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名称：《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史》【作者】王向远作【页数】465【出版社】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09【ISBN号】978-7-5225-0151-2【价格】99.00【分类】文学研究-东方国家【参考文献】王向远作.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史.北京：九州出版社,2021.09.图书封面：译介与研究史》内容提要：本书是研究东方文学在中国译介与传播史的研究著作，采用历史文献学与比较文学的方法，将翻译文学史、学术研究史结合起来，系统地梳理了20世纪一百年间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传播的历史，对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的重要成果做了评述总结，并在书后附录《20世纪中国的东文学研……《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史》内容试读第一章印度及南亚、东南亚各国文学在中国在古代几千年间，以印度为中心形成了南亚、东南亚区域文学，并对中国文学产生了一定影响。到了近代，印度及南亚、东南亚各国大都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文学上也具有大体相同相似的创作主题与题材。印度文学是我国最早译介的外国文学，对印度文学的翻译与研究，形成我国翻译文学与外国文学研究中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学术传统。第一节对印度文学史的研究一、研究印度文学史的困难性与重要性研究印度文学史，比起研究其他国家或民族的文学史，有着两个特殊的困难。困难之一，就是印度古来无“史”。由于宗教文化特别发达，神话传说取代了历史学的功能，印度人对所崇拜的神及神化了的帝王将相的生平事迹，极尽想象和渲染，敷演出汗牛充栋的数不清的神话传说，并且信以为真，却视世俗层面的现实生活为虚幻不可靠，极力超越、解脱，根本不曾考虑记事为实、条缕为史。因此，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的印度王向远文学史书系·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史>>>却没有一部严格可信的历史学著作。这一点和中国文化、希腊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直到近代，才有欧洲学者在考古、考证的基础上，参考古代中国及欧洲有关印度的记载，最先为印度人整理出“历史”来。而研究和撰写文学史著作也是18世纪以来西方人学术研究、文学研究的一种常用方式。据说印度最早的文学史也是西方学者写出来的。现代中国人研究印度文学史的困难之二在语言。公元10世纪以后，由于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印度社会自身的变化，作为宗教祭祀和学术语言而在几千年中被广泛运用的梵语，在印度逐渐式微，各地方语言随之逐渐流行。如北部地区的乌尔都语、旁遮普语、信德语、克什米尔语，中北部地区的印地语、孟加拉语、奥里萨语、阿萨姆语、马拉提语、古吉拉特语，南部地区的泰米尔语、卡纳达语、泰卢固语、马拉雅拉姆语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语言，不是人们所想象的一般意义上的方言。它们之间虽有相互的影响，但差异颇大，有些甚至属于不同语系。印度成为英国的殖民地以来，英语又在文化水平较高的人群中间流行。在这种情况下，印度独立后的宪法不得不兼顾各方要求，将上述16种语言（包括英语）都确定为法定语言。一个统一的国家竟有这么多不同的法定语言，这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种情况也给外国人学习印度的语言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近代以来，中国不少有识之士都关注印度，有的希望借鉴印度沦为殖民地的“亡国”教训，有的寄希望于“佛教救国”，有的试图复兴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东方文化。他们都希望更多、更深入地了解印度，但都碰上了语言的屏障。近代著名文化人中，除章太炎、苏曼殊、许地山等极少数学者懂一些梵文之外，懂印度语言的人很少。当年鲁迅与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曾打算跟章太炎学习梵语，但上了几次课，便知难而退；康有为曾西游印度，并著有《印度游记》，但他并不懂印度语言。梁启超对佛教和印度文化很感兴趣，写了不少这方面的文章，但他也不懂印度语言。对此状况梁启超在1920年曾感慨地写道：“隋唐以降，寺刹遍地，梵僧来仪，先后接踵，国中名宿，通梵者亦正不乏，何故不以梵语，泐为僧课？而乃始终2王向远文学史书系·东方文学译介与研究史>>>1931年和1945年两次再版。这本书虽然不称为“印度文学史”，但它其实是一本系统叙述从古代到近代印度文学发展进程的文学史著作。之所以不称“史”，也许是因为该书在资料和篇幅上还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全书只有65000字)，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印度文学史的概论。这部书在我国的印度文学史研究中的地位，是由它的开拓性所决定的。首先，在印度文学史的分期上，它做了这样的划分：第一期吠陀文学或尊圣文学1.颂2.净行书或奥义书3.经书第二期非圣文学1.佛教文学2.耆那教文学第三期雅语文学1.科学2.赋体诗与往世书3.寓言与戏剧4.兴体诗5.佛教文学第四期近代文学1.雅语2.俗语与外国语这是一个简明扼要而又切实可行的划分方法。鉴于印度历史从朝代更替到作家生平等许多都是一笔糊涂账，而文学作品大都不是作家个人的创作，而是逐渐累积、长期形成的，因此很难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来将作品定位。像中国文学史著作那样按朝代更替来作为划分印度文学史的根据，是不可行的。因此，只能将时间相对模糊化，大体按作品先后顺序及作品的类型来分期。许地山的《印度文学》的这种文学史划分法，对后来的同类著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1945年出版的柳无忌的《印度文学》，乃至当代金克木的《梵语文学史》，都大体沿用了这样的方式。许著《印度文学》作为第一部印度文学史的著作，其中必然涉及印度文学史的许多专门名词和术语的汉译问题。此前，我国历代翻译家们曾4<<<第一章印度及南亚、东南亚各国文学在中国翻译了大量的佛教典籍，有些名词的翻译已经固定化，许著《印度文学》采用了不少这样的译词。但佛教文学之外的印度文学术语、名词，在没有译词可以借鉴的情况下，他不得不自行译出。这些名词术语的翻译，有不少为后来的学者所袭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许地山还将四部《吠陀》本集分别意译为《赞颂明论本集》《歌咏明论本集》《祭祀明论本集》《禳灾明论本集》。这里的“明”字，取汉译佛教典籍的含义，即许地山所解释的“知识”，这种意译使人望名会义，堪称巧妙。后来，有些学者（如柳无忌)仍然袭用许地山的这些译名。此外，《往世书》《五卷书》等作品译名，以及两大史诗中的人名，如罗摩、悉多、难敌、坚阵(战)、广博等，也是由他首次译出，并被后人延用或部分延用。还有一些名词，许地山使用了汉语文学中的相关名词来移译。例如，他把《吠陀》中的颂神的抒情诗，统称为“颂”；把“雅语文学”时期的抒情诗称为“兴体诗”，把叙事诗比作“赋体诗”。虽不尽恰切，但对于帮助我国读者理解印度文学是不无助益的。不过，在对印度文学中一些重要体裁样式的表述方面，也有不够到位的地方。例如，把吠陀文学称为“尊圣文学”，而把佛教文学和者那教文学称为“非圣文学”。为什么这么界定，作者也没有交待。他似乎是想说明：吠陀文学属于正统的吠陀教—婆罗门教，而佛教文学和耆那教文学都是反正统的，也就是“非圣”的。但这样区分显然有问题：吠陀教有吠陀教的“圣”，佛教和耆那教也有佛教、耆那教的“圣”，何况佛教、耆那教的兴起晚于吠陀教上千年，所谓“尊圣”和“非圣”也就没有同一时间段上的对应性了。另外，在对《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的体裁性质的表述上也有些问题。从体裁上看，这两部作品是“史诗”。虽作“史诗”(ei)这个词来自西文，在印度和中国的传统文学中没有这个概念，但《摩诃婆罗多》和《罗摩衍那》与希腊的荷马史诗完全同类，这在现在来说已是常识。但由于当时研究状况的局限，许地山对两部作品，并没有“史诗”的明确意识，在《印度文学》中，甚至没有使用“史诗”这个词，而是分别使用“如是所5···试读结束···...
2022-07-27
