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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高华先生是少数有胆识、有风度的历史学家之一

革命时代是高华先生写的，任何历史都是片面的。关键是：要学会从片面看待整体，保持一种对历史的温情和尊重，有一个基本的底线。即使我们不能说出全部真相，我们也绝不会说毫无根据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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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南京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高华的第一本书。

在革命的背景下，以革命的名义，历史是动荡和混乱的。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独特的历史人物视角和通俗流畅的语言，将我们带入1911年革命、国民革命以及解放后持续的革命洪流中被遗忘或被拒绝的记忆的角落。

严谨的学术态度、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学家的人文关怀，高华教授的《大革命》最重要的启示，其实是在告诉读者如何面对我们的过去和他人的过去和未来。

作者介绍

高华，1954年生于南京，“文革”期间当过8年工人。 1978年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民国史、中国左翼文化史和中国当代史的研究。

2011年12月26日22时15分在南京去世，享年57岁。

目录

行走在历史的长河中（自序）

南京十年

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教训

重新思考五四激进主义

南京国民政府权威的确立与困境

立行社成立时间及组织架构

“王子”孙科

论大革命时期的孙科

从支持蒋到反对蒋：1928-1931年的孙科

民主与集权的悖论：孙克与“五五宪法”

孙克与国民政府对苏外交（1932-1945）

抗战胜利前后孙克政治态度的变化

--又论孙科的“变数”

孙克的宪法观及其局限

孙克晚年

革命性的话语

重新发现 1930 年代的“左翼文化”

红军长征的历史叙事是如何形成的？

抗战前夕的延安辩论

革命大众主义的政治动员与社会改革：抗战

时期根据地教育

“新人”的诞生

革命话语的高地

历史漩涡中的朱锐

沙飞：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革命女性陈聪颖

时代潮流

鞍钢工人与《鞍钢宪法》

“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

例子

我能说丁玲吗

《杨尚昆日记》初读

读《七法，周到》

观察和历史数据

叙事视角的多样性与当代历史研究：从 1950 年代开始

历史研究的一个例子

小人物，大历史

中国当代史料存在的几个问题

大陆1950年代和1960年代台北的数据记录了孙中山在两岸研究的交汇

反射的发展

--先生毛家奇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新认识

六十年后中国大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

吐露港令人难忘的“学术之家”

后记

精彩的试读

1990年代以后，国内外一些学者似乎有了一个新的研究趋势，那就是提倡重新发现过去时代的一些“正面价值观”，然后再与其他新的思想资源相匹配，用于指导当今中国的改革。崔志远认为，《鞍钢宪法》是“以大多数劳动人民代替少数经济政治精英对社会资源的操纵”的“经济民主”的重要例证。当我读到这些评论时，我感到非常惊讶。对于这些学者上述判断的事实依据是否准确，我有些怀疑。我认为他们将某些概念与具体的历史事实分开，然后赋予这些概念以“政治正确”的判断。 《鞍钢宪法》的新解释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一个

说起《鞍钢宪法》，人们自然会想到“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与劳动，工人参与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干部、技术人员三者合一）。 1960年代初以来，《鞍钢宪法》与“两参照一改三结合”战略紧密相连。但“两参数一改三结合”战略并非由鞍钢发起。现阶段，鞍钢以外其他城市的多家企业已初步“创造”这一经验，并于1958年12月形成了“两参照、一变、三结合”的正式表述。 1960年3月，毛泽东在批示中，将鞍钢在“大跃进”时期以政治指挥为核心内容的做法盛赞为《鞍钢宪法》，使鞍钢获得了“两提一改一改三合一”。 “被认为是毛泽东的发明权，为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找到了正确的道路。

毛泽东的批示让《鞍钢宪法》名扬四海，但那些最先发明“两提一改”的企业早已被人遗忘。研究《鞍钢宪法》和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的国内外学者怎么知道，在他们的研究中，具有持久生命力的“两参一改”是济南的一家小工厂，当时由 100 多人的公私合营经营。 ——由郑记面粉厂首创。当时，厂里又有了另一项创造——老工人王雪芮亲手制作的小麦脱皮机体验，与“两参一改”并称为“两次体验”。

济南诚记面粉厂首创的“两参一改”，原本是精简干部、提高生产效率的举措。成吉面粉厂共有干部职工138人。 “两参一改”实施后，全厂专职干部全部取消，全厂干部职工人数也减少到119人。简单的功能。干部参加生产只是做生产辅助劳动，干部在车间工作主要是为了代替请病假的工人。此举只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并没有提升到“缩小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差距”的高度，谁也没有意识到，他们创造的这种新经验很快就会被视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新模式。

在成吉面粉厂“两参一变”计划启动后，陕西清华工具厂“两参一变”的经验也出来了。与只有一百名员工的济南成吉面粉厂不同，清华工具厂是一家大型国有企业。该工厂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建立的。直到1958年，工厂里还有苏联专家在工作。清华工具厂推出的“两神一变”，不再是像成吉面粉厂干部那样的低级“生产中心主义”。它开始在苏联专家建立的技术流程上运行，从而散发出“打破迷信，敢想敢做”的时代精神，与“大跃进”的主旋律完全结合。

陕西庆华工具厂对“两参照一变”的丰富和发展，使这一先进经验越来越成熟。到1958年12月，“两参一改”正式上升为“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更高层次。最早实施这一经验的是重庆长江电厂。从1958年上半年开始，重庆长江电厂开始实行“两参照一改”。到11月，厂党委根据明发布的30700多条建议和意见，制定了“全面落实两参照一改革三结合”方案。计划”。其主要目的是全面落实干部参与生产的措施，将原占全厂职工8%的干部减少到3%。

从济南一家100多人的公私合营小厂孕育出来的“两参一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发展成为具有总体指导意义的“两参一改三结合” .事实证明，它是时代思想强烈引导和催生的产物。 1958年，毛泽东号召政治当家作主，破除迷信，两条腿走路。同年，在他的推动下，全国所有大中型企业都放弃了一名经理制，转而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组织生产的方式。 “两参照、一变、三结合”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成为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口。苏方立即表示不满和拒绝。

苏联专家对“大跃进”期间工人技术创新的价值极为怀疑。陕西一家工厂的工人在短时间内提出了数十万条合理化的建议。苏联专家无动于衷，甚至“捂着耳朵摇头”。中国工人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大多是为了提一提，流于形式。苏联专家不相信中国工人对产品的自检可以保证产品的质量。

苏联专家和在华苏联民众也不相信“两参与一改革三结合”赋予中国的重大意义。他们认为此举无助于消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区别”。 .针对苏联专家的怀疑和指责，有关部门进行了审查，认为专家的思想偏差与中国同志“对专家的政治工作没有政治领导权”有关。有趣的是，“大跃进”时期，鞍钢的苏联专家意见并不多。难道鞍钢走出了“大跃进”的高潮？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初的大型中国企业中，鞍钢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大庆油田取代鞍钢之后），堪称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领头羊。 1949年8月，应中共中央要求，斯大林派数百名苏联专家随正在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前往东北。大部分苏联专家都安排在鞍钢。

“一五”时期是鞍钢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共中央根据加快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战略部署，把钢铁等重工业放在国家经济建设的重中之重。在苏联专家的全面指导下，鞍钢系统地引进了苏联式的工业管理模式，成为新中国的钢铁生产基地。

苏式工业管理模式的核心是实行一长制。鞍钢所属各厂矿全面贯彻“一长制”经验，相应设立总工程师、总技术员、总化学师、总检验员、总会计师。系统。由于鞍山市的主体是鞍钢，中共鞍山市委书记兼任鞍钢党委书记、经理。在党的关系上，鞍山市委、鞍钢市委直属中共辽宁省委领导，而北京市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冶金部均受其领导。理事会与鞍钢有着非常具体的业务指导关系。

整个1950年代，鞍钢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象征，甚至吸引了一些作家和艺术家选择鞍钢作为他们的生活基地。著名女作家曹明入驻鞍钢十年，在某钢厂任党委副书记。 1959年，她写了一部符合政治斗争的小说《乘风破浪》；四川作家艾武也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着有长篇小说《百炼钢》。今天的人们可能早就忘记了这些作品，但它们是鞍钢那个时代生活的一种写照。

1958年，北京号召“以钢铁为纲”，“力争实现钢铁1070万吨”。冶金部部长王贺寿雄心勃勃，向毛主席下达了军令。元帅被提拔，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规模化炼钢的基调是因地制宜，发展全面开花的小土集团，而鞍钢是特大型现代化企业，只能着眼于增产、增效、节约、降耗。 . 1958年，“大跃进”第一阶段，鞍钢没有产生任何轰动全国的“先进经验”。

在你们追我的“大跃进”时代，每天都有先进经验爆发，没有先进经验的人是保守的、落后的、右倾的。鞍钢虽不能发展小土群，但仍有其他潜力可挖。 1958年，鞍钢在职工中普遍开展“敬业”“专点”活动——即发动职工弘扬共产主义精神，改变作息制度，采取主动延长工作时间。但这并不是“创造”，因为“大跃进”期间，全国各地厂矿工人普遍加班加点。因此，鞍钢党委只能另辟蹊径，打造一套既符合“大跃进”精神，又能体现产业工人政治觉悟的具有鞍钢特色的新体验。此刻，上海秋新船厂等企业“工人自动要求取消计件工资”的消息传出。受此消息启发，鞍钢党委迅速展开了关于是否取消各厂矿补贴的“大辩论”。不言而喻，在这么大的辩论中，两个对立的政党之间并没有真正的辩论，因为每个人都理解这场大辩论。辩论的意义。在片面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会逆势而上，提出“津贴应保留不取消”等意见。

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可以说是反映共产主义思想的新创新。问题是，鞍钢此次改革是自发自愿的，还是领导层有力领导的结果？

截至1958年11月，占鞍钢公司生产工人总数的65%。在实行计件工资的27家厂矿中，有24家已经取消或计划取消计件工资。此前，计件工资占鞍钢职工工资总额的18.83%，加上各种津贴，占工资总额的27%，最高可达40%左右。在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相当多的工人立即失去了收入。

当年的一项调查数据显示：（1）20%的工人“同意取消”； （2）50%的工人“跟风”； (3)“反对取消或有抵抗。 ’ 20%。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后，熟练工人的损失最大。统计显示，五级及以上职工总数的40%不同程度地减少了收入；八级职工月工资减少21.50元；七级工人月工资减少15.50元；六级工人每月减薪12.50元；五年级工人每月减薪6.50元。随着五级以上职工收入的减少，占公司职工总数60%的四级以下职工的相应收入均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改革的结果是，收入相对较高的技术工人的工资与工人的工资差距缩小了。问题是，谁来解决收入减少、家庭多的技术工人的困难？鞍钢领导想出了一个办法：作为取消津贴和计件工资的一种补偿形式，每天“为所有工人提供免费的大锅饭”。

“大跃进”的主旋律是“尊重群众的开拓精神”。在此期间，鞍钢职工就技术革命和技术创新提出了数十万条“合理化建议”。然而，1959年后，鞍钢的生产形势开始出现危机。由于原材料和电力严重短缺，鞍钢生产断断续续。 1959年2月，鞍钢三大轧钢厂被迫停产，其余主要轧钢厂只能两班倒运行。更严重的是，由于1958年的高度紧张，许多工人在车间吃住，大量工人捐工捐积分，使生产一线的工人筋疲力尽。 .

最大的困难是粮食和主食的供应，这在当时已经初见端倪。计件工资和津贴的取消减少了许多工人的收入。除了吃不饱饭困难外，工人体力急剧下降，导致生产事故不断。为缓解一线工人在生产中的特殊困难，1959年5月，鞍钢调整了钢铁工人的伙食比例：每人提供大米10公斤、高粱米10斤、高粱米2斤。白面粉，2斤小米，其余的。对于粗粮，但肉仍然不能解决。

长期斗争，供给减少，体力下降，引来工人们的“毛骨悚然”。不少工人怀念“八小时工作日”，甚至羡慕苏联工人的生活，称“拼死拼老，打倒年轻人”。更多工人对吃粗粮有意见，认为“粮食丰收，粗粮却多了，真是离谱”。有工人抱怨“小麦产量压垮了美国，我们却吃不饱”，“费了好大劲才得到了很多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