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法律文化资源 第3辑 2019》杜睿哲主编|(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西北法律文化资源 第3辑 2019》

【作　者】杜睿哲主编

【页 数】 335

【出版社】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 2020.09

【ISBN号】978-7-5620-8857-8

【价 格】95.00

【分 类】法律-文化研究-西北地区-文集

【参考文献】 杜睿哲主编. 西北法律文化资源 第3辑 2019.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0.09.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西北法律文化资源 第3辑 2019》内容提要：

本集刊的主旨和定位，以原创、实证与跨学科研究为标准，确定了二十余条篇论文作为第三辑的内容。这些学术论文的作者既有校内外成名学者，也有不同学校的硕博研究生。本期内容主要分为“学术前沿”“西北农牧民政治文化”“档案方志与西北法律文化资源”“法史镜鉴”“现代法律文化”五大栏目。

《西北法律文化资源 第3辑 2019》内容试读

学术前沿

西北法律文化资源。第三辑·2019

志史书”显然有失偏颇：从内容上说，会典包罗万象，并不限于对“诸司职掌”等行政事务的单纯规制，因此，粗视其为“行政法典”，又恰如管中窥豹，未识其本质。职是之故，明会典应当是现实可行的综合性法典，亦属明朝法律体系的集大成者。

李雪梅《汉〈张景碑〉公文结构与定名》，是汉代法律公文研究之新硕果。碑文是研究我国古代法律重要的证据和媒介，出土于河南南阳的《张景碑》，客观上为我们研究汉朝的法律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佐证。李雪梅从“告示”的角度出发，见微知著，系统地阐明了汉代公文的书写格式和传达程序。她认为，从内容上看，该文告具有严格的书写格式与书写用语，等级分明，形式严整；从文告的传送形式上看，汉朝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较为规范化和体系化的传送流程，保障了中央王朝政行令通。该文不仅向大众阐述了“透过碑文读法律”的切实可行性，也深刻揭示了汉朝法律文书的相关问题，对于日后汉律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尤陈俊《中国法律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及反思》，旨在修正现今法律社会史研究之歧途，重新定位法律社会史的研究路径。该文认为，20世纪末以来，尽管法律社会学似有“止水重波”之势，但究其本质，却与瞿同祖式的法律社会学相去甚远。一方面，现阶段之法律社会史学多以历史学或社会学的角度解释法律现象，却忽视了其“法律”的固有属性：另一方面，现阶段研究多流于表面，且受国外学界的影响颇深，不能客观准确地揭示相关问题。目前我国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存在两大问题：即“特定法律文献对法史研究视野的限制”和“学术焦点对史料利用便利性的盲求”。为辨析此论，针对“如何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问题，作者以明清诉讼中的“健诉之风”为例，向大众作出展示，进而指出，在新时代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中，我们应当珍惜瞿同祖先生的宝贵思想遗产，尤其是对“整体主义”的继承和把握，亦应重视学术研究的时效性和前瞻性，积极做到理论研究的“推陈出新”和“与时俱进”。

陈新宇《帝制中国的法源与适用论纲》，将“比（附）”作为研究重点，藉由实证研究及历史考证等多重路径，揭示了古代中华法文化的渊源和性质。该文认为，“比”这一法律形式，早在秦汉之际就不绝于史，主要用于解决“定罪量刑”与“官爵对应”的问题，其所援引对象明显具有灵活性和广泛性；汉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比”除了基础的动词用法外，还兼具“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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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之间：中国古代法律形式与法律体系的重新讨论■

的功能，逐渐成为针对特殊法律案件的创设性表现形式，儒家经典也逐渐成为其所涵盖的重要对象；隋唐时期，其法律意义逐渐清晰，即处理法源竞合与数罪并罚之法理准则，“比”“附”之间也趋于合流，渐成一种独立的法律词源；两宋时期，“比附”被再次规范化，并逐渐与“无正条”产生衔接；明清时期，“比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内容上更加具体化和正规化，程序上则更加严格化和专业化。该文进而指出，“比”通常被视为“法无正条”下的一种法律援引模式；法源上，其既可以是制定法，亦可是判例法；功能上，多用于个案的考量以及案情事实的深描与衡量；特质上，其除了一般的类推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名分的比附”和“特别的比附”的性质，超越了西方法学意义上的逻辑关系，兼具对传统儒家伦理和社会实效的考量；其高度的灵活性与可预测性，有利于化解律令执行的僵硬，弥补律令内容的不足，从整体角度贯彻儒家思想，进而保障帝制社会的稳定。

武宇航《古中国“亲属争产”中亲情伦理与所有权的共生》，向学者们阐释了古中国亲情伦理与所有权在“亲属争产”中的具体作用。该文指出，“亲属争产”既是对儒家尊卑伦理观念的挑衅，又是对“亲兄弟，明算账”朴素价值观的继承；在亲属争产的问题上，“国家”和“民间”分别从两个不同的层面予以引导和规制，并在各自领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对“亲属争产”的规制形成于唐朝，鼎盛于宋元，衰落于明清；古代中央王朝对“亲属争产”的态度较显柔性，重视亲情伦理的感化作用，力图通过“感化息诉”化解矛盾，在司法环节中更加重视对证据（尤其是契约）的审核和认定，强调证据断案，最大程度地维护社会公正；在民间领域，亲属之间的财产关系更依赖于契约，双方通过契约明晰财产权的范围，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以“亲邻”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见证和确认作用。

杨力民《论数字在中国古代法律中的意涵与功能》一文，藉由分析古代数字文化的哲学内涵，周密地论证了我国古代数字和法律的内在文化联系，将数字哲理引入法律研究。该文先就初民社会“数”与“律”的涵义及相互关系进行了梳理，进而对先秦时期数字文化与法文化的结合进行了考察。该文认为，“九”代表着宗族家事以及皇权；“三”有广泛众多之意象；“五”同时兼具“普遍”与“圆满”之价值：“七”则象征着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的空间立体观念；立法者通过将数字赋予哲学内涵，反映着古人对情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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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法律文化资源》第三辑·2019

的追求，深刻地体现着等级社会的法律价值观：在数千年的历史衍变中，数字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法律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澄清二者之间的文化联系，对法律史学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李勤通《刑书源流与史志书写》，以唐代的“刑书”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辨析“刑书”的概念及历史衍变，相对清晰地阐述了秦汉至唐朝“刑法志”的基本概况。作者认为，商周时代，刑书与刑律一体杂糅，但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及大一统中央王朝的形成，“政刑”关系日趋分离，“刑书”的内容也不仅限于刑律，“政令”在某些场合亦以“刑书”相称；令、格、式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中，逐渐成为行政法律的主要形式；“刑法志”本身历史衍变亦曲折复杂，从秦汉到隋唐，刑法志的重点记述对象，先后经历了由军律、刑律到广义上“法律”的转变；文法在古代多与刑法相通，《唐六典》以其通指“法律”，多是基于“以儒立国”及“体系继承”之考量；刑书与刑律并非同义替换，前者囊括了刑律和以令、格、式为代表的行政典章以及其他法律规章，而后者仅指狭义上的刑事典章。

闫乐强《中国古代法律体系的多重理论建构》，从多重角度阐释了中华法系的理论构建。该文认为，现有中华法文明之体系构建，多从国家立法的角度出发，忽视了乡规民约、家法族规、大经大法、祖宗之法、对外关系方面天下之法的实质存续：现阶段中华法系下部门法的研究，多承袭乃至照搬西方部门法的划分及研究方法，而忽视了中华法系本身的精髓；由于受西方“二元”理论的影响，当前“国家一民间”体系的构建与中国历史的实际情况难以吻合：中华法系应当确立符合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六事法体系就是典型的代表：中华法律部门体系的研究，应当立足本土，而非盲目照搬西方。

二、传统法律文明专题研究

李俊强《浅析岳麓秦简中的“廷卒乙廿一”令》认为，“廷卒乙廿一”令是《岳麓书院藏秦简（伍）》中“廷卒令”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涉及“道徼外来为间及来盗略人”之类的犯罪，其既有罪名之认定，亦有刑罚之适用；从整体来看，竹简主要记录了吏、民捕盗及相关读职、连坐之法，内容严苛且条理清晰；在条文细节的解读上，对竹简的理解却困难重重，如“赏毋律，今为令”的解读、律令内容之分界等；“廷卒乙廿一”令体现了秦律之严苛，秦律本身的庞杂与稠密客观上导致了其整体编纂水平的简陋粗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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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