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医学》刘镇，刘惠灵，霍敏俐主编|(epub+azw3+mobi+pdf)电子书下载

图书名称：《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医学》

【作　者】刘镇，刘惠灵，霍敏俐主编

【页 数】 710

【出版社】 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 2020.07

【ISBN号】978-7-5587-1536-5

【价 格】198.00

【分 类】急性病-中西医结合疗法-险症-中西医结合疗法

【参考文献】 刘镇，刘惠灵，霍敏俐主编. 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医学. 云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07.

图书封面：

图书目录：

《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医学》内容提要：

本书由浅入深地介绍了急危重症医学的基本问题、临床常见危重病、急性器官功能障碍及危重病常用诊疗技术，内容全面详实，并有很好的临床可操作性，同时用较大的篇幅阐述了中医基础理论与现代医学的联系，论述了中医中药在危重病治疗中的应用，这也是本书的特色所在。

《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医学》内容试读

第一章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学的概念和发展概述

第一篇绪论

第一章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学的概念和发展概述

第一节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学的概念

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学是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结合现代医学，研究中医各科急、重、危症的病因病机、变化规律、诊疗技术和救护措施的一门学科，是中医临床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急救、急症、急诊是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急救，是指抢救患者生命，缓解病情，纠正病势，由逆转顺以及预防综合病、并发症时所采取的紧急医疗救护措施。急症，是指急性发病、慢性病急性发作、急性中毒或意外伤害等需要立即进行紧急医疗处理的病症。急诊，是指紧急快速、准确地运用四诊，为急诊患者诊察病情，确立救治原则，遣方选药，促使病情转危为安。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学运用中医药理论和现代科技手段，发展和完善有中医特色的急救技术和方法，探索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诊治规律，是一门跨学科专业的临床医学学科。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学的范围包括院前急救、院内急救、急性中毒、急诊医学组织管理及灾害医学。具体内容有猝死、脱证、血证、中风、脏器衰竭、急性中毒等。

中西医结合危重急症学是一个新的医学专用名词，在近20年的学科发展中，它脱胎于传统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范畴，吸收了现代急诊医学的技术和方法，进人了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质的飞跃。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学的实质是突出中医特色，借鉴和吸收现代急诊医学的成果和优势的“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学”。其在中医学学术发展的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是中医学学术发展和飞跃的突破口。

(刘镇)

第二节古代医学对急诊的贡献

一、《黄帝内经》黄定了中医急症理论基础的雏形

急症、急救在祖国医学发展中源远流长。在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初期，《黄帝内经》详细记载了中医急症相关病名、临床表现、病因病机、诊治要点及预后，从而奠定了中医急诊医学的理论基础。如对急危重症命名均冠以“暴”、“卒（猝）”、“厥”等，以与非急症病区别，如“卒中”、“卒心痛”、“厥心痛”、“暴厥”、“薄厥”等。厥脱证是临床常见的危重病证之一，类似现代医学的休克、高血压脑病或重症急性脑血管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论厥脱证脉象日：“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即脉沉细无力，或微细欲绝，或不能触及，明确提出了厥脱证脉象的共同特点。《素问·大奇论》载“脉至如喘，名日暴厥”，说明当时已经能够认识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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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医学

心率加快到一定程度时，会导致脑供血不足，引发阿斯综合征。《素问·调经论》谓：“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厥则暴死，气复返则生，不返则死”，提出气血逆乱而致昏迷的主要原因及影响预后因素。《素问，生气通天论》谓：“阳气者，烦劳则张，精绝，辟积于夏，使人煎厥”，论述了暑热之邪导致气阴耗伤，而致昏厥的病因病机。

《黄帝内经》有关真心痛的论述较为丰富，如《灵枢·五邪》谓：“邪在心，则病心痛”，指出真心痛的发生与寒邪人心有关。为什么会突然发生疼痛呢？《素问·举痛论》给予了回答：“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寒气入经则稽迟，泣而不行。客于脉外则血少，客于脉中则气不通，故卒然而痛。”同时也提到“脉泣则血虚，血虚则痛，其俞注于心，故相引而痛”。论述了心痛发生的另外一种原因，即心血供应不足，心失于濡养，气血不通而痛的道理。对真心痛的症状描述也极为详细，如《灵枢.厥病》谓：“病真心痛者，必手足冷至节，爪甲青，旦发夕死，夕发旦死”；《素问·脏气法时论》谓：“心病者，胸中痛，膺背肩胛间痛，两臂内痛。虚则胸腹大，胁下与腰相引而痛…”另外，《黄帝内经》对厥心痛进行了临床分型，厥心痛因它经的阳气虚衰而使少阴心经经气逆乱，即阳虚阴厥而导致的心痛，心痛又分为脾心痛、胃心痛、肾心痛、肝心痛、肺心痛的不同，为心痛急症的临床治疗明确了方向。

《黄帝内经》提出“内虚邪中”是中风病的主要病机。如《素问·风论》载：“风之伤人也，或为偏枯，风中

五脏六腑之俞，亦为脏腑之风，各人其门户所中，则为偏风”，《灵枢·刺节真邪》载：“虚邪偏客于身半，其人深，内居营卫，营卫稍衰，则真气去，邪气独留，发为偏枯”。其在《素问·通评虚实论》中说：“凡治消瘅，仆击，偏枯，痿厥，气满发逆，甘肥贵人则高梁之疾也”，验之当今急诊临床，仍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并提出情志过度是内风产生的原因，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载：“大怒则形气绝，血菀于上，使人薄厥。有伤于筋纵，其若不容，汗出偏沮使人偏枯”。今之“中风”，也即急性脑血管病，与“大厥”、“薄厥”、“仆击”相近。《灵枢

·刺节真邪》等篇对中风的病位、病状、病因、病机及预后等方面认识更为详尽，是后世医家论治中风的理论渊源，为中风病的辨证论治奠定了基础。

对于急症病因的论述，《黄帝内经》重视内因、外因以及内因外因相互作用。外因包括六淫、疫疠之邪。对内因提出了“七情太过，反伤五脏”的理论。在内外因相互关系上，《灵枢·百病始生》谓：“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卒然逢疾风暴雨而不病者，盖不虚，故邪不能独伤人。此必因虚邪之风，与其身形，两虚相得，乃客其形”，对内外因的相互作用而导致的疾病作了很好的说明。

关于病机的论述，《素问·逆调论》：“夫不得卧，卧则喘者，是水气之客也”，类似现代医学慢性心衰急性发作，夜间阵发性呼吸困难，与体内液体负荷过多有关，即所谓的“水气”。关于邪正盛衰，《素问·通评虚实论》中指出“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关于寒热属性，《素问·刺志论》阐述“气实者，热也，气虚者。寒也”。《素问·至真要大论》归纳的病因病机，即后世统称的“病机十九条”。所列病症二十余种，其中大半为急症，将病机与临床急症概括归纳分类，创造性地把风、寒、湿、热、燥、火六淫病机与心、肝、脾、肺、肾五脏病机结合起来，有效地指导急症的辨治，受到历代医学的重视。在诊断上体现了司外揣内，以表知里，知常达变，审证求因，四诊合参的中医急症临床辩证方法。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指出：“知我知彼，以表知里，以观过与不及之理，见微得过，用之不怠”。《素问·玉机真脏论》：“天下至数，五色脉变，揆度奇恒，道在于一。”

在治疗上，《黄帝内经》提出“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为急症治疗用调理气机之法，恢复气机的升降等提供了理论依据，后世颇多重视。《黄帝内经》在疾病的预后转归上也有相应的描述。如《素问·玉机真脏论》：“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气满，腹内痛，心中不便，肩项身热，破皮脱肉，目眶陷，真脏见，目不见人，立死，其见人者，至其所不胜之时则死。”又“急虚，身中卒至，五脏绝闭，脉道不通，气不往来，譬于堕溺，不可为期”，指出急性突然发病，正气暴虚，五脏气绝，如同从高处落下或溺水，是无法预测死期的。

第一章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学的概念和发展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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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伤寒杂病论》推动中医急危重症理论的发展

东汉末年，张仲景以当时伤寒热病为基础，创立了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学术思想，奠定了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学辨证救治体系。《伤寒杂病论》全书397条，有关急症条文约300余条。在急症诊断上，《伤寒杂病论》注重鉴别诊断，如三阳病同是发热，太阳病为恶寒发热，阳明病为但热不寒，少阳病为往来寒热。在急症救治上，抓住主要矛盾，急救为先，如急下存阴的承气汤类，回阳救逆的四逆汤类。在急症治疗上，强调以病机为先，理、法、方、药一线贯通的治疗原则，如“病常汗出…以卫气不共荣气谐和故尔…营卫和则愈，宜桂枝汤”，“太阳病不解，热结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但少腹急结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气汤”。在急症病情观察及预后判断，注重临床体征的监测，如“伤寒…其人汗出不止者，死”，“少阴病六七日，息高者死”，“少阴病，下利，若利自止，恶寒而蜷卧，手足温者，可治”，“少阴病，恶寒，身蜷而利，手足逆冷者，不治”。对一具体病症的诊断与急救处理也有重大贡献。如对高热、神昏的治疗，创立清热与攻邪两大治法。清热用白虎汤，通里攻下用承气汤。外感发热按六经分证辨治。太阳病是外感热病的初期阶段，主人体之表，主症恶寒发热，脉浮，头项强痛。若兼汗出、恶风、脉浮缓者，称中风，治以桂枝汤解肌和营：兼无汗、恶寒、脉浮紧者，称伤寒，治以麻黄汤解表散寒；兼无汗烦躁者为表寒里热，治以大青龙汤解表清里；兼喘咳、干呕、不渴者为表寒夹有水饮，治以小青龙汤解表化饮；少阳病是指外感热病呈现口苦、咽干、目眩、耳聋、目赤、不欲食、脉弦等症，主症是寒热往来、心烦喜呕、胸胁苦满，病在太阳将要传入阳明之间，称半表半里。虚火者，治宜小柴胡汤和解少阳，实火者治宜大柴胡汤和解通里：阳明病是实热证，分经证和腑证。经证主症是高热，不怕冷、口渴、汗出、热不退、脉洪大，治宜白虎汤清热生津。腑证主证是大便秘结、汗出而壮热不退或潮热谵语，呈现痞、满、燥、实的临床表现，治宜小承气汤急下存阴。对于暴喘，提出三种临床类型：风寒束肺，发汗定喘法，方用麻黄汤或小青龙汤，肺卫失宣用宣肺平喘法，方用桂枝加厚朴杏子汤；热郁于肺用清热泄肺平喘法，方用麻杏甘石汤。关于暴利，主张分表利、热利和寒利治之。挟表下利用解表清里，方用葛根黄芩黄连汤，热剩下重用清热解毒法，方用白头翁汤，虚寒下利而厥用急救回阳法，方用四逆汤。对于急黄，病死率很高，仲景倡立辨阳黄、阴黄。提出了茵陈五苓散利尿、栀子大黄汤攻下、抵当汤逐瘀三法。在论治血症方面，分吐血、衄血、便血、尿血治之。热性出血者，泻心汤类主之，寒性出血者，用温经止血法：热郁下焦尿血者用育阴清利止血法：吐衄属心火亢盛，用泻心汤清热降火；中虚气寒者，以柏叶汤温经止血。下血有远血、近血之别，远血多因脾气虚寒，治以黄土汤温经止血；近血多因大肠湿热，治以赤小豆当归散清热利湿。厥证仲景主张先辨其寒热属性，热厥于里应用通腑泄热法，阳脱寒厥用回阳救逆法。此外还采用了灸法治厥。

急性腹痛，病情复杂。仲景把胸腹体表划分为胸胁、胁下、心下、脐、脐下、少腹等部位来诊断的，将自觉症状如“满”、“痛”、“悸”等和体征如“按之濡”、“弦急”、“支结”、“石硬”、“按之痛”等出现的部位与所在脏腑经络有机地结合起来，作为推测急性腹痛的寒、热、虚、实，察知气、血、水饮、积滞的有无，作为判断病情的又一重要依据，指导处方用药。在论治急性腹痛，张仲景提出了八种分型，即心腹猝痛证、腹中痛呕吐证、腹痛下利证、腹中痛里急证、腹痛小便不利证、腹满痛证，腹胀满不大便证、妇人腹中痛证。其证治概括为三法，即温下通腑法、泻热逐承法、散寒止痛法。

关于胸痹、心痛，仲景认为“阳微阴弦”、本虚标实是其主要病机，治疗扶正祛邪，急则治标，缓则治本为原则，祛邪以通阳宣痹为主，扶正以益气温阳为主。具体治疗还体现了“症变治变”、“证不同治亦不同”的辨证论治精神。胸痹、心痛病皆因上焦阳虚，阴寒之邪上乘胸位，导致胸阳痹塞而成，可夹痰盛气滞，也可夹中焦虚寒：选用瓜蒌薤白白酒汤、瓜蒌薤白半夏汤、枳实薤白桂枝汤以通阳散结、豁痰下气；中焦虚寒者，

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医学

加人参汤补虚振阳：寒湿重者，助以薏苡附子散散寒除湿。阴寒固结不散、心痛彻背、背痛彻心、身寒肢冷者，用乌头赤石脂丸助阳逐阴。

仲景有许多治疗急症宝贵的经验，他提出“夫病痼疾，加以卒病。当先治其新病，后乃治其痼疾”对体健者患急诊，邪气“适中经络，未流传脏腑，即医治之”，免由传生变。对病情复杂的表里同病，“本发汗而复下之，此为逆也：若先发汗，治不为逆”：本先下之而反汗之，为逆：若先下之，治不为逆。前者为表急先治表，后者为里急先治里。对阴阳俱损者，先扶阳后救阴，先顾虚后治实。凡病邪在表者，不论其为伤寒、中风、温病、湿病、水气、溢饮、均用汗法：邪实在胸中或上脘者，均用吐法；燥屎、宿食、瘀血等邪结下焦者，用下法。在方药使用上，仲景亦有极丰富的经验。他用麻黄发汗，大黄泻下，石膏清热，甘遂逐水，瓜蒂催吐。麻黄配桂枝发汗力倍增，太黄配芒硝则泻热通便，配枳实厚朴则行气通便，配附子攻下寒积，配栀子清热利湿退黄，配黄连、黄芩降火止血，石膏配知母清热泻火保津，甘遂配莞花、大戟增强峻下逐水之力。后世医家用苍术配熟地治疗消渴，黄芪配升麻治疗脱肛等均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临床已证实，四逆汤能抢救某些休克，大黄甘草汤能治心律失常，乌梅丸能治胆道蛔虫、支气管哮喘，葛根黄芩黄连汤能治急性细菌性痢疾，白虎汤可治流行性乙型脑炎，茵陈蒿汤可治急性黄疸型肝炎，大柴胡汤能治胆结石、胆囊炎之胆绞痛，麻杏石甘汤、小柴胡汤能治大叶性肺炎，葛根汤能治流行性感冒，芍药甘草汤能治三叉神经痛、坐骨神经痛、胆绞痛、肾绞痛等。

《伤寒杂病论》还介绍了张仲景治猝（卒）死及中毒的方法。卒死包括中暑、溺死、缢死、真心痛等疾病：抢救首先应做好保暖、人工呼吸，用通关散吹鼻，可鼻饲给药，舌下点药。也用针灸，以求开窍醒神，畅通气机，解除邪气。如足食物、药物中毒，应饮盐汤催吐，用三物备急丸攻下，甘草紫苏汤解毒，借以迅速排除和中和毒素

《伤寒杂病论》另一重大贡献就是动态辨证，用动态的观点去把握急症，就能更好的控制病情。如外感急症的由表人里、由轻转重、由阳入阴具有一定的演变规律，杂病急症的由浅人深、由实转虚、因虚致实亦有规可循。“观其脉证，知犯何逆，随证治之”就是对急症动态辨证的高度总结。

三、晋唐至明清时期的重要贡献

晋·葛洪对急症贡献较大，所著的《肘后备急方》总结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治疗内、外、妇、儿、五官科急症的经验，拓宽了急症范围，发展了给药途径，创立了肠吻合术。

隋代巢元方编著的《诸病源候论》，共载病67类、1739证候，其中急症病证占四分之一多，急症证候占

六分之一。提出流行性传染病的病因是“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最早提出急黄证候，特别强调“热毒”的作用，以与寒湿、湿热相区别，在黄疸病因认识上是一创见。

唐·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中明确提出“备急方”27首专供急救，如救治卒死。首先外用“仓公散”开窍，急救时“取药如大豆，纳竹内吹鼻取嚏，则气通则活”；内服“还魂散”若口不开，去齿下汤即活，同时又针间使、百会、灸人中。大大提高了临床急救的疗效。

金元时期。急症的理论和治疗方法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以金元四大家为首的医家各有侧重。刘完素以“火热”立论，善治热病，其治疗急性热病，以清热通利为主，兼顾润泽脾胃。创立不少行之有效的辛润方剂。张从正力主攻邪，强调病邪或受于外，或生于内，留着不去，是一切病证之总根，采用发汗、催吐、泻下三法攻邪。朱丹溪倡导“阴不足而阳有余”，侧重于体内火热化生，重视痰、气致病。李呆注重顾护脾胃，认为饮食不洁、劳役过度和精神刺激是内伤病的主要病因，其治疗多以益脾胃、升阳气为主。

第一章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学的概念和发展概述

四、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美定了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伪科学理论体系

温病学说源远流长。温病一词首见于《内经》，《素问》的“热论”、“刺热”、“评热病论”和《灵枢》的“热病”是有关温病的专论，对后世温病学说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有关温病的病因，《素问·生气通天论》谓“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素问·热论》谓“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者为病温，后夏至日者为病暑”。说明此时已认识到温病与伤寒的不同，乃是由于感受寒邪之后经过节气的更移与机体内部一系列的复杂变化所致。《素问·刺热》从脏腑角度提出五脏热病的临床表现，实为温病学分型辨证之渊源。对于温病的治疗，《内经》最早提出了“治之各通其脏脉，病日衰已矣。其未满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满三日者可泄而已”；“泻其热而出其汗，实其阴以补其不足”等，提出温病的治疗以祛邪为先务，补阴为要着。张子和在《内经》启示下，力主张首先祛邪，常用汗、吐、下法奏功；吴又可更倡“客邪贵乎早逐”之说。后世医家总结出“不论寒暑湿温热疫疠，总以逐邪为功”。“邪早退一日，正即早安一日，此为治一切外感证之总决”：《难经》认为，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其所苦各不同。在治疗上，《难经》认识到对于表证，辛温发表对伤寒则汗出而愈，于温病则惟有增疾

晋，王叔和在温病方的重要贡献是，创造性提出了“寒毒藏于肌肤，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暑病”，为伏气温病学说奠定了基石：首创四时之气与时行之气为病，开新感温病之先河：明辨伤寒与温病之异，为温病学说的形成作了理论准备。

巢元方提出了“乖戾之气”。尝谓“岁时不和，温凉失节，人感乖戾之气而生病，则病转相染易，乃至灭门，延及外人”。《诸病源候论》对证候和病机进行详细叙述和探究，如论“温病发斑候”时谓：“冬月天时温暖，人感乖戾之气，未即发病：至春又被积寒所折，毒气不得发泄：至夏遇热，温毒始发于肌肤，斑烂隐疹，如锦文也。”

唐代孙思邈改变了晋隋时期的“有论无方”局面，《千金要方·伤寒杂治》指出：“凡除热解毒，无过苦泄之物，故多用苦参、青箱、艾、栀子、葶苈、苦酒、乌梅之属，是其要也”。对于伤寒，则宜辛温而不宜苦寒，《千金翼方·伤寒》载“尝见太医疗伤寒，惟大青、知母等诸冷物投之，极于仲景本意相反。汤药虽行，百无一效。”《千金要方》收录治五脏温病方，在清热祛邪的同时照顾到各脏腑的特点，如柴胡宜于肝胆寒热交作，玄参宜于心脏惊悸，升麻宜于脾胃热毒，麻、杏、前胡、紫菀宜于肺金喘咳，苦参、茵陈宜于肾、膀胱下焦湿秽。此外，孙氏还创制了许多方剂，对后世很有影响，生地黄汤治时病表里大热欲死方：治风温之葳蕤汤，滋阴与解表并行，补仲景所未备：犀角地黄汤治温病热人血分。至唐代中叶，温病学经王焘的整理，又有了进步。王森对温热方药的引述，不仅切中病症，又发前人之未备。如治天行肺热咳嗽，喉有疮，引《广济方》地黄方，滋阴润喉、清热解毒并举。又如治天行毒病，酷热下痢，引七物升麻汤。治冬伤温至夏发斑的温病，引葛根橘皮汤，补巢之阙。

宋元以降，温病学有了新的发展。其突出成就是脱离了伤寒学说的羁绊，向独立的理论体系前进了一大步。其中，刘完素和王安道的贡献最大，可称温病发展史上的重大突变，对后世影响深远。刘完素首先明确了外感发热性传染病（广义伤寒）属于“热”，使医家对热病的治疗树立了牢固的清热思想，解决了千百年来的理论难题。他提出了“六经传受，自浅至深，皆是热证，非有阴寒之病”的观点。并从外感热病每多见汗出这一症状人手，论注其属于热；从运气角度论述“故病寒者自是寒病，非此汗病之气也。…万物之水液，皆生于阳热之气，如天气阳热极甚则万物湿润，而冬寒则万物干燥。由是言之，既为作汗之病气，本热非寒明矣”。在实践上，他主张治温汗、吐、下、和，而清则一以贯之。邪热在表当汗，常用滑石、石膏、甘草、葱、豉之辛凉疏散：邪热在里当下，常用承气、抵挡之类下之；邪热在上则涌之，宜瓜蒂散；邪在半表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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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医结合急危重症医学

里，则宜和解。师小柴胡法而不拘其药，自制防风通圣散、双解散、凉膈散等药方。由于刘完素过分强调外感发热概以清泻，不免矫枉过正。王履从仲景立法原意出发，提出“仲景书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病设”之精论。彻底地从理论上将温病与伤寒并列起来，结束了温热隶属伤寒的历史，迫使温病学家须于仲景法外求法。

明清时期温病学派有两大主流，一为疫性温病学说，主要代表人有吴有性、戴天章、余霖等：二为非疫性温病学说。主要代表人有叶桂、薛雪、吴瑭等。吴氏面对具有烈性传染性的温病，接受了朱肱有关瘟疫的认识。将这种烈性传染性温病命名为“温疫”。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为了区别戾气与六淫，他提出了邪伏膜原论。这一理论是他经过长时间的临床观察总结出的，即疫邪以膜原为中心，以表里为主线的九种传变类型，从而完善了辨证体系。吴氏在《素问·四时刺逆从论》“除其邪则乱气不生”等祛邪务尽思想的影响下，强调温疫以逐邪为第一要义，“邪不去则病不瘳”。吴氏的祛邪思想充分反映在达原饮的组方意义及运用上。其祛邪论突出表现在：一是寻找针对病因的特效药，吴氏认为一病有一病之毒，一毒有一药以解之。二是驱邪着眼于变通，《素问·热论》载有“治之各通其脏脉”在此经义启发下，结合张仲景“若五脏元真通畅，人即安和”及刘河间、张子和有关宣通祛邪的学术思想，对宣通疫邪作了充分发挥，得出了“百病疫邪，皆由于壅郁”的见解。在治疗上首次提出“疫邪首尾以通行为治”的著名论点。善用大黄，且得心应手。尝谓：“一窍通，诸窍皆通，大关通而百关尽通也”。传吴有性之学者，有江苏上元戴天章者，其著《广瘟疫论》，讨论了疫性温病的诊断和常见的兼、夹症，诊断上突出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为全书精华。其中，“凡此嗅尸气、观垢晦、察舌苔积粉、判神情昏昧，别脉数模糊五辨”皆据实践心得发表议论，为辨识疫性温病的关键所在。在症状辨证方面，戴氏继承了吴又可疫邪表里辨治学说，尝谓“疫邪见证千变万化，然总不出表里二者”。从部位言，疫性温病的症状不外表里二类；从病机言，其发病机理不外因表因里。《广瘟疫论》还讨论了疫性温病的五大治法，疫邪与伤寒所用汗法不同：伤寒汗不厌早，时疫汗不厌迟：伤寒发汗必以辛温辛热以宣阳。时疫发汗必以辛凉辛寒以救阴；伤寒发汗不犯里，时疫发汗必通里。时疫发汗有不求汗而汗自汗解者，如里热太甚，用大承气汤以通其里，不已而再，再不已而汗解。直待里邪逐尽，里气外达，多能战汗而解：或里热燥甚，忽得痛饮而汗解；或气虚之质，加人参而汗解；或阴血枯竭，用大剂滋阴润燥生津而汗解。戴氏认为，时疫汗法不专在乎升表，而在乎“通其郁闭，和其阴阳”。必察表里无一毫阻滞，逐邪而兼顾其正，乃为时疫汗法之万全。时疫与伤寒所用下法不同：伤寒下不厌迟，时疫下不厌早；伤寒在下其燥结，时疫在解其郁热：伤寒里证当下，必待表证全祛，时疫不论表邪祛否，但兼里证即下；伤寒邪在上焦不可下，时疫邪在上焦亦可下；伤寒一下即已，时疫有再三而下者。时疫下法有六：①结邪在胸，用贝母两许下之；②结邪在心胸，小陷胸汤下之：③结邪在胸胁连心下，大柴胡汤下之；④结邪在脐上，小承气汤下之；⑤结邪在当脐及脐下，调胃承气汤下之；⑥痞满燥实下焦俱结，大承气汤下之。论清法着重指出时疫为热证，未有不当清者也。在表汗之不退，在里下之不解，或有热无结，则惟以寒凉直折其热而已，故清法可济汗下之不速。热之浅者以石膏、黄芩为主，柴胡、葛根为辅：热之深者花粉、知母、瓜蒌仁、栀子、豆豉为主；热入心包者黄连、犀角、羚角为之；热直人心脏则难救矣，重用牛黄犹可十中救一。论和法认为凡两种相互对立的治法同用称为“和”，如寒热并用，补泻合剂，表里双解等。时疫之热夹他邪之寒，须寒热并用以和之，如黄连与生姜同用，黄芩与半夏同用，石膏与苍术同用，知母与草果同用：时疫之气实，病人之正虚，须补泻合剂以和之。如参、芪、归、芍与硝、黄、枳、同用疫邪既有表复有里，须表里双解以和之，如麻、葛、羌、防、柴、前与硝、黄、枳、朴、芩、栀苓、泽同用。或用下法而小其剂缓其峻，或用清法变汤为丸亦可称“和”。戴氏认为时疫病情复杂，尤其宜和，如热为痰、滞、瘀附丽，若但清其热而不去其物，未能有效，必察其附丽何物，于清热诸方加入何药，始能奏功。论补法着重指出时疫“为病药所伤，当消息其所伤在阴在阳以施补阴补阳之法”。尤其“虽疫邪为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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