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华侨华人史 增订版 上》李明欢著|(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欧洲华侨华人史 增订版 上》

【作　者】李明欢著

【丛书名】世界华侨华人研究文库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百部好书“扶持项目

【页 数】 410

【出版社】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 2019.11

【ISBN号】978-7-5668-2734-0

【价 格】268.00（全二册）

【分 类】华侨-历史-欧洲-华人

【参考文献】 李明欢著. 欧洲华侨华人史 增订版 上. 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9.11.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欧洲华侨华人史 增订版 上》内容提要：

《欧洲华侨华人史 增订版 上》内容试读

导论

此书乃本人于2002年出版之同名旧作的增订本。屈指算来，自从1986年踏入欧洲华侨华人研究领域伊始，我已在此领域俯首耕耘了30多个年头。回首来路，感慨万千。30年前，当我第一次向一个学术会议提交一篇关于欧洲华人历史的论文时，却被笑问：“欧洲有华侨吗？”时至今日，欧洲华侨华人在全球华侨华人大家庭中的地位和影响均已为人所共晓。可以说，过往30年，正是欧洲华侨华人社会在跌宕起伏中一步步走向成熟的30年。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历史进程，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其间，求索、互动、共享，实乃幸甚。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一部欧洲华侨华人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国人万里西行、走人欧洲的历史；是一批批普普通通的中国百姓，走出乡村，走出传统，背负着祖辈亲人的嘱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本营内寻求生存机遇，奋斗、立足、创业的历史。他们是直接置身于中西文化两极碰撞中的一群人，他们是承继着古老中华的传统烙印却又行进在现代资本主义轨道上的一群人。峰回路转。他们的人生理想因迁移漂泊的冲击而不断重塑，他们的生存模式因制度体系的巨变而重新构建。在欧洲那个遥远陌生却又充满诱惑的西方世界里，他们尝试着新的追求，演绎着新的人生，描绘着新的蓝图。

本书所力图探索的，正是走入欧洲的中国移民们在那个与故土迥异的西方世界里经历的磨难，遭遇的困惑，留下的足迹，植下的根基，创下的业绩。总之，本书在忠实记录下他们走入欧洲、创业欧洲之所作所为的同时，力图认真思索跨界跨国跨文化之移民群体如何在移中谋生，在变中成长，如何自觉不自觉地游刃于个人抉择的微观层面与社会结构的宏观层面之间，历经凤凰涅槃。本书所愿，在说清道明欧洲华侨华人百年史事之传承演化、转合嬗变的基础上，对其生存发展中曾经遭遇之一系列重要问题的沿革变幻，给予理性之诠释。

此书旧作于2002年出版之后，曾得到中欧诸多学界同仁的鼓励。①但因当时印数无多，并未真正进人图书市场，因此时常闻悉索书未得者之抱怨。原著出版

①参阅程希：《欧洲华侨华人发展历程的跨学科审视：评〈欧洲华侨华人史〉》，《欧洲研究》2004年第1期；聂德宁：《欧洲华侨华人一沟通中欧交往的桥梁：李明欢著〈欧洲华侨华人史〉评介》，《海交史研究》200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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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又经过了将近20年，而这20年更是欧洲华侨华人社会伴随着中国自身和平崛起而进入发展高速道的重要阶段，鉴于多年来未见此专题之新作问世，故敝帚自珍，不揣冒昧，爬梳资料，孜孜切磋，费时数年，增补修订，再成此稿，寄望较之既往有所补遗，有所提升，以飨读者。

本部分为全书之开篇，共分三节：

①梳理国际移民学界有重要影响之理论脉络；

②评述国内外欧洲华侨华人研究之主要文献：

③介绍本书写作之主要宗旨与基本架构。

一、国际移民理论概览

在中国学术界话语中业已约定俗成的“华侨研究”或“华侨华人研究”，是国际学术界“移民学研究”的组成部分，即“中国跨境移民研究”。本书依循中国学术界话语，命名为“欧洲华侨华人史”，①但在论述中，则注意以国际移民学界正在建构与发展中的“国际移民理论”为参照系，力图在国际移民学研究的大背景下，梳理史实脉络，深化研究心得。立足本土，是展示我们自身研究特色之根基；与国际话语接轨，则是走向世界之前提，是进入国际学术对话之所需。

西方关于移民问题的著述汗牛充栋，有关理论涉及人口构成、社会传统、经济发展、地理环境、心理素质、价值取向等多重因素，参与国际移民理论探讨的学者来自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地理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展现了多学科、多方位相互借鉴、共同探讨的丰富内涵与多元构架。虽然，这种“丰富”与“多元”仍然是西方话语模式下的延伸，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此，笔者拟先行回眸20世纪以来在国际学术界产生过一定影响的国际移民理论，以为本研究之借鉴。

人口迁移的历史与人类社会本身的发展同样久远，然而，人口的“跨境迁移”则是国家形成并强化后的产物。进入20世纪，一方面是国家疆界、国家主权、国家利益空前明晰化，另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球性拓展以空前规模将数十亿人口裹挟入其发展轨道，与此同时，科技进步则以空间距离的“缩短”与“消失”改变着人们的地域观念并加速着人口的跨境迁移。从中国人登

①中国大陆政界、学界对于华侨、华人、华裔已有较为明确的定义，即：“华侨”指定居在中国之外国家的中国公民；“华人”指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华裔”则为在中国之外国家出生的华侨华人的后裔。为行文方便起见，本书除特别说明外，一般使用“欧洲华侨华人”为统一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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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陆欧洲到在欧洲形成引人注目的华侨华人社群，正是同期步步席卷世界之国际移民潮的组成部分。

研究国际移民，必然涉及以下五方面的理论思辨：国际移民的启始动因，延续衍伸，社会适应，政策圭臬及发展趋势。

1.启始动因

移民为什么离乡背井？这是研究移民问题的每一位学者都要面对的问题。早在19世纪末，美国社会地理学家莱文斯坦(E.G.Ravenstein)就试图对移民的迁移规律进行总结。他认为：人口迁移并非完全盲目无序流动，而是遵循着一定之规。人口迁移是“推拉”因素作用的结果。虽然百年来移民潮风云变幻，但在莱氏立论基础上形成的剖析移民动因的“推拉模型”，为后续者不断引用并不断拓展。

在“推拉模型”中，“推力”指原居地不利于生存、发展的种种排斥力，它可以是战争、动乱、天灾、生态环境恶化等对某一地区具有普遍性影响的因素，也可以是某一小群体遭遇的意外或不幸。“拉力”则是移入地所具有的吸引力，它可以是大量呈现的新机会，也可以是仅仅对于某一小群体的特殊机遇。纵观20世纪70年代以前发表的诸多研究移民问题的著述，虽然具体着眼点大相径庭，“推拉”因素孰重孰轻也见仁见智，但是，无论是以美国的古巴移民、德国的土耳其移民还是以东南亚的中国移民为研究对象，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注意从他们的原居地寻找将他们“推”往异国他乡的排斥力，同时剖析将他们“拉”往异国他乡的吸引力。在笔者看来，“推拉模型”之所以“长盛不衰”并“放之四海”，主要在于它只是设计了一个简易灵巧的大框架，往里进行实质性“填充”的学者们享有相当自由的想象空间。

伴随着一些研究者不断细化深化对“推拉”因素之罗列与剖析，该模型也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主要意见可归纳如下：

其一，“推拉模型”将“迁移”描述成某一群体被动地被“推”、被“拉”的过程，无视移民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因而具有片面性。

其二，“推拉模型”无法回答当移出地或移入地原先存在的“推拉”因素发生变化之后，为什么移民行为并不一定立刻终止？反之，在另外的个案中，某些“推拉”因素并未发生明显变化，移民行为却为何明显减少或下降？

其三，在相似的“推拉”因素作用下，同一群体中有的人走上了移民道路，有的人却依旧故我，安于现状，原因何在？

其四，移民行为完全是“推拉”因素作用下的“理性选择”吗？其中难道不存在偶然的恣意妄为吗？

总之，随着对于移民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已不再简单地去寻找、罗列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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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特殊的“推拉”因素，而更多地着眼于分析究竟是哪些因素、在什么情况下形成产生移民行为的“推力”或“拉力”，而相似的“推力”或“拉力”又如何在不同的对象身上发生不同的效应。除了因严重天灾人祸而引起的突发性移民潮外，“主动移民”的动因问题尤其吸引学者的关注。近年来在西方学术界中较有影响的相关学说，可以撮要归纳如下。①

第一，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以亚瑟·刘易斯(Arthur Lewis)、乔治·J.波亚斯(George J.Borjas)、迈克尔·托达洛(Michael

Todaro)、拉里·萨斯塔(Larry Sjaastad)等为主要代表。该理论着重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移民行为产生的动因。学者们或从宏观上比较移民输出国与移民输入国之间人均收入及就业机会方面存在的明显差距，或具体对移民个体移出之前与移入之后的收入差距作出定量分析，进而指出：国际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于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如果移民后的预期所得明显高于为移民而付出的代价，移民行为就会发生。学者们还强调指出：移民行为往往只受到移出地与移入地劳动力市场因素的影响，只要移民后的净收益有吸引力，那么，移民后生活条件、工作环境可能改变等其他因素，则往往不被潜在移民群体顾及。由此推导，一方面，移民将去往收人最高的地方，而移出地和移入地之间的收入差距将因移民流动而缩减直至弥合；另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相关政策以控制移民的流入和流出，例如，政府可以设置移民流入本地的屏障，要求雇佣移民的雇主支付额外税费，以减少乃至阻止移民流入。

第二，新经济移民理论(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该理论的主要代表是奥迪·斯塔克(Oded Stark)、爱德华·泰勒(J.Edward Taylor)等。首先，他们特别强调移民的动因不应仅仅着眼于分析迁移的个体，而必须以一家、一户甚至一个社区为单位进行剖析。例如，两地之间也许在工资收入上差别不大，可是，一个家庭可能基于分散风险的考虑，而让家庭中的某位（或某几位）成员移居并谋生他乡。其次，本地与国外的收入并不是相互排斥的，移居国外的收入

①1991年1l月，由国际人口学科学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Un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Population,IUSSP)主席马斯莫·里韦·巴奇教授(Massimo Livi-Bacci)提议，组织了“南一北移民研究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South-North Migration),集中探讨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问题。应邀参加该委员会的六名学者中，两位是社会学家，两位是经济学家，一位是地理学家，一位是人口学家。在跨国度、跨学科的合作研究过程中，六位学者自1994年起，或联名、或单独发表了多篇关于国际移民研究理论探讨的专题论文。作为共同研究的重要成果，以上六位学者于1998年联名出版了一部内容丰富的专著：《运动中的世界：千年末国际移民运动探讨》(Worlds in Motion: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

Clarendon Press,1998)。该书全面介绍了当代西方国际移民学研究，评述了较有影响的国际移民理论，是了解当代西方国际移民理论的重要参考书。本书关于“移民动因”的理论探讨一节，参考了该书第二章“当代国际移民理论”(Contemporary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中提供的资讯。

导论

可能用于增加在原居地的投入，二者各有所图，在此情况下，移民行为并不会因为工资收入差距缩小而中止。再者，移出地与移入地之间可能不存在收入上的明显差异，甚至可能移入地的收入比移出地还低，可是，移入地由于生活质量高、社会环境优等因素而对潜在移民群体具有心理上的吸引力，因而足以抵消经济上的负效应而依然成为潜在移民群体的理想移居目的地。最后，斯塔克以自己在墨西哥的经验研究论证：同一收入差距对于生活在不同地区、处于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引发移民的动因不是两地“绝对收入”的差距，而是基于同参照群体比较后可能产生的“相对失落感”(relative deprivation)①。例如，同是100美元的收入差距，在同一地区，生活于收入底层的家庭比生活于高层的家庭更可能为了增加这一收人而移民：对不同地区而言，生活于收入不均地区者比生活于收入均等地区者更可能移民。进一步说，在社会处于信息封闭、发展停滞状态时，人们比较容易安于现状，可是，当信息流动频繁、社会急剧变动时，人们则会在自己熟悉的人群中选择那些原先自身条件不如己、可现在处境却比“我”好的人作为参照系，强烈的“失落感”可能油然而生，并成为出走他乡、寻求社会地位提升的动力。

第三，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迈克尔·皮奥雷(Michael Piore)从分析发达国家经济体制内部对于劳动力的结构性需求的角度来探讨国际移民的起源问题。他认为，国际劳动力迁移主要是由需求决定的，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发达国家的雇主（或由政府代其出面）大量雇佣发展中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而引发的。皮奥雷指出，现代发达国家业已形成双重劳动力需求市场，上层市场提供的是高收益、高保障、环境舒适的工作，下层市场则相反。由于发达国家本地劳力不愿意进入下层市场，故而需要来自第三世界的廉价移民劳工填补其空缺。在“双重市场理论”的基础上，艾勒占德罗·波特斯(Alejandro Portes)和罗伯特·巴赫(Robert Bach)进一步提出了“三重市场需求理论”，即再加上一个“族群聚集区”(Ethnic enclaves)。他们认为，这一在移民族群自身发展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圈对其原居地人群有特殊的吸引力：一方面，该经济圈的运作需要引进新的低廉劳力以增强其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由于族群经济圈的形成，移民企业家的地位更显突出，原居地人群往往从这些成功者身上汲取移民的动力，从而推动新的移民行为。

第四，历史结构与世界体系理论(Historical-.structural theory and world sys-

①“relative deprivation'”是社会学关于群体行为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即当某人将自己的处境与某一参照系相比较后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所产生的不满或怨恨，中文一般将此概念翻译为“相对剥夺感”或“相对被剥夺感”，但笔者认为根据这一概念所蕴含的意思，译为“相对失落感”更贴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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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s)。历史结构理论最早出现于20世纪50年代，并在六七十年代形成著名的“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进而达到其影响的顶峰。西尔索·弗塔多(Celso Furtado)、弗纳多·H.卡多索(Fernando H.Cardoso)、恩佐·福勒托(Enzo Faletto)、安德烈·贡德·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等一批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提出：资本主义强权国家通过不平等贸易而迫使不发达国家依附于它们，形成世界范围内位于“核心”地位的工业化国家与被置于“边缘”的不发达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工。虽然“依附理论”并没有直接涉及国际移民问题，但是，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伴随着学界对于“全球化”问题的高度关注，越来越多学者将人口的跨境迁移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体系形成相互结合进行考察。其主要观点是：商品、资本、信息的国际流动，必然推动国际人口迁移，尽管后者可能呈现出与前者之间的反向流动，但毫无疑问，国际移民潮是市场经济全球化的直接结果。例如，埃罗·理克特斯(Erol Ricketts)在对18个加勒比海国家人民移居美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后发现：1970一1979年间从上述国家移居美国的人口曲线，竟然与1966一1977年美国往这些国家的投资曲线大致吻合。莎里·E.芬德利(Salley E.Findley)则从考察菲律宾农产品商品化进程的社会效应中发现：农业商品化进程对当地人口外移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因为产品进人国际流通网络后，促使当地人民对外部世界从一无所知到有所了解，因有所了解而被步步吸引，并进而走上迁移之途。萨斯凯·萨森(Saskia Sassen)将海地、墨西哥、东南亚国家流向美国的移民潮置于这些国家与美国的国家关系中加以考察，指出：贫穷、失业、经济发展滞后等因素并不一定直接引发跨国移民潮，更不可能左右移民去往哪一个国家，上述国家流向美国之移民潮，与美国在这些国家设立军事基地、增加资本投入、扩大文化影响密切相关，是美国大力加强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影响的直接后果之一。

2.延续衍伸

跨境移民潮一旦在某一地区出现，是否会持续发展？如何发展？这也是移民问题研究者十分关注的问题。有关理论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

其一，网络说(Network theory)。移民网络是一系列人际关系的组合，其纽带可以是血缘、乡缘、情缘等。移民网络形成后，一方面，移民信息可能更准确、更广泛传播，移民成本可能因此而降低，从而不断推动移民潮；另一方面，随着时间推移，向外甚至向国外特定地区定向移民可能融入某地的乡俗民风，从而不再与经济、政治条件直接相关。学者们还注意到，20世纪下半叶后西方国家实行的为“家庭团聚”开绿灯的移民政策，促进了网络的延伸，产生了“移民增殖效应”。弗雷德·阿诺尔德(Fred Arnold)等人曾以美国的菲律宾移民和韩国移民为例，提出连锁移民的比例是：平均每个来自菲律宾的移民将带入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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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