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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评论：中国伦理学必读

中国知识分子以实现公平、民主、法治等诸多现代价值为己任，这与美国有很大不同。 余英石与中国文化pdf 在美国，甚至在整个西方，追求这些价值观是每个人的事，知识分子不应该比其他人承担更大的责任。

于英石与中国文化pdf预览

简介

《学者与中国文化》是文学、历史和哲学专业学生的必读书籍。是研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经典著作——《士大夫》。 《学者与中国文化》采用专题研究的方法，展示了“学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作者的基本观点是将“士”视为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未定项”——即承认“士”具有社会属性，但并非完全不可逾越。笔者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能够超越自身局限，正是因为这个‘未定项’。在修订的基础上，《学术与中国文化》增加了《政治文化概论》。宋代文人志》、《士商往来与儒学转向》、曾国藩与《文人学问》、《中国知识分子史考察》。

关于作者

于英石，安徽潜山人，1930年出生于天津。1950年至1955年在香港新亚书院和新亚研究所学习，师从钱牧先生。 1956年至1961年就读于哈佛大学，师从杨连奇先生，获博士学位。曾任密歇根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教授，香港新亚书院院长，中文大学副校长。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席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着有《汉代中外经济交流》、《历史与思想》、《历史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近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学者与中国文化》、《方以知的晚试》、《论戴震张学成》、《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胡适》 《中国现代思想史》、《陈寅恪晚年诗》——兼论他晚年的学术精神和精神状态》、《风与水尚存——钱牧与中国现代学术》 、《现代儒学》等。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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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学者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1、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

2、道家与政制之间

——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

3、中国知识分子的古老传统

——论“海有”与“修身”

4、汉代官员文化传播

5、东汉政权的建立与士绅姓氏的关系

6、汉晋学者的新意识新思想

7、魏晋名家教育思想与史式演变

8、近代中国的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附录：“精神与商业人才”

——《近代中国的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日译自序

9。宋代士人政治文化概论

——《朱子文集》序

X。士商互动与儒学转向

——明清社会思想史的一个方面

十1、曾国藩与“士大夫”

12.中国知识分子史考察

于英石与中国文化节选

春秋战国时期，“道”位的知识分子出现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对待政治权威的问题。这个问题涉及两个方面：从各国君主的角度来看，在“破礼乐崩”的情况下，需要一套源于礼乐传统的意识形态来强化权力的正当性基础。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道教和政体是分开的，他们是道教的承载者，所以他们拥有比政治领袖更高的权威——道教的权威。

但是，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差异，这一突破并未带来天国与人间国度的明确区分，耶稣与凯撒之间的权责也无法明确界定。因此，中国道教与政治制度的复杂关系也是独一无二的。西方国家与教会的对抗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生过。不仅如此，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从封建秩序的出租车阶级堕落出来的，他们不能像西方专门从事神职工作的神职人员那样忽视普通事务。

至少从公元前 4 世纪开始，知识分子代表道教的观点逐渐获得政治认可。在争霸的形势下，各国君主竭尽全力争取声名显赫的知识分子领袖，以增强其政治号召力。

从比较宗教的角度来看，战国君子尊师尊道主要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政治制度需要道家的支持来证明它不是单纯的以暴力为基础的。更重要的是，在公元前四世纪至前三世纪的历史阶段，齐、秦、魏、昭焱等几个大国都有统一世界的野心。当然，除了军事力量之外，他们还需要发展一套精神力量。

此时，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几个基本特征已经显露出来。

首先，理论上，知识分子的主要构成条件不是他们属于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比如封建秩序下的出租车，而是他们所代表的普世道。

第二，中国的道源于古老的礼乐传统；它基本上是一种安排人类世界秩序的文化传统。虽然它也有宗教意义，但它与其他古代民族的宗教道教完全不同。因此，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为凯撒的事务负责。

第三，知识分子不仅代表道，而且认为道比权力更尊重。

第四，由于道缺乏具体的形式，知识分子只能通过个人的自爱和自尊来尊重他们所代表的道。此外，没有可靠的保证。

统一天下之后……法家不向古人学习，历史文化传统对他们没有真正的意义。故以今王之教为道。换言之，道源于力。

引自道与潜力

总之，一方面，中国的“道”以世界秩序为中心，直接处理政治权威；另一方面，“道”没有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洪道”的重担完全落在了知识分子个体身上。在“境”的巨大压力下，知识分子只能转向“内圣”之道，以自身内在的道德修养作为“道”的保障。所以，“中庸”说“修身才是立业之道”。儒家由此发现了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道德世界，这是不争的事实。

引自3.中国知识分子的古代传统。

学术与中国文化

文人是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在2000多年的历史中，士人的外在形式虽然不断变化，但其中有一种始终如一的精神。他们处于道教和政治制度之间。一方面，他们保持对“道”的不懈追求，另一方面，他们关心并致力于现实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建设。学者们把修身养性作为治国理天下的前提，力求在政治权力面前保持自尊。他们在中国文化的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书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条大动脉。虽然到了现代，传统的“势”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文人”的灵魂依然以各种方式，深或浅地纠缠着“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ps：书生以天下为己任。

再次阅读半量子……我可能不得不为它找个词。与颜老的书（士大夫）相比，略逊于先秦时期的制度，但到了中世纪，正好弥补了它的不足。嬴政先生的文学心与他的老师钱牧同源，钱牧以同情的眼光，关心保留过去的本质。可惜故事也因此变得更加悲惨。即便知识分子的自觉意识这么早萌芽，学术分析这么深刻，对天下大事的关心这么真切，最后还是落到了皇帝这帮纸上谈兵的手里。

好书。史料详实有力，于英石从不同方面、不同时期诠释了学者、政治与社会的关系。从比较文化史看点：中国学者与西方知识分子的异同与渊源内在超越与哲学突破；学者和商人。 【补读费孝通《皇权与绅权》】

简单地说“书生”这个词，总有一种为仁者舍命，为义舍命，为知己舍命的滋味。然而，学者们都是那么聪明。面对现实的诱惑和威胁，他们总能不时调整自己的价值取向，一边造词作诗，一边努力教育世人，一边洗脑、壮大自己。从先秦至今，代代相传，已成为中国文人人生价值观选择的历史。这段历史的整体叙述超出了庐山内部人士的能力范围。斯塔夫里亚诺斯在《全球史》一开始就说过，他假设自己是站在宇宙中俯瞰地球，研究整个世界的历史，甚至人类的历史。同样，余英石先生对全球文化有着广阔的视野，对非中国文化也有一定的了解；与于先生不同的是，他重新进入家乡，以比较的眼光关注家乡。出版了相当扎实的600页《学者与中国文化》，落到了我的手里。从非专业的个人角度来看，它变成了一张历史地图，帮助我理清了价值取向的来源。

当然，事情要从孔孟老庄说起。在这四位长老出现之前，中国人的想法并没有那么复杂，都是混沌的天真。周帝没落，礼乐崩塌，百家争鸣。根据比较文化史，它是四大古代文化之一。在中国，出现了“哲学突破”，即儒、墨、道的兴起。相应地，希腊的“突破”产生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古典哲学，以色列的突破带来了预言运动，普世超验的上帝，印度的突破以因果报应和轮回为中心，靠经验世界是一个幻觉。根据历史学家的观察，这些突破伴随着原有文化和社会秩序的崩溃。对此，孔子的回应是赋予礼乐新的精神基础。他在表现车马尊重周礼的同时，强调周礼不应该只是形式主义，而必须以“仁”为基础，“以仁为己”。然后，以“人性”为基础，成为“方内”世界的主流；老庄的回应是否定礼乐，但他们并没有在现实层面否定，而是开辟了另一个“方外”的世界，因为他们很清楚，礼乐一旦出现，就不是那么容易了。破坏。不如“与光尘和解”，“与世界同在”，玩弄自己内心的超越。就这样儒道的“突破”，诞生和入世的两极正式确立。

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涉及到以什么角色进入社会，如何面对政治权威的问题。大概那个时候劳动效率低，社会剩余价值低。不务农，只读书的非贵族阶层不能穷尽。因此，先秦的出租车主要是无房无车的“游子”。甚至可以说，穷人不是天生的游客。书生，但游子自然穷，书生不怕饿死，还怕王子？因此，当时的士从不贬低自己，坚持自称是诸侯的师友。大才如孟子，他还创造了一个非常动听的口号：“有毅力者无毅力者，唯有文人才能做到。”如果把这句话和“儒生必有魄力，任重而道远”一起读，绝对是“总有一种力量让你流泪”，儒家的品牌精神清晰、动人、始终如一。

这种清纯动人的品牌精神发展到北宋范仲淹是一个高峰——“世间忧愁，世间欢喜”。不过，此时的士已经不再是国王的师友，而是大臣。事实上，秦以法制统治世界；汉掌握秦制，虽尊儒，但“搀霸道”，所以西汉始终存在“随臣”与“残臣”之争。荀历提倡“育人”，“先富后教”。 《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遵法守理的官员不攻击功德，人民没有名誉，也没有过错。相应地，朝廷有时会鼓励残暴的官员，把征税目标放在首位，税收是政绩，一个残暴的官员如果继续发展下去，自然会成为一个有眼光、想要政绩的称职的官员清朝陈子龙说：“太史公传官，汉朝以下传为残暴官。这并不完全准确，但它总结得差不多。

与此同时，成为朝臣的学者逐渐变得富有和强大，成为了士大夫。到了东汉，他们进一步发展成为贵族家庭。但是，由于距离先秦不远，他们仍然有以天下为己任的遗产；魏晋时期，面对政治压力，他们越来越表现出作为“社会人”求利避害的共性，而不是文人的特点。或表面上特立独行谋官，或对政事极度失望，但不再有“赤脚不怕穿鞋”流浪汉的血淋淋的面对面冲突，于是转身向他的内心寻求一种以个人为中心的愉悦境界。大多数魏晋文人已经开始面临和现代人一样的烦恼：想做点什么，但受限于现实环境和个人能力，做不了太多；在加入世贸组织之间寻求平衡，现代和小资本家最为推崇的所谓“尊重可能性，漠不关心”，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大量出现，在未来的子孙们。

毫无疑问，滋养这种生灵，除了老庄留下的《妙木兰易》精髓外，还有汉代传入中国的佛教。 “这个世界”如此不值得留恋，儒家的世贸性格也越来越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然而，随着盛唐的崛起，佛教在中国也开始了从极端诞生到入世的转变。其代表人物是国外学者所称的中国马丁路德的六祖惠能。马丁路德说，个人应该与上帝直接沟通，不需要受中世纪严格的教会控制，惠能直指人心说；西方宗教改革的基本方向是从进入寺院侍奉上帝转变为“苦行伦理”，清教徒发展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精神的宗教源泉。新禅宗由真观年间六祖正式创立。安史之乱后，富有的贵族不再施舍，百丈淮海开始肯定耕作的必要性，“一日不耕，一日不食”，而不是按照印度教的原始法律。乞讨为生，“以超然庄严的精神履行人在世间的本分”，而宋代大徽宗宗皋直接说“世间法即佛法，佛法即世间法”。

新道家和新儒家紧随其后。新儒学起源于新禅宗发祥地邵州的韩愈。 “因为他年轻的智慧，他不能在这种新禅宗的环境和氛围中接受和启发”（陈寅恪）。韩愈对《大学》进行了重新诠释，提出以义诚为修、治、治、平，内外一致。正直是佛教的根本，但“佛教中治理的目的是放下这个世界，而治理‘大学’是为了准备入世、过世。入室佛法，妄自尊大。”因此，理学的另一面与佛教的另一面是完全不同的。它实而不虚，是一个综合的“自然”世界。在这个天堂里没有外化的价值来源“上帝”。既然人的“心”是最聪明的，最能理解“理性”，那么这个世界是否合理，主要是人类的责任。因此，“‘这个世界’给每个人带来了更大的负担，也造成了更深的张力。儒家没有‘创世纪’，也没有‘世界末日’，但它可以是创世纪，也可以是世界末日。”

因此，“新儒家必须进一步打通‘理性世界’和‘事态世界’的鸿沟，这落到了修身论层面的‘尊重’二字上。”敬畏是一种全身心投入的心境，必须用敬畏来修行。这是一种积极向上、充满活力的加入世贸组织的精神。 “天道不为尧而存，亦不为桀所忘，但人若道极，此世不可能灭。”这就是范主以世界责任为己任的思想源泉。然而，西方学者赖特曾经提出过一个有趣的观点。他相信范所说的“忧后喜”出自大乘佛教。而“人在世间的本分，成为了超越与解脱的唯一保证。这种思想与新教的‘天职’观念，至少在社会功能上有相似之处，或许并不为过！”

在宋代新禅与新儒学交汇的背景下，金代创立的全真派提出了知、见、行并重的修炼方法。 “没有前者，你将终生在尘​​土和劳作中翻滚，永远没有超越的可能；没有后者，你将两手空空，无法开悟。”民间道教甚至吸收了儒家的人道伦理，天上的神仙也会下地去劫难。只有行善的人才能成仙。这种长期的发展，终于在明代汇合，成为新道教的“三教合一”。

与此同时，加入世贸组织的学者地位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到了宋代，商业已经相当发达，士大夫之间的界限并不能严格划分。与朱子齐名的卢象山出身于商人世家。到了明代，人口增加了，但科举名额并没有增加。 “学者也十有八九，贾尔十有九”，聪明的人逐渐被商界所吸引。从孔子时代起，“君子比义，小人比利”，逐渐成为“君子儒者”。于先生借用日本历史学家的话，称其为“魂灵与商才”。同时，他驳斥了韦伯的《中国的宗教》一书对中国商人的评价：不诚实和互不信任。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朋友，他说他的美国老板把中国描述为CashCountry，没有契约精神，钱到了才算数。义利之争，商人之道，敬业之道？？这些今天毫无意义吗？大学毕业后，无论你对外选择什么样的职业，公务员、公司员工、律师、医生、教师、商人？？你内心关于理性、道教、利益和另一面的钢铁尺度会趋向于何方？你会成为什么样的公务员，什么样的医生？世上除了有用之外，是否还有“无用为大用”的精神向往？如果你和大多数人一样为了赚钱而工作，下班后去禅宗，你是否还有勇气和兴趣在关键时刻做一个打脸的人？

在本书的倒数第二章，与上述专题研究不同，于先生用一整章的篇幅讲述了一个案例研究：曾国藩与“士大夫之学”。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内忧外患。但是，曾先生仍然坚持“新书要学得快，才能博得广，旧书要学得透，才能任用”。 “圈”是指精读和圈点，“阅读”是指认真学习，“阅读”是指浏览非经典文本，包括小说。对于他最欣赏的诗歌，他有时会“背诵”或“背诵”。在忙碌的日子里，比如打架或者在路上，“温暖”旧书是常有的事。他每个月写几首诗，看看自己积蓄了多少，养气的好坏；他在繁华的名利场上，直到去世前两个月，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夜里读了陶器上的所有诗词，取其精华。那些悠闲地记录下来的，先抄一卷，将杜、魏、白、苏、鲁五家的悠然诗集，编成集，日夜讽刺朗诵，洗去名利之心。 "

余先生本人呢？ “在 1940 年代，我对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中国历史处于反传统模式。中国的整个过去都被负面看待，甚至中国独特的发明也与西方的历史发展形成对比。被解读为偏离了一般文明进步的正常轨道。那时，我对中国文化的身份和自己的身份完全混淆了，自然要细说。”那个时候于先生，在世界和中国都在质疑中国传统的时候，开始研究这样一个话题，心里难免有不平吧？一代留学美国，远赴欧洲的学者，有多少没有回家解体？但他在史学方面的专业素质最终促使他以尊重史实的态度，以一种重构历史的方法，冷静地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不骄不躁地投入研究。赵朴初说：“心安如海，能风雨飘渺。”能风雨无阻是儒家入世的态度和能力，空灵是禅道的境界。如何在这个世界上保持一颗积极公正的心？儒释道融合后，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完成人生？于先生长期在这所学校任教。他的学术态度也是三合一的做法。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他喜欢研究的课题，和人生追求的方向是一致的，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