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名称：《山西大学建校120周年学术专著陆地表面辐射温度对不同生态系统碳通量的影响》【作者】严俊霞作【丛书名】山西大学建校120周年学术专著【页数】200【出版社】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22.04【ISBN号】978-7-5646-5315-6【价格】55.00【分类】地面温度-辐射温度-影响-生态系-碳循环-研究【参考文献】严俊霞作.山西大学建校120周年学术专著陆地表面辐射温度对不同生态系统碳通量的影响.徐州：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22.04.图书封面：《山西大学建校120周年学术专著陆地表面辐射温度对不同生态系统碳通量的影响》内容提要：本书通过研究不同时空尺度下陆地表面辐射温度对陆地生态系统碳通量的影响，旨在探讨基于遥感方式观测的陆地表面辐射温度模拟碳通量的可行性。基于叶片、植被群体和植被群落三个尺度对辐射温度和碳通量同步进行的野外定位观测试验，分析探讨了日、季节尺度植被辐射温度与碳通量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植被辐射温度与碳通量之间的关系模型。利用中国陆地生态系统通量观测研究网络不同生态系统类型研究站点的观测结果，对基于卫星遥感的辐射温度模型获得的总初级生产力的精度进行了检验与精度评价；对样地和区域尺度上土壤呼吸速率与陆地表面辐射温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本书可供遥感、生态、地理、环境、全球变化等领域的科研、教学人员及本科生、研究生阅读参考。...

2023-12-27 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酒店 山西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酒店电话

图书名称：《语料库数据驱动的学术英语教学》【作者】刘萍著【页数】213【出版社】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07【ISBN号】978-7-307-22124-6【价格】42.00【分类】英语-教学研究【参考文献】刘萍著.语料库数据驱动的学术英语教学.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21.07.图书封面：《语料库数据驱动的学术英语教学》内容提要：本书通过大学英语从“通用英语”向“学术英语”转向的过程中，探索了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英语课程教学。学术写作中，语料库语言教学资源是学术写作利用的工具和方法。本书在阐述写作课程中传授语料库方法和技能，目的是使学习者学会通过语料库检索，发现语言使用的规律，验证语言直觉，这种授人以渔的数据驱动式学习不仅能使学生获益，而且能使科研服务于教学，教学反哺科研。另外本书还从多个基于语料库的ESP教学研究案列进一步说明语料库数据驱动下的学术英语教学的必要性，以期加深广大师生和研究人员对语料库数据资源与学术英语教学相互关系的认识。...

2023-12-21 英语教学反思 英语教学方法

图书名称：《语料库与学术英语研究》【作者】姜峰著【丛书名】外语学科核心话题前沿研究文库.应用语言学核心话题系列丛书.语料库语言学【页数】200【出版社】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05【ISBN号】978-7-5135-7516-4【价格】55.90【分类】语料库-应用-学术交流-英语-研究【参考文献】姜峰著.语料库与学术英语研究.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05.图书封面：《语料库与学术英语研究》内容提要：《语料库与学术英语研究》在大量的实证研究和反思阐释的基础上，围绕语料库给学术英语提供什么信息语料库如何增进学术英语范畴内的文本能力、体裁意识和社会语境知识语料库涉及的语言学习理论如何有助于促进学术英语能力的提升三个问题，阐述语料库语言学的语料、方法和理论充分契合学术英语的研究与教学。第二章详细阐述语料库和学术英语的范畴与特征，第三章讨论学术英语语料库的研究方法，第四章回顾基于语料库的学术英语应用研究，最后在第五章探讨学术英语研究的挑战和前景。...

2023-12-21 语料库 英语研究方向 语料库的研究

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GlGoo学术）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GlGoo学术）是一款学术搜索引擎，可让您搜索学术论文、期刊文章、书籍等。它是GlGoo学术的一部分，GlGoo学术是一个全面的学术资源，包括学术搜索引擎、期刊数据库、书籍数据库等。使用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要使用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您需要先安装GlGoo学术应用程序。您可以在AStore或GooglePlay中找到该应用程序。安装好应用程序后，您就可以开始搜索学术论文了。您可以在搜索框中输入要搜索的关键词，然后点击“搜索”按钮。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将返回一个搜索结果列表。您可以点击结果列表中的标题以查看摘要。您还可以点击“了解更多”按钮以查看全文。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的功能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具有以下功能：搜索学术论文、期刊文章、书籍等查看摘要和全文保存搜索结果创建和管理书目与他人分享研究发现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的优势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具有以下优势：全面：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收录了数百万篇学术论文、期刊文章和书籍。准确：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使用先进的算法对搜索结果进行排序，确保您获得最相关的结果。易用：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界面简洁易用，即使您是第一次使用，也可以轻松上手。免费：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是完全免费的，您无需支付任何费用即可使用。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的缺点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也存在一些缺点，例如：有些学术论文、期刊文章和书籍可能无法通过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找到。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有时可能会返回不相关的结果。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不支持高级搜索功能。总体而言，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是一款非常值得推荐的学术搜索引擎。它具有全面的内容、准确的结果和易用的界面。如果您需要搜索学术论文、期刊文章或书籍，GlGoo学术搜索手机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023-12-20

图书名称：《长江学术文献大系大易集旨》【作者】刘大钧主编【丛书名】长江学术文献大系·哲学卷【页数】416【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06【ISBN号】978-7-5439-6985-8【分类】《周易》-研究【参考文献】刘大钧主编.长江学术文献大系大易集旨.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6.06.图书封面：图书目录：《长江学术文献大系大易集旨》内容提要：全书介绍了《周易》文本的早期形态，从自然易到道德易而形而上易，《周易》的文本结构及其言说方式，《周易》古经需卦卦爻辞新解，《易经》哲学的现代意义等内容，部分还有作者的每章结语，如《对唐君毅诠释朱熹太极理气说的反思》结语中作者还提出自己尚有疑义的地方：“两分朱熹之心理之说又批评朱熹支离之立场是象山、阳明开启，则不知是唐先生受象山阳明影响还是受牟劳二先生影响”是一些十分有趣的问题，另外，还附有关键词索引方便读者查找。《长江学术文献大系大易集旨》内容试读《周易》文本的早期形态：古文本《周易》复原陈居渊《周易》古经的文本，学术界没有争议，一般都认同传自汉代费直的古文本《周易》。理由是：《周易》古经因为未遭秦火，始终保留了先秦时期的基本面貌，所以《周易》文本不存有今古之别。据文献记载，最迟从汉代开始，由山东淄博学者田何传授用隶书书写的今文本《周易》后，其弟子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等被列于学官，民间则有费直与高相两家传授先秦古文本《周易》之说，于是《周易》文本也就有了今、古的区分。西晋永嘉之乱后，经唐至宋，作为官学的今文本《周易》也就不复再现。与此相反，费直之《易》却未受战乱的影响而持续不断。东汉刘秀建武时期，曾有立费直之《易》为博士之议，虽然因“无有本师”而作罢，但是经学家陈元、郑众、马融、荀爽都学习和传授费氏学，尤其是马融、荀爽还特为费直之《易》作了“传”。马融弟子郑玄、三国时魏经学家王肃、王弼等都传承费直之《易》并易为之作“注”，因此费直之《易》成为当时易学研究的主要文本。南北朝时本期，郑玄、王弼《易注》都被尊奉为国学。到了唐代，王弼《周易注》取代期了郑玄《周易注》而成为官学本，今天我们所习见的《周易》文本，相传就是由王弼传自费直的古文本《周易》。揆之史实，不仅汉代的费直之《易》不是古文，而且郑玄、王弼等所传之《易》同样不是古文《周易》。对此，从易学史的角度，重新稽考古文《周易》的文本及其传承，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早本期《周易》形成史的认识与研究。易鬣陈居渊，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儒家思想、中国经学史、易学史和中国古代文献学的研究工作。長江圣析文献大系·哲学卷大易集旨一、费直《周易》古文说质疑今本《周易》与费直之《易》固然有传承的渊源，但是费直之《易》是否就是古文本《周易》，事实上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有关费直之《易》为古文本的最早记录，仅见于《汉书·艺文志》“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的记载，后来又有《后汉书·儒林列传》转述为“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璜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一说。由于《汉书·艺文志》作为中国现存最早与完整的目录学文献，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因此自那以后，易家每每论及古文本《周易》，多本此说，深信不疑。但对于史书中的这样一种记载，笔者认为其中可议者甚多。首先，同样出自班固的《汉书·儒林传》并未明确提到费直传古文本《周易》一事，仅载“（费直）长于卦筮，徒以彖、象、系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平中能传之。璜又传古文《尚书》”。按照常理，班固既然为费直作传，那么传古文本《周易》这一大事不应该疏漏，这显然与《汉书·艺文志》所载不相吻合。其次，刘向利用朝廷（中秘）所藏古文本《周易》校勘施、孟、梁丘各家《周易》一事，同样不见《汉书》刘向、刘歆父子本传及《别录》与《七略》的记载。如《汉书·刘歆传》明确说“歆校秘书见古《春秋》《左氏传》”，未提及《周易》。又如从班固将《七略》转录改编为《汉书·艺文志》的具体内容来看，刘歆《七略》所录各类经籍都是先“古”后“今”。如《书》类：古文经十六卷，为五十七篇。《礼》类：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后氏、戴氏。《春秋》类：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论语》类：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两子张。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孝经》类：《古孔氏》一篇，十八章，长孙氏、江氏、后氏、翼氏四家。而于《易》类则云“《易经》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同样未见录有所谓的古文本《周易》。再次，刘向、刘歆都是汉代力挺古文经学的学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古文的痕迹也相当的明显。如《汉书·贾谊传》“前车覆，后车诫”，刘向《说苑》作“前车覆，后车戒”。考《集韵·怪韵》：“戒，古作城。”再考今本《比》九五爻辞“邑人不诫”，其“诫”字今帛书本作“戒”，证之上博竹简本亦“戒”，知作“诫”为今文，作“戒”“城”同为古文。可见刘向《说苑》作“戒”是取古文。又如《汉书·刘向传》所载他上奏汉成帝封对事中引《系辞》“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句，刘向作“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与今本不同。再如今本《系辞》“小惩而大戒，此小人之福”，据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所录刘向《周易义》作“不威小、不惩大，此小人之福”，这些显然与费氏《易》异趣，如果当时费氏《易》确为古文本《周易》，刘向何以不取？汉哀帝时，刘歆为争立古文经的官学地位，曾上书汉哀帝批评今文经博士们恪守传统观念，排斥古文经学，这就是至今仍然保存在《汉书·刘歆传》中的《移让太常博士书》。该书称：“《逸礼》三十九篇，《书》十六篇，以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藏于秘府，伏而未发。”这显然是指刘向在校理“中秘”藏书时发现的先秦古文经，并用《逸礼》《书》《春秋左氏》三种古文经来校勘作为官学的今文经学文本，这与班固的记载也不一致。众所周知，汉代自惠帝四年（前191）“除挟书令”后，“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是汉代基定的文化国策。如汉初张苍献古文《春秋》和《左传》，汉武帝时孔安国献孔壁先秦古籍，宣帝时河内女子拆老屋得古文书写的经籍易上献朝廷。特别是汉成帝时与费直为同乡的张霸因献古文《尚书》为朝廷接纳，而费直也因“治《易》为郎”出任县令，如果费直之《易》真是从民间的所得古文经，理应有上献朝廷的义务。西汉末年，王莽为了改制代汉，曾经早期积极推崇古文经学。他不仅崇尚《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形态《周官经》，而且也都立了博士使之成为官学。作为费直的弟子和弘扬古文经学为己任的刘歆，他们同仕于王莽新，后者更为新朝国师，如果费直之古《易》确为先秦古本的话，何以未人他们的视域，这些都表明费直之《易》在本当时并未被认同为是真正的古文《周易》。也正因此，《汉书·艺文志》所谓周易“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的记载，只是表明刘向所见的费直之《易》中保存“无咎”“悔亡”与古文本《周易》相同，并不是说费直之《易》就是古文本，而是针对前面“施孟梁丘经”所缺“无咎”“悔亡”而言的。诚如许慎《说文序》所云3長江登炉文献大系·哲学卷“其称《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那样，论者都据此误以孟氏《易》为古文，其实许慎集旨所指《论语》《孝经》为古文，非孟氏《易》为古文，而孟喜本属汉初田何今文一系的代表人物，许慎也不会不知。据此，刘向既然将费直之《易》与施孟梁丘经并提，那么费氏《易》应该也是汉代的今文本，倘若将其与今天出土的帛书本《周易》进行比照就可得到证明。至于《后汉书》所载“又有东莱费直传《易》，授琅邪王璜为费氏学，本以古字，号古文易”，那是说王璜传承费直之《易》，并以古文字来书写《周易》，号称古文《易》而非专指费直之《易》是古文本，故用一“号”字来突显王璜之《易》的不确定性，这与《汉书·儒林传》所称丁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从而出突显丁宽之《易》的特色并非是周王孙之《易》可谓如同一辙据《后汉书·儒林传》载：“建武中，范升传《孟氏易》，以授杨政，而陈元、郑众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亦为其传。融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自是费氏兴，而京氏遂衰。”后来由唐人陆德明所编写的《经典释文》则进一步指出：“京兆陈元、扶风马融、河南郑众、北海郑玄、颗川荀爽并传《费氏易》。”此五人中，除了陈元一家之《易》不见传世外其余四家易学，清人都有辑录。如今本震卦九四爻辞“震遂泥”，郑众作“震遂泥”，荀爽作“震队泥”，其“震”字古文作“戴”，《字汇补·雨部》：“露，古文震字。”“遂”通“队”。《史记·楚世家》：“韩已得武遂，于秦以河山为塞。”“武遂”，即战国韩地。考《玺汇》有“武队大夫”。《穆天子传》卷一：“天子猎于钘山之西河，于是得绝钘山之队。”郭璞注：“队，音遂。”《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以阳脉下遂，阴脉上升。”《集解》引徐广曰：“遂，一作队。”《吕氏春秋·知分》：“荆有次非者，得宝剑于干遂。”《淮南子·道应训》作“荆有饮非，得宝剑于干队”。考《荀子·礼论》：“暴慢、恣睢、轻俗似为高之属，人焉而队。”杨惊注：“队，古坠字，堕也。”《说文·定部》：“遂，亡也。通，古文遂。”《玉篇·是部》：“遂，进也，久也，安也，信也。逵，古文。”又《八部》：“蒙，从意也。今作遂也。”证之今帛书本作“遂”，知作“队”“逋”“逵”同为古文，作“遂”为今文。“泥”通“柅”。《诗·大雅·行苇》：“维叶泥泥。”王念孙疏证：“《潜夫论·德化》篇引《诗》作‘棍棍’，并与‘苨苨’同。”“泥”通“埿”。《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泥而不滓。”《隶释·费凤别碑》作：“埿而不滓。”《广韵·霁韵》：“泥，滞陷不通。埿，俗。”《集韵·齐韵》：“埿，或作星，通作泥。”“星”即“坭”字。证之今帛书本于作“泥”，上博楚竹书本作“圯”，“圯”即“坭”之省。知作“泥”为今文，作“圯”为古文。又如今本《屯》初九爻辞“磐桓”，马融《周易传》作“槃桓”，荀爽《周易注》作“盤桓”，“磐”“槃”“盤”虽然古音同属桓韵可以互借，但是据《说文》《玉篇》其古文皆作“鑿”。《管子·小问篇》：“桓公问：‘今寡人乘马，虎望见寡人不敢行，何也？’对曰：意者，君乘驳马而洀桓，迎日而驰乎？驳食虎豹，故虎疑焉。”尹知章注：“洀，古盤字。”知作“磐”“槃”“盤”同为今文。又如今本《师》上六“开国承家”，荀爽《周易注》作亦作“开国承家”。“开”同“启”。《逸周书·武顺》：“一卒居前曰开。”孔晁注：“开谓启。”《玉篇·口部》：“启，开也。本亦作启。”考《仪礼·士昏礼》：“启会却于敦南。”郑玄注：“今文启作开。”郑玄以“开”为今文，以“启”为古文，至确。证之上博楚竹书本亦作“启”，由此知荀爽作“开”是取今文，作“启”为古文。再如今本《豫》六二“介于石”之“介”，马融《周易传》作“扮”，郑玄《周易注》作“阶”。“介”通“阶”。《经典释文》：“介，古文作阶。”《说文·手部》：“扮，刮也。从手，介声。”《集韵·个韵》：“个，或作个、介，通作个。”惠士奇《礼说》卷十四：“个，古介字，故《说文》无个，盖今文个即古文介。”惠栋《九经古义》卷二《周易古义》云：“介，古文作阶。”宋翔凤《周易考异》：“马氏亦古文，作扮是也。”证之今帛书本“介”字作“疥”，上博竹简本“介”字作“紒”，知“介”、“扮”、《周易“阶”、“疥”皆从“介”声可以互借，又知今本作“介”、“疥”同为今文，郑玄作“阶”、马融作“扮”、上博竹简本“纷”同为古文。这在汉魏诸家《易的注》中，类似的辞列很多，这里不一一枚举，诚如唐人颜师古所说的“六经残缺，学者异师，文义竞驰，各守所见”。清人钱大昕说：“《说文》有同称一形经而异文者，盖汉儒虽同习一家，而师读相承，文字不无互异。”事实上，今态本《周易》所传费直之《易》也是今、古相间的，不是完整的古文本，而史书所记载的马融、荀爽、郑玄皆传费氏古文《易》一事，也不是板上钉钉的。也正因此，仅凭《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就确认费直《周易》为古文本，或周者说今本《周易》就是古文本，显然是有困难的。同样，史称王弼传承费直《易》为古文一说，也值得商榷。長红學好文献大系·哲学卷大易集旨二、王弼所传之《易》非古文本唐人陆德明在《经典释文·序录》中描述《周易》古经文本的传承时说：“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为世所重。”此说似不以王弼之《易》为费氏6学。然《序录》于前文则据范哗《后汉书》，称陈元、郑众、郑玄、荀爽“并传《费氏易》”。故吴承仕先生以为这两处行文“自相违伐，似为疏鲜”(《经典释文序录疏证》)。细斟陆氏语意，谓“唯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是直承上文“费之《易》人无传者”一句而发，因此可以理解为郑、王二人同传费学之脉。对此，《隋书·经籍志》说：“后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玄，玄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这里将费直、郑玄、王弼《易》学一脉相传，以至王弼作注，然后费直之《易》“大兴”的线索清理得十分显明。如上面所述，既然费直及其马融、荀爽、郑玄等人的《周易》不是古文《周易》，那么所谓王弼传承费氏《易》一说，同样失之推测而无历史证据。如果以今本《周易》与长沙马王堆帛书《周易》、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周易》相比勘，便能得到证明。如今本《周易》蹇卦六二爻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匪躬之故”，上博楚竹书本作“非今之故”，帛书本作“非口之故”，考之帛书本易传《二三子》亦作“非今之故”，后又引孔子曰：“非今之故者，非言独今也，古以状也。”由孔子的解释，可证该爻辞帛书与楚竹书基本相同，与今本相异。然而由该爻辞上下文意考之，其作“今”比作“躬”意思更为显明。今本之“躬”同“船”。《说文·弓部》：“船，身也，从吕，从身。躬，俗从弓、身。”《玉篇·吕部》：“船，身也。《易》曰：‘不有船，无攸利。’或作躬。”“船”通“穷”。《战国策·魏策三》：“皆知秦之无穷也，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矣。”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朱己谓魏王章》作“皆识秦之欲无船也，非尽亡天下之兵而臣海内之民，必不休。”《集韵·东韵》：“窮，或作竆。”考帛书本、阜阳汉墓本“躬”字皆作“館”，“館”即为“窮”“竆”之异体，与“躬”皆可通假。然考上博楚竹书本作“船”，由此知今本作“躬”为今文，作“船”为古文，亦知王弼所传···试读结束···...

2023-02-23 刘大均大易集成 刘大钧 视频

图书名称：《中国学术流变》【作者】冯天瑜，彭池，邓建华编著【页数】539【出版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02【ISBN号】7-208-15617-3【价格】138.00【分类】学术思想-思想史-研究-中国【参考文献】冯天瑜，彭池，邓建华编著.中国学术流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02.图书目录：《中国学术流变》内容提要：本书是一部“资料性”的学术史著作，它将这些古今学人议论学术流变的文献作为旁搜远绍的对象。从先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直至民国介绍了历代学人论述学术流变的文章，此外，还附加了港台学者、海外华裔、外国汉学家的论述。《中国学术流变》内容试读中国学术综论中国学术综论3如果把中国学术的发展历程比喻成江河行地，那么它时而波澜起伏，急流奔涌：时而舒展平缓，浩荡前行；时而注入新流，激跃迈进。其过程约略可分五个阶段。一、先秦：元典及诸子学兴起先秦诸子学的源头古远，从传说时代至殷商时期都能寻到诸子学星星点点的源迹，殷商巫、史、祝、卜的神本文化和西周德治初萌的官学文化，是先秦诸子的先驱思想资料。春秋以降，随着教入私家、学术下移，以孔子、墨子、老子为代表的一群思想家对先前杂沓无绪的学术文化进行创发性的总结。战国时期，“道术将为天下裂”，儒分为八，墨离而三，各种学术思想相互碰撞、推引、交融，形成诸子并立格局，时人感慨：“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庄子·天下》)战国后期，道家庄子、儒家荀子、法家韩非子各以一家为主体，又博采其他诸家之说，显示出学术“一而多，多而一”的综合气象。先秦诸子在范畴、命题、理论体系、思维方法诸方面奠定了中国学术发展的基石。二、两汉：经学发展与今古文之争周秦之际，法家炽盛。有秦一代崇尚严刑峻法。汉初清静无为的黄老之学流行。汉中叶以后，出现以儒家为主，兼摄道、法、阴阳诸家思想的趋向，学术文化从多元并起走向一家独尊，以先儒经典研习阐发为旨趣的经学成为学术主流。西汉盛行今文经学，古文经在汉武帝以后陆续发现，西汉末年至东汉初年古文经学渐趋昌盛，至东汉中叶有取代今文经学之势。东汉末年，郑玄注《三礼》，杂采今古文学，二者呈融合之势，然今古文之争并未止息，其影响垂之久远。三、魏晋隋唐：玄学、佛学、道教并盛，道统说初起玄学以经学之反动的面目出现，分四期：一为王弼、何晏的正始之音，二为嵇康、阮籍等的纵达之情，三为向秀、郭象综合诸说而倡自然名教合一论，四为东晋玄学的佛学化。在玄学发展的同期，南亚次大陆佛教文化在中国逐渐立足并得到发展，西域、印度的佛学大师来中原弘教者络绎不绝，西行求法的中国高僧连续不断，翻译家迭出不穷，中国本土学术与外来学术进行了一次大规模交流。与此同时，中国本土宗教一道教勃兴，宗教仪式和理论渐趋成熟。儒、佛、道三教鼎立并相互融会。隋唐承魏晋南北朝学术之绪，随着政治由分裂而统一学术也走向一体化，南北学风趋于一致。隋唐佛学特盛，大体循着综合诸家和中国化的两条相联系的路径演进。正当佛学达于鼎盛之际，以儒学为主体精神的学术亦在重组，韩愈、李翻提出“道统”说，在抑佛、排佛的大旗下蕴藏着佛学的影子。儒、佛、道的相互吸收预告着宋明理学的兴起。四、宋元明：理学与经世实学论难互摄继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之后，中国学术迎来一个精密4中国学术流变深邃的理学时代。理学历经开创、莫基、集大成、变态、批判与总结诸阶段。宋初胡瑗、孙复、石介三先生肇其始，华山道士陈抟的弟子周敦颐的濂溪学、二程的洛学以及张载的关学共奠其基，朱熹闽学博纳佛、道精神，集诸学之大成。与闽学相颉颜的是陆九渊心学。理学因朱学和陆学的互为补充已达极境。与此同时，王安石的“荆公新学”、苏轼的“蜀学”亦各有创发；陈亮、叶適则树立事功经世旗帜，与朱学多有论难。元朝统一南北，理学北传。元至明初，朱学占绝对统治地位；明中叶，王守仁提出“正心”之学，风靡朝野。明清之际，社会激烈动荡，一批有识之士对王学末流进行痛切反思，经世实学应运而兴。明后期，欧洲耶稣会士来华，向中国人介绍欧洲文明，从此开始了西学东渐的曲折历程五、清代：学术三变清初学术气象博大，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开辟了重实证、求经世的新学风。乾嘉间，“朴学”独占整头，学者多埋头古代典籍整理，罕言义理，少涉政治，学术归于考据一途。道光、咸丰间，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社会内部矛盾也日趋尖锐，学者鉴于朴学的琐碎、理学的空疏，力辟新路，重提经世致用之学，倡导今文经学，同时又汲纳西学。至清代末叶，先秦诸子学、明末清初经世之学和西学备受青睐，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诸人综汇儒佛、融合中西，辟学术新路。纵观清代学术，实取二千年之学术“倒影而缫演之”（梁启超语），这既是清代学术流变之特色，亦为中国学术的一奇异现象。清代对中国古代学术进行了自身的最终总结；咸、同、光、宣间，西学东渐亦日趋强化，以移植西学、综汇中西特征的“新学”渐成风行之势。论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节录）章太炎中国学说，历代也有盛衰，大势还是向前进步，不过有一点儿偏胜。只看周朝的时候，礼、乐、射、御、书、数，唤作六艺，懂得六艺的多。却是历史政事，民间能够理会的很少。哲理是更不消说得。后来老子、孔子出来，历史、政事、哲学三件，民间渐渐知道了。六艺倒渐渐荒疏。汉朝以后，懂六艺的人虽不少，总不如懂历史政事的多。汉朝人的懂六艺，比六国人要精许多。哲理又全然不讲。魏、晋、宋、齐、梁、陈这几代，讲哲理的，尽比得上六国。六艺里边的事，礼、乐、数是日明白一日。书只有形体不正一点，声音训诂仍旧没有失去，历史政事自然是容易知道的，总算没有甚么偏胜。隋、唐时候，佛教的哲理，比前代要精审，却不过几个和尚。寻常士大夫家，儒道名法的哲理就没有。数学、礼学，唐初都也不坏，从中唐以后就衰了。只剩得历史、政事，算是唐人擅场。宋朝人分做几派：一派是琐碎考据的人，像沈括、陆佃、吴曾、陆游、洪适、洪迈都是。王应麟算略略完全些，也不能见得大体。在六艺里面，不能成就得那一种：一派是好讲经世的人，像苏轼、王安石、陈亮、陈傅良、叶適、马端临都是。陈、马还算着实，其余不过长许多浮夸的习气，在历史既没有真见，在当时也没有实用；一派是专求心性的人，就是理学家了。比那两家，总算成就。除了邵雍的鬼话，其余比魏、晋、宋、齐、梁、陈的学者，也将就攀得上。历史只有司马光、范祖禹两家。司马光也还懂得书学。此外像贾昌朝、丁度、毛居正几个人，也是一路。像宋祁、刘放、刘奉世、曾巩又是长于校勘，原是有津逮后学的功。但自己到底不能成就小学家。宋、元之间，几位算学先生出来，倒算是独开蹊径。大概宋朝人还算没有偏胜，只为不懂得礼，所以大体比不上魏、晋几朝（中国有一件奇怪事，老子明说“礼者，忠信之薄”，却是最精于礼，孔子事事都要请教他。魏晋人最佩服老子，几个放荡的人，并且说“礼岂是为我辈设”，却是行一件事，都要考求典礼。晋朝末年，礼论有八百卷，到刘宋朝何承天，删并成三百卷；梁朝徐勉集五礼，共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可见那时候的礼学，发达到十分。现在《通典》里头，有六十卷的礼，大半是从那边采取来，都是精审不磨，可惜比照原书，只有二十分之6中国学术流变一了。那时候人，非但在学问一边讲礼，在行事一边，也都守礼。且看宋文帝已做帝王，在三年服里头生太子，还瞒着人不敢说，像后代的帝王，那里避这种嫌疑，可见当时守礼的多，就帝王也不敢公然逾越。更有怪的，远公原是个老和尚，本来游方以外，却又精于《丧服》。弟子雷次宗，也是一面清谈，一面说礼，这不是奇怪得很么？宋朝的礼学先生，都说服膺儒术，规行矩步，到得说礼，不是胡涂，就是谬妄。也从不见有守礼的事。只是有一个杨简—通称杨慈湖一在温州做官，遇着饮差到温州来，就去和他行礼，主人升自阼阶，宾升自西阶，一件一件，都照着做，就算奇特非常，到底不会变通，也不算甚么高。照这样看来，理学先生，远不如清谈先生)。明朝时候，一切学问，都昏天黑地，理学只袭宋儒的睡余，王守仁出来，略略改变些儿，不过是沟中没有蛟龙，鲵来做雄长，连宋朝人的琐碎考据、字学校勘都没有了。典章制度，也不会考古，历史也是推开一卷。中间有几位高的，音韵算陈第，文字训诂算黄生，律吕算朱载堉，攻伪《古文尚书》算梅鹭，算学也有个徐光启，但是从别处译来，并不由自己思索出来，所以不数。到明末顾炎武，就渐渐成个气候近二百年来，勉强唤做清朝，书学、数学、礼学，昏黑了长久，忽然大放光明历史学也比得上宋朝。像钱大昕、梁玉绳、邵晋涵、洪亮吉，都着实可以名家。讲政事的颇少，就有也不成大体。或者因为生非其时，不犯着讲政事给他人用，或者看穿讲政事的，总不过是浮夸大话，所以不愿去讲。至于哲理，宋、明的理学，已经搁起一边了，却想不出一种道理去代他。中间只有戴震，做几卷《孟子字义疏证》，自己以为比宋儒高，其实戴家的话，只好用在政事一边，别的道理，也并没得看见。宋儒在《孟子》里头翻来翻去，戴家也在《孟子》里头翻来翻去。宋儒还采得几句六朝话（大概皇侃《论语疏》里头的话，宋儒采他的意颇多），戴家只会墨守《孟子》。孟子一家的话，戴家所发明的，原比宋儒切实，不过哲理不能专据孟子（阮元的《性命古训》，更不必评论了）。到底清朝的学说，也算十分发达了。只为没有讲得哲理，所以还算一方偏胜。若论进步，现在的书学、数学，比前代都进步。礼学虽比不上六朝，比唐、宋、明都进步。历史学里头，钩深致远，参伍比校也比前代进步。经学还是历史学的一种，近代比前代进步。本国的学说，近来既然进步，就和一向没有学说的国，截然不同了。但问进步到这样就止么，也还不止。六书固然明了，转注、假借的真义，语言的缘起，文字的孳乳法，仍旧模糊，没有寻出线索，可不要向前去探索么！礼固然明了，在求是一边，这项礼为甚么缘故起来？在致用一边，这项礼近来应该怎样增损？可不要向前去考究么！历史固然明了，中国人的种类，从那一处发生？历代的器具，是怎么样改变？各处的···试读结束···...

2023-02-20 epub格式书籍 epub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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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名称：《国学经典导读》【作者】胡真主编；王珍喜，王明强，赵鸿君，薛芳芸副主编；王丽，史双文，冯春等编；方鹏学术秘书【丛书名】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页数】301【出版社】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03【ISBN号】978-7-5132-5478-6【价格】58.00【分类】国学-高等学校-教材【参考文献】胡真主编；王珍喜，王明强，赵鸿君，薛芳芸副主编；王丽，史双文，冯春等编；方鹏学术秘书.国学经典导读.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03.图书封面：图书目录：《国学经典导读》内容提要：全书共分为十四讲。第一讲是绪论，介绍国学、国学分类、国学精神、国学元典等相关知识；从第二讲到第十四讲则分别选择最有代表性的中华元典文献，包括《诗经》《尚书》《周礼》《礼记》《周易》《左传》《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孙子兵法》等，逐一进行导读，力度达到继先哲之遗产，发潜德之幽光之目的。《国学经典导读》内容试读第一讲绪论第一讲绪论中华民族五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和灵魂，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繁衍昌盛、不断创新发展的动力源泉。国学经典作为中国文化精华的传世之作，表达了中华民族对生存与发展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和追求。其智慧光芒穿透历史，思想价值跨越时空，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更是无数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根本。一、国学乃中华固有之学术关于国学的定义，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有统一明确的界定。汉语文献中“国学”这个词最早见于《周礼》，其后的《汉书》《后汉书》《晋书》中都出现过。只是“国学”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指“国立学校”。五四运动前后，“国学”是一个与西学相对应的词。义和团运动之后，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国内一些研究经史的学者既希望与新传人中国的西学区别开，又不屑以旧学之名称我固有之学术，于是邓实(1877一1951)等人创办发行宣传中国文化的杂志，并将其命名为《国粹学报》，以与西来之学术相抗。继则有更多有识之士担心“国粹”被欧风美雨吹掉，于是致力“整理国故”，以便牢牢地保存中华文化。1905年，刘师培(1884一1919)等人在上海成立“国学扶轮社”。此后，无锡、杭州、成都等地也纷纷出现“国学会”或“国学保存会”一类的组织，掀起了一场国学运动。章太炎先生(1869一1936)于1906年喊出“以国粹激动种性”的口号，主持“国学讲习会”，将其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结集出版为《国故论衡》；又于1922年在苏州讲授“国学”，出版《国学概论》。胡适(1891一1962)把研究传统文化叫作“治国学”，并亲自在“治国学”领域进行一系列有积极意义的探索。显然，那时的学者以“国学”来标示中国传统文化，以与新进西方之学相区别。国学乃中华“固有之学术”。现代意义的“国学”，一般是指以先秦经典及诸子学说为根基，涵盖后期各朝各代的中华思想文化与学术。“国学”乃中华学术之简称。广义上，国学包括中国古代和现代的思想文化和学术体系。中国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及中医学、农学、术数、地理、书画、音乐、建筑等，都属于国学范畴。狭义上，国学单指中国古代学说。其中的典型代表是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学说，涵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道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以及同时期的先秦诗经楚辞、汉赋、六朝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与明清小说及历代史学等一套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这些思想文化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华民族如何认识自然、怎样看待社会、如何做事做人、怎样治理国家等，对后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观念。“国学”成为独具中华民族特点且自成体系的中华文化形态，是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人文理念和认知方法的总合。“国学”0T园2国学经典导读堪称中华民族思想智慧之大成。二、国学体系庞大，内容丰富国学包罗万象，内容丰富。据中国现存第一部具有目录学性质的书籍《汉书·艺文志》记载，在汉代，记载国学内容的书籍被分为六类：一六艺，二诸子，三诗赋，四兵书，五数术，六方技。其中，六艺是经学，包括小学，即文字学等；诸子以诸子百家的著述为主，包括哲学、政论类学说；诗赋及诸子中的小说是文学；兵书收罗军事学著作；数术包含天文、历法、算术等；方技主要是医学和占卜一类的书。在清代，集中国历代文献之大成的《四库全书》把国学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经”指古籍中的经典，如《易经》《诗经》《孝经》《论语》《孟子》等。“史”指史学著作，包括通史和断代史，如《左传》《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子”指中国历史上创立某一个学说或学派的奠基人物的文集，如《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等。其他涉及天文、算术农圃、医药、术数、艺术、杂家、类书等皆归人“子部。”“集”可能是历史上某一个时期诸位文人学者的作品总集，如《昭明文选》；或是某一位学者个人的全部文集，如《李太白集》；或是某一位作家的某一类作品集，如《稼轩长短句》等。清代以后，有学者将国学按内容属性分为义理之学、考据之学和辞章之学等三类。义理之学阐明事物道理，相当于现代的哲学；考据之学为历史研究，相当于现代的史学；辞章之学为诗词散文及章奏、书判等实用文体创作，相当于现代的文学。三者大体类似于现代的文、史哲等社会科学。后来，又有人在此基础上添加讨论政治、经济的社会科学内容，并将其合称为“经世之学”；将探讨声、光、化、电等自然科学技术奥秘的内容称之为“科技之学”。国学的归类纷繁复杂，从另一角度说明人们对国学究竟是什么存在着认识和理解上的差异。尽管如此，却丝毫不影响国学本身的发展及其独特的存续价值。三、国学的核心价值及其基本精神在17世纪之前，以国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不仅奠定了以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为核心的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而且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包括天文历法和中国古代算术、中国传统医药等在内的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中华优秀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不断发展壮大的不竭动力，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也是无数海内外中华儿女共有的精神家园。(一)国学的核心主题是“人学中国人历来讲究人本，重视仁爱。国学最突出的核心优势，是它独具特色的人文精神及其始终如一以人文视角看待世界和人生，追求道德理想，并把这种理想推广到价值追求之中，所体现出的一种强烈的普世关怀和人文精神。距今约三千年前，中华文献即已出现“人”一词，还有一系列表示人的身体、人的器官、人的情感、人的行为的文字，说明中华民族对其自身及其各类活动高度重视。在历代文献中，“人”是出现频率非常高的词语。对人本质的充分认识及其对人主体性的完美揭示、对伦理道1G了河德的高度重视，皆是国学所表达的核心内容，闪耀着人本精神的光芒。第一讲绪论3国学的基本特征是“以人为本”。作为法家先祖的管仲把“以人为本”视为国家的根本。在《管子·霸言》中，管仲提出：“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这是最早的民本思想，其论述相当精辟。《尚书·五子之歌》中也有重视民众的类似说法，如“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等。把中国古代重民思想推向高峰的是孟子。孟子率先喊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口号，他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孟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西汉著名思想家贾谊进一步闸述了重民思想。他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学不仅强调重视民众，而且提倡因人情、合民心。《韩非子·八经》曰：“凡治天下，必因人情。”《慎子·逸文》认为，为政须“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孟子·离娄上》总结夏桀、商纣亡国的历史教训是“失其民也”，提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在此基础上，孟子进而提倡制民之产，认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在这里，富民强国的民本主义思想成为人本思想的升华值得注意的是，国学中的人本思想始终和伦理道德紧密联系在一起。人本思想重视人的价值，伦理道德重视人与人的关系。孔子以“仁”界定“人”，肯定人的核心价值在于“仁爱”，提出“仁者爱人”，提倡“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把“侧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确立为人应该怀有的“四心”，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人应该具有的仁、义、礼、智之“四德”。《管子》把“礼义廉耻”上升到“国之四维”的高度，认为如果“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一切都体现出中华国学重视人本、强调伦理道德、追求人文精神的特点。(二)天人关系是国学讨论的根本话题中国人的生存智慧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中国传统学问一直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要务。这是贯穿国学的另一条主线。所谓“天人之际”，主要关乎自然，关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国学的重要经典中，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或是法家，都把天人关系视为重要的探究问题和讨论话题。从历史上看，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文化史上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影响深远。“天人合一”的理论是中华先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完美解释。在中国传统文献中，儒家和道家都提出过“天人合一”的口号。但在实质上，儒家和道家的“天人合一”观是截然不同的。儒家所讲的“天”保存了西周时期“天”的道德含义，“天”具有道德属性；道家所讲的“天”基本是指原始的天、自然之天，“天”不具有道德含义。这里讨论的“天”主要是指道家的自然之天。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就是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管仲在《管子·版法解》中提出，要“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所谓“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实质就是主张效法天道，顺应自然，遵从规律，不违时令儒道两家不约而同地把天、地、人看成是整个宇宙的基本构成。《周易·系辞》指出：“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四大”说，认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至于怎样看待天、地、人之间的关系，老子的回答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整个大自然都处于“道”的运筹管辖之下。这里的“自然”就是原始自然的状态。而“道”是统帅其NOTE国学经典导读中的最高原则，不受制于任何其他东西。“天人合一”思想在老子这里表现为顺乎“道”，顺乎自然之常，遵循万物之自然规律。庄子在老子道论的基础上，将其发展成为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在《庄子·齐物论》中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他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实质就是“天人合一”的境界。这里的“天地”无疑是指自然之天地。自然天地按照一定的规律运行着。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与自然、与万物的区别都已不复存在了。“天人合一”就是提倡人们要尊重自然规律。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周易》提出：“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这里强调圣人的德性要与天地的功德相契，要与日月的光明相合，要与春夏秋冬的时序相一致，要与鬼神预判的吉凶相符合。万物只有尊重自然，才能得到自然的护佑。人要成为君子，也必须立德有四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合乎自然，尊重自然，不违背自然规律。显然，不管是儒家还是道家，都具备了与天地共生、共存、共荣、共同发展的基本观念。“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是把包括人类在内的整个宇宙，视为一个有机有序不可分割的整体。“天人合一”即对有机整体的宇宙观最简要、最直观的表述。其一，中国人把包括人类在内的宇宙视为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和生生不已的动态过程。这体现出一种对宇宙本质的尊重和理性的思考。其二，肯定并强调人与自然的有机整体性，并反复提醒告诫人们，不要把自然当作与人类对立的客体对象，从而肆意地索取、掠夺，甚至破坏自然，而应该注重与天地自然的共生、共荣。中国道教经典《太平经》说：“天、地、人…三合相通…三者共成一家，共成一体…不可无一也。”又说：“天地乃人之真本…天地不和，不得竟吾年…人命乃在天地，欲安者，乃当先安其天地，然后可得长安也。”就是说，天地自然是人生存的根本环境。只有人与自然和谐共处，才能共生共存。反之，如果自然环境被人为破坏，人类将无法生存，更不能发展。人类要想获得长治久安，必须以尊重自然为前提。“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内涵就是人与自然必须保持有机的统一。人类要像对待自己的父母那样敬畏、尊重自然，否则，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平衡一旦被打破，人类将不得安宁。人与自然相处的基本原则应该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是国学的重要内容，对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诸如科学、伦理道德、审美意识等，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三)中国先贤推崇的处世之道是“和而不同”“利而不害”“和”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符号，也是我们的祖先最先思考为人处世的结果。“和而不同”是孔子在《论语》中提出的观点。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显然，孔子是把“和”与“同”作为区别君子和小人的重要标准，认为道德修养好的君子能以自己的思想协调各种矛盾，使各方面恰到好处，稳定和谐。君子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能够与他人、与客体保持一种和谐友善的关系。而在某一个具体问题上，却不必苟同于对方，可以求同存异，和谐共存。“和”被看成是自然界万事万物和平共处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孔子所倡导的“和”并非简单的附和，甚至低俗的迎合。孔子所推崇的最高境界的“和”，于客观事物而言是多样性的统1GT园一，于人而言则是思想观念上的多样性统一。传统文化中的“保合太和”“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第一讲绪论“和故百物不失”“夫敬以和，何事不成”等，都是中华民族始终追求多样性统一的价值理念。《礼记·乐记》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和，故百物不失；节，故祀天祭地。”这里所强调的是，上好的音乐应能与天地自然保持和谐，上好的制度也应能与天地自然保持相同的节律。只有和谐，才能使万物生长不违背其规律；保持相同的节律，才能使人类的活动，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活动各得其所，均保持和谐共处的状态。《易经·乾卦》曰：“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意思是说，自然天道的变化，使包括人类在内的天地万物得到稳定的生存环境。人类若能适应、顺应自然天道的变化，就能达到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高度和谐，从而有利于客观万物的生存和发展。西方哲学家罗素曾经说过：“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在现代世界极其重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被世界所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和祥和”。“利而不害”是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思想。《老子·第八十一章》指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是对《道德经》的最后总结。意思是说，自然界的规律是有利于客观万物而无害于客观万物的，圣人做人的最高法则，也应该是积极努力而不与人争夺各种利益。老子在《道德经》中盛赞水善利万物的优秀品质。在老子看来，自然界的本质就是利万物而不害，人更应该如此。人的本性应是抱朴守一，不矫揉造作，不为名利所诱惑，更不可以互相残害、相互危害。老子倡导“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的生活方式，提出“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相处原则。这也是中国人追求的人生境界，是中国人人生的终极圆满，即永远对万事万物有利而无害。圣人仿效天道，天道只有奉献，没有索取，故圣人对任何东西也是舍多于取，取其生活必需而已。虽然我们每个人都不是圣人，但在内心深处，要把提升和修炼自己、努力效仿并争取成为圣人当成做人的目标。只要是圣人，只要遵循天道，就一定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国学始终倡导人们在做人做事的过程中要追求“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境界。作为被世界几十个国家用多种语言翻译出版、发行量仅次于《圣经》的中华文献，《道德经》“利而不害”“为而不争”的思想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与认同。(四)国学发展秘籍是“变易”、“日新”和“居安思危国学总结的发展秘籍是“变易”、“日新”和“居安思危”。在中国人眼里，宇宙间的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处在“变”和“动”的过程之中。“天地万物无时而不动，无时而不移。”变动是字宙间万事万物存在的基本状态及其典型特征。不仅如此，这种变动还有着极强的规律性。既非随心所欲的滥动，也非肆意妄为的妄动，而是应时而变、应时而动。与之相应，人类的活动也应该与时偕行，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遵循变易之道。否则，人类便无法生存，更得不到发展。中国人一直把《周易》视为专讲宇宙间万事万物运动变化及其规律的书。《周易》的作者认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其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不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里的“道”，无疑是指“易道”，而易道正是对天、地、人三才之道的总括。易道之屡迁，所反映的正是天、地、人三才之道的变动，说明变易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其为道也屡迁”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客观世界的变化完全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且不以人的意志为1GT衫6国学经典导读转移。《周易·系辞传》日：“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周易》作者把“阴阳变易”和“穷变通久”看作《周易》的基本原理，认为变易不仅是宇宙间的普遍存在，还是推动自然和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由此亦形成中华国学的基本精神之一，即《周易》所谓“生生之谓易”。“变易”“日新”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重要理念，是中华民族发展智慧中重要的思想文化资源。《诗经·大雅》日，“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并引“汤之盘铭”注释日：“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既然“变易”和“日新”是客观世界之常态，那么，“适变”和“维新”就应该成为人们思想深处的强烈愿望和发展追求。“日新”就要“与时偕行”。中华民族自古就是一个崇尚“与时偕行”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在长期生存发展的社会实践中，很早就懂得这样的道理：只有“变易”才能生存，只有“日新”才能发展，只有“与时偕行”才有光明前途。非但如此，“日新”还要遵循“变易之道”。“变易”也好，“日新”也罢，都要依据客观世界的变化规律，考量外部环境条件时机的成熟。正如《周易·彖辞》所言：“时行则行，时止则止。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居安思危”是“与时偕行”的另一种表述，是一种动态发展的眼光，也是国学总结的适应外部环境变化的发展智慧。在中国古人看来，一个忽视“日新”、不懂得“变易”、安于现状、故步自封、缺乏优患意识的民族，无论当时如何强盛，或者曾经怎样辉煌，最终必然走向衰败，乃至灭亡。“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有居安思危，防微杜渐，“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主动防患于未然，才能把各种危险因素消除在萌芽状态，才能永续安宁与发展。这也正是司马迁呼吁和强调“通古今之变”的意义之所在。以《周易》为代表的国学经典，包括《五经》《四书》及诸子百家等，皆以常怀忧患意识和倡导正确处理忧乐关系为国家民族生存与发展的长久之道。《周易·系辞》曰：“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孟子总结人心向背与“人和”在国家生存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此基础上提出在上者应“与民同忧乐”。孟子将其延伸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的这个思想后来被封建士大夫发展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先忧后乐”成为历代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和核心价值追求。仅有单纯的“居安思危”“先忧后乐”观念并不够，还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通过个人的道德完善和不懈努力，承载起厚德载物的历史责任。这种“适变”和“日新”的追求早已从个人生存发展的层面上升到为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而奋斗的高度。对于中华民族来说，国学在几千年里所承载的历史使命正如宋代的张载所言，真正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四、中华元典精神“中华元典精神”是当代史学家、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先生在其专著《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率先提出来的。冯先生将那些凝聚着中国人灵魂、深刻影响着我们民族基本精神、堪称中华文化标志的典籍定义为“中华元典”。“元典”作为一个整词，系冯先生首创。“典”原指放在架子上的简册。“元”代表万物初始的状态和根本。“元典”有始典、首典、基本之典、正典、大典、宝典等意蕴。从某种角度1CT衫来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元典”往往代表着一个民族原创性的思想和精神，不仅在内容上具有···试读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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