盈利能力差的乡镇市场被逐渐遗弃。到孙大午出事的2003年，我国非国有企业（包括乡镇企业、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短期贷款占银行全部贷款的14.4%，融资难的困境令“地下钱庄”“标会”等各类民间融资机构死灰复燃，孙大午的“粮食银行”也属于这一范畴，是政府重拳取缔和打击的对象。但是，从1995年兴起到2003年，孙大午的“粮食银行”已扩大到上亿元规模，涉及几千家农户。尽管如此，大午集团从未发生一起信用纠纷，即便“孙大午事件”发生后也未出现大规模农户挤兑现象。在这个“金融互助社”中，孙大午开出的年利息高达3.3%，是当时存款基准利率的两倍，而且不扣利息税，深受农户欢迎，学界也持赞许态度。自始至终，“孙大午案”都引起了企业界和经济界的广泛关注。柳传志在写给孙大午的慰问信中鼓励道：“希望你在这个时刻一定要稳住阵脚，不要因此乱了方寸，我在当年创业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但是都挺了过来。只要你保持你的这种奋斗精神，就一定能渡过难关。”经济学家茅于轼呼吁说：“既符合中国传统大同理想社会的标准，又符合传统社会主义的追求，与今天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治理念也高度契合，但他却违了法，犯了罪，这实在是尴尬之极。”他还将此次事件定义为“没有受害人的非法集资”。2003年11月的第一天，前后被羁押158天的孙大午走出看守所，恢复自由。值得关注的是，就在孙大午被释放不久，200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明确规定改革和创新县乡级金融体制，鼓励发展农村中小企业信贷。在这一年河北省的“一号文件”中也出现“赦免民营企业家原罪问题”的内容，并引起广泛关注。而“孙大午案”引发的学界和官方关于民间集资合法性的大讨论，在此后的十来年间从未间断。当然，我们不能将政府关怀民营企业家和重视农村融资渠道的推动力归结为“孙大午案”的直接影响，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因为有千万个像孙大午那样的探路者默默地承担和付出，才换来中国有法治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前进。即便到2003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仍然存在诸多与“孙大午案”类似的“法罪错位”的争论，深刻影响甚至左右市场经济发展的路径。而在20年前的1984年，各种意识形态之争既在庙堂上显现，亦在江湖间流传，争论所指皆为“雷区”或“高压线”，已严重影响改革开放的步伐。人们思想混乱，心有顾虑，行事观望，改革动力不强。为了闯出“地雷阵”，剪断“高压线”，1984年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邓小平轻车简从，秘密启程，一路往南。王石：“空手道”生意历史终将铭记1984年的这个春天，它不仅温暖整个中国，还将改变全世界的气候。原本波澜不惊的改革局面，因为1月底的邓小平南行而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春潮涌动，万象更新。此时，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仅四个年头，南国春意盎然，北国却阴晴不定，中国的政治中心北京对经济特区的态度仍有争论。1983年夏天，北方一家有影响力的大报刊登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长文，将深圳特区隐喻为新的“租界”。此后又有文章批判洋务运动的失败教训，并提醒人们警惕中国出现新买办和李鸿章式的人物。一位从没到过深圳的老干部闻言竟趴在床头涕泪泗流：“流血牺牲几十年，一朝回到解放前！”一些前往深圳参观的老干部对于改革带来的变化批评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日趋激烈的质疑和争论让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深圳更加牵挂，1984年春节前夕，他提议亲自到广东去看一看。1月24日上午，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人陪同下抵达广州火车站，匆匆接见前来迎接的广东省领导之后，还顾不上旅途劳顿，他就坚持先去深圳：“办特区是我的主张，至于办得行不行，能不能成功，我要来看一看。”令所有人都有些意外的是，邓小平此行一言不发，只看不说，此后几天在深圳和珠海、蛇口视察时亦惜字如金，面对各级政府陪同人员在汇报和请示时或明或暗地请他表态都不露声色。虽然邓小平在行动上已表明态度，却在言论上给人留有无限遐想。1月24日下午4时50分，邓小平一行登上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22层的顶楼天台，60多幢18层以上的高楼正拔地而起，工地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时近黄昏，寒风乍起，随从几次要为邓小平披上大衣都被他推挡，眼前的景象似乎将这位80岁高龄的老人感染得热血滚烫。看完后他平静地说：“我都看清楚了。”邓小平在广东中山时入住“中山温泉宾馆”，每天早上由港商霍英东陪同登罗三妹山，有一天临近登顶时随从提醒时间不早，下山路不好走，建议原路返回，邓小平不容置辩地拒绝道：“向前走，我不走回头路！”这些意味深长的小插曲足以说明邓小平对经济特区和改革开放的态度，只是行程中从未明朗。直到1月27日邓小平前往另一个特区珠海时，他才刚劲有力地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2月1日他又在广州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并特意把落款时间写成“1984年1月26日”，以表明在深圳时就早有此评价。邓小平一锤定音，低调南行被新闻媒体高调传播全国，围绕“是否办特区”的争论此后悄无声息。十分巧合的是，邓小平登顶商业大厦那天，整天忙着倒腾玉米的王石正骑着自行车从商业大厦楼下经过。望见警车、警察和聚集的人群，王石好奇地停下来看热闹，正好碰到自己公司的副总经理，得知小平同志视察深圳，他在陪公安局同志执行安保任务。王石只是“噢”了一声，就继续骑车赶路。一天前，他刚过完33岁生日。一年前，他意气风发地来到深圳。王石第一次来深圳是1978年4月，他在自传中描述道：“路轨旁抛扔着死猪，绿头苍蝇嗡嗡起舞；空气中弥漫着牲畜粪便和腐尸的混合臭气。”那时他大学毕业不久，在广州铁路局参与铁路沿线土建工程项目，工作环境非常艰苦，王石写道：“睡觉休息的临时宿舍搭建在铁路边。三十几号人挤住在竹席搭建的工棚里。双层铁架床，我选择住在上铺，挂上蚊帐，钻进去，编制工程进程表、决算表，看书，睡觉。广东蚊子专欺负外省人，被叮咬的部位红肿起疙瘩，痒疼难忍。挂蚊帐防蚊叮，还防苍蝇的困扰；晾衣裳的绳子或灯绳上随时被苍蝇占据，密密麻麻的，让你浑身起鸡皮疙瘩。”工程结束后，王石重新回归到在铁路沿线穿梭的生活状态，可他并不喜欢。1980年，王石进入广东省外经委做招商引资工作，常驻广州，直到1983年5月入职深圳市特区经济发展公司（简称“特发”），他才重回深圳。特发拥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等同于政府重要部门，是深圳最有影响力的企业。公司没有划定主营业务，全凭个人关系或偶然机会做进出口生意。王石选的是饲料业务，有一次他在蛇口码头无意中打听到，深圳的饲料厂所需原料都是从香港高价买进，而东北地区粮食遍地，他就胸有成竹地把生意谈了下来。在自传中，王石描述过经商第一仗的惊心动魄。1983年8月，香港媒体报道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夜之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珠三角出口香港的肉鸡瞬间失去市场，而饲养主也不再购买饲料养鸡，王石的玉米随之滞销，不仅把辛苦赚到的40万搭进去，还负债70万。但王石不相信香港人永不吃鸡，他下注豪赌：一次性从东北低价收购3万吨玉米。就在到货前两天，香港媒体澄清之前报道有误，饲料中不存在致癌物质。风波化解后，王石不仅补亏，还猛赚300多万元。多年后他曾和刘永行、刘永好兄弟开玩笑说：“如果当年坚持做饲料生意，中国的饲料大王应该是我啊。”不过，王石的过人胆识和眼光仍然无法遮蔽一个关键问题：倒运玉米的成败在于能否拿到火车皮，没有过硬关系根本无法办到。虽然王石自称“两条三五烟的贿赂”被货运主任拒绝，对方反而被他干事业的精神打动：“别说2个车皮，就是10个也批给你。”但这个说法有些牵强。再加上王石特殊的家庭出身和成长背景，难免不让人有所联想。王石祖籍安徽金寨，1951年生于广西柳州，父亲从老家大别山地区参加红四方面军，解放初期已是处级干部，后来转业到郑州铁路局任职。王石从小就调皮，小学和初中时成绩并不好，但非常喜欢读书，对《大卫·科波菲尔》《双城记》等欧洲文学作品手不释卷。1968年初中毕业，王石遵从父母意愿参军入伍，先在江苏徐州当运输兵，半年后随部队换防到新疆吐鲁番盆地，常年在荒无人烟的茫茫戈壁上开车穿行。服役五年之后，他不顾母亲劝阻，毅然要求复员回郑州，到郑州铁路局水电段锅炉大修车间当工人。1974年，他获得段里唯一的推荐工人上大学名额，就读兰州铁道学院给排水专业，由于工农兵学员4年学制被压缩到3年，1977年毕业被分配到广州铁路局工程五段当给排水技术员。工作稳定后，王石与王江穗结婚，其岳父王宁也是老革命，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担任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第一书记）兼省纪委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顾问委员会主任职务。这段时间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深圳特区的变化日新月异，王石创办万科并迅速崛起。关于家庭背景对王石商业人生的影响，既不能回避抹杀，亦不可附会夸大。特殊出身并不影响王石在中国商界备受尊敬。他倒卖玉米起家，从“除黄、赌、毒、军火不做之外”无所不做到专注房地产，万科成为中国第一家年销售额破千亿的房企，即便功成身退爬山游学，没有王石的万科仍稳步发展，他被称作“中国地产教父”当之无愧。何况，王石的影响力不只在地产行业内，在中国做企业尤其是房地产行业，“不行贿”很难做大甚至无法存活，而他30年来坚持“不行贿”。他积极倡导低碳环保的绿色地产模式，关注全球气候变暖，当企业家权益受到侵害时敢于发声，并施以援手。王石这种从娘胎里带出来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正是中国商界最稀缺的企业家基因。不过，1984年的王石并未意识到这种基因日后将裂变出巨大能量，也没有从邓小平南行中洞察时势，只是应付似的“噢”了一声。在东风浩荡的历史时刻，他不过是天时的顺应者而已，但这艰难一步也需要很大勇气。为了规避“进口产品不能销到特区外”的政策，1984年5月，特发公司成立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9月21日正式开张，王石任经理，彻底脱离广东省外经委的“官身”。展销中心设在罗湖区建设路南口一座多层建筑的二楼，陈列着摄像机、录像机、投影机、复印机及部分办公文具，但经营业务却另有门道，说白了就是倒卖外汇留提成。王石在自传中介绍说：“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收到款再付给供货商。关键是收取买家的是人民币，而付给香港的通常是美金或者港币。展销中心的业务之一就是把人民币兑换为外汇，其开展业务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换取外币的能力。”不过，“如果一家企业需要同外商进行贸易往来并用外汇结算，不仅需要具有进口许可证，还需要联系到具有外汇出口创汇份额的单位。”王石还举例说明这种比倒卖玉米更容易的“空手道”生意。1984年秋天，北京新时代公司的王春堂声称有3000万美金的“配额指标”，汇价是1美元兑换3.7元人民币，比市场汇价4.2元便宜0.5元。深圳特发公司通过关系拿到3000万美金的指标，王石的展销中心又从特发公司预订1000万美金，然后凭此到中国银行贷款人民币2000万元，加账上现金，凑足3700万元汇给北京新时代，倒手之后，轻松净赚500万元。此后，随着外汇管制收紧，公安机关加大侦查打击力度，许多人被问询、拘留甚至判刑，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也卷入一起“4000万美金调汇案”，属于全国几大逃汇案之一。来自中纪委和军纪委的两个调查组赶到深圳查办，特发公司的领导被提请立案审查，包括王石在内的参与者被询问，当时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再掀波澜，王石“第一次感觉到个人的命运同特区的命运以及北京决策者的态度是如此密切相关”。后来因深圳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出面保护，此事未予追究，并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淡化。不只是王石，也不只是外汇领域，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群被称作“倒爷”的人以灰色方式从官方手中拿到各种“配额指标”，利用各种手段将“指标”勾兑成流通差价一夜暴富。今日许多享誉盛名的商界领袖和著名企业，当年正是以这种见不得光的方式迅速在阴暗角落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以致日后总有人被“原罪”的流弹击中，轮番上演“大败局”的悲剧，有些富豪还因此落马入狱。当然，王石还算坦诚，即便遭受指责、饱受诟病，他也并未刻意洗白早年发家史，更何况他并非出自私利。而且，正因为深刻认识到倒卖外汇潜藏的风险，王石积极推动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的转型和变革，引入西方治理观念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1988，王石将企业更名为“万科”，通过股份制改造并成功上市，事业从此蒸蒸日上。这一年，万科进军房地产，王石开始书写“中国地产教父”的“道路与梦想”。任正非：栽过跟头，被人骗过任正非同样崛起于深圳，而且与王石具有十分相似的成长经历，但是在1984年，他的运气却要差得多。任正非的女儿孟晓舟曾在《华为人》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风筝》的回忆文章，文中写道：“父母响应党的号召，在深圳艰苦工作，他们住在漏雨的环境里，深圳是多雨地区，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四面透风的屋子里，隔壁邻居说话都能听见。”1984年，已是任正非从部队转业到深圳南油集团工作两年之后，他把孟晚舟和任平（任正非的儿子）接到身边，尽管条件艰苦，但一家人总算团聚。孟晓舟的名字是16岁时自己为跟随母姓而更改的。任正非的妻子名叫孟军，岳父孟东波是一名老革命，“文革”后曾官至四川省副省长、人大副主任。任正非曾评价说：“我为老一辈的政治品德自豪，他们从牛棚中一放出来，一恢复组织生活都拼命地工作。他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计荣辱、爱国爱党、忠于事业的精神值得我们这一代人、下一代人、下下一代人学习。生活中不可能没有挫折，但一个人为人民奋斗的意志不能动摇。”他无疑从岳父身上继承了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坚忍不拔的意志，并将这些品质融进了华为的企业文化。1984年之前，任正非的人生一直如同在苦水中浸泡。任正非的文采在企业界人尽皆知，他曾亲自撰写过一篇怀念长文《我的父亲母亲》，据说发表前还叮嘱下属不准擅自改动一字。1944年10月25日，任正非出生于贵州安顺地区镇宁县山区，著名的黄果树瀑布是当地名胜。父亲任摩逊在抗战时期是一名热血青年，后来进入广州一家生产防毒面具的兵工厂任会计，为躲避战乱随厂迁至贵州。在此期间，任摩逊与程远昭结婚，育有二子五女，任正非是家中长子。新中国成立后，任摩逊长期在一所专科学校担任校长，程远昭自学成才担任中学数学老师，仅靠夫妻二人当老师的微薄薪水养活全家9口人何其艰难，任正非回忆道：“我经常看到妈妈月底就到处向人借三五元钱度饥荒，而且常常走了几家都未必借到。”临近高考时，任正非在家中复习备考，饿得受不了就用米糠和菜合一下烙着吃，母亲心疼他，早上经常塞给他一块小小的玉米饼，让他安心复习，“我能考上大学，小玉米饼功劳巨大”。回想起从父母与弟妹口中抠出来的小小玉米饼，他感慨道：“我无以报答他们。”直到高中毕业任正非都没有穿过衬衣，上大学时母亲一次送他两件，他直想掉泪，因为弟妹们会更艰难。当时家里两三口人合用一床被盖，破旧的被单下铺着稻草，任正非上大学后，必须得单独拿走一条去学校，可那时布票、棉花票还实行管制，没有被单，母亲只好捡毕业生丢弃的几床破被单缝补洗净，这条被单任正非用了五年。1967年，按学制任正非应该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现并入重庆大学）毕业，但当时重庆武斗非常激烈，一切陷入混乱，听说父亲因为历史问题被批斗得很厉害，他扒火车赶回贵州，父亲怕他受到牵连，让他第二天早上赶回学校，离别时脱下一双旧皮鞋送给他，并再三嘱咐：“记住知识就是力量，别人不学，你要学，不要随大流。”回到重庆后，任正非在政治运动的喧嚣和浮躁中静心学习，苦修高等数学、逻辑、哲学，还自学了三门外语。第二年6月，1967届大学毕业生才开始分配，刚刚成立两年的基建工程兵急需技术人才，任正非因刻苦好学脱颖而出，此时父亲的问题还没有定论，他没有受到影响，顺利穿上军装。参军不久他就随部队参加了一项代号为011的军事工程，这是为建设战略大后方的军用飞机和航空发动机制造厂进行三线备战的重点工程之一，地点就在贵州安顺。“文革”对于国家是一场灾难，任正非却将此视为“人生的洗礼”，“使我政治上成熟起来，不再是单纯的一个书呆子”。山区环境艰苦，在绵延400多公里的大山里，任正非和战友们先后完成总装厂、飞机洞库、试验场地等几十个建设项目，但是在“文革”中，因为父亲的政治问题，“在我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唯独我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文革”过后，一切天翻地覆，各种荣誉纷至沓来，“我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他出人意料地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并希望通过108个重点科研项目攻关实现“到本世纪末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这次大会被称作“科学的春天”。在台下6000名参会者中，35岁以下的仅有150多人，时年33岁的任正非就是其中一位，他因为获得全军技术成果一等奖而成为解放军派来的代表。“因为我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任正非说，“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似的压过来。我这人也热不起来，许多奖品都是别人去代领回来的。”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2022-03-31

知道同学注册考试什么？你知道一切吗？注册考试的报名条件已经下降，不知道的考生要抓紧，因为注册考试的时间快到了。不知道怎么跟高顿君进来看看。1、你知道注册考试的注册条件吗？注册条件与2021年不同为什么会计科目很重要？注册会计师会计科目，几乎可以说是贯穿整个会计考试的百科全书。这些知识点遍布会计行业的各个领域。在会计考试中，它与其他五门学科密切相关。因此，会计科目应优先申请和学习，这有助于以后学习其他科目。在准备考试时，朋友们应该积极思考，学会从一个例子中推断，并将整个教科书中的知识点联系起来思考问题。会计科目有很多知识点。我们应该注意时间分配。注册会计师是什么？注册会计师CertifiedPulicAccoutat，简称CPA。是指从事社会审计、中介审计或独立审计的专业人员。四、注册会计师考试有多少科目？怎么搭配？单线考试科目为会计、审计、财务成本管理、经济法、税法、企业战略和风险管理。各科考试采用100分制，合格分60分。考生需要合理匹配科目，才能顺利通过海关检查。...

2022-04-02 基础会计常用会计科目 财务会计会计科目

中级会计师考好吗？随着中级会计师逐渐受到重视，越来越多的考生申请中级会计考试。那么中级会计考试比较好吗？如果你想知道，让我们和小编一起了解一下。一、...

2022-04-02 中级会计师的考试 中级会计师资格考试

你知道什么时候能报名2022山东淄博注会考试么？准备报名2022山东淄博淄川区、张店区、博山区、临淄区、周村区、桓台县、高青县、沂源县等地注会考试的同学往下看看~经财政部注册会计师考试委员会批准，现将2022年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报名时间和考试时间公告如下：一、注册会计师报名时间网上报名时间为2022年4月6-29日（24小时）。二、注册会计师交费时间2022年6月15-30日（早8:00-晚8:00）。三、注册会计师考试时间2022年8月26-28日举行专业阶段考试（其中：会计、财务成本管理、经济法、税法四个科目将在部分考区实施两场考试）。2022年8月27日举行综合阶段考试。鉴于欧洲地区疫情防控形势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为确保考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便于考生早作安排，经综合研判，决定取消2022年欧洲考区的考试。...

2022-04-05 博山区张店区 博山区离张店区多远

ca2022教材官网怎么样，出来了吗？注册会计师在准备考试的过程中，教科书是准备考试的必要工具。那么，2022年注册会计师考试的教科书是什么时候发布的呢？用教科书准备考试需要注意什么？考生朋友和小边一起看看！一、ca2022教材官网怎么样，出来了吗？2022年注册会计师考试教材已现货销售，现货销售日期为3月6日。教材已经现货发售，考生们在拿到考试教材后就可以进入基础阶段备考了。所以考生们请及时购买考试教材，进行基础阶段知识点的学习。在东奥书店购买教材的考生请注意，非疫情控制区预计在购买后96小时内发布。请随时关注订单物流状态。二、2022年度注册会计师考试科目是什么？注册会计师专业阶段考试科目：《审计》、《财务成本管理》、《经济法》、《会计》、《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税法》；注册会计师综合阶段考试科目：职业能力综合考试（试卷1）、职业能力综合考试（试卷2）。一寸时间一寸金，一寸金难买一寸时间。如果打算报名参加注册会计师考试，现在就要开始备考了。东奥官网提供的这套注册会计师辅导教材不要错过哦！三、备考注会分几个阶段？小编认为，笔记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预习阶段，主要了解教材中的基础知识，熟悉知识框架；第二阶段是基础阶段，要全面学习教材内容，配合练习巩固；第三阶段是强化阶段，也是问题的海洋阶段。学生需要大量刷题，总结答题技巧和思路，提高答题速度；第四阶段是冲刺阶段，这一阶段非常重要，因为这是考试前的后一阶段，检查空白是关键，错误的问题回顾是技巧。说明：由于考试政策和内容的不断变化和调整，东奥会计在线提供注册会计师考试时间仅供参考。如有异议，请参考权威部门公布的内容。推荐内容：注册会计考试时间2022年的考试时间是什么时候？...

2022-04-03 注册会计师经济法真题及答案 注册会计师经济法章节目录

2022年安徽注会考试准考证什么时候打印？网校老师根据2022年注册简章整理了注册简章打印准考证时间，朋友们，快来关注一下！2022年安徽注会考试准考证打印时间：考生应当于...

2022-04-05 准考证打印时间2022 准考证打印时间未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