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名称：《《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作者】廖名春著【丛书名】中国孔子基金会文库【页数】379【出版社】济南：齐鲁书社,2001.08【ISBN号】7-5333-0975-8【价格】28.00【分类】周易(学科:研究)先秦哲学(学科:研究)周易先秦哲学【参考文献】廖名春著.《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济南：齐鲁书社,2001.08.图书封面：图书目录：《《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内容提要：本书是以逼近法，以传统文献和出土材料相互发明的方法，系统而有选择地探讨《周易》经、传和易学史的一部专著。全书分为易经探源、易传考辨、易学史纵横、学易剩稿四编。《《周易》经传与易学史新论》内容试读99992929232999999999999993332333333393399993993999999上编易经探原333333第一章《周易》乾坤两卦卦爻辞新解自先秦以来，《乾》、《坤》两卦就被称为“《易》之门户”①，在《周易》六十四卦中占据着突出的地位。因此，历代易学家解《易》，无不极其重视《乾》、《坤》两卦，在《乾》、《坤》两卦卦爻辞上所下功夫也就最深。尽管如此，“《易》无达占”，《周易》的《乾》、《坤》两卦也仍有一些难解之处。本章拟就此进行讨论。一、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乾》卦九三爻辞“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绺”历来为人们所注目的是断句上存在异解。其实在句意的理解上，存在的问题更大。孔颖达《周易正义》解释此句说：以阳居三位，故称“九三”；以居不得中，故不称“大人”；阳而得位，故称“君子”；在忧危之地，故“终日乾乾”，言每恒终竟此日，健健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夕惕”者，谓终竟此日①《周易·系辞传》：“子日：‘《乾》、《坤》，其《易》之门邪。”《帛书易传·衷》作：“子曰：…‘《键》、《U川》也者，《易》之门户也。’”所持为肯定语气。详见拙作《从先秦秦汉文献论周易》本经的作者问题》，《孔盂学报》（台湾）第71期，1996年。···试读结束···...

2023-02-23 《周易》 新论在线阅读 周易新讲义

图书名称：《《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绪论》【作者】廖名春著【丛书名】文化中国【页数】362【出版社】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10【ISBN号】978-7-5047-4321-3【价格】48.00【分类】《周易》-研究【参考文献】廖名春著.《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绪论.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2.10.图书封面：图书目录：《《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绪论》内容提要：2006年，我承担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楚简《周易》研究”。廖名春，楚简《周易》研究（06BZX038），2006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哲学类第38号。6年来，围绕这一课题，我陆陆续续写了不少研究楚简《周易》或以楚简《周易》研究的成果来探讨《周易》经传及易学史的论文，汇集起来就形成了本书。更远一点，这也是继2001年出版的《周易经传及易学史新论》之后，我的易学论文的集成（帛书《周易》经传方面的论文除外），所以就称之为“《〈周易〉经传及易学史续论》”。其内容不外乎两个方面：不是用传世的《周易》经传及易学史文献《《周易》经传与易学史绪论》内容试读第一编卦交辞新考—体，“健”是命卦，“君子以自强不息”是设辞。①周易1973年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十二万多字的帛书。这批珍贵的帛书中，有关《周易》方面的共有两万余字，既有经，又有传。在帛经书《易经》里，《乾》卦之“乾”都写作“键”。②帛书《易传》共六篇，写约一万六千余字。其言“乾坤”、称举《乾》名的有《二三子》③《系学辞》④《衷》3篇，⑤“乾”字也毫无例外写作“键”。1984年，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的韩仲民据帛书“乾”作“键”之证錾支持了刘说，认为《大象传》此句的断句，应该和其他各卦相同，“天行”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句子，“天行”即天道，指天体的运行，《彖传》多有此说。⑥张立文也有相同的意见。⑦《大象传》六十四条中，六十三条都是先释卦象，再点出卦名，最后才得出卦义。比如：“地势，坤”“云雷，屯”“风雷，益”“洊雷，震”“兼山，艮”“随风，巽”“丽泽，兑”。唯独《乾》卦一条不同，这是很难说通的。但“天行”与“地势”句式相同，释“行”为运行，明显与“地势”不协，因为“势”只能作名词解。李镜池(？一1975)已经看出004了这一点。⑧笔者认为，“天行”之行，应释为阵行、行列、排列。“天行”依《大象传》体例，是指《乾》卦上下经卦之象，《乾》卦上下卦皆由经卦三组成，乾为天，两经卦三乾相重为复卦乾，故重卦乾之象为“天行”、天之阵行。将“天行健”“地势坤”连读，否认“健”为卦名，不合《大象传》释象名卦以明卦义之通例。所以，从《大象传》来看，“健”就是卦名。①刘操南：《周易大象例说》，《光明日报》1962年10月19日。②见傅举有、陈松长编著：《马王堆汉墓文物》图版，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110页。③见《马王堆汉幕研究论文集一1992年马王堆汉墓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选》图版2-5，长沙：湖南出版社，1994年。④见傅举有、陈松长编著：《马王堆汉墓文物》图版，第118一126页。⑤廖名春：《帛书易传初探》图1-4，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8年。⑥韩仲民：《帛书〈周易〉释疑一例一“天行健”究应如何解释》，《文物天地》1984年第5期。⑦张立文：《帛书周易译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2页。⑧李镜池：《谈易传大象的体例》，《周易探源》，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俞樾从“《坤》卦谓之‘顺’”的角度论证“乾”自当“谓之‘健'”也是很有说服力的。俞樾指出：“‘巛’即‘川’字，非坤字也。疑‘巛'当读为‘顺’。…此作‘《’者，乃‘顺’之假字。‘顺’从‘川’声，古文以声为主，故‘顺’或作‘川’。”①《坤》卦之“坤”，早期传世文献或写作“以”，或写作“巛”；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中则都写作“川”。“川”“以”是“《”的不同写法，而“巛”就是“顺”。“川”“以”“巛”皆为“顺”字早期的写法。《坤》卦本为《巛》卦，“坤”是后起的会意字，“坤”作为卦名当属后起。②《坤》卦本名为“顺（巛）”，作为阴阳相对的反对卦，《乾》《坤》对举，一为柔顺，一为刚健，卦画相反，卦义也相对。《乾》卦之“乾”当作“健”，是非常自然的。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中的“键”，多数人认为是“乾”字的假借。比如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③和于豪亮的《帛书〈周易》④两文，就是这样处理的。而邓球柏则认为“键”是本字。他说：“卦名以键列于六十四卦之首，盖以此为六十四卦之门户（即关键）。键，引申为门锁、关键、关闭、封锁、囚禁等义。”⑤其实，《周易》是阴阳哲学。马王堆帛书《周易》的“键”，是“刚健”之005“健”的假借。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乾”皆写做“键”，正证明了《大象传》“乾”作“健”的正确。《乾》《坤》两卦都是纯阳、纯阴之卦，所以其卦名分别称之为“健”和“顺”，刚健和柔顺，也就是阴、阳。《乾》《坤》两卦卦名的本字，正揭示了《周易》作为阴阳哲学的本质。二、“贞”的本义《乾》卦卦辞的解释，时人和前贤有很大的不同。《彖传》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第编①俞樾：《群经平议·周易一》，《续修四库全书》经部群经总义类，第178册，第5页。②详见廖名春：《坤卦卦名探原一兼论八卦卦气说产生的时代》，《东南学术》2000年卦第1期。③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马王堆帛书〈六十四卦〉释文》，《文物》1984年第3期。圣辞④于豪亮：《帛书〈周易》》，《文物》1984年第3期。⑤邓球柏：《帛书周易校释》，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考合大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周《文言传》说：“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乾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传贞固足以乾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日：‘乾，元、亨、利、贞。’…‘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贞’者，性情也。”学孔颖达(574一648)疏：“‘元、亨、利、贞’者，是乾之四德也。《子夏传》云：‘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言此卦之续论德，有纯阳之性，自然能以阳气始生万物而得元始亨通，能使物性和谐，各有其利，又能使物坚固贞正得终。”①朱熹(1130一1200)将“元亨利贞”释为“大亨而利于正”，主张“元亨”连读。②已为现代学者多所接受。元，始，极。元亨，大为亨通，至为亨通。高亨则读“亨”为“享”，以为“元亨”为“大享之祭”。③吾友李申颇信其说。④问题是尽管“亨”“享”同源，但从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本《周易》及马王堆帛书本《周易》来看，古人还是分得很清楚的。在战国楚竹书本《周易》中，“亨”字皆作“卿”，而“享”字则作006“宫”。如《需》卦卦辞“光亨”，竹书本作“光卿”；《谦》卦卦辞“谦，亨”，竹书本作“谦卿”；《随》卦卦辞“元亨”，竹书本作“元卿”：⑤而《随》卦上六爻辞“王用亨于西山”之“亨”实为“享”字，故陆德明(556一627)《经典释文》载：“陆许两反，云：祭也。”吕祖谦（1137一1181)《古易音训》引晁氏曰：“京、虞、陆绩、一行作‘享’，祭也。”⑥竹书本正作“言”。这说明战国楚竹书本《周易》并没有将“亨”当做“享祭”之“享”。马王堆帛书本《周易》也是如此，今本的“享”字，①孔颖达：《周易正义》卷二，《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1册，第171页。②《朱子五经语类》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经部五经总义类。③高亨：《周易古经今注》卷一，上海：开明书店，1946年；上海：上海书店，1991年影印，第1页。④李申等：《周易经传译注》，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4年。按：此书由李申主编，由李申、王博、王德有、郑万耕、廖名春分著，但基本体现了李申的易学观点。⑤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12月。⑥[宋]吕祖谦撰、[清]宋咸熙辑：《古易音训》，《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第1册，第34页。···试读结束···...

2023-02-23 周易浅述 周易概论

课程介绍课程来自京西汇云课堂——《送我礼物，脑白金》向史玉柱学习营销史玉柱巨人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从巨人汉卡到巨人大厦，从脑白金到黄金搭档，史玉柱是中国最具传奇色彩的企业家之一。他曾是被众多学子推崇的创业天才，5年内位居内地财富榜第8位；他也是无数创业者引以为戒的失败榜样，一夜之间负债2.5亿；而如今他又是名扬四海的复出，他再次创业，成为医疗保健巨头，身家百亿的新锐网游创业者。尽管饱受争议，但他已成为营销史上的奇迹，商业史上的神话。标题="京西汇云课堂-《送礼送脑白金》向史玉柱学习营销图解"alt="京西汇云课堂-《赠送脑白金》gt标题="京西汇云课堂-《送礼物送脑白金》跟着史玉柱学营销插画1"alt="京西汇云课堂-"gt文件目录[00001]如何成功管理多业务企业2021-04-30172306.m4[00002]破译凡客诚品品牌突破与电商成长2021-05-06180311_ev.m4[00003]如何做最有效的广告2021-04-30173912_ev.m4[00004]跟着史玉柱学营销完整版12021-05-08143130.m4[00005]跟着史玉柱学营销完整版22021-05-25143049.m4...

2023-02-08

图书名称：《中国矿山安全学科史》【作者】中国煤炭学会【丛书名】中国学科史研究报告系列【页数】277【出版社】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10【ISBN号】978-7-5046-9102-6【价格】108.00【分类】矿山安全-技术史-中国【参考文献】中国煤炭学会.中国矿山安全学科史.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10.图书封面：图书目录：《中国矿山安全学科史》内容提要：本书从矿山安全学科形成前对安全的认识（19世纪前）、现代矿山安全学科的构建（19世纪-1949年）、矿山安全技术的发展（1949年至今）3个方面阐述矿山安全学科建制的历史进程。从矿山安全教育的发展、矿山安全学科科研体系的发展、矿山安全学科学术共同体的发展3个方面阐述矿山安全学科科研知识体系的发展历程。同时阐述了矿山安全学科与矿山安全生产的相互关系。本书将面向从事矿山安全领域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高等院校师生以及政府相关决策者，力求具有史料性、学术性和可读性。希望本书的出版不仅能为矿山安全企业留下一本系统、全面的中国矿山安全学科史，还能为中国矿山安全学科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启迪。《中国矿山安全学科史》内容试读第1章矿山安全学科前史(史前至19世纪中期)①矿业开发是人类从事生产劳动古老的领域之一。最早的采矿可以追溯到石器时代对石器材料的选取，后来，随着冶金业的兴起，采矿技术也逐渐发展起来。矿业的发展与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起到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促进作用。中华民族的祖先和世界上许多民族一样，从他们诞生之日起，就开始从事矿产开发利用活动。我国具有悠久的采矿历史，六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开始有了地下采石场：商代就有多种井巷联合开拓方法、合理的地压控制技术与提升矿石的机械设备；明清时代，古代采矿技术就已经非常成熟。矿产的开发与利用在我国古代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其开采技术代表了整个古代历史时期手工业生产技术的最高水平。因此，通过总结采矿及安全防护技术的沿革过程，可以窥视古代安全生产技术的整体概貌，探索矿山安全学科的萌生。1.1史前期采矿技术的启示与影响在人类史前的生产活动中，与采矿业关系较为密切的生产技术主要是石器开采和制作技术、水井开凿技术以及原始的建筑技术。这三项技术对于矿石的识别和开采、坑道的开凿和支护，在技术上和思想上，都曾产生过许多有益的启示和影响。1.1.1石器时代采石活动对采矿技术的启发人类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历史大约已有400万年的时间。旧石器时代所制造和使用的石器、骨器不但是人类制造工具的明证，也是人类接触岩石、矿石的最早起点。根据考古证明，在距今100万年左右，中国南方和北方广大区域范围内，存在着直立人，他们在这些地方制造石器，已经认识并采用了13种矿物和岩石，而且有些地方的旧石器制造场已具相当规模，是开采燧石并制作石器的早期遗存。在旧石器时代，人类采石技术的主要成就是在旧石器时代晚期发明了石器磨光技术和穿①除按照时间序列排列事件外，第一章正文中出现的时间以1912年为时间节点。1912年之前的写作年号（公历年份），如雍正元年(1723年)。1912年后的只写公历年份。按时间顺序排列的事件为表达清楚，采用公历年份（年号）的形式，如1723年（雍正元年）。2中国矿山安全学科史孔技术。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主要用投击法和楔裂法采石，开采工具是鹿角火石镐头、石锤和磨光石斧。考古发现的广东南海西樵山采石场，证明当时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平嗣开拓技术人类的各种生产知识和技能，都是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积累起来的，这些最为原始的选择、采集和制作石器的实践，尤其是一些采矿实践，对于人们后来识别矿石、开采矿石，都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1.1.2原始水井开凿对竖井支护技术的启示中国开凿的水井，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早期水井的特点首先在于井口截面积较大，水井井壁均采用木构件或竹席支护，在井筒下段多采用圆木或半圆木架设呈井字形的支架。中国先秦时期的矿井支护和凿井方法，不仅在形式上同水井一样（即采用“井干”式方框支撑)，而且在井干的交接处（即节点结构）乃至井筒护壁方面，都继承了水井的支护方式，可见矿井支护技术源于新石器时代的水井支护技术是无可置疑的。1.1.3原始建筑技术对平巷支护技术的启示旧石器时代，人类主要居住在自然洞穴中；新石器时代以后，才逐渐住进人工构筑工事中。各种建筑物的基本构件是立柱和横梁，以承重和防止侧面的压力，这与矿山中的井巷支护是相通的。中国古代建筑从原始社会起，一脉相承，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方式。在我国考古发掘的早期建筑物中已发现木构架建筑，包括木材制作的梁、枋、板等。构件上保存有多种类型的榫卯、榫头，加工比较细致。其木材制作的梁、枋、板等建筑构件，以及构件上多种类型的榫卯节点方式，是矿山巷道支护结构的先河。中国早期矿山的木支柱间隔支护，显然是借鉴了房屋建筑中的木构梁柱技术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中国早期矿山竖井井筒支护技术是从水井的支护方式中借鉴的，平巷支护技术是从房屋建筑木结构方式中借鉴的。在建井和筑屋的长期实践中，以木为主的材料和构筑结构与方式，接受了实践的检验，证明有许多优越性，遂成为矿山支护技术的规范，其影响贯穿于中国传统手工采矿业的整个历史发展时期。1.2古代矿山开采的发展历程我国采矿历史悠久（见表1-1），远古时代我国原始人类已能采集石料，打磨成生产工具，采集陶土供制陶，这是最早采矿的萌芽。从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出土有用于采掘、装载、提升、排水、照明等的铜、铁、木、竹、石制的多种生产工具及陶器、铜锭、铜兵器等物，证实春秋时期已经使用了立井、斜井、平巷联合开拓，初步形成了地下开采系统。成书于春秋末战国初（约公元前5世纪）的《山海经·五藏山经》说，“女床之山”“女几之山”“多石涅”，因为煤的颜色黝黑，状似石头，因而在古代有“石涅”“石炭”“石墨”“乌金第1章矿山安全学科前史（史前至19世纪中期)理3表1-1采矿发展史年代时间段概述使用方法制造简单的石器、选择性开采玛瑙玉髓：原始旧石器时代距今60万年一距今1万年开采陶土烧制各种陶器；开采花岗岩作为露天采矿采矿活动新石器时代距今1万年一距今4000年建筑材料：将花岗岩制成石犁铜器、铁器时代公元前2000年一公元前开采铜矿石，炼制金属铜、青铜并制造各夏朝至商朝露天采矿1100年种生产生活工具采矿活动西方工业革命以前，由于没有获得现代意商朝以后地下采矿多金属公元前1100年一公元义上的动力，采矿活动一直处于人力破岩西方工业为主，露天采矿活动1700年和运输的水平，除了建材类矿物，绝大多革命以前采矿为辅数金属矿物都是通过地下采矿方式开采西方工业革命发明了内燃机、炸药，使矿高效率用炸药和现代装运设备迅速发展起来，炸露天开采大规模工业革命后公元1700年至今药的应用使瞬间破碎大量岩石成为可能，为主，地下至今采矿活动大型装运设备又可以将破碎的矿岩搬运至开采为辅指定地点，大大提高了露天采刊矿效率石”“黑丹”等名称。“女床之山”在今陕西，“女几之山”在今四川，说明当时这些地区已经发现了煤，这是我国关于煤的最早记载。至西汉时期，在河北、山东、湖北等地的铁、铜煤、砂金等矿都已开始开采。战国末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在今四川省双流县境内开凿盐井，汲卤煮盐。明代以前主要有铁、铜、锡、铅、银、金、锌的生产。因此，我国古代矿业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以下五个阶段1.2.1夏商周时期（公元前22世纪末一公元前476年)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70年代中期，考古工作者先后在陕西省4处西周墓中出土了煤雕制品，其中，宝鸡市茹家庄一处就出土了200余枚之多。据此可以判断，早在西周时期，作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中心的陕西地区，煤炭已经被开采利用。据考古学家研究，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500年，共1500多年。这个时代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在这1500年里，在中国历史的古代传说和文献资料中，关于金属矿产的开采地及矿床所在地的史料如下：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史记·封禅书》)。黄帝修教十年，而葛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孤之戟，芮戈(《管子·地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史记·孝武本纪》)。禹铸鼎于荆山(《帝王世纪辑存》夏第二)。昔者夏后开（即启），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之于昆吾(《墨子·耕柱》)。禹以历山之金，汤以庄山之铜，铸币(《盐铁论·力耕》)。丹、章有金铜之山(《盐铁论·通有》)。青州，厥贡金三品；梁州，厥贡缪铁银镂磐石；雍州，厥贡球琳琅(《尚书·禹贡》)。汤以庄山之金铸币，禹以历山之金铸币(《管子·山权数》)。玉起于禺氏，金起于汝汉。东西南北，距周七千八百里(《管子·国蓄》)；玉起于牛氏边山，金起于汝汉之右湾，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里(《管子·地数》)。荆州，其利丹、银(《逸周书·大聚4蓝中国矿山安全学科史解》)。扬州，其利金锡(《逸周书·职方解》)。昆吾山之下多赤金(《拾遗记》卷10)。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左传》昭二九年)。赤堇之山，破而出锡；若耶之溪，涸而出铜。欧冶子、干将凿茨山，洩其溪，取铁英，作为铁剑三枚(《越绝书·记宝剑》)。从以上史料，我们大致可以了解青铜时代的主要金属为：铜（包括金、赤金），其产地为首山（今山西永济市南）、昆吾山（今山西夏县至平陆一带）、庄山、历山（中条山）、荆州(今中南各省区)、扬州（今中国东南各省）、梁州（汉中和西南各省），葛庐之山（东汉莱州有葛庐山)，雍狐之山（今山西稷山），若耶之溪（今浙江绍兴市南）。黄金：扬州，荆州，汝水、汉水上游，梁州。银：梁州、荆州。铁：晋、梁州、荆州（今中南各省区）、扬州（今中国东南各省)。铅：青州（今山东省）。锡：赤堇之山。丹砂：荆州。玉：雍州（西北各省区)、禺氏之边山。这些地名，都在今中条山及其南北。从青铜时代的早期至春秋时期，中条山是中国早期的重要铜矿产区。扬州和梁州代表了中国东南和西南金属矿产的开发。湖北大治铜绿山发现从西周至汉代的铜矿遗址，则代表了中国南方开采铜矿的历史。铜绿山古铜矿遗址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该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揭示了中国青铜文化的独立起源。1.2.2战国和秦汉时期（公元前475年一公元220年)战国时期，除继续利用煤炭雕刻生活用品外，还在当时的著作中出现了关于煤的记载先秦时期的地理著作《山海经》就有3处有关石涅的记载：一处见于该书的《西山经》，“女床之山，其阳多赤铜，其阴多石涅”；另两处见于《中山经》，“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又东一百五十里，曰风雨之山，其上多白金，其下多石涅”。据有关专家考证，女床之山、女几之山、风雨之山，分别位于今陕西凤翔、四川双流、什邡和通江、南江、巴中一带。古今对照，以上各地均有煤炭产出，证明《山海经》的记载基本是对的。同时，说明当时这些地方的煤炭已被发现，而且古人已积累了一些找煤的初步地质知识(1）战国时期这个时期约254年，矿产的开发有了较大的进展，在战国时期到西汉初年还出现了一些矿业家。关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一前221年）的矿产地的史料，主要是司马迁（公元前145前86年)的《史记·货殖列传》有所记载：“山西（崤山或华山以西地区即今西北地区）饶玉石，江南出金、锡、连、丹砂，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巴蜀饶丹砂、石、铜、铁。”“吴，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豫章出黄金，长沙出连、锡。”这样就把当时中国西北、东南、西南、中南等地的矿产开发情况，作了大致的概括同时，华北地区也有相应记载：“邯郸郭纵以铁冶成业，与王者埒富。”“蜀卓氏之先，赵人也，用铁冶富。”“程郑，山东迁虏也，亦治铸。”“孔氏之先，梁人（即魏人），用铁冶为业。”这是说，战国至西汉开发铁矿主要是从赵国开始的，在战国时期开矿冶铁发家的矿业家们，其后代是在秦汉时期开发巴蜀、南阳等地铁矿的重要力量。而秦代在巴蜀开发丹砂的巴寡妇（名清）还曾受到秦始皇以客礼相待，建筑了一座女怀清台以表彰她。第1章矿山安全学科前史（史前至19世纪中期）5从考古资料得知，战国时期的七国都开发过铜、铁等矿产，并用以铸造货币和兵器、农具等。有些铸件，特别是货币，钱、布、刀，常铸有地名铭文。从这些地名，可以推知铜矿及其合金所需的铅锡等矿产地的所在。因为古代主要是“即山冶铸”，就是在矿山附近就地冶铸的根据考古资料，铁器出土地点和古铁矿遗址推断，计有：赵城（今邯郸）有冶铁遗址，武安、午汲（今武安南），棠溪（今河南西平），宛（今南阳），湖北大冶，河北兴隆古洞沟铁矿井遗址，鞍山羊草庄战国村落遗址（有铁器出土），锦州大泥注燕国文化层及内蒙古等地发现的铁器农具，长沙发现的铁剑等从以上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可知，战国时代的铜矿产地南到湖南南部、湖北东部，北到涿郡（今涿州）、渔阳（今北京市密云区），东北到襄平（今辽阳），西到关中，均有开采，而以山西南部的中条山地区开发最早，而且产地也比较集中。铁矿为北到内蒙古赤峰等地，东北到鞍山。河北有兴隆古洞沟铁矿井，武安、邯郸赵城冶铁遗址。南到长沙，东到吴、越，都有所开发，但以赵国的武安比较著名。河南的南阳、西平也是重要地区。其他矿产涉及不多，应比春秋时期有所发展。(2)秦朝秦统一中国后只有十余年（公元前221一前206年)便灭亡了，故开发矿产无多大进展。但是在开国之初就把赵国的一些矿冶家迁到蜀和宛（今南阳），对南方和四川的矿产开发是有促进作用的。(3)汉代汉代矿产开发是中国古代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1)铁：汉武帝时期实行盐铁官营政策（即国家垄断经营），对全国统一管理和开发起了重要作用。东汉共40个郡国，48个铁官。这些铁官所在地覆盖了长江以北，四川西部到陇西以东，长城以南，辽东以西的广大地区。战国时代的铁矿区如武安、棠溪、宛、临邛都包含在内。2)铜：汉代的铜产地，文献资料不多，考古工作者在山西运城县洞沟发现的汉代铜矿遗址，地质工作者1951年以来在中条山的铜矿峪、南和沟、篦子沟发现的古铜矿遗址，都说明这里汉代仍在开采铜矿。汉代文献所载铜矿产地，主要在东南至西南一带，如丹阳郡（治宛陵、今安徽宣城)的丹阳铜，可能就是今铜陵铜矿，丹阳是汉代唯一的铜官所在地；浙江故鄣县（今安吉县）章山的铜，是汉初吴王刘濞（公元前215一前154年）开发铸钱之所。汉文帝时（公元前202一前157年）邓通则开发四川汉嘉郡严道（今荥经县）的铜山。湖南桂阳郡(治郴县)西汉设有金官，可能是为主管这里的铜、铅、锌、银等金属矿产的开发而设。益州(今汉中以南至川黔滇地区)据《汉书·地理志》是汉代新开发的矿产区，其中铜产地有邛都(今西昌)，灵关（今芦山），俞元（今澄江），来唯（今越南莱州），哀牢（今保山西），堂琅(今会泽县北，辖今会泽、巧家，是今东川铜矿的主要产地)。3)锡：郧西（今湖北西北部），长沙（今邵阳、耒阳以北湘资二水流域），律高（弥勒南)，贲古（今云南蒙自南)，哀牢4)铅：堂琅，律高，贲古，哀牢，龟兹（今新疆库车)等。5)银：朱提（今云南昭通），堂琅，贲古，葭萌（今四川广元昭化）。6最中国矿山安全学科史6)金：豫章（今江西），长沙，汉中，葭萌，博南（今云南永平县东），哀牢。7)汞：涪陵（今四川彭水），谈指（今贵州桐梓），徙县（今四川天全）8)石炭：宜阳（今宜阳西），山阳（今焦作东），巩县，安阳（邺西伯阳城有魏石墨井，即石炭井)9)石油：在西汉时已有所利用。据《汉书·地理志》记载：“高奴（今陕西延长），有洧水，肥可燃。”又据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中记载：“《博物记》日：酒泉郡延寿县(今玉门)南有山石出泉水，大如莒筬，注池为沟，其水有肥，如煮肉泊，蒙莱永永，如不凝膏，燃之极明，不可食，县人谓之石漆。”当时人们已将石油用于燃料、照明、膏车、制药等方面10)天然气：西汉末已经在四川临邛（今邛崃）、成都、自流井、南充一带钻凿盐井，发现天然气，主要用于煮卤熬盐，生火烧饭。四川井盐的开发及提取，其技术在当时世界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11)铁：这一时期的铁矿，以相州（邺）牵口铁最优。产地已见上述。从东汉后期到魏、晋、南北朝数百年的长期战乱，矿产形势顿见衰落。这一时期，甚至因没有开发矿产而形成货币短缺、以谷帛为币的局面。三国时期的魏国，曾开采邺（今安阳）西的石墨（即石炭）。吴国，曾因铸币开采过丹阳（今宣城）的铜矿。蜀国，采过汉嘉（今雅安北)的金矿，朱提的银矿，越嵩（今西昌）的铁矿。南朝宋采过始兴郡（今韶关市）的银南齐开采过四川严道的铜矿。北魏开采过陕西骊山的银矿，大同白登山的铜矿、银矿，河南王屋山的铜矿，南青州（今沂水）的铜矿，商山的铜可矿，汉中的金矿（见《魏书·食货志》)，但不久即废。1.2.3隋唐时期(581一907年)】隋、唐至元代，煤炭开发更为普遍，用途更加广泛，冶金、陶瓷等行业均以煤作燃料，煤炭成了市场上的主要商品，地位日益重要，人们对煤的认识更加深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唐代用煤炼焦开始萌芽，到宋代炼焦技术已臻成熟。1978年秋和1979年冬，山西考古研究所曾在山西省稷山县马村金代砖墓中发掘出大量焦炭。1957年冬至1958年4月，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河北峰峰矿区的砚台镇发掘出3座宋、元时期的炼焦炉遗址。焦炭的出现和炼焦技术的发明，标志着煤炭的加工利用已进人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个时期矿产开发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在隋初，为了结束长期缺乏货币的局面，大力开采铜、铁、锡、铅等矿，《隋书·地理志》载有冶官4处，即延安郡的金明（今安塞北）、河南郡的新安（今新安县）、隆山郡隆山（今四川彭山）、蜀郡的绵竹（今绵竹县）。其中四川占全国的二分之一。此外，河东郡安邑有银冶。开皇五年（公元585年），令晋王杨广于扬州(治今南京市)立五炉铸铁，开皇八年（公元588年）令汉王杨谅于太原（今太原西南）并州立五炉铸钱，又令杨广于鄂州（治今鄂城县）白狞山铜矿处置十炉铸钱，又令蜀王杨秀于益州（今成都）立五炉铸钱。说明隋代所开发的银、铜矿（及其伴生矿产）在今陕北，山西南部，四川西部，河南，长江中下游（大治至南京）。唐初于洛（洛阳）、并（太原）、幽（今北京）、益（成都）等州置钱监，武德五年(622年)置桂州（今桂林）监，大历四年(769年)于绛州（今新绛）置汾阳、铜原两监。据《新···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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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02-07 世界大战的历史 世界战争史

图书名称：《国学经典导读》【作者】胡真主编；王珍喜，王明强，赵鸿君，薛芳芸副主编；王丽，史双文，冯春等编；方鹏学术秘书【丛书名】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页数】301【出版社】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03【ISBN号】978-7-5132-5478-6【价格】58.00【分类】国学-高等学校-教材【参考文献】胡真主编；王珍喜，王明强，赵鸿君，薛芳芸副主编；王丽，史双文，冯春等编；方鹏学术秘书.国学经典导读.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03.图书封面：图书目录：《国学经典导读》内容提要：全书共分为十四讲。第一讲是绪论，介绍国学、国学分类、国学精神、国学元典等相关知识；从第二讲到第十四讲则分别选择最有代表性的中华元典文献，包括《诗经》《尚书》《周礼》《礼记》《周易》《左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孙子兵法》等，逐一进行导读，力度达到继先哲之遗产，发潜德之幽光之目的。《国学经典导读》内容试读第一讲绪论第一讲绪论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昌盛、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国学经典作为中国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生存与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和追求。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无数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根本。一、国学乃中华固有之学术关于国学的定义，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有统一明确的界定。汉语文献中“国学”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其后的《汉书》《后汉书》《晋书》中都出现过。只是“国学”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指“国立学校”。五四运动前后，“国学”是一个与西学相对应的词。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国内一些研究经史的学者既希望与新传人中国的西学区别开，又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邓实(1877一1951)等人创办发行宣传中国文化的杂志，并将其命名为《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继则有更多有识之士担心“国粹”被欧风美雨吹掉，于是致力“整理国故”，以便牢牢地保存中华文化。1905年，刘师培(1884一1919)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扶轮社”。此后，无锡、杭州、成都等地也纷纷出现“国学会”或“国学保存会”一类的组织，掀起了一场国学运动。章太炎先生(1869一1936)于1906年喊出“以国粹激动种性”的口号，主持“国学讲习会”，将其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结集出版为《国故论衡》；又于1922年在苏州讲授“国学”，出版《国学概论》。胡适(1891一1962)把研究传统文化叫作“治国学”，并亲自在“治国学”领域进行一系列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显然，那时的学者以“国学”来标示中国传统文化，以与新进西方之学相区别。国学乃中华“固有之学术”。现代意义的“国学”，一般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后期各朝各代的中华思想文化与学术。“国学”乃中华学术之简称。广义上，国学包括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体系。中国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书画、音乐、建筑等，都属于国学范畴。狭义上，国学单指中国古代学说。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以及同时期的先秦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些思想文化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华民族如何认识自然、怎样看待社会、如何做事做人、怎样治理国家等，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国学”成为独具中华民族特点且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形态，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人文理念和认知方法的总合。“国学”0T园2国学经典导读堪称中华民族思想智慧之大成。二、国学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国学包罗万象，内容丰富。据中国现存第一部具有目录学性质的书籍《汉书·艺文志》记载，在汉代，记载国学内容的书籍被分为六类：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其中，六艺是经学，包括小学，即文字学等；诸子以诸子百家的著述为主，包括哲学、政论类学说；诗赋及诸子中的小说是文学；兵书收罗军事学著作；数术包含天文、历法、算术等；方技主要是医学和占卜一类的书。在清代，集中国历代文献之大成的《四库全书》把国学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指古籍中的经典，如《易经》《诗经》《孝经》《论语》《孟子》等。“史”指史学著作，包括通史和断代史，如《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子”指中国历史上创立某一个学说或学派的奠基人物的文集，如《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其他涉及天文、算术农圃、医药、术数、艺术、杂家、类书等皆归人“子部。”“集”可能是历史上某一个时期诸位文人学者的作品总集，如《昭明文选》；或是某一位学者个人的全部文集，如《李太白集》；或是某一位作家的某一类作品集，如《稼轩长短句》等。清代以后，有学者将国学按内容属性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等三类。义理之学阐明事物道理，相当于现代的哲学；考据之学为历史研究，相当于现代的史学；辞章之学为诗词散文及章奏、书判等实用文体创作，相当于现代的文学。三者大体类似于现代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添加讨论政治、经济的社会科学内容，并将其合称为“经世之学”；将探讨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技术奥秘的内容称之为“科技之学”。国学的归类纷繁复杂，从另一角度说明人们对国学究竟是什么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尽管如此，却丝毫不影响国学本身的发展及其独特的存续价值。三、国学的核心价值及其基本精神在17世纪之前，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不仅奠定了以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而且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包括天文历法和中国古代算术、中国传统医药等在内的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中华优秀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也是无数海内外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一)国学的核心主题是“人学中国人历来讲究人本，重视仁爱。国学最突出的核心优势，是它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及其始终如一以人文视角看待世界和人生，追求道德理想，并把这种理想推广到价值追求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强烈的普世关怀和人文精神。距今约三千年前，中华文献即已出现“人”一词，还有一系列表示人的身体、人的器官、人的情感、人的行为的文字，说明中华民族对其自身及其各类活动高度重视。在历代文献中，“人”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语。对人本质的充分认识及其对人主体性的完美揭示、对伦理道1G了河德的高度重视，皆是国学所表达的核心内容，闪耀着人本精神的光芒。第一讲绪论3国学的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作为法家先祖的管仲把“以人为本”视为国家的根本。在《管子·霸言》中，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是最早的民本思想，其论述相当精辟。《尚书·五子之歌》中也有重视民众的类似说法，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把中国古代重民思想推向高峰的是孟子。孟子率先喊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口号，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西汉著名思想家贾谊进一步闸述了重民思想。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学不仅强调重视民众，而且提倡因人情、合民心。《韩非子·八经》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慎子·逸文》认为，为政须“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孟子·离娄上》总结夏桀、商纣亡国的历史教训是“失其民也”，提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在此基础上，孟子进而提倡制民之产，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这里，富民强国的民本主义思想成为人本思想的升华值得注意的是，国学中的人本思想始终和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人本思想重视人的价值，伦理道德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孔子以“仁”界定“人”，肯定人的核心价值在于“仁爱”，提出“仁者爱人”，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把“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确立为人应该怀有的“四心”，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人应该具有的仁、义、礼、智之“四德”。《管子》把“礼义廉耻”上升到“国之四维”的高度，认为如果“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一切都体现出中华国学重视人本、强调伦理道德、追求人文精神的特点。(二)天人关系是国学讨论的根本话题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国传统学问一直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要务。这是贯穿国学的另一条主线。所谓“天人之际”，主要关乎自然，关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国学的重要经典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是法家，都把天人关系视为重要的探究问题和讨论话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影响深远。“天人合一”的理论是中华先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完美解释。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儒家和道家都提出过“天人合一”的口号。但在实质上，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观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所讲的“天”保存了西周时期“天”的道德含义，“天”具有道德属性；道家所讲的“天”基本是指原始的天、自然之天，“天”不具有道德含义。这里讨论的“天”主要是指道家的自然之天。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就是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管仲在《管子·版法解》中提出，要“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所谓“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实质就是主张效法天道，顺应自然，遵从规律，不违时令儒道两家不约而同地把天、地、人看成是整个宇宙的基本构成。《周易·系辞》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四大”说，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至于怎样看待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老子的回答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整个大自然都处于“道”的运筹管辖之下。这里的“自然”就是原始自然的状态。而“道”是统帅其NOTE国学经典导读中的最高原则，不受制于任何其他东西。“天人合一”思想在老子这里表现为顺乎“道”，顺乎自然之常，遵循万物之自然规律。庄子在老子道论的基础上，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在《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他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实质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里的“天地”无疑是指自然之天地。自然天地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着。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与自然、与万物的区别都已不复存在了。“天人合一”就是提倡人们要尊重自然规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周易》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里强调圣人的德性要与天地的功德相契，要与日月的光明相合，要与春夏秋冬的时序相一致，要与鬼神预判的吉凶相符合。万物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得到自然的护佑。人要成为君子，也必须立德有四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合乎自然，尊重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显然，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具备了与天地共生、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基本观念。“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是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宇宙，视为一个有机有序不可分割的整体。“天人合一”即对有机整体的宇宙观最简要、最直观的表述。其一，中国人把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和生生不已的动态过程。这体现出一种对宇宙本质的尊重和理性的思考。其二，肯定并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并反复提醒告诫人们，不要把自然当作与人类对立的客体对象，从而肆意地索取、掠夺，甚至破坏自然，而应该注重与天地自然的共生、共荣。中国道教经典《太平经》说：“天、地、人…三合相通…三者共成一家，共成一体…不可无一也。”又说：“天地乃人之真本…天地不和，不得竟吾年…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就是说，天地自然是人生存的根本环境。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共生共存。反之，如果自然环境被人为破坏，人类将无法生存，更不能发展。人类要想获得长治久安，必须以尊重自然为前提。“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内涵就是人与自然必须保持有机的统一。人类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敬畏、尊重自然，否则，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平衡一旦被打破，人类将不得安宁。人与自然相处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是国学的重要内容，对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科学、伦理道德、审美意识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三)中国先贤推崇的处世之道是“和而不同”“利而不害”“和”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也是我们的祖先最先思考为人处世的结果。“和而不同”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观点。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显然，孔子是把“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认为道德修养好的君子能以自己的思想协调各种矛盾，使各方面恰到好处，稳定和谐。君子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能够与他人、与客体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而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可以求同存异，和谐共存。“和”被看成是自然界万事万物和平共处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孔子所倡导的“和”并非简单的附和，甚至低俗的迎合。孔子所推崇的最高境界的“和”，于客观事物而言是多样性的统1GT园一，于人而言则是思想观念上的多样性统一。传统文化中的“保合太和”“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第一讲绪论“和故百物不失”“夫敬以和，何事不成”等，都是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多样性统一的价值理念。《礼记·乐记》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这里所强调的是，上好的音乐应能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上好的制度也应能与天地自然保持相同的节律。只有和谐，才能使万物生长不违背其规律；保持相同的节律，才能使人类的活动，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各得其所，均保持和谐共处的状态。《易经·乾卦》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自然天道的变化，使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得到稳定的生存环境。人类若能适应、顺应自然天道的变化，就能达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高度和谐，从而有利于客观万物的生存和发展。西方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在现代世界极其重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被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和祥和”。“利而不害”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老子·第八十一章》指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是对《道德经》的最后总结。意思是说，自然界的规律是有利于客观万物而无害于客观万物的，圣人做人的最高法则，也应该是积极努力而不与人争夺各种利益。老子在《道德经》中盛赞水善利万物的优秀品质。在老子看来，自然界的本质就是利万物而不害，人更应该如此。人的本性应是抱朴守一，不矫揉造作，不为名利所诱惑，更不可以互相残害、相互危害。老子倡导“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生活方式，提出“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相处原则。这也是中国人追求的人生境界，是中国人人生的终极圆满，即永远对万事万物有利而无害。圣人仿效天道，天道只有奉献，没有索取，故圣人对任何东西也是舍多于取，取其生活必需而已。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圣人，但在内心深处，要把提升和修炼自己、努力效仿并争取成为圣人当成做人的目标。只要是圣人，只要遵循天道，就一定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国学始终倡导人们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中要追求“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境界。作为被世界几十个国家用多种语言翻译出版、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中华文献，《道德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思想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与认同。(四)国学发展秘籍是“变易”、“日新”和“居安思危国学总结的发展秘籍是“变易”、“日新”和“居安思危”。在中国人眼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和“动”的过程之中。“天地万物无时而不动，无时而不移。”变动是字宙间万事万物存在的基本状态及其典型特征。不仅如此，这种变动还有着极强的规律性。既非随心所欲的滥动，也非肆意妄为的妄动，而是应时而变、应时而动。与之相应，人类的活动也应该与时偕行，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遵循变易之道。否则，人类便无法生存，更得不到发展。中国人一直把《周易》视为专讲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及其规律的书。《周易》的作者认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不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里的“道”，无疑是指“易道”，而易道正是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总括。易道之屡迁，所反映的正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变动，说明变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其为道也屡迁”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客观世界的变化完全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且不以人的意志为1GT衫6国学经典导读转移。《周易·系辞传》日：“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作者把“阴阳变易”和“穷变通久”看作《周易》的基本原理，认为变易不仅是宇宙间的普遍存在，还是推动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由此亦形成中华国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即《周易》所谓“生生之谓易”。“变易”“日新”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理念，是中华民族发展智慧中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诗经·大雅》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并引“汤之盘铭”注释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既然“变易”和“日新”是客观世界之常态，那么，“适变”和“维新”就应该成为人们思想深处的强烈愿望和发展追求。“日新”就要“与时偕行”。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崇尚“与时偕行”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生存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很早就懂得这样的道理：只有“变易”才能生存，只有“日新”才能发展，只有“与时偕行”才有光明前途。非但如此，“日新”还要遵循“变易之道”。“变易”也好，“日新”也罢，都要依据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考量外部环境条件时机的成熟。正如《周易·彖辞》所言：“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居安思危”是“与时偕行”的另一种表述，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也是国学总结的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发展智慧。在中国古人看来，一个忽视“日新”、不懂得“变易”、安于现状、故步自封、缺乏优患意识的民族，无论当时如何强盛，或者曾经怎样辉煌，最终必然走向衰败，乃至灭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主动防患于未然，才能把各种危险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才能永续安宁与发展。这也正是司马迁呼吁和强调“通古今之变”的意义之所在。以《周易》为代表的国学经典，包括《五经》《四书》及诸子百家等，皆以常怀忧患意识和倡导正确处理忧乐关系为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久之道。《周易·系辞》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总结人心向背与“人和”在国家生存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上者应“与民同忧乐”。孟子将其延伸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的这个思想后来被封建士大夫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先忧后乐”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追求。仅有单纯的“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观念并不够，还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通过个人的道德完善和不懈努力，承载起厚德载物的历史责任。这种“适变”和“日新”的追求早已从个人生存发展的层面上升到为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而奋斗的高度。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国学在几千年里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正如宋代的张载所言，真正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中华元典精神“中华元典精神”是当代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先生在其专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率先提出来的。冯先生将那些凝聚着中国人灵魂、深刻影响着我们民族基本精神、堪称中华文化标志的典籍定义为“中华元典”。“元典”作为一个整词，系冯先生首创。“典”原指放在架子上的简册。“元”代表万物初始的状态和根本。“元典”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正典、大典、宝典等意蕴。从某种角度1CT衫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原创性的思想和精神，不仅在内容上具有···试读结束···...

2023-02-03

图书名称：《章太炎讲国学》【作者】王国平总主编；史文编【丛书名】杭州全书·余杭丛书【页数】143【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ISBN号】978-7-208-16078-1【价格】48.00【分类】国学-文集【参考文献】王国平总主编；史文编.章太炎讲国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图书封面：图书目录：《章太炎讲国学》内容提要：本书所收的15篇文章，均摘自《章太炎全集演讲集》，集结了章太炎先生在不同时间、地点、场合所发表的关于国学的演说。主要内容涉及中国文化的根源、国学统宗、国学概论十讲、中国文学、求学的目的等。其中国学概论一文，深入浅出的将国学的本体、治国学的方法道明，并且把经学、哲学和文学的派别和传承考镜源流，文章最后还指出了国学的发展方向，此文在本书中篇幅最长但也尤值得细细研读。《章太炎讲国学》内容试读国学概论(一九二二年四月一日至六月七日在上海江苏教育会讲演)》第一章概论我在东京曾讲演过一次国学，在北京也讲演过一次，今天是第三次了。国学很不容易讲，有的也实在不能讲，必须自己用心去读去看。即如历史，本是不能讲的。古人已说“一部十七史从何处说起”，现在更有二十四史，不止十七史了。即《通鉴》等书似乎稍简要一点，但还是不能讲。如果只像说大书那般铺排些事实，或讲些事实夹些论断，也没甚意义。所以这些书都靠自己用心去看。我讲国学，只能指示些门径和矫正些近人易犯的毛病。今天先把“国学概论”分做两部研究：甲、国学的本体a经史非神话经典诸子非宗教c历史非小说传奇乙、治国学的方法a辨书籍的真伪通小学c明地理d知古今人情的变迁c辨文学应用①由曹聚仁记录，取名《国学概论》，一九二九年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1杭州全书·余杭丛书章太炎讲国学庫文年青論槪學國述炎太章記仁聚·曹(甲)国学的本体a经史非神话在古代书籍中，原有些记载是神话：若《山海经》《准南子》中所载，我们看了，觉得是怪诞极了。但此类神话，在王充《论衡》里已有不少被他看破，没有存在的余地了。而且正经正史中本没有那些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天皇地皇人皇等，正史都不载。又如“女娲炼石补天”“后羿射日”那种神话，正史里也都没有。经史所载，虽在极小部分中还含神秘的意味，大体并没神奇怪离的论调。并且，这极小部分的神秘记载，也许使我们得有理的解释。《诗经》记后稷的诞生，颇似可怪。因据《尔雅》所释“履帝武敏”，说是他的母亲，足蹈了上帝的拇指得孕的。但经毛公注释，训帝为皇帝，就等2国学概论于平常的事实了。《史记·高帝本纪》，说高祖之父太公，雷雨中至大泽，见神龙附其母之身，遂生高祖。这不知是太公捏造这话来骗人，还是高祖自造。即使太公真正看见如此，我想其中也可假托。记得湖北曾有一件奸杀案：“一个奸夫和奸妇密议，得一巧法，在雷雨当中，奸夫装成雷公怪形，从屋脊而下，活活地把本夫打杀。”高祖的事，也许是如此，他母亲和人私通，奸夫饰做龙怪的样儿，太公自然不敢进去了。从前有人常疑古代圣帝贤王都属假托，即如《尧典》所说“钦明文思安安，克明俊德…”等等的话，有人很怀疑，以为那个时候的社会，那得有像这样的完人。我想：古代史家叙太古的事，不能详叙事实，往往只用几句极混统的话做“考语”；这种考语原最容易言过其实。比如今人作行述，遇着没有事迹可记的人，每只用几句极好的考语。《尧典》中所载，也不过是一种“考语”，事实虽不全如此，也未必全不如此。《禹贡》记大禹治水，八年告成。日本有一博士，他说：“后世凿小小的运河，尚须数十年或数百年才告成功，他治这大的水，那得如此快？”因此，也疑《禹贡》只是一种奇迹。我却以为大禹治水，他不过督其成，自有各部分工去做；如果要亲身去，就游历一周，也不能，何况凿成！在那时人民同受水患，都有切身的苦痛，免不得合力去做，所以“经之营之，不日成之”了。《禹贡》记各地土地腴瘠情形，也不过依报告录出，并不必由大禹亲自调查的。太史公作《五帝本纪》，择其言尤雅驯者，可见他述的确实。我们再翻看经史中，却也没载盘古三皇的事，所以经史并非神话。其他经史以外的书，若《竹书纪年》《穆天子传》，确有可疑者在。但《竹书纪年》今存者为明代伪托本，可存而不论。《穆天子传》也不在正经正史之列，不能以此混彼。后世人往往以古书稍有疑点，遂全目以为伪，这是错了。经典诸子非宗教经典诸子中有说及道德的，有说及哲学的，却没曾说及宗教。近代人因为佛经及耶教的《圣经》都是宗教，就把国学里的“经”也混为一解，实是大误。“佛经”“圣经”的那个“经”字，是后人翻译时随意引用，并不和3杭州全书·余杭丛书章太炎讲国学“经”字原意相符。经字原意只是一经一纬的经，即是一根线，所谓经书只是一种线装书罢了。明代有线装书的名目，即别于那种一页一页散着的八股文墨卷，因为墨卷没有保存的价值，别的就称做线装书了。古代记事书于简，不及百名者书于方，事多一简不能尽，遂连数简以记之，这连各简的线，就是“经”。可见“经”不过是当代记述较多而常要翻阅的几部书罢了。非但没含宗教的意味，就是汉时训“经”为“常道”，也非本意。后世疑经是经天纬地之经，其实只言经而不言天，便已不是经天的意义了。中国自古即薄于宗教思想，此因中国人都重视政治，周时诸学者已好谈政治，差不多在任何书上都见他们政治的主张。这也是环境的关系：中国土地辽广，统治的方法，急待研究，比不得欧西地小国多，没感着困难。印度土地也大，但内部实分着许多小邦，所以他们的宗教易于发达。中国人多以全力着眼政治，所以对宗教很冷淡。老子很反对宗教，他说：“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孔子对于宗教，也反对，他虽于祭祀等事很注意，但我们味“祭神如神在”的“如”字的意思，他已明白告诉我们是没有神的。《礼记》一书很考究祭祀，这书却又出自汉代，未必是可靠。祀天地社稷，古代人君确是遵行；然自天子以下，就没有与祭的身份。须知宗教是须普及于一般人的，耶稣教的上帝，是给一般人膜拜的。中国古时所谓天，所谓上帝，非人君不能拜，根本上已非宗教了。九流十家中，墨家讲天、鬼，阴阳家说阴阳生克，确含宗教的臭味。但墨子所谓天，阴阳家所谓龙虎，却也和宗教相去很远。就上讨论，我们可以断定经典诸子非宗教。c历史非小说传奇后世的历史，因为辞采不丰美，描写不人神，大家以为是记实的；对于古史，若《史记》《汉书》，以其叙述和描写的关系，引起许多人的怀疑。《刺客列传》记荆轲刺秦王事，《项羽本纪》记项羽垓下之败，真是活龙活现；大家看了，以为事实上未必如此，太史公并未眼见，也不过如《水浒传》里说武松、宋江，信手写去罢了。实则太史公作史，择雅去疑，慎之又慎。像伯夷、叔齐的事，曾经孔子讲及，所以他替二人作传，那许由、务光之流，就缺而不录了。项羽、荆轲的事迹，昭昭在人耳目，太史公虽没亲见，4国学概论但传说很多，他就可凭着那传说写出了。《史记》中详记武事，原不止项羽一人；但若夏侯婴、周勃、灌婴等传，对于他们的战功，只书得某城，斩首若干级，升什么官，竟像记一笔账似的，这也因没有特别的传说，只将报告记了一番就算了。如果太史公有意伪述，那《刺客列传》除荆轲外，行刺的情形，只曹沫、专诸还有些叙述，豫让、聂政等竟完全略过，这是什么道理呢？《水浒传》有百零八个好汉，所以施耐庵不能个个描摹，《刺客列传》只五个人，难道太史公不能逐人描写？这都因荆轲行刺的情形有传说可凭，别人没有，所以如此的。商山四皓一事，有人以为四个老人那里能够使高祖这样听从，《史记》所载未必是实。但须知一件事情的成功，往往为多数人所合力做成，而史家常在甲传中归功于甲，在乙传中又归功于乙。汉惠免废，商山四皓也是有功之一，所以在《留侯世家》中如此说，并无可疑。史书原多可疑的地方，但并非像小说那样的虚构。如刘知几《史通》曾疑更始刮席事为不确，因为更始起自草泽时，已有英雄气概，何至为众所拥立时，竟羞惧不敢仰视而以指刮席呢？这大概是光武一方面诬蔑更始的话。又如史书写王莽，竟写得同騃子一般，这样愚騃的人怎能篡汉？这也是汉室中兴对于王莽当然特别贬斥。这种以成败论人的习气，史家在所不免，但并非像小说的虚构。考《汉书·艺文志》已列小说于各家之一，但那只是县志之类，如所谓《周考》《周纪》者。最早是见于《庄子》，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一语。这所谓小说，却又指那时的小政客不能游说六国侯王，只能在地方官前说几句本地方的话。这都和后世小说不同。刘宋时有《世说新语》一书，所记多为有风趣的魏晋人的言行，但和正史不同的地方，只时日多颠倒处，事实并非虚构。唐人始多笔记小说，且有因爱憎而特加榆扬或贬抑者，去事实稍远。《新唐书》因《旧唐书》所记事实不详备，多采取此等笔记。但司马温公作《通鉴》对于此等事实必由各方面搜罗证据，见有可疑者即删去，可见作史是极慎重将事的。最和现在小说相近的是宋代的《宣和遗事》，彼记宋徽宗游李师师家，写得非常生动，又有宋江等三十六人，大约《水浒传》即脱胎于此书。古书中全属虚构者也非没有，但多专记神仙鬼怪，如唐人所辑《太平广记》之类，这与《聊斋志异》相当，非《水浒传》可比，而且正史中也向不采取。5杭州全书·余杭丛书章太炎讲国学所以正史中虽有些叙事很生动的地方，但决与小说传奇不同。(乙)治国学的方法a辨书籍的真伪对于古书没有明白哪一部是真，哪一部是伪，容易使我们走入迷途，所以研究国学第一步要辨书籍的真伪。四部的中间，除了集部很少假的，其余经、史、子三部都包含着很多的伪书，而以子部为尤多。清代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很指示我们一些途径。先就经部讲。《尚书》现代通行本共有五十八篇，其中只有三十三篇是汉代时的“今文”所有，另二十五篇都是晋代梅颐所假造。这假造的《尚书》，宋代朱熹已经怀疑他，但没曾寻出确证，直到清代，才明白地考出，却已雾迷了一千多年。经中尚有为明代人所伪托，如《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系出自明丰坊手。诠释经典之书，也有后人伪托，如孔安国《尚书传》、郑氏《孝经注》、《孟子》孙奭疏…之类，都是晋代的产品。不过《伪古文尚书》和《伪孔传》，比较的有些价值，所以还引起一部分人一时间的信仰。以史而论：正史没有人敢假造，别史中就有伪书。《越绝书》，汉代袁康所造，而托名子贡；宋人假造《飞燕外传》《汉武内传》，而列入《汉魏丛书》。《竹书纪年》本是晋人所得，原已难辨真伪，而近代通行本，更非晋人原本，乃是明人伪造的了。子部中伪书很多，现在举其最著者六种，前三种尚有价值，后三种则全不足信。(一)《吴子》。此书中所载器具，多非当时所有，想是六朝产品。但从前科举时代把他当作“武经”，可见受骗已久。(二)《文子》。《淮南子》为西汉时作品，而《文子》里面大部抄自《淮南子》，可见本书系属伪托，已有人证明他是两晋六朝人做的。(三)《列子》。信《列子》的人很多，这也因本书做得不坏，很可动人的原故。须知列子这个人虽见于《史记·老庄列传》中，但书中所讲，多取材于佛经，佛教在东汉时始入中国，那能在前说到？我们用时代证他，已可水落石出。并且《列子》这书，汉人从未有引用一句，这也是一个明证。造《列子》的也是晋人。(四)《关尹子》。这书无足论。6···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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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名称：《中国太极史》【作者】方湛洲著【页数】540【出版社】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10【ISBN号】978-7-207-10165-5【分类】太极-研究-中国【参考文献】方湛洲著.中国太极史.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4.10.图书目录：《中国太极史》内容提要：本书主要内容包括：燧人氏星星之火点燃太极思维；新石器时期伏羲氏以阴、阳理论制爻、卦；神农氏炎帝作《连山》易；黄帝时期的五行、天干、地支奠定了太极学说，中国哲学见本原等。《中国太极史》内容试读太极思维的初期积累时期一篇(燧人氏一商朝末期)燧人氏星星之火点燃了太极思维，太极思维开始了初起时期的积累和发展。第一章燧人氏星星之火点燃太极思维(约70万年到20万年以前)》中国境内最早的人类，原为1965年5月1日在云南省元谋县发现的两颗牙齿和一些粗糙的石器告知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称呼的“元谋人”，距今约有170万年了。又有书介绍：“中华文明的起源…始于距今200万年前的巫山猿人。”①该书指的是1986年在长江三峡北岸的巫山县大庙乡龙坪村龙骨坡发现的一颗人类门齿，还有一段较为完整的人类下颌骨，以及百余件哺乳动物化石和三件石器，经专家测定，距今约200万年。这一发现，把中华民族祖先的活动推到了200万年前。知道了我国境内最早的人类祖先，同时，浩繁的历史资料，又记载了我们祖先的太极思维（五行、方位、阴阳、天干、地支等等认识）在早期的运用。史料颇丰，传说也是很浪漫的，我们不妨慢慢寻根溯源。人们谈古论今的时候，有一句俗话是常说的，那就是：“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第：皇五帝到如今”。盘古太早了，现在虽然发现了“盘古洞”，洞中的石桌石床引起篇后人对远古人类的一些生活猜想，剩下的就只有民间传说了。盘古是中华祖先太的源头，据传能“达阴阳之变”，留有“太极”和“两仪”之说。当然，这些都是传极说，不可立论。但是，可以认为，太极思维是始于很久以前的人类社会。思维：盘古开天地，随后有“三皇”。对于三皇氏，《吕氏春秋》就有“三皇”之说。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也记载：“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初期泰皇最贵’。”所以，秦臣“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有了“王为泰皇”，泰皇就积是人皇，宋代罗苹注《路史》指出：泰皇即人皇。《春秋纬·命历序》又以三皇分累别称为天、地、人。古代三皇，有一定的史料可查，只是史料和传说夹在一起，这时期就需要我们认真地去甄别了。①陈勇主编：《国史纲要》，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后同）。三皇氏，指的是天皇氏、地皇氏和人皇氏。但是，对三皇氏的具体所指却有很多说法，《元命苞》以伏羲、女娲、神农为三皇，《白虎通》将伏羲、神农、祝融列为三皇，而且还有传说和史料不同的三皇太…和基层选举一般，投票不同。本书只有多方面结合，尽量以常规认识来介极绍，从传说到史料，以保证真实性为主。央传说中的三皇氏，天皇氏“原未取有姓名”，只知他是“天灵淡泊（宁静无欲貌)”。他的重要功绩是，继盘古明阴阳之理后，创制了天干、地支之说，并且以天干、地支相配而成六十干支，定四时。地皇氏姓地名皇。其有十弟，皆以“地”为姓，分别以创、制、诸、辰、法、永、垂、宪、万、世为名字，合起来就是创制诸辰法，永垂宪万世。意思是地皇氏兄弟十一人，创设了日月星辰、二十八宿等天文历法，万世流传。人皇氏自称为“民主”，其弟八人皆以“居”为姓，他们分山川九区。重要的是，人皇氏还立地皇氏两孙女为后妃，其弟八人“各择一女配之”，“此教民定其婚配，为万代之第一义矣。”这里的传说来自于明人周游、吴门啸客等著《开辟演义》①。此书虽然是小说，但并不是将三皇氏说成是离奇古怪的天外来客，而是创太极思想的先祖。他们以天文星象、人间生存为己任，而且人皇氏定人间婚配与史料中的人皇氏伏羲定男女婚姻同功，天皇氏创天干、地支、六十干支又与黄帝相吻合。在有的传说中，天皇氏还以天干为父，以地支为母，是父母结合才创造了“干支”之说。可以这样认为，由于时代久远，人们把前人的创制在流传的过程中有了某些混淆。但是，这又肯定了太极思维是起源于中国的远古时代，尤其是将天文气象方面的建树，以及后来成为阴阳理论的男女婚配，都是真实地作了传流。对明人《开辟演义》中的传说，为了给读者真实的认识，本史又以史料为依据，进行了一定的梳理。那么，史料又是如何记载的呢？史料对天皇氏也有明指。据载，在人皇氏、地皇氏之前，往往可以联系的只能是燧人氏。今人何光岳《炎黄源流史》第509页在提及《命历序》时，有“以燧人、伏羲、神农为后三皇”之说。《尚书大传·卷四》也认为：“燧人以火记。火，大阳也。阳尊，故托燧皇于天。伏羲以人事记，故托羲皇于人。神农以地记，种谷疏，故托农皇于地。”“三皇五帝到如今”，所以，三皇之中，燧人氏在史料中又是最早的，燧人氏就是天皇氏了。燧人氏的最大贡献就是发明了用火。燧人氏的“燧”字就是火字旁，而且“燧”又是古代取火的器具。根据发明用火来看，燧人氏当指远古时期的“北京人”。“北京人”距今约70万年到20万年以前，他们还保留了猿的特点，生活在①[明]周游、吴门啸客等著：《开辟演义前后七国志》，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旧石器时代。《韩非子》和《白虎通》对燧人氏都有介绍。《韩非子·五盒》说：“民食果蓏、螓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白虎通·春》曰：“谓之燧人者何？钻木燧取火，教民熟食，养人利性，避臭去毒，谓之燧人也。”为此，后人对燧人氏敬仰，故称之为“燧皇”，又为“天皇”。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等资料载：在元谋人遗址处已经发现用火遗迹。“北京人”有的洞穴中堆积很厚的木炭、灰烬、烧石和烧骨等。最引人注目的遗址有四个较大的灰烬堆积层，第四层灰烬的最厚处达到6米①，由此记载了燧人氏用火的惊人史料。“北京人”是原始社会的人类。如果“北京人”与燧人氏相提并论，那么燧人氏就不是指某个人而言，而应该是指发展了五十万年的一个阶段的人类。这种认识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人类发明用火，也绝不是某个人可以做到的，应该是人类长期时间在和自然界做斗争时的生存积累。《三坟》载，伏羲就是燧人氏之子。既是燧人氏之子，“燧人氏”之称又不是其父之名，因为燧人氏不是指一个具体的人，而是伏羲氏之前的人类。远古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一般会思考周围的万事万物，如果要寻根到最简单的元素时，会是哪些？所以，最后往往会以水、木、火、土之类做基本。据有的资料说，“古印度人认为土、火、水、风”是世界的本原，而古希腊人认为宇宙是“火、气、水、土相互作用而构成…”②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世界万物皆由水构成。二千年前的古希腊哲学家恩培多克勒将世界的基本元素增加到水、气、火、土四种，即著名的“四根说”，据说二千年后的现在，这一思想仍然盛行。但是，如果只是认识基本元素的存在，那是没有出现思维生命，是直观，只是属于感觉第阶段。如果能认识到基本元素的相互作用，而且可以合理地发展开来，其思维生篇命就是无穷无尽而光明灿烂的。燧人氏（北京人）发明了用火，这是人类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飞跃。因为有太了火，人的思维活动就会有一个重要的物质概念。燧人氏发现木可以生火，火可极思以把很多东西烧成一堆灰土，土中又可以发现硬如石块的东西一“金”，金又维：可以盛水，水又可以使森林、花木长得茂盛…同时，用木棒可以戳出山洞，挖出的初土中的野薯、草根食用…这样，木、火、土、金、水的五行认识便开始形成。《开期：辟演义》于是说：“燧人氏至夜仰观列宿，俯察五行，见星象猛醒曰：‘噫！空中有积：火，丽木则明。虚空之火丽于木，而地上金、木、水、火、土俱载其中，岂可人间无累时得火乎！以金克木，必有火出。今吾教民用金钻木，是有火矣。有火、有水，而民期：①田晓岫著：《中华民族发展史》。②见石铭、孙则鸣著《藏山雷学》。不至腥臊生食也。’”这还是“演义”所说，只作参考。比如，那时还没有冶炼技术，何来的真金？也许是以石代金。太对于水、土、木之类基本物质，原始人根据亲近原因是很容易认识的，这是最极起码的“唯物论”观点。但是，就这些并不能将人类区别于所有动物。隧人氏发明了用火，就使人类有了重大的飞跃。因为有了火，人类就可以熟食，可以防寒御敌，等等。而且，有了火，可以使人们能够聚众成群，增强社会的群体观念。同时，人类有了火，又会加深对各种事物之间的认识。所以，隧人氏发明了用火，不但促进了人类生活的进化和社会活动的发展，而且爆发出人类思维的火花，这是人类以外的动物永远无法达到的。对此，马克思说：“就世界性的解放作用而言，摩擦生火还是超过了蒸汽机，因为摩擦生火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终把人同动物界分开。”①当然，在火、土、木、水之间还构不成思维程序，也许其中曾经有过气、光之类，或有过以石块代替过“金”的运用，但是缺少真正的金属，五行认识肯定不完善。只是燧人氏发明了火，由此就燃起了人类社会的太极思维，这应该是肯定的。有人会问：燧人氏发明了用火，那么为什么会产生“五行之说”？尤其是“五行”而为什么不是“三行”或“六行”？在燧人氏时，对木、水、火、土之类的认识是会自然产生的。当时为什么能确定是“五行”呢？当时人通过自己本身就可以确定前、后、左、右、中这五个方位，虽然还不可能用这些字眼表达，但这种概念是存在的，是一种直观思维。五方位确立，在当时就是代表了“整个世界”。在这种直观思维中，先人又把五个方位中所能见到的万事万物经过分类、简化，最后得出水、木、火、土、金（当时也许是其他之类)五种元素。以五种元素对应五方位，五方位就是五行之“五”的来源，是极其简单而又本能的归纳。中国燧人氏的五行之说，比起希腊哲学家的“四根说”，看来要早出几十万年。燧人氏以木、火、水、土（包括金在内）作为元素认识客观世界，首先应该肯定这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是太极思维活动的初始，是简单的、朴素的唯物论燧人氏以五方位发展成朴素的五行认识，成功之处是能立足于“方位”这种空间观念，而空间又是充满了五行物质。但是，这种空间观念在当时还是平面形式，五行物质因无真正的金属也还不是成熟的认识。只是燧人氏在发明用火之后，已产生朴素的唯物论观点，生起了人类生活的文明之光。①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试读结束···...

2023-01-29 epub 图书下载 epub 图书app

从人性的视角,追溯军事战争的步伐,探索大历史深处的战争与人的关系.[赏金猎人会员专享5折拿货][合伙人返佣30%、代理返20%、会员返10%][目录]001.谁是3300年前的中国神奇女侠？.m3002.关羽是哪所军校毕业的.m3003.一个上古反战青年大禹的神奇经历.m3004.姜太公姜子牙为什么这么厉害？.m3005.古代的野蛮人真的那么可怕吗？.m3006.一条跳进战船的神奇白鱼.m3007.第三流的古代軍事家在做什麼？.m3008.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大決战真的发生了吗？.m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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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