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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语:重新审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

对生活变化最常见的心理反应是多愁善感的怀旧,渴望回到过去,回到平静和安全的时代,感觉更“在家”的时代。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看、凝视和看 通过对理想化的过去和“家”的怀念,怀旧模式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认同感中,使我们能够将过去与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了解我们是谁以及我们要去哪里。

文化现代性的视觉表达:观看、凝视和对比

文化现代性视觉表达的电子预览

简介

作者以日常生活、流行文化、意识形态和大众传媒为主要接触点,重新审视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尤其是1980年代以来的视觉现代性及其狂欢。爆发。本书从视觉哲学、视觉史、视觉社会学和视觉政治学的角度,整合传播学、社会理论、文化史、性别研究、后殖民理论、政治经济学等学科的框架,探讨视觉文化与视觉的关系。文化。中国现代意识的产生之间的关系,分析的对象包括摄影、印刷、电影、电视、互联网、额外制作的广告、博览会、奥运会、大型景观等视觉媒体和视觉现象。作者希望成为当代视觉文化的“流浪者”。从看似不相干、琐碎的文化现象和事件中,梳理现代文化的表征和逻辑,对现当代中国媒体文化中的各种视觉文化现象有所了解。进行批判性分析,从特定视角揭示现代化进程中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思维方式、意识形态和集体想象,为现代性研究、现代中国文化变迁研究和当代流行文化研究提供新的理论见解和案例学习。

目录

简介:视觉文化与现代意识的产生

第 1 部分视觉文化和公共领域

第一章“观看”文化与公共领域的转型:理论建构

“复制”与“模拟”:文本和图像技术潜力的差异

仪式的奇观:形象符号对主体的“询问”

“联想技能”:视频拼贴和理性的弱化

第二章:中国纪实摄影史与视觉公共领域的发展

新闻摄影、社会启蒙和战争摄影:纪实意识的黎明(1920-1940)

改革时代(1970年代末、1980年代)打破宣传传统

更名:纪实摄影时代的来临(1990 年代至今)

第三章图像的政治与历史记忆:描绘“大屠杀”的伦理纠葛

第 4 章闯入公共领域:现实电视中的性别政治

当代中国的新性别话语

《非诚勿扰》与性爱秀狂欢

现代性的道德恐慌与女性成为替罪羊

真人秀的政治:一个有争议的公共领域还是一个监测性别形成的机制?

第二部分视觉文化和身份

第五章镜中的自己:看中国的两种范式与中国现代意识的产生

视觉系统与现代性

看中国的两种范式:被囚禁的中国和革命的中国

观看、意识形态和主观性

第六章西方眼中的现实主义、纪实影像与现代中国

西方眼中的现代中国

现实主义和纪录片

第7章日常生活、摄影文化与现代身份:《好朋友》中的“名人”形象

《好朋友》:消费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

文化现代性的命题与意义:从思想史到文化史与日常生活结构

“名人”的日常生活及其启蒙意义——民国时期的偶像制作

日常生活如启蒙,启蒙如日常生活

(1) 中的现代性和阳刚之气

中产阶级父权家庭、都市生活与韩剧中的东亚现代性

肥皂剧体系与男性气质的产生:“女性文本”与父权制

第三部分:视觉文化中的意识形态

第九章“电视名人”的现象学:电视名人的生产与消费

流行文化名人“发现”后—​​—从“生产英雄”到“消费英雄”的转变

电视——一个自然的世俗赌场?

第 10 章:视觉文化中的“怀旧风格”

怀旧与中国现代性

革命万岁:触碰双重禁忌

王朝梦:寻找清晰的民族认同

重新发现现代体验:被遗忘的中国现代性?

怀旧作为社会创造力

第 11 章看得见的房地产,看不见的家:房地产广告的文化政治

空间占用与等级划分

现代性:自然、家、时间和空间

房地产:文化还是经济?

第四部分:另类空间中的视觉文化

第12章奇观美学与奥林匹克政治

奥运会:政治的仪式化和审美化

景观美学:作为现代性的表现

1+1之后: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壮观美学

反思:景观美学与当代文化

第 13 章:新媒体、后现代视觉与“山寨”经济

小屋的命名方式

新经济与“山寨精神”

混杂与不确定:山寨的文化形成

复制生产模式与后现代公民文化的可能性

第 14 章现代性的神圣仪式:世界博览会和国家竞争

作为现代文化机构的世界博览会

别人眼中:中日与世博会初步接触

世界图景的碰撞与交织:自我与“他者”在展览中的再现

世博会的最后狂欢:现代性的加冕还是后现代性的进入?

结论碎片化与整体性:走向本土视觉文化理论与批判

参考文献

后记

优秀的试读

新闻摄影、社会启蒙和战争摄影:纪实意识的黎明(1920-1940)

辛亥革命三十年后,新闻和商业出版在中国大城市迅速发展。随着印刷技术的发展,视觉材料越来越受到报纸和杂志出版商的青睐,以扩大他们的读者群。早在1880年代,中国最早的大众发行报纸《深报》就随报纸出版了免费图片增刊。那些照片是手绘的。其内容包括新闻故事插图、社会问题评论和世界各地生活方式的报道。在 1920 年代初期,照片新闻成为报纸的常态,许多报纸延续了报纸每周出版照片增刊的传统。图片来源多种多样,从外国新闻机构、外国记者、商业影楼经营者到业余摄影师,无一不成为报纸买照片的对象。对新闻摄影的需求不断增长,促成了中国最早的摄影记者专业社区和中国自己的新闻摄影机构。 (马云增等,1987,第113-155页)一些大报甚至设立了自己的摄影部门。

在此期间,困扰中国的社会动荡和外国入侵使中国媒体知识分子看到了摄影在提供信息和社会教育方面的重要性和强大作用。当时,一张举世闻名的中国新闻照片让人们体验到了影像传播的力量。这张照片显示一个哭泣的受伤男婴坐在被飞机轰炸后被摧毁的火车月台上。摄影师王晓婷(1900-1983)是美籍华人摄影记者,曾在上海的英美、赫斯特出版社、申宝等新闻机构工作。这张照片首发于美国《生活》杂志,1937年10月4日刊登在该杂志的“海外摄影”栏目,标题为“沉船中的中国婴儿”。 1937年8月13日,王晓婷在被日军轰炸后在上海南站拍摄新闻片,这张照片是从新闻片中截取的静止图像。在二战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爆发之前,1937年7月日本侵华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并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而这张刊登在《生活》杂志上的照片,立即成为国际舆论领域中中国遭受日本暴行的有力证据。正如《生活》杂志所宣称的,“1.36 亿人看到了这张上海南站的照片”。这张照片连同其他关于中国侵略日本的信息,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日本侵略的广泛抗议和对中国在欧洲和美国的战争努力的同情。中国政界人士也迅速利用这个机会加大外交努力,寻求西方的支持和帮助。视觉图像的惊人力量也迫使日本发起反宣传,否认图像的真实性,这一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

也许中国知识分子和视觉工作者在这件事上学到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课是“看”的力量和“真实”图像的魔力。摄影是一种捕捉社会现实并引起人们关注的独特媒介的想法已经在一种与视觉表达如此陌生的文化中发展起来。极端的战争状态和揭露战争暴行的迫切需要,将摄影写实主义和中国纪实摄影师推向了现代中国传播活动的前沿。

除了新闻摄影的直接工具效应外,近代中国面临的多重社会问题也激发了一些受过视觉教育的知识分子以摄影为媒介,努力发现和调查更多关于国家、人民和社会的信息。详细、系统、深入的知识。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摄影杂志《良友》画报,是知识分子为社会教育、大众启蒙和社会研究而努力将文字和视觉图像结合起来的极好证明。这本发行量很大的刊物创刊于 1926 年,于 1946 年停刊。其出版者和编辑都是进步的知识分子,他们将出版视为唤醒人们和引发社会变革的文化工程。该杂志结合了绘画、摄影、散文、文学、新闻故事、传记和其他表现形式。其内容也远远超出时事范畴,包括生活方式、体育、健康、名人传记、专访、中外文化指南、游记、科技新动态、艺术、文学和社会思潮等。图像百科全书式的野心清晰可见。正如其出版商在 1928 年所说,画报《好朋友》将“继续其传播教育和促进文化的使命,直到停止出版”,它不会“因困难和商业诱惑而放弃目标”,也不会它会“受到任何受权力集团控制的影响,失去客观性和正义感”。 (马国良, 2002, p. 299) 良友的编辑大多受过视觉艺术教育或对视觉文化的社会影响感兴趣。作为中国第一代世界主义知识分子,他们率先体验了现代视觉文化,对西方摄影和电影实践带来的新观看范式及其由此产生的社会和情感影响非常敏感。他们最先接触到大量由西方人制作的中国图像,他们渴望一种新的实证主义模式来捕捉和理解图像,但这些图像传达和维持了中西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并在情感上伤害他们。作为西方注视下的对象,中国常常显得陌生而静止,中国人迟钝而死气沉沉,社会腐败而压抑。

这些知识分子非常希望通过办画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鲜明中国形象,扭转对中国的负面印象,增强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当时,他们已经感觉到,由于视觉文化的缺失,人们对国家领土、国家景观和国家面貌缺乏直观的印象,这是中国人缺乏民族意识的重要原因。 1932年,好朋友组织了一个由四名摄影师和一名编辑组成的团队,历时八个月,在全国各地旅行,拍摄了10000多张照片。这一史无前例的项目成果以照片散文的形式在杂志上发表,在一些主要城市的展览中向公众展示,最后被编成多本写真集,如《如中国:综合相册》、《中国建筑之美》 》、《中国山水之美》、《中国雕塑之美》,以及《桂林山水》、《颐和园》等一些小册子。这种原创纪录片极大地唤醒了进步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热情,被认为是西方视觉技术启蒙的第一次尝试,也增强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时任哲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院长蔡元培称赞良友是中国社会研究和民族文化弘扬的先驱:

我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长期以来一直为世人所瞩目。开国后,数以万计的各国人民来到我国腹地进行探索和研究。可惜我们自己至今没有组织过这样的研究工作。 《好朋友》出版后,用图片向我们和世界介绍了中国的社会文化状况……现在他们计划组织一次全国摄影之旅,捕捉我国的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以及建国的成就,这的确是一种崇高而令人敬佩的志向。 (马国良,2002,第76页)

交通部长叶公绰对此也非常着迷,因为他对中国领土丧失的敏感,因为他了解国家领土的可视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不了解其他文化,但只有少数人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中国是少数例外之一。虽有4000多年的历史,但我们仍然不知道我们的领土和人口究竟有多大……一个粗心的错误让我们在黑龙江省损失了数千亩,而对日本侵占台湾置若罔闻, . . .我国无数迷茫的人,因为自己在黑暗中,看不清楚,以为其他人也是在黑暗中。他们不知道其他人对我们进行了这么多次 X 光检查。 (马国良,2002,77-78页)

由于国家生存是时代最紧迫的问题,摄影写实主义因其科学和宣传功能而受到重视。然而,正是由于缺乏制度支持和政治组织,这种新的视觉实践大多停留在具有人文和民族情怀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实验阶段。在他们的探索中,他们使用纪实摄影和现实主义图像作为观察世界和社会的新方式,尽管他们的实践缺乏理论探究的帮助。因此,这一纪录片传统的诞生对其后来的发展产生了矛盾的影响。一方面,摄影开始被视为一种体验世界、与社会交流的新尝试。中国的视觉工作者已经开始理解“看”的意义及其社会影响。当时,摄影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被广泛接受,是纪实传统的主要贡献之一。但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对视觉技术的运用、主客体的关系、社会目标的狭隘性缺乏理论反思,有一种重视纪实摄影的工具性并将其作为一种手段,而不是作为本身具有社会和审美意义的对象。这样的传统可以从后来的视觉写实主义官方态度和实践中看出来:纪实摄影的基本原则在宣传任务面前很容易被打破,没有稳定的专业话语。凝聚文献主义原则。

改革时代(1970年代末、1980年代)打破宣传传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要求一切艺术形式必须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反映工农兵和广大群众的观点。从表面上看,纪实艺术似乎应该能够在这样一个强调艺术创作的现实主义的新文化环境中获得更好的发展机会。然而,上述观念的巨大错位,造成了纪实艺术的停滞和扭曲。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往往在具体操作中变成死板的口号,视觉作品只承认政治正确的人或社会的形象是“真实的”,比如劳动人民的幸福生活,民族工业或社会的辉煌发展。各级党的爱心。纪实艺术传统中的批判精神、个性化的视角、对社会生活复杂性的清醒观察和朴实再现的职业感,都与制度化现实主义的原则格格不入。这种不断质疑现状和揭露真相的冲动总是冒着与新社会盛行的想象相冲突的风险。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新中国摄影史上,风景摄影的传统明显强于纪实摄影的原因。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文化制度下,具有政治回避感的风景摄影能够得到更稳定的支持和更安全的创作环境。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初期,政府对文化生产、流通和展览的全面补贴和严格控制,一方面意味着社会各阶层文化工作者的大量增加,另一方面意味着“跨——边界”严格限制文化表达和传播。作为一种生产工具,直到 1970 年代,城市居民和年轻一代才普遍使用摄影器材。专业人才的培养和生产工具的普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现在只需要一场社会运动就可以宣布纪实摄影进入历史舞台的时刻,从那一刻起,新的创意视觉艺术就能获得关键的性发展。

中国艺术史学家大多同意,1976 年 4 月 5 日运动标志着中国摄影实践中自觉的纪实传统的开始。 (巫鸿,2005,第119-160页) 那年3月下旬,群众自发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已故总理周恩来的活动。在“文革”的混乱年代,他理性而平和。作为人道的国家领导的象征,这种哀悼活动被官方“四人帮”禁止。成千上万的人去天安门广场进行无声抗议,没有被刻意组织起来。人们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放置花圈和横幅,张贴海报发表诗歌,并向人群发表演讲或朗诵。许多人带着相机记录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自愿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4月5日晚,当局强行镇压了这波抗议浪潮。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许多摄影师煞费苦心地将他们的电影保存为历史记录。 1977年,通过私下接触,组成了一个秘密的七人编辑委员会,收集和筛选活动期间拍摄的照片,准备出版。他们当时大多是业余摄影师,本能地当场拍照以保存历史。然而,在交流和组织志同道合的人的过程中,他们决定开始自己的摄影生涯,当然,他们也想在形式僵化的视觉哲学之外寻找创作灵感。 (Wu Hung, 2005, p. 123) 这种新兴的写实主义风格有两个特点:一方面,它捕捉未经设计和没有预定主题的历史时刻;注入个人的观察和感受。这些照片从此成为一个国家在历史关键时刻与邪恶势力进行集体斗争的象征。他们创造和保存了关于公众抗议的历史记忆文本,这些抗议经常发生在后来的社会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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