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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评论：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 虽然论述了日本女性的地位，但其观点在相当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当前的国情。因此，对于任何思考女性地位和性别平等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启发。

简介

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如何被父权压迫和剥削？女性解放之路在何方？

本书是作者历经十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这是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的结束，也是后现代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兴起的开始。又想了想。在现代社会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市场”和以“父权制”为主导的“家庭形式”的双重控制下，以女性无偿劳务为中心，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已经形成。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并就如何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提出中肯建议。

关于作者

上野千鹤子（うえのちづこ）

1948 年出生于日本富山。 1977年获京都大学研究生院社会学博士学位。现任WAN（女性行动网）会长、立命馆大学特聘教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代表作品《性感少女研究》、《现代家庭的建立与毁灭》、《民族主义与性别》、《差异的政治》、《继续思考》、《男人的老王后》、《悬疑年代》女权主义、护理社会学等。

他2019年4月在东京大学发表的硬核开幕演讲引起广泛反响，国内也有不少支持者。

目录

第 1 部分

第一章：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问题建构

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解放

市场及其“外部”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确立

资产阶级妇女解放的陷阱

对现代女权主义的批评

第二章女权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

类分析之外

“市场”与“家庭”：两者的辩证关系

对性支配的唯物主义分析

第三章家务辩论

“家务”的发现

以爱的名义工作

国内女权的悖论

日本的家务辩论

英国的家务辩论

第四章父权制的物质基础

父权制的定义

家庭：性支配领域

材料基础

女子头等舱？

第五章生殖方式理论

生产主义

内部生产方法

“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的辩证法

第 6 章再生产的政治

拥有性欲

再谈父权

孩子数量的决定因素

再生产成本负担的不平等

代际之间的统治

女儿的价值

孩子们的叛乱

废除父权制

第 7 章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二元论

是统一论还是二元论

新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

资本主义的家务劳动：统一理论的尝试

父权制的构成

支持二元论

关于回应批评的补充意见

第二部分

第 8 章父权制和资本主义问题 1

工业化与多莫斯的解体

再生产的“自由市场”

“现代家庭”的形成

维多利亚时代的妥协

“家”的发明

第 9 章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第二部分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一次女权运动

未婚女性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大萧条和凯恩斯主义革命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和女权主义的第二阶段

家庭主妇的普及与“妇女阶层”的形成

第 10 章父权制和资本主义问题 III

M形就业形式

“家庭主妇”的出现

兼职的“发明”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第二次妥协

女性的双重角色

生产与再生产的辩证法

1980年代的改革

第11章家庭的创新I

人口资源

控制生育和“生育自由”

家庭解体——危机理论

“中断再就业”陷阱

再生产和分配的不公平

第12章家庭的创新I

移民工人

“中断重复就业”式的阴谋

QC的繁殖思想

日本资本主义的选择

第 13 章结语——寻找女权主义者的替代品

国家、企业、家庭——创新时代

批判经济学

再论“劳动”的概念

“自由劳动”和“免劳动”

“劳动”的倒置

女权主义者的另一种选择

附录后工业化和性别创新——1990 年代的父权资本主义

参考文献

后记

当代女性如何被“父权制”压迫和剥削

这是什么书？

什么是父权制？当代女性如何被父权压迫和剥削？女性解放之路在何方？

本书是作者历经十年完成的一部重要著作。这是第二波女权主义浪潮的结束，也是后现代女权主义和酷儿理论兴起的开始。又想了想。现代社会，在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市场”和以“父权制”为主导的“家庭形式”的双重控制下，以女性无偿劳务为中心，形成了女性地位低下的历史根源。作者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并就如何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提出中肯建议。

本书虽然讨论了日本女性的地位，但其观点在相当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当前的国情。因此，对于任何思考女性地位和性别平等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巨大的启发。

它为什么有吸引力？

这本书与以前的女权主义著作的不同之处在于，它探讨了女性作为妻子、母亲和工人是如何与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压迫同谋的。这对当今中国的女性有着重要的启示。

中国女性的地位普遍高于日本女性，但作者认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结构深深植根于任何被资本主义生产体系所吸引的社会的骨髓。因此，中国女性也可以通过这本书来反思自己的身份和地位。

同时，本书中的颠覆性观点极具挑战性和争议性，可以激发伟大的思想，引发伟大的争论，从而可能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初读（节选）

拥有性欲

女权主义最初将女性视为“生殖性”以及她们作为生殖者的角色。性、母性和堕胎权往往是女权主义关注的核心。

性对于女权主义就像劳动对于马克思主义一样。 [Mackinnon, 1982: 1] 但这并不意味着像火石那样的“生物学”。这是因为，“正如劳动之于马克思主义，性之于女权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建构的事物”。 Catherine A. Mackinnon 继续说道：

正如阶级被定义为某一群体的劳动被系统地剥削以造福另一群体（即劳动者）一样，性被定义为某一群体（即女性）的劳动。性被系统地利用以造福另一群人。异性恋制度是它的机制，它的浓缩形式是社会性别和家庭，它的特点是特定人群中的性别分工，结果是繁衍，控制和管理是它的主体。

与其将父权定义为“男性对女性劳动的占有”，不如将其定义为“男性对女性性行为的占有”，这更像是一个女权主义的论点。但这样一来，性问题就被框定，转向意识形态、精神分析等“上层建筑”，没有分析支配的物质基础。性占有不仅仅是社会意识（“心态”）的问题，也是有物质基础的制度问题。

正如麦金农所说，将“女性”定义为社会存在并不意味着生产中的阶级关系。异性恋系统根据其与“男性”性别在两性划分中的关系来定义“女性”性别。它的第一个含义首先是“生殖性”——繁殖者。女性之所以受到压迫，不仅是因为女性是繁殖者，还因为她们自己进行的再生产劳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生殖产品（再生产品一词）——与孩子分离。妇女的再生产劳动和作为她们劳动成果的生殖产品由族长占有。这就是“父权制”的意思。

如果将生产关系中的阶级概念引入再生产，可以说男性是再生产统治阶级，女性是再生产统治阶级。尽管女性拥有这种被称为“子宫”的生殖方式，但子宫是女性身体的一部分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女性“拥有”子宫。父权制的企图一直试图支配和控制子宫作为生殖手段。生殖统治阶级试图让女性对自己的身体一无所知，并将自己的身体管理委托给男性，剥夺女性对避孕和生育的自主权。

很遗憾，在现代生殖技术的范围内，子宫离不开女性的身体，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人造子宫能够实现，那么管理和使用的权利就会落到男性手中.生殖技术的发展，不仅是不孕女性的福音，更是父权制的乌托邦，这意味着现在终于可以不再依赖女性这种可恶的动物，全面掌控生殖。

如今，在代孕妈妈等使用子宫赚钱的交易中，买家始终是男性，卖家始终是女性。资源“钱”代替“爱”，决定了谁拥有子宫和生殖产品。资源“钱”目前是一种社会权力资源，其分配（规则）是基于性别而产生的差异。在这种差异下，可以说父权的痕迹被“爱”美化和抹去，更直接地用金钱的语言表达出来，再现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正如1987年的“Baby-M事件”所揭示的那样，当美国代孕妈妈拒绝将孩子交给客户时，正是“爱”的语言掩盖了生育关系中阶级式统治的现实。

子宫的统治本质上是一场对出生婴儿所有权的争夺，这是父权制的核心问题。

虽然婚姻是两个亲属群体之间的契约，但在孩子的归属问题上一直存在政治争议。例如，如果不支付彩礼，女方的一些亲属会拒绝将孩子交给男方，直到对方支付彩礼。由此看来，婚姻契约显然不仅仅是夫妻性关系的契约，而是这种性关系的结果，即围绕着子女归属问题的契约。

在前现代的婚姻中，妻子被视为创造长子（“天生的孩子”）的道具。在这样的制度下，女人离婚意味着把孩子留在婆家。许多妇女不愿离婚，因为她们不想与孩子分开。但即便如此，与母亲失散的孩子也不是由父亲抚养长大，而是由男人亲戚圈子里的祖母来完成这种生育劳动。这里的问题是，孩子属于男人，无论是由母亲抚养还是由祖母抚养。在中国、韩国等夫妻不同姓氏的国家，孩子是男方的就更加明显了。孩子的父姓意味着将母亲标记为局外人。

二战后，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现在，当夫妻离婚时，超过 80% 的孩子被归类为女性。这与家庭核心化，丈夫失去了代替妻子从事女性劳动的人（祖母）有关。离婚不再意味着失去孩子，让女性更容易下定决心。而这样的事实很少被提及。但事实上，大多数单亲家庭都在贫困线以下。从数据上可以看出，离婚男方同意的赡养费不仅极低，而且很多父亲经常拖欠赡养费，然后逐渐停止支付赡养费。而在这种情况下，很少有女人会把男人告上法庭。

对于很多女性来说，在恶劣的工作环境下，还要承担全部生育费用，还要照顾孩子，这还能说是从父权制中“夺回”了孩子吗？等待他们孩子的不再是个人的压迫性父权制，而是制度上的父权制。根据哈特曼的说法，“性别等级的再生产”发生在“教堂、学校、体育俱乐部、工会、军队、工厂、办公室、保健中心、媒体等灌输重男轻女的态度并让女性失望的地方，以及这些地方”。都是家庭以外的地方，都起到了助推作用。”这样一来，就会出现像下面这样的Gender hierarchy日文一般翻译为“sex‘A’和poor security，目标更准确，poor and security，这里取一个更简洁的翻译是“sex rule”（ “性别规则”）。

一出搞笑的喜剧出现了。在一个离婚后母子相依为命的家庭里，即使妈妈是女权主义者，也会被五岁的儿子反驳：“你只是个女人！”只要妇女和儿童处于父权社会，即使废除了个体婚姻，各种试图使儿童免受性支配污染的尝试也将无济于事。

生殖不仅是指从受孕到分娩的生物学过程，还包括抚养出生的孩子的整个过程，而这种再生产劳动是由女性承担的。通过这个过程，调动女性自发的奉献精神以培养适合父权制的一代与父权制的成功息息相关。家庭就是这种父权制的生育关系。通过家庭，父权生育关系本身无疑是由女性再生产出来的。

女人，她刚刚生了一个贬低自己的生物。

再谈父权

家里发生了什么事？让我们回到父权制的定义。

“父权制”在词源上是“父亲的统治”。家庭（与亲属群体一样）是“根据性别和年龄不平等分配权力和资源的决策决定因素”，而不是挑战神话并受更宽容的“普遍性”引导的“爱人”互惠”。这个“父治”包括“性别治”和“代治”。父母（丈夫）既有“妻子的劳动”，也有“母亲的劳动”。

如果按照麦金农用“性”代替“劳动”概念的实践，有两种异化，即“（丈夫）对妻子性的占有”和“母亲的性”对性占有”。因为性的概念不仅仅是婚姻的问题，即使

Nancy Khodoroff 根据弗洛伊德的图表出色地讨论了这种生殖机制如何在俄狄浦斯家族中再现。丈夫在婚姻中进行性行为的权利和夫妻之间的强奸是一个大问题，但同时也将女性的性行为仅仅封闭在她的“母亲”身份中也是一种巨大的压迫。女性一直被剥夺了性欲，正是因为她们是母亲。

特别是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家庭和资本主义之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这种变化不是由女性“妻子角色”的转变带来的，而是由女性“母亲角色”的转变带来的。不仅如此，在工业化初期，“妻子的角色”基本不再重要。相比之下，正如安娜·迪瓦恩在《帝国主义与母性》中指出的那样，作为母亲的责任在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变得不可替代。也就是说，男性不再承担生育者的责任，女性作为生育者的责任越来越重要。 “孩子的生死全由母亲（责任）”，这一思想甚至包括孩子的死亡率、营养状况和卫生状况。很快，弗洛伊德主义把孩子心理健康的重担放在了母亲身上，母亲的责任变得更加全面和不可推卸。

但最近，一向束缚女性为人母的意识形态彻底失去了力量，而另一方面，女性迅速涌入劳动力市场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孩子的数量显着增加。减少；其次，孩子的社会化时间（尤其是第二次）延长，这个过程的成本显着增加。

关于何时、如何、有多少孩子以及由谁决定以及如何决定的“生殖政治”一直是女权主义的核心。 “生或不生是女人的自由”（生育自由）。虽然这是女性在恢复自己的性行为时使用的重要口号，但即使女性在自由意志下获得了生育决定权，这真的可以说是“生育自由”吗？ “自由意志的确定”背后的直接和间接因素有哪些？什么决定了孩子的数量（生育决定）？这是下一个大问题。

找出性别差异的根本原因

日本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的《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近日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本书是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立场阐述性别差异根源的重要理论著作。日版于 1990 年问世，比中文版晚了 30 年。 30年来，中日两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两国妇女地位也大相径庭。那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这本书会给今天的我们带来怎样的思考呢？

1、上野千鹤作为学者和战士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作者是日本著名社会学家、性别研究专家上野千鹤。她获得了博士学位。 1977年毕业于京都大学大学院社会学系，在东京大学等大学任教数十年。 1980年代，上野千鹤开始思考性别不平等问题。作为女权主义的启蒙者和思想家，她的一生伴随着战后日本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进程。研究领域涉及性别理论、民族主义、家庭、养老与死亡等。出版著作有《现代家庭的形成与终结》、《民族主义与性别》、《差异的政治》、《一个男人的老王后》、《厌女症》等。 《女性快感》《护理社会学》等著作。

作为女性活动家和性别平等理想的践行者，上野千鹤具有鲜明的批判精神。对于女性受压迫的命运、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不公正的社会制度，她表现出一种不宽容、不妥协的态度。正如上野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中指出：对于女性而言，无论是在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还是在随之而来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女性都被“承诺”被赋予“自由”和“平等”，但在最后，它以“被拒绝的革命”告终。革命虽然承诺了“解放”，但只是利用了女性的力量，结果只是“男性的解放”。为回应日本政府企图修改和平宪法，上野多次走上街头参加抗议。她专注于“慰安妇”问题，并推动了对日本战争和性暴力的研究。 2011年，上野卸任东京大学教授，成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退休后，上野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到处发表演讲、发表文章、发表作品，依旧言辞犀利、锋芒毕露。 2019年4月的东京大学开学典礼上，上野千鹤的开场致辞，对东京医科大学歧视女生和留级生的做法进行了无情的攻击。她抨击今天的日本仍然是一个表面上的平等主义社会，长期以来，女性一直受到不同的对待。她告诫新生们，现实是残酷的，“一个即使努力也得不到公平回报的社会在等着你”。她于2009年创立了非营利组织“女性行动网”，不仅成为普及性别平等理论、开展性别问题研究、呼吁女性权益的阵地，也是日本女性团体分享体验，开展活动，相互交流。与合作平台。

上野千鹤这个名字对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包括《老王后》、《摩登家庭的形成与终结》、《厌女症》、《失踪的女人》，还有《失踪的女人》等。女人”她与鹤见俊介和小雄英二合着。 2004年3月，上野与中国女权主义学者李晓江就中日妇女问题、妇女研究等话题进行了对话，反思了自己的女权主义思想萌芽。自己的成长经历，对比中日女性问题曾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对部分中国女性想当全职主妇的趋势“百感交集”，她在东京大学入学典礼上的贺词在日本广为流传新媒体引起了中国读者尤其是年轻人的共鸣。2019年，她应邀到南京大学进行短期访问，除了在南京大学讲课外，她还游历了一个先后遍及东北、西安、北京，并在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作过多次学术报告。她还尝试开一个中文博客。 ，与中国年轻人“亲密接触”。

2、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分为两部分，共十三章。它为读者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理论，并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立场出发，阐述了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影响。对女性的压迫。上野对妇女解放、马克思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三种理论进行了独到的分析。她认为，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在解决女性受压迫的根本原因方面都有自己的盲点。马克思主义认为，阶级统治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参与社会劳动是妇女解放的重要前提。妇女的解放必须伴随着一切被剥削和被压迫人民的社会解放。但是马克思主义没有触及“家庭”作为再生产领域的存在。经济解放固然是妇女解放的一个条件，但如果经济问题解决了，妇女解放不一定能实现。以弗洛伊德理论为基础的激进女权主义认为，性支配（父权制）是根本矛盾，女性一直处于男性主导的性支配之下。性和身体的领域是激进女权主义非常关注的领域，而女性解放之路是挑战男性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

上野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才能解释女性受压迫的真正原因。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精神在性别平等领域的继承和发展，成为探讨女性地位、作用和贡献的重要理论工具。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继承了激进女权主义的“父权制”概念，认为父权制也是奴役女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指男性对女性劳动力的统治。这种统治是通过阻止女性获得经济中必要的生产资源或控制女性的性功能来维持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是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用西方女权主义的性别方法批判父权制。上野认为，这是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融合或升华了旧的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及其针锋相对的激进女权主义。她认为，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既不是女权主义视角下的马克思主义者，也不是女性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毫不犹豫地修正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出发点。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女性不仅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还受到“父权制”的压迫。父权制的物质基础是男性统治女性劳动。这种统治将妇女排除在经济上必要的生产资源之外。因此，“资本主义和父权制既是对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两者不相伴，也没有必然联系。”资本主义父权制是将家庭纳入大资本主义体系，而父权资本主义是指市场也具有父权原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来说，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导致了妇女的受压迫地位，如果不从根本上改革资本主义，妇女就很难获得自由。日剧《坡道上的家》剧照

仍然来自日剧“斜坡上的家”

3、以“爱”为名的“无偿家务”

《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对生产和再生产的概念进行了精辟的阐述。工业化造成了现代特有的性别角色划分，即男性负责生产，女性负责生育。再生产是指与生命再生产有关的劳动，如人类的繁衍、养育、照顾、陪伴等。由于性别关系，女性在家庭中从事家务、分娩、育儿、护理等再生产劳动。社会要再生产，不仅要再生产事物，还要再生产人类，再生产劳动是“自由的”。

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启发，上野认为，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家务劳动的概念。她提出“无偿家务劳动”的概念，指出女性的劳动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经济层面都没有任何补偿，处于没有权利的境地。这相当于不公平、不支付劳动报酬的“无偿劳动”。

女性从小被灌输长大成为“贤惠家佣”的常态，从事清洁、做饭、育儿、照顾老人等再生产劳动，而且这种再生产劳动是无偿的.女性在家庭中的“家务”被称为“爱”，委婉地称为“对家庭的贡献”和“为家庭的牺牲”。上野尖锐指出：“赋予‘爱’和‘母性’象征性价值，并将其推上神坛，其实是一种长期挤压女性劳动的意识形态机制。” .那么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会发生什么？上野再次指出，在生产劳动中，女性的工资低于男性，职场上的男女没有同工同酬，这也是对女性劳动的剥削。女性是“生产者”，但不是被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而是被置于父权制领域，女性承担着双重负担。 “对于女性来说，‘外’或‘内’进入市场并不意味着解放。”妇女在家庭中受到父权制的压迫，进入劳动力市场时受到资本主义的压迫，无法享有自己的劳动力所有权，成为市场奴隶。一句话，女性在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上面临的双重困境。

性无法实现再生产劳动的公共化，因为日本是全民中产的社会，因此，“日本女性在兼顾工作与家庭的问题上，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是最艰辛的”。

上野认为，“中断――再就业”型的女性与一直持续工作的女性之间已经产生了明显的经济阶层差异，还与一直工作的男性之间产生巨大的收入鸿沟。打零工的专职主妇家庭与双职工家庭之间也产生了经济差距。 “中断――再就业”也给女性的人生带来风险，从中产阶层跌入贫困的可能性增大。一旦离婚，女性往往处于不利地位。统计数字显示，日本单亲母子家庭的贫困率远远高出一般家庭。

“中断――再就业”使得女性的经济地位每况愈下，女性不得已在工作与育儿之间做出选择，也是导致日本女性的生育率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走向职场，不想因结婚和生产而辞职，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为了不放弃职业选择了不结婚、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 1990年上野出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的时候，日本的少子化现象尚未引起关注，三十年之后的今天，少子化现象已经变得异常严峻。这可以看做是日本女性在“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双面夹击之下的一种反抗。面对愈加严峻的“少子化”现象以及劳动力的不足，日本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了女性的重要。 2015年，安倍政府出台了“强劲的经济”“育儿支援”及“社会保障”的新“三支箭”，力争实现“一亿总活跃社会”。在育儿支援方面，希望能达到“总和生育率1.8”的目标，实现任何人都能实现结婚与生育愿望的社会。为了让女性更多进入劳动力市场，安倍出台了“女性经济学”，2014年成立“创造女性闪耀光辉的社会本部”。日本政府既希望女性在再生产领域多生孩子，又希望女性在生产领域发挥劳动力价值，这看起来充满矛盾也很难实现。 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对世界上一百五十三个国家各个领域的男女地位差距进行了排名，日本排在一百二十一名，达到历史新低，位于G7七国中最末位。这再次表明，日本距离两性平等目标依然还有很大差距。

三十年过去了，家庭内的性别分工并未随之得到彻底的改变的情况下，女性要在育儿与工作之间找到平衡依然显得异常艰难。这说明“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对女性构成的双重挤压尚未完结，两性平等制度的构建仍在路上，《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一书所探讨的话题并未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