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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春秋战国习俗概述
（一）时代特征
春秋战国时期一称“东周”，始于周平王元年，即公元前 770 年，又分
为春秋和战国前后两时期。春秋时期得名于经传孔子编修鲁史《春秋》一书，
是书记述史事，起自公元前 722 年，止于公元前 479 年，恰与一个客观历史
发展时期约略相当。战国一名，乃取之公元前 221 年秦统一中国前时人语言
中的所谓齐、楚、韩、魏、赵、燕、秦之“战国”七雄，史学界一般是把晋
国的韩、魏、赵三家灭智伯而瓜分其地的公元前 453 那年，作为战国时期之
始。年代起始如下：
春秋 公元前 —前 年
战国 公元前 —前 年
东周时代 770 454
453 221
平王之前历代周王所统治中国的二百几十年中，立都主要在今陕西省长
安县的宗周，史称西周王朝。当时的王权体制相当强大，有“溥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之说。周天子在直接治理的王畿区远近广大
区域，建立分封殖民统治网络，封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同姓或异姓诸侯国，又
有一批在不同程度上服属于周王朝的部族方国。不过，到西周王朝晚期，政
治腐败，社会动荡，王权体制式微。幽王时，内忧外患增剧，西方少数民族
犬戎，在申、缯等小国支持下，联合入侵宗周，杀幽王于驪山下，导致西周
灭亡。其后，周太子宜臼幸得诸侯国相助，继立为周平王，东都成周洛邑，
也即东周时代的由来。
平王东迁，王权名存实亡，进入诸侯力政、霸权迭兴的东周前半段春秋
时期。史称“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强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
由方伯”①。从此周王再无控制诸侯的力量，实际左右全国政局的，有所谓春
秋五霸，具体确指，说法不一，最主要的当推鲁、齐、晋、秦、楚、宋、郑、
吴、越等诸侯国，五霸即指其间代兴的一些国君②。这一时期，与周室衰微一
样，不少诸侯国的公室也在走下坡路，政权下移少数强大的卿大夫甚或卿大
夫家臣即“陪臣”手里。用孔子的话说，平王东迁以前，基本上属于“礼乐
征伐自天子出”时代，以后则进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大夫出”，
以至于“陪臣执国命”时期③。
战国时期，全国的分裂割据政局继续发展，列国间兼併吞灭，逐渐形成
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均势并立局面。《战国策》叙录称当时“万
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五个千乘之国，别指鲁、
卫、郑、宋、中山等五国，亦不过苟存于一时，终相继为强国吞并。这些国
家，“谿异谷别，水绝山隔，各自治其境内，守其分地，握其权柄，擅其政
令，下无方伯，上无天子，力征争权，胜者为右，恃连与国，约重致，剖信

符，结远援，以守其国家，持其社稷”①。后来七个万乘之国中的东方六雄，
最终也灭于西北雄国秦。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建立，长达五百余年
乱世的春秋战国时期，遂告结束。
春秋战国乱世，有“礼崩乐坏”的政治变革和“礼从宜，使从俗”②的人
文育成，社会的大动荡带来的社会构成反复组合，使社会生活习俗相应发生
着深层次的推陈出新。如浙江绍兴出土春秋晚期《徐尹鼎》铭云：“敬盟祀，
纠建涂俗，以知恤辱”，可能是淮水流域徐人一支南迁附越后，申述要以故
俗自承自律自新，说明战乱的人口流动，越地习俗引入了外来调节机制，可
见当时形成的观念形态和处理方式上的随机应变“因民成俗”与社会的广纳
开放性状。当时的社会习俗，一方面是各地缘之间对固有旧貌的历史传承和
发扬，同时则又每受社会变革与地缘间交往交流而融会交合，发生种种变异，
从而展现出一幅异彩纷呈与凝塑内蕴的历史场景。
我们所要勾勒的，就是这一历史流程中带有宽泛内约意义的社会生活习
俗运作系列，透视其多棱凸现的经穿纬插网络，归纳其嬗变之迹，进行宏、
中、微观并具的探索，勾其外在表象而勒其内在规律，加强史识理解的立体
感、形象性和生动面，以期在深度、广度、容量、层次、意境、视野上有个
较全面系统、较客观如实的认识，获得一些察古鉴今的启迪。
（二）礼与习俗的分合
习俗是礼的本源，礼则为习俗的升华，广义的习俗也可包括礼。习俗，
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生活现象，文化属于生活的产物，习俗则为其
最亲切自然的表现。中国古代本有“礼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天官·大
宰》：“礼俗以驭其民”，被放到与祭祀、禄位、刑赏等“国之大事”、“国
之利器”同等重要的位置。但至春秋战国社会生活中，礼又返本于俗，以其
特有机制，来调节伦际关系和等级关系，和谐人际间伦理情感，稳定社会秩
序，维系上层社会的运作和平民社会的凝聚不散。《礼记·大传》说：“百
志成故礼俗刑（型）”。礼见诸节文名物制度，化礼成俗，是为礼俗，复又
受上层统治阶级倡导，下层民间渐惯成自然，如此演为一时代的习俗，这构
成春秋战国时期固有的文化生活要征。
春秋战国的社会习俗，实包含着礼与俗两方面的分合内容。
礼指较固定的行为准则，包括行为外部表现的节仪及其中蕴含的思想，
带有自觉与有意识的性质。时代的演进，礼也不断被赋予新的社会内涵。原
初的礼，“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汗尊而杯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
其敬于鬼神”①，不过是人们在日常生活环境中世代相继的本诸早先之俗而自
然积成的行为观念模式和社会规范，其中敬鬼神节仪尤成为核心部分，故有
云：“礼者，傧鬼神，考制度也”②。但至春秋时，礼经人为理性化，上升为
“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③的“国之大节”、“政之所成”④，并据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⑤，从而被灌入了社会化的政治
人文主义内容。到战国时，随着贵族世袭政治制度的全面瓦解，平民登庸并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日益发挥重要角色作用，礼又有了新的调整，《荀子·富
国》核定：“礼者，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这种普及
化、全民化、复杂化的内容焕然更新的礼，已具有规范大社会思想观念及崭
新生活组成的性质功能，是充实社会结构新秩序、认同社会经济分配新形式
及保障新兴统治集团权力运作的重要准则。
春秋战国时期，礼的外部表现节仪，有吉、凶、宾、军、嘉的所谓“五
礼”①。又有冠、婚、丧、祭、相见、乡饮酒的“六礼”，荀子言“修六礼，
明七教”，用六礼序父子、兄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七大人伦
关系②。《仪礼》一书将礼分为冠、昏、丧、祭、乡、射、朝、聘等八纲，又
以细篇叙其十七种具体节仪程式。另外还有所谓冠、昏、朝、聘、丧、祭、
宾主、乡饮酒、军旅等“九礼”之称③。礼，规约着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
娶、生老病死、祀神祭祖、社交待人、伦理公德乃至兵礼军训等社会生活方
方面面，这种泛礼主义，反映了春秋以来由社会变革所引起的人们立身处世
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的转变。如果把当时社会视为“礼治社会”，虽不免
有把复杂社会现象简单化，但至少能道出中国古代社会确与社会学的“法理
社会”是有一定距离的。再来看俗，俗的性质内涵与礼有些区别。《说文》：
“俗，习也”。《释名》：“俗，欲也，俗人所欲也。”《周礼·地官·大
司徒》：“以俗教安则民不愉”，郑注：“俗谓土地所生习也。”用今天的
话说，俗指民间社会初无意识的便习事象，久行乃约定俗成，复又制约社会
生活的实践形式。俗有相应的自然育成条件和平民性社会生活氛围，根源于
民间习惯，故有称习俗。古人有时也以“民俗”相称，《礼记·缁衣》：“故
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管子·正世》：“料事务，察民俗”，这里讲
的民俗，无非指俗必借于一定的种族或民群，与当今学界讲的以某国或某民
族传承性生活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人文科学“民俗学”之“民俗”，概念有所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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