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日）川胜义雄著|(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中国人的历史意识》

【作　者】（日）川胜义雄著

【页 数】 279

【出版社】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 2022.01

【ISBN号】978-7-220-12426-6

【价 格】79.00

【分 类】中国历史-文集

【参考文献】 （日）川胜义雄著.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22.01.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内容提要：

本书为已故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川胜义雄的文集。作者热心于中日人民友好和学术交流工作，在中国学界素来享有极高的声誉。书稿收录了作者关于中国史研究的十余篇遗稿，整理为三章。作为中国学乃至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者，作者认为，司马迁在中国的地位，相当于亚里士多德在欧洲诸学中的地位，而中国的“诸学之学”则是以《春秋》为起点的史学。中国人的历史意识贯穿着整个中国的历史进程。

《中国人的历史意识》内容试读

|第一章

司马迁的历史观

由司马迁所著的《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该作品达到了极高的水准，是一部足以与“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的作品《历史》相匹敌的古典历史名著，得到了普遍认可。然而，根据我偶然读到的、针对以《史记》为首的中国历史著作的观点显示，日本那些研究包含希腊在内的欧洲的一流学者认为，关于《史记》的高度评价其实只限于语言表面。他们似乎认为《史记》并不包含司马迁的历史观，且一般中国人的历史观十分难以理解，远不及希腊或欧洲地区的相关著作。关于这些方面，我想在这里稍微加以探讨。

*编注：本文收录于筑摩世界文学大系8第六卷《史记》

(1971年7月刊)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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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有观点认为，《史记》是一本对《春秋》以来历史事件逐个进行伦理批判的作品，且一般的中国史书至多不过添加了对于过往历史的政治伦理考察，作品中并未包含世界史理念或历史发展的思想。由于这类观点所针对的问题，会发展为关乎历史根本的重大问题，所以我们首先探讨一下“《史记》只不过对历史进行了伦理批判”的问题。

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确实怀有继承《春秋》的强烈意识。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司马迁所把握的《春秋》的本意，并非单纯为了“采善贬恶”进行伦理批判，其本质更有深意。司马迁说：“《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礼是指构成人类世界的秩序，这一点可以理解的话，那么“礼义之大宗”指的就是构成人类世界的基本秩序原理。司马迁所考虑的，就是《春秋》指出了这一问题。司马迁认为，尊重、顺从，甚至维持人类世界的秩序原理，是生而为人的必然使命。因此，对于《史记》进行伦理批判的深层含义，不能只从根据善恶标准批判历史的表面现象理解。这部作品其实具有根据构成人类世界秩序的根本原理进行批判的深远意义。

根据上述根本原理对历史进行根本性批判的证据，自然存在于司马迁对人世间所谓的命运的疑问之中。实际上，司马迁深刻地认识到，简单通用单纯的善恶标准的话，历史世界其实充满了辛酸。他在《伯夷列传》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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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著名质问“天道，是邪非邪”，正是这种意识的清晰表达。无比清正廉洁的仁者伯夷，却死于非命，饿死在深山之中；令孔子赞不绝口的贤者颜回，却不得不在贫困中英年早逝。盗跖天天都在残害无辜、生食人肉，凶暴残忍，胡作非为，却能够安享天年。这是多么的不合理！老子曾说过：“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但果真可以如此乐观地看待天道吗？所谓的“道”究竟为何物？关于这些深刻的问题，司马迁无疑提出了比老子的观点更加透彻的思考。代表人世间的真相、无法用人间善恶伦理标准衡量的“道”，究竟为何物？超越了人间善恶、随着时间长河的流动不停前进的历史过程，又是什么呢？这些问题，无疑催生了司马迁历史著作的最深层次的根基。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推崇道家思想，这无疑对司马迁产生了较早的影响，促使其关注“道”的问题。道家思想认为，道的本质是“虚无”，所谓“大道无形”，道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并根据对象的不同而产生变化。

一般认为，这些道家思想奠定了司马迁早期思想的基础。但是我认为司马迁思想的根基，其实一直存在于将现实视为“道”的形而上学。司马迁与他的父亲司马谈不同，并非一般所认为的道家。不过，“道”的形而上学，并不与司马迁的儒家身份相冲突。继老子之后，庄子发起了关于“道”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探讨，对儒家产生了影响，奠定了儒家思想世界观的根基。“形而上谓之道，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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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下谓之器”，便出自儒家经典《易经》的权威释义著作《系辞》。形而上学认为形而下世界有形的“器”，其根据或终极形态为无形的“道”。这种思想直至司马迁所处的时代为止，突破了儒家与道家之间的隔阂，构成了两种学派的共同世界观。

庄子认为，作为世界终极形态的“道”，并非依靠智慧所能抓住的东西，相反，我们只能否认认知的作用，直观地与“道”进行冥合。关于“道是什么”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答案。不过，根据“道”这一说法去把握世界终极形态的同时，或许可以认识到古代中国人形而上学的基本特性。

“道”，会使人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道路。道路即是人一并非个体的人，而是指众多人，也就是人类社会的整体一一路走来的痕迹，更是通往未来的渠道。它有时是直线，有时是蜿蜒的曲线，甚至可能会发生倒退，但终究会延续下去抵达某个地方。而“道”同样具有类似的特性，它产生于人，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并将延续到某个地方。虽然按照“天道”的说法所传达出的意境，它拥有扩展到宇宙论规模的可能性，但“道”本来就属于人类世界，更确切地说，它是在人类所创造的历史世界中占据中心地位的一个概念。

根据《易经》的《系辞》所给出的定义，“一阴一阳谓之道”。“道”，即阳性因素与阴性因素交替混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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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阳性因素的尽头孕育阴性因素的萌芽，形成动中有静、静中有动的矛盾统一体。如果用这种矛盾统一体来把握世界的终极形态，使用所谓的辩证法结构把握世界，那么世界的本质将会被看作历史的存在。这种以形而上学为基础的精神，在本质上被认为可以说是历史精神。

一般认为，世界史概念所成立的根据是以历史意识的存在为前提的。

历史意识，是我们在历史过程中，将自身的存在依赖于历史，且自身受到历史委托的一种自觉，并在这一过程中追问人类存在的意义，甚至追问历史过程本身的意义。历史过程中的这种自觉，必然导致对整个历史过程以及历史意义的追问，只有这样，世界史的概念才得以成立。对于不具备这种世界史概念的希腊历史学家来说，由诸如波希战争或伯罗奔尼撒战争一类的各种事件广泛复合而成的历史虽然成立，但所谓的希腊史，大概是不存在的（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但是司马迁的《史记》针对当时中国人所知范围内全世界的整个历史过程提出了疑问。有关希腊的世界史不成立而古代中国的世界史却得以成立，其根本原因在于希腊形而上学与古代中国形而上学在特性方面的差异。古代中国，如前文所述，在以“道”的形而上学为基础、对随时间变化的历史世界的意义进行提问的同时，自觉形成了历史意识，这种现象在司马迁身上有很好的体现。因此不得不说，轻易断言中国没有世界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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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非常危险的。

然而，中国绝非仅仅因为“道”的形而上学，就拥有了自己的世界史。“道”是很难把握的，如同“虚无”，存在无特性、无秩序流动的可能性。它具有把一切事物相对化的倾向。但是人类世界想要存续下去，就必须通过秩序来进行维持。这种秩序就是“礼”。作为“礼义之大宗”的《春秋》所具有的批判精神，必须成为维持历史世界的准则。正如《伯夷列传》所说，每个人用以维持人类世界的正义，在体现“道”的历史过程中，往往会遭到埋没，无法取得正当回报。而对被埋没的人类正义进行发掘或发扬，正是人，以及历史学家的使命。因此可以说，以“道”的形而上学为基础的历史意识，以及使人类世界得以存在的“礼”的秩序意识，二者相交之处产生了司马迁的世界史。我认为“道”与“礼”的关系问题，在其后的中国哲学史上一直都是有关世界观的重大话题。

以上是我对催生司马迁世界史构想的基本意识结构的探索。但是，要把它归纳到《史记》这一类具体的历史著作中，还需要很多步骤。例如，从上述历史意识与秩序意识的相交处出发，司马迁对于有关问题的具体描述与表达方法的间题。

司马迁为了表达自己的批判精神，效仿了孔子所说的“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名也”。通过对历史世界中以具体形态出现的种种现象或行为仔细观察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