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英）克里夫·甘博（Clive Gamble）著|(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

【作　者】（英）克里夫·甘博（Clive Gamble）著

【丛书名】东北亚与欧亚草原考古学译丛

【页 数】 588

【出版社】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2021.03

【ISBN号】978-7-5325-9914-1

【价 格】168.00

【分 类】旧石器时代文化-文化遗址-研究-欧洲

【参考文献】 （英）克里夫·甘博（Clive Gamble）著. 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1.03.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旧石器时代社会是人类起源研究中一个为人忽视的主题。既有的观点认为过去50万年的欧洲旧石器时代的社会生活神秘难测。克里夫·甘博在本书中挑战了这个观点。过去四十年中，考古学家从整个欧洲大陆的遗址中获取了大量的信息。书中甘博教授运用一种新的方法来研究材料。他把来自石器、狩猎与营地遗址的考古证据汇聚起来，用以探讨社会交往以及社会生活的形式。他从泛欧洲的考古材料出发，重建远古人类社会，并引入新视角考察了人类独有的社会经验。

《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内容试读

第一章揭开旧石器时代的序幕

社会代表一种要求，其产生与发展旨在构建一种前所未有的关系状态。

埃里克·沃尔夫

《发明社会》(Inventing society)

导言

旧石器时代的欧洲是一系列观察与思想的汇集。通过这样的整合，考古学家认识到许多材料分布的形态特征，并在大洲的层次上就材料的时空分布提出了若干解释。这些解释强调早期人类多样的生物学能力、对生态环境的适应，以及以石器工具为表征的区域性群体认同。

人类迁徙带来的变化，文化因素的选择性扩散，这些都有利于我们重建文化史和研究相应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我们从中看到的是人类长期的适应系统，既有传承，又有变化

在研究材料以及发展与本书相关的概念分析过程中，我留意到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形态的多样性。但是在旧石器时代研究中，社会从没有如生计经济、遗址空间分析、洞穴艺术和石器技术类型学那样受到重视。研究后段史前社会的考古学已取得了重大进步(Hodder1990a,Renfrew1973),不过其视角

*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1923-1999),出生于奥地利的犹太裔人类学家，为躲避“纳粹”先后移居英国与美国，在朱利安·斯图尔特(Julian Steward)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之后在密歇根大学与纽约市立大学任教。他的研究集中在拉美和欧洲的农民，并在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方面卓有贡献。

·2·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

与方法常常只涉及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解释(Clark and Lindly1991,Price and

Brown1985a,Soffer1987)。早于I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近五十万年欧洲史，还是由生态意义上的人而非社会意义上的人创造的。我们把简单原始的石器技术与第四纪巨大的地质力量不相称地并列起来，塑造了这些半人半兽的形象。按照我们既有的研究，他们似乎在耐心地等待非洲现代人到来，把他们从对自然力量长期的屈服中拯救出来。

Gordon Childe对这个时期的社会重建特别悲观，他在写作《社会演化》(Social evolution)一书时，就表达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观点：

有关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群社会组织的考古材料非常缺乏，令人遗憾但也意料之中。从已有的碎片中不可能概括出什么社会组织(Childe1951:85)。

即便是对于考古材料比较完善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和中石器时代，Childe也不乐观，认为其中的材料非常片面。

它所能清楚提供的信息仅限于复原冰河时期欧洲与冰后期早段北方森林地带特定环境下的经济与物质文化适应（同上）。

这些中石器时代的人们显然就等着被农业群体所替代。Childe的著作出版三十年后，Richard Bradley痛感考古学家仍在强调：

成功的农民才有社会关系，而狩猎采集者只能与榛子建立生态关系

Bradley 1984:11)o

如今这种印象已经改变。考古学家认为中石器时代的人们有一定的自我判断能力，不同地区考古材料的复杂性(Bonsall1991)为社会重建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如今旧石器时代晚期研究也是如此。

一、旧石器时代较早阶段的图像

任何可能导致统一的社会考古学的进步通常都要追溯到旧石器时代更早的阶段。从Childe1951年发表观点以来，I旧石器时代早中期考古获得了他当

第一章揭开旧石器时代的序幕·3·

时给予旧石器时代晚期与中石器时代考古的研究地位。过去四十年间，大规模的多学科研究从全欧洲考古遗址中揭露出了丰富的考古与环境信息。不仅如此，基于深海氧同位素材料的完整的更新世年代学(Imbrie and Imbrie1979),以及碳14断代范围之外的科学断代方法(Aitken1990),促使考古学家更多关注解释而非仅仅是描述。

这些解释常常以具象的方法表达出来。许多研究项目都就欧洲史前人类生活面貌进行了艺术重建(Lumley1979,Mania and Dietzel1980)。正如Moser所言，这些图像“不只是综合了文本所提供的信息：而是强化了…理论，以及构建了其自身的观点”(1992：833)。以图像的方式总结发掘出来的事实，其中也暗含着我们解释材料的方式。我们看到史前人类在Bilzingsleben湖边捕猎野牛(Mania and Dietzel1980),居住在Lazaret的营地里(Lumley1969a),或是在Torralba/Ambrona谋划、屠宰以及庆祝大象的猎获(Howell1965)。通过这些做法，荒渺难稽的遥远过去，那些相对于其他时期确实只有非常贫乏的考古材料“碎片”的时代，开始变得可知并且为人所知。

这些图像制约着我们的理论思考，只是我们不愿意承认(Stoczleowski1994,Gamble 1992a,Moser 1998,Moser and Gamble 1997,Gifford-Gonzalez1993)。我们由此可以称心地运用自然史的方法来重建过去。类似于19世纪地质学家重建遥远时代的方式(Rudwick1976),通过这样的方式重建始新世、石炭纪或是地质学家所感兴趣的任何时代。

这样的重建至关重要，它可以把各种各样材料的“自然”关系表示出来，通常在任何旧石器时代遗址中都可以收集与分析这些材料。现在某个地方早期人类的生活面貌可以通过综合不同材料的分析来获取，它包括介形类、小型与大型哺乳动物、爬行类、钙质超微化石研究，以及土壤微形态、孢粉学、地质学与沉积学分析等，利用当代第四纪地质学家的装备来确定一些可能性。我们经常运用这些遥远过去的图像来表达我们对考古材料的认识，旧石器考古会议上研究者就是这么做的。这些图像让我们对过去的日常生活—狩猎、采集、烹调、饮食、照顾孩子、维修工具、加工皮毛、睡觉、埋葬死者等一以及从事这些事务的人们所属的主要性别与年龄组达成共识(Gifford-Gonzalez1993,

Moser1989)。

这些图像打开了一扇了解旧石器时代的窗口，但是同时也合上了窗帘。阻碍我们考察的最重要的窗帘就是本书要讨论的内容，即旧石器时代社会。

·4·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

选择这个视角的原因非常简单：考古学研究中，旧石器考古从来都不是讨论社会理论的温床。这个领域极其关注旧石器考古材料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导致石器与动物遗存变化的原因(Binford1973,1981a,1981b,Binford and

Binford 1966,Bordes and de Sonneville-Bordes 1970,Dibble 1987,Mellars 1996,

Mellars1970,Stiner and Kuhn1992)。埋藏学与遗址形成过程领域在中程理论(Binford1983a)上的进展使得我们更清楚I旧石器考古在研究什么，以及通过它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新材料在不断涌现，借助它们，我们现在有可能在遗址与地区的层次了解考古材料新的形态特征。当然，这些形态特征还很少从社会因素的角度进行解释。Binford批评过通过石器组合确定法国西南部五个莫斯特部落的说法(Bordes1968a,1972),这样的批评确实使考古解释偏离了文化历史方法，也偏离了社会角度的解释。

材料观察迅速增长的同时，我们的观点也在同步发展，尽管是亦步亦趋的。艺术家所构建的图像表明了这样的轨迹，他们抓住了旧石器时代人与环

3境资源之间的生态联系。此外，进化生态学视角进一步拓展了这些联系：讨

论史前狩猎采集者的最佳觅食模式(Bettinger1991)、决策规则(Mithen1990)以及风险规避(Torrence1989)。这些讨论都把重点立足于史前史的自然而非社会方面。

社会关系并不那么容易描绘，除非运用符号示意图，而非看由M.Anton绘制的本书封面插图。因此人类学家更愿意有一张亲属关系表而非一张照片。这些图表是社会生活结构的基本表述方式。对考古学家来说，运用自然主义的手法重建Bilzingsleben狩猎野牛的场景要更加可信，因为这样的重建至少还可以通过埋藏学的研究来求证；而想象这些人三万年前在德国东部某个湖边崇拜日出则无从验证。艺术家重建诸如社会这样复杂的概念会遇到类似的困难，尤其是艺术家着手重建的时候缺乏科学基础，不知道该如何去描绘过去的社会生活。遥远过去的地质面貌只能提供重建古人生活的自然景观。社会，不论是人类还是动物的，都没有表现出来。那些代表性的种属的表现就像我们在动物剥制师的工作室中看到的一样。

二、旧石器考古的矛盾、信条与方法

社会考古学在相对晚近史前史的研究中久已有之(Flannery1976,Friedmanand Rowlands 1977,Redman et al.1978,Renfrew 1973,Renfrew and Shennan

第一章揭开旧石器时代的序幕·5·

1982)。这些社会理论主要是过程考古学的，以唯物主义为基础。社会考古学理论最近有所拓展(Barret1994,，Barrett,Bradley and Green 1991,Bradley1984.Gosden 1994,Hodder 1990a,Moore 1986,Shanks and Tilley 1987a and1987b,Thomas1991)。这些新近的研究强调考古材料如同文本，充斥着意义，本身就具有模糊性，社会行动者通过有意的行动构建起自身行动的景观。能动的社会行动者创造了变化多样的社会世界，这一说法跟更早的社会考古学的认识形成鲜明对照。这里将社会体系及其多样的形式作为研究的重点，但绝对的体系往往压制了个体的社会创造性。

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似乎什么都没有改变，Childe所提及的“碎片”组合起来也形成不了任何超越自然原因的解释，充其量是一个较为系统的解释。即便如此，某些核心子系统如宗教与专业分工似乎长期缺如。这就使得我们很难认为变化来自子系统之间的内在矛盾，静态的均衡被打破。因此变化不得不归因于外在的原因，要么是一个人群取代另一个人群，要么是更新世的气候循环迫使人们改变生计、居住方式以及相应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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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旧石器考古的解释强调古人与现代人、环境与文化、狩猎采集与农业之间的矛盾。这个方法已经深入人心，许多考古学家认为研究最早期史前史真正重要的目的就是：揭示西方社会最终赖以形成的文明化过程的基础究竟在何时何地形成(Gamble1993a:20-3)。许多年来，旧石器考古与其他考古学分支被一项立足于此的解释分割开来。正因为如此，旧石器时代“碎片”无法成为社会考古学晚近发展的组成部分，也由此很大程度上被后过程考古学家忽视了（但是可以参见Hodder1990a)。

不少人可能会认为这样的忽视对旧石器考古研究具有正面的价值，很长时间内我也这么认为。但是我现在改变了想法，这不是因为我完全相信了后过程考古学的主张，而是因为他们的批评已经指出了我所擅长的领域里理论贫乏。这样的贫乏很大程度上涉及旧石器考古所用的分析单位以及它自身所设定的目标。本书的第二与第三章将会全面探讨这些问题。我希望能够破除这个解释上的障碍，解决长期存在的学科分割。

当然，并不只有我一个人在研究这个项目。矫正工作已经开始了。主动的(active)人类过去涉及贸易、农业、礼仪、纪念建筑、城镇与权力，被动的(passive)人类过去则强调人类之于生存条件的适应，割裂两者的解释障碍正在被清除中(Bender1985:21)。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阻止我们将研究延伸

·6·欧洲旧石器时代社会

到材料较为丰富的l旧石器时代晚期(Price and Brown1985a,Soffer1987)。不过，尽管这样研究过去的收获持续不断，引人注目，但是割裂我们与他者、文明与野蛮的障碍如今却落在了旧石器时代中期与晚期、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过渡之间(Gamble1991,Stringer and Gamble1993)。我们所做的显然是把障碍推到了距今3万年前后。我的看法是，我们应该彻底扫除这个障碍。旧石器时代遥远的过去并不需要这些对立的方法。只要我们还维持这些对立，那么我们就只能研究一个割裂的考古学，大部分考古学家仍然无法了解旧石器时代，人类起源的研究仍然像远方的故事，就像地质时代那样荒渺。

我的方法是把社会作为研究的中心。鉴于定义、运用与解释这样一个概念含义的困难，这样选择显得有些怪异。我之所以采用它，主要基于大量既有研究所支持的几点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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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考古学不应该采用不同的方法与标准来解释现代人与古代人。仅仅因为考古材料的性质随着农业与定居的出现发生了变化，就将解释的重心从生态转向社会，这是不合理的(Barker and Gamble1985,Gamble1986a,1986b,1986c)。同样，在旧石器时代，仅仅因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材料更加多样就改变解释，也是不能成立的。我的兴趣是旧石器时代社会的区别，而非解释的割裂。本书关注的是分析而非定性。

其二，了解各种形式的社会生活应该是考古学的目标，因为作为研究过去的人类学家，我们有材料可以拓展与丰富这样的工作(Gamble1991a,1991b,1993a,1993b,1993c)。如果我们不能就系统研究社会多样性有所贡献，那么我们就是无能的人类学家(Gamble and Soffer1990,Soffer and Gamble1990,

Stringer and Gamble1993)。特别是，I旧石器时代社会研究是民族志研究方法的拓展。正如Vobst所言：

考古学家与其他人类学家相比有独特的优势，他们的材料包含各种尺度的行为信息：就人而言，从单个独立的人到最大规模的组织结构；就空间而言，小到资源域，大到大洲规模的人群网络；就时间而言，从单一事件到千年变化(Wobst1978:307)。

其三，文化系统的状态及其变化的解释是考古学研究的中心。无论变化发生与否，社会生活是各种系统的心脏(Gamble1993a,1993d,1995a,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