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溯源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毛泽东评点古今人物（修订版）（下册）试读：罗斯福总统是英明领导者他身残志坚，以残疾之躯，打破传统，四届连任白宫之主。他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他把有孤立主义传统的美国转变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支柱之一，为打败法西斯作出了伟大贡献，毛泽东赞誉他是“英明领导者”，他当之无愧。毛泽东评点原文在我们中国的抗日战场上，美国亦直接和我国人民并肩作战，成为最亲密的战友。在这个欢迎美军观察组朋友们的时候，我们向美国政府、人民、海陆空军将士及其英明领导者罗斯福总统，表示衷心的感谢。今一旦得赫尔利将军之助，使我们有实现此目的之希望，我非常高兴地感谢你的代表的卓越才能和对于中国人民的同情。……总统阁下，我还要感谢你为着团结中国以便击败日本并使统一的民主的中国成为可能而作的巨大努力。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向是有历史传统的深厚友谊的。我深愿经过你的努力与成功，得使中美两大民族在击败日寇、重建世界的永久和平以及建立民主中国的事业上永远携手前进。罗斯福简介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1945.4.12)是荷兰移民的后代，出生于哈德逊河东岸纽约州一个名叫海德公园的村镇里，他是父亲54岁时得的“老来子”，受到特别宠爱。童年时代，罗斯福就接受了荷兰人喜爱大海和船的习性，每年都要跟随父母做航海旅行。他去过欧洲的许多地方，不仅大开眼界，而且学会了法语和德语。1900年6月，罗斯福从格罗顿公学毕业，进入著名的哈佛大学学习法律。大学期间，他养成了对政治的强烈兴趣，但花在学习上的时间并不多，学习成绩也不突出。1904年毕业时，总评成绩是C，少数课程得B。1905年，罗斯福与一个远房堂妹安娜·埃利诺·罗斯福结婚，由新娘的叔父、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证婚。婚礼上，冠盖云集，可谓盛极一时。但是罗斯福夫妇发现，这些贵宾主要不是冲着他们来的，而是为了与在任总统握手致意，以此为荣，婚礼的中心人物不是新人，而是总统。罗斯福对这次婚礼和作为总统的威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07年，罗斯福在一家著名律师事务所获得一名初级书记员职位，但他对律师业务没有兴趣，眼睛盯着的是政治。1910年，这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当选为纽约州的参议员，开始迈向联邦政治舞台的第一步。1912年，罗斯福为民主党候选人威尔逊竞选总统呐喊出力，显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干，赢得了他的前辈们的注意。威尔逊入主白宫后，任命罗斯福担任海军助理部长。这是一个高级职位，然而三十刚出头的罗斯福还希望有一个更广阔的驰骋场所。1914年，他有点性急地宣告，要竞选代表纽约州的联邦参议员，结果惨败。罗斯福遭到挫折以后，就转而韬光养晦，直到1920年，才接受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参加全国竞选。这次大选，民主党败于共和党之手，但是，通过竞选，罗斯福已是闻名全国的政治人物了。正当罗斯福像一颗新星冉冉升起时，一场意外的大灾难降临到他的头上：1921年在冰冷的芬迪湾游泳后，忽然全身大面积麻痹，经诊断是小儿麻痹症。这对雄心勃勃的罗斯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使他不得不离开政界。他一面以坚强的毅力和乐观的态度同病魔作斗争，一面从事商业活动，担任马里兰信托储蓄公司的副总经理。但是，罗斯福躺在病床，寄身商界，心仍在政坛。1924年总统选举年，罗斯福出席了在纽约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他以政治家的风度在会议上做了精彩的演讲，获得极大成功，全国都知道富兰克林·罗斯福可以重返政坛。1928年，民主党代表大会提议罗斯福为纽约州长候选人，这是罗斯福身患重病后第一次参加重要的公职竞选。结果他以微弱多数票当选为纽约州长。在州长的任上，他对纽约州的积弊进行了某些改革，特别是推行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的社会福利救济计划，这使他又第二次连任州长。1929年10月，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大厦受到剧烈震荡，岌岌可危。由于罗斯福在纽约州四年的突出政绩，使他在这样的气氛中被民主党选定为总统候选人，参加1932年的总统竞选。罗斯福向选民们提出了改弦更张、实施“新政”的诺言，赢得了选民们的心，结果以绝对的优势当选为美国第32任总统。罗斯福是在国家和民族危难之时出任总统的，在1933年3月入主白宫、宣誓就职后，就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旋风式”的新政运动。根据新政在不同时期重点的不同，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罗斯福1933年3月就职起到1935年初止，主要目标是医治严重经济危机造成的创伤，提出了一些目的在于复兴经济的法案和计划；第二阶段从1935年到1939年，制定了某些有深远意义的新方法，侧重于改革。救济措施则贯穿始终。新政的内容概括起来就是：复兴(Recovery)、救济(Relief)和改革(Reform)，简称“三R”。新政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①财政金融的整顿和改革。②调节工业生产。③保证农业生产。④举办公共工程和保护自然资源。⑤实施经济和社会保障。⑥改善对外贸易，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罗斯福的新政挽救了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大灾难，在美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世界历史上也占有重要一页。新政的许多内容和做法，今天仍有借鉴的价值，它的意义是巨大的、深远的。由于罗斯福新政的巨大成就，1936年的总统大选，罗斯福大获全胜，次年1月20日，第二次就任美国总统。1939年9月，希特勒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罗斯福关于修改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条款的决定终于在国会通过。1940年又是美国大选年，按照惯例，美国总统最多只有两个任期，但是，随着战争的进展，危机的加深，罗斯福在群众中的威信扶摇直上，千百万美国人，慑于外来威胁，都本能地支持罗斯福。罗斯福又一次赢得了选举的胜利，打破了美国立国以来的政治传统，而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次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事件。1944年又是美国大选年，罗斯福再次取得了人民的信任，第四次当选为美国总统。这年的6月，美英盟军在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第二战场。1945年2月4日至1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克里米亚海岸的雅尔塔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彻底击败德国，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惩办战犯及战后德国民主化等决议，通过了联合国组织的方案。罗斯福还与斯大林讨论了远东地区对日作战问题。这次会议，史称雅尔塔会议。罗斯福自雅尔塔回国以后，一直感到疲惫不堪，他的身体一天天衰颓，头脑也迟钝木然。4月12日，罗斯福突发严重的脑溢血，在他的私人住所逝世。消息传遍了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人民都沉痛地悼念他，他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永载史册。试析罗斯福最大的历史功绩，是把一个有孤立主义传统、和平主义弥漫的美国，转变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支柱之一，并进而为战胜法西斯耗尽了毕生的心血和精力。这也正是毛泽东在罗斯福身上所看到的最英明之处。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里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政治公式：“一个君王要兼有狐狸与狮子的特点。……既是狐狸以识别陷阱，又是雄狮以慑服狼群。”美国历史学家、罗斯福传记的作者詹姆斯·伯恩斯就是用狮子和狐狸来比喻罗斯福的，指出：“他愿意用狐狸的计谋来为狮子的目的服务。”当罗斯福决定谋求总统职位时，美国正受到孤立主义浪潮的冲击，为了取得权力，他不得不讲究斗争的策略，不得不考虑选民的情绪，这使他在孤立主义的包围中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和决定看起来都像是转向孤立主义的立场，实际则是根据政治情况的需要而采取的政治手腕，争取大多数。罗斯福认为宪法应根据现实情况的需要不时作出解释，而且他认为他对美国宪法的解释比制定宪法时对原来的意图所作的诠释更加切合实际。他曾在就职演说时说：“我们有从先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政府形式，有条不紊地解决共同问题的行动是完全可能的。我们的宪法是简明扼要的，总是可以根据特殊的需要而在重点和安排上有所改变，而无需动摇其基本形式。”这是罗斯福政治思想的核心，也是指导他当政12年的行动准则，这是他用来对付保守派的武器，与孤立派进行周旋的法宝，也是用来加强中央权力的手段。30年代美国孤立主义的外交政策纲领，概括起来就是反对与欧洲结盟、反对干预其他大陆(主要是欧洲)的战争。1937年，新的世界大战的阴影已经笼罩在地球上，但是20年前使美国卷入欧洲战争的过程和教训，依然压在美国人的心头，在新一代的美国人中，和平主义情绪尤为强烈。这就是30年代影响美国在制定美国外交政策上举足轻重的国会孤立派的群众基础。芝加哥是孤立派的中心，1937年10月，罗斯福在此发表了一次著名的演讲，他警告美国人民说，面对法西斯无法无天的侵略，“仅仅依靠孤立主义或中立主义，是逃避不了的”。罗斯福用比喻辞令向观众指出：“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资保障居民的健康，防止疫病蔓延。”这就是被称为有重要意义的“防疫演说”。在演说中罗斯福还暗示美国不能排除卷入战争的可能。这是罗斯福在经历了4年多的屈从于孤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的主张后，放出的一个试探气球，想看一看反应如何。演说一发表，立即引起国会的强烈反对，广大的群众也没有从传统观念中解脱出来，美国人还不愿接受以集体行动来反对侵略者。罗斯福在回忆这次演说时说：“你一心想带领人们前进，可是掉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着，这真是可怕。”在随后的慕尼黑危机时期，民意测验表明95％的美国人反对卷入另一次战争中。罗斯福不得不采取灵活策略，尽可能不同反对他的人对立，不无谓刺激反对派，同时争取共和党内的重要人物为他的政策服务。1940年任命了主战的共和党人诺克斯和史汀生分任海军部长和陆军部长，向全国表明了他愿意摒弃党派成见，共济时艰，可谓一举多得。1941年邀请了他的竞选失败对手、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作为他的特使到英国考查，使罗斯福在国会内外的阻力大为减少。以后，威尔基成为罗斯福在重大外交政策上的同情者和支持者。1940年罗斯福在第三次竞选总统时，有一句打动选民的话，就是“说一遍，说两遍，说三遍：你们的孩子是不会送去参加任何外国战争的”。这句话的言外之意就是如果美国遭到攻击，那就不是什么外国战争了，美国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参加战争。实际上，早在1938年罗斯福就断定美国不久就得参战。他的上述保证完全是竞选姿态，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但是，如果他不这样说，对竞选就十分不利，为了当选，就必须如此。但是，在外交政策上，国际险恶风云不容许美国采取孤立主义。罗斯福比其他人更早看清楚孤立主义不符合美国利益，他懂得在欧洲维持住英国和苏联，在远东维持住中国，如果这三国垮了，大局可能逆转，对美国绝对不利。因此，他采取了援英援苏援华的政策。1939年9月21日，罗斯福在国会特别会议上抛开外交辞令，指出援助英国就是帮助自己，要求国会修改中立法，废除武器禁运条款，国会通过了这一要求。1940年9月2日，罗斯福绕开国会，以行政命令决定将五十艘驱逐舰让给英国，交换租用纽芬兰、英属圭亚那等八处英国海空军基地99年。1940年12月17日，罗斯福在第三次总统竞选胜利之后，在记者招待会上，用通俗的比喻透露了租借法的大概轮廓，他说：“假如我邻居的房子着火，我有一条浇花用的软管。如果他能用我的软管接在他家的消火栓上，就可能把火扑灭。现在我该怎么办？我总不能在救火之前就说：‘朋友，这条管子我花了十五美元，你得照价付钱。’不！我们不能这样交易，我不要这十五美元，我要的是火灾扑灭之后，收回我的软管。”他又进一步指出：“如果你借出一定数量的武器，在战后得到归还，如果军火完好如初，没有损失，你就不吃亏；如果损坏了，或者陈旧了，或者干脆丢失了，只要借的人认赔，在我看来，你就不吃亏。”罗斯福通过动员舆论、对国会议员施加压力等手段，终于使国会通过《租借法》。这标志着罗斯福在反法西斯斗争中迈出了一大步。尽管孤立主义势力在美国参战前，还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但是美国广大群众逐渐接受了罗斯福的援英、援苏、援华的政策。1941年9月，美国驱逐舰遭到德国潜艇的攻击，罗斯福抓住这一时机，下令对美国船只进行护航，对“大西洋上的响尾蛇”“看见了就打”，与德国法西斯在大西洋上开始了未经宣战的战争。护航行动开始后，美国船只接连被击沉，罗斯福要求国会再次修订1939年中立法，要求武装商船，恢复美船开赴作战区域的贸易权。国会通过了这一要求，再次修订了中立法。从1939年修改中立法到1941年再次修改中立法，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先是美国卖武器，让英国自己打；接着是美国“租借”武器，还是要英国自己打；第三阶段是美国出动军舰开始用美国船装运美国武器让英国去打。这一切都是与罗斯福的努力分不开的。罗斯福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鲜明的。在促进反法西斯各盟国之间，特别是英苏两国之间的战时团结，起了积极作用。罗斯福承认他痛恨法西斯主义，对共产主义也无好感，两者都是“无法接受的”；但是他认为“希特勒的军队今天是对南北美洲的主要威胁”，因此需要联合苏联来反对法西斯主义。这就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克服了政治偏见。在他上任不久就采取承认苏联的措施，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第三天，罗斯福就做出决定，《租借法》适用于苏联，宣布向苏联提供大约108亿美元的军用物资，其中包括大约15000架飞机，7000辆坦克，385000辆卡车，1540万双军靴。身为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不顾孤立派的严重阻挠，作出援苏决定，堪称有魄力、有远见。在远东政策方面，罗斯福站在反对日本侵略扩张，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抗战一边，援助了大批的军用物资，并派遣军事人员支援中国抗战，很多美国官兵献出了宝贵生命。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罗斯福在第二个任期一开始，就安排海军陆战队军官埃文斯·卡尔逊在1937～1938年去中国革命根据地作“探求事实”的考察。罗斯福收到了卡尔逊许多关于中国共产党创造奇迹的报告。卡尔逊在报告中认为：“援助共产党人将有助于打败日本。”罗斯福还经过内政部长伊克斯的推荐，阅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通过斯诺及著作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从1942年到1945年，罗斯福同斯诺进行过三次会谈，后来斯诺曾在回忆中提到，“罗斯福总统早在1942年就知道，蒋介石政权缺乏人民一致和热情的支持”，曾经设想在经济上支援中国共产党，同时告诫蒋介石夫妇，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建立一个联合政府。1944年6月，罗斯福派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传达了罗斯福关于派遣美国人访问延安的意见。随后，美军派遣了观察组于8月份到达延安，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由毛泽东改写的欢迎美军观察组的社论，在社论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美军和罗斯福总统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功绩。同年9月，罗斯福派特使赫尔利来华，11月7日，赫尔利飞往延安，带来了由美国国务院建议和国民党的意见草拟，经蒋介石修改和罗斯福同意的五点协议草案，经与中国共产党协商后，拟出了新的协议草案，增写了将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及无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军事委员会改组为联合军事委员会的条文。要求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遵守并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还增加了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规定等内容。11月10日，毛泽东同赫尔利在协定上签字，同时，毛泽东还给罗斯福总统写信表示感谢。罗斯福认为中国共产党提出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点主张是“完全合理”的，但蒋介石拒不接受草案，另外提出了一个三点方案，实质是公然收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罗斯福认为蒋介石的这个方案“是十分荒谬的反对意见”。在罗斯福执政期间，支持归还被日本占领的中国领土，支持中国的大国地位，废除美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及有关规定的条约，废除排华法，对中国共产党没有采取极端反动态度，毛泽东曾在1945年7月12日肯定罗斯福“没有采取帮助国民党以武力进攻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他的这些有益于中国的做法和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功绩，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罗斯福逝世后，毛泽东和朱德同志在1945年4月13日从延安联名发出唁电：“罗斯福总统不幸逝世，我们谨向美国人民及罗斯福总统遗族表示吾人之深切吊唁，举世均将深痛此种损失。”同时派叶剑英和杨尚昆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林伯渠和谢觉哉代表边区政府和边区参议会，分赴延安美军观察组致唁。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4月14日以《哀悼罗斯福总统》为题发表社论，赞誉他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贡献。指出：“对于我国的抗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一贯地采取同情和友谊的态度，自太平洋战争以来，美国成为我国的战友，罗斯福总统不顾孤立主义分子的阻挠，采取促进我国团结和积极援助我国的政策。”总之，作为美国英明领导人的罗斯福在面临着孤立主义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国会和人民面前，在面临的德意日法西斯对人类和平的全面威胁面前，经过曲折困难的道路，使美国人民终于认识到美国孤立自保是不可能的，是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必须全国团结起来进行反法西斯战争。罗斯福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功绩，越出了美国国界，使他成为一个世界性的人物，永远载入世界的史册。马寅初的人口计划生产理论讲得好他是著名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他的人口计划生产理论适合我国国情，有先见之明，起初得到毛泽东的赞赏，但后来却受到康生等人的错误批判，他本人为此付出了代价，我们的民族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毛泽东评点原文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马寅初简介马寅初(1882～1982)，经济学家、人口学家。字元善，浙江嵊县人。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中央大学、交通大学、重庆大学担任教授、经济系主任、教务长、商学院院长等职，并曾任中国经济学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校长，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历届委员。第二、四、五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和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等职。20世纪20年代，马寅初在北京大学讲授银行学、货币学、财政学、保险学、交易所学等应用经济学的课程外，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表演讲几百次，对诸如农业、工商业、劳资、国际贸易等问题作了阐述，对当时的经济学界和实业界有一定的影响。这些演讲词后来编辑成《马寅初演讲集》。他还利用在浙江兴业银行当顾问之便，搜集中外资料，于1925年写成《中国国外汇兑》一书，介绍中外有关国际汇兑的基础知识和方法。1929年又发表了《中华银行论》，论述了各种银行业务，并对当时国内银行业务的现状和问题作了比较细致的分析。1927年后至抗日战争前，马寅初在任南京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兼立法院财经委员会委员长等职时，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立法和经济政策起过一定的作用。他也曾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抨击过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政策。在这期间，他的代表作是《中国经济的改造》一书，这是一部用全体主义经济观点阐述中国经济问题的著作。抗日战争时期，马寅初对战时经济的研究，以有利于抗战为目的。他发表过60多篇论文，后编辑成《战时经济论文集》。其主要经济思想有：①主张改革财政制度，建立战时的税收制度。②主张稳定币值，反对恶性通货膨胀。③战时的货币要保持独立性。40年代，马寅初的主要著作有《通货新论》、《财政学与中国财政——理论与现实》、《中国经济之路》等。《通货新论》是马寅初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国货币制度更替和货币学说演变的总结。他从理论和政策两方面论述了各国调整通货的根据、方法和步骤，比较了利弊，并从中国实际情况出发，参考外国的经验教训，提出了如何整顿当时中国通货的主张。在这一时期，马寅初的经济思想主要是：①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倾销政策，维护民族资本的利益。②反对官僚资本在经济上的垄断统治，维护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③经济建设必须工业、农业同时并重。④尽量利用外资，引进外国先进技术。⑤一个独立富强的中国，要以一个民主的中国为前提，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就不会有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马寅初先后发表有《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联系中国实际来谈谈综合平衡理论和按比例发展规律》、《新人口论》等40多篇论文和专著。《新人口论》是马寅初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重要成果，系统地阐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性质、表现形式和解决的办法。他认为中国的确存在着严重的人口问题。人口基数大、增殖快。“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六亿多人口吃掉了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因此，“控制人口，实属刻不容缓，不然的话，日后的问题益形棘手，愈难解决”。马寅初提出了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途径：①积极发展生产；②控制人口数量；③提高人口质量。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他特别强调，提倡晚婚，实行计划生育；在提高人口质量方面，他认为只有提高人们的知识水平，才能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度发展，才能有生产力的高速度发展，国家和人民才能富强起来。在《新人口论》中，他还批判了T.R.马尔萨斯的反动人口论，指出“两个级数”是虚构出来的，马尔萨斯消除“过剩人口”的所谓“积极抑制”和“道德抑制”手段是反动的；指出马尔萨斯人口论的目的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试析马寅初与毛泽东的友谊是40年代建立的。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参加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并参观苏联图片展览。当时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的马寅初亦应邀与会。在会上，毛泽东与马寅初相互致问候，从此二人有了直接的交往。1951年6月，马寅初任北京大学校长。北京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学府，具有很高的声誉。作为这样一所大学的校长，马寅初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是年秋，马寅初在中南海开会，遇见了毛泽东，便对他说：“要兄弟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马老，你要我怎样的支持？”毛泽东笑着问。“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就请不要拒绝！”“这个好办。”马寅初话音刚落，毛泽东紧接着风趣地说：“我批准了！马老校长，我给你这个‘尚方宝剑’！”马寅初得到这把“尚方宝剑”后，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京大学讲演，如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以至周恩来总理。1951年国庆节，马寅初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正好站在毛泽东的身后。当北京大学学生游行队伍举着红楼模型通过时，毛泽东问马寅初：“红楼还是原来样子吗？”“一切还是原样，没有丝毫损失！”马寅初说：“你和李大钊在红楼的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正交谈间，突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看着游行队伍，关切地说：“马老，您的学生淋雨了，我给您派人打电话，通知学校，让食堂给大家准备姜汤。”马寅初激动地说：“谢谢主席关怀！”游行结束，马寅初回到北京大学，看到同学们正喝着滚烫的姜汤时，便兴奋地把在天安门城楼上与毛泽东的谈话告诉大家，鼓励同学们：“今后更加努力奋进，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关怀……”50年代中期，马寅初在浙江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后发现，农村人口增长率一般在百分之三四，他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从而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口论”。他的这一见解第一次在1955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上提出后，立即引起很大反响。著名爱国人士邵力子，著名科学家竺可桢、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等都表示赞成和支持。但也有一些人持不同看法，认为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讨论过，中国也不要讨论。这样，这一问题就没能展开讨论，也就没有引起更大的关注。两年后，即1957年春天，在毛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他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和肯定。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人家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周恩来、刘少奇也发言，表示赞同马寅初的意见。马寅初受到极大鼓励，感到了与共产党人心息相通，无比兴奋地说：“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一件可喜的事。因此，我对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兴奋，马寅初难免说出几句失当的话。在一次人口论的演讲中，他说：“中国人口这样发展下去，十年后有八亿一千万、五十年后多少？吓死人！二十六亿一千九百万。吃的东西怎么办？上山去开荒？向外发展嘛，那就不能和平共处。”大概就是这句“向外发展”，影响“和平共处”的话，成了“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口实，受到批判。毛泽东知道后，一次在与马寅初交谈时提醒他：不要再谈这句话了。马寅初虚心接受，还诚恳地写出大字报作公开自我批评。但后来，由于康生、陈伯达插手其间，利用这一学术争端，兴风作浪，硬说马寅初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康生还说，马寅初的马不是马克思的马，而是马尔萨斯的马。马寅初由此遭到错误的批判。虽然马寅初的内心十分痛苦，他仍然是毛泽东的朋友；他对毛泽东的崇敬和友谊，仍是真诚的，纯洁的。60年代初，他看到学习毛泽东著作的形式主义和庸俗化倾向以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愈演愈烈，深感忧虑。在一次会上，有人对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作过头的颂扬，说是《毛泽东选集》四卷一千年两千年后仍可运用。马寅初听了不以为然。他说，对毛泽东的这种恭维，是在搞个人崇拜。“这种个人崇拜是败坏毛主席的‘糖衣炮弹’。”他多次表示，毛泽东是历史上的伟大人物，要吸取斯大林生前被神化身后被指责的教训，不要搞个人迷信。他忧心忡忡地说，搞个人崇拜“是害了毛先生”，“我们要爱护毛主席”。由于50年代对马寅初人口理论的错误批判，致使我国计划生育工作迟迟没有起步，人口激增，成为今天制约我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因素。过多的人口，不仅在今天，而且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是一个沉重的包袱。70年代初，问题就暴露出来了。马寅初度过了他政治生活的困难时期，高兴地看到了我党对人口理论认识的变化以及采取的计划生育措施。他本人晚年得以复出，担任北京大学的名誉校长，直至病逝。毛泽东当初对马寅初的人口理论的支持是十分正确的，遗憾的是没有支持到底，对陈伯达、康生等人的错误批判未能阻止，以致在人口政策上发生失误，这是严重的教训。邵飘萍是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五四”时期，毛泽东在长沙办《湘江评论》、《新湖南》，为《大公报》、京、沪等地报纸投稿，干得风风火火，熟练泼辣，这得益于谁呢？得益于在北大旁听时给他讲课的邵飘萍。邵飘萍给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评点原文我参加了哲学会和新闻学会，为的是能够在北大旁听。在新闻学会里，我遇到了别的学生，例如陈公博，他现在在南京当大官；谭平山，他后来参加了共产党，之后又变成所谓“第三党”的党员；还有邵飘萍。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的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邵飘萍简介邵飘萍(1884～1926)，著名新闻记者、主笔、文化战士。曾名振青。浙江金华人。他14岁中秀才，18岁毕业于浙江高等学堂。青年时，从崇拜康梁到崇拜孙中山。1912年在杭州创办《汉民日报》，一年后即因反对袁世凯而被查封，其间曾三次入狱。1914年赴日留学，组织东京通讯社，向国内各报发稿，揭发日本侵华野心和“二十一条”真相。1916年春，应上海新闻界电邀回国，先在《申报》、《时事新报》、《时报》等担任主笔，继之应聘为《申报》长驻北京记者，为该报日拍新闻专电。1918年在北京创办新闻编译社，为国内第一个通讯社，以消息准确迅速蜚声海内，新闻记者的社会地位因此得以提高。同时在北京大学等校讲授新闻学。1918年还创办著名日报《京报》，宣传十月革命，传播社会主义，支持南方革命政府。五四运动时，《京报》发挥其“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的宗旨，揭发段祺瑞政府卖国罪行，被下令查封。邵本人被通缉，流亡日本。在日期间，仍从事新闻事业，并研究社会主义思潮。1920年回国，复刊《京报》，在平民大学执教，办报学系。遇大事，邵必亲自采访，尤重视副刊，《京报副刊》达12种，实兼日报与杂志两长。副刊中最著名的有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西北周刊》更给冯玉祥以直接影响。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支持群众反帝反军阀斗争，《京报》成为讨伐段政府的舆论阵地。4月，段失势出走，奉系进驻北京。4月26日，邵飘萍因“宣传赤化”罪名，被奉系军阀杀害于北京。牺牲时年仅42岁。著有《实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新俄国之研究》等。试析邵飘萍是一个赢得青年毛泽东敬重，并对毛泽东产生较大影响的新闻记者，直到晚年毛泽东都对他记忆犹新，深深怀念。毛泽东认识邵飘萍是在1918年。那年8月，毛泽东从长沙来到北京，为解决生活开销，由杨昌济介绍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职责是在红楼第二阅览室管理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虽然待遇菲薄，工作琐碎，但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在这里他可以阅读各地的报纸，旁听北大有兴趣的课程，参加学校设立的各种学术团体的活动。由于他爱读报，便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于1918年10月14日成立，蔡元培被选为会长，亲自为该会制定了8条简章，其宗旨为“灌输新闻知识，培养新闻人才”。研究会每周都有讲课活动。邵飘萍兼任导师，讲授办报经验。研究会还办了一种《新闻周刊》，由会员撰写稿件，作为实习阵地。戈公振著《中国报学史》称该会为“中国报业教育之发端”，该刊为“中国惟一传播新闻学识之报纸”。毛泽东获得听讲半年的证书。1936年他在延安窑洞同斯诺谈话回忆自己的经历时谈到邵飘萍。直到1974年，81岁的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还曾提到邵飘萍其人。邵飘萍为什么对毛泽东影响那么深呢？首先他是一个站在时代的最前面，以报纸和新闻做手段，鼓吹新思想、传播新文化的勇敢战士和报人，他敢于冲锋陷阵，不畏任何强暴，终于以身殉职。1918年10月5日《京报》创刊时，他在编辑室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字，勉励同人“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他本人就实践了这四个字。在北大新闻学研究会担任导师时，他已有自己的著作《新闻学总论》和《实际应用新闻学》，向会员系统地传播有关报纸的作用、任务，以及如何组稿、采访、编辑、校对、排版、印刷等整套业务知识，并且介绍国内报界和世界各重要通讯社的情况。他非常强调新闻的作用，认为“新闻是社会的耳目”，“与社会有莫大关系。报纸的任务就是供给新闻，代表舆论，提倡道德，传播知识，协助工商业的发达”，等等。他强调新闻之第一要义为：“确实”，尊重事实，摒除偏见，反对以讹传讹，颠倒是非，尤其反对刊登黄色新闻。他以自己多年办报和当记者的经验，帮助学会的《新闻周刊》，将一个星期之内国内外各种重要新闻，做出系统的记载，并加评论。这种从理论到实践的教育方法，现身说法的实际经验，其人格力量和辣手文章，无疑给学员以深刻影响。此外，邵飘萍还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早宣传社会主义思潮、马克思学说和介绍十月革命的少数人之一。他在新闻学研究会的教学活动中，也贯彻了他这方面的思想观点。1919年，他还将自己在日本学习所得，编成两本当时最符合形势需要的书，一为《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一为《新俄国之研究》。前者在商务印书馆出版后，风行一时。上编为《社会主义之概念与历史》，其中“德国社会主义之发达”一章，详细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学说：“彼两人之著书，对于现在之社会经济状态，下深刻之批评。明示社会发达之倾向，社会主义社会有必然实现之趋向，而说明真理之路。其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学说，成为近世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心色彩。”又介绍《共产党宣言》：“此宣言之内容，至今世界各国学者研究社会主义，每引证之，以为立说之张本，实于世界社会主义史上，占重要之地位。”“其有名之语曰：‘由来一切社会之历史，阶级斗争之历史也！’继又介绍马克思的《资本论》：‘自马克思此书出世，从前空想的社会主义，至是乃形成科学的社会主义，且供给实行方面，为德国社会民主党之党纲。’”此书下编分述6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概要：国家社会主义，马克思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之“修正”，无政府主义，布尔什维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重点介绍了布尔什维主义，并说：“在布尔什维克联系下，俄国革命于1917年11月7日宣告成功。”“据悉，劳农政府已对我国宣言，抛弃其旧俄帝国在华所得权利。我国政府虽无相当表示，然已觉研究俄事之急要。”《新俄国之研究》一书出版后，即销售一空。这两本书，估计毛泽东当年很有可能读到过。五四运动时期，在湖南从事学生运动、驱张运动、新文化运动、湖南自治运动和后来的工人运动时，毛泽东十分注意运用新闻报刊作武器，或自己办刊物，办通讯社，或利用报纸，充当记者。这无疑同参加新闻研究会的半年活动，以及邵飘萍的教学，有直接的关系。五四时期，毛泽东先是在长沙主办《湘江评论》周刊，自己撰稿，当编辑，做校对，跑印刷厂；《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接着主编《新湖南》周刊，又被封后，就当时有关事件，向湖南《大公报》接连投稿，驱张运动时，无法利用长沙的报纸，直接向京、沪的报纸投寄文稿，揭发张敬尧的祸湘罪行；为扩大驱张运动在全国的影响，在北京办平民通讯社，从编写稿件到油印发行，一手包办；又协助彭璜在上海办《天问》周刊。湖南自治运动时，创办著名的文化书社，在全省推销报刊书籍；支持何叔衡等办《湖南通俗报》，同湖南《大公报》的负责人结成同盟军，在该报接连发表10篇檄文，还充当该报的特殊记者，为蔡元培、罗素等人来长沙讲演时做记录，记录稿随即在报纸上发表。从事工人运动时，湖南《大公报》仍一直是工人运动的宣传阵地。由此可知，为什么多年之后，毛泽东还要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始终对他怀有感激之情。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一部《革命军》，振聋发聩，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印刷20多次，发行上百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之首。该书的作者不过是一位年仅19岁的青年！他就是邹容。对于这样的革命家，又是这样年轻的革命家，毛泽东怎能不由衷钦佩，向革命的人们推荐学习呢？！毛泽东评点原文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邹容也是四川人，他的日文很好，而且是在四川学的。“苏报案”是由邹容写的《革命军》引起的。他写这本小册子时只有18岁，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革命军》一出，上海的《苏报》为之介绍宣传，章太炎为之作序，影响极大。于是，清政府大为恐慌，下令抓人并查封《苏报》，《苏报》是当时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上海的主要舆论机关，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柳亚子等都在该报发表文章，抨击封建君主专制，鼓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并同康有为、梁启超等保皇派进行论战。邹容是青年革命家，他的文章秉笔直书，热情洋溢，而且用的是浅近通俗的文言文，《革命军》就很好读，可惜英年早逝。邹容简介邹容(1885～1905)，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重要宣传家。原名绍陶，谱名桂文，又名威丹、蔚丹。四川巴县(今重庆)人，出身于富商家庭。6岁时入私塾读书，聪颖好学，不几年就读完了四书五经和《史记》、《汉书》等史学名著。父亲对他登科入仕抱有很大期望。1898年，13岁的邹容与大哥一起到巴县参加童生考试，头一场，便因愤于考题生僻而罢考。为此遭到父亲的一顿毒打。他抗辩说：“臭八股儿不愿学，满场儿不愿入，衰世科名，得又有何用？”父亲强迫他入重庆经书书院学习，因“非尧舜，薄周礼”，蔑视旧学而被开除。于是，从日本人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学习英语、日语，浏览介绍西方近代文明的新书时报，逐渐向往变法维新。戊戌政变后，他受到很大震动。他钦佩谭嗣同的英勇行为，大胆地把谭的遗像立于座右，题诗一首：“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惟冀后来者，继起志勿灰。”既表达了对谭嗣同的哀悼，又以继起的“后来者”自居，述出了自己的志向。随着留学热潮的兴起，邹容受其影响，决心到海外学习。而他的父亲，觉得无法把他禁锢在科举的道路上，也希望他能通过留学来获取朝廷赐予的功名，所以同意了。1901年7月1日，邹容离开重庆赴成都投考留日官费生，成绩优秀，却因思想倾向维新，在临行时被取消资格，遂决计自费赴日留学。1902年秋，到达东京，入同文书院。饱览《民约论》、《法意》等西方启蒙名著及《国民报》等进步刊物，仰慕法国革命、美国独立，始撰《革命军》初稿。他投身中国留日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1903年1月29日在东京留学会馆举行新年团拜会时，公开倡言反清革命。此后，凡出席留学生集会时必争先演说。3月31日，因愤于清政府留日陆军学生监督姚文甫的丑行，他与同学一起强行剪了此人的发辫，揭露其压迫学生的劣迹。为了避免清政府迫害，他于4月返回上海，住入爱国学社，结识章太炎，成为莫逆之交。这时，恰逢拒俄运动发生。4月27日，他在张园拒俄集会上登台演讲，言辞激越。30日，张园再次集会时，又痛斥冯镜如借设“四民总会”鼓吹改良保皇的谬论，明辩拒俄宗旨，签名加入拒俄义勇队。5月，为团结全国学生，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在此期间，邹容意气风发，豪情横溢，完成《革命军》一书的写作，由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印行，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表示为革命事业甘当一名有进无退的勇敢战士。章太炎为该书作序。全书凡七章，约两万字。通篇以犀利明快的语言颂扬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抨击封建专制主义，号召推翻卖国的清王朝，模拟美国革命独立，建立“中华共和国”，被《苏报》刊文誉为“今日国民教育之一教科书”。《革命军》出版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当局制造《苏报》案后，章太炎被捕，邹容闻讯，于7月1日至巡捕房投案，被囚于租界监狱。在法庭上，他义正词严地自比卢梭；在监狱里，与章太炎赋诗明志，相互砥砺。邹容被租界当局判监禁两年，折磨致病，1905年4月3日在狱中口吐鲜血而死，年仅20岁。遗骸葬上海华泾乡。1912年3月29日，经孙中山批准，由南京临时政府追赠为“大将军”。遗著辑有《邹容文集》。试析在毛泽东丰泽园的故居藏书中，有一本邹容的《革命军》，书扉页邹容的肖像旁边，至今保留着毛泽东阅读此书时挥笔书写的章太炎狱中赠邹容的那首诗：“邹容吾小友(弟)，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当(须)掺手，乾坤两只头。”表达了毛泽东对这两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的无限钦佩和深深怀念。毛泽东十分欣赏邹容的大作《革命军》，称之“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全书包括绪论、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革命独立之大义和结论等七章。书中从中国上下古今的政治、学术、伦理、道德、宗教、习俗等谈起，援引英、美、法等资产阶级革命为例，论证：“革命者，顺乎天而应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败而存良善者也；革命者，由野蛮而进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隶而为主人者也。”他大声疾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与世界列强并雄，不可不革命。”《革命军》以“天赋人权”为思想武器，猛烈抨击“皇权神授”的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推翻清朝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等二十五条革命纲领。所以，《革命军》一出版，立即产生强烈反响，人们争相购买传阅，先后印刷20多次，发行上百万册，居当时所有革命书刊发行量之首。《革命军》出版后的一个月，即1903年5月，《苏报》转载了邹容的《革命军自序》，其后又发表了章士钊的《读〈革命军〉》，章太炎的《介绍〈革命军〉》等文章，前者赞誉《革命军》是“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后者主张将此书“普及四万万人”。《革命军》的出版与传播，使清廷极为恐慌，于是制造了文字狱——《苏报》案。查封了《苏报》，逮捕了章太炎。邹容为了替章太炎分担责任而自动投案。在法庭上，邹容以顽强的意志和敌人作斗争，宣讲革命大义，揭露敌人的暴行。敌人恼羞成怒，判处他和章太炎永远监禁(即无期徒刑)。由于社会各界的强烈抗议，才改判章、邹分别为三年和两年的有期徒刑。牢狱生活极为残酷。连续的过重审讯不说，即使平时，吃的是带稃的马麦饭，到胃中根本不能消化，再原样大便出来，因这样致死的囚徒即十之三四。再加上狱卒非常暴戾，动不动就对囚徒拳打脚踢，不管什么部位，往往把人踢打倒地后众狱卒再围而击之，一直把人弄到昏死，更有种种不堪名状的私刑。在这种环境中，邹容的身体越来越坏，入狱不到两年便吐血而死。邹容的生命短暂得像一颗倏忽而逝的流星，然而，他在这短暂生命里吹奏出的嘹亮的革命号角，却继续激励着推翻清王朝、创建“中华共和国”的斗争。孙中山对《革命军》一书极为推重，亲自携带多处散发，并积极组织翻印传播，曾指示说：“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效果。”在《革命军》出世8年，邹容死难6年之后，辛亥革命取得了胜利。作为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宣布，邹容“当国民醉生梦死之时，独著书立说，激发人心”，因此追认为“大将军”。毛泽东多次阅读章太炎和邹容的文章，以及有关《苏报》的材料，据当时为他管理图书的同志记载：1958年2月，1961年7月，1963年3月、7月，5年间4次阅读。他对章太炎和邹容的笔锋犀利的文章和英勇的革命精神深为钦佩。他曾对吴冷西和田家英等人说：“章太炎入狱时，邹容本来未被抓，得知章太炎已被捕后，不忍老师(邹称章为老师，章比邹大15岁)单独承担责任，毅然自行投案，终于病死狱中，时年仅20岁。”言谈之中，流露出对这位青年革命家的赞赏和惋惜之情。吴玉章曾经赋诗赞颂邹容：“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的确，邹容的革命精神、政论文风和历史功绩，给思想理论工作者以昭示，令后人景仰。朱德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面对张国焘的威逼利诱，他坚贞不屈，大声说：“朱毛朱毛，朱毛在一起。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联系！”决不同意另立“中央”，决不反对毛主席！这就是朱总司令的节操。“文革”中有人要打倒朱德，毛泽东又出来说话：“朱德是红司令”，“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毛泽东评点原文人民的光荣。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朱德简介朱德(1886.12.1～1976.7.6)，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之一，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马鞍场李家湾一个佃农家庭。原名朱代珍，后曾改名朱建德，字玉阶。幼年入私塾，一面读书，一面劳动。1905年入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学习。1907年入成都四川高等学堂附设体育学堂学习。1908年在仪陇县高等小学堂任体育教习兼庶务。1909年在昆明入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同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11年在讲武堂毕业后，被派到云南新编陆军当副目(副班长)、司务长。同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时任队官(连长)，参加攻打总督衙门的战斗。辛亥革命后，参加援川军，支援四川起义军。1912年返回昆明，任讲武堂军事教官。1915年起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1917年升任旅长，在四川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段祺瑞的护法战争。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毅然抛弃高官厚禄，于1922年到上海、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曾先后会见孙中山和陈独秀。同年9月前往德国留学，11月由中共旅欧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干部。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曾以部分枪支武装农民自卫军。1927年8月，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副军长、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在潮汕地区失败后，同陈毅率领余部坚持斗争，保存革命力量。1928年1月，发动席卷十余县的湘南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第3、第7、第4师。同年4月，同陈毅率起义部队和农军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红军)第四军，任军长。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后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先后和毛泽东、周恩来指挥红一方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围剿”。1934年10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议确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领导。会后朱德继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长征途中，他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率领和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和扩大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1937年10月，经他和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建议，恢复了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加强了部队的政治工作。1938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和各种战法，对指导和推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起了重要作用。1940年5月，从前线返回延安后，直接参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战争。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后，他同毛泽东一起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军开展全面反攻，解放了华北、华中等广大地区。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彻底推翻了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反动统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起，还连续被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朱德重视加强国防建设。他还经常深入陆海边防和军营哨所视察，了解部队的训练、执勤和生活情况。1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到错误的批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他进行了抵制。1976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终年90岁。其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试析朱德是举世公认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毕生精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同毛泽东合作较早，相知最深，相互支持，毕生并肩。毛泽东对他作了很高的评价。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贫苦佃农的家庭。那是个险路交错的山区，县城就坐落在高山顶上。他的少年时代是在家乡度过的。贫困的家境，坎坷的生活，山区劳动人民勤劳、朴实、勇敢、顽强的品质，培养了他渴求光明、奋发图强、刚毅果敢、坚忍不拔的精神。这种精神，一旦和革命理想、革命事业结合起来，就放射出夺目光彩，成为他蹈险履难、革命到底的动力。朱德在青年时代，已深感我们的祖国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中。外国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中国封建王朝的腐朽统治，把国家和民族已推到濒临灭亡的边缘。为了拯救祖国，他苦心焦虑地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1909年，他在云南陆军讲武堂学习的时候，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他积极参与推翻清朝政府的辛亥革命，又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护国战争中站在斗争的前列，英勇善战，功绩卓著。但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不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中国人民仍然处在贫困和苦难的深渊中。中国的真正出路在哪里？他在苦闷中继续探索。1917年他已升任旅长，月薪大洋1000多元，可谓“高官厚禄”了。但他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从黑暗中看到了曙光。他认识到除了信仰马克思主义，走共产党指引的道路之外，再没有别的选择。于是，他毅然抛弃高官厚禄，先后到上海、北京寻找共产党，未能如愿，但仍不灰心，1922年一直找到德国柏林。朱德在柏林经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入党以后，就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了党。从枪林弹雨、出生入死的民主革命时期到百废俱兴、曲折坎坷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从风餐露宿、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到艰苦创业、日理万机的和平岁月，顺境也好，逆境也好，他始终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诚实正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的革命信念、革命意志，每逢关键时刻就表现得尤为突出。1927年10月，当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失败时，余部孤立无援，强敌尾追，饥寒交迫，军心涣散。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朱德泰然自若。他对部队说：中国革命现在失败了，但黑暗遮不住光明，只要保持实力，革命就有办法，就能成功。他拿俄国革命胜利所走的曲折道路作比喻：“1905年俄国革命失败了，留下来的‘渣渣’就是十月革命的骨干。我们这一次就等于俄国的1905年，我们只要留得一点人，在将来的革命中间就要起很大的作用。过去那个打法不行，我们现在‘伸伸展展’来打一下。”10月下旬，在信屯城西路20多里的一座小山坳中，朱德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全体军人大会。会上，朱德首先宣布，今后这支队伍就由他和陈毅同志来领导。他大义凛然地说：“愿意继续革命的跟我走，不愿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他斩钉截铁地说：“就是剩下我一个人，也要革命到底。”他的坚定和乐观，强烈地感染并鼓舞着大家，终于渡过难关，使这支具有北伐战争和南昌起义优良传统的革命武装队伍得到保持和发展。1928年初，又发动了湘南起义，接着上了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实现了中国革命史上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师，成为井冈山的主力之一，走上了开辟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二万五千里长征中，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朱德同志遵照党的指示，与张国焘一起指挥左路军北上。途中，他与反对中央北上方针的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面对张国焘的威逼胁迫，朱德坚定地说：天下红军是一家，是党中央领导下的一个整体。“朱毛”在一起好多年了，全国和全世界都闻知，要我去反对毛，做不到！“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联系。”“北上的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反对它”。他批判张国焘另立“中央”是要不得的，“你这个中央是非法的”。朱德与张国焘的斗争，既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又注意方式，强调团结。他为我们党战胜张国焘的分裂活动、维护红军的团结和实现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后来曾深情地赞扬朱德“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十年动乱中，朱德身处逆境，遭到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诬陷和迫害。但他始终坚贞不屈，与之进行顽强的斗争。他把自己的荣辱置之度外，最关心的却是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1975年3月6日，他在89岁高龄仍然奋笔写下了“革命到底”四个大字，用以激励自己和教育后人。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宝库中，含有朱德的重要贡献。在井冈山时期，为了有效地对付敌人的“进剿”和“围剿”，朱德通过实践，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打法，然后上升到理论，提出了有名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毛泽东在后来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中，称赞十六字诀是“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在毛泽东、朱德的领导下，运用正确的战略战术，不断取得了粉碎敌人多次“进剿”、“围剿”的重大胜利，使井冈之火，渐成燎原之势。他在《论解放区战场》的名著中，系统总结了井冈山以来的建军经验，深刻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宗旨和原则，以及养兵、带兵、练兵、用兵、军事指挥、政治工作、瓦解敌军、军事装备、主力军与后备军的关系等重大问题，对我军的建设发展，起了重要指导作用。在人民战争中，他和毛泽东一起，制定了敌强我弱、敌优我劣条件下的整套战略战术原则，领导我军实行不同历史时期的战略转变。反“围剿”中，长征途中，抗日烽火中，解放战争中，他参加组织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战斗，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光辉奇迹。社会主义时期，他居安思危，对继承和发扬我军优良传统，加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极为关注，多次到部队视察，观看演习，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朱德有个特点，那就是“庄稼人”的风度。他终生不忘劳动人民，始终保持普通劳动者的本色。他密切联系群众，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战争年代的行军路上，他常把马匹让给伤病员和女同志骑，自己跟着队伍行进，帮战士背枪、背行李、挑担子。有些同志不知他是总司令，称他“老伙夫”、“老头”、“同志哥”，他都亲切应答，乐呵呵的，瞬间就和大家打成一片。过草地时，为了寻找能吃的野菜，他亲自找藏胞调查，并率先带人去挖，尝过后才让部队吃。部队宿营时，他不住深宅大院，愿住普通民房，便于访贫问苦，和群众交朋友。建国后，朱德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朴素作风，过着相当节俭的生活。对子女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他有一子一女，儿子是工人，女儿是教师，他从未利用自己的地位和社会关系对他们做过特殊照顾。他认为，有些年轻人只追求个人享受，不愿为人民利益艰苦奋斗，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关系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他说：“希望我们青年一代，坚决克服个人主义，树立集体主义，并以模范的实际行动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对于一些尚未成年的少年儿童，也应该加强勤俭教育，特别是对于一些家庭生活比较富裕的少年儿童，这方面的教育更为迫切需要。”解放初期，他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为了在共产党执政后保持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他苦口婆心地教育党员和干部反骄破满，防止贪污腐化。他说：“从俭入奢易，从奢入俭难。勤俭建国家，永久是真言。”他的言传身教，教育和影响着广大党员和干部，为实现现代化目标而继续奋斗。1946年12月1日，是朱德六十寿辰。延安举行了祝寿活动。祝寿前夕，《解放日报》在11月27日发表了中共中央的祝词，从11月29日起，延安全城悬旗三天。中共中央及中央局，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都为朱德的六十寿辰题词、撰文、致电，表示祝贺。毛泽东的题词是：“人民的光荣”。中共中央的祝词是：“人民庆祝你的六十年生日，因为你是中国人民六十年伟大奋斗的化身”，“你对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的无限忠诚，你的不怕艰难危险，不求个人名利的牺牲精神，你的联系群众、信任群众、视民如伤、爱民如子的群众观点，正在鼓舞着全党全军为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到底。”“你的六十大寿是中国共产党的佳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佳节，是全解放区和全国人民的佳节。今天反动派还在进攻”，“你的寿辰正是战斗的号召，胜利的号召！全解放区军民，一定要用胜利的自卫战打退和粉碎反动派的进攻，作为替你祝寿的纪念品！”周恩来的祝词说：“举世人民公认，你是中华民族的救星，劳动群众的先驱，人民军队的创造者和领导者”。“全党中，你首先同毛泽东同志合作，创造了中国人民的军队，建立了人民革命的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写下了新的纪录。在毛泽东同志旗帜之下，你不愧为他的亲密战友，你称得起人民领袖之一。”“你的革命历史，已成为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里程碑。”中共中央的祝词、毛泽东的题词和周恩来的祝词，是对朱德革命道路、丰功伟绩、伟大人格的恰当评价，教育人们学习朱德的榜样，做忠诚党、忠诚祖国和人民的好战士。蒙哥马利很开明“我看得出你很开明。”这是毛泽东对西方将领的第一次夸奖，也是少有的夸奖。这位蒙哥马利元帅为何赢得毛泽东的夸奖呢？他有什么开明之处？毛泽东评点原文我看得出你很开明。少奇、恩来、小平三同志阅。很有意思，必读之书。毛泽东六月二十一日蒙哥马利简介蒙哥马利(1887.11.17～1976.3.25)，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的杰出指挥官之一。北爱尔兰人血统，生于伦敦。曾在伦敦圣保罗学校学习，1908年毕业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崭露头角，曾在法国、比利时战场服役，以干练和坚强著称，战后留任军官。1920年进入坎伯利参谋学院学习。1934年调任奎塔参谋学院任主任教官。1937年任旅长、师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蒙哥马利率远征军第三师开赴法国作战。曾参加指挥敦刻尔克撤退。回国后，奉调任德军入侵威胁最大的英格兰东南地区司令官。1940年7月任第五军军长。1942年8月，蒙哥马利奉命赴北非，接管第八集团军。1942年10月23日至11月4日在阿莱曼地区率部与德、意军队激战，取得重大胜利，从而扭转了北非的战局，把隆美尔赶出埃及。随后第八集团军与盟军配合于1943年5月在突尼斯全歼北非残敌。阿莱曼战役后，蒙哥马利受封为爵士，并晋升为陆军上将。1944年统率盟军进入法国。6月6日，协助D.D.艾森豪威尔指挥诺曼底登陆。1944年9月1日，晋升为陆军元帅。此后，率领英国和加拿大部队转战法、比、荷、德。1946年被封为子爵。1946年至1948年任帝国总参谋长。1948年至1951年任西欧联盟主席。1951年至1958年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队副司令。1958年，蒙哥马利结束了50年的军旅生涯而退休。他是英国历史上服役最久的将领。他的特点是坚持在每次出击以前，在人力、物力上做好充分准备，虽然对于战争来讲，延缓了进程，但却稳妥可靠，并保证了他在部下当中的声威。1960年和1961年，蒙哥马利两次访问中国。1976年3月25日，在英格兰汉普郡奥尔顿逝世。终年90岁。著有《回忆录》(1958)、《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和《通向领导的道路》、《战争史》(1961)等书。试析蒙哥马利是一位杰出的西方军事将领，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立下了反法西斯功勋而闻名于世。毛泽东对他无疑是了解的。这位元帅勤于思索，写有一些著作。毛泽东1960年6月读过他的一本书：《一种清醒的作法——东西方关系研究》，并在书的封面用红铅笔批注：“很有意思，必读之书。”并建议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同志阅。该书系北京编译社根据伦敦柯林斯出版公司1959年英文版翻译，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60年3月作为内部读物出版。全书5.1万字左右。大32开平装本。毛泽东除写批语外，还在书名和“世界知识出版社”下面分别画了粗粗的曲线，在“蒙哥马利”下面画了粗粗的横线。毛泽东的批语是6月21日写下的。此前一个多月，即1960年5月，蒙哥马利元帅曾来中国访问。这次访问是他本人向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毛泽东批示“非常欢迎他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5月27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了正在中国访问的蒙哥马利元帅并共进晚餐。《一种清醒的作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1959年东西方外长会议期间，蒙哥马利在牛津大学做了两次讲演，并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西方应采取“和平取胜”的新策略，逐步同苏联达成协议，通过所谓“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方式，“使苏联变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部分”，最后战胜共产主义；分析了东西方阵营力量对比的变化，提出未来的斗争将是政治和经济的斗争，更是意识形态和争取人心的斗争，强调应通过谈判缓和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并提出，争取一个“友好的中国”是西方两大政治目标之一，等等。后来他把这些文字和讲演汇集成书，这就是《一种清醒的作法》。一年之后，蒙哥马利第二次来华访问。1961年9月23日，毛泽东在武汉接见了这位英国元帅，并共进晚餐。在这次接见中，毛泽东称赞这位英国元帅说：“我看得出你很开明。”这是毛泽东对西方将领的第一次夸赞。因毛泽东要回北京参加国庆活动，所以这次谈话时间不很长。谈话结束时，蒙哥马利对毛泽东说：“同主席先生谈话，很受教益，我希望明晚再谈一次。”毛泽东告诉他，明天要离开武汉到别的地方去，以后还有会面的机会。蒙哥马利为请求不能如愿，不免感到有点遗憾。可是，第二天凌晨4时，毛泽东突然改变行程，决定继续同蒙哥马利会谈。蒙哥马利再次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两人开始更为深入的谈话。蒙哥马利说：“一个国家，一支军队至关重要的是领袖，人民并不总是知道对他们最有利的是什么，因此领袖必须做出决定。”毛泽东不同意这位元帅的观点说：“人民的意志最重要，当人民信赖一个人时，他们就会接受他的领导和决定，否则，人民就会反对他……”毛泽东的话还没有说完，蒙哥马利就插话说：“这正符合我的哲学，胜利的取得，首先在于赢得人心，一旦你取得你周围的人们为你工作的人们的信任时，就可能取得最大的成就。”诚如毛泽东所言，蒙哥马利的确是一位很开明的人。还是在1960年5月第一次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他就意识到中国在未来世界事务中的力量，他很有把握地说过：“在一定的年限内，中国将成为拥有超过十亿人口的巨大力量的强大国家。”关于销毁核武器问题，蒙哥马利认为核武器的销毁，要等到东西方的不信任和猜疑减少了，裁军协议达成了，所有国家的武装部队从别的国家撤回到它自己的领土以内之后。在他看来：“销毁核武器，是裁军计划中最后的项目，而不是第一项。”蒙哥马利的这种见解，使得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听后连连点头。关于中国发展核武器问题，他1960年首次访华同周总理会谈中就预感到，中国将在1963年或1964年突破核障碍。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感觉很准确，1964年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关于对台湾问题的立场，1960年5月28日，蒙哥马利元帅在上海欢迎他的宴会上说，在亚洲来讲，一个大问题就是台湾问题。作为一个有理智的军人，我一贯认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的政府在北京，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诸如这些开明的政治、军事观点和战略、策略观点，大都在《一种清醒的作法》一书中有所反映。蒙哥马利在该书中，还有这样一段话：“国家都是为了政治原因而走向战争的。在分明就要获得胜利的时候，政治决策便成了首要的事。当时，重要的是怎样指挥作战，能以一种有利于取得和平的政治局势来结束战争。克劳塞维茨的学说是，战争继和平而来；但也可以反过来：和平继战争而来。”这段话毛泽东在阅读过程中做了圈画。最后两句，除分别画了横线外，每句后面还画了一个大圈，在这句话旁边的书页空白处还画了两条粗粗的竖线，使这两句话在书中显得格外突出。毛泽东在这里又画又圈，说明他对蒙哥马利的见解很重视，很赞赏。阅读这本书，对认识和了解西方集团和平演变的战略与策略，他们之间的内部矛盾和内部斗争的情形，对认识和了解蒙哥马利元帅等西方政界、军界要人的政治、军事观点等都不无益处。因此，毛泽东认为《一种清醒的作法》是“很有意思”的“必读之书”，并郑重地推荐给其他中央主要领导人阅读。在西方政要中，有迷信武力的好战者，也有识时务而主张和平的斗争者；有始终坚持敌视中国的分子，也有认识到中国的伟大而主张同中国缓和的人；有冥顽不灵者，也有灵活开明者。蒙哥马利即是属于后一种人。毛泽东对蒙哥马利的评价，说明他对西方政要运用了分析的方法，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态度。柳亚子是有骨气的旧文人既是旧文人中有骨气者，又在政治上与毛泽东有共同语言，还在诗词创作上与毛泽东是知音，这位柳亚子实在不一般，他与毛泽东情深谊长……毛泽东评点原文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象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麟凤……亚子兄：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看见照片，样子老一些，精神还好罢，没有病罢？很想有见面的机会，不知能如愿否？敬祝健康！毛泽东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亚子先生吾兄道席：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可惜我只能读，不能做。但是万千读者中多我一个读者，也不算辱没先生，我又引以自豪了。敬颂兴居安吉！毛泽东十月四日柳亚子简介柳亚子(1887～1958)，原名慰高，字安如；后改名人权，字亚卢；又改名弃疾，字亚子。江苏吴江人。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是近现代旧体诗词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出身大地主家庭。他早年即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光绪二十八年(1902)加入中国教育会。次年入上海爱国学社求学，积极从事诗文创作，自此成为革命派文化宣传队伍中的活跃分子。光绪三十二年(1906)，在同盟会江苏分会创办的健行公学教书，加入同盟会。同时又加入光复会，成为“双料的革命党”。为配合《民报》同改良派的论战，与田桐等出版《复报》。在整个南社存在期间，他始终是实干派和激进派。五四运动时，同情新文化运动。1923年，在家乡主编《新黎里》月刊，宣称“醉心于马克思之学说，布尔萨(什)维克主义”。同年10月，与邵力子、叶楚怆、陈望道等组织新南社。次年加入改组后的中国国民党。1925年任江苏省党部常委兼宣传部长。他积极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和共产党人团结合作，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逃亡日本。次年归国，与鲁迅、何香凝往来。1937年日本侵略军进占上海，柳亚子因病留居租界，自题居室为“活埋庵”。1940年赴港。次年因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拒绝参加国民党中央全会，被开除党籍。1944年在重庆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48年在香港参加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柳亚子先后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柳亚子一生坚持革命，不断前进。何香凝说：“亚子先生自早年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以来，一直坚定地站在革命的立场。他一生坚贞不屈，爱憎分明，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从来没有屈服过。”(《纪念柳亚子先生》)郭沫若认为：“亚子先生是一位典型的诗人。他有热烈的感情，豪华的才气，卓越的器识。他的精神是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的。”(《〈柳亚子诗词选〉序》)柳亚子重视文学的思想性，反对叹老嗟卑的个人主题的吟咏，也反对批风抹月的流连光景之词，主张“国恨家仇，耿耿胸臆间，吐之不能，茹之不忍，于是发为文章，噌镕镗啰，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在诗风上，他崇尚唐音，承继夏完淳、顾炎武、龚自珍三家，贬斥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在词风上，他推崇辛弃疾，誉之为南宋词人第一，贬斥吴文英。对“五四”时期的白话诗，柳亚子最初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文学革命，所革当在理想，不在形式，形式宜旧，理想宜新。白话诗断断不能提倡。到1924年前后，柳亚子转变为白话诗的热烈拥护者。柳亚子是一个以诗歌为武器的政治诗人。他的诗，紧密结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激情，具有鲜明的战斗性。《放歌》批判封建制度，揭示祖国面临的巨大危险；“上言专制酷，罗网重重强。人权既蹂躏，《天演》终沦亡。众生何酣睡，民气苦不扬。豺狼方当道，燕雀犹处堂。天骄闯然入，踞我卧榻旁。瓜分与豆剖，横议声洋洋。”它是柳诗思想内容的一个纲领性表述。《题洪北江〈更生斋诗集〉》批判忠君思想，通过典型的历史人物揭露封建伦理对“读书人”的毒害。他的诗，既慷慨激昂，又敦厚诚挚。他同毛泽东多有唱和，交谊甚深，传为佳话。试析毛泽东对柳亚子不仅有很高的评价，而且有几十年的交情，多有诗词唱和。毛泽东是在1926年5月初识柳亚子的。当时，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举行，毛泽东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柳亚子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二人都参加了这个会。当时柳亚子的政治立场是很鲜明的，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密切配合宋庆龄、何香凝批判蒋介石日益嚣张的反共活动。他是国民党的左派人士。这次会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继3月20日制造中山舰事件之后，又提出旨在破坏国共合作的“整理党务案”。参加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和其他共产党人坚决反对蒋介石的提案，反对陈独秀的妥协退让方针。柳亚子对蒋介石的态度失望，中途退会，行前，赋诗一首，表达了他的意见和苦闷，“潭水伊人渺何处？苍茫万感不禁哀。”这次广州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此后局势的发展，使毛、柳二人长期未能会面。1929年，在白色恐怖遍及全国的时候，柳亚子为表达对革命者的怀念，曾写了《存殁口号五首》。其一云：神烈峰头墓草青，湘南赤帜正纵横。人间毁誉原休问，并世支那两列宁。(自注：孙中山、毛润之)把毛泽东与孙中山并列推崇的，柳亚子是第一人。1932年，柳亚子再度写诗怀念、赞颂毛泽东：“十万大军统掌握，登坛旗鼓看毛郎。”他直接赠诗毛泽东，大约始于1941年。这年11月底或12月初，柳亚子写了一首七律《寄毛润之延安，兼柬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董必武、张曙时诸公》，诗中说：“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品茶。”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思念之情。毛泽东虽没有和诗，但于1944年11月21日给柳亚子写了一封热情的信，赞扬柳亚子有骨气，斗争性强，反动派的高压没有把他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之庆贺。柳亚子受到莫大鼓舞。1945年1月，柳亚子在《新华日报》创刊纪念会上公开宣称“世界的光明在莫斯科，中国的光明在延安”。并撰《延安一首》寄毛泽东，句云“世界光明两灯塔，延安遥接莫斯科”。与此同时，他对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极为不满，并撰《口号二首》，笔锋直指蒋介石“顽旧可怜仍反共，滔滔举世欲安之”，爱憎分明。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两人第二次会晤。中共中央为避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道路，派毛泽东等人于8月28日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这一壮举，使柳亚子深为感动。就在毛泽东抵渝的第三天，柳亚子到曾家岩中共办事处拜访毛泽东，相见欢然。当晚，他赋诗一首，于9月2日刊登于重庆《新华日报》。诗曰：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战尚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笑昆仑顶上头。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同柳亚子几次见面，做推心置腹的交谈。柳每次访罢回家，都有充满激情的诗作。正是读了柳亚子的不少赠诗，在1945年10月4日的信中，毛泽东对柳亚子的诗作了高度评价，认为是“慨以当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10月6日、7日，柳亚子又作两首诗表达他接到毛泽东信后的感受。10月7日，毛泽东又致函柳亚子，由于柳曾向他索取《长征》诗，毛泽东便把自己1936年2月写的《沁园春·雪》录下寄给了他，信中说：“初到陕北看见大雪时，填过一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录呈审正。”毛泽东说自己的这首词“似于先生诗格略近”，透露出他对柳诗的评价和他喜欢柳诗的原因。柳亚子接信与词后，捧读再三，直呼“大作，大作！”并立即交报界发表。又即兴步韵和词一首：廿载重逢，一阕新词，意共云飘。叹青梅酒滞，余怀惘惘；黄河流浊，举世滔滔。邻笛山阳，伯仁由我，拔剑难平块垒高。伤心甚，哭无双国士，绝代妖娆。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词人共折腰。算黄州太守，犹输气概；稼轩居士，只解牢骚。更笑胡儿，纳兰容若，艳想秾情着意雕。君与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与此同时，柳亚子悄悄地将毛泽东赠他的《沁园春·雪》的手迹同自己的和词一并让尹瘦石观阅。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敬，尹向柳索求毛词手迹，柳略一沉思，便慷慨赠与。尹又向柳索求和词手迹，柳又赠与。尹再一步请柳对毛词写一段跋文，柳稍加思索，便欣然命笔，写了一篇跋。全文如下：毛润之沁园春一阕，余推为千古绝唱，虽东坡、幼安，犹瞠乎其后，更无论南唐小令，南宋慢词矣。中共诸子，禁余流播，讳莫如深，殆以词中类似帝王口吻，虑为意者攻讦之资；实则小节出入，何伤日月之明。固哉高叟，暇日当与润之详论之。余意润之豁达大度，决不以此自歉，否则又何必写与余哉。情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恩来殆犹不免自郐以下之讥欤？余词坛跋扈，不自讳其狂，技痒效颦，以视润之，始逊一筹，殊自愧汗耳？瘦石既为润之绘像，以志崇拜英雄之概；更爱此词，欲乞其无路以去，余忍痛诺之，并写和作，庶几词坛双壁？瘦石其永宝之。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亚子记于渝州津南村寓庐。柳亚子是第一个评说《沁园春·雪》的诗人；这篇《跋》是第一篇评《沁园春·雪》的文章。柳的和词和跋文，都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词的豪放气概。毛、柳二人的第三度见面，是在解放后的北平。1949年，党中央筹备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大批民主人士参加。柳亚子应邀于2月27日夜与陈叔通、马寅初、叶圣陶等登华中轮离开香港，3月18日到达北平。25日，毛泽东等从石家庄抵北平，柳亚子去车站迎接。当晚，柳亚子参加了在颐和园益寿堂举行的宴会。次日，他咏诗三首录呈毛泽东，其一云：二十三年三握手，陵夷谷换到今兹。珠江粤海惊初见，巴县渝州别一时。延水鏖兵吾有泪，燕都定鼎汝休辞。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3月28日，柳亚子又撰《感事呈毛主席》一首，诗中流露出虽全国解放在望，万众欢腾之时，而他个人却有一种“退缨”之意。他竟以出无车而弹铗的冯!自况，准备步严子陵的后尘回江南故乡隐居了。这反映出柳亚子还没有脱尽旧知识分子的诗人气质。柳亚子的思想情绪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尽管他当时很忙，仍于4月29日写一首《七律·和柳亚子先生》，以诤友的身份婉言相劝：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州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柳亚子当天读到了毛泽东的和诗。蕴涵在诗中的友情、慰勉、挽留和开导，使他大受教育，深为感动。当即写了两首七律寄呈毛泽东，以抒发自己读毛泽东诗后所受的教益和感激的心情。5月2日，毛泽东到颐和园访柳亚子。在益寿堂里休息喝茶时，两人又谈论起诗词。毛泽东说：柳先生既有清醒的政治头脑，是一位政治家，也是一位大诗人。你写的诗，我爱读，有趣味，有意义。有千百万读者喜欢你的大作，我就是这千百万读者中的一个。柳亚子说：我写的是老一套。我很想写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诗，但是很不成功，我自己也不满意。最近，我拜读了毛主席写的诗词，心里真是痛快。这些诗词通俗易懂，而且寓意深长。毛泽东与柳亚子，他们在政治上有共同的语言，在诗词的写作上，彼此是知音。柳亚子是一个与时俱进的革命者，他是旧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范例。毛泽东对他的高度评价，他是当之无愧的。蒋介石是不拿我们薪水的反面教员毛泽东与蒋介石，既是政治对手，又是军事对手。蒋介石比毛泽东年长6岁，又早一年去世，他们几乎是同龄人。除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两人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对立的斗争状态。斗争的结果，是人所共知的。那么，毛泽东是如何评论这位毕生对手的呢？毛泽东评点原文中国人民现在就要牢牢地记着，不知哪一天的早晨，蒋介石会要下令讨伐所谓“叛逆”的，那时的罪状就是“背叛民国”，就是“破坏抗战”，就是“如汪精卫之流之所为”。蒋介石是擅长这一手的，他不擅长于宣布庞炳勋、孙良诚、陈孝强一流人为叛逆，也不擅长于讨伐他们，但是他却擅长于宣布华中的新四军和山西的决死队为“叛逆”，并且极擅长于讨伐他们。中国人民决不要忘记，当着蒋介石声言不打内战的时候，他已经派遣了七十七万五千人的军队，这些军队正在专门包围或攻打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的人民游击队。在中国，只要提起“人民公敌”，谁都知道这是指着谁。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的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蒋介石现在的内战政策，不是偶然的，这是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贯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此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悔过自新、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又一次忘恩负义，对于日寇则消极应战，对于人民则积极镇压，对于共产党则极端仇视。前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又一次宽恕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已经发动的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但是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定、通过政协决议、宣布四项诺言以后，随即将其全部推翻。人民方面，虽则再三忍让求全，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决心不顾国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进攻。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以蒋介石等人为首的中国反动派，自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反革命政变至现在的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满身鲜血的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吗？难道还没有证明他们是一伙职业的帝国主义走狗和卖国贼吗？请大家想一想，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以来，从一九四五年十月重庆谈判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政治协商会议以来，中国人民对于这伙盗匪曾经做得何等仁至义尽，希望同他们建立国内的和平。但是一切善良的愿望改变了他们的阶级本性的一分一厘一毫一丝没有呢？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背叛孙中山的政策、站在帝国主义反革命战线方面、反对自己国家的人民的，是国民党的蒋介石匪帮。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蒋介石的态度越变越反常了，他坚决地反对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强烈地仇视中国共产党，暗示了他所准备的反共内战的借口。但是，蒋介石的这一切企图是不能成功的。如果他不愿意改变他自己的作法的话，他将搬起石头打他自己的脚。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蒋介石简介蒋介石(1887.10.31～1975.4.5)，中国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浙江奉化县人。清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1887年10月31日)生。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1895年病殁。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其间由陈其美引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一、投身民主革命，获得孙中山的器重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嗣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1912年1月，受陈其美派遣，收买歹徒暗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案发后避往日本，曾办《军声》杂志。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宣告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蒋介石被派往上海、哈尔滨协助陈其美从事反对袁世凯的革命活动。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后，蒋介石奉孙中山命去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1917年7月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1918年3月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去广州登舰侍护40余日，取得孙的信任和器重。同年10月被孙中山派任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1923年2月被任命为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8月奉派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学习军事、政治和党务。二、主持黄埔军校，破坏国共合作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革命军队，孙中山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他组织和领导黄埔军校师生参加1924年10月镇压广州商团叛乱、1925年2月东征讨伐陈炯明、6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乱等战役，战果卓著，因此获得声誉。1925年8月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任军长。10月率师第二次东征，全歼陈炯明叛军。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届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2月兼任国民革命军总监。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对三大政策日益怀疑，嫉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合作共事，疑惧苏联顾问的工作。他于1926年3月20日一手制造“中山舰事件”，5月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党务整理案”，打击和排斥了在第一军和中央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他乘机相继攫取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及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要职。1927年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在广东和东南各省“清党”，从而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三、建立独裁统治，对内镇压对外妥协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对峙。6月，蒋介石与冯玉祥在徐州开会，取得合作反共协议。由于蒋介石在和汪精卫、李宗仁等派系的矛盾和斗争中孤立无援，被迫于8月下野，10月出访日本寻求支持。回国后，离弃妻妾，与宋美龄于12月1日结婚，从此与宋子文、孔祥熙联姻，通过他们加强与美国的联系。1928年1月重任总司令职，2月主持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全面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会上被选举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4月，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组成四个集团军合力北进，战胜了奉系军阀张作霖；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10月任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改组国民政府，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蒋介石调集大量军队，对江西、湘鄂西、鄂豫皖及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工农红军连续发动了三次军事“围剿”，均以失败告终。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奉行不抵抗政策，阻挠军队和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致使东北三省迅速沦丧。蒋介石顽固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在1932年6月对工农红军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失败后，又于1933年10月进行第五次军事“围剿”。经过一年的鏖战，红军因战略指导的错误而失利，乃离开江西出发长征。蒋又调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同时对革命根据地继续“清剿”。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自治”，扩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将反蒋抗日方针改变为“逼蒋抗日”。被蒋介石部署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杨虎城，决心联共抗日，于1936年12月12日毅然发动“兵谏”，在西安扣押了蒋介石。在中国共产党调停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西安事变获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迫停止“剿共”政策。四、实行国共合作，坚持八年抗战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结束十年内战，与共产党实行第二次合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终于建立了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蒋介石积极部署和指挥中国军队开赴华北和淞沪前线抗御日本侵略军。广大爱国将士奋勇杀敌，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战略计划。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作出一些许诺，释放政治犯，修改反动条例，召开国民参政会，全国一时出现一片新气象。但由于蒋介石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军事防御的战略战术，又幻想并等待国际“调停”制止日本侵略，因而不能抵御占有很大优势的日本侵略军，华北、东南和华中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在抗战中迅速发展壮大忧心忡忡，乃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不断制造反共摩擦。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蒋介石积极开展外交活动，与美、英同盟，任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得到了美国的物资和财政援助。五、全面发动内战，在大陆的统治彻底崩溃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一面派出军队抢占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一面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在重庆进行会谈，签订了《会谈纪要》。不久，他悍然于1946年6月全面发动内战，妄图在三至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和人民武装。遭到人民解放军的坚决还击。经过1948年秋冬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战略决战，使蒋介石的主力部队基本上被消灭。1949年1月，蒋发表元旦声明建议和平谈判，但提出了保存“宪法”、“法统”和军队的条件，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批驳。1月21日蒋被迫宣告“引退”，回到奉化，但仍幕后操纵党政军大权，破坏和平谈判。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全国进军。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独裁统治至此终结。1949年12月，蒋介石撤至台湾，收集残部，负隅孤岛。1950年3月他“复职”重任“总统”，此后一再连任四届，并连续当选国民党总裁。他以“三民主义建设台湾”，“反共复国”相号召，维系他在台湾的统治；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但是他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和“两个中国”，坚持了一个中国的民族立场。蒋介石于1975年4月5日病逝于台北，终年88岁。他一生的言论、文电极多，散见于报刊和内部档案。台湾当局编有他的“全集”、“思想言论总集”等。试析毛泽东与蒋介石，既是政治对手，又是军事对手。蒋介石比毛泽东年长6岁，又早一年去世，他们几乎是同龄人。除了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初期两人有过短暂的合作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处在对立的斗争状态。所以，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评论较多，而且多为抨击、贬斥，这是不难理解的。20年代初，蒋介石投奔孙中山，表现出革命热情，取得了孙中山的信任。但孙中山逝世不久，他就背弃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破坏国共合作，及至到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人，从此走上了与共产党人和人民大众为敌的反动道路。为了反抗蒋介石的血腥镇压，周恩来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毛泽东领导发动了秋收起义，红旗插上井冈山，经过22年的武装斗争(包括8年抗日战争)，终于打败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介石在大陆的反动统治，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蒋介石输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战胜了蒋介石。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掌握着全国的党、政、军、财大权，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只占有几块很小的根据地，蒋介石占绝对优势，共产党人居明显劣势。但是，毛泽东指挥工农红军，依靠人民群众，运用游击战争，四次粉碎了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从小到大，由弱变强，令蒋介石寝食不安，徒唤奈何。当日寇步步进逼，妄图灭我中华之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捐弃前嫌，以民族大义为重，希望与蒋介石实行合作，拯救中华。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率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彭德怀等人，联名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该信写道：介石先生台鉴：去年八月以来，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曾屡次向先生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自此主张发表后，全国各界不分党派，一致响应。而先生始终孤行己意，先则下令“围剿”，是以有去冬直罗镇之役。今春红军东渡黄河，欲赴冀察前线，先生则又阻之于汾河流域。吾人因不愿国防力量之无谓牺牲，率师西渡，别求抗日途径，一面发表宣言，促先生之觉悟。……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天下汹汹，为公一人。当前大计只须先生一言而决，今日停止内战，明日红军与先生之西北“剿共”大军，皆可立即从自相残杀之内战战场，开赴抗日阵线，绥远之国防力量，骤增数十倍。是则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敢以至诚，再一次地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则不特吾人之幸，实全国全民族惟一之出路也。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曰，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而愿天下后世之人，视先生为能及时改过救国救民之豪杰。语曰，过则勿惮改，又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这封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既有说服，又有规劝，既有批评，也有厚望，言辞恳切，话都说到家了。如果蒋介石不是顽固到底，读此信后当幡然醒悟，改弦更张。然而，蒋介石执迷不悟，致有十天后在西安被囚，被毛泽东言中。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在中外各方面立即引起了震惊的反应。首当其冲的是南京政府，出现了两种相反的主张：一派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决定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指挥调动军队，准备向西安进攻；一派(以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为代表)反对武力讨伐，主张尽可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保障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在国际上，苏、英、日等国，由于其在华利益各有不同，因而反应不一。形势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局面。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获悉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讨论对策。在12月13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作了重要报告，对张、杨的举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时曾设想“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并“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毛泽东认为：“蒋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立场对他的部下有很多矛盾的，所以他是被这样的矛盾葬送了。”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对西安事变的性质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并且制定出了不与南京政权对立的方针，这就为避免内战，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打下了基础。在对蒋介石个人的处置问题上，当时曾主张罢免他，并交付人民公审，但毛泽东对蒋具有两重性的分析(即有“中间立场”的一面)，为后来的随机应变埋下了伏笔。为帮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中共中央派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赶赴西安。根据新的情况，经过周密分析，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领导人作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促成了蒋介石结束内战，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实现。蒋介石本人也得以度过危机，安全返回南京。毛泽东在1936年12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评说了西安事变。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有一种力量来逼着他转变。”“十年的内战，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而西安事变能和平解决，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起了重要作用。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表现了一定的积极性，毛泽东对他也给予了必要的尊重和配合。但到了后期，他却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不断制造摩擦，甚至制造千古奇冤“皖南事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进行必要的斗争和反击。毛泽东在不同场合对蒋介石表示义愤和抨击。1941年夏，有一天在枣园，毛泽东给来谈工作的彭真、王若飞介绍毛华初，说：“他是烈士的后代，是一个孤儿，是我大弟弟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带的。”彭真说：“带的也是一样！”毛泽东又说：“他这么小，就做过长工，讨过米，还坐过牢。”讲到这里，毛泽东加重了语气，无比愤慨地说：“蒋介石是一个封建法西斯、独裁者。他既世袭了封建主义残酷无情那一套，又照抄照搬外国法西斯那一套……就是在西欧资本主义社会，也是一个犯法一个当嘛。而蒋介石杀人如麻，搞白色恐怖，比封建帝王和法西斯还厉害。一人‘犯法’，要株连九族，连小孩子也不放过。”1943年3月，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该书由当过汉奸的陶希圣执笔。《中国之命运》全书分八章，第一章写中华民族的历史变迁和发展概略；第二章写国耻的由来和革命的历史；第三章说不平等条约的影响；第四章谈北伐到抗战的历史；第五章介绍平等互惠的新约和国民今后的方向；第六章讲革命建国之根本问题；第七章说中国革命建国动脉、命运的决定关头的问题；第八章讲中国命运和世界前途的关系。其核心内容有三个方面：①通过回顾中国的历史，颂扬封建传统的道德伦理观念，以此作为其继续推行封建专制政治统治的理论根据。他认为中国人不是没有自由，而是自由太多，“成了一片散沙”，中国不是缺少民主，而是越出了“法定的界限”。②借回顾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赞美国民党的统治，要人民把中国之命运寄托在国民党身上。③公开攻击共产主义，暗示要取消共产党。指责共产党拥兵自重，是“武力割据”的“军阀”，和平方式已不能产生效果了，断言中国的命运的决定“不出这二年之中”。《中国之命运》一书标志着蒋介石政治思想体系的完成，一出版便被国民党吹捧为“思想的明灯”，“今后努力的指针”。重庆的不少报刊纷纷发表社论，要求中国共产党解散。这样，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事实上成了第三次反共高潮的组成部分。毛泽东很快注意到了这本书的危害，考虑予以回击。他安排陈伯达撰写了《评〈中国之命运〉》，并亲自修改审定，指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在电台两次广播，还印成小册子散发。此外，还让在重庆的南方局将它译成英文本，在外国人士中传播。毛泽东还亲自为《解放日报》写了社论《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以及《中国之命运》的反共宣传。关于中国之命运的论战集中于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与分歧，关系到战后中国的发展方向问题，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因此，在1945年4月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突出阐述了中国存在两种命运，一种是蒋介石已经写了书的，而我们的七大，“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两个前途，仍然存在于中国人民的面前，存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面前，存在于我们这次大会的面前。”因此，在报告中，毛泽东鲜明地阐述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一般纲领、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具体纲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等问题。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本应顺应民心，和平建国，但他蓄意消灭共产党，实行独裁统治。他首先设计了重庆谈判，以遮人耳目，殊不知毛泽东大义凛然，勇敢赴会，在谈判桌上战胜了蒋介石。很快，蒋介石撕破了和谈协定，悍然发动内战。殊不知，仅仅三年时间，共产党人便将他的八百万军队消灭了，他只好跑到台湾岛上去了，在海岛上度过了他的余生。对于蒋介石这个政治对手、军事对手，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蔑视他，抱有战胜他的坚定信念。在艰难的长征途中，毛泽东赋诗明志：“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苍龙”即指蒋介石。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明确指出：“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虽然在中国人民面前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中国人民在美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派的联合进攻之下，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我们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毛泽东一生中夸奖过蒋介石没有？或者说肯定过蒋介石有否积极作用？有，那就是肯定他的“反面教员”作用。1956年9月，毛泽东接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时指出：“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1958年10月2日，毛泽东接见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等六国代表团时，再次指出：“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挣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毛泽东对蒋介石的抨击和贬斥，是针对他代表的反动势力，针对他的倒行逆施，针对他在中国制造的灾难与罪恶。蒋介石虽然已经作古，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表现，人民不会忘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是纸老虎希特勒、墨索里尼是二战期间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党魁。他们指挥的法西斯军队曾经横行一时，不可一世。对于他们，许多人在数年后都谈虎色变。毛泽东却对美国记者说：他们都是纸老虎。毛泽东评点原文希特勒不是曾经被人们看作很有力量的吗？但是历史证明了他是一只纸老虎。墨索里尼也是如此，日本帝国主义也是如此。希特勒、墨索里尼简介阿道夫·希特勒(1889～1945.4.30)，德国独裁者，法西斯党魁。出生于奥地利，早年流浪在维也纳街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参加了德国军队。战争结束后，希特勒在慕尼黑为一个陆军特务组织工作过。1919年，他在一次特务活动中接触并参加了一个名为“德国工人党”的小组织。希特勒很快成为这个党的头子，并把它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1920年，希特勒抛出了纳粹党《二十五点纲领》，公然宣称要建立一个包括所有日耳曼人的中央集权的大德意志国家(即第三帝国)。希特勒特别提出一个煽动民族复仇主义的口号：“废除凡尔赛条约”。这个纲领利用群众对现状的不满情绪，骗取了相当一部分人的信任。1923年11月，希特勒在慕尼黑发动一次“啤酒馆政变”，企图劫持巴伐利亚军政首脑，但因力量不足被镇压。希特勒因此入狱一年。在狱中，希特勒写了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1924年底，希特勒出狱后，立即恢复并改组了纳粹党，建立了冲锋队和党卫队。一批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和野心家如赫斯、戈林、戈培尔等先后聚集到他的周围。1932年，希特勒竞选总统失败。但第二年1月，总统兴登堡任命他为总理。这样法西斯的公开的恐怖专政建立了。1934年，兴登堡病死，希特勒自封为国家元首，称德国为德意志第三帝国。希特勒上台之后，对内立即实行反革命恐怖活动，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对犹太人横加迫害。对外推行扩张政策，疯狂扩军备战，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上台后，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事件，诬告德国共产党是纵火犯，1.8万名共产党人被捕，德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他还强迫国会和参议院通过了“授权法”，授予政府独裁权力直至1937年4月1日。1933年5月，希特勒下令解散一切工会，没收工会财产，逮捕工会领导人。为加强法西斯统治，希特勒建立了一支秘密警察(音译为“盖世太保”)，随意捕人、杀人，实行白色恐怖，人民生命财产毫无保障。与此同时，希特勒还大力鼓吹民族优胜论，疯狂进行排犹运动。在他掌权期间，野蛮地屠杀了犹太人600万。希特勒提出“要大炮，不要黄油”的口号，疯狂扩军备战，把全国经济转入军事化轨道，为发动新的战争作准备。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德国退出国联，又撕毁凡尔赛和约，建立了一支50万人的陆军。1938年，希特勒派兵吞并奥地利。1939年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德国迅速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与此同时，他还加紧与意大利、日本法西斯国家勾结。1936年，与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1937年，意大利正式加入这个协定，正式形成了德、意、日法西斯轴心，战争乌云笼罩了全世界。1939年9月1日凌晨，希特勒借口德国受到侵略，派兵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截至1941年，欧洲大陆14个国家，约5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29亿人口都处在德国法西斯的铁蹄之下。1940年，希特勒下令实施海狮计划，对英国进行了猛烈的空袭。英国人民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人民掀起了伟大的卫国战争，把每一个村庄都变成了纳粹军队的坟墓，希特勒的闪电战变成了持久战和消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正义力量进攻下，纳粹德国于1945年战败投降。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与情妇一起自杀。贝尼托·墨索里尼(1883～1945)，意大利的独裁者，法西斯党魁。他生于意大利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的弗利省，父亲是意大利最早的社会党人之一。在父亲的影响下，墨索里尼逐渐形成固执、好斗、报复心强并且野心勃勃的性格。1900年，墨索里尼加入意大利社会党，因为能说会道，他担任了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的社长。他以社会党作为自己向上爬的阶梯，把《前进报》当作捞取政治资本的工具。他思想上受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影响较深，欣赏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尼采鼓吹的“超人哲学”和“唯意志论”，主张个人奋斗；在政治上，他善于看风使舵和投机钻营，充当了资产阶级的打手。1922年，墨索里尼在垄断资产阶级、军队和天主教会的支持下，通过“进军罗马”的反革命暴乱，夺取了政权。这是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权。为了建立法西斯大帝国，墨索里尼发动了侵略埃塞俄比亚的战争，并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墨索里尼没有马上卷入战争，而是采取观望的态度，要看一看局势的发展再作决定。1940年春天，德国已先后征服了丹麦、比利时、荷兰、卢森堡，直逼法国。墨索里尼害怕胜利果实被希特勒独吞，于1940年6月10日对英法宣战。9月，墨索里尼出兵埃及，10月进攻希腊。1941年6月，德国向苏联发动袭击，墨索里尼积极配合，派兵25万配合远征苏联。但战争进程没有按他的意志进行，意大利掉进了战争泥潭不能自拔。在北非等战场上，意大利军队节节败退，远征苏联的军队更是几乎全军覆没。接连不断的战争，给意大利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失业、贫困、疾病、饥荒，在全国蔓延滋长。随着都灵工人大罢工的举行，人民群众的革命烈火终于燃烧起来。这时，法西斯内部发生分裂，垄断资产阶级对墨索里尼产生了怀疑，以国王为代表的保皇势力对他也失去了信心。1943年7月，法西斯大议会罢免墨索里尼，其独裁政权垮台。1945年4月，他在逃跑的途中，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处决，卒年62岁。试析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同为二战法西斯党魁，大独裁者，毛泽东对他们极为鄙视，经常把他们一起作为反面教员，敲打示众。毛泽东之所以对希特勒、墨索里尼极为鄙视，首先在于他认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政府没有丝毫民主，是赤裸裸的法西斯独裁政权。毛泽东的这段论述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民主观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民主是相对的，是有阶级性的。“美国英国这一类型的政府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向人民实行专政的政府。它的一切都是和人民政府相反，对于资产阶级内部是有所谓的民主的，对于人民则是独裁的。”那么资产阶级为什么宣称其是全民的民主呢？主要是设置一片迷惑人民的幕布，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墨索里尼、希特勒等法西斯独裁者上台后，采取赤裸裸的法西斯专政，残酷地镇压人民，实行法西斯独裁。他们“取消了或者索性不用那片资产阶级内部民主的幕布，是因为国内阶级斗争紧张到了极点，取消或者索性不用那片布比较有利些，免得人民也利用那片布去手舞足蹈”。毛泽东的这个评价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的残暴本性。事实正是如此。希特勒组阁不久，对内就实行反革命恐怖，疯狂地镇压革命人民，对犹太人横加迫害；对外推行扩张政策，疯狂扩军备战，准备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手策划了国会纵火案事件，诬告德国共产党是纵火犯，1.8万名共产党人被捕，德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他还强迫国会和参议院通过了“授权法”，授予政府独裁权力直至1937年4月1日。于是，他就有恃无恐地镇压人民。墨索里尼上台比希特勒还早11年，他实施了一系列有关选举、出版、工会、政党和地方行政的反动法律。1926年，法西斯政权又颁布了在全国建立独裁统治的“非常”法令，取消反对政府各党派的议席，解散和封闭除法西斯党及其所属的工会、报刊以外的其他政党、工会、社团、报刊。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社会党人、反法西斯运动的积极活动家、革命工人横遭迫害。意大利共产党杰出的领导人安东尼奥·葛兰西也被捕入狱。1927年，法西斯政府又颁布了所谓的“劳动宪章”。这个宪章宣称法西斯国家是“超阶级的”国家，维护全民族的利益。它只字不提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问题，但是却明文禁止罢工。为镇压革命和进步势力，墨索里尼还专门设立了“特别法庭”和秘密警察建制。法西斯从此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一切装饰。毛泽东对于这种反动统治的揭露可谓一针见血，短短几行字，形象地勾画出了法西斯政府的反动本质。言语中，毛泽东也显示出对于法西斯的厌恶已到了极点。对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和他们的法西斯帝国，毛泽东是十分蔑视的。1946年8月6日，他在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时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认为，希特勒、墨索里尼这些人表面上看起来是可怕的，但实际上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力量。当时，正是解放战争初期，国民党反动派还很强大。对于战胜国民党军队，解放全中国，革命队伍内部个别人信心还不足。这时，毛泽东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进行了著名的谈话，他称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一切反动派是纸老虎，在人民的力量面前必将失败，也是对广大官兵的鼓舞与激励。毛泽东的这个论断是非常精彩、非常深刻的，在解放战争时期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毛泽东的这个论断也体现了他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他又进一步阐述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观点。他说，同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具有两重性一样，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也具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一方面，他的这个观点是从历史的高度来谈的。“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事物前进的道路可能是曲折的，但前途是光明的，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希特勒、墨索里尼实行法西斯统治，对人民进行残酷镇压，他们是历史的渣滓，是邪恶的代表，在正义力量面前，他们只是一只纸老虎，表面上看起来可怕，但最终将走向灭亡。正义的一方也许“将要受到长时间的苦难，但是这些反动派总有一天要失败”，正义的一方“总有一天要胜利。这原因不是别的，就在于反动派代表反动，而我们代表进步”。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因此，必须把它们作为真老虎来打，据此确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这就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毛泽东曾经十余次提及希特勒，谈到墨索里尼的次数也不少。这些论述绝大多数是为了揭露反动派的本质，警醒人民，激励士气，是让他们承担作为历史的反面教员的义务。他的谈话虽是针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但他的论述，他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依然有借鉴意义。李大钊是我真正的好老师在全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毛泽东忘不了是谁的文章将他引上革命之路，忘不了当年在北大时是谁安排他在图书馆工作，忘不了他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忘不了他在敌人绞刑架前仍然发表革命演说……毛泽东评点原文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李大钊简介李大钊(1889～1927)，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人。字守常，笔名孤松、猎夫。他出生后不到两年，父母先后去世，由祖父李如珍一手养大。祖父对他管教很严，期望很高。李大钊6岁时上私塾。10岁时，按照当地早婚的习俗，由祖父给他完婚。夫人是同村的赵纫兰，比他大6岁，是李大钊的贤内助。1905年李大钊16岁时，应科举考试，得中秀才。后因科举停办，转入永平府中学读书。在这个新式学堂里，他开始接触新学，阅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文章，开阔了眼界。1907年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期间受同盟会会员影响，参加进步活动。1912年冬加入中国社会党，任天津支部干事，撰写《黄种歌》、《大哀篇》等文章，揭露军阀窃权卖国罪行，激励人们团结奋斗。1913年冬去日本，次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广泛涉猎社会科学书籍，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参加留学生反袁斗争，秘密组织神州学会、中国经济财政学会和留日学生总会。先后写《国愤》、《警告全国父老书》等文，为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先声。1916年5月，为推动反袁斗争，弃学回国，在上海创办《民彝》。6月到北京主办《晨钟报》；1917年1月任《甲寅日刊》编辑，发表文章抨击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以及封建文化思想。1918年1月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后任经济学教授，并参加《新青年》编辑工作，积极传播新文化。1918年7月至1919年1月，先后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热情歌颂俄国十月革命，成为中国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1918年底与陈独秀等创办《每周评论》。次年主编《晨报》副刊。1919年，积极领导五四运动。7月，发起成立少年中国学会，创办《少年中国月刊》。8月，与胡适展开“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其后，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1920年3月，发起和组织北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和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负责中共北方地方执行委员会工作，兼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区分部主任。先后发动开滦五矿大罢工、京绥铁路工人大罢工、京汉铁路工人总同盟罢工。在党的三大、四大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2年8月受党的委托在上海与孙中山会见，讨论国共合作，帮助孙中山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和改组国民党。9月，经孙中山主盟，加入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参加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参与审定大会宣言和国民党章程草案，并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4月，国民党北京执行部成立，任组织部长。5月，遭北洋政府通缉，避居昌黎五峰山。6月，任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会后留在苏联参观、讲学，11月回国。是年底，任中共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1925年1月，孙中山病重，加委李大钊等为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6年初多次发表演说，反对日本侵略。“三一八”惨案发生后，率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旁边的旧俄兵营内，开展秘密革命活动。1927年4月6日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逮捕。在狱中和法庭上，他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严刑拷打并不能使他动摇革命立场。张作霖改换手法，派其参谋长杨宇霆，以同乡关系前来劝降，但遭李大钊严词痛斥。在狱中，李大钊写下了《狱中自述》，对自己革命的一生进行了回顾，并表达了对革命的坚定信念。4月28日，奉系军阀不顾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突然秘密举行了“军法会审”，对李大钊等20多位革命者宣判死刑。当天下午解往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秘密执行。反动军阀为对付革命志士，专门从国外进口了绞刑架，李大钊是第一个登上刑台的。他从容、镇静，面对反动法官和刽子手，李大钊做了最后一次讲演：“不能因为你们绞死了我，就绞死了共产主义！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撒遍各地！我们深信，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讲演完毕从容就义，牺牲时年仅38岁。1983年，在北京香山建成李大钊烈士陵园。试析1949年3月25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从河北省西柏坡迁入北平。将抵达北平时，毛泽东不胜感慨，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往事如烟，离开北平30年了，重返北平，毛泽东首先想到李大钊，可见李大钊在他心目中的位置。毛泽东最初是通过阅读《新青年》知道李大钊的。他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时，是《新青年》杂志的热心读者，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文章经常反复阅读，并将文章中的精辟段落摘抄下来。李大钊发表在《新青年》的《青春》、《今》等启蒙作品，是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十分喜悦的文章。1918年8月，毛泽东陪同去法国勤工俭学的湖南学生从长沙来到北京，当时他在北京的惟一熟人是杨昌济先生。杨昌济这时正在国立北京大学任教。身无分文的毛泽东觉得在北京“开销太大”，“非马上就找工作不可”。于是杨昌济便把毛泽东介绍给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毛泽东得以认识李大钊。李大钊给了毛泽东一份工作，做图书馆的助理员，月薪八块大洋，职责是在北大红楼第二阅览室登记与管理新到的报刊，并登记阅览者的姓名。毛泽东充分利用这里的学习环境，工作之余，广泛阅读各种书籍报刊，研究各种学说。更为难得的是，他能和李大钊朝夕相处，从李大钊那里借来许多马克思主义书籍阅读，并利用工作之便，经常向李大钊请教，与他畅谈。毛泽东正是在这时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后来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的抱负和才干，也得到李大钊的赞赏，他认为毛泽东是“湖南学生青年的杰出领袖”，并亲自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新闻学研究会和北大哲学研究会。在北大期间，毛泽东多次聆听李大钊的讲演，阅读李大钊的文章，这对他的思想变化具有重要影响。他回忆说：“我对政治的兴趣越来越大，思想也越来越激进。”当时的新民学会会员李维汉回忆说，“五四”前夕，毛泽东、蔡和森“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开始学习和研究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书刊”。可见李大钊是毛泽东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引路人。五四运动爆发后，毛泽东于1919年7月主编出版了《湘江评论》。它的创刊，受到李大钊的热切关注。当时李大钊等主办的《新青年》和《每周评论》曾向广大读者介绍过这份刊物。《湘江评论》第2期至第4期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在进步青年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李大钊对此很重视，于同年12月在《新青年》第19期发表《大联合》的短论，采用毛泽东民众大联合的主张。1919年12月底，为了组织驱张运动，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特地拜访了他的老师李大钊，向他汇报了湖南青年运动的情况。李大钊为进一步引导青年毛泽东走上马克思主义的道路，特意向他推荐了一批有关共产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中文书籍。其中有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节译本及柯卡普写的《社会主义史》等。这些书对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毛泽东读完后，牢固地树立起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4月，毛泽东、易礼容在长沙组织文化书社，专门推销新式书报。李大钊得知后，又给予热情支持，主动承担该社在京的信用介绍。而文化书社，则在毛泽东指导下，对与李大钊有关的刊物如《新青年》、《每周评论》、《少年中国》，特别是李大钊著的《五月一日》单行本，则给予着重介绍、广泛传播。建党以后，毛泽东与李大钊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意见一致或接近。如国共合作和重视农民问题。他们的想法很接近。1926年毛泽东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时，就亲自将李大钊的《土地与农民》一文编入他主编的《农民问题丛刊》中。李大钊也很支持毛泽东的工作，对他的才干非常器重。李大钊对将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的李波涛说：毛泽东同志学识渊博，很有独特见解，你去以后自然会体会到的。李大钊的壮烈牺牲，毛泽东为之悲痛，并对他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时谈到他。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又谈到他：五四运动中，李大钊和陈独秀是代表左翼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1949年进北平时，再次谈到他。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受到毛泽东的无限敬仰和怀念，也必然受到全党的无限敬仰和永远怀念。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他文笔犀利，说理透辟；他大量翻译马列著作，传播马列主义；他为毛泽东的“两论”写过解说，也曾依据“两论”，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同毛泽东激烈争论，争论的结果，毛泽东承认自己错了，对方正确……毛泽东评点原文鹤鸣兄：两次来信及附来《〈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均收到了，谢谢您！《解说》的第一部分也在刊物上看到了。这个《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待你的第三部分写完并发表之后，应当出一单行本，以广流传。第二部分中论帝国主义和教条主义经验主义的那两页上有一点小的修改，请加斟酌。如已发表，则在印单行本时修改好了。关于辩证唯物论的通俗宣传，过去做得太少，而这是广大工作干部和青年学生的迫切需要，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顺致敬意！毛泽东三月二十七日你(指李达——引者注)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李达简介李达(1890～1966)，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宣传家、教育家和哲学家。李达号鹤鸣，湖南零陵人。1890年10月2日生。1913年留学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师范。1918年回国与许德珩等共同发动反对段祺瑞政府的学生示威运动；失败后于同年再赴日本全力钻研马克思主义。1920年回国参加筹建中国共产党，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年出席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党中央宣传主任。1923年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6～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代理总教官。1926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至1949年，他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区长期担任大学教授，曾任教于上海法政学校、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等校。他不顾反动派的通缉、解聘、搜捕、毒打等种种迫害，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撰写和翻译了大量理论著作。他还于1928～1932年在上海创办昆仑书店，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1932年赴泰山为冯玉祥讲授辩证唯物论。1933年赴张家口劝说冯玉祥联共抗日。抗日战争期间再度为冯玉祥及其研究室人员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任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副校长，武汉大学校长；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及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哲学会会长。1966年8月24日在武汉逝世。遗文编为《李达文集》(4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李达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在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史学、法学等领域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而以哲学方面的成就最为突出。他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之一。1918～1919年，他在日本期间就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经济学说》、《社会问题总览》，发表了《社会主义的目的》，热烈宣传社会主义。他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发表的《社会革命的商榷》、《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无政府主义之解剖》、《评第四国际》等论著，比较完整准确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论，旗帜鲜明地批驳了当时国内外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对中国共产党的早期思想理论建设起了重要作用。1926年6月出版的《现代社会学》，是中国第一部联系革命实际，系统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深受革命人民的欢迎，重版达24次。1932～1937年，他撰写了《社会学大纲》、《经济学大纲》、《社会进化史》、《货币学概论》，翻译了西洛可夫等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其中《社会学大纲》于1935年作为大学讲义印行，1937年5月正式出版，对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作了全面系统而有独创性的阐述，被毛泽东誉为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发表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唯物辩证法大纲》等大量论著，在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方面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勇于坚持真理的革命精神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深受人们的崇敬。试析毛泽东和李达相交很深，两人同籍湖南，同是中共一大代表，又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延安时期，毛泽东拜读过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非常赞赏，认为是一本好书，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在书上做了许多批注，大约3500字。用科学的宇宙观和历史观武装头脑，用科学的方法认识社会现象，以解决实际问题，是李达一生所信奉和追求的目标。青年时代，当“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之后，他就认识到，在反动统治下，“实业救国”的道路也只是一种行不通的幻想。只有由人民起来推翻反动政府，像俄国那样走革命的道路，而要走这条道路，就要加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学习俄国人的革命经验。为此，他先后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马克思经济学说》、《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组织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工钱劳动与资本》、《国家与革命》、《〈资本论〉入门》等重要书籍，撰写了大量宣传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和著作。《社会学大纲》是他30年代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教授、经济系主任时讲授社会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讲义。全书40余万字，是他用三四年时间逐渐写成的，完稿于1936年，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首次出版。《社会学大纲》在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该书首次出版后，李达立即将此书寄给毛泽东，请他指正。毛泽东对《社会学大纲》很感兴趣，十分喜悦。他在一次小型会议上说：“李达同志给我寄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我已经看了10遍，我写信请他再寄10本来，让你们也可以看上。”毛泽东称赞李达是真正的人，称赞《社会学大纲》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他还向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和哲学研究会推荐，说这是本好书，在十年反动时期能有这样一部书问世是难得的。解放以后，李达先后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任校长。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公开发表，李达对这两论作了通俗宣传，写了两本《解说》。1951年3月27日，毛泽东在给李达的信中说：“《解说》极好，对于用通俗的言语宣传唯物论有很大的作用”，“希望你多多写些文章”。毛泽东和李达是挚友，相互尊重、砥砺。50年代，毛泽东常到武汉视察，与李达有过多次晤谈。毛泽东字润之，李达字鹤鸣，他们见面，彼此都以字相称。他们在东湖第一次见面时，李达想改口喊“主席”，可又不习惯，便一连“毛主”了好几次，“席”字还没有跟上来。毛泽东便说：“你主、主、主什么？我从不叫过你李主任(指中共一届中央局宣传主任)吗？现在我叫你李校长好不好？你过去不是叫我润之，我叫你鹤鸣兄？”他们入座后，李达说：“我很遗憾，没有同你上井冈山，没有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毛泽东说：“你遗憾什么？你是黑旋风李逵，你比他还厉害，他只有两板斧，你有三板斧。你既有李逵之大忠、大义、大勇，还比他多一个大智。你从‘五四’时期，直到全国解放，都是理论界的‘黑旋风’，胡适、梁启超、张东荪、江亢虎这些‘大人物’都挨过你的‘板斧’。你在理论界跟鲁迅一样。”送走李达后，在场的梅白(当时任湖北省委秘书长，毛泽东视察湖北期间，被指定为毛泽东的秘书)乘兴问毛泽东：“你能否公开评价一下李达同志，把你刚才的话发表出去？”毛泽东说：“他是理论界的鲁迅，还要我评价什么？历史自有公论！”1958年，湖北省委创办《七一》杂志，省委领导写了一篇《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文章，打了清样送李达看，李达提了意见。其实这篇文章是经过了毛泽东的，毛泽东是主张“超”马克思的。他叫梅白请教李达。李达说：“马克思死了，怎么超？恩格斯也没有说过‘超’嘛！比如屈原的《离骚》，你怎么‘超’？应当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学习(包括读书和运用)，发展是学习的必然结果。针对目前我们党的情况，一是普及不够，一是头脑发热，还是应当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李达快言快语，一把板斧就把毛泽东的主张砍掉了。李达敢于直言，敢于在毛泽东面前发表不同意见，甚至同毛泽东争论。同是1958年，梅白有一次亲眼看见李达与毛泽东面对面地争论。三十年后，梅白还能清晰地回忆当时的情景。他说：我在武汉大学兼任中文系教授，有一次，学校要我带学生到黄冈搞党史调查，我推辞说，问题很复杂，说不清楚。学生们找了些人采访，把稿子送到李达那里，李达要我审稿后付印。我看了三遍，劝他不要印，但他还是打印了。其中引用了鄂城县委门口的两条标语。第一条是“宁肯少活十年，不愿落后一天！”第二条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李达认为第一条是表示决心，害处不大。第二条是唯心主义，属于哲学问题。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是有条件的。李达要我陪他去找“润之”。当时毛泽东在陈毅陪同下，正和卡斯特罗谈话。我请陈毅转告毛泽东，说李达求见。不料李达一见毛泽东就发起火来：“润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句话通不通？”我赶紧说标语是武大学生在调查中发现的。毛泽东要我写出这个口号来。毛泽东看着说：“这个口号同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不好理解，一重性是讲可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用红军长征等历史来加以说明。李达听得不耐烦，打断了毛泽东的话，说：“你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也有限，你说这口号有两重性，实际上是肯定这口号是不是？”毛泽东当即反问：“肯定怎样？否定又怎样？”李达气冲冲地说：“肯定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我虽然没有当过兵，没有长征，但是我相信，一个人要拼命，可以‘以一当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作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现在人的胆子太大了。润之，现在不是胆子太小，你不要火上加油，否则可能是一场灾难。”我见李达越讲越激动，未等他把话说完，我便碰了李达的腿，示意他不要再讲了。恰好被毛泽东发觉了，他也生气地说：“小梅，你不要搞小动作，你让他说，不划右派。”李达继续说：“你脑子发热，达到39℃高烧，下面就会发烧到40℃，41℃，42℃……这样中国人民就要遭大灾大难，你承认不承认？”毛泽东听到这话就坐不住了……我见天气已晚，就叫李银桥(卫士长)准备饭菜。李达执意要走，说：“我不吃饭，我是校长，大跃进饿不了饭……”毛泽东只好说：“小梅，你送老校长回家。今天他火气很大，我火气也不小。”说完，又对李达说：“你说我发热39℃，看你也有华氏百把度了。在成都会议上我说过，‘头脑要热又要冷’，你问梅白。”李达说：“对，现在你先下马！”在我送李达的途中，李达说：“MydearyougerMei(即：我亲爱的梅老弟)，毛主席的‘两论’多好，却想不到现在主观客观颠倒至如此程度！他说斯大林‘三七开’，他自己将来如何开？他的根本东西是创建了党，创建了人民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不仅开辟了革命根据地，而且强调了统一战线。这都是无可非议的。毛泽东思想的价值就在于它充满了矛盾而又善于找出解决矛盾的办法。因而能够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但是如果不能正确地说明世界，就不能正确地改造世界。首先得弄清楚情况才好下决心，你劝劝毛主席吧！”我送李达回来，毛泽东对我说：“小梅，今天我们两个老家伙很不冷静，这在你们青年同志面前示范作用不好。我肝火大，但我还是压制，差点与李达干起来。”我问主席：“你是否要把你对李达的评价公开发表，像对鲁迅那样？”他说：“这与鲁迅的情况不同，我现在在认识论上发生了问题，离开客观走向主观唯心主义。我和李达的争论，我是错误的。”我向毛泽东转达了李达临走时说的那些话，主席听后说：“很好！”他要我教他说英文(MydearrotherHomig即：我亲爱的鹤鸣兄)。毛泽东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六十三，但不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这是我的过错。过去我写文章提倡洗刷唯心精神，可是这次我自己就没有洗刷唯心精神。”毛泽东还叫我通知李达再谈，转告李达“六十而耳顺”，感激他的帮助。我如实向李达同志转述了以上意见，李达说：“还是润之的气量大。”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中央、毛泽东要李达留在北京工作。李达一再请求回湖南从事高等教育。他在教育战线工作了17个春秋。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担任校长期间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迫害，但李达始终坚持真理，威武不屈，勇于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追随者作斗争。1966年8月24日，被迫害致死。“理论界的鲁迅”——毛泽东对李达的这个评价，李达当之无愧。戴高乐是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戴高乐是法国历史上自拿破仑以来最有作为、最有影响的政治家，在法国两次历史的危急关头，他力挽狂澜，为维护法兰西的尊严和荣誉进行了毕生的奋斗。毛泽东和戴高乐神交已久，终未谋面，成为一大遗憾，毛泽东最终送上的是一个硕大的花圈和一句高度的评价。毛泽东评点原文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现在法国共产党和人民应该坚决反对戴高乐登台，要投票反对他的宪法，但是同时要准备反对不了时，他登台后的斗争。戴高乐登台要压迫法共和法国人民，但对内对外也有好处：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他喜欢抬杠子。他从前吃过苦头的，他写过一本回忆录，尽骂英美，而说苏联的好话。现在看起来，他还是要闹别扭的。法国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没有“蒋委员长”，六亿人民教不过来的，单是共产党正面教育不行的。戴高乐现在还有威信，你这会把他打败了，他没有死，人们还是想他。让他登台，无非是顶多搞个五年，六年，七年，八年，十年，他得垮的。他一垮了，没有第二个戴高乐了，这个毒放出来了。毛：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蒙：人人都有缺点。毛：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蒙：海军也是这样。毛：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戴高乐简介夏尔·戴高乐(1890～1970)，出生于法国北部里尔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小爱读古希腊的抒情诗。柏格森提倡一种“思念法兰西”的教育同个人命运相结合的坚定信念，成了戴高乐后来终身实践的原则。少年时代的戴高乐就格外引人注目，他身材高出同龄人一大截，性格刚毅，好强争胜，不愿屈于人下，显得孤高自傲，冷若冰霜，但在学业上，除了喜爱的文学和历史外，其他成绩平平。14岁时，明确表示要报考圣西尔军校，从此，开始努力学习，五年后，他如愿以偿，被圣西尔军校录取，开始了军人生涯。军校毕业后，以少尉的军衔任见习军官。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随部队参加对德作战，两年后，在战斗中受伤被俘。在德军战俘营中，他通过阅读德文报纸掌握了德语，并写成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后来构成他的第一部著作《敌人阵营的倾轧》的基础。1918年11月，战争结束，他获释回国。1924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敌人阵营的倾轧》一书，对德国的国情、民情、军情和德国战败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1932年发表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剑刃》，论述了领袖人物应具备的品质和军人与政治的关系。1934年，面对蠢蠢欲动的希特勒德国，法国军事当局推行消极防御战略，修建马奇诺防线，戴高乐积极主张建立以机械化部队为主体的积极防御战略，著成《建立职业军》一书，书中提出一些新颖的军事思想，这使他开始在军界崭露头角。1937年，被任命为驻梅斯第507坦克团上校团长。带兵之余，他继续著书立说。1938年在欧洲一步步走向战争之际，他著成《法国及其军队》一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便是我在卑微的地位上，当大难临头的前夕向我国提出的最后一次忠告。”这年的9月29日，推行绥靖政策的英法同德国签订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戴高乐再一次警告国人，警惕希特勒的野心，做好应付突然侵略的准备，建立一支新型的法国军队。但是，戴高乐的这些忠告，并不为法国政府和担负国家国防重任的贝当元帅所接受。法兰西民族的灾难一步步临近了。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在西线发动了攻击，直到这时，戴高乐才仓促受命组建一个装甲师，并被提升为准将。但为时已晚，法军一溃千里。德军由色当沿圣康坦、亚眠一线，直扑英吉利海峡，把40万英法联军压缩包围在敦刻尔克。英军及其他盟国军队从敦刻尔克仓皇撤退后，整个法国北部已经敞开。法兰西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戴高乐的人生道路也到了关键时刻。6月5日夜，刚组建不久的雷诺政府改组，任命戴高乐为国防部次长，戴高乐决心坚持抗战，但雷诺丧失信心。6月14日巴黎失陷，两天后，雷诺政府辞职，由贝当接管了政府。次日清晨，戴高乐孤身一人出走英国，决心在英国领导法国的抵抗运动。在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支持下，6月18日晚6时，戴高乐用BBC广播电台发表了题为《告法国人民书》的广播演说，举起“自由法国”的大旗，决心为维护法国的自由和独立而战斗。22日，法国投降，戴高乐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阻力。在这种情况下，要首先找到一个能够决定成败的突破口，就是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经过不懈努力，到1944年初，他已拥有23万野战军，15万驻防军，32万吨位的舰队和5万水兵，3万空军，这还不包括国内有组织的武装抵抗力量。1940年10月27日，他宣布成立“法兰西帝国防务委员会”。1941年9月24日，宣布成立“法兰西民族委员会”。1943年5月初，他把自由法国总部由伦敦迁往阿尔及尔，结束了在别人卵翼下过日子的流亡生涯，开始在法国的属地上行使独立自主的权力。不久，在阿尔及尔他把“法兰西民族委员会”改组为“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1944年6月3日，他又在阿尔及尔成立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8月，巴黎解放，戴高乐在一片欢呼声中回到了巴黎。1944年9月，戴高乐的临时政府迁回巴黎，开始着手迅速恢复和发展经济，担负起重建一个新法国的历史重任。随着形势的发展，戴高乐感到战前的“多党制”对法国是一场灾难，主张进行改革，把有关国家的命运和政府的重大决策交给公民去决定，而不是在议会无休止的争辩中被操纵者所决定。法国用全民表决的方式进行的选举于1945年10月举行，选举组成了制宪议会，11月议会一致选举戴高乐为临时政府总理。后因与立宪委员会有分歧，1946年1月20日，他宣布辞去总理的职务。戴高乐辞职后，长期住在科隆贝的私人住房，专心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1958年5月13日，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军队开始介入国家的政治。时势要求他再度出山。6月1日，国民议会授权戴高乐组织新政府，戴高乐以67岁的高龄重新登上了法国政治舞台。戴高乐上台后，首先对国家政治体制进行改革，以全民公决的方式通过了新宪法。12月21日，戴高乐被选为法国总统，新宪法赋予总统更多的权力，法国由此进入了第五共和国时期。此时，摆在他面前的另一个艰巨任务是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他采用法国人民和阿尔及利亚人民公决的方式和平地完成了法属阿尔及利亚的非殖民化。这项举措的成功，不仅使法国卸下了包袱，而且极大发展了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戴高乐一直反对美、苏两个大国对世界的支配，反对美国对法国的控制，取消了北约对法国空军和舰队的指挥权，进而退出北约，迫使美国撤出在法国的基地和驻军。在西欧国家，他说出了其他国家想说又不愿说或不便说的话，做了其他国家想做又不愿做或不敢做的事，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在西方国家的盟主地位，使美国再也不能无视其他国家的存在，独自在国际事务中代表西方做出决策了。与外交方面的成就相比，戴高乐在内政方面的作为则颇为逊色，到1967年情况开始急剧恶化，失业工人大量增加。1968年5月，法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和工人运动，戴高乐的民众支持率迅速下降。翌年被迫宣布再次下野。1970年11月9日，80岁高龄的戴高乐因心脏病突发，在科隆贝家中猝然逝世。试析1970年11月12日下午，法国现代史上一位巨人——戴高乐将军的遗体在科隆贝教堂旁边的墓地安葬，按照将军的遗愿，葬礼极其简单，没有致悼词，没有奏哀乐，没有政府官员在场。墓前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个硕大的花圈，花圈的缎带上写着毛泽东、周恩来的名字。同一天，毛泽东在唁电中称赞戴高乐为“反对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毛泽东对戴高乐的这个评价，绝非偶然，这是他透过历史和现实作出的正确结论，是他绕过分歧，在戴高乐身上发现的最重要、最可贵的优点。1940年6月，法国投降之前，戴高乐在希特勒法西斯军队压境之际，到处疾呼，坚持反对以贝当、魏刚为首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在国土沦丧、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他勇挑重担，孤身一人流亡英国，发表了著名的“六一八”广播演说：“我，戴高乐将军，我现在在伦敦。我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持有武器或没有武器的法国官兵发出号召，向目前正在英国领土上和将来可能来到英国领土上的所有军事工业的工程师和技术工人发出号召，请你们和我联系。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兰西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这一次无与伦比的行动，标志着法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它表明了要与法西斯侵略者战斗到底的决心，在整个法国陷在泥坑里挣扎时，让全世界看到法国还存在希望，他将用继续战斗的火焰去燃亮法国，恢复法兰西的尊严和荣誉。戴高乐坚信法国可以被打败，但决不会被征服，而失败是暂时的，是由于某些法国人的过失造成的，这并不代表整个法兰西的失败，不代表法兰西精神的失败。既然某些法国人的过失给法兰西带来了耻辱，那么，另一些法国人不屈的奋斗就会使法兰西重振雄风，因为法兰西精神是永恒的，这种永恒的精神是希望的源泉，是不能被任何力量打败的。正是有这种坚定的信念，戴高乐才能坚决抵制住不断滋长的失败主义情绪，不知疲倦地为坚持抗战东奔西走，毫不自卑地挺身而出擎起抗战大旗。戴高乐挺身于危难之时，面临着不可想像的困难，他曾在后来所著的《希望回忆录》中写道：“在法国历史上，我是在国家灾难深重的时刻被赋予最高权力的，我的权力首先为不愿放弃战斗的法国人所承认，接着形势的发展为全体人员所承认，最后冲破了艰难险阻为世界各国政府所承认。”这段总结性的语言，高度概括地道出了戴高乐在四年抗战中由孤军奋战、不被理解、备受歧视，到从小到大、百折不挠直至成功的奋斗历程。的确，“六一八”号召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戴高乐在《战争回忆录》中曾说：“我的身旁连一个军队或组织的影子都没有。在法国我没有人拥护，也没有声誉；在国外，我也没有名望和地位。”此时，他还对留在法国的魏刚将军抱有一线希望，写信希望他离开法国本土，领导抵抗运动。可是，魏刚甘当贝当傀儡政府的“国防部长”，并且以军事法庭的名义缺席宣判戴高乐死刑。戴高乐只得两手空空，另起炉灶。在最黑暗的历史时期，在孤独的气氛中，他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他从逆境中感受到，只有勇往直前毫不动摇地承担起光复祖国的历史使命，才能真正获得权力和权威，只有成为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不屈战士，才能得到广大法国人民的承认和拥护，得到其他国家的尊敬和重视。他建立自己的武装，组建政权机构，开辟自己的根据地，独立自主地投入到反法西斯侵略的伟大战斗中。经过四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戴高乐终于凭借着对民族和国家坚贞不渝的热爱，凭借着他在千锤百炼中养就的坚忍不拔、百折不挠的性格，凭借着世界反法西斯斗争的大潮，终于在民族危亡之际为国家立下了丰功伟绩，他用自己的行动，证实了法兰西不朽的民族精神，他通过战斗，使分裂的法兰西实现了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在斗争中，他不仅要恢复法兰西的独立和自由，还要恢复法兰西的大国地位。他不仅要同法西斯德国进行坚决的斗争，还要在盟国中争取作为一个大国应有的地位和尊严。一些缺乏远见、对国家不负责任的政客把法国引入了深渊，早已失去大国的风貌，面对强敌委曲求全，接着战败投降，这在世人眼里，法国早已不是大国了。因此，戴高乐在与希特勒德国、与卖国的维希政府斗争的同时，还要为争取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而与战争中结盟的罗斯福和丘吉尔进行斗争。尽管他的愿望和要求没有完全被满足，但还是为法国争来了一块在德国的占领区，并且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常任理事国之一，享有大国否决权。戴高乐在处理同美国的关系上并不是事事惟美国马首是瞻，而是一切以法国的利益为准，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外事务，这构成戴高乐外交思想的重要特色。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他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关系就不是很融洽，他敢于向罗斯福说“不”，甚至当法国没有被邀请参加雅尔塔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向戴高乐发出会晤邀请时，戴高乐果断地拒绝了。为争取法国的利益敢于同美国进行斗争，这一特点也贯彻在他重新执政期间的对外政策中，毛泽东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特点，并给予肯定，表示“很欣赏”他的这种敢于同美国“闹独立性”的品格。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感受到由于美国的存在，法国有一种压抑感，法国要争取大国的地位，在美国的现有地位下是不可能的。美国在西方世界中的盟主地位，美国的霸权政策，已成为戴高乐维护民族独立自主和国家主权的主要障碍。为此，戴高乐对以美国为盟主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发起冲击，明确提出法国与北约的关系问题，要求法国与英美享有平等的决策权。在遭到拒绝后，戴高乐认为法国不能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别人。法国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法国的国防应当是自己的事情，法国要自己担负起国防的重担，要拥有适应新形势需要的国防力量——核武器。他认为核武器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和强大的标志，核力量的威力不在于数量，而在于是否拥有摧毁敌人的这一手段。当时，美国拒绝向法国提供制造核武器的技术资料，反对法国制造核武器，法国只有靠自己的力量研制核武器。1960年，法国在雷冈试验场将原子弹试爆成功，打破了美苏英三国的核垄断。其后，戴高乐认为军事一体化的想法已经过时，拒绝将自己的空防系统纳入北约军事一体化，又把对陆军和舰队的控制权从北约收回，进而退出北约，逼使美国撤出了在法国的基地和军队。在同美国闹独立性的同时，他建议应从实际出发，使东西方国家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分歧，使对立的国家互相接近，他从经济、文化、技术、旅游等方面着手，一点一点地打开冷战的铁幕。1964年戴高乐克服美国的压力，承认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断绝同蒋介石控制下的台湾当局的“官方政治”关系。这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一个重要事件，也是中法两国各自对外关系的一个突破，为全世界所瞩目。这一事件给美国长期封锁、孤立中国的政策和试图逼迫欧洲盟国长期听命于己的盟主地位以沉重打击，符合中法两国人民的长远利益，并为战后不同社会制度之间和平相处提供了范例。在与苏联关系问题上，他通过访问苏联，大谈友谊，与苏联领导人建立了经常性的会晤和磋商关系，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引人注目。这些事情印证了前面所引的毛泽东在1958年和1963年对戴高乐喜欢同美国闹独立性的评价，这也恰恰是毛泽东所欣赏的。当然，对于戴高乐，毛泽东也并没有忘记他的阶级实质，没有忘记法国军队在阿尔及利亚的所作所为。作为一名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他所维护的法国国家利益的实质，是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他的政权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对内是要压迫和镇压法国共产党和法国人民的，他的统治从反面教育了法国人民。毛泽东通过对他进行阶级分析，深刻地指出了戴高乐政权不能长久下去。后来的历史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预见。在1963年毛泽东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的谈话中，除了肯定戴高乐的优点外，还指出他有很大的缺点，这就是戴高乐还把非洲的阿尔及利亚作为自己的殖民地，还在为阻止阿尔及利亚的独立进行战争，这必将遭到世人的谴责，也是法国的一个包袱，对法国也很不利。这个缺点，戴高乐也充分意识到了，后来，他对这个问题的成功处理，使法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由被动变为主动，赢得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好感，极大地发展了同他们的关系，使法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中法建交后，戴高乐多次谈到访问中国的愿望，也曾多次设想访问中国、与毛泽东会晤的计划，但因种种原因，至死也没能实现他的中国之行的夙愿。当代两位巨人——毛泽东与戴高乐没能实现历史性的会晤，不能不是现代国际关系史上的一大憾事。张治中是毛泽东的党外朋友他是国民党的著名将领，也是著名的叛逆。他三上延安，传为佳话。一生做过许多好事，称为“和平将军”。他与毛泽东从敌对营垒握手，从相识、相知到诤友，毛泽东引为美谈，乐于称道……毛泽东评点原文人不交几个党外朋友怎么行，我的党外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他这人(指张治中——编者注)专做好事，做了很多好事。您(指张治中——编者注)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把康泽搞的集中营撤销了，是不简单的事。文白先生：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原封不动，直至今天，打开一看，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我的高兴，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距离的。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我猜想，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害苦了你，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这种心情，我是理解的。觅暇当约大驾一谈。这几天尚不可能。祝安好！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毛泽东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张治中简介张治中(1890～1969)，爱国将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原名本尧，字文白。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九月十四日(1890年10月27日)。安徽巢县人。其祖父是农民，父亲是手工业者。张治中六岁入塾，读书十年。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在扬州参加反清起义。1912年进入陆军第二预备学堂。1916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第三期步兵科，次年到广东参加护法运动。历任驻粤滇军连长、营长、驻粤桂军总部参谋、师参谋长和桂军军校参谋长等职。1924年初，对孙中山确立三大革命政策表示拥护。6月任黄埔军校学生总队长、军团团长，同时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参谋长，广州卫戍区司令部参谋长等职，与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恽代英密切合作，结成深厚友谊。1926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官处处长、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教育长等职。后曾一度到欧美进行考察。1928年7月后历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同时兼任教导第二师师长，参加蒋介石对冯玉祥、阎锡山等的战争。1932年1月兼任第五军军长，率部参加上海“一二八”之役，曾予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33年12月任国民党第四军总指挥，率军入闽，参与围攻福建人民政府，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主张和平解决。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任第九集团军总司令兼左翼军总司令，参加上海“八一三”抗战。1937年11月任湖南省主席，1940年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兼三民主义青年团书记长。1941年皖南事变后向蒋介石上书，主张继续国共合作，共同抗日。1945年5月在国民党六大上，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西北行营主任兼新疆省主席，曾营救过被盛世才囚禁于新疆的一批共产党员回延安。他曾多次代表国民党去延安同共产党谈判。1946年1月代表国民党参加军调处三人小组，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1949年4月任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到北平同中国共产党代表谈判，双方议定了《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此协定遭国民党政府拒绝后，他毅然留在北平，并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同年9月，应邀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促成了新疆和平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等职，对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贡献。1969年4月6日在北京逝世。著有《张治中回忆录》等。试析张治中虽然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但他思想进步，比较开明。对共产党，始而同情，继而合作，并成为毛泽东的好朋友。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交往，是从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和张治中三次去延安开始的。此后，他们保持来往，交谊日深，直至1969年张治中病逝。毛泽东常向他人提起张治中：“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举国同庆。张治中却预感有爆发内战的危险，他权衡全局，建议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来商谈国事，并三次去电邀请。当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应邀谈判时，张治中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偕同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于8月27日同机首次飞抵延安，第二天就顺利陪同毛泽东到达重庆。到重庆如同身入虎穴，首先面临的是安全问题。为此周恩来颇费脑筋。他原想让毛泽东住红岩办事处，但红岩地处偏僻，周围特务密布，上下石级又多，极不方便。而周恩来自己在曾家岩50号的住处，因地方狭小迫促，亦不合用；比较合适的是张治中的官邸——中山四路18号(桂园)，房舍和设备虽不算好，但还合用，且距曾家岩和红岩都不远。周恩来一开口商量，张治中立表同意，将全家搬到复兴关中训团内一所破旧狭小的平房住。毛泽东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难以负责保卫任务。张治中还多方联系，周密安排，解决了毛泽东的安全警卫问题。因国共双方要求的距离太大，重庆谈判甚为艰难。在谈判后期，曾有流言说国民党特务要暗害毛泽东。周恩来十分不安，9月底找到张治中，向他表达了毛泽东想早点签订协定，尽早返回延安的想法，并对张治中说：“让毛主席一个人回去，我可不放心呀！”张治中慷慨答道：“我既然接毛先生来，当然要负责送他回去。”10月8日晚，张治中在军委大礼堂为毛泽东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宴会，并致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欢迎词。10月10日，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张治中是该协定的签字者之一，为实现国内和平作出了贡献。为确保毛泽东归途的安全，10月11日，张治中又乘专机亲送毛泽东回延安。在去机场的路上，毛泽东对张治中说：“您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当晚，中共中央为张治中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第二天，张治中离开延安，毛泽东亲自到机场送行。途中，毛泽东再次称赞他：“你为和平奔走是有诚意的，你把《扫荡报》改为《和平日报》，把康泽搞的集中营撤销了，是不简单的事。”张治中在重庆谈判后，又参与了整军谈判。整军方案签订后，张治中陪同马歇尔到延安参观，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和数万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盛大的欢迎晚会上，张治中讲了话，他希望全国团结一致，共同为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最后他幽默地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不要忘记写上张治中三到延安这一笔呀！”他的话引起了掌声和欢笑。张治中回到座位后，毛泽东笑着对他说：“你将来也许要四到延安，怎么只就三到呢？”张治中答道：“和平实现了，政府改组了，你们就会搬到南京去了，延安这个地方不会再有来的机会了。”这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全面内战爆发后，被誉为和平将军的张治中的和谈生涯只好告一段落。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府败局已定。为了挽回残局，于是，国民党方面又派张治中到北平与共产党和谈。张治中判断和谈难成，临行前，他对好友上海《新闻报》的负责人俞树立说：“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并忧郁地说：“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存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1949年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的“南京政府和平商谈代表团”飞抵北平，同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的中共和谈代表团举行和谈。中共提出八条，旨在彻底摧毁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而国民党方面则做着隔江而治的美梦。由于南京政府拒绝在协定上签字，和谈失败。蒋介石在溪口拍案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和谈破裂了，究竟是回南京还是留在北平呢？代表团成员大多数愿留下来，投向人民怀抱，而张治中一度坚持代表团回南京复命。周恩来诚恳地劝导张治中：“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不会有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这位姓张的朋友了！”上海地下党还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女儿接到了北平，张治中终于留了下来。6月27日，张治中发表《对时局的声明》，宣布与蒋介石集团决裂。张治中留下后，内心一度很矛盾。毛泽东希望他参加政协，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治中颇为落寞地说：“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今已失败，成为过去了，我这个人也应成为过去了。”毛泽东恳切地劝导：“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了声明，就等于过了年三十，今后还应从年初一做起！”9月，张治中应毛泽东之请，给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和省主席包尔汉发电报，劝他们起义，很快和平解放了新疆。在第一届全国政协会上，张治中作为特邀代表，被选为政协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又陆续担任政协常委、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为新中国的新气象感到高兴，并积极地工作。他说：“我对共产党党员干部，对他们普遍表现的艰苦、朴素、谦虚、踏实、严肃认真的作风，大公无私、忘我奋斗的精神，办事的干练与正确的工作方法，真是衷心敬佩……特别是毛主席，六亿人民的大国在他的领导下，这些年来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出现了数不尽的奇迹。”他真诚地相信共产党能把国家建设好。他本人也尽职尽责。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常委会开过后，张治中提出一项书面意见，主张每位常委每年都要出去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毛泽东看到后，非常赞赏，并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成为多年来一项传统制度。一次，当有人谈及此事时，毛泽东笑着说：“他这人专做好事，做了很多好事。”反右运动开始后，张治中就党与非党的关系作了长篇的直言，表达了对反右运动的不同看法，于是有人对他不满，贴他的大字报，意欲打倒。毛泽东知道此事后，制止道：“不要头脑太热了！”“不要胜利冲昏头脑了！”于是张治中得以在反右运动中幸免于难。1958年5月，反右运动接近尾声，张治中写了一份《自我检查书》，并附上1950年所写《六十岁总结》，送请毛泽东审阅。很快，毛泽东复函，热情地说：“一口气读完了《六十岁总结》，感到高兴。”“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心的若干点方面，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毛泽东的关怀、鼓励，使张治中为之感动。1958年9月，张治中曾应邀陪同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在此20天里，他们同吃、同住、同活动，朝夕相处，无所不谈，更加增进了友谊和交往。路上，毛泽东指着张治中问大家。“你们可知道他为什么字文白？”在场的罗瑞卿、曾希圣等都说不知道。毛泽东说：“他青年时当过警察，取字警魄。后来，警察不当了，警魄的字也不用了，遂从警字中取一‘文’字，魄字中取一‘白’字，故字‘文白’，看来他还是个简化汉字的创始人呢！”说得举座皆笑。视察途中，有一天毛泽东谈起张治中《六十岁总结》，对张治中说：“你在《六十岁总结》上说你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满足了，我不相信。”“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舒服过。我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农户，我才有点高兴，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说是前进了，赶快后退，我又不高兴了。到今年，看到工农业发展的情况，我才真正感到高兴。”“我不能完全同意您的意见，这是您我所处地位不同之故。您说在1955年之前并不感到高兴和舒服，这是因为共产党建立了政权，您就要考虑怎样把国家搞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千斤重担落在您的肩上，您自然不容易感到高兴和舒服了。而我，是从旧社会来的，在反动统治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贪污腐化，昏庸无能，眼看国家这样败坏下去，怎么了得！所以一直在苦闷中生活，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到了1949年，眼看在共产党和您的英明领导下，一切都有了办法，我就如同黑暗中看到光明，在精神上得到解放，心情自然高兴而舒服了。”毛泽东在“文革”中曾说过：“人不交几个党外朋友怎么行，我的党外朋友很多，周谷城，张治中……”毛泽东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以便于科学决策，改进工作，而张治中确实是能对毛泽东讲真话的诤友。1949年，全国政协大会召开前曾酝酿、讨论国家名号问题。毛泽东在中南海召集一些党外人士包括张治中等座谈，听取大家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治中提出不同意见：“‘共和’这个词的本身本来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建议大家采纳。同时还酝酿国旗图案的选定。审查小组从征集的2000多种图案中选出了较满意的3幅。讨论时，毛泽东手持两幅：一幅为旗红底，左上方一颗大五角星，中间三横杠。说明是：红色象征革命，五角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三横杠代表黄河、长江、珠江，象征中国文化发源地。另一幅就是现在的五星红旗。多数人倾向于三横的一幅。张治中对毛泽东说：“杠子向来不能代表河流，中间三杠容易被人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同时，以一杠代表河流也不科学，地球上哪有以一杠代表河流的？在老百姓看来，这一杠还会联想到一根棍子，像孙猴子的金箍棒。”毛泽东采纳了张治中的意见，建议大家放弃三横的那一幅图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后，要发布公告。中央写出来的稿子只列举主席、副主席姓名，56名委员未列姓名。张治中起来说：“这是正式公告，关系国内外观感。应该把56位委员的姓名也列上。”毛泽东说：“这意见很好，这样可以表现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的强大阵容。”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想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恩来、彭真转告张治中，毛泽东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直接给毛泽东写信说：“这次人大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大会，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主持人，怎能不讲话？”最后毛泽东接受了张治中的建议，开幕时发表了一个全面、扼要的讲话，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两句名言，就是这次讲的。作为共产党的诤友，张治中在整风反右中敢于直言。他在全国政协作的《更加密切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关系》的讲话中，指出党与非党关系存在三个问题：有职有权有责问题；关于对统战政策的认识与执行方法问题；关于党与非党的友好合作问题。然后又提了4点建议：第一，要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第二，要从制度上求得保证；第三，要从生活和交往上培养感情；第四，要从加强学习和宣传教育、加强检查工作上贯彻政策。张治中作为毛泽东的党外朋友，始终怀着诚挚的感情，每逢重要关头，总要提出肺腑之言。1967年国庆节，张治中已年近八旬，身体虚弱，病体不支。他不能走上天安门城楼，但仍坚持出席国庆大会。由警卫员用手推车送上天安门城楼。张治中见到毛泽东后直言不讳：“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现在被打倒的干部不止百分之五了吧？！”忠言逆耳，坦率、严厉。对张治中的问话，毛泽东没有反驳，体现了他作为伟人的雅量。两年后，即1969年，张治中病逝，终年80岁。毛泽东与张治中的交往，是党与非党、无产阶级领袖与国民党委员交往的一个典范。他们从对立阵营握手相识、相交后，坦诚、真挚、理解，风雨同舟，苦乐与共，是我党统战政策的一个果实。他们一生的交往体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原则和精神。毛泽东对张治中寄予厚望，给予帮助、开导、鼓励，无微不至。张治中对毛泽东由衷钦佩和支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做了不少好事。他是毛泽东的好友，也是诤友，没有辜负毛泽东对他的期望。张治中前半生中有20年效力于国民党政府，后半生转到人民的一边，并作出重要贡献，他的经历说明一个人是可以改变的，人生的路是可以选择的。(注：本文写作重点参考、援引了张余著《“不交党外朋友不行”——毛泽东与张治中的友谊》)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杰出的民主战士，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要使全中国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的雄心壮志，他的教育救国的毕生实践，他的诸多卓越的见解和行动，在近现代史上闪耀着光辉，给后人以启迪和激励。毛泽东评点原文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间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毛泽东朱德1946年7月24日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陶行知简介陶行知(1891～1946)，中国人民教育家、民主革命家、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原名文濬，后改名知行，最后改名行知。1891年10月18日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1910年入南京金陵大学学习。1914年赴美留学，1915年获伊利诺伊大学政治硕士学位。同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教育，为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J.杜威、P.孟禄的学生。1917年获得该校都市学务总监学位，秋季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并兼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23年辞去东南大学的职务、专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从事平民教育运动。早在20年代，陶行知就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起初从事平民教育运动，后来他认为“碰了壁”，就转而提倡乡村教育运动和普及教育运动。并先后创办了晓庄学校和山海工学团，开始提出了生活教育的理论。1930年4月，国民党政府下令封闭晓庄学校，同时，下令通缉他。同年秋，他到日本避难。1931年春，由日本回上海后，任上海《申报》总经理处顾问。他对《申报》的革新、转向支持进步力量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促进作用。“九一八”事变后，他的政治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他目睹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招致民族危机日益深重，极为愤慨，曾著文予以抨击。而对中国共产党率领红军北上抗日，表示衷心拥护。他极为赞扬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投身于民族民主革命斗争。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他和沈钧儒、邹韬奋、马相伯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被选为执行委员。1937年，陶行知赴伦敦参加了世界新教育会议。他还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为国民外交使节，先后周游亚、非、欧、美28国，宣传抗日救国，并向华侨和世界人民开展募捐活动，支援抗日救亡运动。他为此作出了很大贡献。陶行知在伦敦拜谒了K.马克思墓，并作诗抒怀，诗中有“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小坟葬伟大”的颂语，以表达他对革命导师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敬仰。他由歌颂孙中山(诗作《锄头歌》)到歌颂马克思，这是他的思想进步的一个飞跃。1938年秋，陶行知回国，参加国民参政会。国民党政府曾请他担任清闲的高级职务，他婉言拒绝了。1939年他在重庆北碚创办了育才学校。他遇到问题就去访问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董必武。1940年，他读了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之后，说“中国有救了”。这充分表达了他的心声和信念。在抗日战争时期，陶行知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抗日战争、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坚持不懈地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努力奋斗，同时相应地提倡战时教育运动和全面教育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投身于反内战、反独裁、争取和平民主运动的洪流之中。为此，他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仇视，把他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但他坚持战斗。1946年7月，他在国民党政府的迫害下，猝然病逝，终年55岁。他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由教育救国走上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的一个光辉典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一位亲密战友。陶行知生平著作很多。主要有《中国教育改造》、《知行书信》、《斋夫自由谈》、《古庙敲钟录》、《行知诗歌集》、《幼稚教育论文集》、《教学做合一讨论集》、《志少通千家课》、《普及教育》、《普及教育续编》、《普及教育三编》等。试析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陶行知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这是常识；在中国近现代革命史上，陶行知作为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被誉为“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也是人所共知的。他为人民的教育事业，为祖国的独立、和平与民主奋斗了一生。他去世时，毛泽东与朱德联名发去唁电，对他作了崇高而恰当的评价，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对这位伟人的敬意和悼念。说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当之无愧。他毕生致力于人民教育，致力于教育救国。他出生于一个平民家庭，从小受过苦，也使他立志成才。他上小学时，曾在学堂宿舍的墙上挥毫题词：“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作出一些贡献。”他上金陵大学文科班时，既大量接受西方文化，又不放弃对传统文化的研究，逐渐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哲学产生了兴趣，相信知先行后和知行合一的观念，于是以“知行”笔名发表论述中西文化的文章，以后索性改名为“陶知行”。司徒雷登回忆说：“我掌教金陵大学的时候，陶行知先生的卷子，我曾细心看过。他的思想超脱，笔致清新，一见便使人相信是最有前途最有希望的优秀学生。在校时，他专攻王阳明的学说，同时对于基督教的真谛探讨不遗余力。并行不悖，殊途同归，确是不世出的奇才。”因学校的信任和同学的支持，陶在学习期间负责编辑金陵大学学报中文版《金陵光》，并发表了多篇振聋发聩的论文。他在《金陵光出版之宣言》中向同学们发出号召，求学要“由感立志，由志生奋，由奋而捍国，而御侮，戮力同心，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他在《国循篇》中表达了救亡图存的强烈愿望，他大声疾呼：“吾人救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其进取当有列强什百倍之猛勇。即欲在世界要求一生存，犹当夙兴夜寐，不容稍多蹉跎。”他在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中，对中外政治制度的差异和优劣作了比较分析，指出中国积弱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统治，只有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建立民主共和政治制度，才能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此文的写作发表，表明陶行知的爱国民主主义思想日臻成熟。1914年6月，陶行知以总分第一的优异成绩由金陵大学毕业，获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文科学士学位。时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黄炎培参加毕业典礼，称他为“秀绝金陵第一声”。陶行知筹足经费后，便赴美完成学业。同年8月，他进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学习，主修政治，兼修教育。为了节省时间和经费，他仅用一年时间就修完全部课程，获得伊利诺伊大学文科硕士学位。紧接着，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课程。美国的公立学校系统、职业教育，以及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和成就，例如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校，以儿童为中心的学校，等等，给陶行知以很大影响。特别是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社会生活是有教育意义的”、“思考是解决问题的过程”等教育哲学原理，给他以启发，成为他以后创立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来源。1917年8月，陶行知完成在美国的学业，获得都市学务总监资格文凭，应聘回国任教。他决心“矢志以教育行政为毕生事业”，“要使全中国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正是在这种雄心壮志的指引下，陶行知留学回国后，便投身教育救国的事业。他在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主任时，看到教师只会捧着书本教书，学生只会死记硬背，感到必须改革这种教学法，引进西方启发式教学法。他在一次校务会上首次提出改革传统教授法的建议，主张好的先生，不是教书，不是教学生读，而是教学生学，即要把教与学联结起来。但他的建议遭到反对，说他“标新”。陶行知并不气馁，他愤而辞去教育科主任职务后，把自己的主张写成了一篇《教学合一》的文章发表出来，文中提出“先生的责任在教学生学”，“先生教的法子必须根据学的法子”，“先生须一面教一面学”。这一主张逐渐为人们所认同接受，不久，南京高师的各科传统“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陶行知的“教学合一”思想以后进一步发展到“教学做合一”，成为生活教育理论的重要教学法。在教育制度方面陶行知也对中国传统学校制度提出批评，主张引入“六、三、三、四”新学校制度，即小学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大学四年的学制，并辅以幼稚院、研究院。他还于1918年11月发表了《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一文，倡导推广职业教育，对职业教育的体制、师资、学生、课程与设施等问题提出了具体建议。这些活动，初步奠定了陶行知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五四”时期，陶行知积极推行平民教育。他认为：“中国现在危亡之祸逼在眼前，万万等不及国民小学的学生长大之后，再出来为国家担当责任。我们必定要努力把年富力强的人民赶紧地培植起来，使他们个个读书明理，并愿为国鞠躬尽瘁。”(《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40～41页)这表明他已意识到必须打破旧学校教育体制的框框，深入更广阔的社会领域，去探索教育改革的新路。陶行知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乡村教育领域。他说：“中国以农立国，100个人当中有85个住在乡村里，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也就是到乡间去的运动。”(《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50页)为此，他提出教育必须为平民大众，特别是占人口多数的广大农民服务。这在20年代中国的教育界是一种创新。他写了一首诗，自勉并勉励从事平民教育的同志：人生天地间，各有所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多少白发翁，蹉跎悔歧路。寄语少年人，莫将少年误。1923年11月，陶行知在给妹妹文渼的信中，表白自己从事平民教育的社会责任感。他说：“我们生在此时，有一定的使命。这使命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厄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与后代。这是我们对于千万年来祖宗先烈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亿万年后子子孙孙的责任。”(《陶行知全集》第5卷第56页)陶行知猛烈批评中国落后的教育制度，指出：“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在《我们的信条》中认为：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乡村学校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应当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乡村教师必须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于是，他创办晓庄学校。他头戴草笠，脚穿草鞋，带领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建设校园。他们自己盖宿舍，建厨房，挖厕所；自己挑粪、挑水、种粮、种菜、养猪、养鱼；连烧饭、勤务的事都自己干。很快，茅草房校舍建起来了。陶行知把礼堂题名为“犁宫”，并在“犁宫”门口为全校师生写了一副对联：和马牛羊鸡犬豕做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为了教育全校师生用自己的双手创造晓庄学校的一切，陶行知又创作了一首《自立歌》勉励大家：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人，靠天，靠祖上，不算是好汉！陶行知在创办晓庄学校的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他认为生活教育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体系。在教育哲学方面，陶行知扬弃了传统知行观和杜威的经验论，提出实践第一的观念，作为生活教育的哲学基础。他指出：“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他借用《善辩》的亲知、闻知、说知的观念，论证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辩证关系，指出：“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和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152～153页)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接着论证了实践出真知的观点。他说：“知识有真有伪。思想与行为结合而产生的知识是真知识。真知识的根是安在经验里的。从经验里发芽抽条开花结果的是真知灼见。”他用“接知为接枝”的形象比喻，说明如何运用别人的经验，使它成为自己的真知。他说：“我们要有自己的经验做根，以这经验所发生的知识做枝，然后别人的知识方才可以接得上去，别人的知识方才成为我们知识的一个有机部分。”如果没有自己的经验做根，那么别人的知识无论怎么嫁接，“也是接不活的”。(《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87～88页)1932年6月，他在《古庙敲钟录》中进一步提出“行动是老子，知识是儿子，创造是孙子”的命题。他解释道：“我们是要在行动中追求真知识，行动遇着困难，便不能不思想，思想贯通便是取得了真知识。运用真知识以行动，便走了创造之路。”(《陶行知全集》第2卷，第512～513页)1934年7月，陶行知发表《行知行》一文，宣布放弃使用了23年之久的旧名“陶知行”，启用新名“陶行知”。他说：从知行到行知，“可以代表我的思想的转变”。本来，陶行知办的晓庄学校很红火，深受大众欢迎，不料4年后却被国民党当局封闭了，罪名是陶行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此后，陶行知便转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和《申报》工作，并与史量才一道大胆改革《申报》。30年代中期，陶行知开始与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直接合作的态度。他先后与中共“支委”的田汉、“文总”的钱俊瑞等建立联络，并与之组织了“苏联之友社”，联络和团结文化界进步人士。1935年华北事变后，陶行知与中共党员周新民、钱俊瑞等联络，表示要联合进步人士组织发动救国运动。当年12月，他与沈钧儒、马相伯、章乃器、邹韬奋等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当选为该会执行委员之一。翌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他又被推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1936年6月，陶行知得知中共准备与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向时，当即便与邹韬奋起草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积极促成这件事情，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4人名义联名发表。发表后引起极大反响。毛泽东于8月10日致信章、陶、邹、沈及全救会成员，对他们的文章和行动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人们的意见和要求”，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意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派和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如你们纲领与要求上提出的一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9月18日，毛泽东再次致函陶行知等4人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行动，已经引起全国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对先生们产生无限的敬意。”陶行知等收到毛泽东的函件后，十分激动，一致表示将以更高的爱国热忱投入即将全面展开的救国运动。1936年7月11日，陶行知离开香港，前往英国伦敦出席世界新教育联合会第七届大会。他是作为中国的新教育运动的杰出代表被邀请赴会的。在伦敦期间，陶行知去郊外海格特公墓拜谒马克思墓。他在杂草丛生的一片荒冢里找到墓号为24748的马克思墓和恩格斯题写的墓志，惊叹这一旷世伟人之墓，竟是这样平凡。陶行知在墓前摄影留念，并写下了《马克思墓》一诗，诗云：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二四七四八，小坟葬伟大。诗虽然只有四句，已充分表达了他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崇敬之情。此后，他在1938年2月和6月，分别陪同吴玉章、李信慧又两次拜谒了马克思墓。从1936年7月到1938年8月的两年多时间内，陶行知作为国民外交使节，环游世界2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七次进美国，六次进法国，五次进英国，四次进加拿大，三次进比利时、德国、锡兰，二次过埃及、印度、新加坡，到过一次的国家和地区有：墨西哥、意大利、奥地利、南斯拉夫、希腊等。所到之处，陶行知竭尽全力宣传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正义事业，吁请海外侨胞和国际友好人士支援中国抗日，出色地完成了国民外交使节的艰巨任务。归国后，陶行知便全力投入战时教育。中国共产党对他的这一活动给予了很高评价和大力支持。1942年3月，陶行知创办的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等在延安举行社庆15周年大会，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李维汉亲自到会讲话。李维汉指出，陶先生不仅继承了五四文化革命以民主科学反对老八股的精神，而且还进一步发展反对“洋八股”。这是我们今天反对教条主义、党八股、整顿三风时所应特别学习的。当时延安还编印出版了《行知教育论文选集》，作宣传学习之用。1939年底，陶行知参与发起创建中国民主同盟的工作。1945年10月，民盟召开一大时，陶行知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兼民主教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还担任民盟中央机关报《民主报》社委员会委员，成为战后民盟领导民主运动的主要负责人之一。陶行知还是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45年冬，救国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陶行知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陶行知倾全力投入和平民主运动。1945年，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多次与陶行知会晤，对他的为人和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极为钦佩，当时还有抗战胜利后的教育部长应由陶来担任的倡议。陶行知对毛泽东也十分崇敬，数次出席欢迎毛泽东的会谈和招待会。毛泽东返回延安的那天，他作为民盟代表亲去机场送行，并合影留念。1946年1月，政协会议期间，陶行知在中共南方局支持下，创办重庆社会大学，为在职和失学青年提供业余教育。回沪后，他为“下关惨案”亲自在国际饭店举行外国记者招待会，指出这次殴打事件是对民主和学生运动的镇压。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后，陶行知的处境也很危险。周恩来派中共上海工委成员陈家康特地到陶行知的住处看望他，劝他注意安全，转移住所，摆脱特务的监视，陶行知坦然答道：“我等着第三枪！”后来翦伯赞、郭沫若也一再提醒他注意安全，他还是那句老话。紧张的斗争，长期超负荷的工作，连续加班加点，损害了陶行知的健康，1946年7月25日晨，陶行知突发脑溢血在洗脸间昏倒，经抢救无效，12点30分溘然逝世，终年55岁。周恩来在中午闻知陶行知逝世的噩耗，立即赶到现场，拉着陶的手，含着热泪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开展下去。你放心去吧。我立时就要到南京去了，我们必定要争取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和实现民主来告慰你的。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的。陶先生，你放心去吧！”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说：“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获悉陶行知逝世的当天，毛泽东与朱德立即联名发出唁电：“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间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8月11日，延安各界2000余人为陶行知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亲笔题写会额：“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地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陶行知先生与中国共产党成为民主运动的亲密战友，与共产党携手奋斗。我们二百万中共党员们，要把他当作模范来学习。陶先生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正是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像鲁迅先生、邹韬奋先生等所走的同样的道路。”陶行知逝世的噩耗传开以后，四海为之同悲。前往吊唁的人士络绎不绝。10月27日，上海各界人士5000余人在复旦大学隆重举行了追悼大会。12月1日，陶行知的灵柩被移至南京，安葬在生活教育的发祥地——晓庄劳山脚下。墓前石牌坊上，刻着郭沫若手写的陶行知遗教：“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陶行知的追求，陶行知的业绩，陶行知所走过的路，以及毛泽东对陶行知的评价，将永远昭示、激励着后人前进。(注：本文写作重点参阅、援引了张登著《陶行知》)胡适一时成了进步青年的楷模胡适是大名人，也是一个极为复杂的人物。新文化运动时期，一度成了毛泽东的楷模。毛泽东是怎样认识他的呢？这些认识是怎样发展变化的呢？颇为曲折，颇多启迪。毛泽东评点原文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竟(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胡适简介胡适(1891～1962)，现代诗人、文史学家、“五四”文学革命的倡导者。初名嗣穈，学名洪驿，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一个亦官亦商的家庭。其父为清末地方官吏，其母系农村妇女。1895年春，始在家乡私塾就读。习四书五经。9岁起，阅读《水浒传》、《三国志演义》、《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等小说。思想上深受其父服膺的程朱理学的影响。1904年春去上海，进新式学堂，学习了英语和西方自然科学，接触了严复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梁启超的《新民说》，这些给他以很大启发。他在中国公学求学时，曾参加以“对于社会，竞与改良；对于个人，争自濯磨”为目的的竞业学会，并一度任白话文会刊《竞业旬报》主编，在该刊发表过一些白话文学。这一时期，他对旧体诗产生浓厚兴趣，因而放弃自然科学，走上专攻文学、史学的路。1910年往北京考取庚子赔款第2期官费生赴美留学，在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习政治、经济，兼治文学、哲学。1914年获文学士学位后，又去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就学于哲学家杜威，深受其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胡适后来忆述：“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结论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介绍我自己的思想》)1917年完成了论文《先秦名学史》，这是为获取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而撰写的学位论文。同年夏回国，任北京大学哲学教授，后又任英文系主任、文学院院长等职。同年，与江冬秀结婚。其时，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锐意改革，集中了一批从日本、欧美留学回来的新派知识分子。他们以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月刊为阵地，宣传民主、科学，倡导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运动。胡适是这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1917年1月，他尚在美国时，即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被诩为文学革命“首举义旗的先锋”，一时享誉全国。稍后，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又提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古人已造古人之文学，今人当造今人之文学。”1918年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复把所谓“八不主义”总结为四条：“一、要有话说，方才说话”；“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四、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1918年他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大力提倡白话文，宣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与陈独秀、李大钊等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物。在“五四”文学革命前后，胡适还陆续发表《论短篇小说》、《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谈新诗》等文。从创作理论的角度阐述新旧文学的区别，提倡新文学创作；翻译法国都德、莫泊桑、挪威易卜生等名家的部分作品，为新文学提供借鉴；又率先从事白话文学的创作。早在1917年2月出版的《新青年》上就发表了他的几首白话诗，成为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批新诗。这些作品，虽然还留有旧诗的若干痕迹，但采用自然音节和自由句式，开始打破传统的诗歌格律，内容也表达了民主主义、人道主义的思想情绪。正如他把它们结集时取名《尝试集》所表明的，他为新诗创作作了积极有益的“尝试”。胡适又于1918年发表自称为“游戏的喜剧”的《终身大事》。剧作带有易卜生的明显影响；尽管反封建的主题思想相当软弱，却以其触及觉醒中的青年普遍关心的婚姻恋爱自主、妇女解放等社会课题，曾经激起过强烈反响。与此同时，他还致力于白话文学史的研究和章回小说的考证工作。著有《白话文学史》(上)一书。1920年起陆续写成的关于《水浒传》、《红楼梦》、《西游记》、《三国志演义》等书的考证文字，结集为《中国章回小说考证》出版。他将所考证的小说分为两类，一类以《水浒传》为代表，称为历史小说，着重研究其历史演变过程；一类以《红楼梦》为代表，称为创作小说，着重考证其作者的身世、经历。1921至1933年间，共作5篇考证《红楼梦》的文章，否定了索隐派的旧红学，创立“自传说”，开始了后来被称为“新红学”的学派。胡适这一时期的文学主张、创作实践、研究工作，影响很大。为此，他和陈独秀、钱玄同等曾一度成为封建复古主义者攻击的对象。但他的偏重语言、形式改革，强调点滴演进的看法，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明显带有改良主义、庸俗进化论和唯心论、实用主义的色彩。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胡适越来越明显地暴露了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1918年他曾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但在1919年接编《每周评论》后，却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宣扬杜威的点滴改良的实用主义思想，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主张。1919年秋，杜威来华讲学，胡适为翻译人之一。1920年、1921年间，他进一步指责《新青年》对苏维埃俄国的介绍。在受到李大钊、陈独秀的批评和抵制后，脱离《新青年》阵营，并从此改变了他原想20年不谈政治的态度，于20年代办《努力周报》，30年代办《独立评论》，40年代办独立时论社，都是谈政治的。在愈益频繁地介入政治的过程中，他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也愈来愈密切。1922年胡适在其办的《努力周报》上，发表大量时事述评，提倡所谓“好人政府”，后又附出《读书杂志》，支持《国学季刊》，鼓吹“整理国故”，并在1925年“五卅”运动中宣扬“读书救国”，要求青年“独坐在图书馆里”，“救出你自己”，终于从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中分化出去。1927年国民党政权建立后，胡适虽曾因编集1929年《新月》月刊讨论人权问题的文章为《人权论集》出版，一度引起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但他随即在1930年4月作《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声言中国应打倒的“五个大仇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全然否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存在。1933年初，曾参加宋庆龄、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北平分盟主席，但旋即因撰文强调维护政府权力，指责民权保障同盟，被同盟除名。此后，又在自己主办的《独立评论》上，一再发表支持国民党政权的文字，走上了政治上依附国民党的道路。抗日战争期间，胡适曾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当时日益高涨的民主运动中，成为进步青年学生的对立面。1946年参加国民党政府召开的所谓“国民大会”，并担任“大会主席”，为国民党政府效劳。30年代至40年代，胡适的主要学术活动，是继续从事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工作，早在1919年即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一书。继1927年出版《戴东原的哲学》一书后，1930年辑成《神会和尚遗集》、写成《菏泽大师神会传》先后发表，作为他研究中国禅宗史的成果。1931年发表《淮南王书》，是他研究道家哲学的成果。1934年发表《说儒》，自认为是研究儒家的重要著作。抗日时期在美国期间，曾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思想史课程。40年代后半期任职北大校长期间，还曾致力于《水经注》的研究。有关手稿，1979年在国内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胡适离开大陆去美国。1954年、1955年间，国内学术界从文学、史学、哲学、教育学诸方面，对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以及他的反共政治立场，进行了批判。1957年，他出任台湾当局驻联合国“代表”。1958年，返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2月24日因心脏病发作逝于台湾。胡适的主要著作除上面已提及的之外，还有《胡适文存》(四集)、《胡适论学近著》、《藏晖室劄记》等。胡适逝世后，又有《胡适手稿》、《胡适选集》、《胡适口述自传》等书，在台湾出版。他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是对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的提倡。试析胡适比毛泽东年长两岁，成名成家较早，是“五四”时期的风云人物，赢得许多进步青年的钦佩、崇拜，一时成为学习的楷模。青年毛泽东也不例外。十多年后他同斯诺的谈话中，说到他当年读《新青年》杂志时，坦诚地说：“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在这里，他把胡适与陈独秀并列，作为自己当时的“楷模”。毛泽东首先是从读《新青年》杂志上胡适的文章开始了解胡适的。然后，1918年10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旁听过胡适的课堂教学。胡适作为新派人物的代表，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在社会上颇负盛誉，威望很高。他学贯中西，播撒着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新的方法，深得广大学生和青年的欢迎和拥护。蔡元培曾称誉他是“旧学邃密”、“新知深沉”的一个人。当时毛泽东也仰慕胡适。萧三在《1918年毛主席在北京和天津》一文中说：“当时文化界名人荟萃在北京，毛主席仰慕他们。杨(怀中)为了满足我们的求知欲，介绍我们去拜访过其中几个人，记得我随同去访问过的有蔡元培、胡适、陶孟和。”这就使毛泽东和胡适交往更方便了。对胡适的重要文章毛泽东是认真研读的，如《文学改良刍议》就给了他深刻的印象。胡适提出，作文“须言之有物”、“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避俗字俗语”等，25年后毛泽东在著名的《反对党八股》的讲演中再次予以强调。毛泽东还就哲学上的一些问题，诸如中西学术的关系、实验主义哲学等，请教过胡适，得到过胡适的当面指点。他还听过胡适讲演墨子哲学、实验主义哲学等。胡适在北大所作“实验主义”的讲演，是他系统介绍实验主义，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一次讲演。毛泽东也受到实验主义很大影响，他把实验主义认作对抗思想强权的新思潮。他指出，对于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反动，“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1919年7月4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陈独秀和胡适当时还办了一个很有名的杂志，叫《每周评论》。这个杂志对毛泽东的影响也是很大的。他办《湘江评论》，从刊名到倾向，从形式到内容，都可看出明显受《每周评论》的影响。胡适也是这样看的，他甚至把新创刊的《湘江评论》称作《每周评论》的“小兄弟”。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6号(1919年8月24日出版)上发表的《介绍新出版物》一文中说：“现在新出版的周报和小日报，数目很不少了。北自北京，南至广州，东从上海、苏州，西至四川，几乎没有一个城市没有这类新派的报纸。……现在我们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一个是成都的《星期日》。”在这篇文章里，胡适特别赞赏毛泽东的《民众的大联合》一文。他说：“《湘江评论》的第二、三、四期的《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章。”在毛泽东这篇文章中，还包含着易卜生的妇女解放论的观点，这和胡适所宣传的主张是一致的。可见，在五四运动时，他们是同一战壕向旧势力进攻的战友。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以为空谈好听的“主义”是极容易的事，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器都能做的事。空谈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胡适甚至以为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这种口头禅很容易被无耻政客利用来做种种害人的事。这“外来进口的主义”指的是什么？他没有明说。他只是表示反对谈“根本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义，而主张去研究诸如人力车夫的生计问题、女子解放问题等等。但是人们都知道，胡适反对的是主张“根本解决”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点，胡适自己后来也是承认的，晚年他在台湾出的《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这“问题与主义之争”，是“我和马克思主义者冲突的第一回合”。1919年12月，为了驱逐湖南督军张敬尧，毛泽东率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赴京，在北京停留了3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他同胡适有所接触。他后来同斯诺谈起此事：“那时候我也遇见了胡适，我去拜访他，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在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给周世钊的信中，谈了一些他同胡适交谈的内容。那时许多人都热心出国留学，毛泽东对此颇不以为然，同胡适讨论了出国留学的得失。毛泽东在信中对周世钊说：“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非留学篇》载于1914年1月出版的《留美学生年报》第3号，主张设立国立大学为培养本国人才之所。文章说：“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曰即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捍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本国办了好的大学，就不一定都要出国留学了。在办学方法上，胡适认为中国古代的书院重视自修与研究，其精神与当时在教育界颇有影响的“道尔顿制”相近，可以采用。这一想法久久吸引了毛泽东。在同一封信中，毛泽东还告诉周世钊，他曾经同胡适商谈过创办自修大学的计划：“我想我们在长沙要创造一种新的生活，可以邀合同志，租一所房子，办一个自修大学(这个名字是胡适之先生造的)。我们在这个大学里实行共产的生活。”“这个组织，也可以叫做‘工读互助团’”。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对毛泽东筹办“工读互助团”是赞成和支持的，并把“工读互助团”改名为“自修大学”。毛泽东等人后来果真在长沙办起了“自修大学”，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新教育》、《教育新刊》、《新时代》等杂志都发表了评论。1920年7月9日，毛泽东还给胡适写过一信：“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敬尧)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此颂教安。”此信手稿被保存下来了。从这一短简中，人们不难看出当年毛泽东对胡适是很尊重与信赖的。1923年，毛泽东在《新时代》创刊号(1923年4月10日出版)上发表《外力，军阀与革命》一文，将国内各派势力分为三派：革命的民主派，非革命的民主派和反动派。他把胡适等“新兴资产阶级”划归“非革命的民主派”，并且认为他们是可以同革命派合作的。1949年以后，胡适就被认作反动派了，并且随着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在文化学术界开展过对胡适的批判。现在看来，某些批判失之于简单粗暴。胡适一生以“白话文的布道者”自居，事实如此。《尝试集》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终身大事》为第一个白话散文剧本；“文学革命”的口号不是由鲁迅而是由胡适最先提出来的。胡适还最先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某些批礼教、批节烈观、批孝道的文章，胡适发表在前，鲁迅发表在后，似有唱和关系。另外，在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与整理方面，在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及古史研究方面，胡适都有开拓性的贡献。他一生获荣誉博士学位多达35个，这是中外罕见的。胡适还以“自由神”自命，1929年他发起了“人权问题”的讨论，大胆批评国民党的“党治”、“人治”，呼吁“法治”。他在任驻美大使期间，为抗日四处借款，巡回演说。仅1942年上半年的四个多月里，演讲百余次，差不多每天有一次演讲，结果因劳累过度，致使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医院。青年时期的胡适写过《睡美人歌》，希望学习西方的“新制”，改变祖国贫穷落后的面貌，使中华民族振兴富强起来，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赴美留学，“愿得西方医国术”，他翻译都德的《最后的一课》，拜伦的《哀希腊歌》；他弃农从文，决心“执笔报国”。等等这些，都说明了这个思想。尽管胡适后来做了蒋介石的“过河卒子”，但他到死也未加入国民党。晚年逃离大陆后，支持雷震等人在台湾办《自由中国》，一方面反共，同时也反对台湾当局对言论自由的压迫。从五四运动后期起，胡适因反对马克思主义、坚持改良，而逐渐走向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为时代的落伍者。毛泽东当然也就与他分道扬镳了。但是，时至1936年，毛泽东仍对外国记者坦诚地承认他青年时视胡适为“楷模”，说明毛泽东评价人物是客观公正的，是历史的、辩证的、全面的。当毛泽东晚年读《红楼梦》时，他仍认为胡适批评索隐派的观点，还是比较对的。胡适的错误已成历史陈迹，可为后人之鉴；胡适的学术成就，已融入民族文化遗产，价值不灭。蔡廷锴是著名的爱国将领在民主革命时期，蔡廷锴是蒋介石的部下，但他却主张积极抗日，又与工农红军交朋友，气得蒋介石咬牙切齿……毛泽东评点原文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是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呢？他们是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蔡廷锴们不是同红军打过死仗的吗？可是后来又同红军订立了抗日反蒋同盟。他们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无论蔡廷锴们将来的事业是什么，无论当时福建人民政府还是怎样守着老一套不去发动民众斗争，但是他们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不能不说是有益于革命的行为。这是国民党营垒的破裂。九一八事变以后的环境能够使国民党营垒分裂出这样一部分人，为什么今天的环境反倒不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呢？我们党内持这样一种论点的人是不对的，他们说，整个地主资产阶级的营垒是统一的，固定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使它起变化。他们不但不认识今天的严重环境，并且连历史也忘记了。蔡廷锴简介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著名爱国将领。广东罗定人。18岁开始在广东新军当兵。1920年到广州入陆军讲武堂受训，毕业后任粤军上尉副官，继任一师四团连长，1923年任孙中山大本营特别团营长。1925年7月，驻粤各军统编为国民革命军，蔡廷锴任第四军第十师团长。1926年，蔡廷锴率军参加北伐战争，攻克武汉后升任第十一军新编二十四师副师长、师长。1927年他随叶挺、贺龙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部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等职。当所部离南昌入进贤县时，实行分共，脱离革命，率部转入福建。后其部接受蒋介石改编，他任第六十师师长，参加新军阀的混战。1930年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九路军军长，后被调到江西参加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三次反革命军事“围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蔡廷锴被调任上海。那时上海和全国人民抗日的高潮，给了十九路军官兵以很大影响。1932年1月28日夜，日本海军陆战队向上海发动攻击，蔡廷锴不顾国民党当局“忍辱求全”的指令，临战前坚决抵制国民党当局立即换防的决定，密令全军如遇日军向本军驻地进犯，“应以全力扑灭之”，毅然发起“一二八”淞沪抗战。十九路军将士在上海各界人民支援下，艰苦奋战了33天，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显示了中国人民的爱国决心和英勇气概。随后，十九路军再次被蒋介石调往福建与中国工农红军作战。1932年底蔡廷锴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兼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他于1933年10月与红军达成抗日反蒋初步协定，同年11月下旬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抗日反蒋。蔡廷锴担任该政府委员和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1934年春，福建人民政府失败后，蔡廷锴到南洋等地继续从事抗日反蒋活动，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日趋密切。1935年在香港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该组织最高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一度任国民党第六集团军总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后期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政策表示不满，积极参加民主和平运动。1946年4月在广州与李济深等共同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蔡廷锴为该会中央负责人之一。同年秋由香港北上到达东北解放区。1949年春进北平、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廷锴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1956年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著有《蔡廷锴自传》等。试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马不停蹄地向中国内地进攻，企图独占全中国。面对如此严峻的民族危亡、国家存亡的局势，结束万里转战的北上红军到达陕北后刚刚站稳脚跟，中共中央便在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于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军事战略问题、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问题。这次会议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两天后，毛泽东根据瓦窑堡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充分说明了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指出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时期内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认为这些是党和红军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遭受严重挫折的基本原因。同时，毛泽东唤起党内注意1927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引导革命归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指出了蒋介石必然要破坏革命势力的趋势，这就保证了后来中国共产党在新环境中能够具有清醒的头脑，在蒋介石的不断欺骗和多次武装袭击中，使革命力量不致遭受损失。对于革命的政治策略问题，毛泽东在这篇报告里也作了最完整的分析。报告一开始就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在今天的时局下有起变化的可能性。“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是要发生破裂的。”他指出：“把这个阶级关系问题总起来说，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因此，党的基本策略任务，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在这里，毛泽东把蔡廷锴由反共到抗日，再到联共反蒋的变化作为一个明显的例子加以论证。他指出，蔡廷锴等人领导的十九路军，在江西向红军进攻，到了上海，又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到了福建，便同红军成立了妥协，向蒋介石开起火来。这是国民党营垒破裂的标志。毛泽东从蔡廷锴这一转变的事实中得出结论：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敌人的营垒是会发生破裂的。因此，他指出全党的任务，就是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组成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共同去对付日本帝国主义。蔡廷锴在民族危机的国难当头，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把本来向着红军的火力掉转去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这是一个有益于革命的爱国爱民的行为。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函蒋光鼐、蔡廷锴，“光荣的十九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之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之赞成与拥护”。“总之，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热诚爱国如先生，知不以斯言为无当也。”毛泽东在信中的字里行间，对蔡廷锴等人的爱国之举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与赞许。蔡廷锴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因而也成了被人们传颂的著名爱国将领。郭沫若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郭沫若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参加革命早，与毛泽东相识早，交谊深。他巨笔如椽，对革命和文化事业贡献甚大。从对历史的探讨，到诗词的唱和，毛泽东与他有多方面的交往，对他有很高的评价，很大的期望……毛泽东评点原文郭沫若兄：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毛泽东一月九日延安沫若兄：大示读悉。奖饰过分，十分不敢当；但当努力学习，以副故人期望。武昌分手后，成天在工作堆里，没有读书钻研机会，故对于你的成就，觉得羡慕。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恩来同志到后，此间近情当已获悉，兹不一一。我们大家都想和你见面，不知有此机会否？谨祝健康、愉快与精神焕发！毛泽东上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于延安郭沫若简介郭沫若(1892～1978)，现代诗人、剧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社会活动家。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人。原名郭开贞，乳名文豹，号尚武，笔名除郭沫若外，还有郭鼎堂、石沱、麦克昂、高汝鸿、杜珪、易坎人等。郭沫若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商人的家庭。父亲郭朝沛，是一个有实业家手腕的精明商人。母亲杜遨贞，是一个没落的官宦人家的女儿，资质聪明，嗜好文学。郭沫若童年时，母亲就教他背诵唐诗。郭沫若说：“我之所以倾向于诗歌和文艺，首先给予了我以决定的影响的就是我的母亲。”1897年，郭沫若开始受家塾教育，读四书五经和唐诗宋词。1906年，到嘉定府乐山县高等小学读书。帅平均的《读经讲经》课，通过对古文、今文《尚书》真伪的辨析，激发了他对旧学的喜爱，养成了他日后爱考证、好翻案的脾气。1907年秋，郭沫若升入中学堂，开始接触西方的社会科学著作和文学作品。此外，阅读《史记》也给予了他丰厚的思想营养和文学营养。1910年2月，郭沫若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丙班读书。1911年因参加罢课斗争一度被学校开除。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剪掉了辫子。1912年初春，郭沫若奉父母之命与张琼华草率完婚，第5天又返回成都读书。1913年底，在大哥资助下赴日留学。1914年至1923年，先后在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九州帝国大学医科学习。初到日本时，异国生活中所受的民族歧视，个人婚事的失意，使郭沫若陷于消沉苦闷之中。他因此读《王文成公全书》，深受王阳明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影响。同时，王阳明学说又把他引导到老庄哲学、孔子哲学和印度哲学。此时，他还接触了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诗，感受到清新恬淡的风味。由泰戈尔进而接触到印度古诗人伽毕尔。后来他又喜欢德国诗人海涅、歌德，由歌德又导引到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的著作。“五四”时期，他还喜欢过康德、尼采，并接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文艺理论。中外诸家的多种影响，使郭沫若前期思想呈现出异常复杂的情况。1916年，郭沫若与日本少女安娜(本名佐藤富子)恋爱并结合。1919年9月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发表新诗。他由追随泰戈尔转而喜欢美国诗人瓦尔特·惠特曼。惠特曼的诗风和诗形，使他找到了“喷火口”和“喷火的方式”。这些诗后来结集为《女神》。经他与成仿吾、郁达夫、张资平等人的努力，于1921年成立了创造社，次年《创造季刊》问世。1921年4月，郭沫若决计放弃医学，另谋出路，与成仿吾一同回上海。他想像中的“五四”后的祖国是新鲜、华美的。然而踏上国土后，所见所闻是无涯际的黑暗，理想被现实击碎，工作也无着落，于同年9月复返日本继续求学。1923年3月，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获医学士学位。之后，与安娜及三个孩子回上海。1924年5月，译完(日)河上肇《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从此初步倾向马克思主义。1926年3月，经瞿秋白、林伯渠等推荐任广东大学(次年改为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7月，参加北伐战争，先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长、秘书长、副主任等职。“四一二”政变前后，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披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疯狂杀人的罪行。几个月后，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和宣传委员会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2月，郭沫若离开上海去日本，同先期到达日本的安娜和孩子们避居于千叶县市川市。流亡日本10年间，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1930年至1937年间，先后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古代铭刻汇考》等著作，成为中国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史学的开拓者之一。此间，他还写了自传、历史小说、杂文、散文等许多作品，积极支持留日青年和国内文艺界的革命文艺活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于7月25日只身离日潜奔祖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组织和团结进步文化人士，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曾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务。皖南事变后，主要从事历史剧的创作和史论的著述。1941年11月16日，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文化界在重庆、成都、延安、香港等地，为郭沫若五十寿辰和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活动。周恩来在重庆纪念会上发表了题为《我要说的话》的讲演，赞扬郭沫若的革命热情、研究精神和战斗生活，称他是继鲁迅之后“今日革命文化的班头”。郭沫若自己编写了《五十年简谱》。1941年12月至1943年3月，郭沫若写出《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等剧本，并继续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和先秦诸子的思想进行系统研究，主要史学论著有《十批判书》、《青铜时代》、《历史人物》等。他这一时期写的许多历史剧和大量诗文，起到了打击敌人、激励革命人民斗志的作用。1944年3月，为纪念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进京300周年，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郭沫若写了长文《甲申三百年祭》。毛泽东致信郭沫若予以高度赞扬。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年2月22日，重庆《新华日报》刊登了郭沫若草拟的《文化界时局进言》，在《进言》上签名的达300余人，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重视。1945年6月，郭沫若应苏联科学院邀请赴苏访问，写有《苏联纪行》。抗战胜利后，郭沫若站在民主运动的前列，坚持同国民党独裁统治及其发动内战的阴谋作斗争。1946年2月10日，郭沫若前往校场口参加重庆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立大会，国民党特务大打出手，大会总指挥李公朴惨遭毒打，他因劝阻也被打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校场口事件”。1947年11月，郭沫若领导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香港分会的工作。1949年2月，他从香港来到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1949年7月，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以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社会活动、文化科学的组织领导工作以及世界和平、对外友好和文化交流等事业。1951年，获“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他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二、三届主席、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同时，继续从事著述，出版了《奴隶制时代》、《文史论集》等论著和整理古籍的著述《管子集校》、《〈盐铁论〉读本》，主编《中国史稿》和《甲骨文合集》等书，并写了《蔡文姬》、《武则天》、《郑成功》等历史剧本。“文革”期间，郭沫若受到迫害。1976年10月，江青反革命集团被粉碎，他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一词，表达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声，传遍大江南北。1978年，他抱病参加全国科学大会，发表题为《科学的春天》的演讲；随后，又在全国文联全委扩大会议上作书面发言《衷心的祝愿》，欢呼中国科学和文艺的春天的到来。郭沫若是博大精深、才华卓著的学者，在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金文、甲骨文研究，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等方面，都有重大建树。他在诗歌、戏剧、小说等方面开拓了一代新风。诗集《女神》，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作品。《屈原》等历史剧独树一帜，为中国新型历史话剧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他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中国历史，把古文字学和古代史的研究结合起来，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中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解释中国历史的著作。他对甲骨文进行分类整理和考释，对两周金文进行断代和国别研究，把零乱的考古资料加以综合分析，建立了完整的科学体系。他的古史分期主张对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推动了史学研究的深入开展。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病逝于北京，终年86岁。郭沫若著作宏富。由郭沫若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编辑的《郭沫若全集》，收集作者生前出版过的著作共38卷，其中《文学编》20卷，《历史编》8卷，《考古编》10卷。此外，还有不少未编辑和未发表的作品、书信等。在大半个世纪的时期里，郭沫若一直热诚地、勤奋地进行创造性的劳动。他对中国科学文化所作的贡献，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创立的功绩，赢得了全中国人民和世界进步人士的赞扬和尊敬。试析郭沫若是一位中外知名的历史学家、作家、诗人、考古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毛泽东和他相识于20世纪20年代。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任国民党的宣传部代理部长，并主持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1926年，郭沫若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年因国民党通缉，他流亡日本，从事历史研究和写作。抗日战争爆发后，郭沫若回国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重庆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抗战胜利后，毛泽东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郭沫若高兴地和毛泽东再一次见了面。当他看到毛泽东使用的是一只旧怀表时，便深情地解下自己所用的表赠送给毛泽东。毛泽东非常珍视这件礼物，他多次对身边工作人员谈起这件事，并说这块表可不能丢了，不要叫别人拿去。这块表修理过，表带也换过，但毛泽东生前一直戴着。郭沫若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是继鲁迅之后，中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辉旗帜。长期以来，毛泽东与郭沫若不仅有工作上的合作、共事，也有私人交往。二人往来密切，探讨学术，漫话古今，诗词唱和，交流阅读和创作心得体会，等等。对郭沫若的著作，毛泽东十分重视和珍爱，郭沫若的《历史人物》、《青铜时代》、《奴隶制时代》、《十批判书》、《中国史稿》等历史著作、历史剧及文学作品等，故居里都有收藏，并时常阅读，多有圈画。郭沫若也虚心好学，尊重毛泽东，常将自己的作品送呈毛泽东指正。抗战时期在重庆，郭沫若写了《虎符》、《屈原》、《棠棣之花》等著名历史剧，借历史人物和故事，宣传爱国主义，激励革命人民的斗志，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卖国投降政策和迫害抗日进步力量的暴行，深受群众欢迎。郭沫若曾将他于1942年创作的《虎符》剧本寄往延安赠送给毛泽东。《虎符》取材于战国时期魏国信陵君和安釐王的宠姬如姬窃符救赵的故事，借此宣传爱国主义，影射国民党反动派。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写信给郭沫若，赞扬他所做的工作。信中说：“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毛泽东的信给郭沫若以莫大的鼓励。1944年3月，在纪念李自成起义推翻明王朝300周年之际，郭沫若发表了著名的论著《甲申三百年祭》，全文约1.9万字。该文勾勒了明末的政治经济形势和明朝灭亡的历史必然性，分析了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几起几落，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后又陷于失败的过程和原因。该文推翻了明末清初以来特别为国民党御用史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观点，歌颂李自成领导的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甲申三百年祭》一文的另一价值，在于叙述了义军攻入北京后若干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的情形，总结了其功败垂成的惨痛教训，阐明一条十分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的情况下千万要防止骄傲。《甲申三百年祭》发表以后，很快就传到延安，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认为李自成起义军成败的经验教训值得引起全党同志的重视。《甲申三百年祭》所述李自成起义军进北京后，若干首领生活腐化、不注意巩固边防、不讲究政策和策略、脱离群众、忘记潜在的危险等等，对即将进城的中国共产党来说，无疑敲起了警钟，起到了防患于未然的作用。于是，党中央把它列为正在开展的整风运动的学习文件。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特地致信郭沫若，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赞扬其“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信中倾诉衷肠：“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最近看了《反正前后》，和我那时在湖南经历的，几乎一模一样，不成熟的资产阶级革命，那样的结局是不可避免的。此次抗日战争，应该是成熟了的罢，国际条件是很好的，国内靠我们努力。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毛泽东的这封信，高度赞扬了郭沫若的成就，款款写来，平易亲切，谦逊真挚。既谈了私人情谊，又讨论了革命事业；既有感激，又有期望，给人以教益。为了避免一胜利即骄傲从而吃亏的错误，毛泽东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不断告诫全党力戒骄傲，谦虚谨慎，不可腐化，抵制敌人糖衣炮弹的攻击，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1949年3月23日，在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时，毛泽东对其他中央领导人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当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郭沫若是学者型的历史学家，毛泽东是政治家型的历史学家，二人的智慧交汇在一起，有力地促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刘伯承是条江水挡不住的龙他是开国元勋，青年时代就是川中名将；长征中他是开路先锋，踏过无数险山恶水；抗日战争时期，他是129师师长，成为闻名海内外的抗日名将；解放战争开始后，他率部首先参战，在战略进攻阶段，他指挥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尔后，参与组织指挥淮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大西南的战役等。他还是我军著名的军事理论家，我军的“军校之父”。毛泽东高度评价他的丰功伟绩和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毛泽东评点原文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去，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简介刘伯承(1892～1986)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一个贫苦家庭，乳名孝生，又名刘明昭，字伯承。幼年的刘伯承上过私塾，后来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开县高等小学，在夔府中学只读一年就因父亲去世而辍学。辍学后在参加太平天国运动失败而流落川江的任贤书的启蒙和影响下，养成了忧国忧民的情思和救国救民的志气。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刘伯承毅然剃掉辫子到万县参加革命学生军。1912年刘伯承考入重庆军政府陆军将校学堂，开始了他长达74年的军事生涯。毕业后到同盟会员熊克武任师长的川军第5师任职。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是颇负盛名的川中名将。1916年3月，刘伯承在领导川东护国军攻占丰都与袁军作战中，身先士卒，带头冲锋，不幸身负重伤，失去了右眼。1923年底，在成都结识了共产党人吴玉章、杨!公。在两人的影响下，刘伯承经过两三年时间的学习、考察和深入思索之后，在1926年5月，经两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了人生中新的一页。1926年12月，刘伯承与朱德等发动、领导了沪(州)顺(庆)起义，他任起义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沪顺起义创造了中国革命暴动的崭新模式，历时167天，到1927年5月，在强大的反动势力进攻下，归于失败。刘伯承秘密出川，到达武汉，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不久，刘伯承悄然离开汉口，同吴玉章等人来到江西南昌，协助周恩来、朱德制定武装暴动计划，参与指挥作战行动，任参谋团参谋长。南昌起义失利后，刘伯承随军南征，到达广东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经香港辗转到上海。年底，他和吴玉章等人秘密转赴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初夏，刘伯承结束了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的学习深造之后，秘密回国。经满洲里到达上海，见到了周恩来。他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并从事军事翻译工作。不久刘伯承向周恩来提出了想尽快到苏区，和毛泽东并肩战斗的愿望。1931年11月初，刘伯承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委派，到了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让他担任了中央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治委员，把办好红军学校这项紧急而又有长远意义的重要任务交给了他。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不久，中央军委决定设立总参谋部，在周恩来、朱德的提议下，刘伯承于10月出任参谋部总参谋长。他和周恩来、朱德等人一起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排除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干扰，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刘伯承还写了不少军事著作，对毛泽东提出的以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相结合，正规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与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军事思想是一个补充，有些则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来到苏区，“左”倾错误发展到了顶峰。刘伯承和毛泽东对李德错误的战略战术进行了坚决的抗争，结果，正确的意见未被采纳，刘伯承也被撤销了总参谋长的职务，下放到五军团任参谋长。长征开始后，刘伯承随五军团殿后，掩护大部队前进。在1934年12月的黎平会议上，刘伯承被调回军委，任军委总参谋长，同时兼任军委纵队司令员。此后，刘伯承由殿后变为开路先锋，担负着为中国红军杀开血路的重担。1934年底到1935年初，在刘伯承指挥下，红军先遣部队强渡乌江天险，智取遵义城。1935年1月，刘伯承参加在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同年5月，他指挥干部团一部抢占皎平渡，保证了全军顺利北渡金沙江。随后，他和聂荣臻共同率先遣队为全军开路，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5月25日，率红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刘伯承坚定地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刘伯承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开赴晋东南抗日前线，开始了创建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新时期。刘伯承指挥部队，大力开展游击战争，进行了夜袭阳明堡、七旦村伏击战以及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给日寇以沉重打击。这一系列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日寇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国抗日军民。抗日名将刘伯承的威名也随之传遍海内外。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刘伯承组织一二九师参加百团大战，共进行大小战斗529次，毙伤日、伪军7500多人，缴获大量军用物资，取得辉煌战果。百团大战后，他组织由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构成的武装集团，实行主力地方化，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的城镇据点和交通线出击，挫败日伪军的“蚕食”和“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同时多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对根据地的进犯。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历任晋冀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8月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部队，在山西上党地区歼灭来犯的阎锡山部队3.5万人，遏制了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的进攻，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对“双十协定”的达成起了重要作用。10月下旬，他又指挥部队进行了平汉(邯郸)战役，歼敌2.3万余人，同时还争取到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在战场上率万人起义，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1946年8月，刘伯承率主力部队开赴冀鲁豫前线，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大规模的战役，歼灭和钳制了大量国民党军，解放大片地区，有力地配合其他战场击破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1947年6月底，刘伯承与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12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组织指挥鲁西南战役，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随即远离根据地，长驱南征，千里跃进大别山，他们穿越黄泛区，渡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在8月底进入大别山区，深入到了敌腹心地区。又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初步完成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从同年9月起与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迫使国民党军陷入被动，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作用。1948年11月，我华东、中原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发起了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55.5万人，消灭了南线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取得战略决战的重大胜利。1949年4月，刘伯承参与指挥渡江战役，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的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市市长。同年冬，刘伯承指挥西南战役，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49年12月，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坚持不懈地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之中。其作战谋略和指挥艺术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1950年底，刘伯承受命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并任院长，为教育和训练全军高级干部作出了贡献。1954年起，他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1959年后还曾负责战略研究工作，为推进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55年，刘伯承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共第七届至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66年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届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2年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94岁的刘伯承元帅走完了自己的人生历程，在北京病逝。他的主要军事论著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试析毛泽东对川中名将刘伯承的威名早有所闻，早在1929年，当中央想调毛泽东和朱德离开红军去上海工作时，毛泽东就曾说过：根据地和红军建设如此重要，中央不应忽视。如果非要毛泽东、朱德离开根据地，应速派刘伯承和恽代英来指挥红军。由此可知，毛泽东在那个时候就对刘伯承非常信任。而此时，刘伯承尚在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但他身在异国他乡，却依然十分关心国内的战争情况，对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极为振奋。有一次，他拿着毛泽东起草的后来定名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对人说：“第一篇文章打开了我的眼界，增强了我的信心，看来中国革命的前途是光明的。从第二篇文章可看出，国内斗争还非常困难，我真想现在就回国，上井冈山和毛泽东、朱德同志一起去战斗。”1931年11月，刘伯承到达中央苏区，实现了和毛泽东一同战斗、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愿望。在“左”的错误面前，他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反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并因此由红军的总参谋长降为五军团的参谋长。长征开始后，红军被动挨打，损失惨重。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并终于接受了他提出的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而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的建议。为实现这一建议，刘伯承被重新任命为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参加长征的指挥工作。在这期间，毛泽东多次委托刘伯承指挥关键战斗，非常赞赏他的组织能力。1935年4月29日，中央军委命令全军速渡金沙江，彻底甩掉追兵，前往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刘伯承一马当先，率军委纵队、五军团和干部团作为中央纵队，直插金沙江畔。金沙江穿行在川滇边界的深山峡谷间，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形势非常险要。如果我军不能迅速北渡，则有被敌人压在深谷歼灭的危险。当时，蒋军已发觉红军的行踪，天天派飞机盘旋侦察。5月2日，军委命令红军分三路向金沙江进军，一军团为左纵队，经嵩明、武定一线西进至元谋，然后急速北进，抢占龙街渡口。三军团为右纵队，经寻甸然后北进，抢占洪门渡口；刘伯承率领的中路为前锋，经石板河、团街然后抢占皎平渡口。刘伯承接到命令后，率部昼夜兼程赶路160多华里，于5月3日晨抵达江边，缴获了两只木船，偷渡到北岸成功，并消灭了四川军阀一个连的守敌，完全控制了皎平渡的南北岸。刘伯承又亲自侦察水情、渡口，一面指挥架桥，一面继续搜寻船只。后因水流太急，无法架桥。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又找到5只木船。刘伯承极兴奋地电告军委：“皎平渡有船七只，每日夜能渡一万人，军委纵队五日可渡河。”军委得知这一消息后，即令刘伯承为渡江司令，陈云为政委，在金沙江边山洞里组成渡江司令部，负责指挥部队渡江。与此同时，原定在龙街渡江的一军团，因江面太宽，架桥不成，又无船只，未能渡成。在洪门的三军团也是类似情况。整个金沙江只有皎平渡一处是红军的生路。鉴于以上情况，军委急令一、三军团速到皎平渡过江。渡江司令刘伯承一面冷静地指挥和调度部队渡江，一面派出部队翻山三十里，抢占通安镇，消除敌人对皎平渡的威胁，以保证红军指战员安全渡江。刘伯承亲自守在江边，指挥部队渡江。5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过了江，他们对刘伯承指挥渡江战斗的巧妙和组织渡江工作有方，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毛泽东高兴地说：“前几天，我们一些同志还担心，怕我们渡不过江，被人家挤上绝路。当时我就对恩来、朱德讲，没关系，四川人说刘伯承是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经过九天九夜，中央红军的全部人员都渡过了金沙江。刘伯承等最后一班船靠岸，才松了一口气，并下命令说：“把船全部烧掉，让蒋介石望江兴叹吧！”第二天，当敌军的大队人马赶到金沙江边时，船只已经烧毁，只见波浪翻滚，连红军的影子也看不见了。红军总政治部宣传队，为了颂扬这段光辉的历史，特意写了一首向部队宣传教育的诗歌，其中有两句形象地写到：“江南剩双破草鞋，蒋贼气得哭丧病。”巧渡金沙江是刘伯承在军委领导下亲自指挥的一次重要行动。这一行动使我军开始摆脱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尾追之敌被抛在金沙江以南。从此，彻底粉碎了蒋介石企图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狂妄计划，实现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正如聂荣臻所说：“过了金沙江，我们就真正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我们的蒋介石军队甩掉了，隔了一个多星期的行程，这无疑是长征中的一个巨大胜利。”中央红军巧渡金沙江后，继续北上，刘伯承和聂荣臻率先遣队于5月24日来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大渡河水流湍急，几乎从正北流向正南，然后东折，汇入长江的一大支流岷江。大渡河两岸峭壁耸立，河水汹涌澎湃，河面并不宽，但其流速和多变的流向以及水中的漩涡和礁石令人望而却步。每一位到过大渡河的人都不能不为它的险恶所动。不仅如此，而且还因为它曾经使太平天国一支声势浩大的劲旅——石达开的部队全军覆没在这里。当时，红军面临的情况一点也不比当年石达开所处的境况轻松。前面是大江拦路，后面尾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正在一步步地逼近，前头还有截击的国民党四川军阀刘文辉、刘湘、杨森的部队。红军如果不能迅速渡过大渡河，势必被迫向西转向更为艰苦、困难的川康地区，甚至可能要重蹈石达开的覆辙。而蒋介石早已认为红军是第二个石达开，难逃覆没的命运。为此，毛泽东又一次把希望寄托在了刘伯承的身上，委以重担，命令刘伯承等率先遣队抢占安顺场渡口。刘伯承再一次显现出神龙的气势，他率红一师红一团成功地奇袭了安顺场，迅速地抢占了这个渡口。紧接着于5月25日又指挥红一团的十七勇士一举从安顺场胜利过河，打开了第一条通路。随后，红四团飞夺泸定桥，使红军又一次摆脱了困境，继续北上。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由晋冀鲁豫地区，一直向南打过黄河，打过长江，深入皖、浙、赣、闽的广大地区，最后席卷大西南，解放川、滇、黔、西康四省。刘伯承指挥大军大踏步南进，渡过了无数条大大小小的河流，其中最危急、最使人惊心动魄的是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程中所渡过的那些大小河流。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12万大军，以勇敢迅猛的动作，在国民党战线中央山东东阿至河南濮县500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天险，从而揭开了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8月7日，刘伯承率晋冀鲁豫十几万大军，兵分三路，千里跃进大别山，通过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黄泛区，渡过沙河、汝河、淮河等河流，突破敌军的围追堵截，胜利挺进到大别山。至于1949年4月20日，刘伯承参与指挥的百万雄师过大江，则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最为壮观的一幕。刘伯承不仅仅是一条任何江河也挡不住的龙，而且是一名军事全才，是卓越的无产阶级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是军中的“战神”。1956年1月，在刘伯承任院长的军事学院成立五周年时，毛泽东来到这里视察，亲切接见院和各部、系的领导干部。毛泽东高兴地对大家说：“党中央派刘伯承当院长是因为他有极丰富的战略、战役、战术经验”。的确，刘伯承在战争中，表现出深谋远虑、指挥果断而灵活的大军事家的风度和才能，形成了自己的指挥风格。刘伯承的指挥艺术和风格，首先在于他能时刻从全局出发，把握全局。他能深刻地理解和正确地执行中央的战略方针，总揽全局，牢牢地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在战略进攻开始后，敢不敢不要后方，千里跃进到大别山，能不能实现中央的战略设想，扭转整个战局，这样艰巨的任务摆在了刘伯承的面前。刘伯承深知：“跃进的任务是一个险关”，以十几万大军远离根据地，跃进到敌人深远的后方去作战，是史无前例的、独特的进攻样式，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前进的道路上布满了艰难险阻。正如毛泽东所分析的，可能有三种前途：一是付出了代价，到了长江以后，站不住脚；二是付出了代价站不稳，在内围打转转；三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不管哪种前途，都要付出代价，经受严峻考验。在艰巨的任务面前，刘伯承从全国的战局考虑，认为毛泽东的这一战略决策是正确的，确认我军发起战略进攻的时机是成熟的，深信把战略进攻的矛头指向大别山是英明的。因此，必须下定决心，克服畏难情绪，执行中央的决策，从而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最精彩的一页。刘伯承用兵的特点是高度的机动灵活性，注重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而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他对我军的游击战、运动战作了如下简明的阐述：“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大游大击，中游中击，小游小击”，运动战也是“大机动大歼灭，中机动中歼灭，小机动小歼灭。”抗日战争期间的奇袭阳明堡、七亘村重叠设伏等战斗就是高度机动灵活的著名战例。刘伯承对战役战斗的指挥，特别强调指挥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要求注意把握敌情、我情、地形、气候等客观条件。他把每战之前都要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这五项客观实际，称之为打胜仗的“五行术”。他指出，一个指挥员如果“五行”不定，在战役、战斗中就会输个干净。在实际的指挥作战中，刘伯承还广泛吸收我国古代兵法的精华，创造了“围城打援”，“攻城打援”，“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等许多战法，他还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运用到战略、战役、战斗中去，形成克敌制胜的法宝。陈毅同志曾以“论兵新孙吴，守土古范韩”来称赞刘伯承同志，这是正确的评论。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刘伯承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生涯中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军事学说，翻译了大量的苏联军事著作和教程，撰写了大量的军事论文。原国民党十一师师长王元直在1948年的战地日记中曾写下了这样的话：“前读刘伯承《重校〈合同战术〉序文》，谓国军高级将领中其才识无有超过刘伯承者。基此而论，国军之指挥又安能胜过共军？”“(共军)‘攻其所必趋，趋其所必救’，使国军处处被动，尾随敌人。刘伯承之运用，深合《孙子兵法》。有人谓刘伯承指挥国防部，信然不谬！”“阅奸匪《重要文件汇编》，觉刘伯承之学识、见解俱高”。这部令国军将领震撼的书叫《合同战术》，是刘伯承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翻译、校译的一部苏联军事作品，这是刘伯承翻译的诸多的外国军事著作中的一部。刘伯承还总结了自己作战、建军的经验，写成了众多的军事理论著作，晚年他将数十年来心血的结晶——《刘伯承军事文选》整理出版，这是他军事生涯中的重要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的集成，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毛泽东就考虑到，我军部队军官的素质比较低，与现代战争的要求不相适应，应该选拔卓越的军事将领去主持创办军事院校。毛泽东想到了刘伯承。1950年，毛泽东给远在西南的刘伯承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回京筹办陆军大学。刘伯承来到了北京，接受了这个重任。在南京创建了解放军军事学院，他任院长兼政委，历时7年。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刘伯承所做的这一开创性的工作，认为他对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建设作出了突出贡献。1952年春天，毛泽东到南方视察，听了刘伯承关于军事学院的汇报，幽默地说：“延安有个清凉山，南京有个紫金山。”毛泽东以南京比延安，以学院比抗大，是对刘伯承创建的军事学院的极高赞誉和勉励。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是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她从青年时代起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孙中山逝世后，她继续高擎孙中山的旗帜，同国民党反动势力英勇斗争，旗帜鲜明地支持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为世界的和平与进步，献出了毕生精力，作出了杰出贡献，是20世纪的伟大女性。毛泽东评点原文庆龄先生左右：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求接洽，予以指导。……顺问近安毛泽东“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是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在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出名。她早年就追随孙中山革命生涯，后来与背叛孙中山事业的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宋庆龄简介宋庆龄(1893～1981)，中国近代女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世界和平与进步事业的卓越战士，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教名露瑟萝，学名罗莎蒙德(Roamode，又译作洛士文)，曾用名庆琳，化名苏吉、林泰，日文化名中山琼英。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人。清光绪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其父宋嘉树是一个传教士、实业家兼革命党人。她七岁时进上海中西女塾读书，1908年7月毕业。同年夏，赴美国留学，最初在新泽西州斯密特城私立学校学习外语，后进入佐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女子学院文学系读书，1913年春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宋庆龄从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致力于民主革命事业。1914年任孙中山秘书。同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15年10月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结婚，从此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在反袁、护法运动中，宋庆龄跟随孙中山往来于上海、广州之间，在韶关、桂林、梧州等地劳苦奔波，协助孙中山从事新的斗争。1921年，她发动广州妇女组织“出征军人慰劳会”和红十字会，并亲自率领会员到前线慰问。1922年，军阀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她在危急形势下，坚持孤身留下吸引敌人，让孙中山先行离开险地，表现出献身革命事业的坚强意志和卓越胆识。此后，她参与孙中山同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林祖涵等，以及列宁所派使节马林、达林、越飞等商谈。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她积极支持、坚决拥护孙中山在大会宣言中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即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新三民主义。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她向国内外介绍了孙中山遗嘱，并决心继承遗志，奋起完成其未竟事业。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坚决维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对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927年初，她在汉口创办妇女政治训练班，培养妇女干部，又同何香凝组织红十字会，发动慰问伤兵运动和策划战时救济工作。“四一二”政变后，宋庆龄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以及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等，联名发表了《讨蒋通电》。在“宁、汉合流”前夕，她又在汉口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宣布同背叛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人决裂。同年8月1日，她和邓演达、毛泽东等22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发表宣言，严正揭露蒋介石、汪精卫的背叛罪行。同年8月底，宋庆龄为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和完成孙中山生前访问苏联的遗愿，出访苏联。在苏、德、法等国期间，她参加了一系列国际性的反帝活动，1927年12月在比利时和1929年8月在德国召开的两次国际反帝同盟大会上被选为名誉主席，其后又成为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之一。1931年7月宋庆龄回国后，拒绝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任何职务，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主张。九一八事变后，她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痛心疾首，发表《宋庆龄之宣言》，无情地揭露蒋介石政权的本质及它在民族危亡之际的投降活动，深信：“只有以群众为基础并为群众服务的革命，才能粉碎军阀、政客的权力，才能摆脱帝国主义的枷锁，才能真正实行社会主义”。她密切配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为国为民不遗余力。面对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她和鲁迅、蔡元培、杨杏佛等于1932年12月在上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掩护和营救了许多被迫害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爱国民主人士。她还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并为促成、巩固和发展这个统一战线而不懈努力。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她全力支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的各党派、团体以及广大官兵的抗日爱国行动。1938年6月，她在香港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医药救济和战灾儿童福利工作。这个组织向全世界报道中国人民的斗争真相，并把募集的钱款和医药物资运往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1945年12月，宋庆龄在上海将保卫中国同盟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致力于妇幼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救济事业。解放战争时期，她通过各种渠道，给解放区以巨大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援。1948年1月，宋庆龄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名誉主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在国际事务中，宋庆龄在1950年11月被选为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执行局委员，1952年10月被选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6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崇高称号。同月29日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著作有《为新中国奋斗》、《宋庆龄选集》和《永远和党在一起》。试析1957年11月，宋庆龄随同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抵苏联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十月革命四十周年活动。会议和活动结束后，毛泽东与宋庆龄同乘一架飞机归国。在飞机上，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宋庆龄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毛泽东说：“你是国母，应该你坐。”毛泽东称宋庆龄为国母，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宋庆龄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重；另一方面也是对宋庆龄光辉的革命生涯的高度评价。宋庆龄出生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亲眼目睹了丧权辱国、生灵涂炭的惨状。她为拯救中华、振兴中华奋斗了终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在7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多次重大的历史转折，承受了严峻的历史考验，表现出非凡的革命精神，是为新中国奋斗的先锋战士。宋庆龄在青年时代就树立了远大革命理想，立志改变祖国的面貌，对前途抱有坚定的信念。在留学美国期间，在一次课堂讨论中，一位美国学生宣扬中国被历史淘汰了，人类的希望在欧洲，在美洲。宋庆龄当即予以反驳，她说：“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和占有世界1/4人口的中国决不会被淘汰……中国这头沉睡的狮子，决不会永远沉睡……有一天东亚醒狮的吼声必将震动全世界”。当她获知辛亥革命成功的消息，立即在校刊上发表文章，认定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欢庆“四万万人民从极端君主制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坚信中国对于人类的进步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宋庆龄留学归来后，便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拯救中国的革命运动。她拒绝了家庭为她选择的婚姻，坚定地和孙中山结合，成为中山先生的亲密战友和得力助手。中山先生不幸病逝后，宋庆龄化悲痛为力量，决心继承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旗帜，“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为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遗愿而奋斗。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发动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全国陷入白色恐怖，革命转入低潮。有的人悲观失望，有的人脱党退党，有的人自首变节。在这严峻的历史关头，宋庆龄对革命抱有坚定的信念。她认为这一时期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对铸造未来，无疑将起作用。她看到工农力量的伟大，认为“他们是建设自由新中国的新柱石”。她认定“中国共产党无疑的是中国内部革命力量中最大的动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起义的星星之火，终将变成燎原之势。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之后，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绝续的历史考验。宋庆龄站在时代前列，从1932年起就不断地发表文章和讲话，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是不可征服的。”经过持久抗战，“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宋庆龄的信心和勇气，给全国人民坚持抗战以巨大鼓舞。她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积极投身抗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因为宋庆龄有着坚定的革命信念，所以在她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高度的政治原则性，英勇斗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为了坚持自己的政治信念和革命道路，宋庆龄在国家命运和家庭之间做出了痛苦的但却是正确的选择。自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她的五个姐妹兄弟都程度不同地与蒋介石合作，并相继劝她回到她所属于的家庭，不要“孤身一人”。然而宋庆龄义无反顾地和他们分道扬镳。在她看来，是宋家为中国，不是中国为宋家，她坚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中国革命走自己应该走的道路”。宋庆龄的一生，经历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诸阶段。难能可贵的是，她始终能够跟随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进，完成了从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战士到国际主义、共产主义战士的转变。宋庆龄参加革命时，是一位爱国主义者。1913年，她留学归来，任孙中山的秘书。她服膺孙中山的民主主义，将满腔救国热情倾注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潮流中，由爱国主义走上了民主主义。五四运动前的中国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宋庆龄经历并参与了其中的反袁斗争和护法运动。以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革命进入了由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孙中山总结了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教训，适应历史潮流，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宋庆龄拥护和促进了孙中山这一重大思想转变，并在孙中山逝世后捍卫和发展了新三民主义，从而使自己由一般民主主义者成长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宋庆龄沿着新三民主义的道路坚定地走下去，先是与国民党右派集团西山会议派决裂，接着又与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公开决裂。事后，为了寻求中国革命的胜利道路，她出访苏联等国。1931年8月回国后，她竭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断然拒绝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的任何职务，多次申明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真诚向往。她在30年代初相继发表了《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任务》及《中国的自由与反战斗争》等重要声明和演说。在这些历史文献中，宋庆龄深刻揭露了国民党新军阀的反动本质，拥护共产党发动工农群众用暴力革命推翻国民党南京政权，赞赏工农苏维埃制度，批判资产阶级民主，坚信只有在无产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这表明，宋庆龄已从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思想境界升华。她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转变，是因为她具有自我革新的胆识和不懈的革命追求。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深受各族人民爱戴的国家领导人。她有幸看到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垮台，为中国革命航船再次绕过险滩暗礁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无比的幸福”。她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满怀激情地关怀着祖国四化建设，并为之贡献出晚年的全部精力。她早就被共产党人视为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在她逝世前不久，终于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实现了她多年来的夙愿。这也是她顺应时代，不断前进的光荣归宿。宋庆龄在光辉的一生中不仅为争取中国的民族独立和中国人民的翻身解放进行了英勇的斗争，而且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和殖民政策，保卫世界和平，争取社会进步和人类幸福，进行了艰苦卓绝和富有成果的斗争，被国际上公认为20世纪最伟大的女性，保卫世界和平的前驱。宋庆龄参加革命的时候，适逢地球上笼罩着帝国主义政治控制和军事侵略的浓重阴云，特别是德、意、日法西斯发动的世界战争，给人类造成巨大的灾难。宋庆龄对此深恶痛绝，积极参加反法西斯斗争。在她看来，“惟有全世界人类的联合行动，才能制止未来的屠杀”。她致力于组织国际统一战线，动员各国人民共同斗争。从1927年底开始，宋庆龄多次参与发起和主持重大国际性和平、反战的组织或会议，担任重要领导职务。1927年12月，她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了第一次国际反帝同盟大会，被选为大会名誉主席。1929年8月，她再次当选为名誉主席。后来，又成为世界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宋庆龄即以“世界反帝大同盟”名誉主席的名义，向各国进步人士发出关于支持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呼吁，得到了罗曼·马比塞、高尔基等著名反战人士的响应。1933年，“世界反战委员会”决定在中国召开远东非战会议。虽然国民党及租界当局禁止开会，但宋庆龄蔑视他们的禁令，冲破阻挠，使会议如期召开。会上各国代表一致谴责国际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对世界和平的威胁，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谴责中国国民党反动当局对中国人民的压迫和屠杀。大会还宣布成立中国反战反法西斯同盟，宋庆龄被选为主席。宋庆龄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中，积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尽其所能地援救国际友人，抗议法西斯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暴行，谴责帝国主义者对主权国家的侵略。1931年6月，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共产国际驻中国工作人员牛兰及夫人被捕后，关在苏州军人监狱。宋庆龄接受百余名教授的联名呼救电，亲赴监狱探视牛兰夫妇，并电告南京政府予以释放，保护了牛兰夫妇的生命安全。1933年5月，宋庆龄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发表声明，谴责德国法西斯对国内进步人士和犹太人的迫害，并和蔡元培、杨杏佛、鲁迅等到德国领事馆提出抗议。1950年12月，当宋庆龄获知日本反动政府残暴地对待无辜的工人时，立即致函日本劳农救援会，声援“松川事件”中的被捕工人。1951年2月，宋庆龄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美国武装日本，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行径。对于美帝国主义用军事力量霸占中国的领土台湾和其他岛屿，把日本、菲律宾、泰国以及其他国家变成他们的军事基地，宋庆龄多次发表文章或声明，进行了凌厉的抨击。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使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大大加强。宋庆龄积极宣传新中国的和平政策，促进世界的和平。1950年6月，宋庆龄发表了《中国人民签名拥护世界和平——为〈真理报〉作》一文，表达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愿望，向全世界声明：“四万万七千五百万觉醒了的中国人民正鼓舞着全亚洲走向世界和平。”不久，她又给美国人民捎去信息：新中国有一个特点，即“我们是一个拥护和平和建设的民族，没有人比中国人民更能体会和平的真义。我们已经经历了一百年以上的战争，我们珍惜和平，我们要争取和平，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来保卫和平。”宋庆龄作为新中国的重要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国务活动。她在国内热情接待了许多国家的来访者，也曾先后出访苏联、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尼、锡兰(今斯里兰卡)等国，取得巨大成功。宋庆龄1950年被选为世界和平理事会领导成员，1952年被选为亚洲区域和平联络委员会主席。在这些国际、国务活动中，宋庆龄积极增进各国人民间的了解，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谊，竭其所能为保卫世界和平而斗争。由于长期以来她在这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荣获了斯大林和平奖。宋庆龄作为杰出的女性，还表现在她是关怀少年儿童的光辉典范。她以慈祥博大的胸怀，始终拥抱着、温暖着亿万少年儿童。她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历史风雨，亲眼目睹了中国少年儿童在各个时期的不同命运，并为改善他们的处境倾注了心血和智慧。她是全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她把少年儿童与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她既看到旧中国儿童受苦的一面，又看到他们是“国家未来的主人”，认为救济和教育他们即是为人民的胜利培养力量。她为新中国的儿童感到骄傲和幸福，将他们喻为初升的太阳和初绽的花朵，说他们是祖国的希望和人类的至宝。她几十年如一日无微不至地关怀少年儿童。早在1938年9月，她发起成立救济儿童的总机构——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下设许多难童收容所、孤儿院，以及为难童服务的医院和学校等为救济战火中的儿童奔波忙碌。解放战争时期，她在上海贫民区创办儿童福利站和妇幼保健室，给生活无着的儿童免费发放衣物、食品，治疗疾病。她还大力支持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儿童福利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国家许多重要领导职务，但仍然在百忙中关心着少年儿童事业。从1951年起，她一直担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主席。在得到斯大林和平奖金10万卢布和《为新中国奋斗》一书稿费5亿元人民币(旧币)后，她毫无保留地全部捐献给儿童。她为少年儿童创办了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儿童图书馆，创办了《儿童时代》杂志，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儿童艺术剧院。关心儿童，必须了解儿童。宋庆龄乐于和善于和孩子们交朋友，经常和他们一起欢度节日或观看展览、演出，与他们通信，请他们到家中做客。为了少年儿童身心的健康成长，宋庆龄笔耕不辍，几乎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前后，都要为少年儿童撰文或题词。就在她生命垂危之际也表现出对少年儿童的慈爱之心，拳拳之情。临终前半个月，她曾向广大少儿工作者表示：“我关怀热爱儿童和少年的心和你们一起跳动”，并在病榻上写成了《愿小树苗健康成长》一文。宋庆龄对少年儿童的关心，不仅表现在解决他们的衣食娱乐方面，更体现于对他们的全面教育。在旧中国，她就注意孩子们的文化知识教育，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以反抗压迫。如在上海儿童福利站举办识字班，筹建儿童剧团，对儿童进行政治、文化启蒙教育等。在新中国，她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时代少年儿童工作的基本任务，即把孩子们培养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她认为思想教育比之物质给予更为重要。离开了教育，即使无产阶级家庭的子女，也不可能自发地形成无产阶级思想；离开了教育，即使老子是英雄，儿子也不一定会成为好汉；离开了教育，孩子们不会因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而“自然红”起来。因此，我们要用共产主义思想，用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和英雄模范人物的事迹来教育下一代，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与此同时，宋庆龄也不放松少年儿童的智育、体育和美育。她要求孩子们从小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掌握建设祖国的真才实学，锻炼出强健的体魄和足够的勇气，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为使少年儿童在德、智、体、美诸方面都得到发展，她呼吁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她格外重视文艺作品对少年儿童的启迪作用，认为优秀的作品不仅可以激发他们的创造性，点燃他们的想像力，而且能在纯洁幼小的心灵上播下优良品质的种子。她殷切希望通过阅读、歌咏、舞蹈与戏剧等形式来丰富少年儿童的教育。少年儿童是属于全社会的，要靠全社会的共同关心。宋庆龄要求全社会行动起来，人人都来关心少年儿童的成长。家庭、学校(包括托儿所、幼儿园、小学)和社会各部门要密切配合。她的号召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毛泽东与宋庆龄之间有着长期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他们之间经常有书信来往，单是《毛泽东书信选集》，就收录了毛泽东致宋庆龄的三封信。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中国共产党人同以往一样，从未忘记一向支持我们党，始终在政治上与我党保持一致的宋庆龄。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名向宋庆龄发出邀请信，请她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后来又派邓颖超带着他俩的亲笔信赴上海接宋庆龄北上。7月1日，宋庆龄在上海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向中国共产党致敬》的讲话，毛泽东获悉，极为高兴，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讲，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是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在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出名。8月28日，毛泽东到火车站迎接北上的宋庆龄。当列车刚一停稳，毛泽东便迎上前去，欢迎宋庆龄下车，高兴地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宋庆龄一生鞠躬尽瘁，把全部精力献给了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了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走过了一条光辉的道路，建树了丰功伟绩，高风亮节，是当之无愧的女中豪杰，国之瑰宝。续范亭有云水襟怀，松柏气节在我国现代史上，续范亭是一个很重民族气节的人。他为国家的独立，奔走呼号，鞠躬尽瘁，甚至不惜在中山陵前剖腹，以警醒政府，唤起民众。对于续范亭，毛泽东非常欣赏，认为他具有松柏一样的气节，是民族典型。毛泽东评点原文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这个人很有骨气。可惜了！续范亭简介续范亭(1893.11.27～1947.9.12)，名培模，别号恕人。生于山西省崞县(今定襄县)。16岁时，考入太原市一所中学，第二年转入山西陆军小学，接受初级军官训练。不久，加入了孙中山创办的同盟会。1912年秋，续范亭考入保定陆军中学。1919年，续范亭从保定西去，任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军司令部参谋。在此期间，他结识了杨虎城，并结成密友。1920年冬，续范亭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6年秋，续范亭就任国民军联军军事政治学校校长。1927年4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独裁统治。续范亭对国民党非常失望，他尝试着寻找真正的救国道路，并开始与共产党人接触，他从共产党人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1935年，日军发动华北事变，民族危机日益加重。12月26日，续范亭出于对蒋介石南京政府的彻底失望，在中山陵前剖腹自尽，希望以鲜血和生命警醒反动政府，唤醒民众。恰好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就在附近，他奋力相救，续范亭方脱险还生。此举在南京立即引起轰动，赢得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爱国人士的一致称赞。此后，续范亭在彷徨中苦苦追求，但由于找不到救国救民的真正出路，甚至一度曾产生了削发为僧的念头。经过长时间寻求、观察与比较，续范亭终于选定了跟共产党走这条道路。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杨虎城派人将续范亭接到西安议事。续范亭问杨虎城是否已联络共产党，能否与共产党一致活动？当他听到肯定的回答时非常满意。西安事变后，续范亭精神重新振作，他活跃于政坛和战场，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中。1937年，受杨虎城将军和中国共产党的重托，续范亭离开西安前往山西，推动阎锡山抗战。8月，国民党政府任命续范亭为第二战区高级参谋。9月20日，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会在太原成立，续范亭任总动员会主任委员。1939年5月，续范亭来到延安。他郑重提出要单独拜会毛主席。他的这个愿望得到实现，毛泽东很快就会见了他。在和毛泽东会谈之后，续范亭受到了很大鼓舞。他衷心敬佩毛泽东，将其引为知己，并与毛泽东诗赋相和。其中《赠毛主席》充满了对毛泽东的崇敬之情：领袖群伦不自高，静如处子动英豪。先生品质难为喻，万古云霄一羽毛。同年6月，阎锡山解散战动总会，下令将保安二区的部队缩编为山西陆军暂编第一师，续范亭任师长。为了反击阎锡山对新军和八路军的进攻，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晋西北区党委决定于1939年12月30日成立“晋西北抗日拥阎讨逆总指挥部”，续范亭任总指挥。后来又成立西北军区，续范亭任副司令员。1940年以后，续范亭曾任晋西北行署主任等职。任职中，他忘我工作，充满激情。同时，续范亭也特别注重和强调共产党的领导。1941年初，续范亭因劳累过度，到延安就医。疗养期间，续范亭常常与解放区的人接触，他为解放区军民的和谐融洽而感动，也为解放区官兵的精神面貌所感染。解放区与国统区的鲜明对比，使续范亭深深地认识到，共产党才是中国真正的先进力量，真正的民主力量，是广大劳苦群众的真正保障。1947年8月14日，续范亭突告病危。毛泽东和中央许多领导人纷纷来信慰问。9月12日，续范亭因病医治无效，在山西临县逝世。终年54岁。他在弥留之际，给党中央和毛泽东写信，正式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晋绥党政军领导机关并转续范亭家属，决定追认他为共产党员。试析在我国现代史上，续范亭是一个很重民族气节的人。他为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奔走呼号，鞠躬尽瘁，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对于续范亭，毛泽东非常欣赏，誉其具有松柏一样的气节，是民族典型。对于一名现代人物，毛泽东给予如此之高的评价，并连用“云水襟怀，松柏气节”等语，还不多见。这个评价是对续范亭一生的高度概括。1931年，日本出兵侵略我国东北三省，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下令不抵抗，一百多万平方公里大好河山被日寇铁蹄践踏。富有爱国心的续范亭对此深表不满，心情极度苦闷，在彷徨中苦度时日。1935年，日军不断进行挑衅，并向华北地区发动了新的侵略，制造了华北事变。接着又策划了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其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之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蒋介石却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仍然坚持内战、反共反人民的反动政策。面对国土沦丧，国将不国的严酷现实，续范亭痛心疾首。他认为“战死无将军，可耻此为最。腼颜事仇敌，瓦全安足贵”。为抗议和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行径，1935年12月26日，续范亭在中山陵前剖腹明志，希望以此来警醒国民党反动派，唤醒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他在自杀前，作绝命诗一首：赤膊条条任去留，丈夫于世何所求？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在诗中，续范亭无情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摧残压迫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反动行径，表达了向往自由、向往光明的拳拳爱国之心。续范亭剖腹未死，一名出租汽车司机相救，方脱险还生。此举在全国立即引起轰动。毛泽东一向钦佩有气节的人，他曾经引用司马迁的话：“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他说，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要重。续范亭不惜以死来唤起民众的抗日热情，挽救国家民族危亡，其气节，其勇气，让毛泽东深深叹服。毛泽东称赞续范亭“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很有骨气”，把他誉为民族典型。1941年初，续范亭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到延安就医。当他的担架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杨家岭时，毛泽东等领导人专程前来迎接，并亲自过问续范亭治疗和所需药物，事后又专程看望他，使他感到十分温暖。这年11月6日，续范亭应邀参加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一次会议。21日，在大会闭幕式上，他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会议上的演说》，感动得热泪盈眶。正在他心潮澎湃不已之时，毛泽东提议请他登台讲话。续范亭激动地说，我奔走了十几年方始感到中国的光明，是因为有了共产党和劳苦群众的保障，因为有“毛泽东政策路线的保障”。我们应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1944年，阎锡山仇共情绪高涨，他向中外记者团发表谈话诬蔑山西新军、八路军和共产党。毛泽东看到有关报道后，提出请续范亭写一篇文章予以驳斥，因为他曾经与阎锡山共事很长时间，说话有说服力。续范亭欣然挥笔，在病床上写就了《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8月19日，续范亭将文稿送交毛泽东，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当即批示：“陆定一同志：这是一篇奇文，由新华社向全国广播。”8月22日，毛泽东亲自致信续范亭，对这篇文章倍加赞许，并对其病体表示亲切关怀。毛泽东的信使续范亭感到无比欣慰。病好之后，续范亭很快回到了山西前线。1947年，解放战争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经过一年的激战，国共两党兵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国民党的总兵力由430万下降为370万，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下降为150万。人民解放军则由120万发展到195万，其中正规军100多万，装备大为改善。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和装备上仍然处于劣势，但机动兵力多，掌握着战争的主动权。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反攻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6月，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解放军主力突破黄河天险，8月，挥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9月初，刘伯承、邓小平等三路大军完成展开，构成“品”字形态势。国民党被迫撤军中原，人民解放军展开战略进攻，民主解放事业胜利在望。然而，就在这时，续范亭突告病危，竟与世长辞。消息传来，毛泽东非常悲痛，他为续范亭于胜利在望，事业垂成之时逝世，没有看到自己一生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的建立而惋惜，为人民失去续范亭这样的民族典型而扼腕，他亲笔写下了挽词：为民族解放，为阶级翻身，事业垂成，公胡遽死？有云水襟怀，有松柏气节，典型顿失，人尽含悲！毛泽东的挽词对续范亭的一生给予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并对他的不幸逝世表示沉痛的哀悼。后来，在与别人谈起续范亭的不幸逝世时，毛泽东还伤感地说：“这个人很有骨气。可惜了！”范文澜在延安做了一件大事1940年初，他带着30多箱书籍，从苏豫皖边区来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器重。毛泽东听他的讲演，与他经常切磋，他写出了不少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尤以《中国通史简编》最为著名……毛泽东评点原文文澜同志：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致以敬礼！毛泽东九月五日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用了很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史学的传统。敢于站起来讲话了，这才像个样子。文章引用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范文澜简介范文澜(1893.11.15～1969.7.29)，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初字芸台，后改仲法。生于浙江省绍兴(清代属山阴县)城内一个官僚地主家庭。5岁入私塾发蒙，并由父亲范寿钟亲自教读五经、古文和《泰西新史揽要》等。1913年，中学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第二年又考入北大文科国学门，受业于国学名师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人，并常聆听鲁迅先生讲碑帖、金石学。大学时代的范文澜“笃守师法”，朝夕诵习古文、经书，决心以专精训诂考据为己任。1917年夏，在北京大学毕业，获学士学位。先给校长蔡元培当过短时间的私人秘书，随后辗转沈阳、河南、天津等地，一面教授文史，一面潜心著述。1925年，应顾颉刚之约，加入文化团体朴社，在天津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一书，博得梁启超等人的好评。同年，“五卅”运动爆发，他参加了天津各界反帝大游行。大革命浪潮唤起了范文澜政治上的追求。他决心“剑及履及般急起直追”，跟上革命的“大时代”。他开始阅读宣传新思潮的书刊，并改写白话文，积极参加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1926年秋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的言行为天津反动当局所注意，遭逮捕，获释后到北京，先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师范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等，并担任过北京女子文理学院院长。虽然失去与党组织的联系，他仍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930年秋和1934年秋，他两度被北平当局所逮捕，均由蔡元培等营救出狱。1936年夏，范文澜到河南大学任教，讲授文史、经学等课程。七七事变后，主编《经世》战时特刊，支持《风雨》周刊，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又与嵇文甫创办河南大学抗战讲习班，训练抗日青年。因其抗日活动遭河南地方军政当局禁阻，1938年夏，45岁的范文澜辞去河南大学教授职，率战时教育工作团随新四军行动，不久，到第五战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做统战工作，奔走于信阳、桐柏一带。1939年9月，在河南省委所在地竹沟镇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1月，范文澜遵照组织决定来到延安，开始了他一生中的重大飞跃。在这之前，他虽然在政治上有了长足进步，由一个“自安于蚯蚓窍里的微吟”的学究，转变为一名自觉的革命者，但在学术上，始终未能脱离旧有的治学轨迹。早在抗战爆发前，他出版了《群经概论》、《〈水经注〉写景文抄》、《正史考略》、《〈文心雕龙〉注》等著作，成为饶有名气的文史学家，但并未将其学术和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这以后，范文澜的学术思想起了重大变化，开始大踏步地迈上马克思主义的康庄大道。范文澜在延安历任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后期调中宣部工作。在此期间，他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委托，主持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同时，与国民党的封建专制和反共宣传作斗争，撰写并发表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谁革命？革谁的命？》和《袁世凯再版》等文。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逐渐形成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富有民族特色和鲜明个性的新的学术思想体系。1940年八九月间，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发表讲演，在学术界率先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经学的阶级本质、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规律作全面的评述。1941年、1942年出版《中国通史简编》上册(上古至五代)和中册(宋辽至清中叶)，以阶级斗争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通过对史实的具体分析，揭示旧社会旧事物必然要被新社会新事物所替代的规律，被史家誉为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论述中国历史的完整的通史著作之一。1946年2月调离延安后，历任北方大学校长兼历史研究室主任、华北大学副校长兼研究部主任及历史研究室主任、晋冀鲁豫边区文联理事长、华北人民政府委员等职。在此期间，继续从事历史研究工作。1947年出版《中国近代史》上册(即《中国通史简编》的下册)，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过程和时代特征，高度评价了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的历史功绩。1949年9月，作为社会科学界代表，出席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共中央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等职。1954年起，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中共第八次、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分别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此外，还担任过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常务理事和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1952年起，重新改写《中国通史简编》一书，至1965年先后出版了远古至隋唐五代部分共四册。和郭沫若、吴玉章、翦伯赞、吕振羽等一道，为繁荣中国历史科学作出了重大贡献，是史学界德高望重的领导者之一。1969年7月29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6岁。范文澜是从旧学的“老营盘”转入马克思主义学术队伍的史学家。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后，他集革命者和学者于一身，以其学术服务于革命事业，又以其高昂的革命斗志，不断开拓新的学术道路。他对中国史学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如古代和近代史分期、汉民族形成、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农民战争、爱国主义、封建主义长期延续、批判地总结经学等，都提出过独到见解，为进一步研究开辟了蹊径。重要论文编为《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197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试析范文澜是我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有人把他与郭沫若并称历史学领域开国一代的两位大师。毛泽东从40年代开始就和范文澜交往密切。毛泽东对中国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深刻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精辟论述，对范文澜的史学研究有重大影响。1940年初，范文澜带着30多箱书籍从苏豫皖边区来到延安。这一年的秋天，范文澜在延安新哲学年会上，作中国经学简史的讲演，毛泽东亲自前去听了课。会后，范文澜把这次讲演的提纲送给毛泽东审正。毛泽东很高兴，即于九月五日写了一封回信，热情鼓励范文澜的经学研究，还建议范文澜对康有为、梁启超、胡适等人的学术错误思想进行批判。毛泽东还谦虚地表示：“我对历史完全无研究，倘能因你的研究学得一点，深为幸事。”毛泽东的这封信，对范文澜后来的研究有很大的影响。范文澜到延安后任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毛泽东很器重范文澜，经常就历史研究工作与范文澜交谈探讨。一次，毛泽东希望范文澜组织研究室人员编写一部供干部学习的历史读本，范文澜主动拟出编写提纲，并就有关体例、写法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用夹叙夹议的写作方法比较好。《中国通史简编》就是按照这个意思写的。《中国通史简编》1941年开始在延安出版。内容包括从原始社会到清代中叶的历史。这是我国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中国历史的通史。与过去旧史书相比，它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点：第一，肯定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第二，把阶级斗争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第三，运用社会发展的规律分析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各个阶段，把封建社会又分为初、中、后三个时期；第四，重视生产斗争的描述，尤其重视古代的科学成就；第五，说明中国自秦、汉起的长期统一，经济高度发展和文化进步，促使汉族形成相对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该书夹叙夹议，寓论于史，通俗生动，要言不烦，引人入胜。《中国通史简编》出版后，毛泽东读过很满意，建议以后写得再大些，写它300万字左右，并评价说：“《中国通史简编》的资料多，让人愿意看下去。”他对范文澜说：“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建国以后，范文澜仍然从事中国历史的研究，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副会长等职。1968年7月20日，毛泽东派他的女儿李讷到范文澜家传话：“中国需要一部通史，不仅是古代的，也包括近代的，还要包括现代，希望你能用新的观点，重新写一部通史。”范文澜说：“我的观点已经不行了，太旧了。”李讷说：“我爸爸说，如果你感到有困难，在没有新的写法以前，就用你原来的那种旧法写下去。”范文澜在1969年病逝之前，对一位友人说：“医院好，可是住不惯，索性出来写东西吧！”他谈到上述毛泽东对他写《通史》的意见，流露出异常的兴奋，表示了急于工作的迫切心情。直至临终之前，范文澜的书桌上还整齐地放着那部未完成的《通史》书稿，他带着遗憾离别了人间。在十年动乱的年月里，林彪、陈伯达、“四人帮”之流对范文澜捏造罪名，横加迫害。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保护历史学家范文澜。1966年国庆节，范文澜在天安门城楼观礼时站在东头，离毛泽东较远，当毛泽东看到他后，特意走过来，对他大声说：“有人要打倒你，我不打倒你。”在林彪、江青集团不可一世的那种时候，毛泽东大声讲出的这两句话，其意可不只是一般的打招呼，是对范文澜的保护和支持！据说，毛泽东对范著《中国通史简编》曾一读再读，多次称赞。1964年，毛泽东在读《史记》和《中国通史简编》时，满怀激情地写下一首《贺新郎·读史》的词：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全词用凝练的语言，囊括、评述了中国自古至今数万年的历史。这也是毛泽东读史时，作为伟大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其心境和情感的自然流露。1940年毛泽东给范文澜的那封信中，关于要重视研究近代史的建议，引起了范文澜的高度重视。他说，自己以前主要搞古董，读过毛泽东这封信后，使他下决心研究近代史。此后，他写了《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辛亥革命：三条路线斗争的结果》、《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和《中国近代史》等以五四运动为界线的有关近现代史的许多著作。全国解放后，范文澜又写了一些有影响的论文。例如，他于1958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和《历史教学》第6期发表《历史研究必须厚今薄古》一文，又在《历史研究》第5期发表《历史研究应当厚今薄古》一文。范文澜说，“讲历史，厚今薄古，本来是很自然的道理。现代近代的事情，最容易理解，也最有现实意义。可是，现在史学界的情况恰恰是薄今厚古，越是今的越不讲，越是古的越讲，这实在是一种反常的现象，是一种衰暮的现象。”他认为“厚今薄古是中国史学的传统”。他指出从孔子作《春秋》、司马迁作《史记》、司马光作《资治通鉴》，无一不是“明显地反映出当时政治生活的历史著作”。他说：“这是史学的正常形态，是史学的主流”，而“不反映当时政治生活的史书，只能作为变态的支流而存在”。范文澜认为“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范文澜的这一观点受到毛泽东的赞赏。毛泽东说，这篇文章讲的道理很重要，研究历史的人应该注意。在1958年5月8日，即范文澜的文章发表10天之后，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几次站起来说：“今天我很高兴，范文澜同志提出了‘厚今薄古’的观点。”“范文澜同志，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我还可以补充一个秦始皇，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专家。”范文澜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感情和由衷的敬佩。早在延安时，这两个热爱读书的人就经常交换书读，范文澜送给毛泽东的一套《笔记小说大观》，毛泽东把它从延安带到北京，至今珍藏在中南海故居的书库里。毛泽东还经常介绍友人到范文澜处借书看。1946年，范文澜读过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这首词后，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写了一篇《〈沁园春·雪〉译文》，发表于同年10月20日《解放日报》上，盛赞这首词：“气魄的雄健奇伟，词句的深切精妙，不止使苏(东坡)、辛(弃疾)低头，定为词中第一首……”认为这是“因为毛泽东的气魄，表现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精华，四万万人民的力量”。范文澜对毛泽东在史学方面提出的正确意见，总是认真贯彻。1953年秋，史学界筹办《历史研究》这一刊物，毛泽东指示，要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范文澜坚决拥护，并且身体力行。在创刊号上，发表了范文澜写的《百家争鸣和史学》一文，表示深信双百方针“将使我国文艺和学术绚烂多彩地发展起来”。他和郭沫若在中国封建社会分期问题上观点并不一致，他们在学术刊物上平等的讨论，同时在领导历史学界的活动中，却又彼此推崇尊重，丝毫不存在宗派之争，门户之见。范文澜多次赞扬郭沫若，说郭老虽然工作非常忙，却能挤出时间经常写文章，他还形象化地比喻说：郭老“种的是阡陌相连的大田，出产品特别丰富”，号召史学工作者特别是领导工作者要向郭老学习，勤于写作。范文澜生前有句座右铭：“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他治学严谨，其著述史料翔实，论从史出，观点鲜明，逻辑严密，文字优美，用词洗练，开一代新文风。值得指出的是，他生前未能完成的《中国通史》，已由其助手蔡美彪牵头，组织多名史学家协力完成，全书10卷，于1996年由人民出版社印刷出版，至此可以告慰范文澜的在天之灵。梁漱溟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他与毛泽东同生于1893年，是著名学者、民主党派人士。他为探索救国之路，提出过“乡村建设理论”。从延安窑洞到解放后的中南海书房，他作为座上宾，曾与毛泽东有过多次探讨，甚至争论。然而1953年9月在一次会上的争吵，却结束了他同毛泽东的几十年的交往……毛泽东评点原文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梁漱溟简介梁漱溟(1893～1988)，现代学者、教育家、乡村建设运动的倡导者。原名焕鼎，后以漱溟为笔名，终生沿用。原籍广西桂林，本人诞生于北京。顺天中学堂毕业后，曾参加辛亥革命运动的组织中国革命同盟会京津支部，后任《民国报》编辑。他早年潜心研究佛典，在《东方杂志》发表《究元决疑论》长文，引起蔡元培的注意。1917年，受聘至北京大学讲印度哲学。1924年到山东办曹州高级中学。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建设委员会的代理主席及广东省立第一中学校长。1928年，他仿照中国古代“吕氏乡约”，提出改造社会要从乡村着手的“乡治”主张，拟定开办“乡治讲习所”的方案，得到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批准。1929年，到河南辉县百家村办起一所河南村治学院，自任教务长。1930年主编《村治》月刊，宣传他的政治理论。1931年在国民党政府的支持下，他去邹平县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以邹平和菏泽两县为实验县，研究乡村建设的理论和方案，设立研究部和训练部，以培养乡村建设运动的干部。他先后任研究部主任、院长。“乡村建设”是梁漱溟作为“拯救中国、恢复伦理本位社会”的出路。他强调“教育即乡村建设”，一点一滴的教育就是一点一滴的建设。他认为中国的乡村和中国的“民族精神”是中国社会和文化的根本。近百年来西方资本主义的入侵，乡村社会受到西洋潮流的刺激，引起中国社会风气的改变，乡下人精神“破产”，这是“乡村破坏”的主要方面。于是，他宣称中国问题不是对谁革命，而是要走“乡村建设”的道路，作广义的教育功夫，使政治伦理化，经济合作化，力求乡村内部“团结自救”。他的具体做法就是通过乡农学校、乡学村学，尽量用“情意教育”、“道德教育”去进行“精神陶炼”，建立“情谊化”的乡村组织，以便恢复固有的中国“民族精神”，而保持“乡村文明”。在30年代，全国性的乡村工作讨论会曾举行了三次，并产生了一个“乡村建设学会”，当时梁漱溟的乡建理论对一些乡村工作者有一定影响。抗日战争期间，梁漱溟以“第三方面”(乡村建设派)身份奔走于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他曾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去香港创刊《光明报》。他还在重庆、成都、桂林一些高等学校讲学或任特约讲座教授，最后在重庆北碚主办勉仁文学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梁漱溟应邀到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孔子研究会顾问，中国文化书院院务委员会主席，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基金会主席等职。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梁漱溟教育论文集》、《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等。1988年6月23日逝世，终年95岁。试析梁漱溟与毛泽东同生于1893年，比毛泽东还早生70天。二人交往甚多，也很密切。在他们几近跨越世纪的交往中，曾有多次角色倒换：起初，梁漱溟是大学教授，毛泽东是北上求师问道的小职员；接着，梁漱溟是“领袖”(即蒋介石)的座上客，毛泽东是被“领袖”驱逐、偏居一隅，然而信仰坚定、信心百倍的“匪酋”；再往后，梁漱溟是漂泊无定所且斡旋无效的中间人，毛泽东是对峙的两强中的一方；最后，毛泽东是亿万人民的大救星，而拒绝出走国外的梁漱溟成了接受提名政协委员的客卿。梁漱溟早年随家住在北京城内崇文门。他自幼好学深思，博览群书，自修成才。辛亥年，他加入京津同盟会。1917年，应蔡元培之聘，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与杨怀中成为同事，继而成为忘年交。因为杨是长者，梁漱溟常主动到杨怀中家登门拜访。而为之开门的，常是一位高个子的湖南青年，彼此相视点头问候，并不互报姓名。这位青年就是毛泽东。当梁漱溟作为国民参政员于1938年初只身赴延安，与毛泽东见面的时候，毛泽东第一句话就说：“梁先生，我们早就见过面了，您还记不记得？民国七年(1918)，在北京大学，那时您是大学讲师，我是小小图书管理员。您常来豆腐池胡同杨怀中先生家串门，总是我开大门。后来杨怀中先生病故，我也成了杨家的女婿。”毛泽东的话，唤起了梁漱溟对旧事的回忆，并佩服毛泽东的好记性。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进入了全面抗战的新时期。梁漱溟在山东进行了历时7年的以改良主义为指导的乡村建设活动再也继续不下去了。“八一三”抗战失利后，他怀着对蒋介石政府抗战的彻底失望、对抗战前途的极度忧虑甚至悲观的心情，从武汉登程北上延安向毛泽东讨教解决时局的难题。梁漱溟同毛泽东见面后，便把他从山东经南京、武汉到延安的沿途所见所闻和盘托出，他目睹的是一幅幅流离失所、争相逃难的败景！尤其使他痛心疾首的是一些国民党官员，无心抗战，有的舍弃大片国土，不顾亿万同胞的生死，不战而逃；也有的只顾自己逃难，并把资产、妻儿送到国外……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毛泽东一开头语气就这样肯定，神态这样坚决，很出乎梁漱溟的意外。接着，毛泽东十分详尽地、绘声绘色地分析了国内、国外，敌、我、友三方力量的对比，强弱的转化，战争的性质，人心的向背，人民的力量，战争发展的几个阶段等等，最后又回到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结局上。毛泽东讲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梁漱溟打心眼里佩服。毛泽东话音刚落，梁漱溟即说：“毛先生，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么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您今天的谈话，使我豁然开朗，精神振奋！”“过奖了，过奖了，梁先生！”毛泽东连声说。相比之下，梁漱溟自然联想到毛泽东的对手蒋介石。蒋介石关于抗战的讲话、文稿连篇累牍，梁漱溟不但听过看过，而且还与蒋介石本人面谈过若干次，但从来没有像与毛泽东这一次谈话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在延安第一次见面就长谈至深夜，毛泽东客气地说：“梁先生，您旅途劳累了。您我今天不必熬通宵了，明天晚上再谈吧。”“好的，好的。”梁漱溟起身说，“我送给您一本书，请您先翻翻，明天的谈话就从我这本书开始，好不好？”“随便，随便，朋友之间，无话不谈嘛！”毛泽东说着接过一本厚厚的书，那是梁漱溟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第二天的谈话，从下午6点开始，一直谈到次日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中国问题，即一旦抗战胜利，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梁漱溟和毛泽东分歧较大。谈话一开始，毛泽东就拿出梁漱溟昨日送的那本书，说：“大作拜读了，但看得不细，主要之点都看了。我还从大作中摘出一些结论性的话。概括地说，您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不少认识是对的，但您的主张总的说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而我认为，改良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社会需要彻底的革命。革命怎样才能彻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理论，是对中国社会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分析、估计；从这一基本分析、估计而得出的力量对比出发，来确定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毛泽东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特点，特别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激化问题，并十分突出地强调其作用。而梁漱溟很不苟同的正是这一点。梁当即争辩，说：“中国的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的中古社会，贵族与农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贫富贵贱，上下流转相通，有句老话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的社会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二千年，至今如此。根据这种分析，我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字。所谓‘伦理本位’是针对西方人‘个人本位’而言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我的自由权，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抗礼。但中国不是这样，注重的是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是指导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注重义务，每个人都要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你干哪一行，从事哪件工作，就有责任把它做好。人人尽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稳定、发展……”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长篇大论，然后心平气和地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伦理道德，梁先生强调这些也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却同样有着与西方社会共同的一面，即阶级的对立、矛盾和斗争，这是决定社会前进最本质的东西。我以为梁先生是太看重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决定着现代社会性质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其理由我再申述之……”梁漱溟却不以为然，他很断然地说：“毛先生，恰恰相反，我认为正是您的理论太着重了现代社会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我们的分歧，正在这里。”两人都不断地、反复地申述自己的观点，相持不下，直至天明，谁也没有说服谁。在48年后的1986年秋天，毛泽东已经辞世10年，已是93岁高龄的梁漱溟在回顾这次争论时，还心绪激动：“现在回想起那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料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可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这虚怀若谷的气度，如果能保留到建国以后，特别是在他的晚年，那该多好呢！”10余年后，梁漱溟与毛泽东的争论有了结果。1950年春天，梁漱溟奉毛泽东、周恩来之召，由重庆来到北京。梁漱溟认真思索了他第一次赴延安时在第二个晚上与毛泽东发生的那场争论，面对在战火中诞生了新中国的这一事实，于是在1951年于《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一文，对自己作了一个总结。在这前后，他又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等文章，送给毛泽东看。梁漱溟在文中毫不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梁漱溟的检讨和反省，虽然没有说清楚自己思想转变的来龙去脉，但却在事实的面前，承认了对于中国的前途问题，毛泽东的路子对，而自己是错的。解放后，毛泽东与梁漱溟同在北京，见面较为方便，毛泽东常与梁漱溟会谈，在一起吃饭，还亲自过问解决了梁漱溟的住房。在1953年9月之前，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往大体每一两个月即有一次，一年若干次，谈话内容十分丰富。也许正是由于梁漱溟与毛泽东有着这样久远而频繁的交往，他才敢在这年9月的政协全国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拍案而起，与毛泽东发生激烈争辩。此后，尽管梁漱溟政协委员照当，工资照发，并没有受到任何正式的处分，乃至在四年后有几十万人被划为“右派”，也因为他闭门思过一言不发而未被卷入，但是，他与毛泽东本人之间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却就此结束了。毛泽东认为梁漱溟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对现实某些现象的观察与分析，是有独到的见解，有的比较正确，但对中国走什么道路这个大问题上，从一开始就有分歧的。毛泽东认为梁漱溟主张的改良主义道路走不通，只有用革命的方式才能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新中国。赫鲁晓夫有胆量，但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他是一位知名度很高的政治家，他改变了苏联的历史，改变了国际共运的发展，也恶化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关系。他曾给我们施加过巨大压力，但没有压垮毛泽东，没有压垮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毛泽东评点原文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估计他日子也不太好过。你(指赫鲁晓夫——编者注)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朵花是需要绿叶扶的。你(指赫鲁晓夫——编者注)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我自己有时也犯这个毛病，对人总是决断，讨人嫌恶；貌似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赫鲁晓夫简介赫鲁晓夫(1894.4.17～1971.9.11)，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3～1964)，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1964)。1894年4月17日出生于库尔斯克省卡利诺夫卡村一个矿工家庭。幼年当过牧童、雇工。15岁起在顿巴斯的机械厂当学徒和钳工，因参加罢工被开除。十月革命期间在卡利诺夫卡村任贫农委员会主席。1918年下半年加入俄国共产党(布)。1919年初参加红军。在南方战线骑兵第一军第九步兵师所属作战单位做政治宣传工作。1922年初复员，任煤矿副经理，后到顿涅茨矿业技术学校工人专科班学习，任党支部书记，政治指导员。1925年毕业，在顿巴斯任区委书记，后在斯大林诺任区委组织部长。1929年进莫斯科斯大林工学院学习，1930年任学院党委书记。1931年1月起先后任联共(布)莫斯科市鲍曼区委第一书记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第一书记。1932年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后任第一书记兼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1934年2月在联共(布)第17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35年1月任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38年1月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派往乌克兰任党的第一书记和基辅省委、市委第一书记。1939年3月当选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期间历任基辅特别军区、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方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1943年2月获中将军衔。1947年3月任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12月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第一书记。1949年12月任联共(布)中央书记，主管农业，兼任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1952年10月在苏共第19次代表大会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当选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中央书记。И.В.斯大林逝世后，于1953年9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中央第一书记，同年兼任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局主席。1956年2月，在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的错误。此外，在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加强法制建设、平反历史错案等方面做了一些工作。1958年3月兼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61年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上提出1980年前在苏联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的口号和目标。他认为某些资本主义国家有现实的可能实现和平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在苏联已经不再是必要的，苏维埃国家已变成全民的国家，苏联共产党已变成全体人民的党。在经济上，他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扩大集体农庄、农场自主权；进行工业、建筑业管理改组，用地区原则取代部门原则，把经济管理重心从中央移向地方；提倡利润原则，加强物质刺激等。在对外关系方面，他提出两个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原则，认为世界大战并非绝对不可避免。他在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各国共产党关系上犯有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错误。1964年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鉴于赫鲁晓夫犯有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的错误”，解除其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次日又解除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退休后领取特种养老金。1971年9月11日因病在莫斯科去世，终年77岁。试析赫鲁晓夫1894年出生于矿工家庭，比毛泽东小1岁。他在1918年国内战争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从小由于生活所迫，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较低，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也不高。他的言谈举止常常流露出粗鲁野蛮、莽撞无礼，让人笑话。他喜欢自我夸耀，开口闭口说自己如何有本事，担任重职又有能力等。他好凭主观臆想，少谋武断，强加于人，缺乏政策、策略观点。他常常一边说又一边否定自己，有时只管信口开河。1957年11月、1958年7月和1959年10月，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有过三次交往。第一次，毛泽东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的庆典活动，以及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第二次，赫鲁晓夫秘密来华，提出希望在中国建一个潜艇基地、一个长波电台、一个联合舰队；第三次，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并交换了中苏两党两国及国际关系的意见。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的评价，是根据赫鲁晓夫推行的路线、政策以及他的为人做出来的，有的是当面向赫鲁晓夫指出的，有的是同别人谈话时论及的。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苏共领导人挑起了中苏论战，并逐步把两党之间的争论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对中国开始施加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的压力，毛泽东对其大国沙文主义进行了抵制和批评。同时对苏共二十大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毛泽东感到非常恼火，认为赫鲁晓夫的做法是“将一把刀子丢给了反动派”，在共产党人的队伍中制造内乱和惊慌，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是最明显的例证。毛泽东曾为此讲过，1956年苏共二十大，中国不得不因斯大林问题同赫鲁晓夫进行斗争，以后的发展是复杂的，一段时间觉得必须在公开场合给予赫鲁晓夫一些支持，如果不支持苏联的领导人又支持谁呢？但在两党的讨论中，中国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1957年11月，当毛泽东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两人第一次见面，有四次共同进餐。他们边吃饭边谈国际政治，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等问题。第二次进餐时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苏中是两个大党，文件要早些搞出来好，兄弟党都在等着。”“那些具体事情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他们搞去。”毛泽东将手一划，如同分清职责一般，接着说：“对下面不要干涉太多，会束缚人家手脚，影响积极性。你这个人脾气大、说话伤人，这很不好，不能这样。我自己有时也犯这个毛病，对人总是决断，讨人嫌恶；貌似意强实则正是我弱的表现。天下惟至柔者至刚……”赫鲁晓夫皱起眉头，他听了几句翻译听不进去了，把手一挥说：“我是有这个毛病，不过你要知道，有些事我是很生气的！这次会议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根据苏共‘二十大’的精神……”“各个党都有他们自己的实际情况。”毛泽东不讲对“二十大”的看法，只谈客观实际：“实际情况不同，说法也自然会有不同。有什么不同意见，能讲出来，不是坏事。要慢慢来，慢慢讨论，着急不行。”毛泽东的话留有余地，并未谈崩。第三次是共进晚餐。步入餐厅时，赫鲁晓夫靠近毛泽东，做出为难的表情，鼻音喃喃地说：“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现在建设中遇到不小的困难，技术人才不足，很紧张。中国的经济建设已经粗具规模，已经有了足够的、独立的力量。所以我们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撤回我们的专家。”对此，毛泽东没有发怒发急，也没有激动不安，而是用平淡的声调答道：“我同意。这样好么，解决苏联的困难，中国也可以更好地自己办自己的事。”尽管赫鲁晓夫和苏共与中共有严重分歧，并对我施加压力，但在这次访苏期间，毛泽东仍以他的威望，以中共在国际共运中举足轻重的地位，支持了赫鲁晓夫，支持了苏共。最使赫鲁晓夫激动的是毛泽东在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那天，当赫鲁晓夫陪同毛泽东走向会议大厅时，毛泽东对苏联不久前发射成功的人造地球卫星竖起了拇指：“好，苏联又发射了一颗卫星上天，了不起！美国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也没有抛上去呢？这个意义很大，说明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了会议上，毛泽东说：“赫鲁晓夫这朵花比我毛泽东好看。中国有句古话，叫作荷花虽好，也得绿叶扶。我看赫鲁晓夫这花是需要绿叶扶的。”“现在世界分为两大阵营，对抗的两大阵营。谁的力量更强些？算一下吧。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有多少钢？苏联有多少钢？”毛泽东做着手势说出了两个数字，继续讲：“但是，苏联打败了法西斯，是世界反法西斯的主力。现在苏联又发射了一颗卫星上天。美国虽然吹得神乎其神，为什么连一个山药蛋都没有抛上去呢？”毛泽东在分析完力量对比之后，用那高亢激越的声调说出了现在的世界形势是“东风压倒西风”这一著名口号。毛泽东的讲话博得了阵阵掌声。在苏共中央举行的宴会上，毛泽东致祝酒词，他说：“中国有首古诗：两个泥菩萨，一起打碎啰。用水一调和，再来做两个。我身上有你，你身上有我。”赫鲁晓夫举起酒杯，大声叫好。可是到了第二年的夏季(1958)，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发生了面对面的争论。苏联方面通过驻华大使尤金请见毛泽东主席，转达了苏联领导人的一个意思，希望在中国有一个潜艇基地，建个长波电台，以便与他们的舰队保持联络，并提出和我们搞个联合舰队。毛泽东听后严肃地问道：你们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这么个搞法？尤金解释不清。毛泽东说：这事必须搞清楚，请转告赫鲁晓夫同志，让他自己来讲。7月31日，赫鲁晓夫秘密来华。毛泽东开门见山请他谈谈想法，赫鲁晓夫打着手势讲了半个小时。毛泽东不喜欢遮遮掩掩，绕山绕水，直戳其要害问道：什么叫共同舰队？赫鲁晓夫搪塞道，我不过是跟你们共同商量商量。毛泽东愤怒之中却不乏嘲意地反击，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沿海地区都拿去，你明明是要搞联合舰队！毛泽东对此是心中有数的。8个月前的莫斯科会议期间，波兰共产党领袖哥穆尔卡不同意“以苏联为首”的提法，毛泽东曾劝他说，要不要有人为首，这不是我们单方面的事，帝国主义有个头，我们也要有个头，一旦有了事，总得有个人来召集一下，就拿这次开会来说，苏联不出来，我们怎么办？苏联有多少力量，我们有多少力量？中国海军创建不过几年时间，还只处于沿海防御阶段，怎么可能平等地和苏联搞什么联合舰队？何况，苏联如果在中国搞海军基地，这是关系到国家主权的大问题，难怪毛泽东敏感，难怪毛泽东愤怒，中国自己的事要自己做主，自己国家的安全由自己保卫，而不是靠别国的“保护伞”，任何外国一兵一卒也不许在中国的土地上立足，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原则立场。赫鲁晓夫并未死心，不断提出种种附加条件，想说服毛泽东以达到他此行目的。而毛泽东弄清了赫鲁晓夫的真实意图后反倒坦然了。他像给赫鲁晓夫上课一样说道，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在我们国土上呆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赫鲁晓夫同志，最后再说一遍，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这时，赫鲁晓夫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但又感到不好下台，只好对毛泽东反唇相讥：“毛泽东同志你是知道的，我们苏联是对你们中国做出了许多援助的。1954年我到这里来，我们把旅大港归还中国，放弃了在新疆成立的联合股份公司中的股份，这比你和斯大林所签协定规定的日期提前25年，而且我们还增加了对你们的经济援助。”毛泽东答道：“这是另一个问题。”因为援助和主权毕竟是两回事。毛泽东对中国主权问题是格外珍视的，即使面对兄弟党、老大哥，什么优惠、援助，也不会用原则做交易。赫鲁晓夫7月31日到北京访问，8月3日回莫斯科。毛泽东虽然到机场为赫鲁晓夫送行，但没有同车。送行时也没搞什么仪式，两人也没有拥抱。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来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毛泽东和他第三次见面了。这一次赫鲁晓夫表现出过度的兴奋和自信，知道中国遇到了经济困难，认为苏联处于有利地位。赫鲁晓夫是在戴维营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会谈之后来到北京的。他告诉毛泽东他带来了“好消息”。他说已“找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好方法”，即“台湾应该用列宁远东共和国的办法来解决”。言下之意，在十月革命后列宁曾作了“暂时的让步”，承认在西伯利亚建立的远东共和国。那么毛泽东同样应当承认台湾暂时脱离中国。毛泽东当即做了反驳说，远东共和国是列宁建立并由共产党控制的。他问在赫鲁晓夫想像中是否今天的台湾也是由共产党控制的呢？毛泽东决不容忍赫鲁晓夫含蓄地支持哪怕是作为过渡阶段的“两个中国”的主张。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你们跟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有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呀，这怎么可能呢？事实也不是这样。”这一次，赫鲁晓夫还要求中国释放8名在朝鲜期间和尔后在中国东北俘获的美国空降特务。毛泽东说这就更困难了，你知道我们是有法律的。而赫鲁晓夫却坚持一定要释放这8个人。因为他已经答应美国总统了。可是，毛泽东只好让他在艾森豪威尔那里食言了。赫鲁晓夫换了个话题，继续用抱怨的口气说：“西藏问题你们不慎重，不该让达赖喇嘛逃走，你们就不应该让他们跑掉么！”毛泽东摇头，张开两臂说：“那么大的边境线，我们怎么能看得住他呢？”赫鲁晓夫又指责道：“你们也不该和印度闹么。尼赫鲁这个人还是反帝的，在资产阶级领导人中算进步的。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为了那块不毛之地，漫无人烟的地方跟尼赫鲁冲突，这是很不值得的。”毛泽东断然答道：“这是个原则问题。”“你们应该团结尼赫鲁，你们不该和印度冲突。”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观点。这时陈毅外长激动地站了起来，他对苏联发表声明，袒护和支持印度侵略的举动早就怒不可遏。“我们从来主张和平解决问题，可是他们要侵略。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你们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事先我还和你们打过招呼，可你们为什么要站到印度资产阶级一边？”“我们要争取和团结尼赫鲁，我们不同意中印之间发生冲突。你们这样会把他推向帝国主义一边！”赫鲁晓夫嚷了起来。“中印边境，他们是侵略！”陈毅大声否定了赫鲁晓夫用“冲突”这个不分是非的词。赫鲁晓夫被陈毅的气势镇住了，涨红了脸，激烈地嚷道：“干什么？比军衔，你是元帅，我只是中将。但是在党内我是第一书记，是第一书记！”“你是第一书记不错，但你对的，我们当然会听取；你不对的，我们当然不能听！”陈毅针锋相对，语言掷地有声。赫鲁晓夫转而指责中共不该对金门开炮，等等。毛泽东冷冷旁观了一阵后对赫鲁晓夫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顶帽子：没有看住达赖，没有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不对，就是说我们左。那么我也送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赫鲁晓夫的嘴角抽动两下，终于迸出很大一声喊：“我明白，你们要标榜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统！”作为领袖的个人气质，赫鲁晓夫远不如毛泽东。毛泽东严肃、尖锐，但是泰然自若。赫鲁晓夫沉不住气，一触即跳。他挥舞着两只手大吵大叫，缺少领袖的风度。快结束时，赫鲁晓夫挥动着双手，口气咄咄逼人，很有些“老子党”的架势，话中充满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将手在沙发扶手上轻轻一拍，奋然起身，胸膛微挺，头高傲地扬起来，凛凛然一副神姿：谁也休想让我们低头弯腰！第二天国庆游行，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通知毛泽东中止帮助中国搞原子弹。毛泽东仍然表情平静，淡淡地说：“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毛泽东对于这种关系国家的大事是慎重的，接着说：“我们说的话都要记住。我们需要是需要(指苏联专家和技术资料)，撤回去也没什么大关系。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赫鲁晓夫回国后，毛泽东对身边的人说：“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毛泽东那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锤炼而就的个性、气质、决心和意志力，总是能够吸引着绝大多数人，总是能产生一种巨大的凝聚力，使全国人民团结成一体，任何力量也压不垮的。毛泽东看透了赫鲁晓夫，评论他：赫鲁晓夫这个人“有胆量”，但也能捅漏子，“多灾多难”，估计他“日子也不太好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赫鲁晓夫的命运被毛泽东言中，在1964年倒台了。而中国人民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顶住了苏联的压力，如期偿还了向苏联借的外债，战胜了自然灾害，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自己试制的原子弹也很快获得成功。历史出现了一个巧合：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之日，正是赫鲁晓夫倒台之时！真是耐人寻味……(注：本文写作重点参阅、援引了叶永烈著《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我对于蔡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他是杨昌济的得意门生，毛泽东的知心好友。他志向高远，勇于求索，乐于吃苦，提出过不少好的思想、主张，影响、帮助了青年毛泽东。他是我党的创建人之一。毛泽东评点原文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因此我于子升和笙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呢。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蔡和森简介蔡和森(1895～1931)，中国共产党理论家，宣传家，早期领导人之一。原复姓察林，名和仙，字润寰，号泽膺，学名彬。湖南湘乡(今双峰县)人。1917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同毛泽东一起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华工和留法学生中宣传十月革命，组织关于建立中国共产党的讨论。1921年在法国组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1月回国，加入中国共产党。1922年7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委员。曾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主编，中共中央机关报编辑委员会主任。1925年在上海参加领导“五卅”运动。同年11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五届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会后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三、四、五、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第五、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务委员。曾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代理中共中央秘书长。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1928年、1931年分别发表了《党的机会主义史》、《论陈独秀主义》两篇文章，揭露和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1929年去苏联莫斯科，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30年回国参加中央领导工作。1931年3月以中央代表身份去香港指导中共广东省委工作。6月10日因叛徒出卖被港英当局逮捕，后引渡到广州，被广东军阀陈济棠杀害。遗著编为《蔡和森文集》。试析蔡和森是毛泽东在第一师范时的同学，同为杨昌济先生的得意门生。两人志同道合，常在一起议论天下大事，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1917年9月22日下午，毛泽东和同学张昆第在湘江游泳后，一同来到刘家台子蔡和森家中，三人畅谈一夜。张第二天的日记记述道：“毛君润之云：现在国民性情，虚伪相崇，奴隶成性，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国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习性。安得有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破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真理为归，真理所在，毫不旁顾。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颇雄大，诚非今日俗学所可比拟。又毛君主张家族革命、师生革命；革命非兵戎相见之谓，乃除旧布新之谓。”他们经常讨论的话题，由此可见一斑。后来，在毛泽东、蔡和森等人的发起组织之下，成立了“新民学会”。成立之初共有22个基本会员，均为杨昌济先生的学生。学会的宗旨是：“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他们是具有强烈的爱国心、远大的抱负和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不愿庸庸碌碌虚度一生，希望能为国家为人民有所作为。正如毛泽东所说：“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像毛泽东、蔡和森等少数人，还有很强的使命感，自认为对国家和社会负有“根本改造大任”，以及造福全人类的宏大志愿。但他们还没有找到一条道路，如何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当时把中国贫弱落后的原因，主要归于国民“思想太旧，道德太坏”，认为革新学术，改造全国旧思想为首要之务。所以，他们提倡“学问要进步，品性要改造”，寄希望于会员之间切磋学术，砥砺品行，互相帮助，共同向上。除开宗旨之外，新民学会的章程中还规定会员“须守之各规律”：一、不虚伪；二、不懒惰；三、不浪费；四、不赌博；五、不狎妓。毛泽东多年来就与朋友相约：不谈钱，不谈女人，不谈身边琐事。他“身无分文，心忧天下”。第一师范毕业后，会员们一部分出国留学，继续寻找真理，以蔡和森为代表；一部分留在国内，深入研究中国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蔡和森在国内时即已倾心于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是新民学会中第一个提出中国应该仿效列宁的人。1918年7月24日，他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吾人之穷极目的，惟在冲决世界之层层网罗，造出自由之人格，自由之地位，自由之事功，加倍放大列宁……之所为”。他一到法国，就大量收集马列主义的小册子，边学法文边看书，“猛看猛译”，只用了3个月时间就“有了门径”，不到半年就“门路大开”。他将读书所得和世界观转变的情况，及时写信告知国内，和毛泽东保持密切的联系。由于学习条件和环境的启示，蔡和森等在法国的会员，对十月革命的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与列宁学说，比国内的会员毛泽东等人要稍早一点，也深入一些。1920年7月5日至10日，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了五天会，一致通过了“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这就标志学会由成立初期的学术团体，终于逐渐变化为一个革命团体。但在如何改造的方法上出现了分歧。蔡和森主张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办法，以激烈的革命，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萧子升则主张温和的革命，普鲁东的办法，实质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会议决定将两种对立的意见写信告诉毛泽东。蔡信长约3000字，写于8月13日；萧信几乎长一倍，写于8月初。蔡和森的信表明，他对世界革命运动之大势，无产阶级革命的四大利器(党、工团、合作社和苏维埃)，世界革命联络与方法，俄罗斯革命后详情等，都作了系统的研究，得出结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谛，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信中对挚友毛泽东说：“我愿你准备做俄国的十月革命。这种预言，我自信有九分对。因此你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萧子升的信，谈了许多琐事。强调读书，学俄文；分一小部分精力从事社会运动，以舆论为限。他估计：“十年之内，东方恐无大事可办”。他“主张温和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此时，毛泽东在国内也已读了许多有关书籍和小册子，对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作了分析研究，终于初步树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1920年11月25日，他在致向警予的信中，痛感“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同一天致罗章龙的信中谈到改造中国，“固然要有一班刻苦砺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后来，毛泽东在同斯诺的谈话中，谈到他当时由此得出的结论：“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这两封信标志着毛泽东已基本完成了自己世界观的转变。蔡和森8月中旬从法国发出的信，毛泽东收到较晚，12月1日始复信，复信长4000余字。信中赞成“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并且我料到是与多数会友的主张相合的”。认为教育手段的革命，与最近罗素在长沙的演说相同：“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因为我于子升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随后毛泽东又收到蔡和森于9月16日给他的一封长信，5000多字。信中详论成立共产党及其国际组织之必要，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则不能改造社会、保护革命”。这封信由萧子升年底回国时带来。毛泽东于1921年1月21日复一短信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这是事实”。“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要他的朋友放心，陈独秀等已在组党，上海出的《共产党》不愧“旗帜鲜明”。1921年1月6日至3月，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18人，开了三天会，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之方法、即刻如何着手三个问题，讨论法国来信。通过充分的讨论，表决结果：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根本方针的有毛泽东、何叔衡等15人，2人弃权，一人主张“促社会进化”；关于方法与道路，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12人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3人弃权，2人主张“德谟克拉西”主义，一人主张“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即刻着手方法，包括研究、宣传、经费等项，组织一项为“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全体同意。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和长沙的两次大讨论会，表明新民学会已成为一个有较严密组织和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组织上的准备。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首先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长沙已列入陈的建党计划中：“在湖南由毛泽东负责”。1920年冬，在毛泽东领导下，长沙共产主义小组成立，成员有何叔衡、彭璜等人。新民学会74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的约30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在早期都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任过教授的有10人。这正是杨昌济先生教育救国思想熏陶的结果。从毛泽东与蔡和森的交往以及对蔡和森的评价，可见他俩志同道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2022-04-04

作者：席克奇等出版社：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鸡病防治200问(修订版)试读：前言《鸡病防治200问》是一本有关养鸡技术的通俗读物，自初版问世以来，至今已近10年。在这10年中，我国养鸡业又有了很大发展，逐渐步入规模化、集约化饲养和现代化生产，绝大多数的养鸡场和养鸡大户都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养鸡生产的不断发展，也增加了种鸡、种蛋、鸡雏的流动性，为一些疫病的传播和流行创造了条件，尤其是饲养模式的改变，给养鸡生产带来了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那就是疾病的流行更加广泛，多种疾病在同一个鸡场同时存在的现象十分普遍，混合感染十分严重，一些疾病出现了非典型和温和型，这一切都给养鸡场或养鸡大户的疾病控制提出了新问题，特别是很多疾病在临床上有很多相似的症状出现，给疾病的现场诊断带来很大困难。为了适应我国目前养鸡业的发展，满足鸡病防治工作的需要，作者学习和参考大量中外禽病防治专著及有关技术资料，借鉴各地鸡病防治成功经验，结合自己的工作体会，对《鸡病防治200问》一书进行了改版修订工作。在养鸡生产中，必须实施科学饲养和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疾病防治原则，这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两个环节。实践证明，坚持用科学的方法加强饲养管理和疾病防治工作的一些养鸡场、养鸡大户，就会取得鸡群健壮、肉蛋丰产、事半功倍的生产效果；反之，不讲究科学养鸡，不重视防治工作的鸡群则成批发病、死亡，劳动成果毁于一旦。本书在写作上力求语言通俗易懂，简明扼要，内容系统，注重实际操作。在书中重点介绍了鸡病的感染及预防、鸡病的诊断及投药、鸡的免疫接种、养鸡常用药及使用、鸡病毒性传染病、鸡细菌性传染病、鸡的胚胎病、鸡寄生虫病、鸡营养代谢病、鸡中毒性疾病等方面内容，可供养鸡生产者及畜牧兽医工作人员参考。本书在编写过程中，曾参考一些专家、学者撰写的文献资料，因篇幅所限，未能一一列出，仅在此表示感谢。由于作者的理论和技术水平有限，书中不妥、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一、鸡病的感染及预防1.引发鸡病的病原微生物有哪些？传染病是由人们肉眼看不见而具有致病性的微小生物——病原微生物引起的，包括病毒、细菌、霉形体、真菌及衣原体等。（1）病毒病毒是很小的微生物，一般圆形病毒的直径为几十至一百多纳米，必须用电子显微镜放大数万倍才能观察到。病毒不能独立进行新陈代谢，每种病毒必须寄生在对其具有易感性的动物、植物或微生物的活细胞内，才能正常的生存和繁殖。当病毒寄生在细胞之内时，如果细胞死亡，病毒也同时死亡。由病鸡消化道、呼吸道及羽囊等排出的各种病毒，都是释放在细胞之外的，它们在自然界中不能繁殖，但能存活数十天至数百天之久，当有机会侵入鸡体时，又在细胞内繁殖，引起疾病。病毒有耐冷怕热的共性，温度越低，存活越久，但在高热环境中存活的时间很短。例如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在-20～-25℃能存活142天，56℃经15～45分钟即可死亡。不同病毒对酸、碱、日光、紫外线及各种消毒剂有不同的耐受力，但大多数不能耐受碱和长时间（半小时以上）的日光直射。病毒性鸡病与细菌性鸡病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前者用疫苗预防的效果比效好，但一般来说没有特效药物可以治疗。抗生素及磺胺类药物的作用是破坏细菌的新陈代谢，而病毒靠寄生生存，没有自身的代谢，因而不受这些药物的影响。有些病毒性鸡病可以用高免血清治疗，虽有特效，但费用昂贵，只能用于某些种鸡，目前仅传染性法氏囊炎高免血清可以用于普通雏鸡和青年鸡。（2）细菌细菌是单细胞的微生物，直径或长度一般为几微米到几十微米，用普通光学显微镜放大1000多倍可以观察。依细菌的形态可分为球菌、杆菌和螺旋菌三种类型，有些球菌和杆菌在分裂之后，仍有一般显微镜下看不到的原浆带相连，从而排列成一定形态，分别称为双球菌、链球菌、葡萄球菌、链状杆菌等。细菌与病毒不同，它能独立进行新陈代谢。只要有适宜的温度、湿度、酸碱度及营养等条件，细菌就可以大量地分裂繁殖。例如，大肠杆菌在适宜条件下，每20分钟左右就分裂一次。一般病原菌在10～45℃的温度下都可以繁殖，以37℃最为适宜。当外界环境不利时，细菌会减缓乃至停止繁殖，但能较长时间的存活，待环境有利时再恢复繁殖。有些细菌能在细胞壁外面形成肥厚的胶状物，包裹整个菌体，这种胶状物称为荚膜，它具有抵抗动物细胞的吞噬和消除抗体的作用，从而增强细菌的致病能力。还有些杆菌在外界环境不利时能形成一种有坚实厚壁的圆形或椭圆形囊状结构，称为芽孢，可大大增强对高温、干燥及消毒药的抵抗力。能否形成荚膜和芽孢以及芽孢呈现什么形态是菌种的特征，因而是鉴别细菌的依据之一。细菌可以在人工培养基上进行培养，在固体培养基上培养时，细菌大量繁殖所形成的肉眼可见的聚集物称为菌落，不同细菌的菌落呈不同形态，这也是鉴别细菌和诊断传染病的依据之一。鸡的细菌性传染病都可以用药物进行预防和治疗，但除禽霍乱外，没有可供免疫接种的菌苗，禽霍乱菌苗的效果也不够理想，仅在必要时使用。（3）支原体其大小介于细菌、病毒之间，结构比细菌简单，但能独立生存。霉形体没有真性细胞壁，只有极薄的胞质膜，不足以保持固定形态，因而呈多形性，如球形、杆形、星形、螺旋形等。多种抗生素如土霉素、金霉素对霉形体有效，但青霉素的作用是破坏细胞壁的合成，而霉形体并无真性细胞壁，所以青霉素对霉形体无效。（4）真菌真菌包括担子菌、酵母菌和霉菌，一般担子菌、酵母菌对动物无致病性。霉菌种类繁多，对鸡有致病性的主要是某些霉菌，如烟曲霉菌使饲料、垫料发霉，引起鸡的曲霉菌病，黄曲霉菌常使花生饼变质，喂鸡后引起中毒。霉菌能够进行独立的新陈代谢，在温暖（22～28℃）、潮湿和偏酸性（H4～6）的环境中繁殖很快，并可产生大量的孢子浮游在空气中，易被鸡吸入肺部。一般消毒药对霉菌无效或效力甚微。（5）衣原体衣原体是一种介于病毒和细菌之间的微生物，生长繁殖的一定阶段寄生在细胞内，对抗生素敏感。鹦鹉衣原体常使鹦鹉、鸽子等发生鹦鹉热，但鸡感染的较少。2.鸡的传染病是如何进行传播的？某些病原微生物侵入鸡体后，在鸡体内生长繁殖，损伤鸡体组织，扰乱其生理机能而引起疾病。这种疾病可由一只病鸡传染给同群的其他健康鸡，也可由一个鸡群传染给其他鸡群而发生同样的疾病，因而称为传染病。鸡传染病的传播扩散，必须具备传染源、传染途径和易感鸡群3个基本环节，如果打破、切断和消除这3个环节中的任何一个环节，这些传染病就会停止流行。（1）传染源即病原微生物的来源。主要传染源是病鸡和带菌（毒）的鸡，病鸡不仅体内有病原微生物繁殖，而且通过各种排泄物将病原微生物排出体外，传播扩散，使健康鸡发生传染病。但带菌（毒）的隐性感染鸡，由于缺乏病症，不被人们注意，往往会被认为是健康鸡，这样就潜伏了极大危险，易造成大面积传染。另外，患传染病鸡的尸体处理不当，带菌（毒）的鸟、鼠等，也是散播病原微生物的重要传染源。（2）传播途径鸡传染病的病原微生物，由传染源向外传播的途径有3种，即垂直传播、孵化器内传播和水平传播。①垂直传播：也叫经蛋传递。是种鸡感染了（包括隐性感染）某些传染病时，体内的病菌或病毒能侵入种蛋内部，传播给下一代雏鸡，能垂直传播的鸡病有沙门氏菌病（白痢、伤寒、副伤寒）、霉形体病（败血霉形体病、传染性滑膜炎）、脑脊髓炎、大肠杆菌病、白血病、包涵体肝炎、结核病等。②孵化器内传播：孵化器内的温度、湿度非常适宜于细菌繁殖。蛋壳上的气孔比一般细菌大数倍，所以有鞭毛、能运动的病菌，特别是鸡副伤寒病菌、大肠肝菌等，当其存在于蛋壳表面时，在孵化期间即侵入蛋内，使胚胎感染。另外，一些存在于蛋壳表面的病毒和病菌，虽然一般不进入蛋内，但雏鸡刚一出壳时，即由呼吸道等门户入侵。马立克氏病就常以这种方式传染。在出雏器内，带病出壳的雏鸡与健康雏鸡接触，也会造成传染，白痢和脑脊髓炎等病除垂直传播外，还可在出雏器内进一步扩散。③水平传播：也叫横向传播，是指病原微生物通过各种媒介在同群鸡之间和地区之间的传播。这种传播方式面广量大，媒介物也很多。同群鸡之间的传播媒介主要是饲料、饮水、空气中的飞沫与灰尘等，远距离传播的媒介通常是鸡舍内清除出去的垫料和粪便、运鸡运蛋的器具和车辆、在各鸡场间周转的饲料包装袋及工作人员的衣物等。（3）鸡的易感性病原微生物仅是引起传染病的外因，它通过一定的传播途径侵入鸡体后，是否导致发病，还要取决于鸡的内因，也就是鸡的易感性和抵抗力。鸡由于品种、日龄、免疫状况及体质强弱等不同，对各种传染病的易感性有很大差别。例如，在日龄方面，雏鸡对白痢、脑脊髓炎等病易感性高，成年鸡则对禽霍乱易感性高；在免疫状况方面，鸡群接种过某种传染病的疫苗或菌苗后，产生了对该病的免疫力，易感性即大大降低。当鸡群对某种传染病处于易感状态时，如果体质健壮，也有一定的抵抗力。3.鸡群是如何感染和发病的？（1）感染的类型某种病原微生物侵入鸡体后，必然引起鸡体防卫系统的抵抗，其结果必然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一是病原微生物被消灭，没有形成感染；二是病原微生物在鸡体内的一定部位定居并大量繁殖，引起病理变化和症状，也就是引起发病，称为显性感染；三是病原微生物与鸡体内防卫力量处于相对平衡状态，病原微生物能够在鸡体某些部位定居，进行少量繁殖，有时也引起比较轻微的病理变化，但没有引起症状，也就是没有引起发病，称为隐性感染。有些隐性感染的鸡是健康带菌、带毒者，会较长期地排出病菌、病毒，成为易被忽视的传染源。（2）发病过程显性感染的过程，可分为以下4个阶段。①潜伏期：病原微生物侵入鸡体后，必须繁殖到一定数量才能引起症状，这段时间称为潜伏期。潜伏期的长短，与入侵的病原微生物毒力、数量及鸡体抵抗力强弱等因素有关。例如鸡新城疫的潜伏期，一般为3～5天，其最大范围为2～15天。②前驱期：此时是鸡发病的征兆期，表现出精神不振，食欲减退、体温升高等一般症状，尚未表现出该病特征性症状。前驱期一般只有数小时至1天多。某些最急性的传染病如急性禽霍乱等，没有前驱期。③明显期：此时鸡的病情发展到高峰阶段，表现出病的特征性症状。前驱期与明显期合称为病程。急性传染病的病程一般为数天至2周左右。慢性传染病则可达数月。④转归期：即病程发展到结局阶段，病鸡有的死亡，有的恢复健康。康复鸡在一定时期内对该病具有免疫力，但体内仍残存并向外排放该病的病原微生物，成为健康带菌或带毒鸡。4.预防鸡病应采取哪些基本措施？（1）鸡场选址要符合防疫要求。①鸡场的场址应背风向阳，地势高燥，水源充足，排水方便。②鸡场位置要远离村镇、机关、学校、工厂和居民区，与铁路、公路干线、运输河道也要有一定距离。（2）对饲养人员和车辆要进行严格消毒，切断外来传染源。①鸡场出入口大门应设置消毒池，池深约30厘米，宽约4米，长度要达到汽车轮胎能在池内转到一周，池内消毒液可用2%火碱或3%来苏儿水。要注意定期更换消毒液，以使其保持杀菌能力。②鸡舍出入口也应设置消毒设施，饲养人员出入鸡舍要消毒。③外来人员一定要严格消毒后方可进入场区。④鸡舍一切用具不得串换使用，饲养人员不得随意到本职以外的鸡舍。凡进入鸡舍的人员一定要更换工作服。⑤周转蛋箱一般要用2%火碱水浸泡消毒后，再用清水冲洗。装料袋最好本场专用，不能互相串换，以防带入病原。（3）建立场内兽医卫生制度。①不得把后备鸡群或新购入的鸡群与成年鸡群混养，以防止疫病接力传染。②食槽、水槽要保持清洁卫生，定期清洗消毒。粪便要定期清除。③鸡转群前或鸡舍进鸡前要彻底对鸡舍和用具进行消毒。④定期对鸡群进行计划免疫和药物防病，平养鸡要定期驱虫，疫苗接种是防止某些传染病发生的可靠措施，在接种时要查看疫苗的有效期、接种方法及剂量等。预防性用药是根据某些病的发病规律提前用药，应注意各种抗菌类药物交替作用，以防病原菌产生抗药性。⑤养鸡场要重视和做好除鼠、防蚊、灭蝇工作。（4）加强鸡群的饲养管理，提高鸡的抗病能力。①选择优质的雏鸡。若从外场购进雏鸡，在准备进鸡前要了解所购雏鸡的种鸡场的建筑水平、饲养管理水平以及孵化水平，特别是种鸡场的卫生管理、种鸡的饲料营养和消毒情况对雏鸡的健康影响较大。如果种蛋消毒不严，孵化水平低，雏鸡白痢、脐炎就比较严重；种鸡不接种脑脊髓炎疫苗，就可能使雏鸡在1周龄内发生脑脊髓炎。优质雏鸡抗病力强，育雏成活率高。②供给全价饲粮。饲粮的营养水平不仅影响鸡的生产能力，而且缺乏某些成分可发生相应的缺乏症。所以要从正规的饲料厂购买饲料，贮存时注意时间不要过长，并防止霉变和结块。在自配饲粮时，要注意原料的质量，避免饲粮配方与实际应用相脱节。③给予适宜的环境温度。适宜的环境温度有利于提高鸡群的生产能力。如果温度过高或过低，都会影响鸡群的健康，冷热不定很容易导致鸡群呼吸道病的发生。④维持良好的通风换气条件。鸡舍内的粪便及残存的饲料受细菌的作用可产生大量的氨气，加上鸡呼吸排出的气体对鸡是很有害的。特别是氨气一旦达到使人感觉不适甚至流泪的程度，可导致鸡呼吸道黏膜损伤而发生细菌和病毒的感染。要减少鸡舍内的有害气体，一方面可采取在不突然降低温度的情况下开窗或排风扇排气，另一方面要保持地面干燥卫生，减少氨气的产生。⑤保持合理的饲养密度。密度过大可造成鸡群拥挤和空气中有害气体增多，鸡群易患白痢病、球虫病、大肠杆菌病及慢性呼吸道病等。⑥尽力减少鸡群应激反应。过大的声音、转群、药物注射以及饲养人员的穿戴和举止异常对鸡群是一种应激，在应激时鸡群容易发生球虫病、法氏囊病等。（5）建立兽医疫情处理制度。①兽医防疫人员每天要深入鸡舍观察鸡群，有疫情要立即诊断。②发现传染病时，病鸡隔离，死鸡深埋或烧毁。对一些烈性传染病（如鸡新城疫等），应及时报告上级兽医机关，并封锁鸡场，进行紧急接种，直至最后一只病鸡死亡半月后不再有病鸡出现，方可报告上级部门解除封锁。③对污染的鸡舍和用具要进行消毒处理，鸡的粪便需要堆积发酵后方可运出场外。5.扑灭鸡群传染病的措施有哪些？一旦发生传染病时，为了扑灭疫情，避免造成大范围流行，必须立即查明和消灭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提高鸡群对传染病的抵抗力。（1）发现异常，及早做出诊断。发现鸡群中有部分鸡发病或异常时，应立即请兽医人员亲临现场，做出病情诊断，并查明发病原因。如不能确诊，应把病鸡或刚死的鸡装在严密的容器内，立即送兽医权威部门进行确诊。必要时应把疫情通知周围鸡场或养鸡户，以便采取预防措施。（2）针对疫情，及时采取防治措施。当确诊为鸡新城疫、鸡痘等烈性传染病时，如为流行初期，应立即对未发病鸡进行疫苗紧急接种，以便在短期内使流行逐渐停止。但是，已经感染正在潜伏期的病鸡，接种疫苗后，不但不能使其免疫，反而可能加速发病死亡。所以到了流行中期，已经感染而貌似健康的鸡为数很多，此时接种疫苗，往往收效不大。当确诊为患霍乱等细菌性传染病时，在流行初期除用菌苗进行紧急接种外，还可用磺胺类药物或抗生素进行治疗和预防，并加强饲养管理。（3）严格隔离和封锁，防止疫情蔓延。对发生传染病的鸡群要进行全部检疫，对检出的病鸡要隔离治疗；疑似病鸡应隔离观察，对病鸡或疑似病鸡设专人饲养管理。对发生传染病的鸡群和鸡场，应及早划定疫区，进行严格封锁。在封锁期间，禁止雏鸡、种鸡、种蛋调进或调出。待场内病鸡已经全部痊愈或处理完毕，鸡舍、场地和用具经过严格消毒后，经2周再无新病例出现，然后再做一次严格大消毒，方可解除封锁。（4）坚决淘汰病鸡，彻底进行环境消毒。鸡群发病后，对所有病重的鸡要坚决淘汰。鸡毛、血水、废弃的内脏要集中深埋，肉尸要高温处理。病死鸡的尸体、粪便和垫草等应运往指定地点烧毁或深埋，防止猪、狗等扒吃。对被污染的鸡舍、运动场及饲养用具，都要用2%～3%的热火碱等高效消毒剂进行彻底消毒。二、鸡病的诊断与投药6.怎样诊断鸡病？（1）流行病学调查有许多鸡病的临床表现非常相似，甚至雷同，但各种病的发病时机、季节、传播速度、发展过程、易感日龄、鸡的品种、性别及对各种药物的反应等方面各有差异，这些差异对鉴别诊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如一般进行某些预防接种的，在接种免疫期内可排除相关的疫病。因此，在发生疫情时要进行流行病学调查，以便结合临床症状和化验结果，确定最后诊断。（2）临床诊断①现场观察：首先观察了解周围环境，并着重观察鸡群在自然管理条件下，管理措施、饲养方式、垫料、换气、温度、光线、饮水、饲料、饲槽、栖架、饲养密度等。然后再仔细观察鸡群，即站在鸡舍内一角，不惊扰鸡群，静静窥视鸡群的生活状态，寻求各种异常表现，为进一步诊断提供线索。②病鸡个体检查：对整群鸡进行观察之后，再挑选出各种不同类型的病鸡进行个体检查。一般检查体温，接着检查全身各个部位。（3）病理解剖检查鸡体受到外界各种不利因素侵害后，其体内各器官发生的病理变化是不尽相同的。通过解剖，找出病变的部位，观察其形状、色泽、性质等特征，结合生前诊断，确定疾病的性质和死亡的原因。（4）实验室诊断在诊断鸡病的过程中，有些疾病特别是某些传染病，必须配合实验室检查才能确诊。当然，有了实验室检查结果，还必须结合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症状和病理剖检所见再进行综合分析，切不可单靠化验结果就盲目做出结论。（5）鉴别诊断随着养鸡生产的发展，鸡病的临床表现和病理变化变得错综复杂，给临床诊断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对于家庭鸡场而言，在鸡病诊断中，鉴别诊断相对难度较大，但非常重要，必须给予高度重视。要根据病原特性、流行特点、临床症状、病理特征，认真分析，仔细梳理，从可能会发生的多种疾病中逐一排除，最后做出正确诊断。7.怎样做药敏试验？测定细菌对抗菌药物敏感性的试验称为药物敏感试验或简称药敏试验。由于养鸡业中抗菌药物的广泛使用，导致抗药菌株越来越多，盲目用药常常效果不佳。因此，进行药物敏感试验已成为正确使用抗菌药物的必要手段。药物敏感试验的方法有多种，如纸片扩散法、试管法、挖洞法等。其中，纸片扩散法简便易行，出结果快，是目前生产中最常见的方法，现将该种方法介绍如下。（1）药敏纸片的准备常用抗菌药敏纸片已有商品供应，一般可以买到，可直接利用。（2）药敏培养基的制备①普通肉汤琼脂：又称营养琼脂。蛋白胨10克、氯化钠（NaCl）15克、磷酸氢二钾（K2HPO4）1克、琼脂20克、牛肉浸出液1000毫升（可用牛肉浸膏10克浸于1000毫升蒸馏水代替）。牛肉浸出液的配制方法：取瘦牛肉去掉脂肪、腱膜等，绞碎或切碎，按500克牛肉加1000毫升蒸馏水混合，置4℃冰箱内过夜，取出后加热到80～90℃，经1小时后，以数层纱布滤除肉渣并挤出肉水，再用脱脂棉过滤，量其体积并用蒸馏水补足1000毫升，分装后20分钟高压蒸汽灭菌，即制成牛肉浸出液。将以上其他成分加入到牛肉浸出液中，加热溶解，冷却后调H至7.6，煮沸10分钟，用滤纸过滤后分装，再以10.4万帕高压蒸汽灭菌25分钟，取出后冷却至55℃左右，在90毫米直径灭菌的平皿上倾注成4毫米厚的平板。做好的平板，密封包装后可在冰箱中保存2～3周。使用前应将平皿置37℃温箱中培养24小时，确认无菌后再用于试验。②鲜血琼脂：将灭菌的营养琼脂加热融化，至45～50℃时加入无菌鲜血5%（每100毫升营养琼脂中加入鲜血5～6毫升）倾注平皿。无菌鲜血，用无菌手术取健康动物（绵羊或家兔等）的血液，加入盛有无菌5%柠檬酸钠溶液的容器中（血与5%柠檬酸钠的比例为9:1）混匀，置冰箱中保存备用。（3）试验方法临床上分离到的细菌进行纯培养。用灭菌的接种环挑取被检菌的纯培养物划线或涂布于平板上，并尽可能使其密而均匀。用灭菌镊子将药敏纸片平放于平板上并轻压使其紧贴平板。直径9.0厘米的平皿可贴7张纸片，纸片间距不少于24毫米，纸片与平皿边缘距离不少于15毫米。贴好后将平板底部朝上置于37℃温箱中培养24小时，取出观察结果。（4）结果判定凡对被检菌有抑制力的抗菌药物，由于向周围扩散，抑制细菌的生长，故在纸片周围出现一个无细菌生长的圆圈，称为抑菌圈。抑菌圈越大，说明该菌对此种药物敏感度越高，反之越低。如果无抑菌圈，则说明该菌对此种药物具有耐药性。所以，判定结果时，以抑菌圈直径的大小作为细菌对该药物敏感度高低的标准。一般来说，抑菌圈直径70毫米以上为极度敏感，15～20毫米为高度敏感，10～15毫米为中度敏感，10毫米以下为低敏感，无抑菌圈为不敏感。对多黏菌素的作用，抑菌圈在10毫米以上者为高度敏感，6～9毫米为低度敏感。经药敏试验后，应该选择极度敏感或高度敏感的药物进行治疗。8.鸡的投药方法有哪些？（1）混水给药混水给药就是将药物溶解于水中，让鸡自由饮用。此法常用于预防和治疗鸡病，尤其是适用于已患病、采食量明显减少而饮水状况较好的鸡群。投喂的药物应该是较易溶于水的药片、药粉和药液，如葡萄糖、高锰酸钾、四环素、卡那霉素、北里霉素、磺胺二甲基嘧啶、亚硒酸钠等。（2）混料给药混料给药就是将药物均匀混入饲料中，让鸡吃料时能同时吃进药物。此法简便易行，切实可靠，适用于长期投药，是养鸡中最常用的投药方式。适用于混料的药物比较多，尤其对一些不溶于水而且适口性差的药物，采用此法投药更为恰当，如土霉素、复方新诺明、氯苯胍、微量元素、多种维生素、鱼肝油等。（3）气雾给药气雾给药是指让鸡只通过呼吸道吸入或作用于皮肤黏膜的一种给药方法。这里只介绍通过呼吸道吸入方式。由于鸡肺泡面积很大，并具有丰富的毛细血管，因而应用此法给药时，药物吸收快，作用出现迅速，不仅能起到局部作用，也能经肺部吸收后出现全身作用。（4）外用给药此法多用于鸡的外表，以杀灭体外寄生虫或微生物，也常用于消毒鸡舍、周围环境和用具等。9.临床用药应注意哪些问题？在应用药物时，如超过了一定剂量或应用方法不当，药物就会呈现毒物作用，引起动物中毒或死亡。因此，只有严格掌握药物的剂量及严格遵循药物的使用方法，才能使药物充分发挥出应有的预防、治疗或诊断疾病的效果。（1）药物的来源、剂型和保存①药物的来源：药物的来源很广，但主要有天然形成和人工合成两种来源。天然形成的药物叫天然性药物，包括来源于植物、动物、矿物质、微生物的药物；此外，还有应用现代微生物和免疫学技术制成的疫苗、菌苗、血清、抗体等。应用人工合成的方法合成的药物称为人工合成药，如磺胺类药物、抗生素类药物、抗寄生虫类药物等。本类药物已是目前临床使用药物的主要来源。②药物的剂型：剂型是指药物经过适当加工处理后，制成便于保管、贮存或提高疗效的一种形态。在兽医临床上常用的剂型有固体剂型、半固体剂型及液体剂型。制剂是根据药典或“兽医药品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制成的一定规格的药剂。③药物的保存：药物的保存是一项严肃细致的工作，它与药物的质量和畜禽的安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药物保存工作中必须注意以下几点：a.分类保存。应按药物的理化性质或临床用药分类进行保存。.根据药物性质保存。根据药物的理化特性，可大致分为：易潮解药物、易风化药物、易光化药物、易氧化药物、易酸化药物、不能放置常温下的药物（如疫苗）。对此要进行分类保存。c.根据药品的批号及有效期保存。批号是指生产单位在药品生产过程中，将一次投料、同一生产工艺所生产的药品用一批号表示，根据批号推算出药品的有效期和存放时间的长短，可据此保存药物。（2）药物的剂量和给药途径剂量是指药物的用量。剂量直接影响药物作用的强度和性质。在一定范围内，剂量越大，作用越强，超过这个范围即引起作用的改变，往往引起中毒或死亡。因此，只有严格掌握药物应用的剂量，才能充分发挥药物的有利效应，达到用药的目的。①药物的常用剂量：a.最小治疗量：也叫限量或最小有效量，是指刚能引起机体呈现药物作用的量。.极量：也叫最大治疗量，是指应用药物的最大剂量，是临床用药时不能超过的量，一旦超过即会引起动物发生中毒或死亡。c.安全范围：是指最小治疗量和极量之间的剂量范围。d.治疗量：即常用量，临床上是指药物安全范围的1/2～1/3之间的剂量。e.突击量：是指药物首次应用时采用的最大剂量，它高于第二次或以后用药的剂量。目的是使体内迅速达到有效的高浓度。②药物的计量单位：固体或半固体的药物常用的计量单位为克或毫克。液体药物常用的计量单位为毫升。抗生素和维生素常用的计量单位为克、毫克或国际单位。现在有些药物用m表示，一个m的意思是百万分之一浓度。亦有用百分浓度或千分浓度表示的，如百分之几或千分之几。③给药途径：即前面讲的投药方法，是指药物进入机体的途径。生产中常用的鸡群群体投药的方法有饮水、拌料、喷雾等，个体投药方法有口服、静脉注射、肌肉注射、嗉囊注射等。种蛋或胚胎投药方法有熏蒸、浸泡、注射等。应用时根据药物的特性及鸡的生理状况或病理状态，选择不同的给药途径。（3）药物的配伍禁忌配伍禁忌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药物使用时，所发生的与处方目的相反的现象。根据发生的原因不同，常以3种类型出现。①物理性配伍禁忌：a.分离：常见于水溶液与油溶液两种液体药物配合时出现。.沉淀：常见于溶剂的改变与溶质的增多，如樟脑液与水的混合。c.潮解：含结晶水的固体药物，在相互作用下，结晶水被析出呈半固体。d液化：两种固体药物混合时，由于溶点降低，而由固体变成液体。②化学性配伍禁忌：a.沉淀：由于两种以上药物溶液配伍时，产生一种或多种不溶性溶质的现象。.产气：药物在配伍应用时，有气体逸出，有此反应时，不能再做药用。c.变色：某些药物应用时，可产生颜色的改变，不能再做药用。d.水解：某些药物在水溶液中易发生水解而失效，如青霉素在水中易水解为青霉二酸，而造成作用的丧失。e.燃烧和爆炸：有些药物配伍时，可发生燃烧与爆炸现象，要予以注意。③药性配伍禁忌：本类药物配伍禁忌是由于药物的药理作用相反而呈现的。例如：中枢神经兴奋与中枢神经抑制药配伍、氧化剂与还原剂配伍、泻剂与止泻剂配伍、拟胆碱药与抗胆碱药配伍等。因此，只有正确掌握药物的药理作用，才能在临床用药时避免配伍禁忌的发生。另外，也必须了解配伍禁忌是根据临床实践总结出来的，有时会转变，它们在某一种防治作用上是配伍禁忌，而当另一药物中毒时，应用药理作用相反的药物就是正确的。三、鸡的免疫接种10.鸡群为什么要进行疫苗接种？在鸡病防治过程中，对于病毒性传染病，没有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法，而某些急性细菌性传染病，药物治疗的效果也不理想，只有通过疫苗接种的方法，才能达到预防鸡病的目的。鸡的免疫接种，是将疫苗或菌苗用特定的方法接种于鸡体，使鸡在不发病的情况下产生抗体，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对某种传染病具有抵抗力。疫苗和菌苗是由毒力（即致病力）较弱或已被处理致死的病毒、细菌制成的。用病毒制成的叫疫苗，用细菌制成的叫菌苗；含活的病毒、细菌的叫弱毒菌，含死的病毒、细菌的叫灭活苗。疫苗和菌苗按规定方法使用没有致病性，但有良好的抗原性。11.鸡群的免疫程序如何制订？有些传染病需要多次进行免疫接种，在鸡多大日龄接种第一次，什么时候再接种第二次、第三次……，称为免疫程序。单独一种传染病的免疫程序，见本书关于该病的叙述；一群鸡从出壳至开产的综合免疫程序，要根据具体情况先确定对哪几种病进行免疫，然后合理安排。制定免疫程序时，应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当地家禽疾病的流行情况及严重程度；母源抗体的水平；上次免疫接种引起的残余抗体的水平；鸡的免疫应答能力；疫苗的种类；免疫接种的方法；各种疫苗接种的配合；免疫对鸡群健康及生产能力的影响等。各种传染病的免疫程序可参见有关传染病防治部分。生产中鸡群具体综合免疫程序可参见表3-1、表3-2、表3-3，养鸡场（户）可按实际需要具体选定。12.鸡免疫接种的常用方法有哪些？不同的疫苗、菌苗，对接种方法有不同的要求，归纳起来，主要有滴鼻、点眼、饮水、气雾、刺种、肌肉注射及皮下注射等几种方法。（1）滴鼻、点眼法主要适用于鸡城新疫Ⅱ系、Ⅲ系、Ⅳ系疫苗，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疫苗及鸡传染性喉气管炎弱毒疫苗的接种。滴鼻、点眼可用滴管、空眼药水瓶或5毫升注射器（针尖磨秃），事先用1毫升水试一下，看有多少滴。2周龄以下的雏鸡以每毫升50滴为好，每只鸡2滴，每毫升滴25只鸡。如果一瓶疫苗是用于250只鸡的，就稀释成250÷25=10毫升。比较大的鸡以每毫升25滴为宜，上述一瓶疫苗就要稀释成20毫升。疫苗应当用生理盐水或蒸馏水稀释，不能用自来水，以免影响免疫接种效果。滴鼻、点眼的操作方法：术者左手轻轻握住鸡体，其食指与拇指固定住小鸡的头部，右手用滴管吸取药液，滴入鸡的鼻孔或眼内，当药液滴在鼻孔上不吸入时，可用右手食指把鸡的另一只鼻孔堵住，药液便很快被吸入。（2）饮水法滴鼻、点眼免疫接种虽然剂量准确，效果不错，但对于大群鸡，尤其是日龄较大的鸡群，要逐只进行免疫接种，费时费力，且不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全群免疫，因而生产中采用饮水法，即将某些疫苗混于饮水中，让鸡在较短时间内饮完，以达到免疫接种的目的。适用于饮水法的疫苗有鸡新城疫Ⅱ系、Ⅲ系、Ⅳ系疫苗，鸡传染性支气管炎H52及H120疫苗、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弱毒疫苗等。为使饮水免疫接种达到预期效果，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①在投放疫苗前，要停供饮水3～5小时（依不同季节酌定），以保证鸡群有较强的渴欲，能在2小时内把疫苗水饮完。②配制鸡饮用的疫苗水，需在用时按要求配制，不可事先配制备用。③稀释疫苗的用水量要适当。在正常情况下，每500份疫苗，2日至2周龄用水5升，2～4周龄7升，4～8周龄10升，8周龄以上20升。④水槽的数量应充足，可以供给全群鸡同时饮水。⑤应避免使用金属饮水槽，水槽在用前不应消毒，但应充分洗刷干清，不含有饲料或粪便等杂物。⑥水中需不含有氯和其他杀菌物质。盐、碱含量较高的水，应煮沸、冷却，待杂质沉淀后再用。⑦要选择一天当中较凉爽的时间用苗，疫苗水应远离热源。⑧有条件时可在疫苗水中加5%脱脂奶粉，对疫苗有一定的保护作用。（3）翼下刺种法主要适用于鸡痘疫苗、鸡新城疫Ⅰ系疫苗的接种。进行接种时，先将疫苗用生理盐水或蒸馏水按一定倍数稀释，然后用接种针或蘸水笔笔尖蘸取疫苗，刺种于鸡翅膀内侧无血管处。小鸡刺种一针即可，较大的鸡可刺种两针。（4）肌肉注射法主要适用于接种鸡新城疫Ⅰ系疫苗、鸡马立克氏病弱毒疫苗、禽霍乱G190E40弱毒疫苗等。使用时，一般按规定倍数稀释后，较小的鸡每只注射0.2～0.5毫升，成鸡每只注射1毫升。注射部位可选择胸部肌肉、翼根内侧肌肉或腿部外侧肌肉。（5）皮下注射法主要适用于接种鸡马立克氏病弱毒疫苗、鸡新城疫Ⅰ系疫苗等。接种鸡马立克氏病弱毒疫苗，多采用雏鸡颈背部皮下注射法。注射时先用左手拇指和食指将雏鸡颈背部皮肤轻轻捏住并提起，右手持注射器将针头刺入皮肤与肌肉之间，然后注入疫苗液。（6）气雾法主要适用于接种鸡新城疫Ⅰ系、Ⅱ系、Ⅲ系、Ⅳ系疫苗和鸡传染性支气管炎弱毒疫苗等。此法是用压缩空气通过气雾发生器，使稀释的疫苗液形成直径为1～10微米的雾化粒子，均匀地悬浮于空气中，随呼吸而进入鸡体内。气雾免疫接种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①所用疫苗必须是高价的、倍量的。②稀释疫苗应该用去离子水或蒸馏水，最好加0.1%的脱脂奶粉或明胶。③雾滴大小适中，一般要求喷出的雾粒在70%以上，成鸡雾粒的直径应在5～10微米，雏鸡30～50微米。④喷雾时房舍要密闭，要遮蔽直射阳光，保持一定的温度、湿度，最好在夜间鸡群密集时进行，待10～15分钟后打开门窗。⑤气雾免疫接种对鸡群的干扰较大，尤其会加重鸡毒霉形体及大肠杆菌引起的气囊炎，应予注意，必要时于气雾免疫接种前后在饲料中加入抗菌药物。13.鸡常用的疫苗种类有哪些？（1）重组禽流感病毒灭活疫苗用于预防H5亚型禽流感病毒引起的禽流感。接种后14天产生免疫力，免疫期为6个月。（2）鸡新城疫Ⅰ系疫苗用于预防鸡新城疫病。专供已经用鸡新城疫弱毒力疫苗（如鸡新城疫Ⅱ系、Ⅲ系、Ⅳ系苗）免疫过的2个月龄以上的鸡使用，一般情况下不能用于初生雏鸡。（3）鸡新城疫Ⅱ系疫苗用于预防鸡新城疫病。可用于各种日龄的鸡，但一般用7日龄以上的雏鸡较好。（4）鸡新城疫Ⅲ系（F系）疫苗用于预防鸡新城疫病。对各种日龄的鸡均可使用，但一般用于7日龄以上的雏鸡，如采取气雾法免疫接种，因考虑鸡群可能潜伏霉形体病，鸡龄应在1个月以上。（5）鸡新城疫Ⅳ系（Laota系）疫苗用于预防鸡新城疫病。一般用于7日龄以上的雏鸡，如采取气雾法免疫接种，鸡龄应在1个月以上。（6）鸡痘鹌鹑化弱毒疫苗用于预防鸡痘疫病。初生雏鸡（6日龄以上）及育成鸡均可应用。（7）鸡马立克氏病、火鸡疱疹弱毒疫苗（鸡马立克氏病冻干苗）仅能干扰鸡马立克氏病病毒的感染，而无治疗作用，一般用于1～3日龄初出壳的雏鸡。（8）鸡马立克氏病“814”弱毒疫苗用于预防鸡马立克氏病，一般用于1～3日初出壳的雏鸡。（9）鸡传染性支气管炎弱毒疫苗用于预防鸡传染性支气管炎。本疫苗的毒株有H120及H52两种。H120疫苗用于初生雏鸡。雏鸡用H120疫苗免疫后，至1～2月龄时需用H52疫苗进行加强免疫。（10）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弱毒冻干二联苗本品可同时预防鸡新城疫和鸡传染性支气管炎。主要有下列3个类型。①Ⅱ系（或Laota系）、H120二联苗：Ⅱ系、H120苗适用于7日龄以上的鸡。用法是：将疫苗用生理盐水、蒸馏水或冷开水稀释10倍，每只鸡滴鼻0.05毫升；若采取饮水免疫接种，每只鸡应按实含病毒组织量0.01克混入饮水中。②Ⅱ系（或Laota系）、H52二联苗：适用于21日龄以上的鸡。用法、用量与Ⅱ系、H120二联苗相同。③Ⅰ系、H52二联苗：适用于经弱毒苗免疫后2个月龄以上的鸡，可按每只鸡实含0.01克病毒组织量，采用饮水免疫。（11）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弱毒疫苗用于预防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目前国内生产中应用的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弱毒疫苗主要有2种，即鸡传染病性法氏囊病细胞弱毒冻疫苗和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弱毒鸡胚疫苗。（12）鸡新城疫、法氏囊病二联灭活疫苗新法二联灭活疫苗是采用具有高免疫原性的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和鸡新城疫病毒经福尔马林灭活后，与油乳剂混合而成。本品适用于种鸡的加强免疫接种，以预防鸡新城疫病毒的感染，同时免疫种鸡的后代雏鸡通过获得母源抗体，至少在4周龄内可以抵抗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的感染。（13）鸡传染性喉气管炎弱毒疫苗本品是采用致弱的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病毒经鸡胚培养后，与稳定剂一起冻干而成，用于鸡的预防接种和紧急接种。（14）鸡减蛋综合征灭活疫苗用于蛋鸡及种鸡在开产前的免疫接种，以预防减蛋综合征病毒感染。（15）鸡新城疫、减蛋综合征二联灭活苗本品是采用鸡减蛋综合征-76病毒BC14和具有免疫原性的鸡新城疫病毒经福尔马林灭活后，与油乳剂混合而成。适用于种鸡和蛋鸡开产前接种，以预防鸡减蛋综合征和新城疫。（16）鸡新城疫、法氏囊病、减蛋综合征三联灭活疫苗本品是采用具有免疫活性的鸡新城疫病毒、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和减蛋综合征病毒BC14株经福尔马林灭活后，与油乳剂混合而成。适用于种鸡免疫接种，免疫种鸡的后代雏鸡通过获得母源抗体，以预防鸡新城疫、法氏囊病和减蛋综合征病毒的感染。（17）鸡新城疫、传染性支气管炎、减蛋综合征三联灭活苗本品用于接种16～20周龄的蛋鸡和种鸡，但至少应在母鸡开产前3周使用。为了获得最好的加强免疫效果，鸡群必须采用传染性支气管炎和新城疫弱毒苗作基础免疫。（18）禽霍乱G190E40弱毒菌苗用于预防食霍乱，适用于3月龄以上的鸡。（19）禽霍乱731弱毒菌苗用于预防禽霍乱，适用于2月龄以上的鸡。14.怎样进行疫苗的保存和运输？疫苗的保存、运输和使用方法是否得当，对其效果影响很大，在生产中必须给予重视。（1）疫苗的保存各种疫（菌）苗在使用前和使用过程中，必须按说明书上规定的条件保存，绝不能马虎大意。一般活菌苗要保存在2～15℃的阴暗环境内，但对弱毒疫苗，则要求低温保存。有些疫苗，如双价马立克氏病疫苗，要求在液氮容器中超低温（-190℃）条件下保存。这种疫苗对温度非常敏感，离开超低温环境几分钟就失效，因而应随用随取，不能取出来再放回。一般情况下，疫（菌）苗保存期越长，病毒（细菌）死亡越多，因此要尽量缩短保存期限。（2）疫苗的运输疫苗运输时，通常都达不到低温的要求，因而运输时间越长，疫苗中的病毒或细菌死亡越多，如果中途再转运几次，其影响就会更大。所以，在运输疫苗时，一方面应千方百计降低温度，如采用保温箱、保温筒、保温瓶等；另一方面要利用航空等高速度的运输工具，以缩短运转时间，提高疫（菌）苗的效力。（3）疫苗的稀释各种疫苗使用的稀释剂、稀释倍数及稀释方法都有一定的要求，必须严格按规定处理；否则，疫苗的滴度就会下降，影响免疫效果。例如，用于饮水的疫苗稀释剂，最好是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也可用洁净的深井水，但不能用自来水，因为自来水中的消毒剂会杀死疫苗病毒。又如用于气雾的疫苗稀释剂，应该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如果稀释水中含有盐，雾滴喷出后，由于水分蒸发，盐类浓度提高，会使疫苗灭活。如果能在饮水或气雾的稀释剂中加入0.1%的脱脂奶粉，会保护疫苗的活性。在稀释疫苗时，应用注射器先吸入少量稀释液注入疫苗瓶中，充分振摇溶解后，再加入其余的稀释液。如果疫苗瓶太小，不能装入全量的稀释液，需要把疫苗吸出放在另一容器内，再用稀释液把疫苗瓶冲洗几次，使全部疫苗所含病毒（或细菌）都被冲洗下来。（4）疫苗的使用疫苗在临用前由冰箱取出，稀释后应尽快使用。一般来说，活毒疫苗应在4小时内用完，马立克氏病疫苗应在半小时内用完。当天未能用完的疫苗应废弃，并妥善处理，不能隔天再用。疫苗在稀释前后都不应受热或晒太阳，更不许接触消毒剂。稀释疫苗的一切用具，必须洗涤干净，煮沸消毒。总之，疫苗在使用时要勤抽快打，不要拖延时间，以免影响免疫效果。15.怎样检查疫苗的质量？（1）物理性状的观察生物制品使用前应认真检查有无破损，外观是否符合各类制品规定的要求。例如，冻干活菌（疫）苗应是疏松海棉状固体，稀释后团块迅速溶解均匀，无异物和干缩现象。凡玻璃瓶有裂纹、瓶塞松动以及药品色泽等物理性状与说明不相符者，不得使用。（2）冻干活菌苗、疫苗真空度的测定测定真空度采取高频火花测定器。测定时瓶内出现蓝色或紫色光者为真空（切勿直对瓶盖），不透光者为无真空。无真空疫苗不得使用，若使用这种冻干菌苗免疫必然导致免疫失败。（3）效力检查凡合法生物药品制造厂所生产的菌苗、疫苗，均应为经过检验的合格产品，产品附有批准文号、生产日期、批号、有效期等说明。但在生产实践中，往往由于保存、运输以及使用不当，造成菌苗、疫苗质量下降。为确保免疫效果，疫苗使用前应进行效力检验。检验方法应严格按国家农业部颁布的规程进行。16.什么叫疫苗接种的保护率和免疫期？生产中对疫苗接种的保护率和免疫期有何要求？（1）疫苗接种的保护率鸡群经过某一项免疫接种之后，由于个体差异及接种操作上的疏忽等原因，并不是所有的鸡都能产生较强的免疫力。鸡群接种后能抵抗强毒侵袭的鸡的比率，称为保护率。若保护率在90%以上，说明免疫效果比较好，能避免鸡群严重发病。（2）疫苗接种的免疫期不同的疫苗、菌苗接种之后，产生抗体快慢不一样。一般经几天至十几天可达到抵抗强毒为止，称为免疫期。各种疫苗、菌苗的免疫期，厂家均有说明。17.什么叫免疫反应和免疫干扰？怎样避免？（1）免疫反应弱毒疫苗、菌苗接种之后，由于病毒、细菌在鸡体内繁殖，在几天内鸡表现轻微的精神不振、食欲减退和产蛋率下降等，均属正常现象。反应的轻重与弱毒苗、菌苗的种类、接种剂量和鸡的体质有关。在目前常用的弱毒苗中，禽霍乱弱毒菌苗接种后反应较大，往往有个别鸡死亡；鸡新城疫Ⅰ系疫苗用于产蛋鸡时，对产蛋量有一定影响。其他疫苗接种后，一般无明显反应。由于弱毒苗中的病毒、细菌在鸡体内能够繁殖，所以正常的预防性免疫接种，疫苗的用量只要达到规定的标准，就能收到预期的免疫效果。不要随意加大用量，以免引起不良反应。一般来说，采取注射法接种时，疫苗的用量应按规定掌握。而滴鼻、点眼、饮水等方法，疫苗总会有一些浪费，用量可加大10%～20%，但也不宜太多。（2）免疫干扰鸡群接种某种疫苗后，由于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其免疫效果受到一定影响。一般情况下，干扰免疫效果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种：①母源抗体：种鸡的免疫抗体可经蛋传递给初生雏，并在雏鸡体内维持一定时期才消失，如在消失前接种抗原，那么接种的抗原会将母源抗体中和。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有多种，一是在母源抗体基本消失后再做首次免疫，例如鸡新城疫首次免疫安排在12日龄以后进行，即出于此种考虑；二是通过两次免疫接种来解决，第一次接种后母源抗体已被中和，第二次接种就不受影响，如雏鸡在7～10日龄接种鸡新城疫Ⅱ系（或Laota系）疫苗首免，在25～30日龄再用鸡新城疫Ⅱ系（或Laota系）疫苗进行第二次免疫；三是使用不受母源抗体影响的疫苗，如雏鸡1日龄用鸡新城疫油乳剂灭活苗注射，Ⅳ系苗滴鼻，两苗并用，即可排除母源抗体的干扰，及早产生较强的免疫力；四是加大疫苗用量，这一方法只适用于鸡马立克氏病的火鸡疱疹苗。②其他疫苗：在目前常用疫苗中，鸡新城疫各系疫苗与鸡传染性支气管炎弱毒疫苗之间相互干扰，主要是鸡新城疫的免疫效果受到影响，但有关研究证实，这两种疫苗同时接种，相互并不干扰，间隔10天以上接种也不出现干扰，只是一前一后接种而又间隔不到10天才发生干扰。此外，在接种鸡法氏囊病疫苗之后，法氏囊常有充血和轻微肿胀现象，功能暂时受到影响，此时若接种其他疫苗，效果不好。所以在接种鸡法氏囊病疫苗的同时及其后一周内，最好不接种其他疫苗。③病理状态：雏鸡的免疫力主要靠法氏囊产生，因而一些可损害法氏囊的疫病，如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马立克氏病和鸡淋巴细胞性白血病等，都可使疫苗的免疫效果降低。伴随而来的是对许多传染病的易感性增加，从而又进一步降低疫苗的免疫效果。④其他因素：环境条件、饲料品质等也影响免疫效果。例如饲料中蛋白质与维生素不足，可使疫苗的免疫效果降低。18.鸡群免疫接种应注意哪些问题？（1）在接种前，应对鸡群进行详细了解和检查，注意营养状况和有无疾病，只要鸡群健康、饲养管理和卫生环境良好，就可保证接种的安全并能产生较强的免疫力；相反，饲养管理条件不好，就可能出现明显的接种反应，甚至发病，产生免疫力差。（2）给幼雏接种时，应考虑母源抗体的滴度。一般来说，鸡传染性支气管炎的母源抗体可维持2周左右，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的母源抗体可持续2～3周，鸡新城疫的母源抗体在3周龄后完全消失。而雏鸡的母源抗体又受种鸡循环抗体的影响。由于种鸡免疫接种经过的时间不同，或者孵化的种蛋来自不同的鸡场，其后代雏鸡的母源抗体水平就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就很难规定一个适用于各场的免疫程序。一般来说，对于母源抗体水平低而个体差异又较小的雏鸡，首次接种鸡新城疫疫苗应在早期进行；反之，母源抗体水平高的雏鸡，应推迟接种。对于母源抗体水平参差不齐，而又受到疫情威胁的雏鸡，应早接种，以提高母源抗体水平低的雏鸡的免疫力；以后再接种1次，以使原来母源抗体水平较高的雏鸡，也能对疫苗接种有良好的应答。这种重复接种，可根据监测红细胞凝集抑制（HI）抗体的情况而定。如果多数鸡的HI抗体下降至1:16以下时，就应进行强化免疫。（3）在接种弱毒活菌苗前后各5天内，鸡群应停止使用各类抗菌药，以免影响免疫效果。（4）要考虑好各种疫苗接种的相互配合，以减少相互之间的干扰作用，保证免疫接种效果。为了保证免疫效果，对当地流行最严重的传染病，最好能单独接种，以便产生坚强的免疫力。（5）疫苗的保存、运输、稀释倍数、接种方法要按要求进行，以确保免疫效果。（6）免疫接种后，要注意观察鸡群接种反应，如有不良反应或发病等情况，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的措施（如治疗），并通报有关部门。19.鸡群免疫接种失败的原因有哪些？（1）接种时存在母源抗体。如果在雏鸡体内母源抗体未降低或消失时就接种疫苗，母源抗体就会与疫苗抗原发生中和作用，不能产生良好的免疫应答，导致免疫失效。（2）疫苗失效。疫苗保存、运输不当，或超过有效期，均可造成疫苗失效或减效。（3）疫苗间干扰。如接种鸡法氏囊病疫苗之后一段时间内，若接种其他疫苗，将影响另一种疫苗的免疫效果。（4）接种方法不当。疫苗接种方法很多，如注射法，滴鼻、点眼法，刺种法，饮水法及气雾法等，由于鸡的日龄不同、鸡群的组合不同，所需的免疫方法、疫苗种类、稀释浓度、接种剂量均不相同，如果违反了操作规程，就达不到免疫目的。（5）鸡群隐性感染某些传染病。如接种鸡新城疫疫苗时，若鸡群潜伏传染性法氏囊病、马立克氏病、白血病、传染性支气管炎等。接种的疫苗受到免疫抑制或病毒的干扰，而达不到免疫目的。20.如何进行鸡群接种疫苗后的免疫监测？一般情况下，鸡群免疫接种后，多数不进行免疫监测，但在疫病严重污染地区，为了确保鸡群获得可靠的免疫效果，时常在疫苗接种之后，测定其是否确实获得免疫。因为在某些因素的影响下，如疫苗的质量差、用法不当或鸡体应答能力低等，虽然作了疫苗接种，但鸡群没有获得坚强的免疫力，若忽视了再次免疫接种，就不能抵抗一些传染病的侵袭。根据鸡体和疫苗应用情况，可将免疫监测分为四类。（1）从未免疫的鸡群疫苗接种后，若鸡群出现阳性血清反应，则认为免疫获得成功；否则认为免疫失败。某些疫病尚要求血清达到一定的效价，才认为是免疫成功。（2）曾免疫过的鸡群再次作疫苗接种，需作免疫前和免疫后血清效价升高的比较，若免疫后血清效价有明显的升高时，则认为免疫成功；否则需要重新进行免疫。（3）观察疫苗在接种部位的反应疫苗经皮肤刺种后，在刺种部位出现反应时，则认为免疫获得成功；若无反应，需重新接种。（4）其他监测法有些菌苗对鸡免疫后，既无局部反应，也不出现阳性血清反应，需要采取其他的特殊监测方法，如鸡伤寒9R菌苗即属于此种类型。凡是经过监测之后，证明未能产生满意的免疫效果，一律需要重新再作免疫，直至获得满意的免疫效果为止。四、养鸡常用药物及使用21.鸡场常用的消毒方法有哪些？病原体是养鸡生产的大敌，而要消除和杀灭病原体，就必须搞好卫生消毒。作为一个养鸡场，如果没有完善的卫生消毒制度，就不可能预防和阻止传染病的发生；发生传染病后，若没有确实可靠的卫生消毒措施，就不可能阻止传染病的曼延，根除传染病的再发生。鸡场环境中病原体主要包括病毒、细菌、霉菌、寄生虫等，生产中按不同的分类方式有多种消毒方法。（1）按采取的方式分类可分为3种。①生物消毒法：根据生态学的原理，利用微生物间的拮抗作用或杀菌植物进行消毒；一般用于粪便、污水、垫料及其他废弃物的无害化处理消毒。②物理消毒法：主要通过清扫、洗净、紫外线、焚烧、火焰、煮沸及高压蒸汽等方法进行消毒。③化学消毒法：是生产中常用的消毒方法，即使用各种化学消毒药品进行消毒以杀灭病原体，主要包括浸泡、喷雾、熏蒸、饮水等消毒方法。（2）按用途分类可分为3种。①预防消毒：即对场所、鸡舍、用具、饮水等进行的定期消毒，目的是预防病原体侵入。②紧急消毒：即在传染病发生流行期对场所、鸡舍、用具、粪便及被污染物的及时性消毒，目的是防止传染病的扩散和蔓延。③终末消毒：即在疫情后期，疫区即将解除封锁前的消毒，目的是全面彻底消灭疫区可能残留的病原体。鸡场常用的消毒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浸泡消毒消毒对象主要是饲槽、饮水器、蛋盘、粪板等一些小的饲养设备和器具。为了提高消毒效果，消毒对象必须在新配制的消毒液中浸泡数小时，最少不得少于30分钟。（2）喷洒消毒是养鸡生产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种方法。即将消毒药配制成一定浓度的溶液，用喷雾器对消毒对象表面进行喷洒。一般按1000毫升/平方米的量使用。消毒时按照从上至下、从里至外的顺序进行。（3）熏蒸消毒此法主要用于消毒鸡舍、孵化器、种蛋贮存库等，常用福尔马林配合高锰酸钾进行。此法消毒全面、方便，但要求鸡舍必须密闭。由于甲醛气体的穿透能力弱，熏蒸前应将消毒对象散开，并在舍内洒水，保持相对湿度在70%左右，温度在18℃以上。一般按照每立方米消毒空间，使用福尔马林15～45毫升，高锰酸钾7.5～22.5克，消毒12～24小时后打开门窗，通风换气，若急用，可用氨气中和甲醛气体。（4）火焰喷射此法主要用于金属笼具、水泥地面、墙壁和消毒，具有方便、快速、高效的特点。（5）发酵消毒即利用堆积发酵等杀灭病原，主要适用于污染的粪便、饲料、场地的消毒净化。22.鸡场选用化学消毒剂应遵循哪些原则？（1）广谱能够抑制和杀灭多种病毒、细菌、真菌、芽孢等。（2）高效可快速杀灭病原体，且效力强大。一般低浓度使用10分钟杀灭率95%以上，30分钟达100%；较长时间使用不产生抗药性。（3）安全对人、畜禽无毒、无害、无刺激性，对纤维制品及金属器具（用具）等无腐蚀性。（4）稳定不受肥皂、洗涤剂、有机物（粪便、灰尘）、光线、温度、湿度、酸碱度、水的硬度的影响，且不易氧化分解，能长期储存。（5）使用方便根据环境需要可采用喷雾、喷洒、冲洗、浸渍、饮水等方法消毒。（6）成本低单位杀毒成本低，经济可行。23.鸡场常用的消毒剂有哪些剂型？如何选择和使用？（1）常用消毒剂类型①氧化物消毒剂：主要是次氯酸钙、二氯异氰尿酸盐、三氯尿酸盐，其优点是广谱、高效、稳定、腐蚀性小，不受环境有机物（粪便、灰尘）影响，价格便宜，适用于场舍、设备及用具、水、鸡体、粪便及产品消毒；缺点是消毒环境宜酸性为佳。市场上常见的有氯毒杀、消毒威、消毒灵、威岛消毒剂、华威1号等。②醛类消毒剂：常用的有甲醛和戊二醛，甲醛由于对人和动物有毒和刺激性，已很少直接利用。戊二醛的优点是广谱、高效，性质稳定，速溶于水，低浓度常温即具超强效力且药效持久（2周）、无毒、无腐蚀性；缺点是单位杀毒成本较高，消毒环境宜碱性为宜。③季铵盐类：市场上常见的有百毒杀、1210、易克林等。其优点是杀毒力强，作用迅速，性能稳定，无毒、无刺激、无腐蚀性，受外界环境和有机物影响较小；缺点是对杀灭非膜病毒、芽孢效果不佳。④碘附类消毒剂：碘是强氧化剂，但不稳定。碘附意指将碘附在载体上，消毒时碘升华、分解、释放出来，起到杀菌作用。其优点是广谱、高效、低毒，能快速杀灭各种细菌、病毒、芽孢及真菌；缺点是易受阳光、碱性及还原物质影响。市场上常见的有威力碘、速效碘等。⑤氧化型消毒剂：是一种广谱、高效消毒剂，能杀灭各种病原微生物、原虫及藻类，不受环境酸碱度影响，特别适于饮水消毒。其缺点是杀菌效力受环境温度及有机物（粪便、灰尘）影响。市场上常见的有过氧乙酸、过氧化氢等。⑥酚类消毒剂：古老的酚类消毒剂有石炭酸、来苏儿等，其杀毒力强，但具有较强的毒性、腐蚀性和刺激性，只能用于环境消毒，不能用于带鸡消毒，因而逐步被淘汰。目前常见的菌毒敌、菌毒净、菌毒灭、华威Ⅱ号等。（2）消毒剂类型的选择根据消毒目的、消毒对象（场所、设备、用具、饮水、粪便、垫料等）、消毒方式及所要杀灭的病原体（细菌、病毒、真菌、芽孢及寄生虫）等，选择理想的消毒种类、剂型。要认真阅读消毒剂说明书，查清所属类型、使用对象、使用方法及注意事项。如在酸性或碱性环境下应交替使用氧化物类和醛类消毒剂；当发生病毒性、芽孢性疫病时，必须使用碘附类或氯化物类消毒剂；饮水消毒应注意稀释浓度和持续时间，过低达不到消毒效果，过高易引起中毒，时间过长易引起蓄积中毒或破坏肠道正常菌群平衡。同时还应注意消毒剂的保质期及保存条件，如漂白粉易潮解，过氧乙酸受热和日光照射易分解产生气体，应现用现配，并在当天使用完毕。另外，最好选用2～5种不同类型的消毒剂交替使用，以免产生抗药性。24.如何对鸡场进行消毒？（1）主要通道口和场区的消毒主要通道口设置消毒池，长度为进出车轮2个周长以上。消毒池上方最好建有顶棚，防止日晒雨淋。消毒液常用2%～4%的氢氧化钠溶液，每周更换2～3次。冬季寒冷地区可加盐防冻或用石灰代替消毒液。大型养鸡场应设有喷淋装置。场区要经常清扫，保持清洁，每月进行1次彻底消毒。每栋鸡舍的门前也要设置脚踏消毒槽，并做到每周至少更换2次消毒液。工作人员进出鸡舍应换不同的专用橡胶长靴，将换下的靴子洗净后浸泡在另一消毒槽中，并进行洗手消毒。舍内应设消毒间，以便人员进入、消毒工作服，工作服不得带出舍外。（2）空舍的消毒为确保消毒效果，空舍消毒应按一定的顺序进行，即清扫→洗净→干燥→消毒→干燥→再消毒。①清扫：首先清除饮水器、饲槽的残留物，对风扇、通风口、天花板、横梁、墙壁等部位的尘土进行清理，然后清除所有的垫料、残余粪便、羽毛及废弃物。为了防止尘土飞扬，清扫前可事先用清水或消毒液喷洒。清除的粪便、灰尘、羽毛及废弃物要集中烧毁。通过清扫，可使环境中的细菌含量减少20%左右。②洗净：经过清扫后，用动力喷雾器或高压水枪进行洗净，洗净按照从上至下、从里至外的顺序进行。对较脏的地方，可事先进行人工刮除，要注意对角落、缝隙、设施背面的冲洗，做到不留死角。洗净后，舍内环境中的细菌可减少50%～60%。③消毒：为了提高消毒效果，一般要求鸡舍使用2～3种不同类型的消毒药进行2～5次消毒。通常第一次使用碱性消毒药，第二次使用表面活性剂类、卤素类、酚类消毒药，第三次采用甲醛熏蒸消毒。经消毒后，可使舍内环境中的细菌减少90%。（3）场内用具、蛋库及种蛋的消毒蛋箱、料车、粪车、用具频繁出入鸡舍，必须定期严格消毒，塑料或金属用具按照清洗、浸泡、暴晒、干燥、熏蒸顺序进行消毒；纸质蛋箱、蛋托一般只用于运出场外，如在本场周转，应先清除污物，再熏蒸消毒。种蛋应尽早收集，剔除不合格部分，鸡舍内最好设置专门消毒柜以便及时消毒，也可送到场内专门消毒间集中熏蒸消毒，然后送入蛋库或孵化室。蛋库除应保持适宜的温度、湿度和通风外，也应定期冲洗消毒。（4）饮水消毒鸡的饮水必须清洁，无毒、无病原体，符合人的饮用水质标准。生产中使用的自来水、深井水本身是干净的，但可能受到场舍内粉尘、饲料中细菌、病毒的污染。另外，鸡的肠道内有时病原体含量太高，也需进行饮水消毒。饮水消毒必须选用无毒、无味、无刺激性，对人禽无害的药物，且按说明书的饮水浓度使用。目前常用的饮水消毒药物主要有氯制剂、碘制剂或季胺盐等。但季胺盐类可能对产蛋造成影响，因而产蛋禽不应使用。（5）带鸡消毒是指对鸡舍环境及鸡体表面定期或紧急喷雾消毒。一般鸡在10日龄前不可实施带鸡消毒，否则容易引起呼吸道疾病。育雏期宜每周消毒1次，育成期7～10天1次，产蛋期15～20天1次。发生疫情时可每天1次。据报道，喷雾粒子以80～100微米，喷雾距离1～2米为最好。冬季带鸡消毒，应提高舍温3～4℃，且药液温度以室温为宜。消毒剂应选择无毒、无味、无刺激、无腐蚀的药物，药物用量为60～240毫升/平方米，以地面、墙壁、天花板均匀湿润和鸡体表微湿为宜。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带鸡消毒必须避开活菌苗接种，即在活菌苗接种的当天，前后各一天不得消毒。（6）粪便消毒在感染传染病期间，舍内粪便亦进行消毒，最好使用生石灰粉，既可降低粪便水分、臭味、环境湿度，又可高效消毒。（7）消毒效果检测大型养鸡场每次消毒后及在生产过程中，应经常采样进行实验室培养，以检测消毒效果，及时修正消毒方法和程序。25.养鸡常用哪些防腐消毒类药物？怎样合理使用？防腐消毒药是指一类杀灭或抑制病原微生物生长的药物。（1）生石灰（氧化钙）主要成分是氧化钙（CaO）。可加水配制成10%～20%的石灰乳剂，喷洒房舍墙壁、地面；生石灰粉可作为鸡舍地面撒布消毒，其消毒作用可维持6小时左右。（2）漂白粉（含氯石灰）5%～20%混悬液喷洒消毒细菌、芽孢及病毒污染的畜舍、场地、车辆等（芽孢需用20%溶液消毒5次，每次间隔1小时）；饮水消毒，每1000毫升加0.3～1.5克搅拌溶液。（3）火碱（氢氧化钠）2%热水溶液喷洒被病毒（新城疫、禽流感等）或细菌（沙门氏菌）等污染的鸡舍、饲槽、车辆等；3%～5%热水溶液喷洒炭疽芽孢污染的地面等。（4）苯酚喷洒、浸泡消毒，3%～5%溶液喷洒被病原微生物污染的鸡舍、场地及物品；3%～5%溶液消毒外科器械，浸泡30～40分钟；2%～3%溶液消毒手和术部。（5）克辽林（臭药水、煤酚皂溶液）3%～5%溶液消毒鸡舍、场地、用具、排泄物等；2%～3%溶液治疗创伤、溃疡。（6）乳酸每100立方米空间用乳酸500毫升（80%）蒸汽消毒，用6～12毫升加水稀释成20%溶液，密闭门窗后加热蒸发，消毒30～60分钟。（7）来苏儿用于鸡舍、用具消毒时，浓度为3%～5%；消毒排泄物的浓度为5%～10%。（8）甲醛5%甲醛酒精溶液用于术部消毒；4%甲醛配合溶液用于固定和保存标本；1%甲醛溶液用于器械消毒（浸泡1～2小时）。用于鸡舍、孵化室熏蒸消毒时用量：每立方米房舍空间需福尔马林15～45毫升，高锰酸钾7.5～22.5克，根据房舍污染程度和用途不同，使用不同的药量。用药时，福尔马林毫升数与高锰酸钾克数比例为2:1，以保证反应完全。消毒时，先密闭消毒房舍，然后把高锰酸钾放入容器内（容器的容量为福尔马林的10倍以上），再倒入福尔马林，两种药品混合后马上反应产生烟雾。消毒时间为12小时以上，消毒结束后打开门窗。为消除福尔马林的刺激性气味，可用浓氨水，每立方米容积用2～5毫升加热蒸发。熏蒸消毒必须有较高的气温和湿度，一般室内温度不低于20℃，相对湿度为60%～80%。雏鸡体表消毒用量：每立方米容积用福尔马林7毫升、水3.5毫升、高锰酸钾3.5克，熏蒸1小时。熏蒸时可见雏鸡不安、闭眼、走动、甩鼻、张喙、蹦跳，半小时后逐渐安静，消毒后的雏鸡不影响生长发育。种蛋熏蒸消毒用量：每立方米容积用福尔马林14毫升、高锰酸钾7克、水7毫升。若在孵化器内消毒，药物混合后立即关闭孵化器机门及通气孔道，熏蒸20分钟再将残余气体排出。（9）聚甲醛本品使用方便，对消毒时的温、湿度要求不严格，一般熏蒸消毒用量为每立方米空间3～5克，消毒时间为10小时。如用于鸡舍、孵化室等大面积消毒，每立方米空间可用10克。相对湿度50%即有效，不需要密闭条件。（10）碳酸钠4%水溶液洗刷或浸泡被污染的衣服、用具、车辆或场地等，0.5%～2%溶液用于皮肤清洁等。外科器械煮沸消毒时加入1%的碳酸钠，可促进器械的污物溶解，使灭菌更彻底，并能防止器械生锈。（11）醋酸用于加热蒸发进行空气消毒时，用量为每100立方米空间20～40毫升；如用食醋，每100立方米空间用300～1000毫升。（12）过氧乙酸（过醋酸）0.04%～0.2%溶液用于用具和皮肤的浸泡消毒；0.2%的溶液用于术前的消毒。空气消毒，可直接使用20%溶液的成品，每立方米空间1～3毫升，并封密1～2小时，最好采用3%～5%溶液加热熏蒸，因湿度提高可增强杀菌效力，一般以相对湿度60%～80%时效果最佳。喷雾消毒用0.01%～0.5%溶液，对室内空气和墙壁、门窗、地板、家具等物体表面消毒，消毒后室内要密闭30分钟至1小时。饮水消毒，每1000毫升加入本品1毫升放置30分钟。（13）二氯异氰尿酸钠（优氯净）以有效氯含量计算，饮水消毒浓度为0.5微克/毫升；鸡舍、用具、车辆消毒浓度为50～100微克/毫升。（14）氯胺-T用于饮水消毒时浓度为4毫克/毫升；木质和搪瓷器具消毒时浓度为0.5%～0.1%。（15）威岛使用时，水溶液浓度为0.02%～0.05%。（16）农福本品有含量50%和10%的百毒杀。两剂型适应范围相同，但后者剂量是前者的5倍。50%百毒杀，带鸡消毒（鸡舍、环境、饮水器具、笼栏），3毫升加入10千克水中喷雾或冲刷；饮水消毒，0.5～1.5毫升加入10千克饮水中；发生传染病时紧急消毒（鸡舍、笼具、器具等），10毫升加入10千克水中浸泡或冲洗。（17）新洁尔灭（苯扎溴铵）1%溶液用于术部皮肤消毒；0.1%溶液用于术前器械消毒；0.01%～0.05%溶液用于黏膜冲洗；0.5%～1%溶液可用于食品工厂生产用具的消毒。（18）洗必泰（双氯苯双胍己烷）洗必泰0.5克加酒精（70%）至100毫升配成酊剂，用于手术前术部消毒；用0.05%水溶液冲洗创伤、伤口；用0.1%水溶液消毒器械；贮存器械用0.02%水溶液加入0.1l%亚硝酸钠防锈，每2周换一次。（19）碘酊（碘酒）5%碘酊涂搽术部及注射部位消毒；2%碘酊涂搽创伤消毒；10%～20%碘酊涂搽治疗慢性肌炎、健炎、腱鞘炎、关节炎及骨膜炎等。（20）硫柳汞（乙基汞、硫代水杨酸钠）0.1%酊剂用于手术前皮肤消毒及创面消毒；0.01%～0.02%溶液用于生物制品抑菌用。（21）乙醇（酒精）常用70%或75%浓度消毒器械或皮肤，30分钟可起消毒作用。以70%的酒精杀菌作用最强，浓度低于70%或高于75%时杀菌作用均降低。（22）杜米芬0.02%～0.1%溶液用于皮肤、黏膜消毒及局部感染湿敷；0.05%溶液用于手术器械及饲养用具的消毒。（23）消毒净0.1%水溶液浸泡手臂、皮肤（5～10分钟）及手术器械（30分钟以上，内加0.5%亚硝酸钠防锈）；0.1%的酒精溶液涂搽术部皮肤；0.02%以下水溶液冲洗腔道黏膜。（24）硝甲酚汞（米他芬）0.015%～0.02%硝甲酚汞水溶液冲洗眼结膜、泌尿道、创伤及皮肤破损面；0.02%～0.1%浸泡器械。米他芬酊（由0.5克米他芬溶于10毫升丙酮、40毫升水和50毫升乙醇中）用于术部皮肤消毒。（25）硼酸外用：2%～4%的溶液，治疗眼创伤及各种黏膜炎。涂敷：硼酸甘油（31:100）；5%硼酸软膏（硼酸5克，凡士林95克），治疗溃疡、湿疹及烧伤等。（26）高锰酸钾0.05%～0.1%溶液腔道冲洗与洗胃；0.1%～0.2%溶液冲洗创伤。（27）雷佛奴尔（利凡诺）外用：配成0.2%～0.5%溶液冲洗或纱布引流；0.1%～0.5%溶液消毒纱布、绷带，浸泡1小时。（28）过氧化氢（双氧水）3%溶液清洗创伤和冲洗去除痂皮；0.3%～1%溶液冲洗口腔或阴道。（29）甲比（龙胆紫，晶紫）外用，徐敷患处。（30）汞溴红（红汞）2%红药水，每11毫升含红汞2克，丙酮10毫升，乙醇54毫升。（31）碘甘油涂擦患处，每日2～3次。26.养鸡常用哪些抗生素类药物？怎样合理使用？（1）青霉素G（苄星青霉素）鸡饮水2000～5000单位/（只·次）；成鸡肌肉注射2万～5万单位/（只·次），每日2～3次。（2）氨苄青霉素（氨苄西林）每千克体重5～20毫克，每日2次。肌肉注射一次量，每千克体重2～7毫克，每日2次。（3）先锋霉素（头孢菌素）治疗用量，鸡每千克体重肌肉注射20毫克/次，每日1～2次。（4）红霉素红霉素片，混水，按100毫克/千克浓度，连饮3～5日；混料，按20～50毫克/千克，如用于缓解应激反应，用5～10毫克/千克浓度为宜。乳糖酸红霉素注射液，鸡每千克体重肌肉注射10～40毫克/次，每日2次。（5）高力霉素（硫氰酸红霉素）混水，按2000～5000毫克/千克浓度，连饮3～5天。（6）螺旋霉素混水，按400毫克/千克浓度给药3天；内服，每千克体重50～100毫克；颈部皮下注射，每千克体重25～55毫克。速诺威为含50%螺旋霉素的可溶性口服粉剂，其用量为螺旋霉素的2倍。（7）北里霉素（柱晶白霉素）用于预防鸡慢性呼吸道病时，混水浓度为250～500毫克/千克，1～3日龄雏鸡连用3天，以后遇有应激时，每次用药1～2天，或间隔4周定期用药1～2天；混料浓度为110～330毫克/千克，用药时间与混水相同，但每次可连续用药5～7天。（8）洁霉素（林可霉素）混水，按31.5毫克/千克浓度，连饮4～7天；口服，每千克体重15～30毫克/次，日服2次；肌肉注射，每千克体重10～30毫克。洁霉素与壮观霉素按1:2配合，其商品名称为利高霉素。利高霉素的口服量为每千克体重150毫克；颈部皮下注射，1日龄雏鸡每只7.5～10毫克，成鸡每千克体重30毫克，连用3天。（9）新生霉素混料浓度为260～350毫克/千克；口服，每千克体重10～25毫克/次，日服2次。（10）杆菌素内服，雏鸡20～50单位/只，青年鸡100～200单位/只，成鸡200单位/只。（11）泰乐霉素泰乐霉素片，内服，每千克体重1日量20～30毫克，分2～3次服；泰乐霉素注射液，皮下注射1次量，每千克体重25毫克。出口肉鸡禁用。（12）替米考星混水料浓度为200毫克/千克。（13）泰牧霉素用于预防时，混水，按125毫克/千克浓度，连饮3天。用于治疗时，混水，按250毫克/千克浓度，连饮3天；皮下注射，每千克体重25毫克。（14）链霉素口服，每千克体重0.05克（5万单位）；喷雾，每100立方米空间20克；肌肉注射，1月龄小鸡每次2万～4万单位/只，2～4月龄的鸡每次5万～10万单位/只，成鸡每次10万～20万单位/只，每日2次。（15）庆大霉素用于预防时，混水，每升水中加入2万～4万单位，连饮3天；用于治疗时，肌肉注射，小鸡每次5000单位/只，成鸡每次1万～2万单位/只，每天3～4次。（16）卡那霉素混水内服，每升水中加入30～120毫克；混料内服，每千克体重40毫克；肌肉注射，每千克体重10～30毫克。（17）新霉素混料浓度为70～140毫克/千克，混水浓度为35～70毫克/千克。（18）四环素混水浓度为100毫克/千克，混料浓度为0.02%～0.06%；肌肉注射，每千克体重2500单位。（19）金霉素混料浓度为200～600毫克/千克；肌肉注射，每千克体重400单位。（20）土霉素混水浓度为100毫克/千克，混料浓度为200～400毫克/千克；肌肉注射，每千克体重2500单位。（21）强力霉素（脱氧土霉素）口服，每只10～20毫克，混料浓度为100～200毫克/千克，混水浓度为50～100毫克/千克。（22）壮观霉素肌肉注射，每千克体重30毫克，每天1次，连用3天；混水，浓度为31.5毫克/千克，连用4～7天。（23）制霉菌素治疗雏鸡曲霉菌病时，每只鸡口服5000单位/次，每日2～4次，连用2～3天；治疗鸡念珠菌病时，每千克饲料添加50万～100万单位，连用1～3周。27.养鸡常用哪些磺胺类药物？怎样合理使用？磺胺类药物的用药原则是：首次量加倍，坚持使用维持量，蛋鸡产蛋期禁用，肉鸡出栏前禁用，以防止药物残留影响蛋、肉品质。（1）磺胺噻唑（ST）肌肉注射一次量，每千克体重0.05～0.07克，隔12小时1次；混料浓度为0.2%，连用3日为1疗程。（2）磺胺嘧啶（SD）混料，浓度为0.2%，连用3天；混水，浓度为0.1%～0.2%，连用3天；口服，育成鸡每只每次0.2～0.3克，每天2次；肌肉注射，可用1%针剂，每千克体重1毫升，每天2次。（3）磺胺二甲嘧啶（SM2）肌肉注射一次量，每千克体重0.05～0.07克，隔12小时1次；混料，浓度为0.2%，连用3日为1疗程。（4）磺胺甲基异恶唑（SMZ，新诺明）内服一次量，每千克体重首次0.1克，维持量0.05克，每日1～2次。混料浓度为0.2%，连用3日为1个疗程。（5）磺胺间甲氧嘧啶（SMM，制菌磺）成年鸡内服一次量，每只首次0.1～0.2克，维持量0.05～0.1克，24小时1次，连用3～5日为1疗程。（6）磺胺对甲氧嘧啶（SMD，消炎磺）磺胺对甲氧嘧啶（SMD）+二甲氧苄嘧啶（DVD）的片、粉与预混剂（复方敌菌净），内服一次量，每千克体重33毫克；混饲，每千克饲料加本品1克，连续喂用7日为1个疗程（球虫病）。（7）磺胺喹恶啉（SQ）防治球虫病，按每千克饲料添加0.125克。治疗鸡住白细胞原虫病，混水，50毫克/升；混料，50毫克/千克。（8）磺胺氯吡嗪（ESB3）磺胺氯吡嗪钠盐（三字球虫粉，含ESB330%）混水饮浓度为0.03%；混料喂浓度为0.06%。（9）磺胺脒（SG，磺胺胍）混料，浓度为0.5%～1%，连用3～4天，最多不超过1周；口服，每千克体重0.05～0.15克/次，每天2～3次。28.养鸡常用哪些喹诺酮类药物？怎样合理使用？本类药物有诺氟沙星、环丙沙星、氧氟沙星、恩诺沙星、单诺沙星、培氟沙星及沙拉沙星等。本类药对革兰氏阴性菌和阳性菌有显著抗菌作用，抗菌浓度低，可制成多种剂型（水溶性粉、预混剂、胶囊剂、注射剂、液饮剂），用于大肠杆菌、沙门氏菌、巴氏杆菌、丹毒杆菌、链球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绿脓杆菌和支原体（霉形体）感染病。其作用机制是抑制细菌的DNA螺旋酶，阻断菌体DNA的合成而导致细菌死亡。本类药不宜与利福平、土霉素、四环素及大环内酯类抗生素（红霉素）、β-内酰胺类（青霉素类、头孢菌素）合用。长期或大剂量使用本类药易使敏感菌产生耐药性或交叉耐药性，并可引起消化机能紊乱与神经系统症状，损害幼龄动物软骨发育。环丙沙星能使雏鸡关节肿大、生长停滞，肝细胞变性或坏死，所以雏鸡应慎用。以上不良反应可随剂量加大或用药时间延长而加重，因此诺氟沙星、恩诺沙星、沙拉沙星等，只适用于短期治疗，而不宜用作长期使用的饲料添加剂。本类药的神经系统毒性在临床上表现为中枢神经兴奋甚至出现惊厥，甾体类消炎镇痛药（可的松类合成皮质激素）可加重这种神经毒性，与之合用要慎重。因此在应用氟喹诺酮类的良好抗菌、抗感染效果时，要重视合理用药，预防不良作用的产生。然而临床上将本类药与氨基甙类抗生素（庆大霉类、卡那霉素）合用或交替使用，可以减缓其耐药性。（1）诺氟沙星①氟哌酸粉或胶囊，内服一次量，每千克体重10毫克，每日2～3次。混饲，按每千克饲料0.25～0.1克；混饮，每升水加药0.05克。②烟酸诺氟沙星（有含量34%和5%两种），对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的效果尤佳，混饮，按每升水加0.05克。③诺氟沙星注射液（氟哌酸注射液），剂量按厂家产品说明书指示使用。（2）环丙沙星①盐酸环丙沙星（可溶性粉），混饮；按每升水加药50毫克，连用3～5日为1个疗程。②乳酸环丙沙星注射液，肌肉注射，按每千克体重2.5～5毫克。③乳酸环丙沙星原粉，混饮，按每升水加药25毫克，连用3～5天。（3）氧氟沙星（商品名为泰利必妥）①氧氟沙星粉，混饲，每千克饲料加药50～100毫克；混饮，按每升水加药50～100毫克。②氧氟沙星可溶性粉（盐酸氧氟沙星），混饮，按每升水加药0.5克，连饮3天。③氧氟沙星注射液，肌肉注射一次量，每千克体重用药3～5毫克，每日2次，连用3～5天。（4）恩诺沙星①恩诺沙星钠盐和盐酸恩诺沙星，混饲，按每千克饲料加药100毫克；混饮，按50毫克/升浓度。②5%或10%恩诺沙星注射液，肌肉注射一次量，每千克体重用药5毫克，每日2次。29.养鸡常用哪些咪唑类药物？怎样合理使用？（1）甲硝唑（灭滴灵）混水，按0.05%浓度连饮7天，停药3天后，再饮用7天。（2）地美硝唑（二甲硝唑）二甲硝唑预混剂，按纯品计每千克饲料添加量，预防用0.075克，治疗用0.5克。30.养鸡常用哪些抗菌增效剂？怎样合理使用？（1）甲氧苄啶（TMP）①甲氧苄啶片，内服一次量，每千克体重10毫克，12小时1次。②甲氧苄啶注射液，肌肉静脉注射参照片剂用量。③复方磺胺嘧啶片、复方磺胺甲恶唑片（复方新诺明片）、复方磺胺间甲氧嘧啶片、复方磺胺对甲氧嘧啶片，内服1日量，每千克体重30毫克。④复方磺胺嘧啶钠注射液、复方磺胺甲恶唑钠注射液（复方新诺明针剂）、复方磺胺对甲氧嘧啶钠注射液、复方磺胺邻二甲氧嘧啶钠注射液，肌肉注射1日量，按每千克体重20～25毫克。（2）二甲氧苄啶（DVD，敌菌净，二甲氧苄氨嘧啶）复方敌菌净粉或片剂，用法详见磺胺对甲氧嘧啶（SMD）制剂。31.养鸡常用的喹恶啉类和吡啶类制剂有哪些？怎样合理使用？（1）痢菌净（乙酞甲喹）0.5%痢菌净注射液，肌肉注射一次量，每千克体重4～8毫克，每日2次，连用3天。（2）喹乙醇（快育灵）①喹乙醇粉，作为肉鸡生长促进剂，每吨饲料添加量50～100克。②喹乙醇片（每片25毫克），防治禽霍乱，按每千克体重20毫克，内服，每日2次，连用3天。32.养鸡常用哪些抗寄生虫类药物？怎样合理使用？（1）磺胺喹恶啉主要用于防治鸡球虫病。多采用间歇用药，即用药与停药交替进行。用于治疗时，可用0.1%浓度连续饲喂3天，停药3天后，改用0.05%饲喂2天，然后又停药3天，再用0.05%浓度饲喂2天，若需要时还可停药3天，再按原剂量喂2天。用于预防时，可按0.012%混料或0.05%混水，或用0.05%浓度在5天期间连续饲喂。本品在鸡体内排泄甚慢，休药期为10天。（2）磺胺二甲氧嘧啶临床上常用于球虫病暴发时的治疗。混饲治疗浓度为200克/千克；混水浓度为250～500克/升。（3）二甲氧甲基苄氨嘧啶防治鸡球虫病，使用时常与磺胺二甲氧嘧啶配合。用量：磺胺二甲氧嘧啶125毫克/千克，二甲氧甲基苄氨嘧啶75毫克/千克。一般宰前2天停药，并限制应用于16周龄以上的鸡。（4）莫能霉素用125毫克/千克混料，可预防球虫病，并能促进幼鸡生长发育。一般宰前3天停药，产蛋鸡限制使用。（5）盐霉素（沙利霉素）按60～70毫克/千克浓度混饲。优素精，含盐霉素10%。（6）青霉素用于治疗鸡球虫病。治疗用量：混水，雏鸡每只4000～5000单位/次；1月龄以后每只0.8万～1.0万单位/次，每天2次，连用3天。（7）土霉素用于治疗鸡球虫病。治疗用量：雏鸡每只每天有2～4毫克，连用2～3天。（8）氨丙啉用于预防和控制鸡球虫病时，用量为125～250毫克/千克，混料连喂2周。（9）敌灭素用于治疗鸡球虫病，以125毫克/千克浓度混饲。（10）球痢灵（二硝苯酰胺）本品对球虫有效。本品的预防量为125毫克/千克，治疗量为250毫克/千克，连喂3～5天，可治疗暴发性球虫病。（11）氯苯胍用于防治鸡球虫病。治疗量为30～33毫克/千克拌料，连喂3～5天。（12）灭滴灵（甲硝基羟乙唑）有强大的杀灭滴虫的作用，也可抑制厌氧菌感染，用于治疗鸡滴虫病。混水，按0.05%浓度连饮7天，停药3天，再饮用7天。（13）哌嗪对鸡的蛔虫有效。国内常用的哌嗪制剂有枸橼酸哌嗪及磷哌嗪。两种药品的使用剂量，混料，每千克体重0.2～0.3克；亦可按0.4%～0.8%浓度混水。（14）左旋咪唑为广谱、高效、低毒、使用方便的驱虫药，对鸡多种线虫有效，如鸡蛔虫、异刺线虫、气管线虫等，对蛔虫的效果更好。驱蛔虫饮服量为每千克体重24毫克，驱虫率达100%；驱异刺线虫饮服量为每千克体重36毫克，驱虫效果较好。（15）甲苯咪唑为广谱驱虫药，对线虫、绦虫等肠道蠕虫均有疗效。治疗量为每千克体重30毫克，或按125毫克/千克浓度混料给药。（16）氯酚对鸡赖利绦虫有效。治疗量为每千克体重300毫克。（17）灭绦灵（氯硝柳胺）对多种绦虫和吸虫有效，特别对绦虫效果好。治疗量为每千克体重50～65毫克。（18）槟榔将植物槟榔的种子研成细末，鸡每千克体重0.25～0.5克，可驱绦虫节片并可驱绦虫。（19）蝇毒磷是优良“内吸毒剂”，杀虫范围广，对鸡的刺皮螨、新勋恙螨、秋恙螨以及跳蚤、软蜱、鸡虱等体外寄生虫的成虫和幼虫有效，对鸡蛔虫也有驱除作用。16%蝇毒磷乳油，用时配成各种浓度。如治疗鸡鳞足螨病，应配成0.03%乳剂逐只浸洗鸡脚、鸡冠和鸡髯，再用0.03%乳剂喷栖架、地面等处。也可用0.05%浓度的沙浴杀灭鸡体外寄生虫。（20）敌百虫杀虫范围广，对体内外寄生虫都有效，其杀虫作用较有机氯制剂强。用0.1%～0.15%溶液洗浴或喷洒杀灭鸡膝螨；用0.1%～0.5%溶液喷洒可杀死虱、蚤、蜱、蚊、蝇等体外寄生虫。（21）马拉硫磷为有机磷杀虫剂，作用与蝇毒磷相似，可用以驱除鸡体外寄生虫。用于喷雾剂，浓度为1.25%；用于撒粉剂，浓度为4%。（22）除虫菊本品为白花除虫菊的干燥花序，其有效成分除虫菊酯约含1%，常用于杀灭蝇、蚊、蜱、虱及治疗疥螨病。除虫菊花序干粉复方制剂（干粉0.37～0.75克加煤油1.8升）或0.2%除虫菊酯煤油溶液，可杀灭各种昆虫。1%～3%除虫菊花序干粉乳剂可治疗鸡疥癣。（23）溴氰菊酯（敌杀死）可杀死灭鸡蜱、虱、螨，还可用于杀蟑螂、蚂蚁等。其残效期较短，可隔10～15天再用1次。有2.5%乳剂、2.5%可湿性粉剂。常用浓度为50～80毫克/升。33.养鸡常用哪些作用于消化系统的药物？怎样合理使用？（1）乳酶生临床上常用于鸡消化不良等胃肠疾病。内服，每只鸡0.5～1克。（2）干酵母常用于鸡消化不良和维生素B缺乏所引起的各种疾病。另外，对雏鸡嗉囊积食有助消化作用，还可用于促进雏鸡生长发育。内服，每只鸡0.1克。（3）硫酸镁（泻盐）可用于内服治疗鸡大肠便秘，鸡中毒时可排除肠内毒物，如配合驱虫药应用可排除虫体。鸡的内服量为1～5克/只。（4）硫酸钠（芒硝）其用途与硫酸镁相同，但作用较硫酸镁弱。鸡的内服量为1～5克/只。34.养鸡常用哪些中枢兴奋药、安定药及醒抱药？怎样合理使用？（1）安钠咖可作为鸡中毒及其他原因产生中枢神经系统抑制、呼吸及循环衰竭的兴奋药。用于治疗时，皮下注射量为0.1～0.2毫升/只。（2）巴比妥能抑制中枢神经系统，大剂量起催眠和抗惊厥作用，小剂量起镇静作用，鸡因中毒或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兴奋性症状，可用本品作镇静药。内服，每千克体重0.03克。（3）溴化物（溴化钠、溴化钾、溴化铵）当鸡因毒物或其他原因而引起中枢神经兴奋时，可用溴化物作镇静剂。内服，每只鸡0.5～1片。（4）氯丙嗪（冬眠灵）对神经中枢具有抑制作用，可用于疾病或中枢兴奋药中毒引起的惊厥，还可用于高温季节运输或其他原因而引起的应激反应。本品用于应激反应时，青年鸡每只每天一次内服量为30毫克，育成鸡每只每天一次内服量为50克。也可在捕捉、免疫接种、运输及断喙前1小时左右，每千克饲料中加入500毫克氯丙嗪饲喂，以预防应激反应。（5）硫酸铜可用于就巢母鸡的醒抱。使用时，用2%硫酸铜溶液，给就巢鸡肌肉注射1毫升/只。（6）盐酸麻黄碱用于就巢母鸡醒抱时，每只鸡1次用2片，每片含25毫克，上、下午（间隔7～8小时）各投1次。35.养鸡常用哪些解毒类药物？怎样合理使用？（1）有机磷中毒的解毒药①阿托品：用于有机磷中毒的解毒，但只能解除轻度中毒的毒性，故在中毒严重时，应与解磷定反复应用，才能有效。硫酸阿托品注射液，皮下注射，鸡每只用0.1～0.25毫克；硫酸阿托品片（0.3毫克/片），内服，鸡每只用0.1～0.2毫克。②碘磷定（解磷定）：肌肉注射，鸡每只0.2～0.5毫升（每支10毫升，每毫升含碘磷定40毫克）。（2）金属与类金属中毒的解毒药①二巯基丙醇注射液，肌肉注射，每千克体重2.5～5毫克。②硫代硫酸钠（在苏达）注射液，肌肉注射，每只0.32克。（3）有机氟中毒的解毒药及其他解毒药①乙酰胺（解氟灵）：乙酰胺注射液，肌肉注射，每千克体重0.1克。②葡萄糖：5%葡萄糖注射液，皮下注射，每只鸡每次20～50毫升；内服，每只鸡每次50毫升。25%高渗葡萄糖注射液，腹腔注射，每只鸡每次5～10毫升。③氯化钠：多用于鸡的药物中毒及饲料中毒的解毒。0.68%氯化钠注射液皮下及静注，每只鸡每次20～50毫升；内服，每只鸡每次50毫升。④维生素C：多用于重金属离子中毒及药物中毒的解毒。维生素C片，口服，每只25～50毫克；维生素C注射液，肌肉注射，每只0.05～0.125克。36.养鸡常用哪些杀鼠药？怎样合理使用？（1）磷化锌杀鼠能力强、收效快，鼠食后多在24小时内死亡。鼠类吞食药饵后，由于在胃内受胃酸影响，使本品产生气体磷化氢，出现更快的毒杀效果。本品对人、畜、禽的毒力均与鼠类近似，人误食2～3克有致死可能，哺乳动物中毒后48～72小时死亡，家禽一般中毒后24小时死亡。临床上常用其粉剂，配成2%～5%毒饵应用。（2）毒鼠磷为有机磷杀鼠剂，杀鼠能力强。本品对鸡的毒力很弱，但鸭、鹅敏感。一般毒饵浓度为0.5%～1%。（3）安妥杀鼠能力强，特别是对褐家鼠，但对屋顶鼠效果很差。鼠类食后体温下降，产生肺水肿及胸膜渗出，导致呼吸困难，致死时间为1～2天。安妥常用其粉剂，含α-萘硫脲84%以上，配成1%～5%毒饵应用，不宜用有酸味的食物作饵料。（4）氟乙酸钠是一种有机氟杀鼠剂，杀鼠能力强。鼠类对本品接受性好，但连续给予毒饵3次以上，部分鼠可产生一定的拒食性。本品作用较快，0.5～1小时出现中毒症状，多在1天内死亡。本品对各种动物都有毒性，易发生二次或三次中毒。毒饵配制浓度，家鼠用0.2%～0.4%，野鼠用0.3%～0.6%。（5）华法林（杀鼠灵）是一种香豆素类抗凝血剂，对褐家鼠较敏感，对小家敏感性差。本品灭鼠效果良好。常用粉剂，配成0.025%～0.05%毒饵应用。37.要合理用药，必须避免哪些错误做法？随着养鸡业的发展，鸡病防治药物的品种和数量不断增加，这对鸡群健康保健和疫病防治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某些基层单位或个人，滥用、乱用药物的现象也日趋严重。主要表现为：（1）滥用假药劣药。（2）盲目投药，主要指品种求多，剂量求大，疗程求长等滥用药物行为。（3）使用药物计算和称量不准确，搅拌不均匀。（4）投药途径不当。（5）不重视药物说明书上标明的禁忌或注意事项。38.滥用、乱用药物会带来哪些危害？（1）达不到防治疾病的目的。由于诊断不准确而乱用药或使用了假药和劣药，使得本来可以及时治好的疾病而治不好，造成不应有的损失。（2）危害人体健康。由于滥用假药、劣药，不按规定在宰前若干天停药，或将不得用于蛋禽的药违反规定使用等，均可能在胴体或蛋品中残留一些有损人体健康的药物。（3）损害家禽健康甚至引起中毒。由于不恰当地用药，不但起不到治疗作用，反而会损害家禽的健康，加剧病情的发展，有时还可能引起禽群中毒。近年来，因肌肉注射链霉素或庆大霉素剂量过大而引起鸡死亡的事故不少；磺胺类药物中毒和痢特灵中毒也很常见。（4）造成经济上的损失。滥用药物不但造成药费耗损过大，疾病还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且由于错投药物而延误治疗时间，增加禽群死亡率，提高了饲养成本。（5）容易形成抗药性菌株。这样不但对今后防治工作增添了麻烦，而且某些耐药性的菌株可能从家禽经某种途径转到人或其他动物体上，也可能形成对人或动物有致病力而又有耐药性的菌株，这将会给今后的疾病防治工作带来被动。39.怎样做到合理用药？药物会引起哪些不良反应？合理使用药物，应注意如下几点要求：（1）不要贪便宜而购买一些未经许可而生产的假药和劣药。（2）发生禽病后应尽快做出诊断，有困难时应请求有关技术部门帮助，力求及时确诊。（3）根据疗效高、副作用小、安全、价廉、来源可靠等原则选择需要用的药物。（4）按规定的剂量和疗程使用，计算和称量要准确，搅拌应均匀，重视药物的禁忌和使用注意事项，严格按说明书的规定使用。（5）未经试验不得将多种药物混合使用。（6）用药期间应密切注意禽群的状况，注意有无不良反应或中毒现象等，发生意外事故时应及时报告有关部门进行处理。药物在禽病防治进程中，有可能会产生某些不良反应，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以下3种：①副作用：在使用正常剂量的用药过程中所出现的与治疗目的毫无关系的作用，如应用抗菌药物因使用时间较长时引起的B族维生素缺乏等。其危害一般不大，如在用药过程中严格掌握用药剂量和用药时间，加上适当补充有关药物即可减少和避免副作用的发生。②毒性作用：一般是指用药量过大或用药时间太长而使某些药物对于机体的损害而造成毒性反应。如链霉素、庆大霉素、磺胺类药物等用量过大或用药时间较长而引起对肾脏的毒性危害；磺胺类药使用时间过长或超量服用会引起药物中毒。③过敏反应：某些药物进入机体后，由于个体应答作用异常，而发生与剂量大小根本没有关系的反应。有些只要停止用药即可解除。40.产蛋鸡应忌用哪些药物？根据笔者实践体会和一些资料介绍，在鸡群产蛋期，下列药物应禁止使用。（1）磺胺类及磺胺增效剂磺胺类药物、硫酸链霉素均能使蛋鸡血钙水平降低、产蛋率下降、蛋质变差。尤其是磺胺类药物，是兽医临床上广泛应用的人工合成抗菌药物，具有抗菌范围广、效力稳定、使用方便、价格低廉等特点。常用的磺胺类药物有磺胺二甲嘧啶、磺胺甲氧嘧啶、磺胺脒、复方新诺明、复方敌菌净等。以上药物常用于防治鸡白痢、球虫病和其他细菌性疾病。但这些药物都有抑制鸡产蛋的副作用，因而对产蛋鸡必须禁用。如果应用于雏鸡或青年鸡，也必须严格控制剂量和给药天数，以免引起中毒。（2）呋喃类药物在过去鸡病防治中多利用呋喃唑酮（痢特灵），它对沙门氏菌所致的下痢性疾病有良好疗效，而且价格便宜。但该药具有抑制产蛋的副作用，因而产蛋鸡群不宜使用。（3）金霉素本品属于四环素类广谱抗生素，主要起抑菌作用，高浓度时有杀菌作用。除对革兰氏阳性和阴性菌有抑制作用外，还对支原体、霉形体以及对鸡白痢、鸡伤寒、禽霍乱等有疗效。但是，由于该药物被吸收后，能与血中的钙结合，形成难溶的钙盐排出体外，因而阻碍了蛋壳的合成，使鸡群产蛋率下降，故产蛋鸡群应禁止应用。（4）氨茶碱本品具有松弛平滑肌的作用，可以缓解支气管平滑肌痉挛而产生的哮喘，应用于鸡呼吸道传染病引起的呼吸困难。但本品应用于产蛋鸡群后，可使鸡群产蛋率下降。（5）丙酸睾丸素、甲基睾丸素二者系雄性激素，能抑制下丘脑分泌促性腺激素，使机体内分泌紊乱而影响产蛋，主要用于抱窝鸡的醒抱，但醒抱后应立即停用，若反复使用，会抑制母鸡排卵，甚至发生雄性化而影响产蛋。（6）拟胆碱药物如新斯的明、氨甲酰胆碱和巴比妥类药物，均可影响子宫的机能而使产蛋提前，造成产蛋周期异常，蛋壳变薄、产软壳蛋等。（7）乳糖鸡不耐乳糖，尤其产蛋鸡对乳糖敏感，饲料中含乳糖15%时产蛋会受到明显抑制，超过20%则产蛋停滞，严重者泻痢。（8）某些抗球虫药，如克球粉、球虫王等；一些肾上腺皮质激素，如地塞米松、可的松等，这些药物的不合理使用也会影响鸡的产蛋性能。41.应用饲料添加剂注意哪些问题？（1）正确选择目前的饲料添加剂种类很多，每种添加剂都有自己的用途和特点。因此，使用前应充分了解它们的性能，然后结合饲养目的、饲养条件、鸡的品种及健康状况等，选择使用。（2）用量适当用量少，达不到目的；用量过多，既增加饲养成本，还会引起中毒。用量多少应严格遵照生产厂家在包装上的使用说明。（3）搅拌均匀程度与效果直接相关饲粮中混合添加剂时，必须搅拌均匀，否则即使按规定的量使用，也往往起不到作用，甚至会出现中毒现象。若采用手工拌料，可采用三层次分级拌和法。具体做法是：确定用量，将所需添加剂加入少量的饲料中，拌和均匀，即为第一层次预混料；然后再把第一层次预混料掺到一定量（饲料总量的1/5～1/3）饲料上，再充分搅拌均匀，即为第二层次预混料；最后再把第二层次预混料掺到剩余的饲料上，拌和均匀。这种方法称为饲料三层次分级拌合法。由于添加剂的用量很少，只有多层次分级搅拌才能混均。（4）饲料添加剂只能混于干饲料（粉料）中，短时间贮存待用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不能混于加水的饲料和发酵的饲料中，更不能与饲料一起加工或煮沸使用。（5）贮存时间不宜过长大部分添加剂不宜久放，特别是营养添加剂、特效添加剂，久放后容易受潮发霉变质或氧化还原而失去作用，如维生素添加剂、抗生素添加剂等。（6）配伍禁忌在同时使用两种以上添加剂时，应考虑有无拮抗、抑制作用，是否会产生化学反应。五、鸡病毒性传染病的防治42.怎样防治禽流感？禽流感，又称真性鸡瘟或欧洲鸡瘟，是由A型禽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高度致死性传染病。其特征为鸡群突然发病，表现精神萎靡，食欲消失，羽毛松乱，成年母鸡停止产蛋，并发现呼吸道、肠道和神经系统的病状，皮肤水肿呈青紫色，死亡率高，对鸡群危害严重。【流行特点】本病对许多家禽、野禽、哺乳动物及人类均能感染，在禽类中鸡与火鸡有高度的易感性，其次是珍珠鸡、野鸡和孔雀，鸽较少见，其他禽类亦可感染。本病的主要传染源是病禽和病尸，病毒存在于尸体血液、内脏组织、分泌物与排泄物中。被污染的禽舍、场地、用具、饲料、饮水等均可成为传染源。病鸡蛋内可带毒，孵化出壳后即死亡。病鸡在潜伏期内即可排毒，一年四季均可发病。本病的主要传染途径是消化道，也可从呼吸道或皮肤损伤和黏膜感染，吸血昆虫也可传播本病毒。由于感染的毒株不同，鸡群发病率和死亡率有很大差异，一般毒株感染，发病率高，死亡率低，但在高致病力毒株感染时发病率和死亡率可达100%。【临床症状】本病的潜伏期为3～5天。急性病例病程极短，常突然死亡，没有任何临床症状。一般病程1～2天，可见病鸡精神萎靡，体温升高（43.3～44.4℃），不食，衰弱，羽毛松乱，不爱走动，头及翼下垂，闭目呆立，产蛋停止。冠、髯和眼周围呈黑红色，头部、颈部及声门出现水肿（见图5-1）。结膜发炎、充血、肿胀、分泌物增多，鼻腔有灰色或红色渗出物，口腔黏膜有出血点，脚鳞出现紫色出血斑。有时见有腹泻，粪便呈灰、绿或红色。后期出现神经症状，头、腿麻痹，抽搐，甚至出现眼盲，最后极度衰竭，呈昏迷状态而死亡。图5-1禽流感1.健康鸡2.病鸡头、颈水肿3.病鸡喉部水肿【病理变化】病鸡头部呈青紫色，眼结膜肿胀并有出血点。口腔及鼻腔积存黏液，并常混有血液。头部、眼周围、耳和髯有水肿，皮下可见黄色胶样液体。颈部、胸部皮下均有水肿。胸部肌肉、脂肪及胸骨内面有小出血点。口腔及腺胃黏膜、肌胃和肌质膜下层、十二指肠出血，并伴有轻度炎症。腺胃与肌胃衔接处呈带状或球状出血，腺胃乳头肿胀。鼻腔、气管、支气管黏膜以及肺脏可见出血。腹膜、肋膜、心包膜、心外膜、气囊及卵黄囊均见有出血充血。卵巢萎缩，输卵管出血。肝脏肿大、瘀血，有的甚至破裂。【鉴别诊断】（1）禽流感与鸡新城疫的鉴别二者有许多相似症状和病变。如体温高（43.3～44.4℃），萎靡不食，羽毛松乱，头翅下垂，冠髯暗红，鼻有分泌物，呼吸困难，发出“咯咯”声，腹泻，后期出现腿脚麻痹等症状，并均有腺胃、肌胃角膜下出血，卵巢充血，脑充血，心冠脂肪有出血点等剖检病变。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鸡新城疫病原为新城疫病毒，倒提病鸡时口中流出大量酸臭黏液，头部水肿少见，而禽流感病鸡头部常出现水肿，眼睑、肉髯极度肿胀；新城疫病鸡剖检后主要表现在消化道、呼吸道黏膜外，肝脏、肺、腹膜等也呈现严重出血。（2）禽流感与禽霍乱的鉴别二者均有体温高（43～44℃），闭目，垂翅，冠髯紫红，呼吸困难等临床症状；并均有全身黏膜、浆膜出血等剖检病变。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禽霍乱一般只流行于个别鸡群或小范围地区，禽流感则波及全村或更大范围。鸭、鹅对禽流易感性低，而对禽霍乱则极易感染。在病状上，禽流感可见到神经症状，禽霍乱则无此症状，而偶见有关节炎表现。在剖检时，禽流感可见腺胃乳头出血，并在与肌胃交界处形成出血环或出血带，禽霍乱则无此病变。（3）禽流感与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的鉴别二者均有精神不振，头翅下垂，腹泻等临床症状；并均有腺胃黏膜、肌胃角质膜下层出血等剖检病变。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的病原为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病鸡体温升高不明显（仅升高1～1.5℃，10日后下降1～2℃），自啄肛门，腹泻，粪便呈水样或白色黏稠样，微震颤，弓腰蹲伏，眼窝凹陷。剖检可见法氏囊肿大、出血。琼脂扩散试验呈阳性反应。（4）禽流感与鸡毒支原体感染的鉴别二者均有打喷嚏、咳嗽、呼吸有啰音、流鼻液、结膜炎、流泪等临床症状。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鸡毒支原体感染的病原为鸡毒支原体，病鸡一侧或两侧眶下窦发炎。有关节炎，关节肿胀，跛行。剖检可见鼻孔、鼻窦、气管、肺浆性黏性分泌物增多，气囊混浊，有干酪样分泌物，关节液黏稠如豆油，平板凝集试验呈阳性。【防治措施】本病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抗生素仅可以控制并发或继发的细菌感染。所以入境检疫十分重要，应对进口的各种家禽、鸟类施行严格的隔离检疫，然后才能转至内地的隔离场饲养，再纳入健康鸡场饲养。在本病流行地区，按禽流感免疫程序接种疫苗。蛋鸡、肉用种鸡，于2周龄首次免疫，接种剂量0.3毫升，5周龄时加强免疫，120日龄左右再次加强免疫，以后间隔5个月加强免疫一次，接种剂量0.5毫升。8周龄出栏肉用仔鸡10日龄免疫，接种剂量0.5毫升。鸡场一旦发生本病，应严格封锁，对周围3千米范围以内饲养的鸡只全部扑杀，对8千米范围以内饲养的鸡只进行紧急免疫注射。对场地、鸡舍、设备、衣物等严格消毒。消毒药物可选用0.5%过氧乙酸、2%次氯酸钠，以及甲醛及火焰消毒。经彻底消毒2个月后，可引进血清学阴性的鸡饲养，如其血清学反应持续为阴性时，方可解除封锁。43.怎样防治鸡新城疫？鸡新城疫，又称亚洲鸡瘟，在我国民间俗称鸡瘟，是由鸡新城疫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烈性传染病。其特征为呼吸困难，排绿便，扭颈，腺胃乳头及肠黏膜出血等。本病分布广泛，传播快，死亡率高，是危害养鸡业的最严重疾病之一。【流行特点】不同类型鸡的感受性稍有差异，一般轻型蛋鸡的感受性较高。各种年龄的鸡均可感染，2年以上老鸡的感受性较低，幼鸡的感受性较高，但1周龄之内的幼雏由于母源抗体的存在很少发病。没有免疫接种的鸡群或接种失败的鸡群一旦传入本病，常在4～5天内波及全群，死亡率可达90%以上，而免疫不均或免疫力不强的鸡群多呈慢性经过，死亡率一般不超过40%。珍珠鸡和火鸡自然感染的情况较少，鸭、鹅虽可感染，但抵抗力较强，很少引起发病。人可引起急性结膜炎，类似流感症状。本病可发生在任何季节，但以春秋两季多发，夏季较少。本病的主要传染源是病鸡，通过病鸡与健康鸡接触，经消化道和呼吸道感染。病鸡的分泌物和粪便中含有大量病毒，被病毒污染的饲料、饮水、用具、运动场等都能传染。除经口感染外，带毒的飞沫、尘埃可以进入呼吸道。病毒也可经眼结膜、泄殖腔等进入鸡体内。屠宰病鸡时乱抛鸡毛、污水，常是造成疫情扩大蔓延的主要原因。另外，接触病鸡或屠宰病鸡的人和污染的衣物等也可散布病毒传染给健康鸡。鸭、鹅特别是麻雀、鸽子等，是本病的机械传播者。猫、狗等吃了病死的鸡肉或接触病鸡后，也可能传播本病。【临床症状】本病自然感染的潜伏期一般为3～5天。根据临床表现和病程长短，可分为以下三型。（1）最急性型发病急，病程短，一般除表现精神萎靡以外，无特征症状而突然死亡。此种类型多见于流行初期和雏鸡。（2）急性型发病初期体温升高，一般可达43～44℃。患病鸡突然减食或废食，饮欲增加。精神萎靡，不愿走动，全身无力，羽毛松乱，闭目缩颈，离群呆立，反应迟钝，头下垂或伸进翅膀下，尾和翅无力、下垂，腿呈轻瘫状，甚至呈昏眠状态。冠、髯呈暗红色或紫黑色，偶见头部水肿。口腔和鼻腔内分泌物增多，积聚大量黏液，由口腔流出挂于喙端（见图5-2），为了排出黏液，鸡时时摇头，做不断吞咽动作。当把鸡倒提时黏液就从口内大量流出。呼吸困难，常见伸头颈，张口呼吸（见图5-3）。同时，喉部发出“咯咯”的声音，有时打喷嚏，嗉囊胀气，积有黏液，常拉黄色、绿色和灰色恶臭稀便。母鸡发病后停止产蛋，病后期体温下降至常温以下，不久即死亡。病程多为2～3天，如不采取紧急免疫等措施，死亡率常达90%。少数耐过未死的鸡，由于病毒侵害中枢神经，可引起非化脓性脑脊髓炎，使病鸡表现出各种神经症状，如扭头、翅膀麻痹，转圈、倒退等（见图5-4）。如此日久，多数鸡消瘦死亡或被淘汰，也有个别鸡可完全康复。1月龄以下雏鸡的急性型新城疫，症状不典型，病程2～3天，紧急免疫效果较差，死亡率常达90%～100%。图5-2病鸡半张开的嘴里流出黏液图5-3病雏呼吸困难图5-4病鸡神经症状（3）亚急性型与慢性型一般见于免疫接种质量不高或免疫有效期已到末尾的鸡群。主要表现为陆续有一些鸡发病，病情较轻而病程较长。亚急性型新城疫，幼龄鸡感染后可发生死亡，成年鸡则只有呼吸道症状，食欲减退，产蛋量下降，出现软壳蛋，流行持续1～3周可以停息，致死率很低；慢性型新城疫，成鸡感染后没有明显的临床症状，雏鸡有时出现呼吸道症状，但一般很少引起死亡，只是在并发其他传染病时才出现大量死亡，致死率可达30%～40%。最常见的并发传染病为大肠杆菌病和支原体病，血清学检查可证明其感染。近些年来，在免疫鸡群中发生新城疫，往往表现亚临床症状或非典型症状，发病率较低，一般在10%～30%，病死率在15%～45%。主要表现呼吸道症状和神经症状，呼吸道症状减轻时即趋向康复。少数病鸡遗留头颈扭曲，产蛋鸡主要表现为产蛋率下降和呼吸道症状。【病理变化】鸡新城疫的主要病理变化是全身黏膜、浆膜出血。病死鸡剖检可见口腔、鼻腔、喉气管有大呈混浊黏液，黏膜充血、出血，偶尔有纤维性坏死点。嗉囊水肿，内部充满恶臭液体和气体。食管黏膜呈斑点状或条索状出血，腺胃黏膜水肿，腺胃乳头顷端出血，在腺胃与肌胃或腺胃与食管交界处有带状或不规则的出血斑点（见图5-5），从腺胃乳头中可挤出豆渣样物质。肌胃角质膜下出血，有时见小米粒大出血点。十二指肠及整个小肠黏膜呈点状、片状或弥漫性出血，两盲肠扁桃体肿大、出血、坏死。泄殖腔黏膜呈弥漫性出血。脑膜充血或出血。气管内充满黏液，黏膜充血，有时可见小血点。肺脏有时可见瘀血或水肿、小的灰红色坏死灶，心包内有少量浆液，心尖和心冠脂肪有针尖状小出血点，心血管扩张，心肌浊肿，肝脏有时稍肿大或见黄红相间的条纹。脾脏呈灰红色。胆囊肿大，胆汁黏稠，呈油绿色。肾有时充血、水肿，输尿管常有大量白色尿酸盐。产蛋鸡卵泡充血、出血，有的卵泡破裂使腹腔内有蛋黄液。图5-5病鸡腺胃乳头顶端出血【鉴别诊断】（1）鸡新城疫与禽霍乱的鉴别二者均有体温高（43～44℃），闭目，垂翅，冠髯紫红，口鼻分泌物多，呼吸困难，拉稀混有血液等临床症状；并均有全身黏膜、浆膜出血，心冠脂肪有出血点等剖检病变。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禽霍乱一般只流行于个别鸡群或小范围地区，鸡新城疫则波及全村或更大范围。鸭一般不感染鸡新城疫，而对禽霍乱则极易感染。当在同一地区内鸡和鸭同时大批发病死亡，则可能是禽霍乱而不会是鸡新城疫。在病状上，鸡新城疫可见神经症状，禽霍乱则无此症状，而偶见有关节炎表现。禽霍乱病程短，多在1～2天内死亡，而鸡新城疫多于3～5天内死亡。禽霍乱死鸡剖检，肝脏上有灰黄色坏死点，心包膜内见大量纤维蛋白渗出物，肠黏膜无溃疡；鸡新城疫肝脏无坏死点，心包膜内渗出物少，肠黏膜上多有溃疡。细菌学检查，禽霍乱可检出巴氏杆菌。（2）鸡新城疫与鸡白痢的鉴别二者均有羽毛松乱，精神萎靡，呼吸困难，腹泻等临床症状。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鸡白痢主要发生于雏鸡，特点是排白色稀便，成年鸡较少而发病多为慢性，有时也可见下痢，病鸡冠、髯贫血苍白，有时见腹部增大，但不见呼吸困难；慢性病例常可见卵巢萎缩，卵黄变性，质硬色淡，有时形成囊包。细菌学检查，鸡白痢可检出鸡白痢沙门氏菌。鸡新城疫呼吸道症状严重，并有神经症状，剖检可见呼吸道和消化道严重出血。实验室检验，鸡新城疫的病原是鸡新城疫病毒。（3）鸡新城疫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的鉴别二者均有羽毛松乱，精神萎靡，冠髯发紫，鼻流黏液，张口呼吸，发出“咯咯”声，排绿色稀便等临床症状。但二者的区别在于：传染性喉气管炎的病原为喉气管炎病毒，传染快，发病率高，但死亡率不高；有呼吸困难症状，但无拉稀及神经症状。病理变化局限于气管和喉部，呈出血性或假膜性气管炎和喉气管炎病征。（4）鸡新城疫与其他神经疾病的鉴别鸡脑脊髓炎、神经性白血病、食盐中毒和维生素A、维生素B、维生素D、维生素E缺乏症以及药物中毒等疾病，均可出现神经症状，但一般无呼吸、消化器官症状。【防治措施】本病迄今尚无特效治疗药物，主要依靠建立并严格执行各项预防制度和切实做好免疫接种工作，以防本病的发生。（1）定期预防接种疫苗。生产中可参考如下免疫程序，即7～10日龄采用鸡新城疫Ⅱ系（或F系）疫苗滴鼻、点眼进行首免；25～30日龄采用鸡新城疫Ⅳ系苗饮水进行二免；70～75日龄采用鸡新城疫Ⅰ系疫苗肌肉注射进行三免；135～140日龄再次用鸡新城疫Ⅰ系疫苗肌肉注射接种免疫。（2）做好免疫抗体的监测。上述免疫程序，是根据一般经验制订的，如果饲养规模较大，并且有条件，最好每隔1～2个月在每栋鸡舍中随机捉20～30只鸡采血，或取同一天产的20～30个蛋，用血清或蛋黄作红血球凝集抑制试验，测出抗体效价。根据鸡群抗体效价的高低，决定是否需要再进行免疫接种。一次免疫接种后，鸡群抗体效价持续上升，当达到一定水平后又缓慢下降，当抗体效价下降到8倍时，很难抵抗野毒感染，应立即再次进行免疫接种。（3）发病后可进行紧急接种。鸡群一旦暴发了鸡新城疫，可应用大剂量鸡新城疫Ⅰ系苗抢救病鸡，即用100倍稀释，每只鸡胸肌注射1毫升，3天后即可停止死亡。对注射后出现的病鸡一律淘汰处理，死鸡焚毁，并应严密封锁，经常消毒，至本病停止死亡后半月，再进行一次大消毒，而后才可解除封锁。（4）据报道，仙人掌中含抗鸡新城疫病毒物质，故可将仙人掌捣碎，让鸡采食，喂3～5次。44.怎样防治鸡马立克氏病？鸡马立克氏病，是由B群疱诊病毒引起的鸡淋巴组织增生性传染病。其主要特征为外周神经、性腺、内脏器官、眼球虹膜、肌肉及皮肤发生淋巴细胞浸润和形成肿瘤病灶，最终导致病鸡受害器官功能障碍和恶病质而死亡。【流行特点】本病主要发生于鸡，此外火鸡、野鸡、鹌鹑等也有一定的易感性，一般哺乳动物不感染。有囊膜的完全病毒自病鸡羽囊排出，随皮屑、羽毛上的灰尘及脱落的羽毛散播，飘浮在空气中，主要由呼吸道侵入其他鸡体内，也能伴随饲料、饮水由消化道入侵。病鸡的粪便和口鼻分泌物也具有一定的传染力。由于本病的疫苗并不能阻止感染，也就是说不能阻止入侵的病毒在鸡体内繁殖与排出，只能阻止发病（发生肿瘤），因而在本病流行地区，排毒的鸡很多，被感染的鸡也很多，一群鸡生长到开产前可能全部被感染，但感染后是否发病则取决于许多因素。（1）感染时的日龄感染时日龄越小，发病率越高。（2）免疫力通过疫苗接种使鸡群获得免疫力，可在很大程度上阻止发病。鸡群如有法氏囊炎病史，由于免疫功能的缺陷，发病率较高。（3）鸡的体质如果管理不当，特别是饲养密度过大，维生素A缺乏，使鸡的体质减弱，感染后易于发病。零星散养的鸡较少发病。（4）品种不同品种的鸡对本病的抵抗力及感染力和发病率有一定差异。如乌鸡感染后发病比较严重。（5）性别母鸡发病率高于公鸡。（6）病毒的强弱与数量感染强毒而且入侵数量多的，发病率高。本病在3周龄即可发生，但蛋鸡发病大多在2～5月龄，170日龄之后仅偶有个别鸡发病。各鸡群的发病率高低不等，有的仅个别鸡发病，一般为5%～30%，严重的可达60%。发病的鸡全部死亡。【临床症状】本病的潜伏期长短不一，一般为3周左右，根据发病部位和临床症状可分为4种类型，即神经型、眼型、内脏型和皮肤型，有时也可混合发生。（1）神经型又称为古典型，主要发生于3～4月龄的青年鸡，其特征是鸡的外周神经被病毒侵害，不同部分的神经受害时表现出不同的症状。当一侧或两侧坐骨神经受害时，病鸡一条腿或两条腿麻痹，步态失调，两条腿完全麻痹则瘫痪。较常见的是一条腿麻痹，当另一条正常的腿向前迈步时，麻痹的腿跟不上来，拖在后面，形成“大劈叉”姿势，并常向麻痹的一侧歪倒横卧（见图5-6）。当臂神经受害时，病鸡一侧或两侧翅膀麻痹下垂（见图5-7）。支配颈部肌肉的神经受害时，引起扭头、仰头现象。颈部迷走神经受害时，嗉囊麻痹、扩张、松弛，形成大嗉子，有时张口无声喘息。此型病程比较长。病鸡有一定的食欲，但行动、采食困难，最后因饥饿、饮水不足、衰弱或被其他鸡踩踏而死亡。图5-6病鸡一侧坐骨神经受害，呈“大劈叉”姿势图5-7病鸡臂神经受害，翅膀下垂（2）内脏型又称急性型。幼龄鸡多发，死亡率高。病鸡起初无明显症状，逐渐呈进行性消瘦，冠髯萎缩，颜色变淡，无光泽，羽毛脏乱，行动迟缓。病后期精神萎靡，极度消瘦，最终衰竭死亡。（3）眼型单眼或双眼发病，表现为虹膜（眼球最前面的部分称为角膜，角膜后面是橘黄色的虹膜，虹膜中央是黑色瞳孔）的色素消失，呈同心环状（以瞳孔为圆心的多层环状）、斑点状或弥漫的灰白色，俗称“灰眼”或“银眼”。瞳孔边缘不整齐，呈锯齿状，而且瞳孔逐渐缩小，最后仅有粟粒大（见图5-8），不能随外界光线强弱而调节大小。病眼视力丧失，双眼失明的鸡很快死亡。单眼失明的病程较长，最后衰竭死亡或被淘汰。图5-8病鸡眼睛受害（右），瞳孔缩小（4）皮肤型肿瘤大多发生于翅膀、颈部、背部、尾部上方及大腿的皮肤，表现为个别羽囊肿大，并以此羽囊为中心，在皮肤上形成结节，约有玉米至蚕豆大，较硬，少数溃破。病程较长，病鸡最后瘦弱死亡或被淘汰。【病理变化】（1）神经型病变主要发生在外周神经的腹腔神经丛、坐骨神经、臂神经丛和内腔大神经。有病变的神经显著肿大，比正常粗2～3倍，外观灰白色或黄白色，神经的纹路消失。有时神经有大小不等的结节，因而神经粗细不均。病变多是一侧性的，与对侧无病变的或病变较轻的神经相比较，易做出诊断。（2）内脏型几乎所有内脏器官都可发生病变，但以卵巢受侵害严重，其他器官的病变多呈大小不等的肿瘤块，灰白色，质地坚实。有时肿瘤组织浸润在脏器实质中，使脏器异常增大。不同脏器发生肿瘤的常见情况是：心脏：肿瘤单个或数个，芝麻至南瓜籽大，外形不规则，稍突出于心肌表面，淡黄白色，较坚硬。正常鸡的心尖常有一点脂肪，不要误以为是肿瘤。腺胃：通常是肿瘤组织浸润在整个腺胃壁中，使胃壁增厚2～3倍，腺胃外观胀大，较硬，剪开腺胃，可见黏膜潮红，有时局部溃烂；胃腺乳头变大，顶端溃烂。卵巢：青年鸡卵巢发生肿瘤时，一般是整个卵巢胀大数倍至十几倍，有的达核桃大，呈菜花样，灰白色，质硬而脆。也有的是少数卵泡发生肿瘤，形状与上述相同，但较小。睾丸：一侧或两侧睾丸发生肿瘤时，睾丸肿大10余倍，外观上睾丸与肿瘤混为一体，灰白色，较坚硬。肝脏：一般是肿瘤组织浸润在肝实质中，使肝脏成灰白色，质硬，挤在肋窝或胸腔中。肺的其他部分常硬化，缺乏弹性。胰脏：胰脏发生肿瘤时，一般表现发硬、发白，比正常稍大。（3）眼型与皮肤型剖检病变与临床表现相似。【鉴别诊断】（1）鸡马立克氏病与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的鉴别二者均有体温高，走路摇尾，步态不稳，减食，低头，翅下垂，脱水等临床症状。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鸡传染性法氏囊病病原为传染性法氏囊病病毒，3～6月龄最易发生，常见病鸡自啄肛门周围羽毛，并出现腹泻。后期病鸡有冷感、趾爪干燥等临庆症状。剖检可见法氏囊肿大2～3倍，囊壁增厚3～4倍，质硬，外形变圆，呈浅黄色，或黏膜皱褶上出血，浆膜水肿。胸肌色暗，大腿侧肌、翅皮下、心肌、肠黏膜、肌胃黏膜下有出血斑，琼脂扩散试验出现沉淀线（阳性反应）。（2）鸡马立克氏病与鸡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鉴别二者均有精神萎靡，食欲不振，腹部膨大，消瘦，冠髯苍白等临床症状。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鸡淋巴细胞白血病在鸡4月龄发生，6～18月龄为主要发病期，法氏囊出现结节性肿瘤，但不表现神经麻痹和“灰眼”症状；鸡马立克氏病大多发生于2～5月龄，内脏型经常引起法氏囊萎缩，个别病例法氏囊壁增厚，但无肿瘤。（3）鸡马立克氏病与鸡网状内皮组织增生病的鉴别二者均有精神萎靡，食欲不振，消瘦，冠髯苍白等临床症状；并均有法氏囊萎缩，一些内脏结节性增生等病理变化。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鸡网状内皮组织增生病的病原为网状内皮组织增生病毒。病鸡生长停滞，羽毛生长不正常，躯干部位羽小支紧贴羽干。法氏囊滤泡缩小，淋巴细胞减少，胸腺萎缩、充血、出血、水肿。在96孔细胞培养板上用间接荧光抗体方法敏感性极高。（4）鸡马立克氏病与鸡脑脊髓炎的鉴别二者均有共济失调，双肢麻痹，脱水，消瘦等临床症状；剖检均可见神经病变。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鸡脑脊髓炎的病原为鸡脑脊髓炎病毒，雏鸡出壳数天即陆续发病，常以跗关节着地，头颈部震颤，眼晶体混浊，失明，脑血管充血、出血。中枢神经元变性、肿大，树突和轴突消失。外周神经无病变。用荧光抗体试验（FA），阳性鸡的组织中可见黄绿色荧光。【防治措施】本病目前尚无特效治疗药物，主要做好预防工作。（1）建立无马立克氏病鸡群坚持自繁自养，防止从场外传入该病。由于幼鸡易感，因而幼鸡和成年鸡应分群饲养。（2）严格消毒发生马立克氏病的鸡场或鸡群，必须检出淘汰病鸡，同时要做好检疫和消毒工作。（3）预防接种雏鸡在出壳24小时内接种马立克氏病火鸡疱疹疫苗，若在2～3日龄进行注射，免疫效果较差，连年使用本苗免疫的鸡场，必须加大免疫剂量。（4）加强管理要加强对传染性法氏囊炎及其他疾病的防治，使鸡群保持健全的免疫功能和良好的体质。鸡群发病后，在饲料中添加0.002%～0.005%氨苯磺脲（AUS）可减少死亡。45.怎样防治鸡传染性法氏囊病？鸡传染性法氏囊病，又称传染性法氏囊炎或腔上囊炎，是由法氏囊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其特征是排白色稀便，法氏囊肿大，浆膜下有胶冻样水肿液。鸡感染后法氏囊受到严重侵害，发生可逆和不可逆的免疫抑制，导致多种疫苗免疫失败，并使鸡只对许多疾病抵抗力降低，给养鸡生产造成严重损失。【流行特点】本病只有鸡感染发病，其易感性与鸡法氏囊发育阶段有关，2～15周龄易感，其中3～5周龄最易感，法氏囊已退化的成年鸡只发生隐性感染。本病的主要传染源是病鸡和隐性感染鸡，传播方式是高度接触传播，经呼吸道、消化道、眼结膜均可感染，病鸡舍清除病鸡后54～122天内放入易感鸡仍可发病；被污染的饲料、饮水、粪便至52天仍有感染性。本病一旦发生便迅速传播，同群鸡约在1周内都可被感染，感染率可达100%。如不采取措施，邻近鸡舍在2～3周后也可被感染发病。发病后3～7天为死亡高峰，以后迅速下降。死亡率一般为5%～15%，最高可达40%。此外，本病发生后常继发球虫病和大肠杆菌病。【临床症状】本病的潜伏期很短，一般为2～3天。主要表现为鸡群发病突然，且病势严重。病鸡精神萎靡，闭眼缩头，畏冷挤堆，伏地昏睡，走动时步态不稳，浑身有些颤抖。羽毛蓬乱，颈肩部羽毛略呈逆立，食欲减退，饮水增加。排白色水样稀便，个别鸡粪便带血。少数鸡掉头啄自己的肛门，这可能是法氏囊痛痒的缘故。发病初、中期体温高，可达43℃，临死前体温下降，仅35℃。发病后期脱水，眼窝凹陷，脚瓜与皮肤干枯，最后因衰竭而死亡。本病病程较短，其症状有一过性的特点。一般到发病后约第7天，除少数鸡已死亡外，其余鸡的症状迅速消失。经过法氏囊病疫苗免疫的鸡群，有时也会有个别鸡发病，症状不典型，比较轻，经隔离治疗一般可以康复。【病理变化】该病病毒主要侵害法氏囊。病初法氏囊肿胀，一般在发病后第4天肿至最大，为原来的2倍左右。在肿胀的同时，法氏囊的外面有淡黄色胶样渗出物，纵行条纹变得明显，法氏囊内黏膜水肿、充血、出血、坏死。法氏囊腔蓄有奶油样或棕色果酱样渗出物。严重病例，因法氏囊大量出血，其外观呈紫黑色，质脆，法氏囊腔内充满血液凝块。发病后第5天法氏囊开始萎缩，第8天以后仅为原来的1/3左右。萎缩后黏膜失去光泽，较干燥，呈灰白色或土黄色，渗出物大多消失。胸腿肌肉有条片状出血斑，肌肉颜色变淡。腺胃黏膜充血潮红，腺胃与肌胃交界处的黏膜有出血斑点，排列略呈带状，但腺胃乳头无出血点。病后期肾脏肿胀，肾小管因蓄积尿酸盐而扩张变粗，胸腺与盲肠扁桃体肿胀出血，脾肿胀，胰脏呈白垩样变性，心冠脂肪呈点状出血，肠腔内黏液增多。【鉴别诊断】（1）法氏囊是鸡的免疫器官，许多急性传染病以及接种法氏囊炎弱毒苗都能引起法氏囊轻度充血和有少量渗出物，某些健康鸡也有这种现象，对此需积累解剖经验，防止误诊为法氏囊病。（2）鸡传染法氏囊病与鸡淋巴细胞白血病的鉴别二者均有精神不振，嗜睡，减食，腹泻等临床症状；剖检时均可见法氏囊肿大等病变。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鸡淋巴细胞白血病的病原是鸡淋巴细胞白血病病毒。该病进行性消瘦，腹部膨大（肝脾均肿大），剖检可见肝、脾肿大3～4倍，皮下毛囊局部或广泛出血，法氏囊切开可见小结节病灶。脾有针尖至鸡蛋大的肿瘤。肝肿大几倍，呈灰白色且质脆。用葡萄球菌A蛋白酶联免疫吸附试验（PPA-ELISA）阳性。（3）鸡传染法氏囊病与鸡白痢的鉴别二者均有食欲减退，精神不振，闭眼缩颈，翅下垂，毛松乱，排白色稀便等临床症状。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鸡白痢的病原为白痢沙门氏菌，出壳后即现有病，有时出壳10多天才出现白痢，幼雏因肛门周围绒毛与粪便干结封住肛门不能排粪而鸣叫，人工剥去干结物粪便即喷射而出。幸存者发育不良，有气喘和关节炎。剖检可见早期死亡的鸡肝肿大充血，有条纹出血，卵黄囊吸收不好。病程长的，心、肝、肺、盲肠、大肠和肌胃有坏死灶，盲肠有干酪样物。用马丁肉汤培养基培养，根据菌落和生化特性可以鉴别鸡白痢菌落和本菌。【防治措施】（1）疫苗接种法氏囊炎弱毒苗对本病虽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由于母源抗体的影响及亚型的出现，其效果不理想。最好是在种鸡产蛋前注射一次油佐剂苗，使雏鸡在20日龄内能抵抗病毒的感染。雏鸡分别于14日龄和32日龄用弱毒苗饮水免疫。为了解决母源抗体在一个鸡群中不平衡问题，据报道可间隔4～5天采用多次免疫。（2）加强消毒工作在本病流行期间要经常对鸡舍内地面及房舍周围进行严格消毒，并用含有效氯的消毒剂对饮水和饲料消毒。（3）加强管理，减少应激在饲料中可添加0.75%的禽菌灵粉（由穿心连、甘草、吴萸、苦参、白芷、板蓝根、大黄组成）进行预防。46.怎样防治鸡痘？鸡痘又称白喉，是由鸡痘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传染病。其特征为传播快、发病率高，病鸡在皮肤无毛处引起增生性皮肤损伤形成结节（皮肤型），或在上呼吸道、口腔和食道黏膜引起纤维素性坏死和增生性损伤（白喉型）。【流行特点】不同的家禽均由各自禽痘病毒引起，鸭、鹅等水禽易感性较低，也很少见明显症状，鸡和火鸡易感性高，且各种年龄的鸡均易感。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秋季发病率最高。一般在秋季和冬初发生皮肤型鸡痘较多，在冬季则以白喉型鸡痘常见。特别是鸡群密度过大，通风不良，卫生条件差，以及日粮中维生素含量不足时更易发病。鸡痘病毒随病鸡的皮屑及脱落的痘痂等散布在饲养环境中，经皮肤黏膜侵入其他鸡体，在创伤部位更易于入侵。有些吸血昆虫，如蚊虫能够传带病毒，也是夏、秋季节本病流行的一个重要媒介。【临床症状】本病自然感染的潜伏期为4～10天，鸡群常是逐渐发病。病程一般为3～5周，严重暴发时可持续6～7周。根据患病部位不同主要分为3种类型，即皮肤型、黏膜型和混合型。（1）皮肤型是最常见的病型，多发生于幼鸡，病初在冠、髯、口角眼睑、腿等处，出现红色隆起的圆斑，逐渐变为痘疹（见图5-9），初呈灰色，后为黄灰色。经1～2天后形成痂皮，然后周围出现瘢痕，有的不易愈合。眼睑发生痘疹时，由于皮肤增厚，使眼睛完全闭合。病情较轻不引起全身症状，较严重时，则出现精神不振，体温升高，食欲减退，成鸡产蛋减少等。如无并发症，一般病鸡死亡率不高。图5-9病鸡冠、肉髯、喙角有痘疹（2）黏膜型多发生于青年鸡和成年鸡。症状主要在口腔、咽喉和气管等黏膜表面。病初出现鼻炎症状，从鼻孔流出黏性鼻液，2～3天后先在黏膜上生成白色的小结节，稍突出于黏膜表现，以后小结节增大形成一层黄白色干酪样的假膜（见图5-10），这层假膜很像人的“白喉”，故又称白喉型鸡痘。如用镊子撕去假膜，下面则露出溃疡灶。病鸡全身症状明显，精神萎靡，采食与呼吸发生障碍，脱落的假膜落入气管可导致窒息死亡。病鸡死亡率一般在5%以上，雏鸡严重发病时，死亡率可达50%。图5-10病鸡口、咽、喉头中有假膜（3）混合型有些病鸡在头部皮肤出现痘疹，同时在口腔出现白喉病变。【病理变化】体表病变如临床所见。除皮肤和口腔黏膜的典型病变外，口腔黏膜病变可延伸至气管、食道和肠。肠黏膜可出现小点状出血，肝、脾、肾常肿大，心肌有时呈实质变性。【防治措施】（1）预防接种本病可用鸡痘疫苗接种预防。10日龄以上的雏鸡都可以刺种，免疫期幼雏2个月，较大的鸡5个月，刺种后3～4天，刺种部位应微现红肿，结痂，经2～3周脱落。（2）严格消毒要保持环境卫生，经常进行环境消毒，消灭蚊子等吸血昆虫及其孳生地。发病后要隔离病鸡，轻者治疗，重者扑杀并与死鸡一起深埋或焚烧。对污染场地要严格清理消毒。（3）对症治疗皮肤型的可用消毒好的镊子把患部痂膜剥离，在伤口上涂一些碘酒或胆紫；黏膜型的可将口腔和咽部的假膜斑块用小刀小心剥离下来，涂抹碘甘油（碘化钾10克，碘片5克，甘油20毫升，混合搅拌，再加蒸馏水至100毫升）。将剥下来的痂膜烂斑收集起来烧掉。对眼部内的肿块，用小刀将表皮切开，挤出脓液或豆渣样物质，使用2%硼酸或5%蛋白银溶液消毒。除局部治疗外，每千克饲料加土霉素2克，连用5～7天，防止继发感染。47.怎样防治鸡传染性支气管炎？鸡传染性支气管炎，是由传染性支气管炎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高度接触性呼吸道疾病。其特征为气管与支气管黏膜发炎，呼吸困难，发出啰音，咳嗽，张口打喷嚏。成年鸡产蛋量下降，产软壳蛋和畸形蛋。【流行特点】本病在自然条件下只有鸡感染，各种年龄、品种的鸡均可发病，以雏鸡最为严重，死亡率也高，成年鸡发病后产蛋率急剧下降，而且难以恢复。发病季节主要在秋末和早春。本病主要传染源是病鸡和康复后的带毒鸡。病鸡呼吸道分泌物和咳出的飞沫中含有大量病毒，粪便和蛋中也带有病毒，同群鸡之间高度接触传染，户与户、场与场之间主要是人员和空气中的灰尘作传播媒介。在本病的疫区，一般的隔离消毒措施往往不能阻止病源传入，必须搞好免疫预防。对雏鸡来说，饲养管理不良，特别是鸡群拥挤、空气污染、地面肮脏潮湿，湿度忽高忽低、饲料中维生素和矿物质不足等，容易诱发本病。对于成年鸡，饲养管理好坏与发病的相关性不如雏鸡明显，饲养管理较好的也常会发病。【临床症状】本病自然感染的潜伏期为2～4天。呼吸型、肾病变型及腺胃病变型的症状不尽相同，现分述如下：（1）呼吸型①雏鸡：发病日龄多在5周龄以内，几乎全群同时发病。最初出现呼吸道症状，如流鼻液、流泪、咳嗽、打喷嚏、呼吸费力，常伸颈张口喘息等。当舍内寂静并有许多鸡聚在一起时，可听到伴随呼吸发出一种嘶哑的声音。随着病情发展，全身症状逐渐加重，精神萎靡，缩头闭目沉睡，两翅下垂，羽毛松乱无光，畏冷挤堆，食欲减退，身体瘦弱，体重减轻。病程1～2周或稍长，如果鸡原来体质较好，无其他疾病，发病后及时用抗菌药物防止继发感染，并加强护理，死亡率可控制在10%以下，否则死亡率可达20%以上。发病日龄越低，死亡率越高。②产蛋鸡：首先出现呼吸道和全身症状，继而产蛋量下降，再稍后出现较多的畸形蛋。呼吸道症状最初见于部分鸡，常在早晨发现，约经1天波及全群，表现稍有鼻液，眼湿润似欲滴泪，呼吸困难，半张口呼吸，不时地有一些鸡咳嗽、打喷嚏，发出“喉喉”的声音。患鸡精神不振，采食减少，部分鸡排黄白色稀粪。但这些症状通常不很严重，若及时用抗生素控制继发感染，经5天左右症状可逐渐消失。发病的第2天产蛋量开始下降，经2周左右下降到最低点，然后逐渐回升。下降幅度、回升速度及回升水平，主要同鸡的日龄有关。处于产蛋高峰期的年轻母鸡，生殖功能旺盛，如果饲养管理比较好，产蛋率下降到最低点时约为原来的一半。例如原来产蛋率为80%，要下降到40%或再稍低些，经2个月可恢复到70%或略高些。400日龄以上的老鸡，生殖功能已经衰退，在鸡群发生传染性支气管炎后，产蛋率常由65%左右下降到5%～15%，发病后2个月只能恢复到50%或者还要低一些。对这种鸡，在发病初期即应考虑淘汰，但必须就地封闭宰杀，然后对被污染的场所进行消毒，以防止病毒扩散。畸形蛋在刚发病时仅个别出现，到发病后5～6天，病鸡症状开始好转时，畸形蛋才迅速增多，并持续很久。在畸形蛋中，有一部分是严重畸形，即蛋很小，形状似桃、歪瓜、茄等，蛋壳由原来的棕色变为白色，极薄、粗糙、有皱纹（见图5-11）。将蛋打开（因蛋壳薄软如纸，常是撕开），倒在玻璃板上，可见外层蛋白稀薄如水，扩散面很大。这些畸形蛋是临床症状的重要依据。其余的畸形蛋，畸形程度及外层蛋白稀薄程度不等，有的仅是蛋形不正。图5-11病鸡产的软壳蛋、砂壳蛋、薄壳蛋和畸形蛋（2）肾病变型多发生于20～50日龄的幼鸡。典型的病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出现轻微呼吸道症状，往往不被察觉，经2～4天症状近乎消失，表面上“康复”；第二阶段是发病后10～12天，出现严重全身症状，精神沉郁，厌食，排灰白色稀粪或白色淀粉糊样稀便，失水，脚爪干枯，此时为死亡高峰期。整个病程21～25天，死亡率一般为12%～25%。（3）腺胃病变型1995年以来，我国江苏、山东、北京、河北等地相继发生。多发生于20～80日龄育成鸡，病程为10～25天。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精神沉郁，饮食，食流泪，眼肿，有时有呼吸道症状，腹泻，极度消瘦，陆续死亡。发病率可达90%，死亡率一般为30%左右。【病理变化】呼吸型的主要病变在呼吸器官和母鸡的生殖器官，肾病变型的主要病变在肾脏和输尿管，腺胃病变型的主要病变在腺胃、胰腺、胸腺、脾脏及法氏囊。（1）呼吸型①呼吸器官：病变通常为轻度或中等。气管黏膜给人一种水分比较多的感觉，覆有淡黄色透明的分泌物，并自上而下逐渐充血潮红。有的在气管内有灰白色痰状栓子，肺充血、水肿。气囊混浊，变厚，有渗出物。雏鸡鼻腔至咽部蓄有浓稠黏液。②生殖器官：成年母鸡正在发育的卵泡充血、出血，有的萎缩变形。输卵管缩短，严重时变得肥厚、粗糙，局部充血、坏死。腹腔内常有大量卵黄浆。雏鸡输卵管萎缩变短，中段变化最严重，出现肥厚、粗短、充血、局部坏死等。雏鸡18日龄内发病者，输卵管所受损害是永久性的，长大后一般不能产蛋，但外观与正常鸡无异，要通过检查耻骨间距，将其检出淘汰，以免浪费饲料。发病的大龄鸡，输卵管的病变轻一些，能有一定程度的恢复，长大后产蛋受一定影响。成年鸡输卵管的变化在病后能有所恢复，有的经21天能恢复正常，但不是所有的鸡都能恢复正常程度。图5-12病鸡肾肿大，肾小管、输尿管有尿酸盐沉积（2）肾病变型病鸡的病理变化主要表现肾肿大、苍白，肾小管因尿酸盐沉积而变粗（见图5-12），心脏、肝脏表面有时也沉积尿酸盐，似一层白霜，泄殖腔内常有大量石灰膏样尿酸盐。法氏囊内充血、出血，黏液增多，有的可见呼吸道病变，有的不明显。（3）腺胃肿大，呈球状，腺胃壁增厚，腺胃乳头出血、坏死、溃疡，胰腺肿大出血，胸腺、脾脏及法氏囊萎缩。【鉴别诊断】（1）鸡传染性支气管炎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的鉴别二者均有流鼻液，流泪，咳嗽，张口呼吸等临床症状。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的传播比传染性支气管炎要慢，呼吸系统症状更为严重，气管分泌物混有血液，且主要发生于成年鸡，而传染性支气管炎既可感染幼鸡，又可感染成年鸡，但以幼鸡症状最重。（2）鸡传染性支气管炎与鸡传染性鼻炎的鉴别二者均有疫病传播迅速，患鸡精神萎靡，流鼻液，打喷嚏，甩头，结膜炎，产蛋率下降等临床症状。但二者的区别在于：鸡传染性鼻炎传播缓慢，成年鸡发病较重，主要是鼻腔和鼻窦发炎，多见脸部肿胀，通常流鼻液；慢性病例可发出恶臭味；磺胺类药和抗生素治疗有效。传染性支气管炎只有幼鸡流鼻液，而且幼鸡发病较重，脸部肿胀比较少见。（3）鸡传染性支气管炎与鸡慢性呼吸道病的鉴别二者均有流鼻液，咳嗽，打喷嚏，呼吸有啰音，流泪，产蛋率下降等临床症状。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由败血性霉形体引起的慢性呼吸道病传播慢，1～2月龄易感，成年鸡多为隐性。典型症状及病变也见于幼鸡，鼻、气管、支气管和气囊有混浊黏稠渗出物，但链霉素、北里霉素、泰乐霉素、红霉素药物治疗有效。【预防措施】（1）预防接种接种鸡传染性支气管炎弱毒苗或参考以下免疫程序：7～10日龄用H120与新城疫Ⅱ系苗混合滴鼻点眼，或用H120与新城疫Ⅳ系苗混合饮水；35日龄用H52饮水，这次免疫也可以与新城疫Ⅱ系或Ⅳ系苗混用；135日龄前后H52饮水。如此时注射新城疫Ⅰ系苗，可在同一天进行。（2）加强饲养管理要严格隔离病鸡，对鸡舍、用具及时消毒。注意调整鸡舍温度，避免过挤和贼风侵袭。合理配合日粮，在日粮中适当增加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以增强鸡的抗病能力。【治疗方法】本病无特效治疗方法，发病后应用一些广谱抗生素可防止细菌合并症或继发感染。（1）用等量的青霉素、链霉素混合，每只雏鸡每次滴2000～5000单位于口腔中，连用3～4天。（2）用氨茶碱片内服，体重0.25～0.5千克者，每次用0.05克；0.75～1千克者用0.1克；1.25～1.5千克者用0.15克，每天1次，连用2～3天，有较好疗效。（3）用病毒灵1.5克、板蓝根冲剂30克，拌入1千克饲料内，任雏鸡自由采食。48.怎样防治鸡传染性喉气管炎？鸡传染性喉气管炎，是由疱疹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其特征为病鸡高度呼吸困难，咳嗽，喘气，气管分泌物中混有血液。本病是集约化养鸡场的重要疫病之一，发病率较高，死亡率一般在10%～20%。【流行特点】在自然条件下，本病主要侵害鸡，有时也感染火鸡、野鸡、鸭、鹌鹑等。各种年龄的鸡均可感染发病，但通常只有成年鸡和大龄青年鸡才表现出典型症状。本病的主要传染源是病鸡和带毒鸡。病毒存在于病鸡呼吸道及其分泌物中，约有2%的康复鸡能带毒2年，并具有传染性。因此，本病一旦发生，便难以根除，并呈地区性流行。病毒由呼吸道、眼结膜、口腔侵入体内。饲料、饮水、用具、野鸟及人员衣物等能携带病毒，扩散传播。病鸡产的蛋，有一部分含有病毒，入孵后，胚胎于出雏前死亡。接种过本强毒疫苗的鸡，在较长时期内可排出有致病力的病毒。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以寒冷干燥的冬季多发。若鸡舍过分拥挤，通风不良，饲养管理不当，寄生虫感染，饲料中维生素A缺乏，以及接种疫苗等，都可能诱发本病，并使死亡率增高。【临床症状】本病自然感染的潜伏期6～12天。症状随发病季节和病鸡不同而有所差异，温暖季节比寒冷季节轻，幼鸡比成年鸡轻。急性病例鼻孔有分泌物，病鸡呼吸困难，当吸气时，头、颈前伸，眼半闭或全闭，尽力吸气（见图5-13），同时可听到“咯咯”声或啰音。当痉挛咳嗽时，猛烈摇头，试图排出气管内的堵塞物，常咳出带血的黏液。从口腔可以看到喉部黏膜有淡黄色凝固物附着，鸡冠呈青紫色，排绿色稀便，产蛋量急剧下降，也有的病例出现严重的眼炎，大多为单眼结膜充血，眼皮肿胀凸起，眼内蓄积豆渣样物质。病程5～6天，多因窒息死亡，耐过5天以上者多能康复。症状较轻的病鸡生长迟缓，产蛋减少，流泪，眼结膜充血，轻微地咳嗽，眶下窦肿胀，流鼻液，机体逐渐消瘦。图5-13病鸡吸气时姿势【病理变化】病变主要在喉部和气管，由黏液性炎症到黏膜坏死，并伴有出血（见图5-14）。严重病例气管中可见脱落的黏膜上皮、干酪样物质，以及二者混合形成的黄白色假膜，也常见血凝块。气管病变在靠近喉头处最重，往下稍轻。此外，还可出现支气管炎、肺炎及气囊炎。病变轻者可见眼睑及眶下窦充血。【防治措施】本病目前尚无特效疗法，只能加强预防和对症治疗。图5-14病鸡气管内有血性分泌物（上面图为正常鸡的气管）（1）坚持严格的隔离消毒防疫措施，易感鸡不可与病愈鸡或来历不明的鸡接触。新购进的鸡必须用少量的易感鸡与其做接触感染试验，隔离观察2周，若不发病，方可合群。（2）在本病流行的早期如能做出正确诊断，立即对尚未感染的鸡群接种疫苗，可以减少死亡。但接种疫苗可以造成带毒鸡，因而在未发生过本病的地区，不宜进行疫苗接种。疫苗有两种，一种采用有毒的病株制成，用小棉球将疫苗直接涂在泄殖腔黏膜即可（防止沾污呼吸道组织）。另一种是用致弱的病毒株制成，现已广泛应用，通过接种毛囊、滴鼻或点眼等途径都能产生良好免疫力。（3）对症治疗①泰乐菌素：每千克体重3～6毫克，肌肉注射，连用2～3天；或在1000毫升水中加4～6克，连饮3～5天。②氢化可的松与土霉素：各取0.5克，溶解在10毫升注射用水中，用口鼻腔喷雾器喷入鸡喉部，每次0.5～1毫升，每天早晚各一次，连用2～3天。49.怎样防治鸡传染性脑脊髓炎？鸡传染性脑脊髓炎，是由鸡脑脊髓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中枢神经损害性传染病。其特征为主要损害1月龄以内的雏鸡，病鸡腿软无力，瘫痪，头颈震颤。【流行特点】本病主要发生于鸡，各种年龄的鸡均可感染，但一般雏鸡在1～2日龄易感，7～14日龄为最易感期。此外，火鸡、鹌鹑和野鸡也能经自然感染而发病。本病一年四季均可发生，但主要集中在冬春两季。本病既可水平传播，又能垂直传播。水平传播包括病鸡与健康鸡同居接触传染、出雏器内病雏与健雏接触传染以及媒介物（如污染的饲料、饮水等）在鸡群之间造成传染。由于该病毒可在鸡肠道内繁殖，因而病鸡的粪便对本病的传播更为重要。垂直传播是成年鸡感染病毒之后、产生抗体之前的短时期内，产生含病毒的蛋，孵出带病雏鸡。但是，康复鸡所产的蛋含有较高的母源抗体，可对雏鸡起到保护作用。【临床症状】鸡群流行性脑脊髓炎潜伏期为6～7天，典型症状多出现于雏鸡。患病初期，雏鸡眼睛呆滞，走路不稳。由于肌肉运动不协调而活动受阻，受到惊扰时就摇摇摆摆地移动，有时可见头颈部呈神经性震颤。抓握病鸡时，也可感觉其全身震颤。随着病程发展，病鸡肌肉不协调的状况日益加重，腿部麻痹，以致不能行动，完全瘫痪（见图5-15）。多数病鸡有食欲和饮欲，常借助翅力移动到食槽和饮水器边采食和饮水，但许多病重的鸡不能移动，因饥饿、缺水、衰弱和互相践踏而死亡，死亡率一般为10%～20%，最高可达50%。4周龄以上的鸡感染后很少表现症状，成年产蛋鸡可见产蛋量急剧下降，蛋重减轻，一般经15天后产蛋量尚可恢复。如仅有少数鸡感染时，可能不易察觉，然而在感染后2～3周内，种蛋的孵化率会降低，若受感染的鸡胚在孵化过程中不死，由于胎儿缺乏活力，多数不能啄破蛋壳，即使出壳，也常发育不良，精神萎靡，两腿软弱无力，出现头颈震颤等症状。但在母鸡具有免疫力后，其产蛋量和孵化率可能恢复正常。【病理变化】一般肉眼可见的剖检变化不明显。一般自然发病的雏鸡，仅能见到脑部的轻度充血，少数病雏的肌胃肌层中散在有灰白区（这需在光线好并仔细检查才可发现），成年鸡发病则无上述变化。图5-15病鸡的腿麻痹不能站立【鉴别诊断】（1）鸡传染性脑脊髓炎与鸡维生素E缺乏症的鉴别二者均有精神沉郁，共济失调，行走不便，不能站立，成年鸡产蛋量及孵化率下降等临床症状，并均有脑膜充血、出血等剖检病变。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维生素E缺乏症的病因是维生素E缺乏，一般在2～4周龄发生，比鸡传染性脑脊髓炎晚一些，病雏常伴有白肌病及渗出性素质，剖检可见小脑水肿，表现有出血点，脑内还有黄绿色浑浊的坏死区，而鸡传染性脑脊髓炎病在脑部无肉眼可见的明显变化。（2）鸡传染性脑脊髓炎与鸡维生素A缺乏症的鉴别二者均有精神沉郁，羽毛松乱，生长缓慢，消瘦，共济失调，走路不稳，驱赶、刺激时出现神经症状等。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维生素A缺乏症的病因是维生素A缺乏，雏鸡流泪，角膜混浊、软化或穿孔，口腔有白色小结节，覆有豆渣样薄膜。成年鸡喙爪色浓，趾爪蜷缩。剖检可见咽喉黏膜有白色结节，覆有豆渣样膜，肾灰白色，肾小管、输尿管充满白色尿酸盐。（3）鸡传染性脑脊髓炎与鸡维生素D缺乏症的鉴别二者均有精神沉郁，共济失调，行走不便，不能站立，成年鸡产蛋量及孵化率下降等临床症状。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维生素D缺乏症的病因是维生素D缺乏，虽然最早可在10～11日龄发生，但一般要到1月龄后才发生，具有明显的骨软症而瘫痪；鸡传染性脑脊髓炎除表现雏鸡瘫痪外，其头颈部神经性震颤症状明显。（4）鸡传染性脑脊髓炎与鸡维生素B2缺乏症的鉴别二者均有不愿走路，常以跗关节着地，腿麻痹，生长受阻等临床症状。但二者的区别在于：维生素B2缺乏症的病因是维生素B2缺乏，以飞节着地，以翅保持移动平衡，一般多在2～3周龄发生腹泻，足趾向内卷在2周龄之后发生，趾爪明显，皮肤干而粗糙，据此易与鸡传染性脑脊髓炎相区别。【防治措施】本病目前尚无有效的治疗方法，应加强预防。（1）在本病疫区，种鸡应于100～120日龄接种鸡传染性脑脊髓炎疫苗，最好用油佐剂灭活苗，也可用弱毒苗，以免病毒在鸡体内增强了毒力再排出，反而散布病毒。（2）种鸡如果在饲养管理正常而且无任何症状的情况下产蛋突然减少，应请兽医部门作实验室诊断。若诊断为本病，在产蛋量恢复正常之前，或自产蛋量下降之日算起至少半个月以内，种蛋不要用于孵化，可作商品蛋处理。（3）雏鸡已确认发生本病时，凡出现症状的雏鸡都应立即挑出淘汰深埋，以减轻同居感染，保护其他雏鸡。如果发病率较高，可考虑全群淘汰，消毒鸡舍，重新进雏。重新进雏时可购买原来那个种鸡场晚几批孵出的雏鸡，这些雏鸡已有母源抗体，对本病有抵抗力。50.怎样防治鸡病毒性肾炎？鸡病毒性肾炎，也称鸡传染性肾炎，是由鸡肾炎病毒引起的一种以侵害雏鸡肾脏并伴有生长迟滞的传染病。【流行特点】鸡病毒性肾炎的自然宿主是鸡，人工接种可导致火鸡发病。该病呈隐性感染，自然感染或人工感染鸡所表现出临床症状均不明显。该病多发生于2周龄以内的雏鸡，2周龄以上的鸡不易感染，但在感染鸡体内可测出病毒抗体。鸡肾炎病毒可经任何途径感染雏鸡，感染途径不影响该病毒对雏鸡的致病力。由于病毒在鸡粪便中可存活相当长的时间，经口感染而导致该病的广泛流行。【临床症状】自然感染和人工感染的鸡均难以观察到明显的临床症状。随着病程的发展，鸡群表现出生长缓慢，增重明显下降和肾脏损害。有时在感染鸡群也可观察到腹泻和肺炎。感染的肉鸡临床上往往表现生长停滞，个体矮小，呈僵鸡状。【病理变化】本病的肉眼病变仅限于肾脏，肾脏苍白褪色，但不肿大，偶尔可见肾周围有尿酸盐沉积。此病变主要见于2周龄雏鸡。【预防措施】本病目前尚无特殊疗法，常规的卫生管理及预防各种病原微生物的混合感染是必要的。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2022-04-04 雏鸡常见病 雏鸡生病了

作者：李洁非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龙床——明六帝纪(修订版)试读：草莽之雄这个明朝缔造者，以冷血和严重的暴力，把自己形象推向极度的黑暗。一提起他，人们油然想到“暴君”，他的名字也与嗜杀、酷刑、狠毒、野蛮紧紧绑在一起。就此言，他是极权体制推出的标准“独夫”。然而，如果我们习惯性地以“独夫民贼”相称，却发现有一半对不上号——他无疑是“独夫”，却并非“民贼”。这很少见，我们由此也格外注意起他的独特性。中华自三代以降，文明光灿，环列皆蛮昧未化民族，虽时有袭扰，以至国裂土分，但说到举国沦亡的情形，却还不曾有过。直到十三世纪，蒙古高原崛起一个民族，尚武剽悍，仗着马肥人强，拉出一支前所未有的强大铁骑，摧枯拉朽从东打到西，从北打到南，差不多征服了整个欧亚大陆。全中国第一次真正地亡了。但那蒙古人，虽仗着骑兵厉害，武力之强自古所无，终究是草原上粗野少文、散漫任性的民族，以为不单可以马上得天下，也可以马上治天下，非但不向中原文明学习，以求洗心革面，却让自己的蛮昧习性一仍其旧，不足百年便告终结。蒙古人被赶回北方大漠，重新过上四处劫掠、逐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代之行天的，便是大明王朝。那开国的君上，唤做“太祖开天行道肇纪立极大圣至神仁文义武俊德成功高皇帝”，偌长一串头衔，除却头两个字，剩下的皆系虚谀之辞，谁也记不住的，所以历来大家都只管他叫“明太祖”。说起这位太祖皇帝，那也真是迄来从无的一等人物，出于赤贫，十七岁那年父母继殁，孤无所依，不得已竟入寺为僧混口饭吃，未久，寺院亦败，他便只身一人“游食”四方——所谓“游食”，无非乞讨为生。但偏偏这么一人，当着天下大乱之际，投身暴众，由士卒而头领，由头领而元帅，最后遍灭群雄、逐斥元室、一统中华，成就二百数十年之基业。自古以来，舍汉高祖刘邦外，中国并无第二个起于平民的皇帝，但那刘邦，好歹曾身为亭长，谓之平民略嫌勉强，真正从底层“登天”的，上下五千年，唯有太祖元璋。说凤阳，道凤阳平常，从南山坡望去，旷野无际，野草萋萋。宽大的山坡几乎一直很平缓地向北延伸着，只偶有起伏，间或点缀着几株孤零零的树。一条清亮的河流绕着山坡，静静流淌，阳光下就像条白绸带。此河名濠，小，长数十里。源有二，一自横涧山，一自定远城北，在濠州之南合流，蜿蜒东北而入淮水。小固小，却非无来历。很早以前，庄子常留连于此。濠水以澄澈出名，是“临渊羡鱼”的佳处，当年，庄子偕惠子同来赏鱼，留下一段“子非鱼”的巧辩典故。上千年过去了，平静的濠水好像再没有新奇故事发生，只是默淌。至正十二年，大旱令素常清亮的濠水全无往日风采，就像从少女红唇一夜之间变成老妇槁唇；鱼儿无影无踪，河床随处呈现网状裂缝；少量幸存的河水，薄薄的，奄奄一息，在河中央最凹处反射出光来，几乎看不出它在流动。一条死水，犹如濠州的人心。不过，此地人民对这情形倒也并不新鲜。七年前，一场更其凶烈的旱蝗之灾，旬日之间夺走成千上万条性命。那一年，单单是孤庄村朱五四老汉一家，五口人便死了三口，四月初六朱老汉头一个撒手人寰，三天后，轮着大儿子重四毙命，又十日，朱家妈妈陈二娘丢下老二重六和老幺重八，也追着老伴和大儿子去了阴曹地府；可怜那重八年方十六，竟眼睁睁十来天的工夫连丧父母和长兄。好些年后，孤庄村父老说起此事，还都直摇头叹气，直道：“惨哩……”如今，当年人烟寥落、鸡犬声稀的景象，又在孤庄村重现。落日下，极目而眺，偌大的平野全然空旷，生生看不到一个人影，甚至不见鸟儿飞过，那份静详简直是一种透着忧伤的美，可是久处其中，却令人不免可怖。就在南坡，一株老榆树下，有一小土堆微微隆起，没有什么特征，上面光秃秃地只长些荒草，而且经年风吹水刷，土包越来越平，眼看着就要流失了。但是绕着转过来，猛然却见一条大汉仰躺在土包旁，冷不丁吓你一跳！那汉身长八尺，黝黑精瘦；穿一条污烂污烂的直缀，敞着胸怀，夕阳洒落处，肋骨历历可数；破帽儿遮脸，肚皮一起一伏——竟是睡着了。前身即朱元璋充小沙弥之皇觉寺，洪武初迁至现址，赐名“大龙兴寺”。朱元璋孝陵神道。孝陵，位于南京钟山。朱棣篡位迁都北京，其后诸帝皆葬北京十三陵，只剩下朱元璋孤零零在此。身后的冷清，最为形象地说明了朱元璋在皇权问题上自相矛盾所导致的失败。“八哥，醒醒，醒醒……”汉子猛一惊，睁眼看时，是打小一处厮混的周家小三子。但见他背负布包，神色匆忙，似要出远门的样子。“小三子，你这是要去哪儿？”“说不得，八哥，出事了。那封书信被人知道了，想告发官家讨赏哩。我寻思还是投汤二哥的好，咱一起走吧？”汉子眼珠骨碌转了转：“真的么？”“我还讹你不成？”周三儿顿足道。汉子笑了：“兄弟，怎就改不掉你那急脾气？要不，你先行一步，哥哥我随后就来。”“也罢。”周三儿拱手道，“八哥，那我就和汤二哥在濠州等着你。”“一路珍重，兄弟。”汉子在周三儿肩头用力拍了拍。目送周家小三子渐行渐远的身影，暮色下，汉子忽然感觉到一丝凉意。一群昏鸦飞了来，落在老榆树上，“啊，啊啊”的叫声送出，令本极辽旷的四野，更显冷清。汉子悲从心起，掉头冲着小土堆翻身便拜：“爹，娘！二老在世，教儿本分为人，儿原不想投汤二哥，如今村里人死的死，逃的逃，庙里和尚也散去大半，儿没了着落……儿今二十有五，实不甘再像八年前那般游食为生……爹啊娘啊，儿当如何，替儿拿个主意吧！”言毕，就兜内摸出一面小铜牌，那还是自己刚生下来时，吃不得奶，爹上庙里拜菩萨时请回来的护身符。铜牌一面刻着观音像，汉子拿在手里，默想：“观音像若冲上则去，冲下则留。”于是开口道：“爹娘在上，且助重八则个！”铜牌抛起，落在土坡草间，拨开一看，观音像冲上。再扔，如此；第三次又抛，仍如此。汉子站起身，目光渐渐清澈，原本就有些凶悍的脸此时又蒙上了层刚毅之色。只见他头也不回地大步走了，直走到西下的夕阳血似的惨红里去……——以上多系虚构，是当年读吴晗《朱元璋传》后，我在怀想明太祖朱元璋如何奋起于草莽之际，自己心里描画出来的一幅“复原图”。1978-1982年念大学期间，每年的寒暑假，我在合肥与上海之间这条铁路线上来来回回要穿行四次；每一次，列车行经临淮关-蚌埠这区间，我望着窗外的山川，脑中都止不住去浮想与朱元璋有关的旧事和画面。虽是虚构，但人物和大的情节皆有所本。其中，那个周家小三子，是周德兴；汤二哥，就是汤和。这两个人，还有徐达，都是朱元璋（小名重八）打小一起的玩伴儿，后俱为明朝开国元勋。至正十二年郭子兴在濠州聚众反，汤和先行投了郭军，很快积功做到千户，此时他捎信给朱元璋，催促也来入伙；元璋初意未决，求之于卦，才赶到濠州，由汤和介绍加入义军。读史至此，不免慨然：一座小小的孤庄村，蹇伏浩野，无凭无依，却突如其来聚现了一个豪杰群体。历史的脉络，确非可以常理解释者。此草寇，非彼草寇时势造英雄，这话既对，也不对。很多时候，似乎具有必然趋向的时势，最终却并没有造就英雄，只造就了伪英雄。这类伪英雄也曾一时叱咤风云，露出王者风范，但就在几乎走上其命运巅峰的关头，不堪辕轭，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得轰然倒地——“大顺帝”李自成、“天王”洪秀全，此之谓也。还有的时候，时势貌似造就了英雄，然而不可一世的“英雄”却辜负了时势的造就，不可思议地败给绝非为时势所看好所钟意的弱者、配角或二流人物，项羽之于刘邦如此，袁绍之于曹操如此，张士诚、陈友谅之于朱元璋亦如此。张士诚，盐贩出身。元至正十三年起于泰州，至正十六年得据吴地，进而再得浙西，拥江南富庶之地，于是心满意足，惟知自守。至正二十五年，陈友谅起大军来取应天（南京），约士诚合而攻之。士诚竟以其“一亩三分田”为自足，不予呼应。其于元室同样以苟且求存，降了反，反了又降，极尽讨价还价之能事，终不脱小贩本性。苟且至至正二十七年，业已击败陈友谅的朱元璋，腾出手收拾张士诚；是年九月，徐达破平江（苏州），士诚自缢死。陈友谅，渔夫出身。原为徐寿辉部下，至正二十年以阴谋发动兵变，挟寿辉，而自立汉王；不久，在采石矶（马鞍山）以铁挝击杀徐寿辉。时诸强中，友谅广有江西、湖广之地，兵强马壮，不可一世，骄横万分，锐意扩张，即兴兵东犯。旌旗蔽日，舳舻拥江，顺流扬威而至，志在必得，然而却被朱元璋用诱敌深入之计，大败于南京城外。两年后，双方再大战于鄱阳湖；此番，友谅尽出其精锐之师——当时天下无出其右的巨型舰队，“兵号六十万，联巨舟为阵，楼橹高十余丈，绵亘数十里，旌旗戈盾，望之如山”。朱元璋水军极弱，双方实力悬殊。但陈友谅一味恃强，朱元璋再次用计，以火攻大破陈氏巨型舰队，战局逆转，八月，友谅中流矢毙命。张、陈二人，一个当时最富，一个当时最强。以势来论，元室衰微之际，他们谁都比朱元璋更有资格成就霸业，一统天下。但士诚其人，永远只看得见眼前利益，一个地地道道的守财奴，本性如此，毫无办法。陈友谅骄狠雄猜，心黑手辣，倒是贪得无厌之徒，怎奈量小气狭、器局逼仄——仅从一件事上即可知其胸襟：鄱阳之战，友谅势蹙之际，居然“尽杀所获将士”以泄忿，“而太祖则悉还所俘”——同样也是本性如此，毫无办法。在两个膀大气粗的邻居面前，朱元璋尽处下风，当初陈友谅搞扩张，先对朱元璋下手，多少也是捏软柿子的意思。但是后来他肯定发现搞错了人，至于鄱阳湖决战他“矢贯其颅及睛而死”之际，只怕会感到平生最为后悔的一桩事，就是没有弄清朱元璋是怎样一个角色之前，即贸然对其出手。而朱元璋，不管其他方面作何评价，我们得承认，他是古来“草寇”之另类。于是，脱颖而出，做成了古来“草寇”都想做而最后都做不成的事。其中，关键的关键，是朱元璋高度重视并解决好了知识分子问题。将领善战、主公明睿，是打天下的保证，但不足以得天下。匹夫起事，先天不足在文化上。人说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其实，政治也是战争的终点。没有人为战争而战争，打仗的目的在政权，而政权虽靠战争赢得，却无法靠打仗治理。从打天下到得天下，必须由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来衔接。朱元璋最不可思议之处就是，以一个地道的泥腿子，而能深入理解“文治”的意义。解缙谈及此，说：帝性神武明达……始渡江时，首兵群雄多淫湎肆傲，自夸为骄。帝独克己下人，旁求贤士，尊以宾礼，听受其言，昼夜忘倦。《翦胜野闻》载：太祖在军中甚喜阅经史，后遂能操笔成文章。尝谓侍臣曰：“朕本田家子，未尝从师指授，然读书成文，释然开悟，岂非天生圣天子耶？”每克一地，朱元璋都不忘招贤求士。有名的一例，就是下徽州后召耆儒朱升问时政，而得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他在采石访得儒士陶安，很急切地征询政见。陶说：现今群雄并起，他们所欲都“不过子女玉帛”，建议朱元璋“反群雄之志，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首取金陵以图王业”。朱元璋大受启发。《明通鉴》也记有与儒士唐仲实的类似谈话。胡大海打太平府时找到一个叫许瑗的儒士，派人送来见朱元璋，“太祖喜曰：‘我取天下，正要读书人！’”至正二十年，朱元璋的事业有了历史性的转折，标志是，这年三月，他成功地将刘基、宋濂、章溢和叶琛延入阵营。这四人声望素著，才智、文章、学问，皆一时泰斗。他们连同早些时候在滁州加入的李善长，组成了超一流的智囊团。以这些人为中坚的知识精英，不单在战争中为朱元璋运筹帷幄，更从法律、政制、礼仪、财税等诸多方面为未来明帝国设计一整套的秩序。明代的后世批评家回顾说：汉高祖谓：“吾能用三杰，所以有天下。”……我明聿兴，公侯爵赏数倍汉朝：李韩公之勋烈无异萧何，徐魏公之将略逾于韩信，刘诚意之智计埒于张良……我朝开国元功，视汉高尤有光矣，大业之成，岂偶然哉！的确说到了点子上。孟森先生论述明之立国，讲了三条：第一，“匹夫起事，无凭藉威柄之嫌”；第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第三，“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这第三条就是讲，明之立国，得益于文化上巨大成功，以大量制度创新，开启历史新阶段——“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清人）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仅以“黄册”、“鱼鳞册”两大制度创新，即可窥其一斑。“鱼鳞册为经，土田之讼质焉；黄册为纬，赋役之法定焉。”由设“黄册”，明初有了完全的人口普查，建起真正意义上的户籍制。从社会，它解决了流移人口问题并解放了往昔在贵族和地主豪强强迫下为奴的人民；从经济，它理顺和保障了国家赋役的征调；从政治，它使集权统治更彻底，影响跨越数百年而至如今。“鱼鳞册”又称鱼鳞图册，是特别编定的全国土地总登记簿。明初决定对最基本生产资料——土地实行丈量和登记，“厉行检查大小地主所隐匿的大量土地，以打击豪强诡寄田亩、逃避课税的行为……豪强地主被迫吐出他们过去大量隐匿的土地，就使朝廷掌握担承税粮义务的耕地面积大为增加”，孟森评论道：“明于开国之初，即遍遣士人周行天下，大举为之，魄力之伟大无过于此，经界由此正，产权由此定，奸巧无所用其影射之术，此即科学之行于民政者也。”《明史》说：终明之世，右文左武。“右文”，就是优先重视文化建设和文臣，这是明代政治突出特色，朱元璋一开始即抱此旨：（太祖）响意右文，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非偏也。”洪武元年九月的《求贤诏》说：“朕惟天下之广，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贤共成之。向以干戈扰攘，疆宇彼此，致贤养民之道，未之深讲，虽赖一时辅佐，匡定大业，而怀材抱德之士，尚多隐于岩穴，岂政令靡常而人无所守欤？抑朕寡昧，事不师古而致然欤？不然贤大夫，幼学壮行，思欲尧舜君民者，岂固没没而已哉？今天下甫定，日与诸儒讲明治道，其敢不以古先哲王是期？岩穴之士，有能以贤辅政，我得以济民者，当不吾弃。”过去教科书将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首领变为皇帝，解释为“变质”。这其实很对，朱元璋的确“变质”了，《求贤诏》就是“变质”的明证。如果“不变质”，又如何？晚朱元璋二百来年，有那样的例子，可为镜鉴。赵士锦是崇祯十年进士，在甲申之变中，羁刘宗敏营约二十日。脱身回到江南后，他把自己闻见写成《甲申纪事》——刘宗敏身为大将，进城后惟知敛财，日夜拷掠百官，勒其银两，“有完银多而反夹，完银少而反不夹者；有已完银而仍夹者，有不完银而终不受刑者，识者以为前世之报焉。”“自十八日起，每日金银酒器疋衣服辇载到刘宗敏所。予见其厅内段疋堆积如山，金银两处收贮，大牛车装载衣服高与屋齐。”刘宗敏所为，李自成非不知，而竟无力辖制：初七日，李自成至宗敏寓议事，见庭中三院，夹着几百人，有垂毙者，不忍听闻。问宗敏得银若干，宗敏以数对。自成曰：“天象不吉，宋军师言应省刑，此辈宜放之。”宗敏唯唯。每日早将已死者用竹筐抬出，每筐三两人，以绳束之，至是五六日矣。濠梁观鱼：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凤阳古称“濠”，以濠水得名。庄子常留连于此。偕惠子“临渊羡鱼”，留下一段“子非鱼”的典故。朱元璋的真容，很难从绘像上见到，都经过了美化。据说先后有两位替他造像画师，因偏于写实而被杀。锦衣卫袍服。锦衣卫创于朱元璋，一度逾于法外，后期“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径法曹。终高皇帝世，锦衣卫不复典狱”。科举为中国古代国家干部用人考试制度，对中国成熟的文官政治起到重大作用，但渐渐也成为束缚知识分子精神思想的工具。按“阶级斗争”眼光，“苦大仇深”的刘宗敏，胜利后痛打劣绅、分其浮财，是勇于夺回属于自己的劳动果实，他以对阶级敌人的毫不手软，证明自己不忘阶级苦、血泪仇，亦即没有“变质”。反观朱元璋，虽也“苦大仇深”，胜利后却将阶级爱憎抛到九霄云外，下《求贤诏》、搞什么礼贤下士，把压迫自己的人奉为座上宾，与其沆瀣一气，这不是忘本是什么？不是变质是什么？苦皇帝朱元璋既然黄袍加身，肯定发生了“变质”。然而，这种“变质”，为古往今来造反者所共想，如未实现，亦属“非不欲，是不能”。始皇游会稽，车队驶过，项羽躲在人丛里暗暗发狠：“彼可取而代也。”这句话，陈友谅、张士诚、李自成、洪秀全脑海肯定都浮现过。问题是怎么变，往哪儿变，以及变成什么样儿。史上不乏接近成功的造反者，最后不虎头蛇尾的却只有朱元璋。为什么？看看闯军打下北京后的表现，或洪秀全在天京皇宫里做了些什么，大概不难明白。以那些也想“变质”却不成功者为参照，我们发现，实际上朱元璋除了有所变，更有所不变。单论从造反者转为统治者，他可谓摇身一变。但换个角度，看看在两个身份中的表现，印象相反，朱元璋是他同类中变化最小、最少的一个。野史有些故事，说他忌提旧事，一听“秃”、“光”、“贼”这样的字眼抑或哪怕是同音字，就不高兴，就杀人。然而，也有记载显示，他并不讳言贫寒出身和悲惨的少年经历。濠州祖陵竣工后，词臣奉撰《皇陵碑记》，朱元璋阅后很不满意，称“皆儒臣粉饰之文”，他揽镜自观，“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觉得以这种粉饰之文垂后，“恐不足为后世子孙戒”，决心亲自提笔，“特述艰难”，如实记述自己的出身、家境和遭遇，“俾世代见之”——这就是洪武十一年的《御制皇陵碑》。平常，他尤不吝于以其身世和人生体验训导诸皇子，使他们勿忘家本。做吴王时，一日，朱元璋率世子朱标祭祀山川，仪式结束，特地叫过朱标，指着身边将士们说：“人情，贵则必骄。”“今将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致骄惰。”圜丘告成，朱元璋带着朱标前去视察，归途中，专门命随从引导世子绕道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俟其归，则召而诲之：现在，你知道农民多么辛劳了吧？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练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饭，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据说，为使诸子习于勤劳，不滋骄惰之性，曾命内侍特制草鞋分发给他们，并规定，只要出城走稍微远一点的路，皇子们只能乘马行三分之二路程，另外三分之一必须穿上草鞋步行。他定期打发诸子回老家谒祖陵，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说：“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塗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故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人一阔，脸就变，这似乎是经验之谈；所以，穷光蛋们揭竿而起之际每每要互相叮嘱一句：“苟富贵，毋相忘！”实际上，往往忘性都比较大，不单自己患了遗忘症，倘若别人来提醒，他还恼怒，以为羞辱。到朱元璋这儿，终于破了一回例。他真的不曾忌其微贱之时，不因做了“万岁”，而掩却来历出身。他曾在一份蠲免两浙秋粮的诏书里径称：“朕本农夫，深知稼穑艰难。”似乎对此身份甚感光荣，与臣下交谈也不惮表露其“小农心态”，曾经说：“吾昔在军中乏粮，空腹出战，归得一食，虽甚粗粝，食之甚甘。”饥饿的童年记忆，让这位皇帝对粮食和农事有一种几乎病态的敬畏。据说凡是空闲的土地，他都下令种上庄稼，而且还提出一种极其独特的“种植理论”：“我于花木结实可食用者种之，无实者不用。”总之，不能用来填饱肚皮的，就无用。他曾颁旨严禁种糯，因为这种作物主要是用来造酒，而被视为“糜费”。平时在宫中跟太监宫女言“不离稼穑组”，后宫墙上门上，也到处画着“耕织图”。浙江金华出产一种香米，百姓“拣择圆净者用黄绢布袋盛贮，封护进呈”，年贡约三十石。朱元璋得知详情后，下令中止此贡，改由内侍在宫苑内垦种数十亩，“计所入，亦足供用”。这办法后来似乎还加以推广了，以致宫中闲地都成了农田。某日退朝，朱元璋专门领着太子诸王去参观他这一得意之作，指着菜地说：“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其实他借鉴魏武而发扬光大军屯制，起因也是防止夺食于民；说：“兵食一出于民，所谓农夫百养战士一，疲民力以供闲卒，非长策也。古人有以兵屯田者，无事则耕，有事则战，兵得所养，而民力不劳。”不过，这个“泥腿子”对农事的重视，似乎有点过头。比如，有人建议开矿生财，被他训斥一通，认为只要偏离农本，便是追逐奸利；司天监（掌天文历法的机构）进献一款元代水晶刻漏——中设二木偶，备极机巧，“能按时自击钲鼓”，或许是最早的自鸣钟——也被朱元璋一通臭骂，说“废万机之务，而用心于此，所谓作无益而害有益也”。竟下令把它砸碎毁掉……看来，眼里只有粮食、庄稼和农活，并不总是好事。一次，出游钟山，回城时，从独龙冈徒步一直到淳化门，才肯上马。他感慨地对侍臣说：“朕久不历农亩，适见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悯其劳，徒步不觉至此。”话锋一转，他问这些近臣：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所以他们才辛苦成这个样子，你们这些当官的，心里曾经感念和体悯过农民吗？接着，他讲了一句让人震惊的话：“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为戒。”“均为人耳”。并非朱元璋已有“平等思想”，而是“万岁”之后未忘贫贱往昔，使他能够将心比心、推己及人。又某年隆冬，朱元璋视察城濠疏浚工地，见一民工光着身体，在渠水里摸索着什么，命人问之，原来是蛮横的督工官员把他锄子远远扔到水中，民工只好自己下河找寻。朱元璋听说是这样，马上派人将民工叫上岸，另外发了一把锄子给民工。他生气地说：“农夫供役，手足皱裂，亦甚劳矣，尚忍加害乎？”令侍从将那个恶官抓来痛加杖责，一面气犹未平，回头对随行的丞相说：“今日衣重（读chóɡ）裘，体犹觉寒，况役夫贫困无衣，其苦何可胜道？”随即传旨役民收工。对朱元璋，人们谈得较多是他屡兴大狱、滥刑重典，我一度因此将他归于“大暴君”行列。后从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读到这样一句话：太祖之好用峻法，于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且多惟恐虐民。一时振聋发聩。朱元璋有嗜杀之名，但过去只注意到杀人多，却不曾留心所杀的主要是什么人。经孟森点拨，再去查证史著，果然。汗颜的同时，从中领悟到，读史确不宜粗。除了嗜杀，他还有一个嗜好：嗜俭。在中国，政治家节俭，往往是道学面孔的一部分，公开示人以俭，公众视线之外，其实颇为侈费。朱元璋不是这样，他的节俭，不是为“垂范天下”做做样子，是穷惯了，是“积习难改”。炎夏之日他在东阁临朝，天气太热衣裳汗湿，几次更衣，群臣发现这些衣服都是洗了再洗以致褪色的旧衣。南京宫室初建，负责官员将设计草图呈见，朱元璋“见有雕琢奇丽者，即去之”，理论是“宫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过为雕斲？”宫殿盖得差不多了，照例应在梁壁施彩绘画，还有人建议采用“瑞州文石”（贵重石材）铺地，统统被他制止，而命儒士熊鼎“编类古人行事可为鉴戒者”以及《大学衍义》等儒经，“书于壁间”。对于自己这一创意，他很得意，说：“前代宫室多施绘画，予用此以备朝夕观览，岂不愈于丹青乎？”洪武三年六月，天久不雨，朱元璋亲率皇室全体人员到山川坛求雨，一律穿草鞋徒步而至，以草垫为席，露天而坐，白昼承受曝晒，夜晚衣不解带即席卧于地；用餐由马皇后率众妃亲手煮制，完全是粗粮做成的“昔日农家之食”，一连三日，才回銮宫中。这种举动，假使没有从小吃苦的底子，纵然有诚心恐怕也顶不下来的。在朱元璋，“不知奢侈”，未必是觉悟和境界较别的皇帝有多高，可能确因苦出身。打下浙西，朱元璋曾对降军发表演讲：“吾所用诸将，多濠、泗、汝、颍诸州之人，勤苦俭约，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于逸乐。”说得很实在。然而跟他出身相类者，毕竟以容易腐化为多，而且腐化的速度和程度往往也最惊人。所以对朱元璋的不腐化，我们还是得“有成分而不唯成分论”，更多看到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的一面。太子和公主宫中重新装饰，需一种叫“青绿”的涂料，工部奏请采办，朱元璋坚决不答应，说在库藏里搜罗搜罗，凑合着用就行了，“岂可以粉饰之故而重扰民乎？”一次，在奉天门附近他看见某散骑舍人“衣极鲜丽”，叫过来，问这身衣服花了多少钱，回答说“五百贯”，朱元璋听罢大为恼火，斥道：农夫如何艰辛，食惟粗粝，衣惟垢敝，而你游手好闲，不过仗着“父兄之庇”，如此骄奢，“一衣制及五百贯，此农民数口之家一岁之资也！”刘姥姥在大观园里说过，贾府一顿饭花的钱，够乡下人过一年的。朱皇帝看到京城阔少的衣着，反应和换算方式竟与刘姥姥一般无二，也真是千古奇闻了。这“刘姥姥的视角”，让他有时会冒出对皇帝来说显得古怪精灵的念头。南京宫殿新成之际，朱元璋忽然把中书省大臣们找去，说多年战争令军中许多兵士负伤致残，失去工作能力，现在新宫建成，他打算在宫墙周围的空地建上房屋，让这些军中致残者居住，“昼则治生，夜则巡警”，国家拨一定口粮，以这种方式把他们养起来。后来，他又专门降旨，指出所有战场上牺牲者，其妻、子或老人一律由官方“月给衣粮赈赡之”，而老迈兵卒则“听令于应天府近便居止……所给衣粮，悉如其旧”。洪武十九年，河南大饥，不少人家卖儿鬻女；朱元璋得到报告以后，不仅下令赈饥，而且决定所有被出卖的孩子一律由官府出资赎回。同年六月，他进而颁行两项可能当时整个世界上都很少有的福利政策：一、所有年届八十以上的穷人，官方“月给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年九十以上者，在此基础上每人每年“加帛一匹，絮一斤”；二、“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岁给米六石”。他这样阐释他的政策：“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说起来，精神高度似乎并没有超出儒家“民本”那一套，但实际做法是他的独创。晚年朱元璋，面对诸皇子，曾就自己是怎样一个皇帝，亲口做出如下自我鉴定：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瞽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议，参决可否，惟善是从。若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渊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道。这份自我鉴定书，中间一段即“稽于众议……惟善是从”云云，我们或有异议，但一头一尾，则可说确无夸饰之处。在位三十一年，朱元璋不玩、不溺，夙兴视朝，日高始退，至午复出，迨暮而回；白天所决事务，退朝后还要默坐审思，如感觉有不当者，虽中夜而不寐，必筹虑停当方肯就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说此人的为人，几无一点闲情逸致，过去是苦孩子，当了皇帝也是个苦皇帝。一朝权在手然而世间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我们素日常见到看门人最珍视手中那点权力，也最善于把那点权力用到极致。我们也屡屡感到，权力越到底层，就看得越紧、用得越狠，绝不容人觊觎。这并不难解。对权力的过度珍惜，是与身处底层所得来和形成的更大的人身恐惧互为因果的。这种恐惧，令人一旦攫取了权力便会以近乎病态的方式捍卫之死守之。试想，当一个备受欺凌与屈辱的孤儿，一步登天成为皇帝的时候，能意味着什么？有关中国古代帝权，之所以在明代——主要是通过朱元璋之手——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自会有他们种种理论和逻辑上的条分缕析，拿出种种所谓“必然”的论述来。对此，我这里不置一词，只想说说个人因素起到的作用。吴晗《朱元璋传》讲了朱元璋幼年和少年时的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朱元璋很小的时候：“替田主看牛放羊，最会出主意闹着玩，别的同年纪甚至大几岁的孩子都听他使唤。最常玩的游戏是装皇帝，你看，虽然光着脚，一身蓝布短衣裤全是窟窿补丁，破烂不堪，他却会把棕梠叶子撕成丝丝，扎在嘴上作胡须，找一块破水车板顶在头上算是平天冠，土堆上一坐，让孩子们一行行，一排排，必恭必敬，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头，同声喊万岁。”第二个故事，讲的是成为孤儿后的他，在皇觉寺中的遭遇：“（寺里）个个都是长辈，是主人，就数他小、贱，他得低声下气，成天赔笑脸侍候。就连打水煮饭的长工，也还比小行童高一头，当他做二把手，支使着做这做那。这样一来，元璋不单是高彬长老一家子的小厮，还带着做全寺僧众的杂役，根本就是长工、打杂了。事情多，闲报也就多，日子长了，塞满一肚子冤枉气，时刻要发作，却使劲按住，为的是吃饭要紧……对活人发作不了，有气无处出，只好对泥菩萨发作了。有一天，扫佛殿扫累了，扫到伽蓝殿，已是满肚子的气，不留神绊着伽蓝神的石座，跌了一大跤，气忿之极，顺手就用笤帚使劲打了伽蓝神一顿。又一天，大殿上供的大红蜡烛给老鼠啃坏了，长老数说了元璋一顿。元璋想伽蓝神是管殿宇的，当看家菩萨的不管老鼠，却害行童挨骂，新仇旧恨，越想越气，向师兄讨了管笔，在伽蓝神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罚菩萨到三千里外充军。”虽是两个小故事，还是见出了朱元璋的个性和内心。一是他很有暴力倾向。二是他如果有怨气，喜欢发泄也非发泄不可，对活人发作不了，就拿泥菩萨出气。三是他那小小脑袋所想出的报复手段，居然已是充军、流放这类方式。看过朱元璋画像的人，恐怕很难忘记那张脸。《明史•本纪第一》形容是“姿貌雄杰，奇骨贯顶”。文人虚浮，丑怪骇人到了他们嘴里竟能转变成这些词。实际上，这张脸长得崎岖不平，形状活似一只长歪的山芋；黑而粗糙的皮肤散着几粒麻子，额头和太阳穴高高隆起，颧骨突出，大鼻、大耳、粗眉毛，两睛鼓凸，发出冷酷的光；尤为奇崛的是他的下巴——从宽大有力的颌骨处开始向前突着，一再延伸，直到远远超出额头之外，从侧面看浑如一头狠霸的大猩猩。这只罕见的下巴，再度提示了人来于动物的遥远往事；它象征着健壮的咀嚼力和贪婪旺硕的食欲，令人联想起兽界一切善于撕咬吞噬的凶猛捕食者。同时不可忽视的是，这张“卡西莫多式”丑脸跟一个身为皇帝的人相结合，在心理上所必然引起的冲突。这并非出于无稽的相面学。据说先后有两位替朱元璋造像的画师，因为只知摹形绘影不解粉饰遮掩而掉了脑袋，直到第三个画师，才仰体圣心，把他画得慈祥仁爱。这是人之常情。对朱元璋来说，那崎岖不平的相貌固然“雄杰”，但无疑也镌刻着他卑低坎坷的出身、遭际，尽管贵为人君，岁月的无情虽可从宫庭画师笔下抹去，却无法从自己脸上和内心世界抹去。前文提到孟森先生关于朱元璋“峻法”的评论，说他“约束勋贵官吏极严，实未尝滥及平民”。这是孟先生的敏锐细腻之处。展开下文以前，我重申孟先生的这个观点，再次强调不宜以“暴君”视朱元璋。暴君根本标志是虐世害民，只有与人民为敌者，才配此称号。而朱元璋，不论在权力斗争中多么残忍，整体来说他不是祸害人民的皇帝，相反，历来新朝新君喜欢挂在嘴上、口惠而实不至的“与民休息”，在朱元璋那里却是其治政的切实出发点。洪武年间清丈土地，兴修水利，奖励农耕，减免赋税，杀减贪风，改良吏治，老百姓都得利受惠。我觉得他尤其应被称道的，是不好大喜功、不靡耗国力、不浪费民财，无意于什么雄才大略、丰功伟绩、万邦膜拜等虚荣。这些对中国那些所谓“有作为帝王”，从来是无法抵挡的诱惑，然而终洪武朝三十一年，在朱元璋的身上，我们丝毫未见这种自我膨胀，尽管作为“光复中华”的帝王，他似乎很有理由膨胀一番。他牢牢把握一点：不扰民、让百姓安稳地生活。所以，当我们回味洪武时代，会惊讶于它非常平淡——没有奇迹壮举，没有伟大工程，没有征伐，没有任何波澜壮阔的事情。与许多开国君主相比，他简直是过于安静的皇帝。但对官吏而言，朱元璋搞的真是不折不扣的酷政、暴政。可能中国哪个朝代，做官皆不曾像在洪武朝那样提心吊胆。这位穷山恶水生养出来的贫民皇帝，把他那个阶层的野性、狠劲充分发挥在吏治上，惨无人道地对待贪官污吏，剥皮、断手、钩肠、阉割……全是最骇人听闻的酷刑，而且五花八门、种类繁多。另外我们还知道，几乎整个古代，中国普通百姓是无权告官的，或者，凡告官者先打一顿杀威棒；然而洪武年间居然宣布，凡是贪赃害民之官，百姓人人皆可将其直接扭送京师。有时候我不禁怀疑，朱元璋如此严厉打压官吏，多大程度上是出于肃清吏治目的，又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疯狂的阶级报复”？因他的做法里头，许多地方令人感到是非理性的、宣泄的，夹杂着强烈个人情绪，是恨，以及伴着毒意的快感。他不是心宽易忘的人，洪武十一年，当忆及父母双亡、无地可葬的凄惨时刻时，他亲笔描画了使他深受伤害的一幕：“田主德不我顾，呼叱昂昂，既不与地，邻里惆怅……”这记忆，暗中怎样左右着朱皇帝的心神，如何影响了他为政？当然，还有比记忆和心理更重要的因素。徐达，明开国武臣第一，有古大将之风。他的死也很蹊跷，据说死于朱元璋赐膳之后。此当然不载于正史。韩国公李善长。明建国功臣第一，明代制度制订者，朱元璋曾将他比为汉之萧何。七十七岁牵胡惟庸案，处死。揪出与打倒他通过对官吏保持高压，坐收一石数鸟之效：第一，澄清吏风；第二，发泄旧怨；第三，收聚民心；第四，抬升帝威；第五，杀鸡儆猴。这里面，既有直接目的，更有他深谋远虑的筹划。如果朱元璋的打击对象只有渎职枉法的狗官，事情另当别论，但我们发现并非如此。在一些著名的大案里，惩治污吏或不法之臣只是由头，被朱元璋借题发挥，搞扩大化，辗转牵扯，最后挖出来一个又一个“反朱元璋集团”，其中，胡惟庸、蓝玉两案分别都连引至数万人。整个明代只有过四位丞相：李善长、徐达、汪广洋、胡惟庸。胡案后，朱元璋废相，古老的相制就此终结（清代官制基本照抄明代，也未设相位）。而仅有的这四位丞相，除徐达外，另三位居然全在胡案中一网打尽，可知此案之巨，亘古未有。胡惟庸得罪的直接原由，据说是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今属越南）使者来贡，胡惟庸自行接见而未奏闻。然而，占城贡使却被一个太监遇见了，朱元璋由是知此事，大怒，敕责。胡惟庸等惶恐之下将责任推诿于礼部，说是他们处理不当，礼部岂甘做冤大头，反过来坚诉与己无关。推来推去，惹朱元璋益怒，一股脑儿将中书省、礼部诸臣统统下狱，审讯谁是主使。很快，首先将汪广洋（时汪为右丞相，胡为左丞相）赐死。汪死之时，其妾陈氏自愿从死。朱元璋听说此事，命查陈氏来历，得报告说陈氏乃是某罪臣之女，没官后充汪妾，朱元璋再次发作，说：“没官之女，止给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给？”竟以这个理由判胡惟庸及部臣等“咸当坐罪”。恰在此时，有两个与胡惟庸过从甚密的官员告发胡阴结武臣谋反，胡当然被诛。然而，胡案奇就奇在，事情并不因胡惟庸死而结束，从洪武十三年诛胡，到洪武二十三年，胡案就像一座储量巨大的富矿，一再被深掘潜采，猛料迭爆，不断有“新发现”。先后查出胡惟庸与东瀛倭国和逃到沙漠的旧元君臣相交通，是个“里通外国”的汉奸、特务、卖国贼。洪武十八年，胡案再挖出一条“毒蛇”——李善长之弟李存义，这李存义与胡惟庸是亲家，其子李佑娶胡女为妻，举报者说李存义参与了胡惟庸的谋反计划，奇怪的是，李存义不仅没有被处死，而且得到的只是流放崇明岛这样简直应该说很轻微的处罚。这种反常的处置似乎意味着什么；果不其然，又过五年，到洪武二十三年，最后、最关键、最大的首要分子被揪出来了，那就是位列开国元勋头把交椅的李善长。李善长的揪出，真正宣告了胡惟庸“反皇叛国集团”的彻底覆灭：李家“并其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被杀，同时有九位侯爵被打成共谋不轨的“逆党”。至此，胡案迁延十载，最终以李善长的倒台及三万余人被杀落下帷幕。李善长，定远人，朱元璋初起时他在滁县加入朱军，从此成为朱元璋的头号智囊，“军机进退，赏罚章程，多决于善长”。明建国，李善长更是国家体制、法律、礼仪的主要制定者。洪武三年大封功臣，一共只封了六人为公爵，李善长是文臣中唯一被封者，且排第一，位居徐达、常遇春等赫赫名将之前，朱元璋在所颁制词里将李直接比做汉相萧何。后为示恩宠，又将临安公主许配善长之子李祺。一时间，李善长荣耀达到顶峰，史书上说“光宠赫奕，时人艳之”。然而，这位“明代萧何”终于在他七十七岁、没几天活头的时候，被朱元璋以意欲辅佐胡惟庸谋取皇位为由除掉。李被杀的第二年，一个低级官员王国用上书朱元璋，就此事提出质疑，说：“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如果说李本人有想当皇帝的念头，事情还另当别论，“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这个推理十分有力，没有犯罪动机，何来犯罪行为？这是朱元璋无法回答的。极为蹊跷的是，狠狠将了朱元璋一军的王国用居然平安无事，朱元璋给他来了个既不作答也不加罪——莫非朱元璋有意以此方式默认某种事实？回顾胡案十年，我们发现整个过程充满了偶然性和巧为布置的痕迹，几乎每一次重大关节、演化，都由微细琐事而逐渐被放大，所谓风起于青之末，一个看似不起眼的由头，生拉硬扯，顺藤摸瓜，株连蔓引，直至搞到李善长那里方才罢休。也许存在胡惟庸试图谋反的事实，但这案情绝对被朱元璋利用了，可能胡案事发之日，朱元璋便意识到此乃翦除李善长及其势力的良机；他以惊人的耐心，不慌不忙用十年时间完成了这件钝刀杀人的杰作。李善长被杀后三年，另一大案爆发，主人公是蓝玉。两个接踵而至的大案放在一起看，特别有意思。一个是文臣，一个是武将；一个是“老一辈政治家代表人物”，一个是“晚生代军界精英”；一个被前后花了十年工夫慢慢扳倒，一个却被速战速决、突然发力瞬间击倒……蓝玉崭露头角是在明建国后。洪武四年、五年，他先后作为老元戎傅友德、徐达的副手，征定西南、北漠，迅速显示其军事奇才。十一年，他和另一位新生代领军人物沐英联袂出击西北，“拓地数千里”，班师封侯。十四年，以征南左副将军从傅友德出师云南，“滇地悉平，玉功为多”。此后声誉鹊起，二十年，终于取代老一辈的冯胜“拜为大将军”，总领军事。蓝玉虽非开国元勋，但对明建国后武力扩张和靖宁四远居功至伟，从南到北，川滇、陕甘、塞北……明帝国最后版图的确立，与蓝玉有直接关系。《明史》说其“中山、开平既没，数总大军”。徐达、常遇春之后，军方头号人物无疑就是蓝玉。取代冯胜为大将军后到洪武二十六年被处死，是蓝玉军旅生涯最辉煌的五年，其间他率十数万大军，于捕鱼儿海大败元军，捕获元主次子、公主、诸王、平章及以下官属三千人，男女七万七千余人，马驼牛羊十五万余；讨平施南、忠建宣抚司、都匀安抚司、散毛诸洞等部（今贵州一带）叛乱；坐镇西部，略西番、罕东之地（今甘肃、新疆一带），击退土酋，降服其众。就像任何能征惯战的军人一样，雄心万丈的蓝玉有些收不住手。但他没有料到，当他奏请“籍民为兵”、计划扩充军力，前去征讨朵甘、百夷（今青藏、滇西北一带）时，朱元璋却下达命令：班师回朝！蓝玉闷闷不乐地回到京师。朱元璋似乎有意在刺激他，二年前原拟晋封蓝玉梁国公，却临时改封凉国公；西征还京后，蓝玉自忖按功他可加为太子太师，但朱元璋只给了他次一等的太子太傅衔；在朝奏事，他的意见也几乎不被采纳。这边血气方刚，正怏怏不快，那边偏偏一而再、再而三地撩其情绪，骄傲的将军终于被弄得举止浮躁，这时，专事侦探大臣的锦衣卫恰到好处地向皇帝提出蓝玉有谋反企图的指控——洪武二十六年二月，蓝玉突然被逮下狱，且迅速结案：蓝玉灭族，“坐党夷灭者不可胜数”，案涉“一公、十三侯、二伯”，一万五千人被杀，《明史》评曰：“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洪武二十三年解决了一个“反朱元璋政治集团”，二十六年解决了一个“反朱元璋军事集团”——此距朱元璋辞世仅仅五年，相信这会使他阖上双目时比较踏实。蓝玉一案的内幕究竟怎样，无人得知，他要谋反的说法来源于朱元璋御用特务机构，定罪过程也处在封闭、秘密的刑讯状态之中，但后人显然存有疑问，例如由清代官方修定的《明史》便只把胡惟庸列入《奸臣传》，没有把蓝玉列在其中，从而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一种看法。我曾在明中叶王锜所撰笔记《寓圃杂记》中，读到对蓝玉其人的间接描述，似乎婉转地为蓝玉鸣冤。作者回忆他祖上在洪武年间认识的一个叫王行的狷介文人，此人特立独行，为人勇义。当时，他决心去京城（南京）闯荡，有友人因“时太祖造邦，法制严峻”而“坚阻之”，“行大声曰：‘虎穴中好歇息。’”到南京后他教书为业，住处与蓝府相邻，所收学生中因此就有蓝府仆人的子弟。蓝玉很关心这些孩子，经常检查他们的功课，对他们老师的教学水平大加称赞，主动提出要见这位老师。当朝大将军、贵为公爵的蓝玉，肯结交一个教书先生，这令王行非常吃惊。见面后两人纵论韬略，神飞兴逸，十分过瘾。蓝玉敬重王行才具，有相见恨晚之慨，于是将王请入府中居住，以师礼事之。不久，蓝玉事发被捕，有人就劝王行速逃，免受牵连，王断然答道：“临难无苟免。”留下来等死。在狱中，面对审问者，王行昂首承曰：“王本一介书生，蒙大将军礼遇甚厚，今将举事，焉敢不从？”竟故作愤世语，以请死姿态来抗议蓝玉蒙冤，义无反顾地加入了那一万五千被杀者的行列。作为“本朝子民”，王锜在《寓圃杂记》里岂敢直指蓝案是冤假错案？但他却用蓝玉、王行交往的故事，描绘两人展现出的正派形象，曲笔潜意，昭然若揭。从王行，我们可间接地想象与之引为知己的蓝玉的个性，也必是骄傲而磊落。以这性情，招致朱元璋之忌，势所难免。但祸根绝不在于蓝玉的个性，即使他善于抑己顺从又能怎样？朱元璋的心腹之患，是蓝玉在军中的威望和巨大影响力，是他长年征战带兵所自然而然形成的地位和统系；朱元璋势必要在死前除此隐患，以保子孙皇位不受威胁。冤魂缥缈我们发现，朱元璋死的时候，明初精英居然一个不剩！这是朱元璋为子孙计，算尽机关，巧为施行的结果。当初追随朱元璋起兵诸将，及为其征召的文耆谋臣，除少数如常遇春、邓愈、胡大海、沐英死于军中，其余要么罹于狱祸，要么被赐自尽，要么疑为朱元璋毒死，得善终者似仅汤和一人。《明史》汤和传说：“和晚年益为恭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当时公侯、诸宿将坐奸党，先后丽法，稀得免者，而和独享寿考，以功名终。”做人做到这地步，才保了平安。实际上，低调做人只是汤和“独享寿考”的部分原因；洪武二十三年起，他“感疾失音”，形同废人，朱元璋曾召见之，“与叙里闬故旧及兵兴艰难事”，“和不能对，稽首而已”——人到了这地步，连话都不会说，只会叩头，自然也就可以让他自己老死，不必除掉他了。其他的人，则不能不是另一种命运。徐达不仅是明初最伟大的将军，且公忠持谨，无私、识大体，追随朱元璋三十年，功勋盖世，但从不居功自傲，堪称职业军人的典范。朱元璋屡加试探，用各种小花招窥视徐达内心，每一次都不过进一步证明了徐达的高风亮节。但朱元璋绝不会因此释疑。洪武十七年徐达患病，开始，病情看上去很重，像是不起的样子，朱元璋表现得很积极，几次亲往探疾，积极调集医生治疗。治了很久，徐达居然出现了好转的迹象。就在此时，朱元璋忽然派使者赐膳，徐达一见，当即泪如雨下，在内使的注视下吃了送来的东西；待内使走后，徐达密令给他治疗的医生赶快各自逃命。果然，不久徐达就死去，年仅五十四岁。朱元璋闻徐达已死，“蓬跣担纸钱，道哭至第”，下令抓捕所有曾为徐达看病的医生，全部杀掉。此不载于正史，然细节精彩、情理皆然：从朱元璋起初得知徐达沉疴而暗喜，到表演对“布衣兄弟”情深义重的伪善一幕，徐达病情转好令他始料不及，而痛下杀手、毒飨徐达，再到假装悲恸、以惩处庸医为由卸责灭口，笔笔入木三分，画活了朱元璋，我宁肯采信于它。值得采信的根据，亦因投毒这事朱元璋至少还干过一回。李文忠，位列“功臣榜”第四的大将、曹国公；他是朱元璋姐姐之子，也是除朱元璋后代外朱家唯一骨血，但他并非仗着这层亲戚关系登上高位。史载李文忠作战异常勇敢，“临阵踔厉风发，遇大敌益壮”，屡建奇功；更兼不但能武，而且能文，好读书、长诗文、有思想，以儒将鸣于当世。然而，恐怕就是有思想这一点害了他。建国后他被释去兵权，居家与高士儒者交，忧国忧民，屡屡将所讨论的意见谏达上聪，如劝朱元璋“少诛戮”，对东征日本的计划表示异议，批评宫中宦官太多，等等。一来二去，朱元璋早就不爽。洪武十六年冬，李文忠病，朱元璋也是亲往探视，也专门派人护其医药，翌年三月，正当英年的李文忠不治而故。这次，朱元璋主动指责李文忠是被毒死的，负责治疗的“诸医并妻子皆斩”——滑稽的是，医生们与李文忠素无仇隙，他们为何要冒死毒害一个身为皇戚的大人物呢？——总之，证据消失了。还有一位也被毒死，那便是被誉为“张良再世”的传奇人物、明初智慧象征刘基（伯温）。刘辅佐朱元璋得天下之事，人尽知之，我们要讲的是天下大定之后的刘朱关系。明建国后，朱元璋累次提出进其爵秩，刘基均坚辞，只接受了远低于其贡献的伯爵封号。要他当宰相，亦不受命。洪武四年，刘基早早引退，回到家乡做老百姓。所以如此，只是出于文人的狷介。问题是，朱元璋为罗致天下人才效力，曾明令：“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教。”刘基的做法，等于带头违抗此令。如果明哲保身，刘基应该改变态度，但史传说他“性刚嫉恶，与物多忤”，“慷慨有大节”，“义形于色”，他佐朱元璋得天下，乃为苍生，功成身退则是为了自我人格的完整，他在拒绝出任宰相时没有虚与委蛇，寻找借口，而是直截了当表示不喜欢、不想干：“臣疾恶太甚，又不耐繁剧。”对此，朱元璋衔之颇深，几年后还借故暗示刘“忠臣去国，不洁其名”。汤和是朱元璋打小的玩伴，在功臣耆旧中独享寿考。之能如此，一因汤和特别谨慎，“入闻国论，一语不敢外泄”，二是他“感疾失音”、形同废人。诚意伯刘基。刘基，朱元璋最重要的谋臣，在民间以“刘伯温”传为神奇。建国后，执意隐退，令朱元璋不快。他的死很神秘。刘基执意退休后，胡惟庸被任命为左丞相。这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小人，刘基曾再三劝阻朱元璋不要拜其为相，不听。现在，胡正好寻隙报复，而且他揣摩过这一定会得到朱元璋的支持。胡支使人检举刘基替自己相中一处墓地，称此地“踞山面海，有王气”。朱元璋“颇为所动”，亲笔致信刘基，“历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孽之祸，及君臣相待之义，词甚详；末言念卿功，姑夺其禄而存其爵。”这是严重的警告。刘基得书，照例诣阙“谢恩”，“乃留京，不敢归”。留京期间，像是对胡惟庸的鼓励和奖赏，又像是专做给刘基看，朱元璋将胡惟庸“转正”、升为右丞相；刘基闻知此讯，“大慼”曰：假如当时是我说错了（指对朱元璋力阻胡惟庸为相），那就是苍生之福啊！于是，“忧愤疾作”，就此病倒。在这时，我们见到了《明史》中惊人的一笔：刘病重，朱元璋偏偏派刘基最反感——反过来同样也对刘基心怀怨恨的胡惟庸为代表，来探望刘基（“久之基病，帝遣惟庸挟医视”）。正是在这次以皇帝名义进行的探视过程中，胡惟庸拿出一种药，让刘基服用。刘用后“有物积腹中如拳石”。随后，朱元璋放刘基还乡，至家“居一月而卒”。与徐达、李文忠之死不同，这次朱元璋没有亲自施毒，利用两个政敌之间的恩怨，假人手行之。几年后，胡惟庸事发，有人揭发刘基是被胡毒死，使胡罪状上重重加上一条，而胡惟庸只好咎由自取，他显然不能辩称自己其实是揣摸上意、替君除忧。胡惟庸的下场，是有“前车之鉴”的。作为朱元璋的前水军司令，德庆侯廖永忠立有两项大功：一是鄱阳湖朱陈大战时，廖在最紧急关头，击退张定边，救了朱元璋一命；一是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派他迎韩林儿归应天，途中制造翻船事故，淹死韩林儿，从而为朱元璋称帝扫清障碍。这两项功绩，对朱元璋皆同再造，但廖永忠干掉韩林儿后，朱元璋却声明与己无关，是廖自作主张。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朱元璋再次做秀，将廖“止封侯而不公”，并指责廖害死韩林儿是“窥朕意、徼封爵”。廖永忠便永远背上这口黑锅。洪武八年，朱元璋又以某种借口将廖永忠“赐死”。胡惟庸其实就是“廖永忠第二”，两人故事如出一辙。洪武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兴——那个与朱元璋“少相得”的小伙伴——“以其子骥乱宫，并坐诛死”。二十七年，汤和病殁。加上十年前被毒死的徐达，朱元璋共患难的“同里弟兄”全部死光。蓝玉案后，受封公爵者（亦即明建国的顶级功臣）中的最后两人，颍国公傅友德和宋国公冯胜，先后赐死。二十六年蓝玉死，二十七年傅友德死，二十八年冯胜死。连续三年，一年除掉一位公爵。朱元璋可以高枕无忧了。洪武三十一年，他放心地死去，留给太孙朱允炆一个他认为十分“安全”的皇位。集权？极权？如仅限于屠戮功臣，朱元璋不过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古老帝王术的热情摹仿者，尽管也许下手最狠、做得最绝，但终归无所创造。不，他当然有所创造。他提供了这样的认识：帝权危机，要从体制上解决。否则，除掉一茬人还会有第二茬、第三茬人冒出来。这是他按照老办法，杀了又杀之后所悟出的道理。由此中国的帝权，更上层楼。我们来看有哪些具体表现：（一）夺政权于丞相。洪武十三年诛胡惟庸，朱元璋颁诏，正式废除相制，“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事皆朝廷总之。”以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内阁制；内阁除照旨票拟外，有建议权，无决策权，一切决策皆出中旨。此为亘古以来之所无。（二）夺军权于将领。“征伐则命将充总兵官，调卫所军领之，既旋则将上所佩印，官军各回卫所。”所有军队直属皇帝，一兵一卒只有皇帝可以调动；将领与部队脱钩，接受军事任务后才派至所部行使临时指挥权，战事毕，将领交还绶印、部队各回卫所。这是对唐宋经验的继承和发展，唐宋两朝，军权收归中央，“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阃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文职重臣外出领军，为全权性质，可直接带兵，亦即文臣临时变身将军，故曰“文武参用”。而明代进一步设计出文武“截然不相出入”的兵制：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涖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涖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叛。（三）册封亲王，屏藩帝室。夺政权于丞相、夺军权于将领，一切军政大权皆归皇帝，这过于集中的权力势必伴随管理上的难题，而朱元璋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血亲诸王充当中间环节，“上卫国家，下安生民”，在他看来只要权力不落在朱姓之外就靠得住。因此，他准许诸王有自己的武装，甚至，“如本国是要塞之地，遇有警急，其守镇兵、护卫兵并从王调遣。”朱元璋认为，绝对的帝权加上有力的藩屏，可为皇图永固的基础。（四）恐怖统治。密探横行、鹰犬遍布，是极权政治的典型症候。朱元璋首创一种特务机关——锦衣卫，《明史》评其曰“不丽于法”。在法律的框架内，明代司法机构本来已经完备：刑部掌天下刑名，为最高司法机关；都察院负责纠查弹劾官吏；大理寺主管冤错案的平反——以上所谓“三法司”之外，再加上通政司，接纳四方陈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然而，出于极权政治需要，朱元璋另外设立了凌驾于法律之外、纯粹听命于皇帝并由皇帝本人掌握的特务组织锦衣卫。这是由皇家豢养的鹰犬，专事刺探、侦缉、告密，并且可以绕开法律直接抓人、秘密刑讯直至将人处死。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发现锦衣卫“多非法凌虐”的弊端，有害于国家正常法制，命罢锦衣卫。但是，这种东西其实与极权政治与生俱来，是罢不掉的。所以到了篡权者朱棣手中，极权的渴望与恐惧愈益增长，乃父开创的恐怖统治思路也就更加发扬光大，不单锦衣卫被恢复，又从中分出北镇抚司，另新设由内监执掌的东厂；以后，成化朝再增西厂，正德朝再增内厂——于是，特务机关叠床架屋，逻卒刺事四方，专以酷虐钳中外，朝野相顾不自保，告密之风未尝息也，明代中国成了不折不扣的“警察国家”。曩往论明代政治体制，沿用“中央集权”术语，相当不确切。就其涵义，“中央集权”当与“地方分权”互为对应；中国从东周“礼崩乐坏”至战国“诸侯并立”，再至秦一统天下，灭六国而代以郡县制，这结局可以表为“中央集权”。嬴政自命“始皇帝”，意思就是帝权——一种新型权力——自他手上而得创始；它有别于周代的王权，取消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权力，而将“天下”完全纳入中央政权秩序。秦制，汉承继之，并加以完善。所以，自秦汉以来中国进入了帝权制，抑或中央集权制——这两个说法乃同一回事。然而，这种体制到朱元璋时代分明达到了一个新层次，如果仍用中央集权来表述，不仅不准确，简直也抹煞了历史颇具实质性的变异。只要我们仔细分辨，就应认识到对明帝国而言，更合适的字眼不是“中央集权”，而是“君主极权”；前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中央”，后者意味着“一切权力归君主”，显非可同日而语者。文字狱背后的心态自家卧榻之旁，岂容他人安睡？君主专忌，满脑子“权力斗争”，原是正常的心态和思维方式，不独朱元璋如此。虽然也许风格不同，不一定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式。比如宋太祖赵匡胤，就比较偏爱耍心眼儿、旁敲侧击的办法，众所周知他所上演的令手下大将石守信等“杯酒释兵权”的好戏，我还从邵雍之子邵伯温所撰《邵氏闻见录》读到如下故事：太祖即位，诸藩镇皆罢归，多居京师，待遇甚厚。一日从幸金明池，置酒舟中，道旧甚欢。帝指其坐曰：“此位有天命者得之。朕偶为人推戴至此，汝辈欲为者，朕当避席。”诸节度皆伏地汗下，不敢起。帝命近臣掖之，欢饮如初。这场面很生动，完全是赵匡胤一流的行事做派，朱元璋学不来。朱元璋擅长的是狠刻毒辣。然而，风格不同，手法各异，目的与动机却没有分别——都在于制权。仅就这一层而论，某种意义上，朱元璋再血腥、再不择手段，也都是权力这玩意的题中之旨。固然有人愿意打抱不平，说忠臣见戮如何有失公道，但换个角度想又大可不必；说到底在权力场混，就是一件你死我活的事，你要朱元璋讲“仁义道德”他怎么讲得了？历史上许多谋篡的事例摆在那里，许多由于“心慈手软”而败亡的事例也摆在那里，权力之争、权力之防的本质就是《红楼梦》那句话，“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怎么讲“仁义道德”呢？因此朱元璋绞灭元宿勋臣，手法凶狠了些，但对专制统治而言，又算不上什么新东西。他的暴政，真正富有“个人特色”的，其实在文字狱方面。文字狱当然亦属古已有之，孔子做鲁国司寇时诛少正卯，汉武帝为李陵事腐司马迁，嵇康以“每非汤武，而薄周孔”罪名被司马氏集团所杀，都是有名的例子，历代朝臣因言获罪、被贬被谪更屡见不鲜。那么，为什么还说文字狱是有朱元璋特色的暴政？第一，明初文字狱之惨烈，之集中，前所未见。过去虽然也有文字狱，但从来没有哪个皇帝像朱元璋这样频频兴起，三天两头就搞一次，简直像是着了迷似的。第二，以往文字狱虽然同属以言获罪，但都有重大思想、政见分歧为由头为背景，而借专政压平之；到了朱元璋这儿，相当多的文字狱，竟然谈不上任何思想、政见的分歧，纯粹变成了一种捕风捉影的文字游戏，只因秉政者对某句话乃至某个字眼生出异想天开的想象与猜忌，就丧心病狂地施以杀戮。前面说到朱元璋的成功处，是较诸元末乱世诸豪强他能礼贤下士，吸纳和信用读书人，比较好地解决了知识分子问题。这是他英明处，到底他是一个识大体的人，知道知识分子不用不行，不用不能成大事。然而，这仅是他同知识分子关系的一个侧面，而完整地看，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是：一方面为我所用，另一方面深为防范，甚至怀有天生的疑惧。这就又说到他作为皇帝的那个特殊性：泥腿子皇帝。由赤贫一跃登上大宝，贵之已极，但社会身份和地位的这种天翻地覆，并未将先前低微的文化身份和地位同时抹去。他虽一直很努力，恶补文化，从目不识丁到能写能读，已相当不易，不过与幼读诗书的知识分子比，他对文化的掌握仅属皮毛，“门外汉”的感觉大约是难免的。他对打仗很在行，对权力斗争也很在行，这两方面他有充分自信，且不惧任何人；可一旦遇到文化、语言一类事，他就发怵，觉得里面道道太多，曲里拐弯，稍不留神就会中招儿。事实上，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曾吃过不少亏，有的还近乎耻辱——其中自有故事。焦竑《玉堂丛语》载：国初，郊祝文有“予”、“我”字，上怒，将罪作者。桂彦良进曰：“汤祀天曰：‘予小子履武’；祭天曰：‘我将我飨’。儒生泥古不通，烦上谴呵。”众得释。同一事，《明史》亦有记载：七年冬至，词臣撰南郊祝文用“予”、“我”字。帝以为不敬。彦良曰：“成汤祭上帝曰‘予小子履’；武王祀文王之诗曰‘我将我享’。古有此言。”帝色霁曰：“正字（桂彦良的官职是太子正字）言是也。”那时，每岁都要专门日子里在圜丘举行祭天地大典，其间有祝文，而这种文字是由文臣负责起草，因为祭典的主角是皇帝，祝文自然要依皇帝的口吻来写。结果朱元璋发现，祝文里面居然有“予”、“我”这样的称呼，而不用皇帝自称时专用的“朕”，这岂非大不敬？于是大怒，就要降罪祝文起草人。这时，他的文字秘书桂彦良赶紧过来悄悄解释：作者这么写，系用古典……原来，朱元璋这个大老粗，丝毫不知皇帝称“朕”，迟至秦始皇时代才发明，而最早在汤武时代，古王也是以“予”“我”自称的。他白白闹了笑话，却又发作不得，一定很窝囊，好在贴身秘书及时提醒、遮掩，总算没有当众露怯。另一件事则更令他蒙羞。黄溥《闲中今古录》载，洪武初年，朱元璋决定以后政策向知识分子倾斜，并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这自是高明之见，但却引起那些跟他打天下的武人的不满：诸勋臣不平，上语以故曰：“世乱则用武，世治则用文。”诸勋进曰：“此固然，但此辈善讥讪，初不自觉。且如张九四原礼文儒，及请其名，则曰士诚。”上曰：“此名甚美。”答曰：“孟子有‘士诚小人也’句，彼安知之?”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这回，他当着别人面，结结实实地出了一个大洋相。内中，“张九四”即张士诚，当年朱元璋的死对头。此人出身我们前面说过，也是起于底层的鄙夫，原来连个大名儿都没有，发迹后专门请文化人替他新起的，而改叫“张士诚”。眼下，那位进谗者吃准了朱皇帝文化素养有限，料定他不知道《孟子》里有“士，诚小人也”这么一句，故意下了一个套。朱元璋果然冒冒失失脱口赞道“此名甚美”，结果对方早等着呢，将这名字出处和盘托出，还加上一句“彼安知之”。这个“彼”明里指张士诚，暗中讽刺的岂不正是朱元璋？朱元璋这个跟头栽得可不轻，他原来在文化上就自卑，此刻本来以为简简单单的“士诚”两字，无甚费解处，不料却寄寓了这样一个典故，而且里面包含了那样“险恶”的用心。自己一头撞上去，热脸贴了个冷屁股。这番羞辱非同小可，足令他记一辈子——看来，读书人肚里弯弯绕确实多，一字一句都可能包藏蛇蝎心肠——所以黄溥叙罢此事，归纳道：“上由是览天下所进表笺，而祸起矣。”这段情节虽只见于稗史笔记，但我倒觉得和人物、历史都特别丝丝入扣。首先，那件事出在别人身上也就罢了，出在张士诚身上，尤易使朱元璋有“物伤其类”之感，他们虽是对头，可一旦摆到文化人面前，却一样是苦出身，一样会因肚皮里没墨水儿而随便受人戏耍——这一定是他最强烈的感受。其次，这件事绝就绝在它的方式上，文化人靠什么暗算了张士诚呢？语言和文字。透过此事，朱元璋明明白白认识到，千百年来由一代代文化人共同打造的话语体系，是一座隐喻和象征的迷宫。你看，孟子那句话，可以句读为“士，诚小人也”，但稍改变一下，却被句读成“士诚，小人也”，来达到他们损人牙眼的目的。可见语言和文字，确是一柄杀人而不见血的刀！这故事的可靠，在于朱元璋一生屡兴文字狱，一多半建立在咬文嚼字、胡乱猜谜的基础上，都是抠字眼抠出来的文祸。他变得对文字高度警觉，疑神疑鬼，以致到神经质的地步。《朝野异闻录》载：当时以嫌疑见法者，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为海门卫作《谢增俸表》，以表内有“作则垂宪”句诛。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作《长寿表》，以表内有“垂子孙而作则”句诛。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按察使作《贺冬表》，以表内有“仪则天下”句诛。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按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建中作则”句诛。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睿性生知”句诛。澧州学正孟清为本府作《贺冬表》，以表内有“圣德作则”句诛。陈州府学训导周冕为本州作《万寿表》，以表内有“寿域千秋”句诛。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作《谢赐马表》，以表内有“遥瞻帝扉”句诛。祥符县教谕贾翥为本县作《正旦贺表》，以表内有“取法象魏”句诛。台州训导林云为本府作《谢东官赐宴笺》，以笺内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诛。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作《贺立太孙表》，以表内有“永绍亿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门”句诛。盖以“则”音嫌于“贼”也,“生知”嫌于“僧智”也,“帝扉”嫌于“帝非”也，“法坤”嫌于“发髡”也，“有道”嫌于“有盗”也,“式君父”嫌于“弑君父”也，“藻饰太平”嫌于“早失太平”也。几个未作解释的，我们依朱元璋的心理去揣测：“寿域”是否有嫌于“兽欲”？“取法”是否有嫌于“去发”？总之，不出此类意思。《闲中古今录》亦载：杭州教授徐一夔撰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薙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这些都毫无道理，就像当今市俗之辈以“四”意会“死”、以“八”意会“发”一样，其实正好暴露了朱元璋无知少文的素质。不巧的是，这样一个人恰好是皇帝，就活该当时的读书人倒霉。读书人墨水儿喝得多，就喜欢“转词儿”；平常“转词儿”是雅事，这个节骨眼儿上偏偏就转出大祸来。而且什么时候得罪，预先根本无法料知，因为那位特定的读者，完全非理性，天晓得他脑子里对一个语词会生出何种联想！应该说，朱元璋在教育子孙时，并不讳言自己出身穷苦、早年生活窘迫这些事实，某种程度上甚至流露出一种自豪。但以上文人所犯之忌，恰恰又全是由于朱元璋认为他们在影射他的过去。这似乎是很矛盾的现象。换言之，那些往事，他自己说得，别人说不得；由他自己道来是一种滋味，而经文化人道来就是另一种滋味。看来，最终还要归结到他在文化上的自卑心理，这心理转而导致他对知识分子怀有根深蒂固的猜忌，觉得这类人总是居心叵测，话里有话，专门借语言占便宜、使绊子。抽象地说，朱元璋实际上患了语言恐惧症。人就是如此被生活不可抗拒地书写。尽管他现在君临天下、广有四海、统驭万民，但生活经历还是把他某一方面的自我感受定格在从前，使他到死在这个方面都高大不起来，而永远卑微。他的每一次文字狱，他每一次疑神疑鬼，都在诉说着这可怜而弱小的自我。虽然专制乃极权与生俱来和普遍之禀赋，而透过朱元璋，我们却进一步发现，如果这制度的意志由一个文化身份低微者来掌握，那么，它反理性的特质甚至可以越过政治、思想、伦理这些显性的一般社会内容，而直抵隐喻的世界；亦即，不光人们明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将被限制，即便抽象的精神趣味，比如对语言的修辞、使用和选择怎样的字眼这类最低限度的个体精神自由，亦在干涉之列——它们必须适合独裁者的知识水平和理解能力，一旦跨出这限度，后者就毫不犹豫地用暴力加以制止。顺此逻辑，朱元璋的猜忌对象“合理”地从表笺一类公文扩散到文学创作，从个别字词的“不敬语”扩散到一篇诗文的主题与立意，从修辞的技巧层面扩散到作者的思想倾向和意识形态。《国初事迹》载：佥事陈养浩作诗云：“城南有嫠妇（寡妇），夜夜哭征夫。”太祖知之，以其伤时。取到湖广，投之于水。旷夫怨妇，历来的传统主题，不知被诗人吟咏了多少年，这个陈养浩无非蹈故袭常，居然被扔到水里淹死。有两个和尚，一个叫守仁，一个叫德祥，喜欢作诗，也惹祸上身：一初（守仁的表字）题翡翠（这里是鸟名）云：“见说炎州进翠衣，网罗一日遍东西。羽毛亦足为身累，那得秋林好处栖。”止庵（德祥的表字）有夏日西园诗：“新筑西园小草堂，热时无处可乘凉。池塘六月由来浅，林木三年未得长。欲净身心频扫地，爱开窗户不烧香。晚风只有溪南柳，又畏蝉声闹夕阳。”皆为太祖见之，谓守仁曰：“汝不欲仕我，谓我法网密耶?”谓德祥曰：“汝诗热时无处乘凉，以我刑法太严耶?又谓六月由浅，三年未长，谓我立国规模浅而不能兴礼乐耶？频扫地，不烧香，是言我恐人议而肆杀，却不肯为善耶?”皆罪之而不善终。其实稍解诗趣的人都看得出，守仁诗是要说一种禅意，德祥诗表达的却是对自己心性修行未纯的省思；经朱元璋一读，则全部读成政治。某寺庙壁间不知何人一时兴起，题诗其上，被朱元璋看到，竟将全寺僧人杀光：太祖私游一寺，见壁间有题布袋佛诗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藏。毕竟有收还有放，放宽些子也何妨！”因尽诛寺僧。布袋佛，即那位笑口常开、大肚能容天下事的弥勒佛，几乎每座中国佛庙都能见着他那令人忘忧舒朗的形象，深合中国人对于达观哲学的追求，但到朱元璋这里，也变成时政的讥刺。最奇的，是高僧来复的遭遇。这位江西和尚，应召入京建法会。其间朱元璋赐宴，来复也是多事，席间呈诗一首作为谢恩。诗云：“金盘苏合来殊域，玉碗醍醐出上方；稠迭滥承上天赐，自惭无德颂陶唐。”这诗不献还罢，一献，小命丢掉了：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这可真是冤哉冤哉！来复和尚明明拍马屁，说朱元璋赐以异国上天的美食玉液，款待自己这么一个“无德之人”，他只有倾心献上对圣明君上的歌颂之辞……这些意思，倘他不用诗的形式来说，断不会招祸，千不该万不该，不该酸溜溜地写成诗，那朱元璋已经习惯成自然，一见你来“雅”的，他就犯嘀咕——这狗娘养的大概又绕着弯儿骂我哩，“遂斩之”。有时，引用古诗，竟然也丢性命。洪武二十六年的状元张信，被朱元璋任命为皇家教师。教学内容自然包括习字。这天，张信从杜甫诗集中取四句，书成字帖，命学生临摹。老杜史称“诗圣”，他的句式历来认为最讲究、最精炼，也最工整，这四句是：舍下笋穿壁，庭中藤刺檐。地晴丝冉冉，江白草纤纤。对仗极工，意象独绝，兼得瘦劲与空灵之妙，诗家评为“语不接而意接”。张信对此诗的喜欢，一定是唯美的，但杜甫诗中往往有些“忧患”的滋味，这也是他所以被称“诗圣”（试体会与李白称“诗仙”的区别），此时，张信虽然疏忽了，朱元璋却足够敏感，一下嗅出杜诗中的苦难气息：太祖大怒曰：“堂堂天朝，何讥诮如此？”腰斩以徇经生（儒生）。张信并非唯一死于腰斩这酷刑之下的文人，还有一个受害者，名气远比他大，此人就是明初文坛“四杰”之一高启。《明史》记其事曰：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及归，居青丘，授书自给。知府魏观为移其家郡中，旦夕延见，甚欢。观以改修府治，获谴。帝见启所作《上梁文》，因发怒，腰斩于市，年三十有九。“观以改修府治，获谴”，指苏州知府魏观以原张士诚王宫旧址重建“市府大厦”，这行为本身就有引火烧身之意，很愚蠢，偏偏高启凑热闹写了一篇《上梁文》（盖房子上屋梁的祝文），内有“龙蟠虎踞”之语。这还了得？除了真命天子，什么人可称“龙蟠虎踞”？朱元璋大怒，断定魏观和高启“有异图”，置于“极典”——据说，高启所受腰斩还不是一斩了之，而是“被截为八段”。高启被杀的直接原因，好像是政治问题，其实不然。《明史》说得甚明：“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也。”换言之，对这个大诗人，朱皇帝早已心怀不满，但不知何故暂时隐忍未发。史家多认为，“有所讽刺”而令朱元璋“嗛之未发”的诗作，是高启的一首《题宫女图》。诗云：女奴扶醉踏苍苔，明月西园侍宴回。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此诗写了后宫某妃嫔的剪影，叙其被君王召去侍宴，宴毕由女仆扶醉而归，候至深夜、唯闻犬声的孤寂情怀。这类诗是所谓“宫怨诗”，唐以来不计其数，若论写得哀伤、凄绝的，较之为甚者比比皆是，如白居易、元稹、顾况等，却从不曾听说谁掉过一根汗毛。高启只能怪自己不幸生在朱元璋时代，竟因一首“老生常谈”式的宫怨诗，“触高帝（朱元璋）之怒，假手于魏守（魏观）之狱。”清人朱彝尊《静志居诗话》甚至考证说，《题宫女图》是讥讽元顺帝的，与明初宫掖毫不相干——倘如此，高启就简直“冤大发”了。被腰斩的诗人高启高启，明初诗人，“吴中四杰”之一。毛泽东曾手书其诗《梅花》，并称之“明朝最伟大的诗人”。孟子的民本思想，含有强烈的君主批判意识。朱元璋删其轻君言论，规定经过删节的《孟子》即《孟子节文》，才是科举考试的依据。高启之外，又有名叫张尚礼的监察御史，同样因宫怨诗得罪。跟《题宫女图》比，张尚礼这首诗写得颇有些“直奔主题”：庭院深深昼漏清，闭门春草共愁生。梦中正得君王宠，却被黄鹂叫一声。显然化用了金昌绪的《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只是情境更为露骨，尤其不能忽视的是，如此春情难捺的并非民间少妇，而是宫中某个寂寞的女人。据说，朱元璋读此诗后，深感这位作者“能摹图宫阃心事”，也就是说，写得实在太逼真了，就像钻到宫女心腹里去一般——对这种人，朱元璋做出的安排是：“下蚕室死。”所谓“蚕室”，宫刑、腐刑之别称；盖受宫刑者，创口极易感染中风，若要苟全一命，须在蚕室似的密处，百日不遇风，方能愈合。显然，张尚礼下了“蚕室”后，没能挺过去，伤口感染而死。“你不是操心宫女的性生活么？我就阉了你！”这，就是朱元璋给一位宫怨诗作者的答复。旧文人赋诗为文，无非是要么谈谈政治，要么谈谈风月，谈不成政治就谈风月——这宫怨诗，其实就是风月的一种，之所以代代不绝地延传着写下来，对于士子们来说并不是抱有“妇女解放”的宏大志向，甚至连给皇帝“添堵”的想法也没有，实在只是借此玩一点小感伤，扮一扮“怜香惜玉”态。这酸溜溜的小风雅、小情调、小卖弄，大家从来心知肚明，也从来没被看得太重。唯独到朱元璋这儿，作宫怨诗就会换来腰斩、割生殖器的恶果，搞得剑拔弩张，一点没有趣味和幽默感。这里，姑且不谈专制不专制，朱元璋的反应和处置方式，确实表明他是历来帝王中少有的一个对文人文化、文人传统一无所知的粗鄙之辈。像宫怨诗这种历史悠久的创作题材，早已失去任何现实意义，而只是文人的一种习惯性写作，一种自我陶醉而已。朱元璋对这种心态全然陌生，竟对本来近乎无病呻吟的东西认了真，动用国家机器，大刑伺候。双方文化心理上的错位，让人哭笑不得。估计明初的文人雅士们惊愕之余，还不免一头雾水：政治固然可以不谈，但怎么风月也谈不得了呢？一直说到这儿，我发现大兴文字狱的朱元璋与历史上其他钳制言论、烧书罪文的专制暴君，有一个本质不同：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着推行自己的思想权威，让读书人都遵循“朱元璋主义”来思考和说话。在思想和意识形态方面，他毫无建树，完全仰仗儒家政治伦理。他之所以杀那么多人，跟许多推行文化专制的统治者意在搞他自己的“一言堂”，还是有所不同。朱的滥杀，主要出于自卑。表面上，他杀人，他是强者；潜入深层看，倒是他处于弱势。这弱势的实质是，由于特殊出身他尽管做了皇帝，却完全不掌握话语权——他没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所做的那个“皇帝”，是由儒家意识形态来定义的，可对这套话语他恰恰全然陌生，解释权握在士大夫手中。他们有一整套的语汇、语法、暗语、转义、借典、反讽、潜喻、异趣……不一而足；他们运用自如，如鱼得水。而朱元璋倒很可怜，稍不留意即碰一鼻子灰，时常对不上话、接不上碴儿。他恼怒、羞愤、着急，怎么办？杀人。这是他唯一可以保持强者姿态、摆平自己的方式，就像一条狗，叫得越凶、情态越躁，越表明它陷于恐惧之中。我们不妨比较一下朱元璋和曹操，这两个人都以多疑滥杀著称，但显然地，曹操的多疑来自于自负才高、“宁我负天下人，不教天下人负我”的强悍，朱元璋的多疑却来自于自己的文化弱势地位，随时在担心被文化人戏耍和瞒辱；所以，为曹操所杀者，俱为性情狷介、恃才傲物之名士，而朱元璋所杀文人，死得都有些莫名其妙——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小心翼翼的士吏，例如那些撰写表笺的地方府学教官们。不过，有一件事情，朱元璋却真正是在不折不扣地搞文化专制主义。这件事情的进攻目标和打击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孔孟之道”的另一半、高居儒家“亚圣”的孟子。朱元璋恨孟子，大有道理——但这倒不是当年孟子那句“士，诚小人也”，曾让他出过大洋相。孟子是为暴君发明“独夫民贼”这种称呼的人，他也第一个将人民视为国家主体——民贵君轻，君主被放到次要位置。他这样评论人民推翻大暴君商纣王这件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说，我只听说过人民起来诛灭了一个名叫纣的独夫，从来不知道有什么弑君的事情。谋逆杀死君主曰“弑”，“弑君”一词本身就明确包括道德犯罪的指责，但孟子在纣王灭亡这件事上，根本不承认这个词。他认为汤放桀、武王伐纣这类事都是诛独夫不是弑君，可以作为正义而永远加以效仿。他还讲到，正直的政治家事君无非两点：“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如果君主有重大的劣迹，一定要加以批评纠正，反复多次他不接受，就让他下台；如果君主只有一般的劣迹，也一定要加以批评纠正，反复多次他不接受，大臣就应该辞职离开他。朱元璋是什么人呢？我们对他，虽不简单地称为暴君，但他却是把君权推到无以复加的极致的人，本来就独尊独大的中国式君主霸权（试比较一下欧洲古代君权，就能看出中国古代君权是多么彻底；在欧洲，且不说还有教权与君权分庭抗礼，即便贵族骑士阶层也能在君权之下保持某种荣誉上的独立性），在他手中发展到垄断一切的最高阶段。这样一个人，与孟子的政治学说可以说是天生对立的。反过来看，孟子力倡反对“独夫”，不也正戳在朱元璋的痛处么？以孟子“民贵君轻”的观点论，他千百年来居然被专制君主们尊为圣人，里头实有大虚伪。在专制君主那里，他理该是不受欢迎的人，他的思想理该是不受欢迎的思想。李兆忠先生在《暧昧的日本人》里说，日本虽然学习中国文化和儒家思想，对孟子却坚决排斥，因为孟子对君主轻视与不敬。其实，这才是正常的。而中国的君主们，虽然一定很讨厌孟子，却还是假惺惺地赞美他的思想。至少在这一点上，朱元璋比较坦诚，不那么虚伪。他是唯一不加掩饰、大大方方将对孟子的嫌恶表达出来的皇帝。全祖望《鲒埼亭集》载：上读《孟子》，怪其对君不逊，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时将丁祭（每年的仲春和仲秋上旬之丁日，各有一次祭孔，称为“丁祭”），遂命罢配享（旧以孔子门徒及其他儒家先哲附属于孔子者一并受祭，称“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复之。朱元璋话意甚明：倘这孟老儿活在当今，一条老命就算交待了！也许，腰斩都不足以释恨，非将其凌迟抽肠不可！恼恨之下，又无人可杀，只好以将孟子牌位从孔庙撤掉作为惩罚。但那些儒生马上使了个坏，第二天就上报说文星黯淡、天象异常；他们知道，当皇帝的都迷信天命，敢得罪孟子，却不敢得罪上天——这是当年董仲舒成功灌输给他们的一种思想，天道合一，“天不变，道亦不变”，天有变就说明道失常，皇帝最为害怕了。朱元璋一听天象异常，自己也就疑神疑鬼：“莫非因为孟老儿的缘故？”只好重新恢复了孟子牌位。想杀人，人早死了，没得杀；撤牌位，上天又不乐意，给你来个星光惨淡。朱元璋的这个文字狱，搞得最不爽。但他自不肯善罢甘休。怎么办？还有个办法，说起来是老套子了：删书！对他实行书报检查！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正式把这任务交给翰林学士刘三吾。经检查认定，《孟子》存在“谬论”的凡八十五段，这些统统删去，几占全书三分之一。这大抵是另一种酷刑——思想的腰斩。斩不了孟子其人，就斩他的言论著述。腰斩对象，包括：不得说君主不仁义、不得说统治者奢欲贪享、不得说批评穷征暴敛、不得反战、不得说暴君可诛、不得说民贵君轻、不得说人民有权温饱“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刘三吾奉旨删孟，编成《孟子节文》；同时，又奉旨作《〈孟子节文〉题辞》一文，其中，除了“批孟”，尤其值得注意宣布了这样一条决定：自今八十五条之内，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壹以圣贤中正之学为本。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自即日起，所删《孟子》八十五条，从国家教科书中驱除，不得作为教学内容，亦不得作为考试内容；这二项的取舍，一律以所自封为“圣贤中正之学”的版本——亦即《孟子节文》为本。这是厉害的一招，“挖根”的一招，远胜于将某某书禁毁了事的一般做法。身为六百年前的皇帝，这样透彻理解了教育的意义，用控制教科书的办法来达到禁止某种思想的传播的目的，见识真的很高明。一旦把教科书管起来，让读书求学的人打小了解的孟子就是经过教科书规范过的孟子，而且代复一代皆如此，则“天下人尽入吾彀中矣”。再者，读书是为什么？做官。怎样才能做官？通过科举考试。那好，我就规定考试内容和范围，必须以《孟子节文》为准，解题、说理也必须循《孟子节文》所暗含的有关孟子言论的认识导向；无形之中，久而久之，本来的孟子、完整的孟子、真实的孟子，自然被人淡忘……这就叫思想的愚弄、精神的壅闭，它岂不比简单禁绝一本书来得深刻？尽管朱元璋是大老粗，但对于收拾文化人却有独到之处，他挥舞着“雌雄双剑”，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把知识分子驯得服服帖帖。尤其是“八股文”，抠住了读书人的命门。因为命题只限于“四书五经”（当然都经过《孟子节文》式的处理），舍此以外读书再多都没用，所以知识分子的思想就被死死地限制在这个令人放心的黑屋子里面。他的这些创造，让取代明朝的清人佩服得五体投地。后者以“外夷”入主中原，更需要思想的禁锢和麻木，所以对朱元璋的两大法宝照单全收，一手“文字狱”，一手“八股取士”，以致到所谓“康乾盛世”，活泼、自由的思想杳无踪迹，书生学人一头扎在考据、章句、版本、目录之学中。龚自珍有《病梅馆记》，内云：“有以文人画士孤癖之隐明告鬻梅者，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以求重价：而江浙之梅皆病。文人画士之祸之烈至此哉！”堪称专制主义下病态人文精神的绝肖写照，那所谓“文人画士孤癖之隐”，就是朱元璋一类极权君主的“孤癖之隐”，他们用这样的“孤癖之隐”斫修雕琢知识分子，使他们丧失生气、成为病梅，且以此为“美”。“独夫”与“民贼”乍看起来，朱元璋打造的君主极权，铁桶一般，百密无一疏；他自己亦感得意，死前二年颁布《祖训条章》，自云“即位以来，劳神焦思，定制立法……开导后世”，“日夜精思，立法垂后”，所创制度“永为不刊之典”，子孙要“世世守之”，“后世敢有言改更祖法者，即以奸臣论无赦。”人到晚年，总想给自己说些盖棺论定的话，特别是那些自以为很伟大的人物，他们临死前，通常会设法让人们记住自己这一辈子干过哪些大事、建立了什么伟业。看来，对朱元璋来说，他最想让人们记住的，就是“立法垂后”；他觉得在这个方面他不仅付出最多心血、下了最大工夫，而且干得相当完美；他甚至对自己的成就产生某种迷信，以为有如此完备的体制在，就算后代无能，也可以轻轻松松当皇帝（“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果真如此么？独裁者总是自信——不，过度自信——以至于虚妄。就在朱元璋自信之中，危机已经潜生，而他浑然不觉。最深的危机，竟来自他自身的两重性。暴君和仁主，一身而二任。既向往仁爱，又加倍以暴政维护其极权。这是他作为皇帝的独特处。很奇怪的，他一面扮演着血腥的、对酷刑着迷的屠夫，一面却延请纯正的儒师，把皇位继承者培养成仁柔之人。阅其史料，对此矛盾每感格格不入、无所适从。他自己也疑团满腹。当意识到太子朱标性格过于慈善，他曾试图拗矫。有一次，专门叫人将满载尸骨的大车拉到朱标面前，故意刺激他。洪武十三年，儒学大师、身为太子傅的宋濂得罪，朱元璋逮宋濂二子下狱，复传旨御史，准备把宋濂杀头抄家。朱标闻讯，赶到御前泣谏：“臣愚戆无他师，幸陛下哀矜裁其死。”朱元璋怒斥道：“俟汝为天子而宥之！”朱标悲绝无门，竟投金水河自杀，幸被救起。朱元璋听说，哭笑不得地骂道：“痴儿子，我杀人，何与汝也！”朱标其实是朱元璋内心矛盾的镜子。是他把朱标教育成这样，这种教育不光见于朱标，也在太孙朱允炆身上延续。朱标于洪武二十五年病故，后来朱元璋死时，继承皇位的是朱允炆。朱元璋遗诏宣布这个决定时，特意提到继任人有“仁明孝友”的品质。确实，朱允炆的仁厚比朱标似更胜一筹。父亲死后，三个弟弟尚年幼，朱允炆悉心关爱，日则同食，夜则同眠。朱元璋看了，既感动又欣慰。洪武二十九年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后，朱元璋即让其“省决奏章”，锻炼考察他的执政能力。年轻的皇太孙立刻显示出与祖父的区别，“于刑狱多所减省……尝请于太祖，遍考礼经，参之历朝刑法，改定洪武《律》畸重者七十三条，天下莫不颂德焉。”《明史》评价朱允炆“天资仁厚”、“亲贤好学”，说他当皇帝短短四年中的施政“皆惠民之大者”。似乎，朱元璋以自己，以及对朱标、朱允炆的教育，做着实验，欲证明极权与贤君结合是可能的。他一手打造着可以放手为恶的体制，一手却把太子、太孙培养成仁柔之君，还指望他们驾驭得了这体制，真是异想天开。极权固有之恶，不但无法与贤君兼容，假如有什么贤君，也必为极权之恶所吞噬，几年后，暴虐鸷狠颇得朱元璋衣钵的朱棣，起兵夺权，轻松胜出，情理两然。极权天然是为这种人物预备的。在通往极权的道路上，朱元璋大开杀戒，无论同起草莽、忠心耿耿的元勋，还是计定乾坤、辅国佐君的良臣，或者能征惯战、勇冠三军的宿将，一一被他除尽。等到建文帝——他的仁柔太孙继承大统时，除了一张高高置于金銮殿上的龙床，朱允炆身边竟无英才，要么是方孝孺那样刚正有余、韬略不足的正人君子，要么是李景隆那样的纨绔子弟。当朱棣听到李景隆被任命为大将军，统兵五十万杀来时，哈哈大笑，说出如下一番评语：“（李景隆）智疏而谋寡，色厉而中馁，骄矜而少威，忌剋而自用。未尝习兵，不见大战。”朱允炆的前敌总司令居然“未尝习兵”！那么，熟知军机的人哪儿去了？都被杀光了！设若蓝玉还在，朱棣还能笑得出来么？可怜朱允炆从小被当做一个贤君培养，一肚皮墨水儿和圣人之道；而在他的对面，那个燕王叔父，反而因为被委以“屏藩帝室”的重任、长年戍边练兵，是个娴于兵马的沙场老手。朱元璋机关算尽，唯独没有算到祸起萧墙之内，借以羽翼皇室的保护网，末了恰恰向他钦定的皇位继承人收紧、收紧，将其扼死其中……倘若身后有知，朱元璋在孝陵地宫里注视这一切，大概会反省：不该遵循圣王之道来培养朱允炆；不该把以“极权”为内蕴的皇位交给太孙，却又让他仁义为君。朱元璋的深刻矛盾，并不难解释。确切说，这不是他的矛盾，是中国历史的矛盾。春秋战国五百年大转型，中国生成了两种东西：儒者和皇帝。它们一道主导了以后两千年历史。这二者关系颇为微妙，有相结相伴、相倚相重的一面，又有制约、抗衡和批判的另一面。“君父”观念，是前者的表现；“君轻民贵”，是后者的表现。而在朱元璋身上，两者各领一军，展开争夺。有时，他是独大的君王，有时是儒者教益的领受者。他以“君父”意识死死看护权力，但对如何运用权力却愿意接受儒者路线。这既是他自我的斗争，也是中国历史的斗争。我们经常笼而统之地说“独夫民贼”，多数情况下没有例外，因为极权无远弗届的作恶空间，令各位“独夫”很难拒绝成为“民贼”的诱惑。但例外可以有。在朱元璋身上，我们就看到“独夫”和“民贼”的角色相分离的情形。这个明朝缔造者，以冷血和严重的暴力，把自己形象推向极度的黑暗。一提起他，人们油然想到“暴君”，他的名字也与嗜杀、酷刑、狠毒、野蛮紧紧绑在一起。就此言，他是极权体制推出的标准“独夫”。然而，如果我们习惯性地以“独夫民贼”相称，却发现有一半对不上号——他无疑是“独夫”，却并非“民贼”。这很少见，我们由此也格外注意起他的独特性。他非但不是“民贼”，毋宁还相反。从大的方面，我们可谈三点：一、他是民族解放者，终结了中国第一次整体亡国的屈辱历史。他不单单办了这样的事情，更是第一个明确表达民族解放意识的国家领袖。他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六百年后，这口号仅以一字之差，算是原封不动用于辛亥革命。他将元大都命名、改称“北平”，以此字眼，重新定义这城市，使它在历史上新生；以后，该城历史便在“北平”、“北京”（朱棣首创）名称之间交替。二、如果“恢复中华”的伟业，使他有理由被视为国家英雄和历史英雄，那么更令人为之起敬的，则是他并不以此而骄狂、而膨胀。南面为君之后，秉持善待人民、体恤民生的诚意，以惜民之心和务实态度决定内外大计，不矜躁、不折腾、不胡来。于国于民，真正“息事宁人”。终其在位三十一年，天下无扰，四海晏然。三、他做皇帝，谨终慎始、敬事不暇，无半日之闲，而待己甚苛，自奉极俭。他投向自己“皇帝”身份的目光，非常职业，和真正的手艺人一样一丝不苟地对待手中的活计，从无被巨大权力诱往放纵和享乐方向的迹象。我们憎其刻狠，但在品质方面，实在挑出不他的毛病。“无优伶瞽近之狎，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有几个皇帝敢这么说？在他手下，未出现一个奸佞，贪黩绝迹。日后明朝最大顽症——阉祸也无踪无影，此辈洪武间个个循规蹈矩。故而，论到他的自律，真是史所罕见。而如此高度的自律性，非心中有其敬诚、热情、理想和使命感，必不能至。要不是内秉坚孤、黾勉自持，他想懈怠，别人既约束不了，也帮不到他。在本可恣其所欲的条件下，将不玩不怠，贯穿始终，只能归之于超强的人格与信念。作为“独夫”的朱元璋，世人皆知；而他并非“民贼”这一点，则很少被谈到。为此，本文结束前特地突出这一点。这不光涉及对他的完整认识，也因其中情形很有思考的意义。他是春秋战国以来中国历史一对基本矛盾相争夺的产物。他是这种历史特别直观的表现者。最终，他给了这样的启示：个人自律，根本无法克服制度之恶。从个体看，独夫未必民贼。然而，独夫开创的政体，或造就着独夫的政体，到底还是要祸害人民。朱元璋虽使“独夫”与“民贼”在自己身上分离，但很明显地，在他之后，明代诸帝几乎无一不是“独夫”加“民贼”。原因太简单了：绝对的权力，必然邪恶。古往今来，哪有例外？伪君子他给自己搭的牌坊巍峨壮丽，高耸入云。倘并不了解此人一生所为，只读史书所记述的他的言论，你简直会相信这是上下五千年屈指可数的贤君之一，那样忧民爱民，那样敬仰天命，那样理性澄明，那样好德乐道。危机，并非巧合专制政体第一脆弱处，是权力继承环节。此环节尤在作为政权创立者的第一代君主死亡以后，与作为继承人的第二代君主确立之间，普遍演变为严重危机。稽诸历史，自极权体制以来，中国所有大朝代无一例外在这时发生剧烈动荡。帝权体制始作俑者秦，公元前210年，始皇帝死于巡幸途中，丞相李斯相信如果太子扶苏继位，将对己大不利，乃与宦官赵高合谋，伪造遗诏，杀扶苏及大将蒙恬，拥立嬴政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第二个大朝代汉，同样在此关头出事；高祖刘邦死，新君惠帝即为吕后所挟，七年后惠帝抑郁死，吕氏径直临朝。第三个大朝代唐，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未等父皇晏驾，先下手为强，杀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李渊交出皇位、做太上皇。第四个大朝代宋，太祖赵匡胤壮年猝死，时年五十，传位其弟赵匡义，是为太宗。这件事很奇怪，因为中国王位继承制在商代逐步由父传子、兄传弟并举过渡到父传子制以后，基本原则一直是父死子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如果无子，则兄终弟及——而赵匡胤共有四子，除长子、三子早亡，次子赵德昭、四子赵德芳均健在，皇位不传子而由弟继，大悖礼法，此事遂成千古之谜。被控制的官史竭力掩饰真相，并构造“金匮之盟”的故事，给赵匡义继位提供合法性，稗史却普遍怀疑赵匡胤死于谋篡，最无争议的事实则是，赵匡义得位后，并未践“金匮”之约，而由其子孙继位，直至北宋亡。末路皇朝清代，稍有差异。第一个正式在紫禁城当皇帝的顺治死后，第二任皇帝康煕顺利接班，没有出事。不过与历代开国皇帝比，顺治的情况非常特殊，他既非朝代创立者（为满人打下天下的皇太极死于明朝灭亡的前一年1643年），且登极时年仅八岁，在位头七年，由孝庄太后监朝、多尔衮摄政，亲政不过十年便死去，像是匆匆过客。实际上，在清朝第二任君主康煕的身上，才找到历来开国皇帝的气象与感觉。如注重实质而不拘泥数字的话，那么应该说康煕才是清代政治真正的奠基人。一旦以康煕为界，我们发现则危机复至，前述规律再次起作用——康煕死前对此似已深有预感，他有子三十五人，长大成人者二十人，接班人问题是他一生唯一焦头烂额却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储位两度废立，竟不了而了之。最终，皇四子胤禛在混乱和疑云中取得继承权，随后兄弟相残、血雨腥风，雍正以后又走上了正轨，乾隆、嘉庆、道光、同治……从此顺顺当当起来。五大皇朝无一例外都在这节骨眼儿上出事，当然不是什么巧合。朝代更迭之际，巨大的君权还来不及找到稳定的运行方式，第一代君主的过世往往意味着可怕的权力真空，不管死去的君主看上去是否曾经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事实上各种潜伏的势力早已悄悄等候着他一命呜呼的时刻的到来，以便随时把垂落的权杖抓在自己手中。令帝权很难避免这种规律性动荡的，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王朝虽已更迭，但尘埃远未落定，在推翻旧王朝和建立新王朝过程中积聚的各种能量没有完全释放开，诸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必在第一任君主身后有所解决。第二，尘埃落定之前，野心家、阴谋家最为高产，抢班夺权意愿最为强烈，以此为背景，极易滋生阴谋集团，向立足未稳的秩序发起有力挑战，而当格局既定之后即便有这类人物，却往往孤掌难鸣，不能成其事。第三，极权体制自身有种种致命病症，尤其是权力高度集中而隐含的绝对排他性，致使政治游戏参与者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攫取这样的权力就可决定别人命运，反之则被别人所决定，屈抑一方为此不惜铤而走险，放手一搏。公元1398年，明朝立国者朱元璋死。历史规律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危机如期而至，并以壮阔、宏伟的方式加以演绎，成为历史上所有此类危机中一个完美、淋漓尽致的范例。殷红的血虽然自秦起，帝权是同一性质，但朝代之建立，则各有不同。秦帝国的诞生是列国长期争霸、强者胜出的结果。晋、隋、唐、宋属于另一种模式，由旧政权内部的大贵族、军阀等强力人物，以政变或反叛方式夺得权力。元、清帝国则是外部强大军事入侵致使中原汉族政权解体（“亡国”），而形成的异族统治。除此以外，只有汉、明两朝是经过农民起义的长期战争亦即由“匹夫起事”造就的国家。汉、明这种政权有两大鲜明特征：第一，“起事”之前没有一个明确的权力认同，新政权完全是赤手空拳打下来，无人先窃威柄，其领袖人物的地位是在“起事”过程中逐渐地历史地形成的，不像其余各代统治集团内部领导权归属早已确定——比如，秦始皇灭六国是商鞅变法后六十年间秦国强大的结果，晋皇族司马氏早自曹魏时期的司马懿起已形成威权，隋文帝灭周前已在朝中总揽大权、成为实际的统治者，唐高祖、宋太祖都是军阀，早就自成一统，推翻旧朝不过是水到渠成之事，而分别灭宋灭明的元清两朝，更是以完整、独立的异族政权取代中原汉族政权。第二，汉、明两代天下未定之际，群雄并起，英才辈出，“起事”者共同组成一个豪强集团，虽然内部有主从之分（后来演变为君臣关系），但并不是集团领袖一人独享威望，相反，许多成员都兼有英雄般声誉、重大功勋、军事实力以及政治资本，所谓“功高震主”者大有人在；具体地说，无论刘邦还是朱元璋，他们一方面固然是那个豪强集团的领袖，另一方面，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不过是集团之一员，他们与集团其他成员的关系微妙地介乎主/从、兄/弟之间，这种“君臣＋伙伴”的关系，对于领袖的绝对权威始终构成潜在的挑战意味。不单刘邦集团和朱元璋集团，我们在历史上另外两个类似的却功败垂成的集团——李自成集团和洪秀全集团中，同样发现上述特征。并且，李、洪集团最后的覆灭，根本正是这两大特征发作所致。以汉、明模式建立起来的政权，打天下的任务一旦结束，马上都面临豪强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即如何使权力集中并将它真正巩固起来。首先必须渡过这个危机，才谈得上其他，否则就会迅速崩溃。所以我们看到，唯有汉、明两代初期发生了大肆杀灭功臣的情形，别的朝代却不必如此。刘邦用几年时间，一一除去韩信、彭越、英布等强大的异姓王，韩信死前说出了那段名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朱元璋做得还要高明些，像外科手术一般精确，稳扎稳打、有条不紊地逐个消灭李善长、刘基、徐达等所有一同“起事”的文武重臣，直到临死前解决掉最后一个危险人物蓝玉。韩信很可笑，大不必发那样的感慨。这并非情感和道德问题，是权力本质使然。一遇权力，忠义一类道德的诗情画意就烟消云散，无人信，也不能信。试问，面对手下一群战功赫赫、足智多谋的能人，朱元璋能躺在兄弟情义上高枕无忧吗？就算他愿意古道热肠，对方也难保不动点什么心思；毕竟那么巨大的权力，诱惑力也同样巨大，谁都挺不住，除非已经超凡入圣。而且，越是像刘邦、朱元璋这样大家同起于布衣的豪强集团，日后越可能手足相残，将所谓“兄弟情义”碎尸万段，因为称兄道弟意味着彼此彼此、平起平坐，这是极危险的关系，当着患难之际它是事业有力的纽带，可一旦到了“有福同享”的阶段，它马上就变成对绝对权威的巨大威胁，势必引发血流成河的清洗。就这一层言，倒是一开始主从关系就很明确的曹操、李渊或赵匡胤集团，来得比较简单，也比较相安无事。帝权本质是家族统治，是一个家族统治天下所有家族。它对权力的认识，不基于公信，而基于血液。血管里流着同样的血，才可分享权力。所以，“异姓王”必为刘邦所灭，徐达等势不见容于朱元璋；不管他们共同经历着怎样的患难，又曾如何以兄弟相称。血液质地决定一切，就像治疗白血病的血清，倘非来自直系亲属，必然排异。解决之道仍是血。一是让别人的血流尽，杀光可能威胁家族统治的人。一是尽力将权力笼在自家血亲之人的手里。然而，想真正解决问题，并不容易。帝权不会放弃其“家天下”的诉求，但妥善稳当的办法在哪里却不知道。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始终在建藩/削藩、实封/虚封之间摇摆不定。分封诸王的目的，是倚为屏障，使帝室不孤。但这目的，却建于一个幼稚前提之下，即诸王永无个人野心。为防这一层，又引出实封还是虚封的分歧。所谓实封，指亲王有领地，甚至有军队，实实在在拥有一个小王国；虚封却只予名号、俸级、庄园，享有地位而不享有实权。建藩/削藩、实封/虚封这两个争论，贯穿各朝，一直回避不了，也一直未有定论。它们各自的利弊，一样彰著，都表现得很充分。典型如魏晋之间。魏以西汉为鉴。西汉初年实行建藩和实封，刘邦一面消灭异姓王，一面封其子肥为齐王、长为淮南王、建为燕王、如意为赵王、恢为梁王、恒为代王、友为淮阳王，以及其弟刘交为楚王、侄刘濞为吴王，这些王国基本独立，朝廷只派任王傅、丞相二官，其他军政大权都在国王自己掌握中，景帝时终于发生七国叛乱，幸亏得以敉平，随后改定王国制度，使其分土不治民。魏继汉立国，对两汉一些前车之鉴印象深刻，一是坚决杜绝宦官外戚干政（东汉的主要问题），一是要防止藩王割据，这样，确定以士族（官僚）为核心的政治。但正所谓水里葫芦，摁下这个，又浮起那个——魏确实不曾在藩王、宦官、外戚问题上吃苦头，却养大了一个官僚家族，此即司马氏。从司马懿起，然后司马师、司马昭，司马家一直把持朝政，连皇帝废立也是他们做主，到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逼曹家以禅让方式交出政权，建立晋朝。摇身一变成为晋武帝的司马炎，自认为把曹家灭亡的原因搞清楚了，那就是魏国“禁锢诸王，帝室孤立”，致使皇帝轻易被人操纵直到把江山拱手相让。他既形成此种认识，便一反汉景帝以来虚封王侯的政策，于公元265年，大封皇族二十七人为国王，且不久即令诸王之国，每王有民五千户至二万户不等，有军队千五百人至五千人不等，由此种下祸根。结果不到四十年，爆发“八王之乱”，势力强劲的藩王为争权和控制皇帝，彼此攻杀，导致西晋完蛋。“八王之乱”的惨重教训，似给建藩实封盖棺论定，以后历朝都不敢采取这办法。但却又被朱元璋捡起来。朱元璋不是不知它的危险和害处，所以捡起来，一是无奈，二来太过自信。无奈，是指他既然想定所有声望隆著之开国元勋必须除尽，则不得不以建藩巩固基业，寄希望于诸子同心协力，拱卫帝室；他以为，骨肉之亲将自然达成一种对共同利益的认识，结成紧密集团，而排斥一切试图对此利益加以觊觎的异姓势力或集团。关于自信，则不能不提及朱元璋的性格与心理。此人不单自视为有史以来最勤勉、最努力、最负责任的君主（关于这一点，他无数次对子女和臣下自夸，很为骄傲），而且自视为天底下最善教子治家的严父。在史料中，我们一再发现朱元璋酷爱以伟大父亲自居，在这方面留下的记载比比皆是。从严于教育而论，确实没有几个皇帝比朱元璋动了更多脑筋，费了更多精力，想了更多办法。他不仅以最纯、最正宗的儒家思想为教育内容，而且为诸皇子择师亦慎之又慎，皆为学问、人品俱佳的一时之选。《明史》说：“明初，特重师傅。既命宋濂教太子，而诸王傅亦慎其选。”这些教师笃诚职守，原则性很强，诸皇子若不听教训，不仅会加责备，甚至敢于体罚。其中有个叫李希颜的教师，就以“规范严峻”著称，诸皇子顽劣不学的，“或击其额”——不是一般地打打掌心，竟敲其脑袋，未免有犯皇家尊严，朱元璋起初都难以接受，不过，他最终尚能理解李希颜目的在于严教，反升了他职位。诸皇子除从书本和老师那里接受正统儒家教育，朱元璋还以多种形式培养他们“正确世界观和人生观”，读相关记载时每每觉得，朱元璋别出心裁所搞的办法，当代人所能想到的——如“开门办学”“革命传统教育”之类——似乎也不过如此。他经常命诸皇子穿上草鞋，出城下乡，接触农村生活，规定路途中骑马行二程，徒步行一程。那情形，很像我这代人小学时光常常搞的“军事拉练”，背上背包，到城外行军一二十里，目的是培养“两不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每次脚板都磨出血泡。最远时，诸皇子要从南京一直行至老家临濠（今安徽凤阳）。1376年，在送别诸皇子时朱元璋说：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到农村去！到基层去！）。因道途之险易，知鞍马之勤劳（锻炼吃苦耐劳品质）；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访贫问苦）；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认识现实）。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接受“历史和传统教育”），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忆苦思甜，不忘本）。我所作夹注，着意摹为当代语，也都说得通，当代中国五十岁以上公民，睹之当会心一笑。可见，朱元璋对于子女的“反腐防变”不惟抓得紧，放在今天也还不落伍。他曾经亲领世子走访农家，察看农民居住饮食条件和日常生活；在大内辟地种菜，召来诸皇子进行现场教育，告诉他们“此非不可起亭馆台榭为游观之所，今但令内使种蔬，诚不忍伤民之财，劳民之力耳”。一次外出，路见一小僮，小小年纪供人役使，奔来走去，汗流不止，就领进宫，把诸皇子都叫来指着这孩子说：“此小僮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类似故事比比皆是。中国大大小小几十个王朝，这样来搞皇家教育，只有朱元璋。虽然他不曾亲口说过，但我揣测关于如何使“皇图永固”，朱元璋经过思考有两点结论：第一、必须不惜一切扫除任何可能令江山易手的因素。这一层不是揣测，是付诸实际的行动。包括功臣杀光、废相、军队指挥权收归皇帝、严禁内官干政等做法和手段，皆为此而生。第二、权力彻底集中到皇帝手里，虽然最大限度抑制了各种威胁，但帝室究竟也变得颇为孤单，缺少屏障，缺少帮衬，怎么填补这个空虚？就是建藩。虽然建藩在历史上副作用极大，甚至屡酿巨祸，但朱元璋认准两条：其一，帝室和藩王说到底是一家人，同祖同宗，血管里流一样的血，在根本利益和重大关头，大家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终归较任何外人可靠；其二，他觉得过去建藩结果之所以大坏，不在建藩本身，关键在教育失败、家法不严，或转过来说，只要他这个“老祖宗”抓好子女教育、厘清规范，防弊在先，建藩之举必定能收良效，成为帝权的真正保障。朱元璋这个人，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虽然留下了不少专忌暴戾的记载，但他始终确信自己是“根红苗正”、艰苦朴素、勤政爱民的伟大君主；这种道德优越感，使他对道德、个人品质的意义产生迷信，以为只要将人打造出好的道德、好的品质，提高思想觉悟，就可以抵制各种邪恶欲念的侵蚀。在这种道德乌托邦的幻想之下，他拒不认识极权体制本身的内在法则，抑或索性认为思想品德教育对后者足以战而胜之。所以我们看到，建国后迄于死前，他的政治方针一直在两条线上齐头并进，一条线不断将权力集中和牢牢控制在君主手中，另一条线就是高度重视对诸皇子的道德品质教育、反腐防变、把他们培养成合格的接班人。他无疑觉得这是相辅相成、万无一失的完美方案，甚至历来帝权不稳的死结，到他这儿终于彻底解开。不能说朱元璋毫无成效。他的教育方针在太子朱标和太孙朱允炆身上，可算修成正果。可惜，未待继位，朱标过早走至生命尽头。倘非如此，洪武之后大明王朝的历史或许上演另一番故事也未可知。但根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了太子一支，朱元璋的教育在其他诸皇子那里一概不灵，“尔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只是他自负而且想当然的一厢情愿，当第四子朱棣统率大军攻入南京时，他那个基于血亲的狭隘的有关权力基础的设想，被证明愚不可及。这个骄傲的、至死都以为自己非常成功的父亲，被儿子无情地欺骗了。他们顺从、匍匐在他权威之下，将他每一句话尊为真理，俱是一副孝子贤孙的模样儿……朱元璋陶醉在“伟大父亲”的权威中，对儿子们的忠孝丝毫不疑，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此必“为久安长治之计”。临死前不久，在给朱棣一封信里他还这么说：“秦、晋(指皇二子秦王朱樉、皇三子晋王朱)已薨，汝实为长，攘外安内，非汝而谁？……尔其总率诸王，相机度势，周防边患，乂安黎民，以答上天之心，以副吾付托之意。”全然你办事我放心的口吻，殊不知，诸王背地里早就勾心斗角，潜蓄异志者大有人在，而头号危险人物正是这个皇四子燕王朱棣。朱元璋非但浑然不觉，反以无限信任致“托付之意”，望其“总率诸王”、“攘外安内”，岂非与虎谋皮？早在洪武九年，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就预言了“靖难之役”一类动乱必然发生。那年因为“星变”（天文异象），照例下谕求直言，山西平遥“儒学训导”（教育局长）叶伯巨应诏上书，内容直指朱元璋“封建诸子，为国藩屏”的政治路线。他很不客气地挑战“骨肉论”：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臣窃以为不然，何不观于汉晋之事乎？汉、晋曾因分封诸王引起大乱，随后历数其故事，说：“援古证今，昭昭然矣！”这且不算，叶氏索性直截了当就现实做出预言：“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怨望；觖，不满），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反对“骨肉论”，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叶伯巨还指出，朱元璋依赖私亲的立场根本就是错的，国家政治的希望还是在于“用士”，要依靠“忠臣义士”。这恰恰击中了要害。朱元璋读后气急败坏，大叫：“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后来叶伯巨总算未遭朱元璋亲手射杀，而是瘐死狱中。祸从口出，是古今知识分子不改的命运，毕竟读书多，又以独立思考为乐，一旦自己觉得胸中有真知灼见，就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据说叶伯巨上书之前曾对友人说：“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见而患迟，其一事难见而患速。纵无明诏，吾犹将言之，况求言乎。”说有三大隐患，其中两种容易发现但担心发现太晚，一种则难以发现却担心它来得太快。“一事难见而患速”指的正是建藩之害。他完全可以闭嘴不说，但就是忍不住，自取灭亡。但他恐怕并不后悔。他上书时的洪武九年，“诸王止建藩号，未曾裂土（实封），不尽如伯巨所言”，但他却预先窥见如不及时抑止，将来趋势定会重演“汉晋之事”，因为自信绝对正确，或因见天下所未见而自喜，就连性命也不在乎了，非说出来不可。这就是知识分子可笑和可爱之处。史家这样评论叶伯巨：“燕王……后因削夺称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为先见云。”有这句评价，叶氏地下也可欣慰了。“骨肉论”，跟中国四百年后搞的“血统论”、“出身论”、“成分论”一样，明显荒谬。朱元璋所以笃信不疑，当有人指其荒谬时他还暴跳如雷，究其原因是被自己所蒙蔽。他太崇拜自己，太迷信自己的榜样、感召力、权威和精心规划的蓝图，他以为自己已然做到尽善尽美，一切尽在掌握中，“以后子孙，不过遵守成法以安天下”，别人没有理由也不可能照他的安排行事，孙猴子本领再大也跳不出如来佛手心。完全主观，无视客观——自视甚伟者，常犯这毛病。朱元璋希望，流他人的血来缔造朱家王朝的安全，而靠血管同一来源的血来维系“大明”的稳定。他从错误起点出发，来解决他的难题；结果，难题非但未曾解决，反倒成为一个死结，一种轮回——他死后短短一二年，难题很快重新回到起点。公元1399年，血，殷红的血，再次成为大明王朝鲜明的主题。只不过，这一次流淌、飞溅着的，不是异姓功臣的鲜血，而是朱氏家族自己血管里的鲜血。血光迸发之际，朱元璋的“骨肉论”彻底破产了。燕王登基1399年，对西方人来说是新世纪来临之前的一年。而在东方，在古老的中华帝国，这一年，当今皇帝的亲叔父，那个强悍的燕王朱棣，以“靖难”为名从北平发动战争，似乎也试图宣告他将迎来一个新的世纪。此时，距朱元璋“龙驭上宾”不过一年零二个月。“靖难”的意思，通俗易解讲即是“平定乱事”。朱元璋死前，不是曾致信朱棣，“攘外安内，非汝而谁”么？这句话正好派上用场。泥腿子皇帝朱元璋终归还是在语言问题上吃了亏，他没有想到，同样一句话，他自己说的是一种意思，经别人解释就会是另一种意思。他还犯有一个错误，即他以为，对从他这位成功伟大父亲嘴里说出来的话，儿子们必将奉为神意、顶礼膜拜，不敢半点违拗，更不用说妄加曲解。但事实给了他一记大嘴巴——他充分信任、委以重托的皇四子朱棣，这个因为几个长兄皆已亡故、现居宗族之长的朱家老大，带头随心所欲对待“祖训”，将其玩于股掌之间。“攘外安内”，明明是让他尽忠扶保侄子朱允炆，现在，却变成了起兵造反的依据。撇开朱棣歪曲、利用朱元璋嘱托不论，“靖难之役”的祸根却的确是朱元璋一手种下的。朱元璋打造帝权的办法，犹如中国古代用“内外城”建造皇城的思路；比如北京，单有一座宫墙将皇宫围护起来，犹觉不安全，还要在整个城市周遭再高高筑一道城墙作为屏障，古时候管这道墙叫“郛郭”。如果说，朱元璋对朝中军政权力的调整相当于筑内城，则他的建藩措施就是意在收到加筑外城之效。他想象，在这样“内外城”双重保障之下，朱家皇权应该是固若金汤、无人可撼了。可是他偏偏忽视一点，坚固的城墙固然可以成为安全保障，然而在某些时候它未必不会变成对自己的禁锢和围困，变成插翅难逃的深渊。那城墙，愈造得高大、牢不可破，这种相反的恐惧感亦愈甚。朱元璋留给长孙朱允炆的政治遗产当中，最令后者不堪其重的，就是有一座过于强大的“郛郭”——他的诸位拥有重兵、不可一世的亲王叔父们。朱元璋两腿一蹬，满意放心地死去，可朱允炆却从此生活在焦虑之中。倘仍用“内外城”打比方，当时的情形是，外城过于高大强壮，内城却显得卑阜弱抑，似乎随时可被前者所压垮。这一点，朱元璋在世时显不出来，紫禁城端坐着一位威仪照人的开国皇帝，他就像一根定海神针，有他在，一切风平浪静，世界匍匐在他的脚下。然而眼下紫禁城已经易主，新皇帝年仅二十二岁，所有的亲王都比他长一辈，而且各自在封国都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其中燕王、宁王这几个重要的藩王，更在长期边防生涯中受到军事锻炼，能征惯战；相比之下，朱允炆虽然洪武后期由朱元璋安排，接手处理一些政务，但仅限于审阅奏章等案头工作，或就修改法律提出建议等这样一些很狭小的范围，对复杂而实际的政治他并无体验，朱元璋也从来没有委派他出外带兵打仗，在实践中培养他的领袖气质、自信心、才干和威望。同时，多年正统的儒式教育，把朱允炆造就成一个仁柔、文雅、理想主义、书生意气的人，这样一个君主，在他的人民看来是可爱可敬的，但在野心家眼里，却正好是良善可欺之辈。一边是缺乏经验、文质彬彬、年轻望浅的“侄儿皇帝”，一边是历练已久、强悍不驯、兵强马壮的叔父们。这情形，想不出事儿都难。朱元璋未死以前，即露出端倪。别的不说，我现就援引朱棣的御用文人撰写的《奉天靖难记》为证。在这本替朱棣涂脂抹粉的书里，为了诟污朱标、朱允炆父子，作者讲述所谓朱元璋在世时朱标与晋王朱勾结陷害朱棣的一段事，说有“异谋”的实际上是朱，而朱标却包庇后者，嫁祸于朱棣。关于朱图谋不轨，它写道：时晋王闻太子失太祖意，私有储位之望，间语人曰：“异日大位，次当及我。”遂僭乘舆法物，藏于五台山。及事渐露，乃遣人纵火，并所藏室焚之。这段记述，本意是丑化对手，但无形中恰好说明朱允炆继位后的削藩之举，理所应当。为给自己篡国夺权找理由，《奉天靖难记》全然不惜一派胡言，任意编造。如这一段：初，懿文太子（即朱标）所为多失道，忤太祖意。太祖尝督过之，退辄有怨言，常于宫中行呪诅，忽有声震响，灯烛尽灭，略无所惧。又擅募勇士三千，东宫执兵卫。太祖闻之，语孝慈高皇后曰：“朕与尔同起艰难，以成帝业，今长子所为如此，将为社稷忧，奈何？”皇后曰：“天下事重，妾不敢与知，惟陛下审之。”太祖曰：“诸子无如燕王，最仁孝，且有文武才，能抚国家，吾所属意。皇后慎勿言，恐泄而祸之也。”此节文字，堪称集厚黑、厚颜之大成。它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不单信口开河，置基本事实于不顾，把众所周知品行端正、性情柔和的太子朱标描绘成魔鬼样人物，不单拼命往自己脸上贴金，毫不害臊地自吹自擂；尤可耻者，是公然编造朱元璋“属意”于己、早已暗中决定将来应该由皇四子继位，还把这说成朱元璋和马皇后的一致意见。又一处说：上（朱棣）容貌奇伟，美髭髯，举动不凡。有善相者见上，私谓人言：“龙颜天表，凤资日章，重瞳隆准，真太平天子也。当朱允炆削藩之举搞到自己头上，他朱棣不是一脸冤屈，大呼“朝无正臣、内有奸恶”，摆出“义与奸邪不共戴天”、誓还自己清白的姿态，起兵“靖难”的么？那么，他又怎么解释在这个地方鼓吹自己天生一副真命天子之相？一面怨别人诬陷他、骂别人是“奸恶”，并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叛变，一面又赞美自己骨子里就该当皇帝、皇帝宝座早就该是他的，岂非自唾其面？以上朱棣所做类似事，所说类似话，以及所开动的对自己的类似宣传，我们不免觉得熟识，似曾相见。确实，这种事情不但古代中国有，当今世界上也多的是。“靖难之役”的结果，又一次把“正义必将战胜邪恶”这句口号变成鬼话。正义，诚然有战胜邪恶的时候；然若加上“必将”二字，把它变成屡试不爽的规律，却是不折不扣的鬼话。朱允炆与朱棣这对叔侄，同为帝王家人，同是专制体制的代言人，本来不必以他们来区分什么正邪。但仅就这两个人之间比较而言，朱允炆确比朱棣多一些“正义”，朱棣则比朱允炆多一些“邪恶”。朱允炆甫即位，就推出一系列新政，举其特出者：一、诏“兴州、营州、开平诸卫军，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卫军，单丁者放为民”。按：明代兵制，一旦在军，全家世代为兵，可谓变相徒役；建文此举，不仅仅是裁军、解放生产力，也明证他无意于穷兵黩武。二、赐明年全国田租减半，释放所有充军者及囚徒还归乡里。史家评为“不易得之仁政”。三、取消朱元璋为报复江浙人民支持张士诚而制定的对两地加倍征收田赋，以及禁止隶籍两地者在户部任职的政策，使其田赋水平与全国相平均，江南人民得以喘息（朱棣上台后，又恢复了洪武旧政）。四、宽刑律，改革洪武时期“重典治国”之弊，朱允炆认为大明律“较前代律往往加重”，“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强调今后国家的政策是“务崇礼教，赦疑狱，嘉与万方，共享和平之福”。时人记曰：“（新政实行后）罪至死者，多全活之。于是刑部、都察院论囚，视往岁减三之二。”五、精简机构，裁汰冗员，减州并县，四年中撤州九个、撤县三十九个、撤各种税收机构（巡检司、税课局等）四百余个，力度之大史所罕见，抑制或缓解了“民残于多牧，禄糜于冗员”的政治腐败，足证建文确有意于减轻人民负担。所以，朱允炆当政虽只四载，但历来评价很好。正史称他诸多措施，“皆惠民之大者”，“天下莫不颂德焉”。民间和知识分子更不吝赞美，如：“四载宽政解严霜”；“父老尝言，建文四年之中……治化几等于‘三代’”，“家给人足，外户不阖，有得遗钞于地置屋檐而去者。”“闻之故老言，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人间道不拾遗。有见遗钞于途，拾起一视，恐污践，更置阶圮高洁地，直不取也。”所谓“洪武纪年之末庚辰前后”，即指建文年间，因朱棣篡位后，革除了建文年号，将建文这四年并入洪武年号，故有此说。直到近代，史学工作者仍于调访中发现，“大理民家仍有以惠帝为鼻祖者”。然而，朱允炆“正义”来“正义”去，管什么用？他不光让“不正义”的朱棣战胜了，而且是轻而易举地战胜的，全无还手之力，根本不堪一击。这原因实在很简单：朱允炆空有“正义”，却没有富于战斗力的军队；空有“仁政”，却没有狠鸷毒辣的政治意志和手腕；空有方孝孺那样的正派儒臣，却没有姚广孝那样的阴谋家，以及以宦官为代表的为着私利而叛卖而投机的一大群形形色色小人。对朱允炆削藩，历史家多以为不明智，就连我素仰的孟森先生也略有微词。《明清史讲义》这样讲：削藩一事，古有明鉴。正学先生（即方孝孺，其书斋号“正学”，人称“方正学”）以学问名世，何竟不能以古为鉴，避其覆辙！汉初强宗，与明初同，贾谊痛哭而谈，未见用于文帝，至景帝时，晁错建议削藩，遂有吴、楚七国之变，以师武臣力，仅而克之，天下已被涂炭，且祸本未拔。至武帝时，用主父偃推恩之策，诸王之国，不削自削。孟先生虽未直斥朱允炆，但借批评其师方孝孺，间接批评了建文削藩决策。意谓：古有前鉴，汉初削藩，削出“七王之叛”；后来武帝变换方法，不用武力，通过策术阴去藩王势力，反而“不削自削”。可实际上，汉代若非景帝削藩在前、重创诸藩，武帝时代主父偃的推恩之策能否收效，本就可疑。况且，汉、明之初的态势，看似相类，细察却很难等量齐观。汉初诸藩势力远不能与明初相比，内中更无危险强大且野心勃勃如朱棣者。朱棣之叛，迟早而已。远在朱元璋在世时，他的种种迹象即已不掩，即使他篡位后不遗余力销毁、焚埋各种证据，我们仍可从幸存下来的稗史里看到不少这类记述。如，朱允炆被朱元璋正式宣布为皇位继承人后，朱棣有次见到朱允炆，竟然手抚其背戏谑道：“不意儿乃有今日！”有这样一位枭雄叔父，朱允炆削藩，他是削亦反、不削亦反。但凡读读《奉天靖难记》，便不会怀疑朱允炆被推翻的一天迟早到来：今上皇帝（朱棣）初生，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他这样以“真命天子”自居，朱允炆削与不削，结果有何不同？或许不主动削藩，朱允炆可在皇位略微多呆三五年，等朱棣觉着时机成熟时将他推翻？等待、忍耐不能救朱允炆，削藩，虽无胜算，却总有一点机会。这机会一开始不单出现过，而且显得很大。倘若燕世子朱高炽及其两个弟弟高煦、高燧不被纵还北平，倘若朝廷布控更严密些，任用于北平的文武官员处事更果、能力更强，倘若事先早做周密准备，而能在朱棣起事之初立将其扑灭……历史都可能改写。总之，削藩非不可为之事。是没做好。朱允炆没有政治经验，禀性里又欠缺狠辣元素，更兼所信赖的大臣俱书生之辈，并无一个能撑得局面，而当朱棣叛帜既树，朝廷派去讨剿的将领又极低能（本事大的将领早在朱元璋生前被一一除掉）。显而易见，凡实际而重要的方面，朱允炆比之朱棣皆落下风。建文元年（1399）七月初四，朱棣起兵，至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攻入南京，时仅四年。这四年，燕军如何节节胜利，王师如何节节败退，都是老套子，不说也罢。唯有一件，所谓“战争中胜利者总是正义一方”，所谓“顺民心者得天下”，在朱棣、朱允炆叔侄间，似乎这一回给出的是别样结论。朱棣篡位后，极力封杀言述，致后人难窥当时真实景况。不过民间口口相传，终于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一直到1628年的晚明，顾起元在其《客座赘语》里，仍记述了故乡“父老”间一种代代相传的深刻记忆：及燕师至日，哭声震天，而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从1402年至1628年，时间已流逝二百余年，上述传说仍旧不泯，仍旧为“父老”（代指民间）津津乐道，足见1402年的改朝换代，绝非“战争中胜利者总是正义一方”，绝非“顺民心者得天下”。也难怪顾起元在引述“父老”所传之后，发了这样的慨叹：“盖自古不幸失国之君，未有得臣民之心若此者矣！”“诸臣或死或遁，几空朝署”一语，可由《建文皇帝遗迹》《革除逸史》《革除遗事》《致身录》《姜氏秘史》所述得到佐证。南京未破之前，在抗击、抵御燕军的四年中死难的守臣便已不少，尤可瞩目的是，朱棣既下南京、建文下落不明以后，不降、不合作直至慨然赴死的例子比比皆是。朱棣大开杀戒前，何尝不欲以怀柔之术揽归人心？却一再碰钉子。从方孝孺、黄子澄、齐泰这三位近臣，到铁铉、陈彦回、姚善、郑恕等，凡是当初坚定反对朱棣的，被执逮后，虽经劝诱，竟无一人肯降。如兵部尚书铁铉，“太宗践祚，用计擒至，正言不屈。令其一顾，终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顾，乃碎分其体。至死，骂方已。”甚至朱棣刚刚兵临南京城下，户科给事中龚泰就当众从城上跳下自尽以为抗议，“燕王闻泰死，大怒，命剉其尸。”朱棣破城后，官员投水、自刎、自经、自焚的消息，从各处纷至沓来，举家死难者也不少见。其余，或弃官，或消失，“变易姓名、隐迹山谷者，不可胜纪。”这样的故事，虽经朱棣全力掩埋，但有名有姓流传下来的，至今仍存数十件，但当时实际所发生的，实远不止此数。天启年间，徐兴偶然发现当年史仲彬所著《致身录》（约写于永乐初年），读后写下这样几句话：“顾文皇讳禁森严，当时隐秘不传之事何限？即吾郡叶给事福，守金川门，首犯燕锋，死之。林御史英，闻国祚已移，遂自经死，而妻宋氏亦自经死——吾郡传之，而革除诸史所不及载，始知逊国之时，就死地者如鹜，而名湮没不称者多矣。”六月十三日南京城破，朱允炆下落不明，但大局为朱棣所控已无疑矣。此后数日，开始上演安排好的劝进好戏。城破翌日也即六月十四日，诸王及朝中文武官员纷纷以个人名义上表，请求朱棣即位；六月十五日，仍是上表劝进日，但采取行动的人，齐刷刷地换成朱棣手下随征的北平诸将；六月十六日更有趣，前两天分别上表的两拨人，携起手来，将劝进变作同心协力的大合唱。这就是所谓“三推让”。被劝的一方坚持推辞，劝的一方则要坚持劝，非凑足三个回合，前者方才依允，以示他是出于万般无奈而被迫接受了大家的拥戴。尽管这早已是程式化的游戏，朱棣的玩法却仍然过于虚伪，令人作呕。“三推让”游戏一结束，六月十七日，朱棣就迫不及待地以新君身份进城了。他起了个大早，虽然几乎一夜未眠，却毫无倦容，亢奋不已。一切皆布置停当，他将率众将士，在文武百官的夹道拜迎下，正式入城，登上那个已属于他的帝座。指令发出后，征服者的队伍浩浩荡荡向城门进发。这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路旁迎迓的人群中，站出一人来，拦住队伍请求面见燕王。此人姓杨名子荣，当时官居翰林编修。他被带到朱棣马前，只问了一句：“殿下先谒陵乎？先即位乎？”这一问不要紧，朱棣倒出了一身冷汗，意识到自己演了几天谦抑辞谢的戏，险些在最后时刻露出马脚——由于践祚心切，竟然把应该首先前往太祖寝陵告祭之事忘在脑后，一旦这么不告不请，直通通地奔皇位而去，先前作秀岂不全成笑柄？然而朱棣原是做假做惯了的人，此时一经杨子荣提醒，心内吃惊，脸上并不动声色，反而顺水推舟道：“此去正为谒陵。”当即拨转马头，往朱元璋墓地孝陵而去。杨子荣因关键时刻立此一功，而受重用，引入内阁充当宰辅，并由朱棣亲自为之更名为“杨荣”，与杨士奇、杨溥一道并为永乐、洪煕年间有名的“三杨”。在最后的小插曲之后，当日，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朱棣在南京即皇帝位，明年改元为“永乐”——永乐皇帝诞生了。尽管从史料来看，朱允炆在历来君主中，身上负面的东西不太多，但说到底，明朝帝座上坐着的究竟是谁，这件事本身并非我们所关心的。朱允炆坐得，朱棣坐坐又何妨？谁坐那个位子，都是朱家的皇帝，都无改乎那权力的本质，旁人犯不着拥护一个，反对另一个。就此论，朱棣撵走朱允炆、夺了金銮殿，本无所谓对与错，只要这种改变对国家、人民和历史不带来损害，就没有讨论的必要。然而事实并不如此。撇开朱允炆这人具有一般帝王身上某些不多见的积极面不论，他的被推翻，也反映极权制度已发展到令人悲绝的地步。如前所述，“靖难事件”可以说是朱元璋一手造成，是其咎由自取；而进一步看，则是中国古代帝权这种国家权力形式，到朱元璋手中完完全全发展成“家天下”之后，所必然要有的恶果。虽然“天子”这丑陋的事物在中国已经存在了许多许多年，虽然社会权力一直越来越远离“公”的范畴而向“私”的范畴集中，但是，权力变成彻头彻尾“大私无公”的东西，确确实实是在朱元璋手中完成的。他完全视权力为自家私有之物，不容他人稍稍分享。为着这极端自私的权力观，他尽戮功臣、裁撤中书省、使军队与将领相脱离、用诸王子为藩镇……这些措施，固可以让他所视为一己之私的权力杜绝被社会或他人分享，然而恰恰也造就了朱棣那样的野心家，以及自家骨肉相残的局面。我们当然不去为朱允炆被亲叔父所推翻而叹息，但不能不为这样一种极端自私的权力观，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制度而扼腕。朱棣篡权这件事之所以罪恶，实质不在于叔父干掉侄子、自己去当皇帝，而在于它宣示了极权制度必将鼓励、煽动人性中最坏的那些东西，诸如贪婪、残暴、迫害、奴役和独裁。明朝一亡，黄宗羲即写下中国思想史上的不朽之作《原君》。非有明代的近三百年历史，出不了这种文章。汉唐不能出现，甚至宋人也还写不出，必经明朝历史之后，才能达成像黄宗羲这样痛切的认识。文章所探讨的，是权力这事物如何从远古的“天下为公”，异化到当下的“家天下”。它掊击君权的理念：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又有“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一人一姓乎！”等语，直指君主极权“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以普天民众为仇讐，置自己为“独夫”。而断言，独占、独吞、独霸，结果极度危险。“一人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也许写这些话时，黄宗羲脑海里就曾想到过朱允炆的悲剧。朱允炆的悲剧，是制度的悲剧。他所继承的权力，既过于诱人，又非他这种性情的人所能掌控。朱允炆与祖父朱元璋交给他的权力之间，天然存在一种矛盾——一个缺乏“独夫”素质的人，被安排到了“独夫”的位子上。这非但可悲，且亦荒唐。于是，另一个人杀了出来——他迟早会杀出来——这就是朱棣。那“独夫”式极权，令他垂涎三尺，其实也是专为他这种人而打造。帝制的明代形态，设计于朱元璋，而发展、完善于朱棣。朱元璋庙号“太祖”，朱棣起初庙号“太宗”，后来嘉靖皇帝改为“成祖”，大有道理。到了嘉靖时可能才真正看清楚，明朝的制度和统治，朱元璋是创始者但非完成者，它真正竣工，是在朱棣手上。所以，嘉靖皇帝认为朱棣不仅与朱元璋并为二祖，而且应该用一个“成”字，专门揭示他的贡献。成就的“成”，成功的“成”。成就是什么？成功在何处？当然不仅仅是一路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捣南京，将侄子朱允炆赶下龙床。毋宁说，当他终于一屁股坐在宝座上时，一切不过刚刚开始。“合法性”的梦魇虽然事实证明，朱棣才是朱元璋构建的体制的合格继承人，但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却要以不合法方式来得到似乎天然属于他——抑或他才真正与之相配——的权力。同时，他的权力越是来得不合法，他就越发想尽一切办法来巩固和强化这权力，结果，他的这种努力与那种权力的本质，二者反倒相得益彰，彼此生发，将各自真谛发挥得淋漓尽致。朱棣以武力推翻建文帝，虽非不费吹灰之力，但着实颇为顺利，一如两个不同重量级的拳手之间的较量，没有悬念。他称帝的真正障碍，不是朱允炆，而是“合法性”。当把守金川门的谷王朱橞和李景隆为他打开城门之时，战争结束了，然而朱棣却意识到，现在他才面临真正严峻的考验。作为胜利者，他享受到的不是欢迎、拥戴和臣服。他赢得了战争，却没有赢得承认。史料为我们揭示出朱棣进入南京城时所遭遇的尴尬局面：迎降的朝臣不过百十号人，而“遁去者，达四百六十三人”，这还不包括自尽者、被捕者。假如换置为现代民调的表述方式，朱棣的支持率不足百分之二十。为什么？朱允炆良好的声誉是一个原因。万历年间，李贽于《续藏书》借评述方孝孺其人之机，极大胆地在同洪武严政相对照的意义上，称赞建文的四年之治：“盖（洪武年间）霜雪之用多，而摧残之意亦甚不少。建文继之，专一煦以阳春。”比朱元璋为严冬，而把朱允炆比做阳春，乃至说他善始善终地（“专一”）只把温暖带给民间。这个说法应不过分。由建文入永乐的时人朱鹭，在诗《过金陵吊方正学诸臣》里写：“四年宽政解严霜，天命虽新故忍忘？”严霜，指朱元璋；天命虽新，指朱棣上台。诗句中对朱允炆怀念之意甚浓。从朱鹭到李贽，一百多年过去了，朱允炆的良好声誉却是一贯的，没有什么不一致的材料来推翻这印象。传说建文帝逃走后出家为僧。但也只是传说。其他传说包括逃往南洋。总之，侄儿的真实下落令朱棣很是烦恼。北京紫禁城。由朱棣仿南京紫禁城在北京修建，完全是新建，并非在金、元旧宫基础上扩建翻新。明初，大约三四十年时间内，中国居然造了两座这样伟大的宫城；当然，每个铜板都来自黎民百姓。不过，这是较次要的原因。虽然古代因为“人治”的习见，对贤君心向往之，但朱棣取朱允炆代之的问题，并不简单地是只与他们叔侄个人品质有关。士大夫，或者说儒家官僚，有自己的政治理性。它反映在若干原则上，例如君臣之义、宗法关系、王朝继嗣制度等。这些原则，基于儒家对心目中政治秩序的诉求，关乎它所理解的国家根本和大体，是不可破坏的，具有超乎道德之上的地位，也是优先于道德标准的最高标准。孔子在世时，即有意识地致力于建立这秩序，他在七十岁左右的高龄，完成毕生最后一部著作《春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此书之作，即为正名分、立褒贬，司马迁评曰“以绳当世”，近人则称“儒家政治思想，以《春秋》为最高标准”。孔子自己有一句话：“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对此，经学家刘煕解释是：“知者，行尧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见贬绝者。”意即《春秋》树立了一个标杆，明确应该怎么做和不可以做什么。究竟是什么样的标杆呢？说到底，就是制度，是任何情形下不能被侵犯和破坏的国家政治秩序，当时用词是“礼法”。“礼法”包含道德，但比道德更高。比如暴君被杀，依《春秋》的书法，只能用“弑”字，不能称“杀”。《春秋》襄公三十一年记：“莒人弑其君密州”。这件事，实际上是莒国国君为其人民所共弃，对这正义之举，《春秋》仍坚持书“弑”，因“弑”字有以下犯上的意思，这层意思在孔子看来必须申明，哪怕莒君已到“国人皆曰可杀”的地步，但身份仍是国君，虽因恶被杀，国人所为仍为非礼，故必须明书曰“弑”。这便是“《春秋》笔法”，借历史的书写，表达和构建一套任何情形下不动摇的政治伦理。所以，吴、楚两国国君已经称王，《春秋》仍尊周天子所予封号，只对他们以“子”相称。前631年，晋文公以霸主身份将周襄王召至河阳、践土（今晋豫一带）接受诸侯朝拜，这是严重违反礼法的举动，《春秋》于是记为“天王狩于河阳”，因为“‘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狩’。”鲁惠公死后，嫡子（后来的鲁桓公）年幼，因此由继室庶出之子暂摄君位，是为鲁隐公；《春秋》对此事隐而不提，只用“元年，春”一语，一方面表示发生了执政者的交替，一方面回避直接谈论有新君即位——虽然确实发生了这种事情。总之，用非常严格、不苟的表述，来坚持伦理正确。这政治伦理，经一千多年来从汉儒到宋儒的深入阐释，在士大夫心目中已根深蒂固、不容移易，构成他们对于政治合法性的基本理念。明代最典型的事件，是嘉靖初年那场极激烈的“大礼议”。当时正德皇帝朱厚照死去，无子，由兴献王世子朱厚熜入继，成为嘉靖皇帝。他在当皇帝的第五天就下令讨论生父兴献王的尊号问题，亦即想给父亲追加皇帝名义，一下子引起非常复杂的伦理问题。根据礼法，作为入继者，朱厚熜继承皇位的同时，便自动以孝宗朱祐樘为父（朱厚熜与朱厚照同辈），现在提出给本生父上皇帝尊号，实际上就成为“继统不继嗣”。以我们今人眼光，可能觉得这种问题无关痛痒，而在当时，却事关皇帝权力由来是否合法的大节。于是首辅杨廷和带头，满朝士大夫奋起抗争，双方僵持三年之久，最后演变成“左顺门事件”。嘉靖三年七月十五日，自尚书、侍郎至员外郎、主事、司务等二百二十位官员，以相当于现代静坐示威的方式，跪伏左顺门外，务求皇帝纳谏，几次传旨令退去，皆不听，仍跪伏喧呼。嘉靖帝大怒，出手镇压，除当即逮捕一百四十二人外，命四品以上八十六人待罪听候处理；七月十七日，命所有参与此事的四品以上官员夺去俸禄，五品以下俱处以廷杖，受廷杖者人数达一百八十余人，其中，死于杖下竟达十七人。由“大礼议”可见，明代一般儒家官僚心中，对于“合法性”，怎样持着绝不圆融的态度。朱厚熜是名正言顺做皇帝的，他无非想捎带着把亲生父亲也引入皇帝行列，尚且招致士大夫阶层一致抵制。那么，身为颠覆者，凭仗武力推翻合法君主、夺取帝位的朱棣，将面临怎样困难，更可想而知。南京被燕兵控制以后，少数士大夫曾在各地武装抵抗，很快都被扑灭。多数人选择弃官和逃亡，以此拒绝与篡权者合作，如果跟崇祯皇帝自尽后对满清比较激烈的抵抗相比，似乎显得平淡。不过其中情形并不相同，明末抵抗是基于亡国之痛，而朱棣篡政说到底是朱姓王朝的“家事”，不合法归不合法，江山终究没有易手。对此，孔子早就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眼下的情况，就很符合“无道”的定义。所以，跑掉，不合作，躲起来不做官，足以表明对时事的态度。此种局面，朱棣事先也应有所预料，但恐怕未曾料到抵制的人如此多。除了皇室亲贵——朱允炆削藩，早就得罪了这批人——迎降队伍中头面人物寥寥无几，部长级（尚书衔）只有一个茹瑺，副部级（侍郎）四位。反观朱棣先后两次开列的“奸臣榜”（支持朱允炆的官员），吏、户、兵、刑、工、礼部尚书和太常卿、大理卿俱在其内，加上一堆侍郎，外带皇帝首席顾问、知识分子领袖方孝孺，人心向背，一望而知。他更没想到，大局已定之后，这些人绝大多数还坚持死硬立场，甚至当他做足姿态、给足面子，他们仍不买账。这时，他开始明白，撵走朱允炆、自己黄袍加身是一码事，找到“合法性”完全是另一码事。有迹象表明，最初，朱棣是渴望“合法性”的。他希望事情尽快步入正轨，摆脱篡位者的阴影。那个替他策划了整个叛乱夺权计划的智囊人物道衍和尚（姚广孝）早就深谋远虑地忠告：进入南京后，当务之急是搞定方孝孺。道理不言自喻：如方孝孺可为所用，以他在士林中的声望，令儒家官僚集团接受既成事实，难度可降低不少。朱棣亦深知其意义，捉住方孝孺后，依姚广孝之言，亟假辞色，结果大失所望，进而恼羞成怒。《明史》对这一段的描写，细腻可观，如小说一般：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至是欲使（方孝孺）草诏。召至，悲恸声彻殿陛。成祖降榻，劳曰：“先生毋自苦，予欲法周公辅成王耳。”孝孺曰：“‘成王’安在？”成祖曰：“彼自焚死。”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子？”成祖曰：“国赖长君（指建文之子年幼不足立）。”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成祖曰：“此朕家事。”顾左右授笔札，曰：“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投笔于地，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耳，诏不可草。”成祖怒，命磔诸市。朱棣摆出礼贤下士姿态，“降榻”亲迎，口称“先生”，很像一位贤君。但方孝孺不吃这套，一意剥掉他的伪装。朱棣因对方是大儒，投其所好，顺带也自我表现一下，说起了“周公辅成王”的故事。但他实不该说这个；一说，让方孝孺逮个正着。方抓住此话，就合法性问题向朱棣连连进攻，招招不离后脑勺，朱棣初还勉强抵挡，随即左支右绌，终于辞穷，扔出一句“此朕家事”，放弃讲理。这场抢白，方孝孺不但明白地告诉朱棣：“你的所作所为，全都非法。”而且连提三问，每一问，都把朱棣逼到死角，让那伪君子的面目大白于众。本来，朱棣希望“转化”方孝孺这么一个士林领袖，以渡过“合法性危机”。他让方孝孺“草诏”，方若接受，等于承认他皇帝身份合法，这或比所草之诏意义更大。然而，方孝孺不但拒绝，反就合法性问题穷追不舍。方孝孺的态度，让朱棣山穷水尽。他已然认清，自己的行为不可能指望正统儒家官僚阶层接受与认可。于是，一方面，难免恼怒至极而丧心病狂，另一方面，他确也只剩下一种选择：运用暴力，去强化到手的权柄。“磔”，是一种将犯人割肉离骨、断肢体，再割断咽喉的极刑。朱棣这样处死一个读书人，除了发泄极度仇恨外，还包含冷血的意思，即通过恫吓，令正统儒士胆寒。这层目的，更由他的进一步措施得到验证——方孝孺自己被杀（时年四十六）不算，朱棣复诏“诛其九族”，说是“五服之亲，尽皆灭戮”。将方孝孺血缘相近的亲族全部杀光，朱棣犹“怒不已”，闻所未闻地“必欲诛十族”。所谓“九族”，典出《尚书•尧典》“以亲九族”。历来经学家有不同解释，一派认为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一派认为是从自己算起，上至高祖，下至玄孙。明清刑律服制图则规定，直系亲属上推至四世高祖、下推至四世玄孙，另外再在旁系亲属中横推至三从兄弟的范围。不管怎样界定，九族尽诛，一个人既有亲属基本一网打尽，杀无可杀。饶是这样，朱棣意犹未平，怎么办？他就破天荒地“将其朋友代为一族诛之”，这样凑成“十族”。方孝孺一案总共杀掉多少人？黄佐《革除遗事》记作八百四十七人。李贽《续藏书》记作八百七十三人，略有差别，或因万历年间（李贽生活于此时）研究者对罹难者又有新发现，而使总数增加二十九人。除直接死难者，受牵连而发配、充军的，又有千余人。一百多年后，万历十三年三月，当方孝孺案彻底赦免时，所统计的各地流放者，人数为一千三百余人。方孝孺以一人之“罪”，致上千人陪死、落难，说明了三点：第一，与乃父一样，朱棣也流淌着嗜杀之血。第二，如此滥杀，远远出了报复之需要，它主要的目的，是对暴力、权威的炫耀；朱棣既不能以“德”拢人，索性露出血腥面目——他一直有这两副面孔，前者其表，后者其里。整个永乐元年，都是在血腥中度过。方孝孺案仅为大屠杀的开端。除方孝孺外，被灭族灭门的，还有太常寺卿黄子澄、兵部尚书齐泰、大理寺卿胡闰、御史大夫景清、太常寺少卿卢原质、礼部右侍中黄观、监察御史高翔等多人。每案均杀数百人。如黄子澄案，据在《明史》中主撰“成祖本纪”的朱彝尊说，“坐累死者，族子六十五人，外戚三百八十人。”胡闰案，据《鄱阳郡志》所载，“其族弃市者二百十七人”，而累计连坐而死的人数，惊人地达到“数千人”。《明史》亦说：“胡闰之狱，所籍者数百家，号冤声彻天。”遭灭门之祸的总数，已难确知，但仅永乐初年著名大酷吏陈瑛，经其一人之手，就“灭建文朝忠臣数十族”。这种暴力，甚至于可以毫无尺度。方孝孺被诛“十族”，虽已闻所未闻，但遭牵连者，究与方家有这样那样沾亲带故名义。后来，发展到纯粹伤及无辜的地步。景清一案，“磔死，族之。籍其乡，转相攀染，谓之‘瓜蔓抄’，村里为墟。”就是说，景清乡邻全部遭殃，“转相攀染”四字，黑暗之至，“村里为墟”说明该村最后弄成为“无人村”。另一个被族灭者高翔，除了满门杀光，还被挖了祖坟。这且不说，朱棣先把高家产业分给他人，再宣布，凡分得高氏产业者，全部课以重税。为什么？“曰：‘令世世骂翔也。’”灭族者之外，还有许多人，处决其本人后，家属或被宣布为奴，或辱其妻女，使嫁最贱之人。直到二十二年后，这批人才被特赦为“民”，“还其田土”。中国历史上向来不乏杀虐，但以往多为战争、族群冲突、暴乱、饥荒所致。纯粹的政治迫害，像朱棣报复建文忠臣如此大规模的事件，杀戮之狠、株连之广，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朱元璋一生也搞过几次大的政治迫害，但分散于三十年统治的不同时期。单论一次性的集中迫害，永乐元年恐怕创了历史之最。但其中情形又颇怪异。朱棣的血腥杀戮，本意是树立威权、降服人心，可是杀人越多，也益发凸显了他权力基础的薄弱；每杀一个人，都等于向世人宣告：“又出现了一个反对者——虽然被我干掉了。”另一面，不断有人慷慨赴死，恰恰不断在证明被推翻的建文政权更合人心，或在人们心目中是更具法律或道德合法性的政权。在朱棣的酷刑面前宁死不屈、坚持立场的例子，比比皆是，大家翻翻《明史》，列传第二十九到第三十一，即卷141-143之间，记述了大大小小这样的故事一百来个，个个精彩，令人肃然。其中最奇的，有人原不在所谓“逆臣”之列，但为着正义，竟然送上门去——方孝孺处死弃市，开国名将廖永忠之孙廖镛、廖铭兄弟二人，明知危险，也不避斧钺，挺身而出，将支离破碎的遗骨收捡起来，葬于聚宝门外山上；事后，镛、铭果然被捕处死，他们另一个兄弟廖钺及从叔父廖昇也同时受牵连而充军戍边。许多年后，李贽在总结这段历史时说了一番话：“故建文之时，死难之臣，若此其盛者，以有孝孺风之，连茹拔之，而建文复以春温煦之耳。”意思是，之所以当时那么多士大夫在淫威前宁死不屈，是因为一有方孝孺做榜样，二来整个儒士阶层为操守而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还有建文四载清明政治所给予大家的感动。现实如此，朱棣怎么办？也应该设身处地替他想想：当时若不大开杀戒，势难压平局面。然而，屠刀高举的结果，却又更彰明地暴露了他失道寡助的处境。左也不好，右也不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自打朱棣将朝思暮想的平天冠戴到自家脑袋上，“合法性”问题，也就像驱不散的梦魇，始终追随着他。这是他非正义攫取政权所须付出的代价。只可叹，历史、社会和人性，也不得不为这位自命为永乐皇帝的人的贪婪和权力欲而付出沉重的代价。什么代价？只消看看朱棣在此后一生当中，怎样竭尽所能，为维持其从来源处即沾染了洗不掉的巨大污点的统治，做下哪些事，便一目了然。难得心安佛家以因果看人生。凡事，有因即有果，什么因得什么果，一切的果皆可到它的因上去求解。所以劝人行善，不为恶。一旦作了恶，事情就会自动生成一种惯性来，让人越来越恶，即便想超拔也身不由己。有人以为，恶人是注定的，其实不。有一时一事作恶的人，但没有永生永世情愿做恶人的人。人之所以作恶，说到底是受一种赌徒心理支配，对寻常、本分的生存不满也不甘，希望比别人少费几十倍的气力或突然间暴得这样那样的大利益，于是，打破常规，去做平常人、规矩人不肯做或不敢做的事，这多半是孤注一掷，抛开通常的人性准则（道德、法律、内心良知等）用整个人生来赌一把。这种念想本身就是恶的，一旦把它付诸实行，则必做下这样那样的恶事。因为大家都在有一分耕耘、得一分收获，凭什么你少付出那么多却得到很大利益？你这么做了，势要侵害、损害他人，这不是恶是什么呢？但天底下恶人其实还有一个心理，即当他占了大便宜后，还愿意安心过日子，过比别人更好的日子。没有一个作恶之人，目的是毁掉自己。相反，他作了恶以后，还想享受作恶得来的成果。比方说，贪污的官人一定会想着弄到大笔的钱后，平平安安，人不知鬼不觉，做一个体面人——这些人可恨之处，正在于此，损害了社会和他人，还期求不遭报应——不过，我们这里暂不去诅咒他们的无耻，而着重了解他们的心理：原来，他们也并不愿意一直充当恶人，他们作恶的起因是想靠偷赖、走捷径或撇下大家都遵守的准则替自己谋幸福；亦即，作恶也是为了追求幸福。从追求幸福角度说，作恶之人与常人无有不同。这一点上他们极不讲理，凭什么你作恶了还想得到幸福？不过，他们的逻辑就是这样。只可惜，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公信不支持这种逻辑，否则，天下只好一片混乱。由于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公信不支持，作恶之人的动机与结果之间，就永远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正义认为：恶人必须得到报应。这绝非徒然给好人无谓慰藉的宿命论，而是社会的自我保护机制；若非这机制，人类无法存在和发展到今天。怎么报应？现实中许多善良守法的人往往很不平地指出，作恶之人干了坏事，却有权有势、花天酒地，好处全都归了他们。的确如此，我们常常看到丑恶的人似乎比谁活得都好。但是大家却不曾注意过，没有一个坏人能够终止作恶，捞一把然后安享所得、过一种从外在到内心都是体面人的生活，相反，他们要不断作恶，一天都不能停歇，用新的作恶来维持他们不正当得来的一切。这实际上是违背他们最初愿望的。作恶之后，人最想要的是安全。比方说，一个入室窃贼，被人发现，如有可以安全逃窜的机会，他一定选择逃窜；但往往得不到这样的机会，遭窃的事主或出于本能，或出于气愤，总会想阻止他逃掉，这时，窃贼极可能作下更大的恶，例如杀掉事主——他为什么这样呢？分析一下，结论是很可以吃惊的：他是为了安全，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一个入室窃贼如此，一个拦路抢劫者，或实施强奸者，或一个贪墨弄权者，莫不如此。所以，作恶有自己的连锁效应，如滚雪团。大多数作恶之人，开始都想得很好，一旦得逞，就罢手不干，带着作恶的成果悄悄过好日子去。但天底下岂有这等美事？恶无法指望善的荫护的羽翼，恶只能寻求恶的保护。人一旦作下恶，就只好加大作恶的力度来保全自己，用大恶来化解小恶的危险。受贿一百万的人，一定会继续收贿并且同时变成行贿者，收更多的钱，来买跟他一样的同类，巴不得身边的人都变得跟他一样坏，这样他就安全了；于是，三百万、五百万、一千万……越陷越深，越走越远，唯如此他才能将那最初一百万带给自己的危险处境对付过去。很多人以为这是这些作恶之人欲壑难填，实则他们更多倒是自有苦衷，身不由己。一个人只要作了恶，就会永受这种惩罚，罚他们不得停歇地把恶一直作下去，最初的恐惧无限放大，一辈子活在惶惶不可终日的感受中。不管表面上看去怎样作威作福，他们心里却清楚得很：这不是人过的日子。今天那些贪黩的大官，被挖出来后，当着摄像机镜头一个个痛哭流涕、悔不当初，很多人觉得是做戏，我却认为是他们内心的真切流露，因为那确不是人过的日子；人类社会为了能够有序健康地延续下去，终究不会，也不能给这种人好日子过。眼下，永乐大帝朱棣先生，也活在作恶后的恐惧中，也不能耐受梦魇般的纠缠。他也跟每个成功得手的歹徒一样，特别希望“从良”，回到社会公信的尺度中来，做个名誉的人，让他的非法所得被人看成正当的、他理该得到的一份。一些事，袒露了他内心的不自信——或者，也是屈服。先焚毁历史，然后伪造历史。朱彝尊讲过一句话：“盖革除年事，多不足信。”为什么？禁毁甚严，又大加舛改，致使真相大多湮没。《明史》“王艮传”提及，“后成祖出建文时群臣封事千余通，令缙等遍阅，事涉兵农钱谷者留之，诸言语干犯及他，一切皆焚毁。”“封事”就是奏折。“缙”即建文旧臣解缙，他归附朱棣后受到重用。就是说，朱棣向那些归附他的建文旧臣出示这一千多件奏折，除议论国防、农业和财政的以外，统统烧掉。他是极伪诈的人，表面上用这一手来释放那些归附者的不安，实际目的却是彻底消灭一切不利于自己的言论和材料，一石二鸟。他以为，把过去留下来的一切这类关于他的议论，抹除干净，就可以给自己只树立一个正面形象，堂堂皇皇享受所窃据的位子。这样的“形象工程”还包括：严禁民间自由谈论或书写建文朝这段历史——他的说法是“怀疑怨谤”，犯此罪者，“事发族灭”，将处以最高的惩治。这可不是说着玩吓唬人的。有个叫叶惠仲的文人，就受到了这种惩治，“永乐元年，坐直书‘靖难’事，族诛。”将真相加以禁止以后，还需要再编造假话。永乐年间重修《太祖实录》，只修一次不够，又修了第二次，才算比较满意。明代诸帝实录，均由继任者负责修定前任的事迹，朱允炆已经修过《太祖实录》，但朱允炆搞的东西，自然靠不住，必须重来。目的有两个，一是把有利于朱允炆的记述删减干净，一是添加直至杜撰对自己涂脂抹粉的内容。当然还有一点，由他朱棣来修《太祖实录》，等于否认朱允炆是朱元璋的合法继承人。两次重修后的《太祖实录》，朱允炆要么被批判为数典忘祖、奸恶浊乱；实在不能丑化的，例如建文时代良好的政绩，就讳莫如深，只字不提，让它们蒸发掉，好像压根儿没发生过。而一切涉及朱棣自己的地方，不止是丰功伟绩、高大完美，也不止是凭空吹嘘（如《奉天靖难记》所谓朱棣出生时“云气满室，光彩五色，照映宫闼，连日不散”这样的鬼话），尤有甚者，不惜在自己亲生母亲是谁的问题上也撒下弥天大谎。关于朱棣的生母，《明史》成祖本纪写道：“太祖第四子也，母孝慈高皇后。”这说法，首先由朱棣授意在《奉天靖难记》提出来，再写入篡改后的《太祖实录》；清朝初年，官方修编《明史》，不顾历来的许多疑问，将《实录》的这套说法全盘接受。殊不知，历史的本质是透明的，天王老子也难一手遮天，就算一时勉强遮住，其实也不过是纸糊的灯笼，终究会露出窟窿。其中一个比较靠得住的窟窿，是《南京太常寺志》中记载，在南京旧太庙，供奉着一位妃的神主（牌位），上面明确写着是她生了第四子朱棣。这曾由明代的一位野史作者潘柽章在其《国史考异》中披露。《南京太常寺志》是一份官方文件，现在虽已亡佚，在明代却不止潘柽章一个人见过，至少还有一个人，即万历至崇祯年间的名士何乔远也见过，他很谨慎地写道：“臣于南京见《太常寺志》，云帝为妃所生，而《玉牒》（指《天潢玉牒》，成文于永乐年间，载述朱氏皇族谱系）则为高后第四子。《玉牒》出当日史臣所纂，既无可疑。南太常职掌相沿，又未知其据。臣谨备载之，以俟后人博考。”何乔远话虽说得含蓄，《天潢玉牒》大拍特拍朱棣马屁，臭名昭著——此书居然声称懿文太子朱标“为诸妃所生”，只有朱棣和周王二人的生母是马皇后，所以，连清代《钦定四库全书总目》都斥之多“当时谀妄之词”、“与史实不符”——他提出应该允许《南京太常寺志》之说存在，“以俟后人博考”，明显倾向认为后者真实可信。不过，无论潘柽章还是何乔远，都只是从《南京太常寺志》读到相关记载，本人毕竟无缘亲见妃神主，所以向来大家也不便轻信。但到了弘光朝，终于有直接的目击者，他们是礼部尚书钱谦益、大理寺左丞李清。他们都读过《南京太常寺志》，但事实究竟如何，连以博闻著称的钱谦益“亦不能决”。但在弘光元年元旦这一天，以祭祀之机，终于开启孝陵寝殿，发现妃神主确在，且一切均如《南京太常寺志》之所云——李清的原话是：“及入视，果然。”《三垣笔记》清代一直被禁，清末才重见天日；它的证词让史家大为兴奋，孟森先生称，朱棣身世“以前为疑案，《明史》中纪传自相矛盾。自《三垣笔记》出而证明《南太常志》之文”。不过，我在读张岱的《陶庵梦忆》时，意外发现，早在钱谦益、李清之前，就有目击者，而且时间早两年，发生在崇祯十五年七月。目击人一个是张岱本人，另一个是当时主掌南京太常寺的朱兆宣。朱主持祭典时，张岱随观，得以见之；他写道：壬午（1642年，即崇祯十五年）七月，朱兆宣簿太常，中元祭期，岱观之。飨殿深穆……近阁下一座，稍前，为妃，是成祖生母。成祖生，孝慈皇后（高皇后）妊为己子（对外宣称自己所生），事甚秘。不知为何，这条记载孟森先生不曾注意到。关于朱棣这样干的目的，孟森先生的分析是透彻的：明初名教，嫡长之分甚尊。懿文太子以长子得立，既死则应立嫡孙，故建文之嗣为一定之理。燕王既篡，无以表示应得国之道，乃自称为马皇后所生，与太子及秦、晋二王为同母，明太子及秦、晋皆已故，则己为嫡长，伦序无以易之矣。说来说去，还是心中有鬼。这“鬼”，就是自知干了见不得人的事，又无勇气独自在黑暗中去挣扎，还想把黑洗白，仍然回到光明的世界，做一个见得人的人。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世上当然没有鬼，敲门者不是鬼，是自己的内心，或者说，人间的公信力。再不可一世的人，也没法与它抗衡，也难当其一击。如朱棣者，为一袭黄袍加诸己身，就让几十万人赔上性命，半个中国遭兵燹之祸。这可不是一般的枭雄，是所谓“干大事”的人。但只一条，他所干的事，没有一丁点儿正义性，而是完全违背，结果虽然大获成功，却没有因此高大起来，反而在内心渺小下去，从豪气走向小偷小摸，连生母也不敢认。他手忙脚乱地掩盖真相，编造假话，指望靠“瞒”和“骗”，重新混到“好人”的行列里来。可哪有这种好事？恶只能拔除，不能洗涮；作了恶，只能老老实实去纠正，正义才可放过之，倘若想的是掩人耳目，用“瞒”和“骗”糊弄过去，便又陷于新的恶。人间的事情，就是这样环环相扣。对于作恶之人来说，朱棣是有关这类人必受惩罚的上佳例子。对于天下善良的人来说，朱棣一生走过的路，也适足给他们以做“好人”的信念。从富且贵角度看，朱棣已极人寰，但又怎样呢？一辈子说着谎话，心惊肉跳受着偷来的东西，视给了自己生命的母亲为羞辱——这样的人，何尝有片刻安宁？据说，永乐年间南京最大工程“大报恩寺”，即朱棣为抚平内心不安而下旨兴建的。工程极浩大，动用人力十万，自永乐十年（1412）开工，直到二十二年（1424）朱棣死时仍未竣。规格也高得很破例，朱棣明确批示大报恩寺“梵宇皆准大内式”，就是说，这个佛教建筑群被准许采取皇宫的标准与规制。显然，它对朱棣有特殊意义，并非什么宗教建筑。当时，对外美其名曰，此寺之建，是为报答太祖和马皇后养育之恩，但世间历来相信朱棣建这个东西，系出于对生母妃不孝的赎罪心理，在当地，该寺大雄宝殿不叫大雄宝殿，一直称之“妃殿”。对朱棣，孟森先生有个概括：“盖篡弑之为大恶，欲济其恶，必有倒行逆施之事。”欲济其恶四个字，是要害。恶，也是一种活泼泼、有生命的东西，就像病毒一样，既顽强，又有惊人可怕的自我复制之能力。一旦激活，它就疯狂地藩衍生长，胃口越来越大，显示出吞噬一切的难以满足感。欲济其恶，讲的就是恶的那样一种难以满足感，或者说一种不可遏止的惯性，一种对能量充分释放的需求。西方中古的浮士德传说，用一个宗教故事告诫于人，千万不能被“魔鬼”诱惑、和它签约，否则即永世沉沦——所谓“魔鬼”，其实是人内心的恶。对于朱棣来说，他不单受了“魔鬼”的诱惑，并且在协议书上签字画押，所以，是无法摆脱它的纠缠了。恶之花一：精神戕害古代中国人文精神，遭受过两次严重戕害。一次是秦始皇灭六国、建立第一个皇朝秦帝国。一次就是朱棣篡权、自立为帝。秦灭六国，害怕各国人民怀念自己的文化历史，或者干脆是为了强行统一思想舆论，就下令烧书，只留下实用技术类的书籍，其余一概搜出烧掉。为防止没有搜到而漏网的情形，又明令严申，绝对禁止。这样，秦以前各国史书，除了秦自己的官方史，统统被毁灭了；学术方面也一样，除秦官方的博士官所掌图书，凡是私人收藏的诸子书一概上交官府烧毁，下令三十天内不上交者，罚筑长城四年（肯定会送命死掉）；聚谈诗书者斩首，是古（六国）非今（秦王朝）者灭族；不准许民间办学（私学），孔子以来形成的教育普及的好局面生生地被禁止，历史倒退了好几百年；人民求学以吏为师，换言之，教育以服务政治为目的，与自由的思想和学术绝缘……这些极端的文化专制措施，终结了此前何等灿烂多姿的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百家争鸣”时代，而它自身造成的后果，更是接近于葬送文明——秦灭亡后，面临着经典旷无的局面，许多年后，主要自汉武帝时代起，才靠着从废墟中发现当初有人冒生命危险匿存下来的少量典籍，复经许多学者艰辛整理、疏证，一点一滴、丝丝缕缕地重新续上文明之脉。汉代经学所以那样发达，起因就在于秦对文明的毁灭。整个两汉对于中国历史，实有不亚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意义；伟大的学者从司马迁、刘向到郑玄，对中国文化实有再造之恩。饶是如此，中国历史和文明虽万幸未致湮灭，后遗症却也相当严重。经学上的“今文派”和“古文派”，打得一塌糊涂，直到清代仍脱不得身。顺带说一下，秦朝其他政治经济措施，如车同轨、通水路、去险阻（平毁各地要塞）、划一币制器具、以秦篆统一文字等，客观上利于国家大一统，其主观出发点，也是压制人民、消解各种隐患。秦的许多举措尽管具有反文明的性质，但毕竟尚可促进中国民族、政治的统一，所以历来对秦代的评价，褒贬分歧很大，有认为其善不足以抵其恶的，也有认为其恶远不能掩其善的。这样的分歧，各依尺度不同，谁也说服不了谁。然而，朱棣篡位，却谈不上有什么积极面。他篡位以前，中国已处在稳定的统一的局面中，倒是他的叛乱，将中国抛入战祸中，让惊魂甫定的百姓，又品尝离乱滋味。他篡位之后，政治不是变得清明，相反，恢复了许多被朱允炆所改革、连朱元璋晚年亦自我否定掉的苛政，为了刻意与建文时期反道而行，他将朱允炆实施的各种从士大夫至平民广泛好评、认为利国惠民的政策，予以推翻、否定。就连他好大喜功的对蒙战略，以及征越南这一类似乎可以炫耀一下的“武功”，史家也是疑问多于首肯，因为它们大大违背了朱元璋对明帝国的周边战略设想，而后者却比较合乎明帝国的实际。表面上看，朱棣没有造成嬴政那样严重的后果，也没有轰轰烈烈地搞“焚书坑儒”那样的运动。其实，朱棣干的不比嬴政少，对打击目标的决绝狠酷，更不稍逊。不过有一点，相较嬴政，朱棣深通伪善，事办得更狡猾，手法也阴柔。以他们都做过的杀士这件事来比较。“焚书坑儒”动静闹得那么大，名声那么坏，实际上杀了多少人呢？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主要还是孟子学派的儒生（东汉赵岐说）。可永乐元年，单单方孝孺一案，就杀掉八百七十三人，而且“诛十族”这一创新，所特地加上的第十族，就是专门针对知识分子的——方的朋友和门生，多为读书人无疑。别的惨案，受害主体也是读书人。杀方孝孺，连姚广孝也反对，反对理由就是应替天下留存“读书种子”。嬴政杀掉四百多个儒生，背上千古骂名；而数倍乃至十几倍这样干的朱棣，却好像没有挨过什么骂。嬴政很冤，他应该从棺材里跳出来，要求平反。朱棣非但没有挨骂，还因为那部据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类书的《永乐大典》，被不明就里或生性喜欢“伟业”的人，视为文化的保护神。这就是朱棣的狡猾处。一面对读书人大杀大砍，锢言禁说；一面搞历史上最大的“文化形象工程”，来炫耀文治。实际上，《永乐大典》鸿篇巨制不假，对文明发展的实际影响近乎于零。它卷帙过于浩繁，22937卷，11095册，约3.7亿字，难以刻印（恐怕一开始就没想过刻印成书），即便再抄一套也非易事，足足过了一百年，嘉靖皇帝才痛下决心录一个副本，但工程之大，嘉靖竟没能活着看到抄写完成，直到继任者隆庆皇帝登基，副本才算抄完。而副本抄缮完毕不久，正本又奇怪地下落不明。总之，这套今天说起来大家不胜景仰的《永乐大典》，修成之后即锁深宫，与尘土为伴，几乎不被阅读，且一直保持这“特色”，直到那套副本在清代被内贼外寇盗抢而散失殆尽。书籍，唯当被读、被传播，方产生文明价值。倘若根本不进入阅读领域，又有什么意义？《永乐大典》，修之前就明摆着不以供人阅读为目的，修成后放在皇家库房里，大门一锁，与世隔绝。但它有一点却牛得不行，那就是足够巨大、足够辉煌、足够叹为观止，尽管大家全无眼福，可谁提起来都啧啧称奇。难怪政治家往往喜欢搞“形象工程”，《永乐大典》即以奇效垂范于他们。一提起“永乐大帝”，必想到“永乐大典”。有这座“文化昆仑山”挡在那里，朱棣所干的坏事可就全都离开人们视野，或者被视而不见了。何谓“一俊遮百丑”！更何况，所谓俊也是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在我看来，朱棣行径中，比血腥杀戮影响更恶劣的还有许多。他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历史造假者。建文朝史事“千钩百索，只字不留”，在他鼓励和授意下，当时“文学柄用之臣”置良知和道义于不顾，“自饰其非”，“为史（指对建文朝的书写），肆以丑言诋之”，致建文朝“政令阙而不传”（建文时期采取了哪些政策措施，已不可知），过了好些年，一个叫杨守陈的礼部尚书实在不能接受这种状况，向弘治皇帝上书，批评“靖难后不记建文君事，使其数年内朝廷政事及当时忠于所事者皆湮没无传”，委婉提出重写历史、恢复原貌的要求：“即今采录，尚可备国史之缺”。朱棣的做法，不单等于给历史开了“天窗”，还填加进去许多谎话，给后来肆意篡改历史的人，树立了榜样。不但史实在他手上歪曲了，他还极大摧残了中国史学十分可贵的传统——“良史”的操守和气节。“良史”精神，自周代就形成。虽然史官为政府所设，但史官对政府乃至君王却允许保持独立性，直面事实、忠实职务，是史官本分，如遇政治强权干涉，不惜杀身殉职。这就是“良史”精神。鲁襄公二十五年，齐大夫崔杼杀齐君，太史毫不妥协，当庭记下“崔杼弑其君”。崔杼怒，杀太史。太史被杀，他的两个兄弟坚持写同一句话，又被杀。这个良史家族的最后成员还写那句话，崔杼不敢再杀。南史氏听说太史一家将被杀光，就拿着竹简赶来，准备替他们继续写这句话，途中听说已写成，才打道回府。所以，不要以为中国人一开始就有编造历史的习惯，中国史学精神，本来是非常正直的。可是这光荣的传统，慢慢却被朱棣们断送了。他可不是那个崔杼可以比得。崔杼杀了几个人，看见史官不肯屈服，就不敢杀了。朱棣对于杀人，十分彻底，只要敢不奉他的旨意，有多少杀多少。能不能正确对待历史，是国家清明与否的标志之一。历史不单单是一个叙事问题，更是一个关系正义与伦理的问题。古人很早就意识到“以史为鉴”的道理，视历史为一面客观的、是非曲直一目了然的镜子，国家必须从真实、不被歪曲的历史中得到对益害、利弊的如实认识，才能把现实和未来的路走好。朱棣不仅仅是造了假，他还强奸了中国人文的健康精神。这个影响最坏。永乐年间给整个知识分子阶层的心态，蒙上长久的阴影。朱棣上台后所屠杀的知识分子，都属忠正一路。这些人，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是知识分子中品质较好的一部分。朱棣的逻辑是，你不肯低头，我就把你的头砍掉了事。然而，被斫伤的不仅是千百受难者的生命，还有他们秉持传承的人格。正气下降，邪气自然上升。有诗咏当时风气之坏：“后来奸佞儒，巧言自粉饰。叩头乞余生，无乃非直笔。”不愿同流合污的正人君子，则选择明哲保身之路，退出公共领域，出现“亘古所无”的现象：“上自宰辅，下逮儒绅”，“深山穷谷中往往有佣贩自活、禅寂自居者”。朱元璋搞了那么多文字狱，也没把“士”气搞到这样的地步。洪武时期的文字狱，虽然野蛮而荒唐，却并不针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及其基本价值观。朱元璋这个人，无知狭隘，但对儒家正统精神还是肯定和鼓励的（除开孟子思想中“非君”那一部分）。朱棣却不同。朱棣打击的，恰恰是从儒家伦理根源上来的理念和气节。明初，这些理念和气节，随着外族异质文化统治的结束，正处于蓬勃向上的状态，我们从洪武时期以宋濂为首的皇家教师团的大儒们身上，从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殉难忠臣身上，清楚看到中国知识分子正统价值观和自信心呈现强劲复苏的趋势，然而“靖难之役”后残酷镇压，又将它重挫。如何对待建文朝这段历史，始终是明代意识形态难以隐去的痛。恢复原貌、回到真相的意志，也顽强地生存在人们的良心中，丝毫未因时间流淌、记忆远离而褪色。威权可压制正义于一时，却不能左右真相于永远。朱棣死去以后，主张为朱允炆本人和以方孝孺为代表的建文忠臣恢复名誉的呼声逐渐抬头，到了中晚明，更演变为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重写历史”运动。当代学者杨艳秋对此有专论《明代建文史籍的编撰》，其中指出：关于明代建文史籍的数目，无人做过具体的统计，《明史•艺文志》史部杂史类著录了二十种作者姓名可考的建文史籍，其中杂史类十四种，传记类六种；清人陈田编辑的《明诗记事》乙籤中提到了四十一种。若除去其中郑晓《吾学编》、何乔远《名山藏》、吴士奇《皇明副书》、伊守衡《史窃》、朱国桢《史概》等五部综合性的历史著述，单记建文朝事的史籍也有三十六部；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中，建文史籍则多达五十九种，当然，这个数字远远不能囊括明代所有的建文史籍，但数目已相当可观。并次第细述了正德至嘉靖、万历和万历以后三个时期针对建文朝的“重写历史”运动的情形。这个运动，首先是民间的，自发的；既然官史不尊重事实，强行歪曲历史，民间话语便以自行叙事亦即所谓“野史”的方式，做出反弹。明代“野史”或者说私人的非正式历史写作之高度发达，与建文事件的刺激是分不开的。另一方面，大量野史的出现，又推动了正史改革的意愿；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官史应当担负起阐明历史真实情况的责任，如陈继儒批评正史对建文朝史实“灭曲直不载，不若直陈其状而征示以无可加也；斥野史为尽讹，不如互述其异同，而明见其不必尽情也。”朱鹭则借野史的发达，指出这明显表示正史陷于一种困境，进而提出恢复史臣的“史权”，即史臣有改正历史错误和叙写历史真实情况的操笔之权，回复其“天子有所不能制”的特质，以保障历史书写的严肃性，他说：“且夫史官而禁之书，能必野史之不书邪？与其为野史书，传疑述伪，逐影寻响，夸张其说而矫诬其事，宁正之今日乎？秉史笔者尤得以弥缝讳饰其间而不至于滋万世之惑也，若是，而史臣之权可不用邪？”到万历年间，“重写历史”运动已经成为朝臣奏事时的公开议题。礼科给事中孙羽侯和杨天民、御史牛应元和史官焦竑，都先后上书主张在正史中给建文时期以“本纪”地位。万历皇帝对于这些建议未敢完全允准，但他一面命将建文朝事迹仍附于洪武朝后，一方面同意直书建文年号。这是一个重大突破，因为朱棣时代发明“革除年”一词，就是基于取消建文年号、在政治上不承认这段历史。时隔百余年，被抹去的“建文”字眼，终于又合法地重返历史话语（所以才有了《建文朝野汇编》和《建文书法拟》这样的书名）。虽然朱棣所为，颇有“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可笑，但毕竟历史为此走了很长很大的弯路。简简单单、客观存在的事实，却费了那么大的气力来纠正、复原，不必说空耗精力纯属多余，正气低迴更是可怕的内伤。只因朱棣的一己之私，整个国家和民族就付出这样沉重的代价。恶之花二：倚用宦官太监，是中国特产。由太监而起的误国殃政的弊端，也是中国古代史的特产，太监乃刑余之辈，所以通常把这种政治灾难称为“阉祸”。而历朝历代，阉祸最甚的当数汉、唐、明。进而又须交代，明代阉祸本来是可以也应该避免的，之未避免，反而发展到成为导致明代亡国的主因之一的地步，就是拜永乐皇帝朱棣之所赐。以上数语，算是把本节所谈，大致说清。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前，一个叫曹参芳的学者正忙于编撰他的一部历史著作《逊国正气纪》。“逊国”，指建文帝朱允炆被朱棣推翻事；后世替朱棣找台阶下，回避他篡位的事实，用朱允炆“逊国”即主动让位的说法来遮掩。等到这本书写成之时——“崇祯甲申中秋前一日”——崇祯皇帝已吊死煤山。作者的本意，是借这本书探讨国家救亡之道——当时明要亡的迹象，实在比较清楚了——所谓对“正气”的重申与呼唤。可惜，没等到他写出来，明先已经亡掉了。但他对可以视为明亡国之因的一些总结，仍值得一观。内中有一段写道：寺人祸国，其来久矣。我高皇帝有鉴于是，虽设中贵，止供撒扫。而衔不兼文武，政不侵外廷，衣冠不同臣僚——外之也，故三十年宫府谧如。虽让皇帝纷更祖制，此独尊之加严焉，以故遗恨内臣，密谋通燕。文皇之始，不能不有所私是。故俨保之谮行而抚监岌岌矣，监军之势张而马骐以交趾予敌矣。延至逆振，举万乘之尊轻掷蛮夷，丧中原锐气多矣。而吉祥辈复积骄成怨，积怨成逆。汪直之启衅，缧絏盈朝，积骨盈边，可胜悼哉？正德间，八虎横一豹吼，逆瑾惨烈，祸延宗社……继以魏珰，狐豕满朝，忠良膏野，上公称而庙貌祀，窃号窃名，古今惨变……列阉祸为明代乱政且逐步导向衰亡的主要根源，而且，对这种趋势与过程叙述得相当简洁，一目了然，普通读者透过这区区两百来字，已可周详了解明代阉祸的由来和发展：第一，在朱元璋时代，宦官是被严格控制使用的对象，严格程度甚至历来没有，“止供撒扫”，让他们只是纯属清洁工性质的服务人员，所以没有发生阉祸。第二，朱允炆继位后发起不少对洪武政治的改革，唯独这一条不改，且严上加严，所以也没有发生阉祸，但导致一部分宦官暗心衔恨，里通燕王，帮助朱棣推翻朱允炆。第三，朱棣篡权阴谋既已得逞，为着多重目的（稍后述），彻底改变由朱元璋制订、朱允炆坚持的排斥宦官干政的政策，把宦官当作心腹耳目加以利用，由此开启明代深重阉祸之门。第四，祸门既启，坏例已立，以后历代阉祸愈演愈烈，作恶巨珰层出不穷，作者列举了王振、曹吉祥、汪直、刘瑾、魏忠贤等，这些大太监都曾甚嚣尘上，像魏忠贤，搞到忠良见戮、百官争相当其走狗、甚至活着的时候享受专祠奉祀，而正统年间的王振，竟活脱脱亲手断送英宗皇帝，让他做了蒙古人的俘虏。曹参芳履历天启、崇祯两朝，对于魏忠贤如何把国家搞得乌七八糟，满朝歪风邪气，亲有体会，知道阉祸危害非同小可，追根溯源，想到一切起自永乐年代，所以才深切怀念“逊国正气”的吧？阉宦的起源颇早，可能商代就出现了，至少可确知周代是有的，《周礼•天官冢宰》有“奄”之称，郑玄对此注曰：“奄，精气闭藏者，今谓之宦人。”不过那个时候，宦官用于宫庭普遍不普遍、是否制度化了，难考。从制度化角度看，还是认为宦官阶层形成于秦代（含秦国）比较稳妥。因为中国君主专制这种思想萌芽于秦国，中国的第一个帝制王朝也由秦建立，它是制度的创立者。太监（宦官）的本质意义，即是体现、从属和服务于君主专制的意志，成为君主专制下一种特殊的组织化建构，亦即宫禁制度的一部分。那么，这个群体在历史上发挥过什么好作用吗？没有。不要说好作用，二千多年来，他们只要安分守己，就可以说表现良好了。我们所知此类中最早出名的人物嫪毐，就是一个为非作歹的家伙。他是秦国大宦官，侍奉嬴政（当时的秦王，后来的秦始皇）之母，深受宠信，封长信侯，挥霍无度、势力巨大，门下家僮数千，宾客千余，俨然国中一支重要政治力量，能与丞相吕不韦抗衡。直到有人告发他其实是个假阉人，阳具不仅健在，而且甚是了得，正靠它才博得太后欢心（那太后原本就是风流女子，当年是艳都邯郸的一名歌妓，后被吕不韦买下，并在被吕不韦腹内留种的情况下送给秦国公子子楚，所生此子即后来当了中国第一个皇帝的嬴政），这才惹怒嬴政，下兵收捕，岂知嫪毐居然武装反抗，两军战于咸阳，嫪毐兵败被杀。嫪毐之事，可以说已开启了所谓阉祸的典型。一是这种人一旦发达，往往势可倾国；二是这种人一旦作乱就非同小可，干得秘密些是致使宫掖生变，如果追求惊天动地，则能够直接在京城跟皇帝干仗。以后兴风作浪的宦官不胜枚举，如赵高那样把持朝政、指鹿为马者有之；如汉“十常侍”那样导致一个朝代崩解者有之；如宪宗被杀、穆宗得立之后晚唐皇帝基本皆由宦官废立者亦有之。许多中国人受旧小说旧戏的影响，以为中国的事，都坏在曹操、高俅那样一些涂着大白脸的奸臣手中，然而如果翻翻历史书就知道，内廷权阉的危害，远在外廷奸臣之上。这样的惨痛经验，已积累太多，到朱元璋的时候，并不需要很高智慧也可以认识到，必须严防太监干政。所以他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若用为耳目，即耳目蔽；用为心腹，即心腹病。驭之之道，在使之畏法，不可使有功。畏法则检束，有功则骄恣。”曾定制：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扼制太监，不使他们参与政治，很对。不过，朱元璋将太监的危害归诸他们的人品天生较别者为劣，却毫无道理。太监同样一个脑瓜、一副身子，并非三头六臂、恶魔投胎。如果说“此曹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有这种情况，那也是制度使然，是君主专制因为对自己的极权严防死守，信不过外廷大臣，将太监们倚为心腹而导致的结果。皇帝和朝臣的君臣关系，一面是上下关系，一面却又是互相尊重、互相制约的关系。但皇帝和太监之间，则无这样一层“礼法”的约束，完全是主子和家奴的关系，可以随意呵斥、打骂甚至取他们的性命，这让皇帝觉着很放心，更堪掌握，久之无形中也对后者产生依赖，而感到他们亲近，不可托于大臣的事，托于他们，甚至私密之事也让他们与闻。但当皇帝的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看到太监俯首帖耳、任其驱驭的一面，看不到后者因“亲炙天颜”而被赋予巨大权势的另一面，至于过于倚重而致尾大不掉、反仆为主的情形，更是始料不及。总之，太监辈“善者千百中不一二，恶者常千百”的根子，就在皇帝自己。朱元璋当然不会承认这一点，不过从汲取历史教训角度出发，他要与太监们保持相当距离的决心，还是蛮大的。明白表示，绝不能用为耳目心腹，也不能给他们立功的机会。这是朱元璋“干部政策”中很重要的一条，甚至可以说是“铁的纪律”。他立下规矩：内侍毋许识字；洪武十七年更铸铁牌：“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犯者斩”，置宫门中。不识字，便阻断了太监参政的途径；万一还有人不自觉，居然敢于干政，那就杀头。朱元璋基本践行着自己制订的上述政策，朱允炆则更严格。所以从洪武到建文，明初太监没有飞扬跋扈的例子，而且应该说日子很不好过。朱棣夺位，太监很出了一把力。嘉靖间大名士王世贞说过这样一件事，当年朱棣起兵以后，与政府军作战，费了很大劲三年所得也无非北平、永平、保定三府，这时，“有中官约为内应，谓须直捣南京，天下可定，文皇深然之。”亦即，有太监主动与朱棣联络，建议不要一座城池一座城池地打，径取南京，而太监们将与之里应外合。孟森先生的《明清史讲义》颇然此说：“靖难兵起，久而无成，因建文驭宦官极严，而叛而私以虚实报燕（指朱棣），遂敢于不顾中原，直趋京邑。”此事如属实，则建文宫中的太监对朱棣最终成事，可谓功莫大焉。《明史》关于朱棣信用太监这样说：“文皇以为忠于己，而狗儿辈复以军功得幸，即位后遂多所委任。”言下“有论功行赏”的意思。我们不排除可能存在这层因素，但归根到底，朱棣之倚宦官，应该不是出于欠了这些人的情，而要对他们有所回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朱棣不是这样的人。此人唯我独尊，一切皆以自己为出发点和旨归，可负天下，不可天下负我。他为了树立形象和诋毁朱允炆（因为朱允炆当政时期充当了一个改革者），就假惺惺地把自己打扮成“祖制”（朱元璋政策）的维护者，但在不容太监干政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上，他不仅不坚持祖制，反而从根本上破坏了它，并给后来明的亡国种下祸根。为什么？就因为他极端利己的本性。朱元璋不准太监干政，这规矩很清楚，斩钉截铁，理由也说得挺透，朱棣不可能不知道，也不可能不明白。然而有两个因素使他顾不上这些，明知有那样的祖制，明知自己的做法极其危险，也执意去做。一个因素，是他从篡权的经过尝到了甜头，或受到很大启发，即太监这群人很可以被利用来执行某些特殊任务，机密事、不道德的事或不可告人的事，交给他们去办最合适不过，只要时不时扔给他们几根骨头，他们就会跑前跑后替自己效命。这取决于太监这群体的特点。他们一般在尚未成人前，净身入宫，脱离社会，也脱离一般人伦和道德，脑子里只有家奴意识。他们虽然也是人，但却是被外化于社会的特殊人群；除了实利主义，基本上再无信仰和原则，在有骨头可啃的前提下，保持着单一的对主子的忠诚，可以完全顺从主子意志，心中谈不上什么礼义廉耻，也没有什么美丑观念，只要得到指令，是不惮于干任何事或者说无论做什么都不大有心理障碍的。所以历来对这类人有一种就其字眼可能涉嫌歧视的称呼：狗儿辈。刚才所引一段《明史》，公然把这称呼写在正史里头。但这奴性，是丑恶的太监制度造成，受谴责和唾骂的也应该是太监制度。朱棣对他们的解读，其实同《明史》的那个称呼没什么不同，但他是从正面或欣赏的角度去看待这一点。他需要这种人，也喜欢这种人，而且自信能驾驭好这种人——重要的是，他已经获得了成功的经验，现在只须继续运用、不断放大这经验即可。第二个因素，又不能不触及朱棣非法取得皇位这块伤疤，设若当初从朱元璋那里堂而皇之继承皇位的，不是别人，是他朱棣，很可能他也并不会倚重“狗儿辈”。现在不一样。凭借武力，算是将印把子抢到手了；一通血洗，也算是把公开忠于朱允炆的势力镇压下去了。但印把子究竟攥得紧不紧，是不是还有暗藏的“阶级敌人”，还有多少？朱棣心里没底。况且，朱允炆下落不明，是死是活？是远遁还是匿身近处？如果还活着，他会不会东山再起？谜团很多。还有，老百姓服不服，背地里怎么看又如何谈论“革除”这件事？是不是有什么穷途末路的家伙会利用民心煽动造反、起义？这都需要勘察，而且是秘密的勘察，或者，索性派出亲信去监视那些人的一举一动。所有这一切，我们可称之为“非法夺取政权后遗症”。对朱棣来说，他不单患着这后遗症，而且很严重。而同所有没有自信、生活在随时可能失去权力的恐惧之中的统治者一样，他也只有两个办法，一是推行铁腕统治、用严刑峻法（国家恐怖主义）来强行压服；一是搞特务政治，盯梢、刺探、打小报告、听墙根，都是逾于法度之外见不得人的勾当，用这办法使人人自危，钳口无言。那么，甚等样人最适合替朱棣干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宦官辈当然是首选。他们是家奴，最令人放心，而且除了听命于主子，毫无道德感，什么事都肯做，都做得来。一方迫切需要这种人，另一方还最堪胜任这种用途。天作之合。这就是朱棣一改“祖制”、重用太监的真正原因。《明史》中有一段叙述，简明列出了朱棣重用太监的“大事年表”：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帅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官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阯。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注意最后那句话：“盖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这是对整个明代史一个重大问题的总结。朱棣不仅仅是破坏了朱元璋视为铁条的“内官不得干政”的干部纪律，而且经他一人之手，就开启了宦官干政的所有主要途径与方式。如果说阉祸是明亡国的主因之一，则朱棣即应对此负全责。分别解释一下朱棣给予太监的这几项大权。出使：作为皇帝代表出访外国，虽然未必有今天“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但所涉为国与国的交往，其政治含义和规格相当高。专征：由太监充当统帅，独立带兵出征。郑和出洋的历史意义另当别论，而朱棣做出的这种安排，从当时政治格局说，意味着承认和赋予太监以军事指挥权，无疑有动摇国本的性质。监军：安插太监到军队中，代替皇帝监视和干预将领的工作，这不单单明确表示了对于将领的不信任，尤其造成令出多门、决策混乱等军事大忌，加之太监之流往往狐假虎威、挟私刁难，从而带来灾难性后果，明代官军战斗力之弱，与此有极大关系。分镇：派驻太监到各省和重要城市，赋予他们多种使命，从官员纪检到搜集民情，实际上就是各地特务头子，功能类似于纳粹的党卫军。这些镇守太监，很少不为害一方，吃拿卡要、索贿逼敛、扰乱地治，明代地方上很多危机即由他们而起，包括著名的“倭患”。刺臣民隐事：专指东厂之设。东厂是明代建立的第一个由太监掌管的皇家特务机构，此后还出现过西厂、内厂等。与分镇各地的太监不同，东厂这类机构是直属中央的特务组织，其侦察权不受地域限制，也不受侦察对象的社会地位限制，不论什么人，从平头百姓到九卿三公乃至皇亲国戚，都可以成为他们的怀疑对象、调查对象，侦察手段也没有禁区，不受法律制约，只要有助于达到目的，一律可以采用，比方说如果当时有窃听技术，以东厂的职权是完全没有忌讳，可以尽情实施的，不必担心万一破露会成为丑闻、招致国会弹劾；此外，更可怕的是，他们享有处置权，探得消息，不须请示皇帝，而直接处置，捕人、刑讯甚至致人毙命也没关系。东厂设于永乐十八年，但亲信太监承担类似的功能，应该远远早于此，只不过专设了这样一个机构，使其功能并轨到国家机器之内，而更加可怕。朱棣开了一个“好头”，他的子孙们也不尽是坐享其成，无所创造。比如他的孙子、明宣宗宣德皇帝朱瞻基，便又向前迈出重要一步：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识字。这也是朱元璋明令禁止的。首先破例的也是朱棣，他曾安排范弘、王瑾、阮安、阮浪四名太监去读书，使他们能通经史。不过，朱棣当时还是偷偷地做，范围也不算广。朱瞻基则将太监识字读书公开化和制度化，专门为太监在宫内办了一所学校，请的老师还都是学士、大学士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太监由不识字到识字，由没文化到有文化，很便于他们更深地参与政治。后来渐渐有皇帝贪懒，让太监根据自己的口授，代拟旨意；再后来，内阁呈上来的“票拟”（有待皇帝决策的政事）也让太监代为批复。这就不得了，等于直接把国家决策权交给太监。到这一步，王振、刘瑾、魏忠贤等超级大珰没法不应运而生；攫得国家最高权力的他们，纵想安分守己，只怕也难。恶之花三：国家恐怖主义人类的暴力现象，从远古绵延今代，没有断绝，恐怕也不会消失。暴力的表现有两种：非理性的和理性的。先说非理性。非理性暴力，起源于报复的本能，当受了伤害及严重威胁，而一旦从伤害和威胁中脱险，并反过来对对方取得支配地位时，原先积聚起来的由仇恨和恐惧组成的巨大能量，就会寻求某种释放与宣泄的途径，这时候就产生各种非理性暴力的表现。如屠城、杀降、烧掠、奸淫、虐俘，如形形色色的酷刑。这些行为虽然目的也是给对方以惩罚，但采取的手段远远超出其目的所需，而包含巨大快感，是对自己心理的额外补偿。这种快感与心理，以暴力本身为满足对象，或者有意渲染和推崇暴力，以至于最后暴力自己就成为目的。这时，暴力是一种邪恶。但也存在并不邪恶的暴力，即理性的暴力。理性的暴力有两个特征：第一、起自于维系社会正义平衡的需要；第二、不含宣泄、渲染暴力的成分，相反它的施行还有意降低暴力对人的恐怖心理作用。从本质上说，国家机器都具有暴力的内涵，它在防止动乱、打击犯罪和惩罚其他破坏法律之行为时，必然使用暴力。但如果它立于理性，则其使用一定是有序、中肯和收敛的。例如在理性暴力意识下，许多现代国家废止了死刑，即便不能废止的，也尽力削弱死刑中超出惩罚目的之外的炫耀恐怖的因素，中国近年渐以药物注射代替枪决的死刑执行方式，就是基于对国家暴力的理性化认识。朱棣上台后所大规模使用暴力的情形，完全失却理性。他的残酷镇压，本极过分，而于疯狂杀戮之中所挑选和采用的方式，更超出了消灭和打击异己的实利需要，纯粹演变成制造恐怖气氛和对暴力的宣扬。对不肯降附的建文忠臣，朱棣不以仅夺其生命为满足，往往用野蛮虐杀达到其快意宣泄的诉求。如暴昭之死：刑部尚书暴昭被执，抗骂不屈，文皇大怒，先去其齿，次断手足，骂声犹不绝，至断颈乃死。司中之死：佥都御史司中召见不屈，命以铁帚扫其肤肉，至尽而死。铁铉之死：文皇乃令舁大镬至，投铉尸，顷刻成煤炭。对建文忠臣女眷，竟公然让人轮奸：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右绍舞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由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身孕，除夕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奉钦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树儿。”这些行为，泄愤之外，目的主要在于恫吓。残忍地对待这些曾经反对他的人，侮辱其家属，都具有一种展示“下场”的作用；既满足了朱棣自己的报复心理，又作为威胁以警诫所有对他以武力推翻合法君主感到不满的人。尽管实施了大规模屠杀、血腥酷刑以及极其歹毒的身心摧残，但朱棣知道，单靠这些远不足以平弭朝野上下的非议。这种声音可能随处皆在，却藏匿于他所不知道的地方，如不加控制，也许会慢慢汇聚起来，变成一股比声音更实际更有力的力量。此即王世贞于万历年间所分析的：“既由藩国起，以师胁僭大位，内不能毋自疑人人异心，有所寄耳目。”说朱棣当时的怀疑，到了“人人异心”的地步，对每个人都不放心——“平生不做亏心事，夜半不怕鬼敲门”，没办法，自己心中有鬼嘛——那么，怎么办？只有实行一整套国家恐怖主义统治：密织侦缉网，豢养大量鹰犬，提高特务组织地位张大其权力，培植大酷吏，在全社会鼓励告密，以言治罪、禁止民间谈论政治……总之，要造成人人自危，噤若寒蝉的局面。即位之后，他指示军方遵循以下精神发布公告：今为众所推戴，嗣承大统，罪人皆已伏诛，嘉与万方，同乐至治。比闻在京军民犹有未喻朕心者，谓有复行诛戮之意，转相扇惑，何其愚也！吾为天下君，则天下之民皆吾赤子，岂有害之之心？且帝王刑法岂当滥及无罪？尔兵部亟出榜晓谕，令各安心乐业，勿怀疑惧，敢复有妄言惑众，许诸人首告，犯人处死，家产给赏告人。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其中可见先前一系列的屠杀造成了巨大恐慌，恐慌的同时也引起民间极大不满，朱棣所谓“妄言”，当包括上述二者。这条指示的精神，安民爱民只是表面文章，道貌岸然的语词背后，是一副冷酷的铁腕形象——他指出，面对阴云密布、血迹斑斑的现实，人民连“疑惧”的心理反应也不能有，也是罪过，更不得将这种内心感受吐露和表达出来，凡所语及，即为“妄言”（如当代所谓“反动言论”），就是死罪。为了彻底扑灭人民的不满情绪，他很卑鄙地利用人的求生本能，“许诸人首告”，意即，曾一起议论“国是”的人当中，谁首先起来检举揭发别人，此人即可免罪，而且会得到其他所有被处死者的家产作为奖励，相反，“知而不告，与犯人同罪”。这是一道诱导鲜廉寡耻、弃信忘义之风盛行社会的旨令。于是，永乐年间引人注目地出现一种过去很罕见的罪名：诽谤罪。“诽谤”的意思并不复杂，就是捏造坏话来诋毁和破坏他人名誉；诽是背地议论,谤是公开指责。这字眼，今天无甚特别之处，任何人觉着自己被人用言语侮辱了名声，都可以告之以诽谤。但永乐年间对诽谤的指控，却非普通人所享权利，而是朱棣单独享有对任何人加以指控的权利；在这里，诽谤罪专指一切针对朱棣及其统治的议论，只要这议论是负面的、批评的和表示怀疑态度的，不论对错，不论有无事实依据，通通算诽谤，所谓“诽谤时政”。说白了，人民除了歌功颂德、感恩戴德，不允许对政治发表任何公开或私下的意见。因此我们不妨把永乐年间的“诽谤罪”，理解成禁言令——禁止民间一切有关政治的自由言论。虽然中国古代社会并非民主社会，但仍很少听说哪个朝代设立过这样一项罪名。相反，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有一个很突出的传统，认为应该倾听民众的声音，还认为企图用封堵的办法来扼杀民意，不仅做不到，而且根本就很愚蠢。孟子曾经引《尚书》中的一句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老天都以人民的耳目为耳目，何况人君？他还告诫那些为君者：“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什么事情，如果老百姓都说不应该，就一定要加以审视。这也是强调执政者必须倾听人民声音。更有名的，是子产讲的那句话：“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把老百姓的嘴巴堵起来，比堵住洪水可要难多了！要多蠢有多蠢！所以子产不毁乡校，保留它，给老百姓一个随便谈论国是的地方。后来个别统治者，至多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有所控制，如秦始皇烧书、司马昭杀嵇康等，针对普通民众在全国设立一项以言论管制为目的的“诽谤罪”，恐怕是第一次。这本来就是一种莫须有式的罪名，自然鼓励了那些刁横蛮霸、卖身求荣以及为了飞黄腾达而不择手段、陷害别人的丑类，他们可以没有任何根据，两张嘴皮碰一碰，就把无辜者送入监狱。曾有一个军痞带领手下去安庆采木，沿途强取民财，民将诉于官，此人便“诬民为诽谤，缚送刑部，具狱以闻”。修建南京报恩寺期间，有小人贪功冒赏，制造传闻，说被征役夫“谤讪”，且“恐有变”，幸亏负责调查此事的监察御史郑辰不轻信，查明：“无实，无一得罪者”，上万人才保住性命。永乐四年九月，有个浙西人举报诽谤，把人抓来后对质，结果被诬陷者相互根本就不认识，朱棣也很没面子，将举报人“弃市”。由上数例可见，当时告密之风盛行，成为恶人陷害良善很好的手段，也是一帮利欲熏心之徒升官发财的捷径，为此甚至捕风捉影、铤而走险，不计后果以求一逞。也确有得逞者，最典型一例，是丁钰因告乡邻诽谤罪而一步登天。这丁钰，原是山阳县普通农民，因见朝廷“严诽谤之禁”，略略琢磨，认定发迹的机会到了，便于永乐五年六月密告同乡数十人涉嫌诽谤，结果一告一个准，那几十位乡邻全部被杀，丁钰却被认为其才可用，“上才之，授刑科给事中”——这不是一般的破格，史书上写得很清楚，丁钰原来的身份是“民”，连生员都不是，完全没有做官的资格，“刑科给事中”属于科道官，惯例只有中了进士的人方做得，至少也得是监生。丁钰尝到甜头，一发不可收，任职期间专以打小报告、揭发、告密为能事，“阴伺百僚，有小过辄以闻，举朝侧目”，直到最后因为“贪黩”遭到弹劾而被发配充军为止。因为设了这个诽谤罪，告密、诬陷之风，终朱棣之世从未停歇，甚至他死了以后，还时有发生。朱高炽继位，因见这种风气实在太坏，搞得人心惶惶，而奸恶之徒则屡屡加以利用，痛下决心，宣布正式取消“诽谤罪”：上谕刑部尚书金纯……曰：“往者法司无公平宽厚之意，尚罗织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国事，辄论诽谤，中外相师成风。奸民欲嫁祸良善者，辄饰造诬谤，以诽谤为说。墨名于此，身家破灭，莫复辩理。今数日间觉此风又萌……卿等宜体朕心，自今告诽谤者悉勿治。”连朱棣自己亲生的儿子都说，诽谤罪之设，令国家法律“无公平宽厚之意”，鼓励“罗织”，奸人称快，屈抑良善，而一旦被诬以此罪，必定“身家破灭”，而且根本没有说理的机会。朱高炽所总结的这几句用来否定“诽谤罪”的理由，足使我们想象出永乐年间民众生活在怎样担惊受怕的气氛中。《续文献通考》记有这样的案件：某日，锦衣卫特务在北京街头逮捕了一个市民，说他里通外国（“与外国使人交通罪”）。朱棣很重视，亲自提审。一问，市民回答说，那个外国人看上了他的毡衫，有意买下，彼此因为讨价还价，“交语甚久”，没想到就这样被抓起来。朱棣一听，也哭笑不得。这个事例显示，当时至少在北京，遍布密探，老百姓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我们知道，“警察国家”是一种近代产物，在社会化程度远不能与现代相比的五百年前，国家机器组织得这么严密，不但十分罕见，事实上也毫无必要。但在朱棣当政以后，十五世纪明王朝的中国却很有“警察国家”的风范了。说到这里，就不能不表一表明王朝国家机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锦衣卫。锦衣卫起源于军队。明代军队建制，自京师至各郡县，都设卫所，故各部队常以某“卫”相称，像“玉林卫”、“宣府三卫”、“大同左卫”等。锦衣卫原来就是所谓“上十二卫”中的一卫，其前身最早是朱元璋当吴王时所设拱卫司，到洪武十五年，改称锦衣卫。这是明朝国家军队中的特殊一支，直接由皇帝本人控制，实即皇家私人卫队，或者说明代的中央警卫部队。虽然它很重要，但起初所承担的任务基本是礼仪性的，站岗、守卫以及在重大外出活动时充当仪仗队（所谓“具卤簿仪仗”）。但是不久，朱元璋出于他清洗功臣和潜缉不法官吏的需要，扩大锦衣卫职权，使其向秘密警察组织过渡，赋予它对“盗贼奸宄，街途沟洫，密缉而时省之”的功能，并将它凌驾于司法部门之上，“取诏行，得毋径法曹”，依皇帝旨意行事即可，不必经过司法程序。锦衣卫校尉因为地位特殊，待遇好，机动性强，出则鲜衣怒马，威风八面，所以当时有一别名，唤作“缇骑”。创建锦衣卫的功劳属于朱元璋，公平起见，我们不把这笔账算在朱棣身上。但朱元璋在朱允炆劝说下，后期已明令取消锦衣卫的刑侦职能，洪武二十六年，“诏内外狱毋得上锦衣卫，诸大小咸径法曹。终高皇帝世，锦衣卫不复典狱”。朱允炆时代，当然也如此。重新起用锦衣卫，恢复其上述职能，并大张其势的，是朱棣。朱元璋时代，锦衣卫“恩荫寄禄无常员”——由于经常照顾性地录用特权阶层子弟，所以编无定制——但人数应该不曾超过二千人；朱棣再度起用锦衣卫后，其人数急遽膨胀，到明世宗嘉靖皇帝朱厚熜是多少人呢？已达六万多人！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个数目，是因为朱厚熜即位之初，为表示新君新气象，一次裁汰锦衣卫近三万二千人，而《明史•刑法志三》称，这仅为锦衣卫全部人数的十分之五。上面讲的六万多人，是锦衣卫正式在编人员，亦即所谓“旗校”，这并不包括不在编的但与锦衣卫关系密切、靠给锦衣卫提供情报为其收入来源的眼线、临时雇佣人员、地痞无赖等辈，如果算上这些人，依王世贞之说，“仰度支者凡十五六万人”！十五六万人，而当时中国总人口，根据《明史•食货志一》，从洪武到万历一直徘徊在五六千万之间。以五六千万人口，秘密警察人数达十五六万，这是什么概念？假如换算成今天中国的人口数，大家概念也许就比较清楚——从那时到现在，中国人口增长了二十倍，那么相应地，意味着在保持同样比例下，相当于如果当时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则这国家就配备了三百多万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秘密警察！朱棣不单使锦衣卫变成庞然大物，还把它变成无法无天的杀人机器。——这就是所谓“诏狱”。“古者狱讼掌于司寇而已。”刑事案件处理，本来是司法部门的工作。汉武帝首创“诏狱”，开君主直接插手的先例。朱元璋时期，锦衣卫越过司法机构，得任刑侦之事，已有诏狱之实；不过，那时锦衣卫虽有抓捕权、审讯权，却不能定罪，最后仍须将人犯移交司法部门，这就是《明史》所说：“送法司拟罪，未尝具狱词。”朱棣再度起用锦衣卫后，“寻增北镇抚司，专治诏狱。”这个“北镇抚司”由朱棣添设之后，从此与明朝相始终，因而诏狱也常被称为“镇抚司狱”。以前锦衣卫虽然治理诏狱，但带有临时性质，类乎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事实上朱元璋也只用了它十年不到的时间，随即取消。朱棣在锦衣卫中特设北镇抚司，等于使诏狱永久化，正式规定治理诏狱是锦衣卫的部门职能。正因为掌管诏狱，北镇抚司庙虽小，地位非同寻常，“镇抚职卑而其权日重”，不必说政府司法部分，渐渐，连锦衣卫长官都无权节制，直接听命于皇帝本人，而且它可以随意给人犯定罪，甚至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直接处死人犯。单单用草菅人命、惨不忍睹这类词描述镇抚司狱，过于抽象；其间的恐怖，超乎想象。我们还是借目击者的眼睛，实际地看看它是怎样一座活地狱：镇抚司狱……其室卑入地，其墙厚数仞，即隔壁嗥呼，悄不闻声。每市一物入内，必经数处验查，饮食之属，十不能得一。又不能自举火，虽严寒，不过啖冷炙，披冷衲而已。家人辈不但不得随入，亦不许相面，惟拷问之期，得于堂下遥相望见。由这段文字，大致可知镇抚司狱样貌：它一半建在地下，终年不见天日，以营造森严恐怖气氛；另外，显然是为着动用酷刑时，犯人惨叫之声不致传得太远，墙也修造得奇厚，完全隔音，就算你纵声哭嚎，隔壁也悄不闻声。绝对戒备森严，从外面买来任何一物，要经好几道检查才可入内。人的进出就更如此，犯人家属从不被允许入内，哪怕远远看一上眼也不可以；但是，拷问犯人的时候，倒会特意把家属找来，让他们在很远处看见拷问的情形。镇抚司狱的刑讯，别说以身亲试，在旁边看一眼亦足魂飞魄散。它一套完整的刑具，共十八种；其中一种称“拶”，将犯人十指夹于刑具，然后拉紧。此刑之施，与一般猜想不同，颇有奇特之处，据说“紧拶则肉虽去而骨不伤，稍宽则十指俱折”。这尚是十八套酷刑中最轻的，“若他刑尽法，即一二可死，何待十八件尽用哉”。清初方苞名篇《左忠毅公逸事》里，写到史可法设法进入镇抚司狱，探望他的恩师、天启年间反阉名臣左光斗，亲见严刑拷打之后的左光斗：席地面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此时左光斗还活着，死后，人们发现他竟被折磨得体无完肤。透过这个真实的例子，可以想见镇抚司狱即便阴间阎罗殿比之亦有不及。难怪有人这样说：“一属缇骑，即下镇抚，魂飞汤火，惨毒难言，苟得一送法司，便不啻天堂之乐矣。”刑部大狱较诸镇抚司狱，居然有如天堂，痛哉斯言！这样一座人间活地狱会造就什么？当然是人间恶魔。这是他们的绝好舞台；舞台搭好了，恶魔们岂能不大显身手？上若好之，下必甚焉。历史上倘有大暴君，身边多半就伴随着大酷吏。明代酷吏现象，以永乐时期最突出，最著名，也最“出色”。其中一个叫陈瑛，永乐元年任都察院左都御史。明代司法机构分而为三：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刑部受理天下案件，都察院负纠察之责，大理寺是对各种案件加以审核的机构；这三个部分习惯称“三法司”。都察院的“纠察”之责，绝大部分是针对官吏的，“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作福乱政者，劾。凡百官猥茸贪冒坏官纪者，劾。凡学术不正、上书陈言变乱成宪希进者，劾。”因此，朱棣一上台，把陈瑛放到这样一个位置上，寄意甚明。陈瑛当然心领神会，于屠戮建文忠臣一事，竭尽所能，大逞其凶。《明史》送给他如下评语：“天性残忍，受帝宠任，益务深刻，专以搏击为能。”把这位大酷吏形成的原因说得很清楚，一是他自己天性残忍，一是“受帝宠任”——由朱棣在背后撑腰、放任，自然，还不乏赞赏。他邀宠的办法是，朱棣让他害一个人，他就添油加醋让十个人倒楣；其实，历来的大酷吏都这么干，认准错杀一千比放过一个好，所以才有无尽的冤案，才有扩大化。建文忠臣，几乎全都死在陈瑛手中，那些动辄成百成百杀人的灭族惨剧，也都是他的杰作。《明史》说：“胡闰之狱，所籍数百家，号冤声彻天。两列御史皆掩泣，瑛亦色惨，谓人曰：‘不以叛逆处此辈，则吾等为无名。’于是诸忠臣无遗种矣。”这里“色惨”，非谓陈瑛有不忍之意，是杀戮太惨，以致大魔王自己也不禁有些害怕。但他说得很对，只有彻底冷血，他这号人才有安身立命之地。陈瑛等于朱棣树立的一个“先进典型”，有他做出榜样，并倍享恩荣，则效尤者竞起。《明史》谈到陈瑛的意义时这样说：“帝以篡得天下，御下多用重典。瑛首承风旨，倾诬排陷者无算。一时臣工多效其所为，如纪纲、马麟、丁珏、秦政学、赵纬、李芳，皆以倾险闻。”这些后起者中间，纪纲“出乎其类，拔乎其萃”，大有后来居上、掩却陈瑛“锋芒”之势。此人擅长察言观色，最会看人说话，当年主动投效造反的燕王朱棣，初次见面，即博得朱棣“大爱幸”。朱棣登极后，重振锦衣卫，把这重要机关交给了他所视为心腹的纪纲，“擢锦衣卫指挥使，令典亲军，司诏狱”。这是在锦衣卫领导任上第一位出名人物，同样，他也让锦衣卫在历史上出了大名，正像希姆莱之于党卫军。纪纲干得很称职，是天生的制造恐怖和掌管恐怖机器的高手。他为锦衣卫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组织，培养了一批得力人材，使之高效率地运转。“广布校尉，日摘臣民阴事”，深得朱棣之心，所有“深文诬诋”之事，“悉下纲治”，“帝以为忠，亲之若肺腑”。他们之间的默契，达到无言而心领神会的地步。解缙，是朱棣破南京后，主动归附的官员之一，因为才干颇受朱棣青睐，内阁初设，他成为明史上第一届内阁成员之一，后在重修（意在篡改）《太祖实录》和编撰《永乐大典》中总裁其事，可谓永乐功臣、名臣和重臣。永乐八年，因介入储位之争，被朱棣所忌，由纪纲投入诏狱，“拷掠备至”，一关就是六年。永乐十三年，纪纲照例将羁系狱中囚犯名录呈交朱棣过目，朱棣看见解缙名字时，只轻轻说了一句：“缙犹在耶？”这话问得不明不白，可以作忘怀解，可以作念旧解，也可以作诧异、不悦、不耐烦解。但“善钩人意”的纪纲自不会理解错。他从朱棣处退下，回到锦衣卫，“遂醉缙酒，埋积雪中，立死。”把解缙灌醉，埋在雪中，活活冻死。这种处死的方式，是有讲究的。朱棣明知故问，然无一字及于“死”字，是欲避免杀害对己有如此大功之臣而致寡恩薄情的坏名声。纪纲洞若观火，知道朱棣想要解缙死，却第一不得以他的名义处死之，第二亦不得处以正式的死刑，而要解缙看上去像是自己死掉，类乎“瘐死狱中”——于是纪纲想出了这么个办法：醉死。他的处理，果然极称旨。解缙丢了性命，朱棣那边无声无息，没有任何记载表明曾就纪纲妄杀大臣而加严谴，哪怕作为工作“失误”装装样子应该给予的处分也没有。纪纲最后死于谋逆。他帮朱棣干了许多类似上面那样心腹之事，有恃无恐，自我膨胀得厉害，横行霸道不说，终于发展到对主子意欲取而代之的地步，但他究竟害人太多、仇家遍地都是，结果在尚未准备停当之际，被一个与之有私怨的太监告发，朱棣大怒，用剐刑将这条他昔日的“爱犬”送上西天。早其五年，另一条“爱犬”陈瑛也以得罪而处死。事实上，在走狗与主子之间，很难避免这样的结局。一是走狗咬人咬太多，咬红了眼，最后可能会咬到主子身上。一是主子对这种嗜血成性的走狗，也爱惧交加，一旦有必要，将他们踢出来当替罪羊，是一举两得的佳选。明代后期，有人痛陈国弊曰：“自锦衣镇抚之官专理诏狱，而法司几成虚设……罗织于告密之门，锻炼于诏狱之手，旨从内降，大臣初不与知，为圣政累非浅。”法律已非公器，政府司法部门和工作人员被撇在一边，皇帝想怎么办就怎么办，鼓励告密，纵容刑逼，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国家怎能不乱？这批评的确击中要害。不过，又好像是在跟窃贼讲“不告而取不对”的道理。如果朱棣尊重法律，那么他不单不该搞东厂、锦衣卫、诏狱，不该设诽谤罪、捕风捉影，不该倚任陈瑛、纪纲等大大小小的酷吏——他索性就不该登上那个皇位！一个从根子上就践踏法律的人，如何可能崇隆法律？他要的就是乱，乱中取胜，乱中得利。制度清明有序，搞不成国家恐怖主义；要搞国家恐怖主义，一定不讲秩序，一定要抛弃法律，然后可以随意抓人、随意用刑、随意杀人。厂卫相倚，织成一张恐怖统治的大网。到处是特务、密探，缇骑四出；逮捕、刑讯、处决概不经司法部门，法律为虚设，此皆朱棣始作俑，是他留给自己子孙最大的政治遗产。明亡国之后，有遗民剀切总结说：“明不亡于流寇，而亡于厂卫。”这个认识很深刻，因为“厂卫”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国家基础完全建立在污泥浊水之上。功欤？过欤？朱棣这个人，很幸运。一生颇多倒行逆施，也足够残暴，但留下来的声誉，却似乎不曾坏到那个地步，甚至一般国人提起永乐皇帝，印象非但谈不上坏，乃至还引起一点“光荣与梦想”的情愫。在我眼中，中国历来的暴君，朱棣其实可以排在秦始皇前头。秦始皇干过什么？最坏的事情，莫过于“焚书”和“坑儒”。以“坑儒”之有名，却只杀掉了四百多个知识分子，比之朱棣，小巫见大巫。杀了四百人的秦始皇恶名远播，人至今切齿，杀人比他多几倍、十几倍的朱棣，事情却几乎被淡忘。秦始皇真正严重的罪行，是“焚书”，险些断送中华文明根脉，这一点，不可饶恕。其他如修长城、造阿房宫，劳民伤财，天下苦之，无疑是罪恶。但一方面，其中的长城究非无用之物，在冷兵器时代，它对中国的屏障作用还是明显的，直到明代，抵挡塞外游虏的侵扰，仍采取老办法，重修长城。另一方面，就祸害民众论，修长城、造阿房宫这两件事，比之朱棣一生好大喜功的种种“壮举”，远远愧而不如。然而，人人知秦始皇是暴君，很少知道永乐是暴君，相反，现在大多数人心目中的朱棣，还是“有为的君主”。为什么？首先的原因是民众一般少有自己直接去读史的，如果读一读明史，这层误会当不会发生。但我们很难也不应该指望普通民众都有暇抱着厚厚的史书来读。所以，更为实际的原因是对这段历史的转述（或曰宣传）有问题，而问题的产生自然与朱棣一生几件“惊天动地”的“功绩”有关。一是修《永乐大典》，一是郑和下西洋，一是移都北京，一是对外用兵。古时做皇帝的，倘不甘平庸，都想在“文治武功”上有所作为。朱棣以篡得位，更急于有所表现，装点门面。他做这几件事虽然各有具体目的，但从根子上说，最终都是为了改变形象，为自己树碑立传。而后世的看法，居然很遂他这心愿。比方有一种流行的评价，认为虽然明代诸帝大多不成样子，如扶不起来的阿斗，但“二祖”却在例外。“二祖”，即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那么，朱棣究竟是靠什么被抬到这样一个可与朱元璋比肩的位置呢？细数之，无非上述四件事。其实，关于这几件事，恩格斯有一句话可帮助我们取得较周全的认识：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今人称颂“四大功绩”，是因这些事有个共同特点——都以宏大的特性表述了中国历史的某种“光荣”——《永乐大典》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类书；郑和下西洋被视为睥睨哥伦布的壮举；迁都北京以及紫禁城的营造，催生了世界上最大的宫殿；而南定交阯、北出塞外，似乎一扫盛唐以降中国始终被动挨打的颓势，颇能重振华夏雄风。这当中潜藏的宏伟话语因素，很堪为迫切希望找回历史荣誉感的民族心态所利用，于是自然地，朱棣和他的时代就被当做称颂对象。然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对历史永远不可以只站在今天的或我们自己的角度，脱离历史实际，人为地夸大或拔高历史现象与历史事件的意义，尤其是无视当时人们切身遭际来评价历史。《永乐大典》四件“大功”中，编《永乐大典》一事，先前简略谈过。现在不妨再把我们对此事的观点明确一下：第一，《永乐大典》编成之后，唯手抄一部，秘存大内，罕为人见，未能流播宇内而对文化发展有实际推动作用；至嘉靖年间方复誊第二份，同样秘存大内，直至散佚。第二，这套巨书的起因，虽然纯属朱棣为刻意表现其“文治”而搞的形象工程，但对古代文籍究竟有保存之功，倘传之今日，无疑是瑰宝——但可惜没有。总起来说，《永乐大典》声名虽赫，但实际于我们近乎只有“传说”的意义，当时、后来以及现在，很少有人享受它的好处；这固然当问外寇抢掠之罪，然而造此物者本无意使之发挥任何现实作用，这一点我们亦绝不应为之饰言。当时若果有此心，以明代印刷技术的成熟和发达，以朱棣一贯大手大脚花钱的风格，非不能将其变成出版物、供人阅读，而必深锁其于禁中、至终不见天日。今天的人们都很明白“知识共享”的意义，只有进入共享领域，知识才发挥其效用，这是从公共图书馆到互联网整个人类文明进步的方向；反之，垄断起来，再好的知识也毫无价值。《永乐大典》后世影印本。《永乐大典》虽然修成，但卷帙过于浩繁，难以刻印，哪怕再抄一套也非易事。嘉靖皇帝痛下决心录一个副本，但工程之大，嘉靖竟没能活着看到副本抄竣。郑和墓。位于南京牛首山。他率领的船队，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然而，对于船队远洋仅发生在永乐年间并戛然而止这一点，人们历来谈论得很不够。郑和下西洋郑和七下西洋，显示了当时中国造船及航海技术在世界上的优越，这没有问题。郑和本人，尤其船队中的船工，堪称当时举世最好的航海家，他们的经历极富传奇性，这也没有问题。除了以上两点不可动摇的事实，自郑和七下西洋六百年来，围绕着这一历史事件的，更多是叙事话语的变化。《明史•郑和传》体现的是世界全球化体系到来之前，中国以自己的眼光对此事的认识和评价。《郑和传》凡九百五十四字，兹略去有关具体经历的叙述，撮其议论部分如下：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初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永乐三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不服则以武慑之。自宣德以还，远方时有至者，要不如永乐时，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后，凡将命海表者，莫不盛称和以夸外番，故俗传三保太监下西洋，为明初盛事云。当成祖时，锐意通四夷，奉使多用中贵。西洋则和、景弘，西域则李达，迤北则海童，而西番则率使侯显。里面讲得很清楚，朱棣派遣郑和船队的目的有两个，一是寻找建文帝朱允炆的下落，一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其结果，第一个目的没有达到，建文帝下落仍然不明，第二个目的则取得奇效，终永乐之朝，“外番”前来上表进贡者逶迤不绝，成为“明初盛事”，持续到宣德时，热潮方渐退，但以后余威犹存，明王朝在跟海外诸国打交道时（“凡将命海表者”），总要提起郑和之事以自我夸耀和慑服“外番”。此外，《明史》这段话还有一点很重要，即郑和下西洋并非朱棣对于中国之海上发展有专门的认识和单独的设想，而只是“锐意通四夷”——全面威服四方——海陆并举，在郑和被派往西洋的同时，另外几个太监则从陆路被派往西北、西南和北方执行相同使命；因此，就其本意来说，郑和下西洋实际上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传统的中华帝权中心主义的延伸或翻版，所不同者，无非过去发生于陆上，而郑和事件则发生于海域而已。历史本身也印证着《明史》的这种解读。郑和事件是孤立的，也是特定的。过去未曾有过，此后也从不再发生，它既未激起连锁反应，而且基本也仅见于朱棣时代（七次下西洋，有六次在永乐间，只最后一次在宣德初年）——总的来说，它只跟两个人有关，一是朱棣，一是郑和，彼二人谢世之后，此类事件便无影无踪。因此，《明史》有关郑和事件的叙事话语，跟近代以来渐渐形成的另一种叙事话语有很大差别，除了这件事本身的直接起因与动机外，它没有额外强调和挖掘更多的含义。而且，从郑和事件发生到清代初年修撰《明史》以及鸦片战争之前，没有别的叙事话语，对此事意义的认识一直仅限于《明史•郑和传》所代表的那种评论。对郑和事件的叙事话语的变化，发生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东渐之后。全球化趋势的到来、全球化意识的形成以及在此人文背景下中国民族意识的觉醒，使郑和事件突然被“发现”或被赋予近代意义，并用近代话语作新的解读。首先是“新民论”的发轫者梁启超撰出《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以全新视角重估郑和事件的意义；继之，民族复兴的象征和领袖孙中山也在《建国方略》中以相近的观点伸扬郑和精神，将郑和下西洋称作“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以后，郑和事件不断被置于种种“现代性”叙事话语之下重新观照：郑和开始成为中国远洋外交的先驱，郑和下西洋被视为与闭关锁国态度相对立、一种体现“开放”精神的历史资源，近年更有诸多文章把郑和事件与由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完成的欧洲地理大发现相提并论。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的本质其实是解释学。若就此言，围绕郑和事件的叙事话语的变化，也无足怪。当然还可以有另外的态度，对历史采取比较朴实的态度，这更多的是一种学术性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会倾向于原原本本地看郑和下西洋这件事。郑和下西洋直接或初始的起因，是“踪迹建文”，亦即查缉失踪的朱允炆。朱允炆下落不明，是朱棣一大心病。为此，他派人四处暗访达一二十年之久。其中一个主要的密探是户部给事中胡濙。《明史•胡濙传》：惠帝之崩于火，或言遁去，诸旧臣多从者，帝疑之。五年遣濙颁御制诸书，并访仙人张邋遢（一说张邋遢或即张三丰），遍行天下州郡乡邑，隐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乃还。所至，亦间以民隐闻。母丧乞归，不许，擢礼部左侍郎。十七年复出巡江浙、湖、湘诸府。二十一年还朝，驰谒帝于宣府。帝已就寝，闻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闻对，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传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释。从永乐五年起，胡濙衔命在外奔波竟达十六年，到永乐二十一年似乎终于查实了朱允炆的下落。当时朱棣在宣府，胡星夜前来汇报，赶到时朱棣已睡下，但左右还是叫醒了他，他也就“急起召入”，可见重视之至。胡将其掌握的情况一直汇报到凌晨——究竟说了什么，除了胡濙和朱棣这两个人，谁都不知道，《明史》的编修者们也不知道。但《胡濙传》很明确地指出，朱棣多年来的疑虑，是在这一天打消的。《胡濙传》也再次重复了《郑和传》的说法：朱棣派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显然，这一点是作为官方史的《明史》所认定的事实。同样，当时朝鲜的官方史《李朝实录》留下的记载，也证明朱棣确实严重怀疑建文君臣流亡到了外国，并不遗余力地加以追捕；永乐元年二月，朱棣这样指示赴朝鲜的使臣：建文手里有逃散的人，也多有逃去别处的，有些走在你那里，你对他每（们）说知道，回去对国王说，一介介都送将来。据此很容易得出结论，郑和下西洋的起因，根本和“航海探险”无关，绝非堪与导致地理大发现的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同日而语者。永乐年间的下西洋进行了六次，最后一次为永乐十九年正月出发，时间恰位于永乐二十一年二月胡濙夤夜驰至宣府汇报之前，而在这以后，朱棣果然停止了对郑和船队的派遣——这就是《胡濙传》所谓“至是疑始释”，暗示胡濙提供的情报让朱棣认为下西洋的行动已失去意义。——郑和下西洋非关“航海探险”，此第一辨也。除“踪迹建文”，郑和下西洋的第二目的，如《明史》所说在于“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可能这两个目的在七次下西洋过程当中，主次有所易位。开始时，“踪迹建文”是主要的，但后来“踪迹建文”明显无望，于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转而成为主要目的。史书上只笼统提到郑和船队共计二万七千八百余人，但可想象除了官员、海员以及杂役等众，绝大多数为士兵。如果每次航行都保持这样的人数，则郑和船队自非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那种小型冒险家组织，实际上是一支庞大的远征海军（水师）。而这样的规模，远超乎捉拿建文君臣这区区流亡者的需要，非“耀兵异域”不足以解释。在七次下西洋的主要区域内，诸海国多为“蛮夷小邦”“蕞尔之国”，而近二万八千人的郑和舰队，休说当时那样一些国家全然不能抵挡，即在现代亦足称大兵压境。因此，朱棣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他的目的，长达二十年的过程中，郑和舰队只有三次诉诸武力，其余所到之处，都是兵不血刃而令其臣服，那些“蛮王”之使纷至沓来，到北京朝圣献贡，朱棣虚骄之心得到极大满足。时人这样颂扬他的荣耀：“天之所载，地之所覆，贡献臣服，三世五世，不过是矣。”吹捧朱棣可同三皇五帝相埒，很是肉麻。朱棣自己更飘飘然而有世界领袖之感，永乐十七年他在劝诫暹罗国王不得侵扰满剌加国时，俨然一副救世主兼地球总管的口吻，而视该二国皆为“朝廷”臣属，说：“满剌加国王现已内属，则为朝廷之臣。彼如有过，当申理朝廷，不务出此而辄加兵，是不有朝廷矣。”虽然我们不必苛求朱棣在那时能够具备“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意识，却宜予指出，郑和下西洋大大助长了他好大喜功、“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的心态，这从根本上违背了朱元璋制订的“勿勤远”、不扩张、与民休息、注重本国民生的国策。——由上可知，郑和下西洋的实质是炫耀武力以宾服四方，满足朱棣身为“上国天朝”之主的自我崇拜心理，此第二辨也。随后应辨析，郑和下西洋是否表示“开放”姿态，是否代表永乐时代并不闭关锁国？在目前中学的历史课教学里，讲到郑和下西洋，常常拿来与清代闭关锁国政策相对照，似乎前者体现了一种与闭关锁国相反的意识。例如运用相当广泛的北师大版初中教材《中国历史》下册之第23课，标题即闪烁其辞地写成《从郑和下西洋到闭关锁国》，其中还说：“清朝的闭关政策对西方殖民者的侵略活动起过一定的自卫作用，但对中国产生了严重的后果，使中国在世界上逐渐落伍了。”言下之意，闭关锁国乃是清朝以后的情形。暂且不论郑和下西洋的含义如何，仅就该教科书所提供给学生的闭关锁国乃清朝以后的情形这一认识，已大有误人子弟之嫌。中国文化的锁国心态，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绝非清代后才形成。其原因相当复杂，跟中国的地理环境、政治体制、社会伦理、经济发展水平乃至周边民族与国家的文明程度，都有一定关系；若极而言之，庶几可认为华/夷论的历史有多久，锁国意识便有多久。纵观历代，唯一真正扬弃锁国意识的，仅唐代而已。不过这种意识所造成的问题与困难，明代以前都不很明显，也不很迫切，尚未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较为主要的矛盾。随着中古世纪接近终结，世界明显加快了不同文明间的融合的脚步，也带来越来越多的冲突，此后，由来已久的锁国意识渐渐成为中国的沉重精神负担和最突出的问题，而清代中期后演变成危机。此一过程，实即从明代开始。明代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矛盾冲突，除传统的先进农业文明与原始游牧文明的冲突外，又加入一新的因素，并且愈益突出，亦即由对外商贸而引发的冲突。其最引人注目者，当为东南沿海的“倭祸”——日本早自隋唐便与中国交往密切，但“倭祸”却是典型的明代危机。此时，日本列岛已非隋唐时蒙昧初开之状，其社会固有结构，正催生它延至今日的极度依赖海外贸易的特点，于是，借“朝贡”为名，频频前来中国东南沿海交易，但日人之需求，偏与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相抵触——中国一方，因为不感觉与外贸易的需要而宁愿置海防安全于优先考虑位置，乃颁行“海禁”政策，日人一方则与中国货殖的欲望越来越强烈——两相矛盾，间以若干其他原因（海盗的勾结、官府的腐败等），遂频频作乱，与北面建州（女真）问题并为两大心腹之患。所谓“海禁”，是对沿海或海外的对外贸易的禁止。这项政策前代未有，由明代首创，而清代袭之。前代未见，似不宜顺势理解为过去国门就大开，而是以往这问题并不迫切。明清两代面临的世界，跟宋元以前很不相同了。附近的日本，已处在骚动之中。遥远而尚基本不为中国所知的欧洲也告别了黯昧的中世纪，发生巨变，逐渐将触角伸向东方；及至晚明，传教士开始登陆中国——中西方互动这一现代主要矛盾，正萌发于明代。所以，“海禁”政策不迟不早，偏随明代而生，并非偶然，亦不可尽诿之于明太祖朱元璋个人的小农意识。朱元璋不过是在新形势下，顺从中国惯有的思维方式，做出他自然会做出的反应与决策。在他看来，中国物产丰富，一切应有尽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远优越于“蛮夷”——在当时，这倒确为事实——绝不有求于外；一切贸易中国皆无利可图，徒利他国；而且无利可图之外，还不免承受种种骚扰和麻烦。特别是胡惟庸案发生后，据查后面有日本人的背景，令他深受刺激。他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堵”。洪武七年罢市舶司，厉行海禁，既不许私人出海，亦不派官船出海贸易，更不许外商船只来华。《大明律》规定：“擅造二桅以上违式大船，将带违禁货物下海，前往番国买卖，潜通海贼，同谋结聚，及为向导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谋叛已行律处斩，仍枭首示众，全家发边卫充军。”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棉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将人口、军器出境下海者处死。那么朱棣时代又如何呢？许多人认为“海禁”政策在朱棣时代有所松动，根据是永乐初年朱棣恢复了被朱元璋关闭的浙江、福建、广东三路市舶司，并开设了接待洋商的“四夷馆”。其实，中国传统海贸分贡舶贸易和商舶贸易两种形式。后者为商业性质，前者则具有浓厚政治色彩，是“天朝上国”羁縻海外诸国、确立宗藩从属关系的手段。外国以臣服姿态来华“进贡”，“朝廷”则以“赏赐”之名对“诸夷”的进贡货物给予丰厚回馈，以示皇恩浩荡。朱棣恢复市舶司、开设“四夷馆”，纯粹出于这个需要。单单“四夷馆”这个名称，便可知事情的实质是什么。市舶司只受理合乎规定、发给“勘合”的外国贡舶；贡舶贸易中的外国商人也从未被当做商人看待，而称“番使”，是携礼物来向中国皇帝请安问好的使节。永乐间除贡舶贸易外，所有海外商贸均加禁止，民间的自由贸易更绝对不许。朱棣甚至刚上台就在即位诏书中强调，洪武间的“海禁”政策将继续奉行，没有任何改变：明成祖朱棣。朱元璋皇四子。他有一半朝鲜血统，母亲是朱元璋的朝鲜妃子。朱元璋临死前，曾寄望他“总率诸王”扶保朱允炆。建文帝朱允炆。画中形象，乃后人想象，只能说“据说是朱允炆”。因为朱棣早已把与朱允炆有关的一切真相，抹得干干净净。方孝孺像。方孝孺既是宋濂的学生，也继承了其地位，成为宋濂之后明初知识界泰斗，所以，连朱棣的高参姚广孝都称他为“天下读书种子”。解缙朝服像。解缙，永乐名臣，明史上第一届内阁成员之一，在重修《太祖实录》和编撰《永乐大典》中总裁其事。最后，朱棣却把他交给了纪纲。漕运一角。漕运是明代百姓的沉重负担，更是巨大的消耗和贪腐的沃土。如果京师未曾北迁，王朝本可避免这一弊端。缘（沿）海军民人等，近年以来，往往私自下番，交通外国，今后不许。所司一遵洪武事例禁治。为贯彻“海禁”，朱棣还责令“禁止民间海船”，“原有海船者悉改为‘平头船’，所在有司防其出入”。这些政策和措施，说明朱棣时代“海禁”没有松动，所发生的变化，无非是朱元璋禁止的海外朝贡，被朱棣恢复了，这除了说明他更醉心于“四夷”的尊奉，更乐于此道，就没有别的意义——其动机，与“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而派遣郑和船队，可谓一以贯之。——故郑和下西洋断无一反锁国意识、展示开放态度的含义，此第三辨也。最后，郑和下西洋对历史文明的贡献究竟如何？欧洲人从地理大发现中享受到的文明成果十分丰硕，玉米、土豆、棉花、烟草、咖啡……这些如今他们生活中须臾不可缺的东西，都是由航海探险家们带回欧洲的。那么，郑和船队给中国带回了什么呢？多是奇花异草、珍禽瑞兽、珠宝香料，所谓“明月之珠，鸦鹘之石，沉南速龙之香，麟狮孔翠之奇，楼脑薇露之珍，珊瑚瑶琨之美”，这些不知所云的东西，只能满足皇帝贵族猎奇心理，供其把玩，对民生毫无用途，更不曾对中国的物种和经济生产带来重大影响，我们并未听说至今哪一样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是由郑和下西洋留给我们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相反的方向上，郑和下西洋对于世界文明发展，倒颇有功绩，被带往各国的物资主要有丝绸、瓷器，此外还有铁制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手工业品、茶叶、货币、历法、衡器、书籍、药材等等，世界从中受益匪浅。然而，这并非有意识推动世界文明的做法，而是朱棣出于“示中国之富强”的动机，阴差阳错、无心插柳的结果，至于他想得到的，同样也绝不是对中国文明有所补益的东西，是他个人的虚荣，是体现这种虚荣的稀奇古怪的贡品。郑和下西洋的效果开始显现后，这类东西就跟随前来觐见的外国使团，源源不断运到京城。在《明实录》中，我们不时可读到这类记述,例如永乐十三年十一月，麻林国等“番国”敬献麒麟、天马、神鹿，朱棣特意在奉天门举行接受仪式，群臣称贺：“陛下圣德远大，被及远夷，故致此祥瑞！”耗费巨赀，近二万八千人规模的庞大船队，送去多少吨“援外物资”，不过是为朱棣换回来这些“祥瑞”！——郑和下西洋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进步，并未产生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对于欧洲那样的作用，此第四辨也。另外再提两个关于郑和下西洋的个人观点：一、这件事的确显示当时中国仍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盛之国家。但是，中国的先进与强盛并无须由这样一件事来证明。即便没有郑和下西洋，中国的先进与强盛——这主要得力于自秦汉以来卓越发达的农业技术与文明、基本维持着的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当时最富效率和人性化的儒家伦理——中国在中古世纪领先于全世界的地位，同样无人能够抹煞。二、佩服作为航海家的郑和和他的船队，但不佩服朱棣。荣耀，只归功于勇敢挑战并成功战胜了大自然的实践家们。其次，这荣耀不仅属于中国人，也属于整个人类，如同阿姆斯特朗作为登月第一人，不仅仅属于美国也属于整个人类一样。十五世纪初郑和船队的业绩，是不亚于二十世纪人类征服太空的业绩。只有在这意义上称道郑和下西洋，才真正凸现了它的伟大性。迁都北京朱棣所以动心迁都，不外三个原因。第一，据说他对南京没有什么好印象，进入南京时，臣民对建文帝普遍的忠诚、对他本人的冷淡，令他很不舒服，而此后为威慑人心的一系列屠戮虽将反对、不合作的局面敉平，却进一步败坏了他的声誉。北平，则是他长年就藩的旧国，也是他崛起之地，“群众基础”不错——至少他自己这么觉得。第二，作为背负篡弑恶名的非法夺取皇位者，朱棣自登基起一直到死，实际上毕生在为恢复名誉而奋斗，他不能做一个平平淡淡、普普通通的“守成之君”，必须创下“丰功伟绩”来证明自己虽然得位不正，却远比理所当然却平庸碌常的合法继承者更雄才大略，国家到了他手里，更辉煌、更有前途，他脑子里一直缠绕着这念头，所做每桩事皆以此为出发点，重建北京，一方面本身就是好大喜功的表现，另一方面更是为了便于筹划和实施后来数次对蒙古人的北征——一句话，他将以北京为基地，干一番平定宇内、拓疆辟地的大事业。第三，迁都北京，还涉及一个更深密的谋画。当年朱元璋建藩边地、屏翼帝室，结果诸藩拥兵自重，并终于酿成“靖难之乱”，朱棣本人就是这种现实的直接受益人，对“塞王”之弊最清楚不过，现在他自己做了皇帝，势不容悲剧在自己或其子孙身上重演。他想出的办法是，将“塞王”内迁，军事实力最强的宁王（就藩大宁，北京东北方）首当其冲，次则谷王从宣府、辽王从广宁内迁，国家正北防线为之空虚，对策则是“以己寘（填）之”，亲自坐镇北京以应付边患危机。促使朱棣迁都的这三个原因，它们所占比重分别排一排的话，我的看法是，削弱藩王实力为第一，好大喜功为第二，摆脱在南京的不快为第三。朱元璋在定都问题上，曾颇费斟酌。他打下金陵（南京）后，在那里当了吴王。后来统一全国，究竟选择何处为京师，暂定南京，考虑来考虑去，考虑过开封、洛阳和长安，十年后（洪武十一年）才正式宣布南京为“京师”。因此，说朱元璋对南京情有独钟，认定明朝都城只能建在南京，不是事实。不过，朱元璋对南京并非情有独钟，不代表他会选择北京。在南京以外的数种考虑中，北京不在其内。朱元璋以光复汉族文明的英雄自居，他身上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气息，这在当年他以徐达为统帅发军北伐发布的文告中表露无遗：“北逐胡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雪中国之耻。”朱元璋提的这些口号，连清末革命党人也还在用。他是以中国被元蒙统治为耻辱的，而元大都则正是这样一个象征，所以在灭元之后，他特意将大都改名“北平”，取其“平定北虏”之意（无独有偶，清亡后，国民政府亦将北京改名“北平”）。基于这样的思想根源，朱元璋断不肯将他的汉族政权中心设于曾经的耻辱之地。同时，他在南京、开封、洛阳、长安之间斟酌，亦是沿怎样才能更好地继承“中华之统”这一思路来做定夺。考虑开封，纯粹因为它是明以前最后一个汉族政权的所在地（南宋的临安只算沦丧之后的偏安之地），但从地理形势和位置考虑，实在不佳，故而放弃。洛阳、长安，则是千年来“中国”最正统的建都之选，朱元璋很想延续这样的历史，但也因种种原因而放弃。终定于南京，可以说是朱元璋既坚持恢复“中华”又“与时俱进”通盘考虑的结果。除了地理与“王气”这方面的考量（对此，刘基、陶安、叶兑、冯国用等许多人，做过各种论证，说是虎踞龙蟠，兼有长江天堑，相当得天独厚），金陵自三国时代以来，也有多次做国都的历史，而且除了曾被蒙古人统治，大部分时间没有沦于异族之手，“中华”文明传统保存得比较好一些。至于“与时俱进”，实际自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乃至文化重心，都已南移，从黄河流域移至长江流域，商周秦汉之际北方的发达与繁盛，已然不再；南方，尤以长三角地带为中心，渐成中国财赋之区和主要物产地，所谓“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如抱着旧理不放，仍将国都建于长安、洛阳，固然颇能体现“中华”光荣传统，但以古代交通之不便，空耗物力与民力的问题将是严重的。所以，明定都南京，是顺应历史变迁之举，有其必然性。此后，从明、清、民国至当代，国都之选始终在北京、南京两地之间，客观地说明了南京所具有的这层意义。此外，还有一点。定都南京，直接反映了朱元璋立国、治国的基本理念。朱元璋虽很愿意以民族复兴英雄自居，却并非一个头脑狂热者，更非好战黩武之徒。他的思想，混和了汉族中心主义的自大与闭疆自守这两种因素，而有趣的是，这两种因素把他推向一个结论：中国——此时“中国”的含义基本是指传统上的汉族国家——应该做的，是关起门来过自己的好日子。汉族中国的扩张，在汉唐两代达到顶峰，此后不仅丧失了这能力，似尤缺乏这样的兴趣。宋代版图是历来统一的中国最小的，也许因无力扩张。但朱元璋终于凭借武力击退不可一世的蒙古人，依势而论，他本极有资格以政治军事强人的姿态，做一番开拓疆土的美梦，但是他却选择了偃武修文。他郑重地在亲自颁布的《祖训》里申明他的考虑，并要求子孙后代遵行不悖。他是这样阐述其理由的：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犯，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中国边境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备之。品味这些话，真是好玩至极——既骄傲自大又相当谨慎保守，既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不免对他们担惊受怕。打个比方，就像被一群既穷而又爱撒野的邻居所包围的富人，心里很不屑，也很不安。通俗地翻译一下无非是：这一带唯独咱们生活富足，家里什么都不缺，我们不需要去抢别人的东西，倒是四邻肯定对我们很眼红。他们如果来偷来抢，是他们自讨苦吃，因为我们有钱又有势，倒楣的必是他们；但倘若我们以富足之家，去跟这些穷鬼一般见识，惹是生非，也极不明智，属于自寻烦恼。所以，家人必须牢记：关起门，悄悄过自己的好日子，不许生事，不许仗势欺人；但过好日子的同时，也不要掉以轻心，特别对北边姓“胡”的那家人，更应提高警惕。这家人诚非“善茬”，多少次打上门来，将来恐怕也积习难改，咱们得学些武艺，用于防身。由这思想，朱元璋形成了他的基本战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低调面世，不搞扩张，对“四夷”奉行和平外交，即便是心腹之患的北部边境，也以防御为主。他下了死命令，列出一系列“不征之国”，从东北的朝鲜、日本直到东南亚和印度支那半岛凡十五国，都在其列，独将当时横亘整个北方、西北方的“鞑虏”排除在外——但这也是以防万一敌人来犯，吾仍保留迎头痛击之权利，而非主动与之开战。朱元璋的很多重大决策，均与这一基本战略有关。如分封诸皇子，坐镇北部边境；如明朝处理外交关系特有的“朝贡制度”；自然，也包括将首都定于南京。南北朝以降，北方蛮族数次对中原的大举入侵，都受到长江这天然屏障的阻隔。严格地讲，这种特征在三国时期已凸显出来。正是这样，自那时起，长江已渐成中国地缘政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多次实际充当分裂时期中国的分治线，或潜在地被寄予这种期待（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国际势力也还提出过国共以长江为界分治两边的设想）。作为决心采取守势的君主，朱元璋选定南京为首都是适当的。南京与北部边防之间的巨大缓冲地带，既是他的防御性战略所需，似乎也是一个退避三舍的标志，来昭示他无意扩张、“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治国思路。朱棣将明朝首都改置北平，姑不论其他，先自根本上动摇和变易了朱元璋的基本国策。要知道，他是打着维护“祖制”的旗号（指责朱允炆当政后实行一系列改革）兴师问罪、夺取权力的，但实际所做，恰恰对朱元璋最核心的治国方略加以反动。过去有句话说，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切野心家、阴谋家的惯用伎俩——朱棣所为，正此之谓。朱棣十分清楚这一点，所以从迁都念头萌动到最后实现，他做了无数小动作，掩人耳目、后台操纵、暗渡陈仓、缓慢推进，总之偷偷摸摸、费尽心机，充分展示其伪诈的天性与天赋。第一个小动作：永乐元年新年刚过，正月十三日，礼部尚书李至刚伙同几个人进言：“昔帝王起，或布衣平天下，或繇外藩入承大统，而于肇迹之地皆有升崇。切见北平布政司实皇上承运兴之地，宜遵太祖高皇帝中都之制，立为京都。”这番话前半部分基本生拉胡扯，历史上没有几个皇帝把自己的出生地搞成京都，也就是朱元璋比较自恋，曾以临濠为中都。李至刚等几个马屁精便搬出这一点，请求将北平升格为京都。这李至刚，洪武年间就受过处分，建文时期又因事下狱，做官记录差得很。朱棣上台后，由于“为人敏给”“善傅（附）会”，颇得青睐，做到礼部尚书，“既得上心，务为佞谀”，“朝夕在上左右”“甚见亲信”——《明史》在一番描述后，特地强调他“首发建都北平议”，作为此人“善附会”“务为佞谀”的实绩。综上所述，可以肯定李至刚的建议绝非出于他本人，而是朱棣亲自授意的结果，甚至极可能安排李至刚做礼部尚书即是为了让他来提这样的建议（这类事由礼部尚书来提，最名正言顺）。李议一上，朱棣便即照准，“制曰：可。其以北平为北京。”于是，朱元璋拟定的“北平”地名，悄然变作“北京”——闻名遐迩的“北京”一词即于该日诞生，而从此明朝变成两京制，南有南京，北有北京，终明一世皆如此。只不过，眼下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是南京，到后来则相颠倒，北京变成第一京都和事实京都；朱棣玩的是障眼法，先用两京制遮掩他已经决定定都北京的打算。第二个小动作：当年五月，朱棣再次在廷议时提出：“北京，朕旧封国，有国社国稷，今既为北京，而社稷之礼未有定制，其议以闻。”这是什么意思呢？试探。朱棣欲借修订北京祭祀礼仪，给其以和南京同等规格，来观察群臣的反应。结果，礼部及太常寺两个职能部门专门开联席会议讨论此事，形成的主流意见是坚决反对：“考古典之制，别无两京并立太社太稷之礼。”因为是集体讨论，李至刚一个人也无法左右大家的主张。不过，朱棣本亦不曾指望顺利通过，他只想探探虚实，看反对程度究竟如何。事实证明，反对者相当之多。这样，他也就知道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了。第三个小动作：在动议提升北京祭祀规格碰壁后，朱棣弄明白的是，以合乎礼制和公开的方式推进北京的建都，阻力极大；他决心搁下这些“虚文浮礼”的争论，绕开规范化操作的途径，暂不触及北京的名分问题，采取实干方式，直接营建北京宫殿——既然北京是第二首都，造座宫殿以备“巡狩”，不算过分，没有不合礼法之处。至于规模如何，除了朱棣自己，无人知道；因为先期的准备工作是不事声张的，由朱棣专门委派几个大臣去办，并且与他单线联系。整个计划的实施经过如下：永乐四年八月，由淇国公邱福挑头上奏，“请建北京宫殿，以备巡幸。”又是一位铁杆心腹出面——邱福乃朱棣死党，叛乱起事之时首夺北平九门，后来武将受封，邱列首位——显然又系由朱棣亲自授意。邱奏当即获准，北京建宫殿之事就此“立项”。第四个小动作：朱棣愉快地接受了邱福的“请求”，却并不着急动工。足够有耐心是此人最大特点。为登上皇位，他忍了几十年，忍到老爸驾鹤归西，然后在朱允炆着手削藩时他又一忍再忍，忍至后者对他失去警惕才突然发难。即以迁都这件事论，从永乐元年他在廷臣那里碰钉子，到今天邱福提出造宫殿，四年过去了——尽管他日思夜想，却足足忍了四年！忍，对他不是难事，相反，他每每在忍中“阴”着把事情做成。此刻，他又祭出这法宝，“阴”着开始了北京新宫殿的营建。为什么要“阴”着？因为有个秘密不可早泄于人：北京新宫殿的规模将远远超出南京。如大张旗鼓地把一切做在明处，群臣马上会意识到，这么一座新宫殿不可能为所谓“巡幸”而建，一定是迁都的信号。因此，事情应该偷偷开展，“悄悄地进村，打枪的不要”，一则争取时间，二则届时万事俱备、给大家来个木已成舟，不接受也得接受。所以，邱福提议之后，表面上没有动静，暗中朱棣却派出几个官员去执行特殊使命——采木，新宫殿需要数量巨大的上等木材。工部尚书宋礼被派往四川，吏部右侍郎师逵被派往湖北、湖南，户部左侍郎古朴被派往江西，右副都御史刘观被派往浙江，右佥都御史史仲成被派往山西，“督军民采木”。这几个人在那里一呆就是几年甚至十几年，直到紫禁城开工。第五个小动作：与此同时，甚至更早一点，朱棣就有计划地增加北京人口。据《明实录》，他至少先后十余次下令从各地移民以充实北京。盖因“靖难”之乱首起于此，头三年燕军与政府军之间的争夺也集中在这一带，人民或因惊惧或因避祸而逃亡甚多。朱棣既然心存以北京为首都之念，就必须增加其人口，使这座城市有相应之规模，并为即将展开的浩大工程建设预备充足的劳力。这些移民中，有普通百姓，也有就地转业的军人，更有相当数量的罪犯。也许因为普通百姓的移民难度较大，而罪犯则可强行安置，甚至罪犯自身也觉被发往北京屯种是意外之喜，所以永乐年间以移民重建北京时就形成这样一个思路，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相关的记录：洪武三十五年（实为建文四年，朱棣上台的头一年）九月乙巳，命武康伯徐理等往北平度地，以处民之以罪徙者。永乐元年八月己巳，定罪囚北京为民种田例……今后有犯者，令于彼耕戍，涉历辛苦，顿挫奸顽。永乐元年十一月戊戌，谕世子曰：朕念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故法司所论有罪之人，曲垂宽宥，悉发北京境内屯种。意望数年之后，可以助给边储，省馈运之劳，且使有罪者亦得保全。（永乐五年十月）己丑，谕刑部尚书吕震，凡戍边，各从南北风土所宜。闻北人苦炎瘴，其改佃北京，全活之。从这些记载来看，北京之于永乐年间的中国，颇类乎澳洲之于十九世纪的大英帝国，是安置罪犯并有赖罪犯而发展起来的土地。当时北京在三四十年内，接连遭遇两次大的战乱（元亡和“靖难之役”），连朱棣都说“北京兵变以来，人民流亡，田地荒芜”，可见凋虚之极。而重建北京，即以罪囚为生力军：先派人去丈量土地，以待发配至此的“罪徙者”；然后制订“罪囚北京为民种田”的正式法规，同时规定经司法部门审定有罪之人，“悉发”北京境内屯种，到永乐五年又以“照顾”的名义指示刑部，将以往流放在南方的所有北方籍罪犯，统统转来北京开荒。虽然我们无从得到罪囚移民的官方数字，但从以上谕旨来看，这一政策既是全局性的，又是持续性的，可以猜想这个过去叫“大都”、“北平”，而重建后叫“北京”的地方，其人口来源，罪囚恐占相当比例。这做法的实际好处显而易见——这部分人，身处人生绝境，将他们输移北京、由囚转民，确如朱棣所料他们会有因朝廷降恩“得保全”、“全活之”的感戴心理，正堪驱策，在即将开始的巨大工程中充当苦力。第六个小动作：朱棣利用巡狩、北征等名义，开始用更多的时间在北京居住，有意冷落南京，削弱它的政治地位，使权力中心实质性地北移。资料显示，从永乐七年起，至永乐十二年，朱棣的活动中心一直是北京。《寓圃杂记》说：“及上登极，即广旧邸（燕王府）为皇城，频年驻跸。当时群臣不知睿意所向，屡请南还。因出令曰：‘敢有复请者，论以妖言。’”他用这个办法让人们渐渐习惯北京成为一个发号施令的地方。第七个小动作：永乐五年七月，徐皇后病逝。这同样成为朱棣的一个机会。他毫不犹豫地将未来的皇家陵寝定在北京，以展示终将迁都北上的决心。《太宗实录》载，徐皇后临终之时，留下这样一段最后遗言：近闻皇上将巡狩北京，意愿从行，将请恩泽及之，而吾今不逮矣，尔能体吾心，九泉无恨！说：“闻知皇上就要去北京视察，本来是想跟着去的，好离皇上近些，如今我是不能追随皇上了，倘皇上能念及此意，那就死而瞑目了。”这什么意思呢？简单说，就是徐皇后为了与朱棣寸步不离，要求葬于北京。不是说皇家夫妻就不可以卿卿我我，但朱棣并非其人（朱棣后宫的情形详后）。考虑到他一贯喜欢在历史中造假的癖好，这段本就别扭的情节看上去很像是编造的。那么，替徐皇后编造这样几句“临终遗言”意义何在？盖因皇家陵寝，总在国都附近，以便奉祀。徐皇后之死，意外地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朱棣可以通过确定陵址来为将来迁都北京做铺垫。这点心思，明代的观察家已看得很透，例如沈德符说：“永乐五年，仁孝皇后（即徐皇后）崩。文皇圣意，已不欲立封域（陵墓）于南方，故迟迟未葬。至七年幸北京，始得地于昌平县。”他派风水先生廖均卿等直奔北京，得“吉壤”于“黄土山”，而改其名为“万寿山”，此即现在明十三陵所在地。永乐十一年正月，陵寝建成，是为“长陵”，二月十七日，葬徐皇后于此。朱棣不断搞这样一些小动作，目的很明确：使迁都之事不可逆转。到了永乐十四年，他觉得时机成熟了，重提营建北京问题。论理，“营建北京”十年前就已做出了决定，朱棣为什么要再讨论？不外乎两点：一、统一思想；二、要国库正式拨款。第一点是关键。十年来，他搞了那么多小动作，做足铺垫，除了特别“不识时务”者，群臣岂有不知此事说是要讨论，其实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而且，明里是讨论“营建北京”，背后的文章却是迁都。按照《明实录》的记载，这次的讨论，没有反对的声音，朝臣一致拥护皇帝的英明决策，并争先恐后论证建都于北京的种种好处，什么“河山巩固”，什么“水甘土厚”，什么“民风淳朴”，什么“物产丰富”，乃至夸之为“天府之国”，显系溢美之辞；还有一些人，尽管也顺从，也拣好听的说，比之前者却较为实在：陛下重于劳民延缓至今，臣等切惟宗社大计正陛下当为之时，况今漕运已通、储蓄充溢、材用具备、军民一心。营建之辰，天实启之。伏乞早赐圣断，敕所司择日兴工，以成国家悠久之计，以副臣民之望。言语中不免有一点这样的含意：“既然皇上准备了那么久，万事俱备，臣等还能说什么呢？”似乎这次廷议没有一丁点反对的声音，只有几个傻乎乎不明就里的地方官——河南的左、右布政使周文褒、王文振和参议陈祚——联名上疏，强烈反对迁都北京，被朱棣直接打发到湖广均州农村当“佃户”，从此再无人出面表示异议。曲线迂回十年，定都北京之事终得确立。名义上，北京兴建从翌年即永乐十五年六月动工，《明实录》也是这么记载的，实际上这个日期宜理解为北京升格为第一首都的时间，真正动工则早于此，因为先前我们在《明实录》中曾多次看到朱棣就北京工程的负责人任命以及工匠管理等问题，作过指示，说明工程早在进行之中；这一次，不过是在“国务会议”上借讨论之名为批准迁都以及工程开工，走个过场。否则，仅用三年，到永乐十八年即建成规模如此宏大的紫禁城，将是一个无法解释也根本不可能的奇迹。后世称道朱棣营建北京——这座当今世界大都会的骨架和基础，确由他塑造与奠定——之功，以及对宏伟壮丽的紫禁城啧啧称奇时，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并且指出这一事实：明代初年，中国居然在三四十年的时间内，先后承受了在南北建造两座都城的巨大负担。要知道，这两座都城中的任何一座，在当时世界上都堪称最为奢费的大城。南京修造了十年，而北京的工程前后耗时二十年。国家显然为此投入了惊人的物力和人力。我们虽然不知道营造北京究竟耗资多少，因为朱棣不屑于向他的人民公布这样的统计数字；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每一个铜钱都是从赋税中来，亦即都是由当时的普通百姓来承担。我们可由紫禁城昂贵的材料来想见它的奢费——当时，三大殿的柱子全部采用巨大的楠木。因为珍稀，这种木材被冠以“金丝”的形容词。它所以昂贵，除生长周期长，更由于生长地点皆处深山之中，砍伐及运输甚是艰难。一根运抵北京的楠木，甚至包含了许多人的生命代价。为给紫禁城置备足够木材，几位采木大臣在从山西、四川、两湖、江西直到浙江的广大区域内，足足滞留了十几年。例如被派往四川的工部尚书宋礼，永乐四年赴任，直到永乐十七年才“自蜀召还”，除了中间短暂地在别处处理一些事情，他在四川的采木延续了十三年之久。如此浩大的工程，人民为此承受了怎样沉重的赋税，我们虽无由知悉真实的数字，却一定是惊人的。在回避或不屑于记载这些数字时，史书偶尔会提及一些局部性的劳动力使用情况。单两湖一地为采木而投入的人力，即达十万之众；当时共五大采木地，如以规模不等做一平均估算，仅采木一项，征用民伕总数当在四十万上下。至于正式营建北京和紫禁城所投入的人力，不久前，央视在其制作的纪录片《故宫》中指出：“据说超过百万之多”。它还举例说，仅保和殿后的一块巨型汉白玉石，“开采就动用了一万多名民工和六千多名士兵，而运往京城则更为艰巨。数万名民工，在运送石料的道路两旁，修路填坑。每隔一里左右掘一口井，在隆冬严寒、滴水成冰的日子，从井里汲水泼成冰道。二万民工一千多头骡子，用了整整二十八天的时间，才运到京城。”虽然我不直接掌握这些数字的来源，但出自作为国家电视台制作并有明史专家参与的作品，大约是可以采信的。回到恩格斯那句话：“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无论如何，在评价历史的时候，我们不能泯灭公正与爱心。关于迁都北京的战略意义，关于重复建设两座首都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营建北京算不算“进步”或包含多大“进步”意义——这些争论都可以先放下不说，但当后人称颂北京和故宫的宏伟，并目之为朱棣的一件丰功时，怎样面对当时那一百多万先后为此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劳工？怎样面对举国为此背负沉重赋税负担、苦不堪言的普通百姓？难道说，只因为营建北京过程中没有诞生一个类似孟姜女式传说，我们对当时人民的苦痛就很难想象？在一些藏头露尾的记载中，其实仍可看到人民因为难忍而至于反抗的事例；如师逵在两湖督办采木，过于“严刻”，激荡民怨，民“多从李法良为乱”，此事被一个监察官员报告到中央，却“以帝所特遣，置不问”。至于迁都北京的所谓“战略意义”，不仅落空，而且实践证明，朱棣此举所依据的地缘政治认识，全然错误，是不自量力、自我膨胀的表现。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称“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对迁都北京的后果，有一段盖棺论定般的全局性评论：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太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对外用兵明朝近三百年历史，大部分时间对外取守势，唯永乐年间主动出击。朱棣在南北两个方向，都发动大的战争。南面战争的对象是安南（今越南北部。当时越南分为两国，北部安南国，南部占城国），北面则是老对手蒙古人。秦汉唐三代，安南为中国所统治，宋以后脱离中国的直接统治，变成接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属国。朱元璋时代的政策是尊重安南的独立，他开列过十五个“不征之国”名单，安南就在其中。朱棣征安南起因于被愚弄。当时安南国内发生弑君自立事件，弑君者为骗取中国承认，诡称自己是前国王陈氏之甥，“为众所推，权理国事”。朱棣信以为真，遣使前往，正式封其为国王。谁知不久前国王之孙成功逃至南京，朱棣方知被骗，特派征南副将军黄中等领五千人马护送该王孙回国继位，弑君者闻讯遂铤而走险，半道上设伏，杀了王孙，甚至连明廷使臣也一并杀掉。弹丸小国胆敢愚弄、羞辱伟大的永乐大帝，还竟然杀死“天使”，朱棣的震怒可想而知。永乐四年七月，朱棣点起八十万大军，拜成国公朱能为大将军，分别从广西、云南两路进入安南。虽非师至捷闻，但小小安南，终不能当此大军；翌年五月，战争结束，罪魁祸首被生擒，随着南京受俘仪式完成，朱棣证明和恢复了他作为天朝上国君主不容挑战的荣耀。事情到此为止，都还算理所应当。毕竟那个弑君者咎由自取，而且中国对于属国的责任与尊严，也确实应予维护。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超出“正义”的范围——一个月后，朱棣以前国王家族尽被篡位者所杀、“无可继者”为由，将安南并入中国，改为交阯布政使司。为什么这超出了“正义”范围？照说，历史上这块土地几次并入中国版图，到明代初年为止，脱离中国也只四百来年，朱棣的所为，蛮称得上“有史为证”。问题在于明朝建国时，朱元璋对尊重安南主权有过正式承诺。洪武元年，他在给安南的诏书中明确说：“中国奠安，四方得所，非有意于臣服也。”朱元璋作此承诺，既非权宜之计，更不是耍心眼、说漂亮话以换取各国对明政权的拥护。他是通盘考虑方方面面，权衡利弊，而就明朝与周边“蛮夷诸国”的关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结论是：“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洪武四年九月十二日，朱元璋在南京奉天门临朝之际，对中央各部门负责人讲话，其中有这一句。以后，《皇明祖训》里收录朱元璋一段话，意思大致相当，文字则有区别，应该是另一次谈话——但“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一句则一字不易，说明这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固定下来的基本观念。这句话中，“得其地不足以供给”有鄙薄他人之嫌，但“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认识，却很清醒；他意识到，就算征服别国，由于民族心理与文化的不同，也势必使管理和统治极其费力，最终“徒慕虚名，自弊中土”，相当不明智。作为帝王，朱元璋有此认识，已属难能可贵。所以他在诏书中给予安南国的“非有意于臣服”的承诺，绝非权宜之计。有承诺而背弃，就很有点理亏了。本来，朱棣替安南平乱，干得比较漂亮，但关键时候他好大喜功的癖性却忍不住发作。就算王族陈氏的确全被杀光，也不能以此为借口吞并其国。不出两年，安南人便为了复国而起来造反。镇压下去，再反，然后再镇压……如此反反复复，直到朱棣死，安南就不曾平静过。二十年中，安南人充分显示其特有的顽强、桀黠。一如数百年后的法军和美军，明军在安南亦陷于泥淖之中难以自拔：撤兵，面子不允许；不撤，又无法扑灭反抗。遂疲于奔命，焦头烂额。不过，这样的局面势必要等到政策制订者本人亡故，才得解消；朱棣在世时，哪怕再难支撑，被派往安南的明朝士兵也只能硬着头皮顶下去。到了宣宗朱瞻基继位（中间仁宗朱高炽在位仅一年而崩），面子问题终于不是障碍，苦苦支撑再无必要，于是从安南脱身之事迅速提上议事日程。此事在朱瞻基心中必酝酿已久，以致刚刚上台，就在与杨士奇、杨荣两位亲信大臣的密谈中，透露“三二年内，朕必行之”。然而，未待朱瞻基设计好体面收场的办法，宣德二年九月，驻安南的明军即遭受毁灭性打击，“官军大溃，聚被执……七万人皆没。”明军统帅成山侯王通被迫与安南军队签订退兵盟约，而安南方面则适当照顾明廷面子，上表以示恭顺。消息传到北京，朱瞻基召开御前会议讨论如何应对。前明军统帅、英国公张辅以及吏部尚书蹇义、户部尚书夏原吉，竭力反对，主张增兵安南。而二年前即知朱瞻基心事的二杨，不失时机地提出罢兵，说：“兵兴以来，天下无宁岁，今疮痍未起，而复勤之兵，臣不忍闻……今请抚而建之，以息吾民。”这实际上就是朱瞻基本人的观点，他立即表示：“卿二人言极是。”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安南战争，终于就此落幕。虽然收场方式不够体面，但朱瞻基在正确与错误之间，还是做出了勇敢的选择，这比他的祖父强很多。征安南这件事，跟朱棣办的其他事还不太一样。既有合乎情理的一面，又有蛮不讲理的另一面。最初，出兵也算应安南合法君主之后的请求，尽宗主国的义务，在当时总的来说是正义的。可是戡乱的责任尽到之后，朱棣却起了贪心，吞并其国，这完全是野心家本性的发作。这一点，一比较就很清楚——在他之前的朱元璋，和在他之后的朱瞻基，都不具备这性情，所采取的立场也都比他理性。其次，对这件事哪怕我们宁愿从极端民族主义逻辑出发，不以为他不讲信义，反而称道他雄才大略、勇于拓疆——即便如此，二十年里国内百姓所承受的痛苦，和国家大量财力的抛掷，也是无法漠视的。征安南之首役，中国一次即动用八十万大军，超过后来北征鞑靼的规模，庶几举国兴兵，耗费之巨可想而知。钱从哪儿来？还不是从老百姓锅里口里搜刮？这且不说，然后在安南一拖二十年，明明深陷泥潭，却为了个人面子死不抽身，而让国家背此沉重负担。永乐名臣解缙一度任交阯参议，比较了解安南实际情况，他曾对朱棣“力言”，安南“得其地不足郡县”，只宜当作羁縻之国，与它建立“宾贡”的关系，但“文皇不悦”，听不进去。但最后结果证明解缙是对的，谷应泰评论道：“至是（指中国撤兵）言始验。”朱瞻基做出撤出安南决定的理由是“息兵养民”，等于公开承认朱棣二十年的安南政策“兴兵害民”。专制君主的个人英雄主义，往往以民生艰敝为代价。单单安南事件支出的军费已极庞大，再加上营建北京、造南京报恩寺及大琉璃宝塔——耗资二百五十万两、投入十万夫役，历二十年才完工——等巨型工程，以及郑和六下西洋这样的“壮举”，不可能不伴以横征暴敛。朱棣在位时，没人敢说真话；他死后，宣宗朱瞻基下诏求言，这时才有人敢讲真话。湖广左参政黄泽上了一道很长的折子，全面抨击永乐朝政，称“今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按：耕耘本男子之事，此谓男子悉充丁役，田间普遍要靠女人耕种）；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进而，就永乐之弊提出以下具体批评：向也，南征北讨，出师连年，辎重牛马，耗散钜万。又江北困于营造，江南疲于转输……向也，料差日繁，饥者弗食，土木屡作，劳者弗休。养官马者或鬻子以偿驹，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纳税。显然，黄泽所奏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所以朱瞻基没有生气，而是“嘉纳之”，承认他言之有理。就是在这情形下，朱棣居然双线作战，深陷安南泥潭的同时，又在北方连续发动五次对两大蒙古部落鞑靼和瓦剌的亲征。五次北征分别是：永乐八年征鞑靼，永乐十二年征瓦剌，永乐二十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一年征鞑靼，永乐二十二年征鞑靼。连续对蒙古部落亲征有无必要？肯定地说，有必要——如果确实收获了有人所称颂的“妖氛残孽，荡焉廓清，几无孑遗”的成果。因为明代大部分时间来自蒙古部落的威胁和骚扰，证明了这必要性。然而“张皇师徒，穷追遐讨，深入漠北，以靖胡虏”，明显没有达到目的，否则绝不应该仅隔二十年就发生“土木之变”、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队生俘的如此严重的危机。五次北征，被很有气势地形容为“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像犁地一样把蒙古人地盘连根翻了个底朝天。单看这些形容词，我们会以为朱棣给予敌人以何其具毁灭性的打击，但细看随驾亲征的官员所做记录，则令人满腹狐疑。翰林检讨金幼孜，跟随朱棣参加了永乐八年、十二年两次北征，其间，逐日记录经过，后成书《北征录》（亦称《北征前录》）和《北征后录》，是这方面最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永乐八年第一次北征，二月十日师出北京，一路游山玩水、狩猎赏景，所获者野马、狡兔、黄羊耳，金幼孜能够记录下来的朱棣谈话，也无非“汝等观此，方知塞外风景。”“汝等观此，四望空阔，又与每日所见者异。”一类品鉴风光之语。在路上行了整整三个月，未遇蒙古部落一兵一卒，直到五月八日，才报第一次军情：某胡骑都指挥使“获虏一人至”。第二天，五月九日，再获“胡寇数人及羊马辎重”。之后，敌又无踪影。直到六月九日，总算见到一小股比较整齐的敌人“列阵以待”，“上麾宿卫即摧败之，虏势披靡，追奔不十余里”。这“十余里”的追逐，竟然就是朱棣惊天动地第一次北征之最大战役。后面，偶遇“游虏”而已。六月十四在一河边发现“游虏”，“虏怆惶渡河，我骑乘之，生擒数人，余皆死。虏由是遂绝。”七月十七日，朱棣率大军回到北京，第一次北征结束。“获虏一人”、“追奔不十余里”、“生擒数人”……这就是永乐大帝从二月十日到七月十七日、历时长达五月有余、用兵五十万，如此波澜壮阔的北征，所取得的“自古所无有也”的辉煌战果么？而且最奇的是，“虏由是遂绝”——只抓了几个俘虏，怎么会“绝”呢？又怎么“绝”得了呢？跟第一次比，永乐十二年第二次北征，战果堪称“巨大”，但也不过“毙贼数百人”，且是以“五十万之众”对“可三万余人”极悬殊的兵力，所取得的。以后三次，就近于搞笑了。永乐二十年的北征，三十万大军未至，鞑靼首领阿鲁台率部望风而逃，朱棣完全扑空。即便一贯极尽粉饰之能事的《太宗实录》，在添油加醋编造“杀首贼数十人，斩馘其余党无算”之余，也还是闪烁其辞透露了实情：“丑虏阿鲁台闻风震慑，弃其辎重牛羊马驼逃命远遁。”既称“远遁”，当然连影子都见不着了，何来“首贼”可杀，且至“数十人”？彼此矛盾，其说不攻自破。真实情况如何呢？此次北征系因阿鲁台的鞑靼部寇兴和（今属内蒙）、杀明朝守将王焕而起，可是阿鲁台听说朱棣亲统大军来伐，就溜之大吉，朱棣根本没有跟他所欲“惩罚”的鞑靼人交上手。没找着鞑靼人，他就拿另一部落即东部蒙古的兀良哈人出气，所杀数百人亦属该部落，而且多为老弱平民。时任礼部郞中的孙原贞随军参战，他描述说，蒙古人在明军将至之前，“各先远避，保其种类，是以天兵如入无人之境。直至黑松林以北，但俘其老弱，并获其马牛羊以归。”如入无人之境，杀俘老弱平民，这也算“盖世奇功”？第四次即永乐二十一年的北征，如出一辙，阿鲁台又使用“敌进我退”这一手，朱棣则再次扑空，再次“如入无人之境”。正懊丧之际——《明史》的说法是“帝方耻无功”——另一蒙古部落首领前来归附，朱棣总算可以搪塞一把，就像前一次杀俘兀良哈部老弱以充战果那样。永乐二十二年最后一次北征，索性空手而回，连可以冒充的“战果”也没有。整个过程从头到尾，“弥望荒尘野草，虏只影不见，车辄（应为辙字之误，抄者所误）马迹皆漫灭，疑其遁已人（应为久字之误）。”“英国公张辅等分索山谷，周回三百余里，无一人一骑之迹。”无奈之下，朱棣只好“班师”，行至榆木川（今内蒙多伦）一命西归。如雷贯耳的“五出漠北，三犁虏庭”，实情原来如此。每次北征，均出动二三十万至五十万不等的人马，声势这么浩大，但遭遇的敌人往往仅千百，最多一次“可三万余人”。这就好比动用每秒运算十亿次的超级计算机，解一道一元二次方程式。明显多余，明显不上算。朱棣不会不知道，但为什么还这样做？我替他分析，有四个原因。第一，是老话题了——作为非法的篡位者，他亟需以种种“不世”之伟业，来为自己正名，树立威信。我们看，即位以来他就不断折腾，而且全是极大的动静，几乎没有一天停歇过，最后连死都死在实施“壮举”的过程中，可见其心理压力之大。说实话，这也真够难为他的了。第二，他是个很虚荣，又很在乎表面文章的人，一心想干惊天动地的大事，以厕身于历史上的伟大君主行列；或者说，他所理解的伟大君主，应当是轰轰烈烈的，气吞山河的，建立丰功伟绩的。这一点，跟他父亲颇不相同。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回沙漠，是史上光复中华的第一人，原很有理由自视甚高，然而他反倒相当谨慎，一生很少追求大而无当的虚荣，治国的基本思路是务实——国家一旦统一，立即集中精力于国内建设和民生问题；国防思想注重构建牢靠的防御体系，对外政策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除了修建南京，没搞过什么太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事。朱棣则是另一极端；试看从燕王到驾崩榆木川这二十来年时间里，他先后发动一场全面的国内战争（“靖难之役”）、六次大规模对外战争（一次对安南，五次对蒙古诸部落），决定并实施迁都和对北京的营造，六次派超大舰队远航，此外还有完整地重新疏通大运河、修建大报恩寺等一系列巨型工程……洪武时代的三十年，好不容易从战乱中恢复并重建的经济，就被他如此没完没了的好大喜功挥霍掉。因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很在乎自己能不能成为“伟人”。他的大臣们都懂他这心思，所以在每次明明华而不实的北征之后，纷纷献上如此的赞歌：“威德所加，不远过汉高哉？”“乘舆所至，盖汉武唐宗所不到者。”“圣德神功，巍然焕然，直与天地准。”“万世不拔之功业”，“自古所无有也”，“神功烈烈，圣德巍巍，与天齐兮！”别人歌功颂德不算，朱棣自己北征途中，所到之处，也迫不及待留名，树碑立传，制铭刻石，大书“一扫胡尘，永清沙漠”、“于铄六师，用歼丑虏”之类豪言壮语。第三，或许有点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我疑心朱棣五次兴致勃勃北征，除展现其“雄伟抱负”外，也兼带有游山玩水之打算。其实，这样揣想朱棣并不见得过分，喜欢游山玩水，向来是帝王们的传统，那些性情不安分、爱折腾或自以为胸怀宽广的帝王，尤其在皇宫和京城呆不住。秦始皇是个例子，隋炀帝是个例子，朱棣的六世孙正德皇帝朱厚照是个例子，以后的康煕、乾隆也是个例子。这几个人性情都比较“恢宏”，不能做到安安静静，故而喜欢饱览祖国大好河山。也有相反的例子，单说明朝皇帝，就是安静的居多。朱元璋定都南京后，很少离开；弘治、嘉靖、万历、天启、崇祯这几个皇帝，也都缺乏旅行的兴致，其中嘉靖皇帝最奇绝，过于安静，以致躲到西苑里不出来，钻研他的道教，许多大臣多年欲见其一面而不能。朱棣肯定跟他们不一样，当燕王时就带着兵到处跑，做了皇帝更闲不住，让他憋在京城和宫里，估计八成会得病。你看他在位二十多年，不论南京或后来的北京，正经呆在那里的时间极有限。从他北征途中见着塞外风光而发的感慨，分明可以感到，除了是“御驾亲征”的天子，他也很有一番旅游者的意识，到处勒石留言，跟今天每每在景点歪歪斜斜刻下“某某到此一游”的游客似乎没有多大分别；此外，对朱棣来说，塞外也算故地重游了，年轻时作为燕王他曾统军来到此地，所以不能排除他现在以当了皇帝的心情，到此旧梦重温，别样地体验往昔的荣光——人都是怀旧而自恋的，朱棣恐怕尤如此，他在给金幼孜等指点塞外风光时，言谈话语间很有“而今迈步从头越”的炫示感。第四，朱棣的北征，是他缜密谋划的某个庞大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涉及迁都北京、削藩这两件对巩固其到手的权力至关重要的大事；换言之，为着达到这两个目的，他必须走出北征这招棋。思考不妨从这里开始：御驾亲征究竟有何必要？实际上看不出任何必要性。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也搞过一次北征，但是他没有也不必亲自出马，而由燕王朱棣和晋王朱担任统帅。历史上，皇帝向不可轻动，如想表示重视，派亲王或至多太子以皇帝名义出征，规格就足够了。征安南的时候，作为军事行动，其规模尚在北征之上，朱棣更有理由重视，但他却未自己挂帅。何以单单对北征如此热衷，每次皆躬亲其事？还有，从前面所述可知，五次北征隆重上演，实际上是小题大做，甚至所谓敌情也纯属子虚乌有，这不能不令人疑其另有文章。可以留意，在时间上，北征恰恰是随着营建北京的准备工作紧锣密鼓展开，以及工程开工日近而发生的。我们当还记得，永乐五年徐皇后病故，朱棣借机把皇家陵寝迁至北京，派官员和命理家择“吉壤”，永乐七年结果出来了，朱棣去北京验收，竟就此留下不走，而第二年，他便发动第一次北征。这绝非时间上的巧合，明显是紧凑弈出的有连贯性的两手——陵址安置在昌平，显示了他迁都北京的决心；而以北京为基地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则意在增加北京的政治军事分量，同时使他得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以北京为中心，来削弱南京的意义。又如我前面讲过的，迁都北京还不是他的底牌，迁都隐含了另一个处心积虑的目的，即改变洪武时代以几大“塞王”负责北部边防的布局，将后者迁往内地，然后自己来填补塞王内迁所造成的边防空虚，此系旨在释塞王兵权、消除权力隐患的苦心的一手。而为了显示塞王内迁不会对国家安全构成损伤，他必须大张旗鼓地一次又一次搞“御驾亲征”，宣传其“战果”，以证明其决策的正确。朱棣“五出漠北，三犁虏庭”，从其过程看，明显不必要，并带有刻意而为的痕迹；换成今天的话来讲，基本属于为迁都北京和削藩这两大目的而服务的政治“作秀”。他这一作秀不要紧，银子可就花得如流水一般。兹以永乐二十年第三次北征为例，我在《太宗实录》里找到它所动用人力物力的一项统计数字：共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从之。这远非整个此次北征使用的人力物力，甚至也非全部后勤使用的人力物力，而仅仅是后勤中运粮这一项所使用的人力物力，却已到令人咋舌的地步。想象一下，三十多万头驴、十多万车、二十多万民伕、三十多万石粮食的付出，末了只换来数百名战俘（多半还是老弱平民），这桩买卖是否太亏了？朱棣当然不会心疼，因为花的是百姓的钱，受苦受难的也是百姓，而他却收获了“万世不拔”的称颂，何乐而不为？一次北征即如此，总共却搞了五次！还要加上征安南、造北京、下西洋……国无宁日。难怪在他死后，那个叫黄泽的湖广官员，不避斧钺，公然抨击永乐时代“丁男疲于力役，妇女困于耕耘；富者怨征敛之繁，贫者罹冻馁之苦”。可几百年后，颇有人既不研究历史，也不把屁股坐在人民一边，只是看见朱棣“尚武”、“勇于拓疆”，就慷慨地送他一顶“有作为君主”的高帽子。其实，朱棣没给中国增加一寸土地。不仅如此，与他那些唬人的御驾亲征所乔装打扮出来的民族英雄、爱国者形象刚好相反，他为了一己之私，从根本上瓦解了朱元璋构建的北疆防御体系，给以后的国家安全埋下严重隐患。那还须从他发动叛乱时说起。朱棣乃心思细密之人，起兵之际瞻前顾后，不仅对造反的决断周详考量，甚至虑及南下与政府军作战之后北平作为其后方是否会为人所趁。当时，封于大宁的宁王朱权握有重兵，实力仅次于己。万一朱权阴怀“鹬蚌相持，渔翁得利”之心，则腹背受敌。朱棣左思右想，想出一条狠计，不单教朱权无法从背后捅刀子，还进而使大宁之兵为己所用，那将大大提高自己的军事实力，此所谓“一石二鸟”——为达此目的，朱棣与大宁所属兀良哈三卫构成密约，借后者之六千蒙古骑兵胁持朱权入关。那么，朱棣是以怎样优厚的条件，使兀良哈部落同意与他合作的呢？《明史》白纸黑字，记之甚明：“徙宁王南昌，徙行都司于保定，遂尽割大宁畀三卫，以偿前劳。”即：将宁王封地改为南昌，将大宁行都司所在地迁往关内的保定，将原来大宁所辖之地全部割让于兀良哈三卫。这三个“报偿”，朱棣即位之后，果然一一兑现。引狼入室、割地求荣，这样的事件若搁在近代，朱棣必落得个“汉奸”、“卖国贼”的骂名。他所以侥倖逃此骂名，甚至一般人很少知道他有这样污点，只是因为兀良哈部落比较弱小，并非劲敌，倘若兀良哈与宋代时的辽国或明末的女真人相似，朱棣则注定臭名远扬。但朱棣所为的恶劣之处，一是尽管兀良哈不足构成中国大患，但此事性质与历来的“卖国”没什么区别；二是朱棣纯属出于个人夺权需要，而出卖国家利益；三是迁徙宁王于南昌、迁徙大宁行都司于保定，把大宁三卫拱手让与异族，在北京正北至东北防线撕开一个大口子，后患无穷。顾炎武所撰巨著《天下郡国利病书》，对明史研究是极重要的著作。其对兵要地理，尤有深考，凡各地形势、险要、卫所、城堡、关寨、岛礁、烽堠、民兵、巡司、马政、草场、兵力配备、粮草供应、屯田等，无不详述。在谈到大宁对明朝东北边防意义时，它这样说：大宁，居遵化之北一百里，沿山海以逮独石（即长城独石口，在今河北赤城县北，是宣府镇明长城之重要关口），一墙之外皆其地。独石、山海离京师皆七百里，与大宁正相等。国初（指明朝初年）建谷、宁、辽三王……以屏藩东北，其为计深矣。大宁的军事地理重要性体现在，可以同时扼制蒙古、女真两部，而朱棣将大宁行都司后撤，不啻乎使大明国从正面完全暴露，外寇随时可以长驱南下侵扰。因此，“正统己巳、嘉靖庚戌，诸敌犯内，皆从此至。”不单明代中期时受蒙古部落侵扰与此有关，尤为惨痛的是，明代晚期东北建州女真人崛起，直至导致明亡国，与这一带防卫的空虚，关系也很直接。明亡后，痛定思痛，有人矛头直指朱棣：抚今追昔，宁无叹慨？而况于数千里严疆，一旦波沉陆海，则明季边臣之偷玩，有不忍言者。而迹其始境，宁不罪有所归哉！朱棣有没有意识到割弃大宁的潜在危险？绝对意识到了。华而不实的五次北征，恐即为掩盖割弃大宁造成边防空虚的事实而设，仿佛拍胸口说：有朕亲自坐镇北京，不时加以征讨，区区“胡虏”不足忧虑。也可能在他脑中，真正心腹大患乃是身边像宁王那种拥有重兵的潜在挑战者，至于寒伧“诸夷”，只要不时搞一搞“御驾亲征”，即足压制。道德化暴君前面把朱棣归在暴君之列，而他一生作为，也确当得起这称号，所以我们并不打算收回这样的评价。但其实这并不是他的真正特色；仅仅给他这样的评价，有点委屈他了，抑或把他过于简单化了。暴君屡见不鲜，朱棣却只有一个。一般暴君，自有一腔桀骜之气，唯我可负天下，为所欲为，把恶做到淋漓尽致；他们对于自己的暴虐从不掩饰，一览无余；固然令人切齿，却也不失直爽。这种暴君，包括夏桀、商纣、秦皇、隋炀和北朝后赵的石虎之流。按我们通常的经验，暴君不屑于讲仁义道德。而朱棣作为暴君，残暴虽不逊于同类，却具有其他暴君都没有的特点：满口仁义道德。这是他在古往今来暴君中岐嶷不凡之处，也是一种真正的明代特色。明代已是帝制社会晚期。这概念，一面意味着趋于老迈和衰落，一面也意味着进入稳固和成熟，早期的野朴和中期的蓬勃都渐渐化于循规蹈矩的凝重。界限出现在宋代。宋及以后，倘将短暂插足而未肯融入中原文明的元代除外，则可看到这七八百年的历史，秦汉的霸气，魏晋的放荡，隋唐的开阔，俱往矣；代之而来的，是缜密和刻板。这也是二千年帝制中儒家伦理真正树立起权威的时候。其间，明代尤具承上启下之作用，它一面将宋儒所开辟的理学从元蒙之搁弃中恢复，一面加以发扬光大，结合到本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文化建设和世俗生活准则之中；后世称“宋明理学”，若单论创言立说和对学理的贡献，明不如宋，然而把“知”转化为“行”，实践地把理学原理深入融于体制和社会生活规范，明又超过了宋。正是明代所起的中间作用，才有按照儒家尺度最平稳运行的典范般的清代——它在制度上悉遵明制，却能够吸取明代的若干教训，从而在十九世纪之前，把儒家伦理的政治能量发挥到极致。野蛮的冲动虽然仍有，却面临业已不可动摇的儒家道德权威的巨大压力，而不得不有所自我抑制。朱元璋很典型，他天性之中明显有强烈的暴力倾向，并在具体事件和局部行为上时有流露，但总体上他却能够了解接受儒家仁爱为君理念的意义。还有起自蛮荒的满人，起初他们的表现，跟以往一入中原唯知杀戮与蹂躏的其他蛮族没有两样，然而当天下既定、切实实行统治的时候，却意识到收敛野性、洗心革面的必要，转而成为有史以来在中原执掌政权的最理性之异族。总之，无所顾忌、赤裸裸、将破坏性宣泄殆尽的暴政，宋、明、清三代并不存在。唯一有潜力发展成“暗黑破坏神”式暴君的，便是朱棣。从他做下的一些事，完全可以看出他在这一方面的罕见禀赋。永乐十九年，仅仅为着一个宠妃之死，朱棣即悍然在后宫实施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事因朝鲜进贡的权妃而起，这权氏进宫后很受朱棣喜欢，渐教她掌管六宫之事，难免为别的妃嫔所嫉。永乐八年一天，权妃突然死了，但当时并未引出什么事。到了永乐十二年，忽然抖露出权妃当时是被另一朝鲜宫人吕美人下毒害死的说法——其实这纯属后宫龃龉导致的诬陷——朱棣怒极，兽性大发，命人将被冤枉的吕美人用烙铁足足烙了一个月，方才处死，另外还处死宫女数百人；又坚持要求朝鲜国王杀吕氏满门；与此同时，为了泄忿，“将赴征时逃军及从军士之妻妾奸他夫者”，共计一百多人，全部杀掉，每天杀人时他都亲临现场观看。事情并未到此为止。不久，诬告吕美人的宫人吕氏（也姓吕，不过是中国人），还有另一宫人鱼氏，曾因难耐寂寞而与宦官私通，朱棣似有觉察，吕、鱼感到事情败露，双双自尽；吕、鱼之死，令当年权氏旧案复发，朱棣大行拷掠，宫婢不堪受刑往往信口胡言以求暂解，结果刑逼之下，生出所谓宫中存在谋杀朱棣阴谋之说，一旦如此，进而辗转攀连，牵及宫女二千八百人——这二千八百名宫女全被杀光，而且个个以剐刑处死，每剐一人朱棣均亲自监刑。据说，有宫女受剐刑之时，破口大骂朱棣：“自家衰阳，故私年少寺人（与年轻宦官私通），何咎之有？”看来以“尚武”闻名的永乐大帝，作为男人其实并不值得骄傲，难怪他如此丧心病狂。累计起来，从永乐十二年起，至永乐十九年止，因为权氏之死而引起的这件惨剧，朱棣前后杀人逾三千。此事足以证明，朱棣其人的残暴，不在后赵皇帝石虎之下。但是，类似这样的行径，我们在《太宗实录》里却找不到一点踪迹，全部被掩盖起来。这场后宫大屠杀，所以为后世知晓，仅仅由于当时宫中有个名唤金黑的朝鲜籍乳娘，她在朱棣死后，得返朝鲜，将全部经过对朝鲜国王做了汇报，然后载于《李朝实录》。金黑还报告说，朱棣死后，共有三十余名妃嫔，被强令殉葬；从金黑所提及的人名看，多为朱棣生前所宠爱的女人。这些女人被领入一间大殿，事先已有许多小床放在那里，她们被扶上小床，将脖颈伸入绳套，随即撤去小床……金黑描述说，朱棣的宠姬韩氏，这位与之母女相称的朝鲜美人，临死之际哭叫道：“娘，吾去！娘，吾去……”“语未竟，旁有宦者去床”，其状甚惨。殉葬的旨意，究系朱棣早有吩咐，还是出于其子仁宗朱高炽，不明。但细察此事的风格，兼以朱棣一贯的为人、性格、心理来推测，十有八九是朱棣的安排。汉代以来，殉葬在中国已经废止，以宫人殉大行皇帝之事鲜有所闻；一般做法是遣散或在宫中养起来，“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是比较典型的情形。朱棣能在十五世纪有此倒行逆施，一是强烈而可怕的独占心和嫉妒心作祟，再有，只能说此人过于毒刻，天良丧尽。幸赖外国史志，这些本已淹埋的史实多少年后才重见天日。由此不禁令人深疑，朱棣一生究竟还有哪些暴行已经石沉大海，被官方史志抹煞得一干二净？这恶贯满盈的统治者，若询之今人，恐怕却没有几人认为他是大暴君。原因何在？除了他本人和明代官方竭力消灭那些罪恶证据，除了他搞过很多迷惑后人的“形象工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他曾用大量言论把自己打扮成道德高尚的贤明君主。但更可悲的是，今天许许多多、泛滥成灾、不负责任的通俗化帝王传记作品，对朱棣这些漂亮话居然连最基本的“听其言，观其行”的意识都没有，一味采信，把它们用作刻画朱棣形象的材料，影响相当坏。就在他血洗后宫过程中，永乐十九年四月八日，紫禁城三大殿忽为雷所击中，引燃天火，新皇宫这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最主要建筑，落成仅三个月，即化为灰烬，直到正统年间才由英宗朱祁镇修复。三大殿毁于雷火，曾给未及被杀的人们带来一丝希望：“宫内皆喜，以为帝必惧天变，止诛戮。”朱棣的确于第二天就下了一道罪己诏，里面说对于三殿之灾“朕心惶惧，莫知所措”，随后在内外政及自我道德修养等所有方面，反躬自问；又极诚恳地表示：“尔文武群臣受朕委任，休戚与共，朕所行果有不当，宜条陈无隐，庶图悛改，以回天意。”可实际上呢？《李朝实录》指出：“帝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这正是朱棣一贯的风格：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公开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是另一套。他可以一面下罪己诏，满是悔过之意，一面依旧屠杀不辍，“无异平日”。这才是真实的朱棣。朱棣之生也晚。以他的禀质，早生数百年，当不失为历来暴君头把交椅的有力竞争者。但，前面所说帝制晚期特色限制了他，使之不能尽情发挥。过去，讲到宋以来礼教（道学）对人的束缚，多注意的是读书人和士绅所受的影响，小说家也以此为题材，加以渲染，留下很多精彩故事，所以现在一谈起礼教的虚伪，我们脑中浮现的尽是严贡生一类形象。其实皇帝也一样。到了明代，做皇帝愈来愈不“自由”，道学的各种清规戒律如影随形，令他们不胜烦恼，却无可奈何。终明之世，几乎每个皇帝都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去回答道学的提问。有朱元璋的方式，朱允炆的方式，朱祐樘（明孝宗）的方式，也有朱棣的方式，也有朱厚照（明武宗）的方式，朱厚熜（明世宗）的方式。各不相同，但都必须和道学打交道，做出回应，表明态度，而无法置之不理，其情形则无奇不有。像朱厚照，生性与道学相左，又不惯隐忍，索性破罐子破摔，以沦为市井无赖的方式来达到反叛目的。朱厚熜也很有意思，早期他极在意道学，他承祧武宗得为皇帝后，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为自己生身父母正名，为其上帝后尊号，他这行为正好触动了礼教自相矛盾之处，礼教凡事以孝为先，朱厚熜所争正因他笃行孝道，不愿当了皇帝而成为别人的后代，但礼教对于名分偏又抠得很死，从名分上说朱厚熜必须以孝宗朱祐樘之子的身份继承皇位才算合法——一边是孝道，一边是名分道统，朱厚熜为此与群臣往来相斗，双方引经据典，各不遑让，搞到后来终归皇帝力量大，朱厚熜如愿以偿，但也真可谓焦头烂额——此即有名的嘉靖“大礼议”事件，完全由如何正确解释道学理论而起。经此恶战，朱厚熜身心俱疲，加上其他一些事如“宫婢之变”的影响，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中年后完全转向仙学道术的钻研，关起门，沉浸在虚无的神仙世界里。朱棣却有自己的应对方式，那就是阳奉阴违。他既不像朱允炆那样“中毒”颇深，对道学诚心信奉，一言一行都比照“圣王之道”；也绝不像朱厚照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什么圣人之言，通通给我滚一边去！朱棣的方式是，该怎么做就怎么做，毫不手软、毫不顾忌，然而在言语上，他却是比谁都正宗纯正的道学大师。说来，他实在是个深刻的矛盾体。他并无“仁柔”心性，可又在意名声，希望跻身“正派”君主行列，甚至是古往今来难得一见的伟大皇帝，而不愿意与荒淫无道的坏皇帝为伍。但朱棣并不为自身矛盾的夹击所苦，他倒是在矛盾中练就了独门功夫，其形正类乎金庸写到的“左右互搏术”，干出的事大多很“小人”，说出的话却大多很“君子”。奇怪的是，他自己对此竟然心知肚明。当皇帝后，有次与翰林侍读胡广等人闲聊，他吐露了这样的心声：“为学不可不知《易》，只‘内君子，外小人’一语，人君用之，功效不小。”此语出《易》“泰（卦十一）”：“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也。”原意是讲事物应该刚柔互为表里。但朱棣之用于自况，却显然是在替他的表里不一作辩解。甚至他能想到用这句话自解，也真是让人钦佩不已——双手沾满鲜血的独夫不止他一个，但没有哪个做了N多坏事以后，还找到如此漂亮的借口。他给自己搭的牌坊巍峨壮丽，高耸入云。倘并不了解此人一生所为，只读史书上记述的他的言论，你简直会相信这是上下五千年屈指可数的贤君之一，那样忧民爱民，那样敬仰天命，那样理性澄明，那样好德乐道。所有这一切，都集中在永乐七年他撰写并颁布的《圣学心法序》里。《圣学心法》，据说是朱棣亲自编纂的一部“采辑圣贤格言切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要者”，专供其子孙学习之用的一本“德育教材”——这恐怕不可信，他老人家大约没这份闲工夫充当一名编辑家，当系臣下“代劳”，而用了他的名义发表。不过，那篇序言应该是他自己捉刀，理由是文字并不高妙，观点也保存着他一贯言不由衷的特色。读读《圣学心法序》，很容易知道朱棣给自己搭了究竟怎样一座美轮美奂的牌坊。我从中撷取五段话，分别与他一生为人和行事的五个重要方面相关。以这些话，质诸他的实际做法，对照起来读，会非常有趣。第一段，谈“仁义为君”、“以德治国”：道德仁义，教化之源。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郭，以仁义而为干橹。陶民于仁义，纳民于道德，不动声色，而天下化如流水之赴壑，沛然莫之能御也。虽然，王者下之表，上以是帅之，下以是应之，故笃行躬饯（当系“践”字之误），渐摩人心，此德化之实也。第二段，谈“以民为本”：民者，国之根本也。根本欲其安固，不可使其凋敝。是故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未食则先思其饥也，未衣则先思其寒也。民心欲其生也，我则有以遂之；民情恶劳也，我则有以逸之。第三段，谈“慎刑少杀”：明刑以弼教。终也，刑，期于无刑。先王之敬用五刑也，一则曰钦（恭敬，不玩不亵），二则曰慎，以见用刑之不敢以轻。故天下无滥狱过杀，而民罔不协于中，所以久安极治也。至若秦隋之君，用法惨酷，倚苛暴之吏，执深刻之文，法外加法，刑外施刑，曾何有忠爱恻怛之意？死人之血漂流愈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矣，失四海之心，招百姓之怨。第四段，谈“富民之利，扰民之害”：经国家者，以财用为本。然生财必有其道。财有余，则用不乏。所谓生财者，非必取之于民也。爱养生息，使民之力有余；品节（衡量、鉴定）制度，使物之用不竭。下有余，则上何患于不足？下不足，则上何可以有余？故曰：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人君富有天下，亦必量入为出，守之以节俭，而戒慎于奢靡……若夫衰世之主，极财用之费，穷耳目之好，朘民膏血，暴殄天物，民怨于下而不恤，天怒于上而不惧，欲国不亡，乌乎可得！第五段，谈“不穷兵黩武”：驭夷狄有道，谨边备是也……毋先事以启衅，毋贪利以徼功。起衅徼功，损财耗力，中国罢（通“疲”）弊。“善治天下者，以道德为郛郭，以仁义而为干橹。”“圣王之于百姓也，恒保之如赤子。”“终也，刑，期于无刑。”“死人之血漂流愈多而奸愈作，狱愈烦而天下愈乱矣。”“民怨于下而不恤，天怒于上而不惧，欲国不亡，乌乎可得！”“起衅徼功，损财耗力，中国罢弊。”……这些话字字珠玑，说得是何等好啊，天下还有比这更正大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点击下载...

2022-04-03 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格局图 朱元璋张士诚陈友谅兵力

作者：[美]JohuaKerievky着出版社：人民邮电出版社格式:AZW3,DOCX,EPUB,MOBI,PDF,TXT试读重构与模式(修订版):前言本书主旨本书讲述的是重构（改善既有代码设计的过程）与模式（针对反复出现的问题的经典解决方案）的结合。本书建议，使用模式来改善既有的设计，要优于在新的设计早期使用模式。这对于已经存在几年和几分钟的代码都同样适用。我们通过一系列低层次的设计转换，也就是重构，来应用模式，改进设计。本书目的写这本书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如何结合重构和模式；以模式向的重构（atter-directedrefactorig）改进现有代码的设计；找出需要模式导向重构的代码段；了解为什么使用模式来改新设计的早期使用模式要好。为实现这些目的，本书包含以下特点：目录包含27种重构方法；示例基于实战代码，没有纯示意玩具代码；模式的描述，包括实际的模式示例；一组坏味[1](即问题)表示需要重构模式导向；实现不同模式的示例；何时应通过重构实现模式、趋势模式和去除模式提出建议。本书提出了学习顺序的建议，以帮助个人和小组学习书籍中的27种重构。读者对象这本书的读者是从事或有兴趣改进现有代码设计的目标程序员。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在使用模式和重构，但从未通过重构实现过模式。一些程序员对重构和模式知之甚少，但愿意了解更多。本书适用于新项目开发(从零开始编写新系统或特征)和遗留开发(主要维护遗留系统)。所需背景本书要求读者熟悉紧耦合、松耦合等设计概念，以及继承、多态、包装、组合、界面、抽象和具体类别、抽象和静态方法的概念。使用书中的示例Java代码。我发现对于大多数面向对象的程序员来说，Java所有的代码都很容易理解。我有意识地不使用。Java独特的特点，所以无论你是否习惯使用它C、C#、ViualBaic.NET、Pytho、Ruy、Smalltalk，或者其他面向对象的语言编程应该能够理解本书中的代码。本书与MartiFowler经典著作《重构》[F]密切相关。这本书包含了许多低层次的重构，如：提炼函数（ExtractMethod）提炼接口（ExtractIterface）提炼超类（ExtractSuercla）提炼子类（ExtractSucla）函数上移（PullUMethod）搬移函数（MoveMethod）函数改名（ReameMethod）还有一些更复杂的重构，比如：以委托代替继承（RelaceIheritacewithDelegatio）多态取代条件表达式（RelaceCoditioalwithPolymorhim）以子类取代类型码（RelaceTyeCodewithSuclae）为了理解本书中介绍的模式导向的重构，读者不需要理解上面列出的所有重构；相反，您可以跟解释这些重构的示例代码来学习。然而，如果你想获得阅读这本书的最佳效果，我建议你同时有一个重构。这本书是一种无价的重构资源，对理解这本书非常有帮助。我想讨论的模式来自经典书籍《设计模式》[DP]，还有KetBeck、BoyWoolf等待作者和我自己的工作。我和同事在实际项目中实践了重构实现、重构趋势和重构去除模式。通过学习模式导向的重构，您将了解如何重构实现、重构趋势和重构去除书中没有提到的模式。阅读这本书不需要提前成为这些模式的专家，但理解这些模式当然有帮助。为了帮助读者理解讨论的模式，这本书包含了一些简单的模式总结和模式UML实现代码的略图和许多示例。为了更详细地理解模式，我建议您结合研究引用的模式文献，同时学习本书。本书使用UML2.0表示法。如果是对的UML如果你不熟悉，别担心。我只知道它的大致性。写这本书的时候，Fowler的《UML精粹》[Fowler,UD]一本书经常和我在一起，不时查阅。如何使用这本书要对本书中的重构有一个大致的了解，我们可以从每个重构的总结中学习（见5.1节)，以及每次重构中动机节的优缺点。为了更深入地理解重构，除了实践部分外，还应该研究每个重构的各个部分。实践部分更为特殊，其目的是帮助读者通过建议应遵循哪些低层次的重构来实现重构。理解本书中的重构，不需要阅读本部分。本节更有可能作为实际重构的参考。本书及《重构》[F]讨论的代码不好（codemell），是识别设计问题和找到有助于解决问题的相关重构的一种有益方式。也可以查看本书及《重构》中的重构列表（按字母顺序排列），找到能够改进设计的重构。本书记载了设计实现、趋势和去除模式的重构。帮助你找到开始的方向，3.4节专门讲述了这个主题。本书还列出了所有模式的名称和可用于设计实现、趋势和去除模式的重构。本书历史我从1999年开始写这本书。当时有几个因素促使我为模式、重构和极限编程（extremerogrammig，XP）[Beck,XP]写点什么。首先，我惊讶地发现，XP文献中没有提到模式。所以我写了一篇名为P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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