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隋唐五代编》本书编委会|(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隋唐五代编》

【作　者】本书编委会

【页 数】 575

【出版社】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2019.02

【ISBN号】978-7-309-06789-7

【参考文献】 本书编委会.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隋唐五代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9.02.

图书封面：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隋唐五代编》内容提要：

本套书由复旦大学多种学科的学者共同撰录而成。全书对自古及今的哲学、政治、历史、语言、文学、艺术、经济、科技、宗教等各类著作十种，历叙作者生平、著作内容、价值以及各种版本，往往因执笔者是各学科或该书的权威学者，如胡裕树、章培恒、潘富恩、叶世昌等，故各篇提要大抵皆考订详明，叙述准确，评价得当，都是根据第一手材料，再博稽多种相关著作提炼而成的。本书为第二卷隋唐五代编。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隋唐五代编》内容试读

隋唐五代编

哲学、政治类

中说〔隋)王通

《中说》，又名《文中子》，十卷。隋王通撰。实际是王通和门人的问答笔记，由薛收、姚义编缀而成，后由其子王福峙编定为十卷行世。《中说》在北宋时，有阮逸刊印注释本和龚鼎臣刊印注释本，前者流传至今。另有1936年中华书局《四部备要》本等。

王通(584一617)，字仲淹。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隋朝思想家。出生于儒学世家，隋秀才高第。十八岁时，“有四方之志”，到处游历问学，“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文中子序》)。仁寿三年(603)，西游长安，见隋文帝，上《太平策》，尊王道，推霸略，文帝大悦。下其议于公卿，公卿皆不悦，未能见用。不久，在偏僻的蜀郡为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初年，从蜀郡回乡，路过长安，拜访了一些朝廷官吏，见已无再仕的希望，心情愤闷，赋诗：“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东征之歌》)于是退居乡里，从事著述和讲学。朝廷屡征召出仕，均被拒绝。王通死后，门人私谥之曰文中子。王通曾著《六经》，已佚。因其事迹不彰，自宋以来，学者对王通其人、《中说》其书之有无，均曾提出疑问。近人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辨之甚析，谓“隋时实有王通其人，唐时实有《中说》其书”，引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谓《中说》乃出其门人弟子所记，“并依附时事而附益之也”。王通在讲学期间，门人程元、仇璋、董常、薛收等都有记录。后来，薛收和姚义汇集所记，并写了卷首和序言。王凝曾比较客观地说：“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董、仇早殁，而程、薛继殂，文中子之教未作矣。鸣呼，以俟来哲”(《关朗》)。所谓“对问之作”，就是指《中说》。《中说》中王通的言论，主要是根据他们四人的记录整理而成。

《中说》的篇名是《王道》、《天地》、《事君》、《周公》、《问易》、《礼乐》、《述史》、《魏相》、《立命》、《关朗》。它的主要思想如下。

一、三教归一。隋代儒、佛、道并存，但如何调和三教，使之各有一定的地位，共同为封建统治服务，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适应这一政治需要，《中说》提出了三教归一的主张。认为“政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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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五代编

多门久矣”(《问易》)，三教长期互相攻讦、争斗，对国家不利。但也不能废除佛、道二教，有弟子问：“废之（指佛、道二教）何如？”王通说：“非尔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适足推波助澜，从风止燎耳。”（同上）说的是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都曾以行政手段毁灭佛教，但他们死后，继起的君主又变本加厉地推崇佛教，无异于“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三教各有其用，要通权达变，不可固执一方。“安得圆机之士，与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极之主，与之共叙九畴哉！”(《周公》)必须使各家互相通融，互相吸收，取长补短。在三教共融的基础上，提出了三教归一的思想。《问易》篇载：“子读《洪范谠义》，曰：‘三教于是乎可一矣。’程元、魏徵进日：‘何谓也？’子曰：·使民不倦。”但

三教归一该有个主次，《中说》主张以儒家为主，因为治国安邦的“先王之道”就在儒家《六经》之中：“《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魏相》)

二、复王道。《中说》尊崇王道，以儒家礼乐仁义为贵，“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为乎！顺之则吉，逆之则凶”(《王道》)。希望统治者实行王道政治，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理想社会。但现实社会中像尚书令杨素那样“作福、作威、玉食”(《事君》)的人，比比皆是，“悠悠素餐者，天下皆是，王道从何而兴乎？”（同上）于是用古今对比的方法描绘了王道和暴政不同的情景，“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故其人悦以恕，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故其人怨以诈”(《事君》)：“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已”（同上）：“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同上）。显然，前者是对王道的构想，后者是对暴政的鞭挞。王道固然难行，但认为王道政治总有一天会实现。“贾琼问：“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诰，两汉之制，粲然可观矣。’”(《问易》)所以仍对前途充满信心，并要为之奋斗不已，“得时则行，失时则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续而不坠也。古者谓之继时。《诗》不云乎，‘纵我不往，子宁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废也”(《立命》)。

三、法宽刑简。《中说》认为，为政必须以“中道”为原则，与其过猛，毋宁失之于宽；行法与其过急，毋宁失之于缓：刑狱与其过繁，毋宁失之于简。指出：“攻猛宁若恩，法速宁若缓，狱繁宁若简…执其中者，惟圣人乎？”(《关朗》)只有“圣人”才能实行这样的“中道”。并憧憬两汉“七制之主”时役简刑清的局面。“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见也，舍两汉将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义公恕统天下乎。其役简，其刑清。君子乐其道，小人怀其生。四百年间，天下无二志，其有以结人心乎？”(《天地》)这种观点虽不尽符合历史事实，但其要求役简刑清的思想溢于言表。

四、轻徭薄赋。《中说》继承了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圣明的君主应是“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务，民不知其由也”(《问易》)。即不声不响地实行符合民意的治国之道，办好一切民间的事。因此，它主张实行有利于民的轻徭薄赋政策：“多敛之国，其财必削”(《王道》)。多敛的结果，是民不堪命，反过来又会影响国家赋税的来源。“叔恬日：‘舜一岁而巡五岳，国不费而民不劳，何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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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曰：‘无他道也，兵卫少而征求寡也。”（同上）同时，也主张少征徭役。《礼乐》篇载绛郡通守陈叔达请王通劝说官吏息役之事：“子在绛，出于野，遇陈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将之夏。'陈守令劝吏息役。董常闻之，曰：‘吾知夫子之行国矣，未尝虚行也。’”(《礼乐》)既然请王通劝吏息役，必然知道他是主张息役的。对于隋炀帝大修运河之役也非常反感：“御河之役，子闻之，曰：“人力尽矣。’”(《魏相》》

《中说》以复兴儒学的统治地位为己任，法古非今，“欲以周公之礼乐，治当时之天下…舍孔子无足法者，然则使通而在，犹不能致治平也，况其徒乎！”（李贽《藏书·王通》）然而其政治法律思想，恰恰反映了安于守成、维护封建大一统的政治要求，自中唐以后逐渐发生影响，王通也被誉为一代儒宗。对唐代儒学的复兴和宋代理学的形成，均起过一定的启迪作用。

有关“文中子”及《中说》的研究，可参看尹协理、魏明《王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骆建人《文中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李小成《文中子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等。

(杨鹤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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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经正义〔唐〕孔颖达

《五经正义》，一百八十卷。唐孔颖达等撰。唐太宗贞观十六年(642)奉敕编成，后经马嘉运校定，长孙无忌、于志宁等增损，于唐高宗永徽四年(653)颁行。收入《十三经注疏》。通行本有：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本：北京大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今人的校点本。

孔颖达(574一648)，字冲远，冀州衡水（今属河北）人，生于北朝，少时曾向隋代经学家刘焯问学。隋炀帝大业(605一616)初，举明经及第，授河内郡博士，到唐代，历任国子博士、国子司业、国子祭酒诸职，并奉命与颜师古等编撰《五经正义》。孔氏根据南朝经学约简、以玄学治经和北朝经学深芜、引用谶纬的特点，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形成唐代的义疏派。

《五经正义》是孔颖达奉救编定的经学义疏，包括《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易》主王弼、韩康伯注，《书》主伪孔安国传，《毛诗》主毛公传、郑玄笺，《礼记》主郑玄注，《左传》主杜预解。自唐高宗颁行以后，成为士人必须诵习的经科读本。

《五经正义》中含有哲学、政治思想的著作是以《周易正义》和《礼记正义》为代表。《周易正义》在其作者的自序中说：“唯魏世王辅嗣（弼）之注独冠古今，所以江左诸儒并传其学，河北学者罕能及之，其江南义疏十有余家，皆辞尚虚玄，义多浮诞。”于是奉命对《周易》的各家注本“删定考察，其事必以仲尼为宗。义理可诠，先以辅嗣（王弼）为本，去其华而取其实，欲使信而有征，其文简，其理约，寡而制众，变而能通”。孔颖达在王弼注的基础上对《周易》的义理颇多发挥。他认为“夫易者变化之总名”。在道和器的关系上，他主张“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周易正义》卷七)，即“先道而后形”。对于《易》中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他的解释是：“行者运动之称，健者强壮之名…天行健者谓天体之行，昼夜不息，周而复始，无时亏退，故云天行健，此谓天之自然之象。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同书卷一）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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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术名著提要

自然界的运动发展“天行健”和人事社会的“自强不息”精神是一致的。这里所谓“人事法天所行”虽是先秦时代以来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沿袭，然而强调“运动”是自然界和人类的共同的特点，却是富有哲学意义的。

《礼记正义》在一开头就对“礼”进行了解释：“夫礼者，经天地，理人伦，本其所起，在天地未分之前。故《礼运》云：‘夫礼，必本于大一。'是天地未分之前已有礼也。礼者理也，其用以治则与天地俱兴。”视“礼”为天地之先的根本原则，它不仅“经天纬地”，而且是治理人事社会的大本。因为“礼者理也”，“礼”的本身就是天“道”或天“理”。“礼”的作用是“所以辨尊卑、别等级，使上不逼下，下不僭上，礼不逾越节度也”(《礼记正义》卷一)。又说：“凡为礼之法，皆以忠信仁义为本，礼以文饰。行修者忠信之行修，言道者言合于仁义之道。质，本也，则可与礼为本。”（同上）突出儒家重礼的观念，提倡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主张言行要以仁义忠信为本。

在《毛诗正义》里，作者叙述了对《诗经》的社会作用的看法：“夫诗者论功颂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训，虽无为而自发，乃有益于生灵…若政遇醇和，则欢娱被于朝野，时当惨黩，亦怨刺形于咏歌。”(《毛诗正义序》)

在《春秋左传正义》里，作者认为，前汉、后汉经学家，注释《春秋左传》往往“杂取公羊、毅梁以释左氏”，因而不免有“方凿圆枘”之弊，故以为“今校先儒优劣，杜（杜预）为甲矣”，因为杜预“专取丘明之传以释孔氏之经”(《春秋左传正义序》)。

至于《尚书正义》，作者采用孔安国的传释。其理由是孔氏所得《古文尚书》可靠：“古文经虽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辞富而备，其义弘而雅，故复而不厌，久而愈亮，江左学者咸悉祖焉。”而后来的经故派注释家们有“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的毛病，所以他撰《尚书正义》，欲做到“竭所闻见，览古人之传记，质近代之异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烦而增其简”(《尚书正义序》)。

孔颖达的《五经正义》融合南北经学家的见解，为古代经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相关研究著作，有张宝三的《五经正义研究》（华东师大出版社，2010年）等

(潘富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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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